知青·人生

这是邓晓芒老师2005年2月17日下午在长沙华悦酒店知青聚会上的演讲，收录在《人论三题》。

主持人李卷舒：
今天在此，我谨代表原下放江永县，老白水公社三中四中112名知青，向今天到会的各位知青兄弟姐妹们拜个迟年！（掌声）祝我们兄弟姐妹在新的一年里，新年愉快，身体健康，天天无烦恼，天天都开心。（掌声）
邓晓芒教授原来是下放我们白水的一名三中的初中生。他和我们广大知青的坎坷经历一样，1974年病退回城以后（我不晓得呀，是不是跟我一样的搞名堂呀？），经过他自己苦读，多年努力拼搏，于1978年直接考研究生。分数那是高分，应该是被录取的。由于当时的政治空气还没有解冻，不予录取。1979年迎来了政治的春天，他终于考取了研究生。现在是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生导师。在哲学领域占领了一席之地，而且在国内外卓有建树。
所以经过我们白水知青的多次邀请，想让他与大家见面，从哲学这个领域和角度与大家畅谈一下。哲学我不懂啦，我是学文科学得最差的。但是我晓得我们广大知青，饱尝了酸甜苦辣。人生的五味我们个个都体会到了，只是自己感受的深浅不同而已。我们知青的一生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坎坷、拼搏、自强、不息。”
所以我们这个讲座，等于又找了一个机会给大家聚一下。对外头来讲这是讲座，讲学也好，讲述也好，论述也好。实际上我们是扯一下子。我们下面就以热烈的掌声，请我们的邓晓芒教授跟大家扯一下子！（掌声）

邓晓芒：
这是，就我来讲也是头一回，一个是跟大家在一起谈一点心里话，这么多朋友们都来了；再一个是头一回用长沙话跟大家作报告，在武汉大学，那经常是用普通话啰，所以感到特别地亲切。

哲学这个行当，本来也不是我的行当。大家都晓得，我们都是初中高中毕业生，下到江永县修理地球。搞干这十几年。为什么搞哲学，而且搞到这个行当里头来，当然这也有我自己的一番经历。在今天这种场合下，每个人各自都有过一番经历。所以我今天想谈的主要是，就我们共同的经历中间所生发出来的一些感想，一些感慨，我个人的对人生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不一定都适合于每一个人。虽然我们大家有共同的经历，每个人的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都经过自己的拼搏。刚才李卷舒也讲了，我们大家都是跟命运拼搏出来的，自强不息。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我不过是把哲学当个事情，在这里做了一番。所以今天我想谈的主要是下放知青这么多年中间所形成的对我们本身命运的一些看法，从哲学角度来理解的一些思想、一些观点。

今天想讲的，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入手。首先我想对我们曾经共同经历过的上山下乡，它的意义，它的如何评价，来谈点我自己的看法。第二个方面是想从上山下乡中所产生出的一些哲学观点，特别是对命运和自由意志，来谈点体会。自由意志和命运搏斗，我们都是在争取自己的自由，但是又受到命运的限制，我想从在搏斗中间所产生的一些哲思，谈一点哲学的观点。最后我就想谈一点关于道德和信仰方面的问题。我们现在在座的起码都是年过半百了，喊做是“知天命之年”。我们到底是不是知天命？有的朋友们听过这种讲法，虽然到了五十，有的已过五十，但还是不知天命。天命在哪里，我们的意义究竟何在？我们信仰什么东西？这些东西还是模糊的。我想就这些问题来谈一下我的一点看法。

首先我想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对我们上山下乡的评价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一个老问题啦。我们，去年刚刚过去的江永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周年。四十周年肯定涉及有个评价问题啦。四十年前我们在那里做一件事情，决定了每个人的道路。它的起点从那里开始，我们从学校里出来，踏入社会的第一步，就是走的这条路。而且我们当时可以不走这一条路，我们大部分都是自愿报名，基本上可以说大家都是自己愿意去的。这跟后来1968年以后，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知青还是有点不同。我们选择了这条道路，我们现在经过四十年后回过头来，我们对这条道路，进行一番什么样的评价？如何看待？首先我觉得我们江永知青有它的一般性，也有它的特殊性。一般性就是我们江永知青作为知青这个群体，跟那个年代以及在前和在后，那些各种各样的形式下放的知青，包括前面邢燕子、董加耕、侯隽那些人，以及我们后面的1968年以后的红卫兵、老三届下放的，我们有共同的地方。一谈起知青我们有一种亲切感，我们随便到那里，年纪大的年纪轻的，比我们年长年幼的，只要讲是知青，我们就有共同的语言。这是它的一般性。在对待这个一般性上，在知青里面和社会上都有一些评价，一个很重要的评价就是认为知青上山下乡是国家的一项安置政策，就是把知青上山下乡归结为两个字：“安置”。安置办，安置什么呢？安置城镇的剩余劳动力，这是当时的一项国策。以前很多人对知青上山下乡的评价就是这样：这是国家当时为了解决城镇就业问题，而提出的一项国策。当然当时的宣传也很多，又是“上山下乡大有可为”啦，“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呀，毛主席的语录都讲了很多。“下乡光荣”，“用自己的双手改造农村，改变农村的面貌”呀。跟共产主义理想，跟后来讲的“五七指示”都有很大的直接关系。我们认为那些东西都是宣传。真正的问题就是城里容不了这么多人了，特别是1968年以后，20世纪70年代，很多文化革命的红卫兵又没读什么书，文化革命总要结束嘛，结束以后怎么办呢？这么多人，安到哪里呢？没有地方安，国家城市里面的工业又不发达，容不得这么多剩余劳动力，就往乡里赶，增加农民的负担。这是一般的评价。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思考，我觉得这种情况是很表面的。当然不排除有这方面的因素，知青有一个解决城市劳动力过剩的问题，这样的因素在里面起作用，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那时候这种因素还不是很明显，1964年，我们如果不是自愿报名下乡，呆在城里，呆一个月或者是一年，街道上找到工作总还是可以的啦。街办厂子，区办厂子，还是可以的，不存在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我们当时还是受宣传的那些东西影响，促使我们下决心到农村里去开辟一个新的天地。我觉得，在安置工作后面还是有个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就是当时讲的那套理论，从我们中学的时候就已经接受了的那套理论。一套什么理论呢？就是讲农民种田养活了我们，培养了我们。工人纺纱织布，农民种田，使我们的衣食有了来源。所以我们要感谢工农，感谢工人阶级、农民伯伯。这是从小就这么教育起来的。到了中学的时候，面临毕业也是这样宣传，就是说：整个国家80％的人口都是农民。农民现在很落后，比城里要落后。那么我们学的知识应该回报，要感恩。要回报农民，回报贫下中农。当时有这样一种大家所公认的意识形态根据。这种意识形态的根据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包括后来知青造反，批判什么“安置”，以及把知青下放到农村里去受迫害。当我们反省所有这些的时候，我们对这种更根本的东西还没有反省过，就是讲：是不是农民工人养活了我们，我们就必须回到农村里去？用我们的劳动和农民一样，把我们自己变成与工人农民一样？但是我们又有点知识，要贡献给农村，这是不是将来发展的道路？一个社会是不是将来就走上这样一种发展道路？最根本的，这个问题我们没反省过。

所以我觉得这种问题首先应该反省。反省到什么呢？要反省到、追溯到这种观念的起源。它其实是我们中国，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几千年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在现代的一种反映。一种什么观念呢？世世代代中华民族是自然经济，农业立国。自然经济之下所形成的这一套政治体制——皇权，它的基本运作方式，基本的结构方式，就是从农村、农家子弟里面来选拔官吏，然后这些官吏又要回到农村，我们讲的为老百姓做好事。这当然是一种儒家传统的理想。“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那么当了官之后，就要把自己所学得的那些经世济民的东西用来服务于老百姓。这在以往的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间，是一条正道。这是毫无疑问的。当时我们对这些东西也不会怀疑。再就是你如果做官做得不顺心，如果你落败了，或者是你考科举，没考得取，或者是罢官了，那你就回去种田。种田的时候你又可以教点私塾，培养读书人出去，又去做官。这叫做“耕读传家”。不管是从古以来一直到近代曾国藩他们，曾国藩家书呀什么，都是这一套思维模式，跟农村，跟农民紧密结合在一起，水乳交融不分。从农村的这种自然经济产生出读书人，然后这些读书人又回过来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维护社会的稳定一个最重要的途径就要老百姓有饭吃，要为民作主。

但是我们现在要反省这个东西，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遗传下来的这种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里面，其实是违背社会发展潮流的，违背历史规律的，历史规律不是这样的。你有了一个上层建筑，经济当然是基础，但是你形成了一个上层建筑，那么这个上层建筑呢，它有它自己发展的方向。比如说科技、各方面文化的发展、精神生活、人文，再一个政治体制这些方面，都要往高处走。往高处走的时候，不是说你始终要对农民、要对你的生身父母、工农，——它供给你的衣食住行，——永远存在一个报恩的问题。这是单向的，单方面的一个道德观念。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陈旧的观念。一个社会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间，它的基层和它的上层建筑是互相依赖的，互相不可分的，不存在哪个养活了哪个。当然我们吃的米，肯定是农民种出来的，哪怕机械化的农场，也要人去开机器。但是一个社会越发展，这个中间距离就越大。它应该形成一个社会张力。高层次的人反过来，作用于这些在生产第一线的。比如说我们湖南的科学家袁隆平，搞出这个杂交水稻。有的人就讲袁隆平养活了上亿的农民。他的一点科学上的发明解决了农村里的温饱问题，吃饭的问题。我们现在吃饭不成问题。农村里现在吃饭都不成问题，为什么？因为有了杂交水稻。杂交水稻哪里来？科技。科技如何来的？还是知识分子通过大量的科学的、知识的长期的积累，埋在实验室里做实验，你看哪个养活哪个？袁隆平也要吃饭，他吃的米也是农民种出来的，但是他创造出的价值，养活了整个社会。他有国际性的意义，不光养活了中国人，还向外国推广。所以不能那样机械地看待一个社会，好像永远是要回到原点，不能“忘本”，总是问你吃的碗里的饭是哪里来的。当然我们晓得这是田里种出来的，要有人去种，要有人去作出牺牲。但是另一方面，高层次的文化知识也不能够忽视。特别是一个社会发展到今天，从自然经济发展到我们讲的四个现代化，到今天的商品信息社会，科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今天我们这种社会还强调那些东西，那显然是一种停滞、倒退、落伍的观念。我们当时下乡就是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我觉得这个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个安置问题，安置剩余劳动力，但是为什么有剩余劳动力？中国的文化是不是多啦？我们读了点初中，读了点高中为什么就不能上大学？不能继续深造？是不是容不了这些知识呢？其实根本就不是的。中国当时的科技发展，跟今天还不能相比。科学发展了，产业发展了，这些人不是多了，而是还嫌少。当时的城市人口跟整个国民的人口相比还是极少数。为什么就容不得这些人呢？

所以对上山下乡这个问题，应该从这个意识形态层面上进行反省。当时看起来好像是我们自己报名去的，但是实际上有一种形式上的压力。我们自己的选择是因为当时别无选择。我们如果要有选择，我想当科学家呀，我想当艺术家呀，都可以呀。为什么就刚好选择下乡呢？报名呢？当然报名很光荣，但是那种光荣不足以吸引我啦。我如果想当科学家的话，我就想考大学，我就想深造。所以根本说来，还是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的这种模式决定了，我们当时只能下乡，不能不下乡。这是知青一般性的问题，我认为都应该归结到这方面，不是什么劳动力过剩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的这种政策倾向于一种停止、倒退的社会历史观。毛泽东的社会历史观讲“五七指示”，那种“五七指示”就是说，将来大家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人能够成名成家，能够当什么专家。但是每个人又都可以称为多面手，每个农民都可以成为科学家，都可以成为艺术家、诗人，都可以成为批判家。这是毛泽东“五七指示”的一个理想。但是那样一种否认一切分工的社会，是一种停滞的社会，一种倒退的社会，是不发展的，发展不起来。要发展起来就必须要分工，必须要拉开距离，那就不存在哪个养活了哪个，哪个应该感谢哪个，而是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贡献他自己的力量，发挥自己的才能。有才的就应该出头，就应该升上去。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才是一个有生机的社会。没有这样一种分工，那这种社会是没有生气的。所以我们下放当时讲的很好，我们是将来的“革命接班人”。我们在那里搞了十几年，也没看到接到什么班。现在呢，班被别人接去了。我们自己在这里被冷落，而且被排除在社会的边缘，可以说我们这一代知青大部分是边缘人。有的面临着下岗，有的勉强吊着一点工资在那里等着退休。有的已经退休了。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大部分处于社会边缘，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找到机会，没有给予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发挥我们的才能。我认为这是知青普遍的问题。

再一个是所谓的我们自己的感觉，觉得自己受到了迫害。这种观点我认为也是表面的，当然知青里面确实是有许多人受到了迫害，而且从我们下乡本身就带有一点，从我们的感觉来看，带有一点迫害性质。后来回过头来一想我们是被迫害的。为什么被迫害呢？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所以下农村，这当然是迫害。但是这还是表面的。我认为这种所谓迫害呢，有迫害但不是本质的，不是主要的。你到农村去，你出身不好，乡里人歧视你，特别晓得你的出身以后，有歧视，也不是主要的。根据我们的亲身体会，刚一下去的时候，那些农民还是蛮尊重你的，把我们当干部看，认为我们是干部，我们搞几年要回去。所以要说歧视就我们的感觉来说不见得很厉害，我们跟“四类分子”还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讲，我认为受的歧视至少不是本质性的。再一个呢，我们知青在农村还是作为一个群体。我们不是单个下放，所以有的情况下他们要歧视你还是做不到。知青在乡里还是比较团结的。一个队的同是知青还是互相帮助的，而且就迫害的程度和普遍的面来讲，其实跟农村的人受的迫害（农村人也受迫害）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区别。是不是我们受迫害比农民更多些？好像也不是这样。农村农民受乡干部的迫害，受公社干部的迫害，那也是很广泛的，所以相比之下知青作为在农村的一员，如果是被看作和普通农民一样的，那当然也要受到农民所受到的迫害。所以有些像小说家刘震云，他出身于农民，就很不服气，他说你们知青受迫害，你晓得我们农民是怎样受迫害的吗？我们农民受的迫害比你们知青要多得多！当然他处于他那种情绪对我们知青很不以为然。但是我们也要反过来想一想，我们其实在农村里面受的迫害，在农村里来说是常态，是家常便饭。农民受的迫害那也是很严重的。不是对知青特别那样，而是这种体制决定了，你的地位就是那个地位。那你就要受迫害。

李卷舒：
刚才讲到农民受迫害的问题啦。请暂停一下。由于今天来的人太多了。还陆陆续续地有人赶着来，现在就对不起大家。停五分钟，转移到三楼的大会议室去。对不起大家啊！不好意思。

邓晓芒：
刚才郭晓呜说，要我用普通话来说。我就改变一下啊，改变一下讲话的语言。
刚才我讲的是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一般性。一般性我们大家都有共同的经历，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以及在世界史上，恐怕很少有这种情况，就是这么整整一代人有如此共同的经历。这一代人是空前绝后的。以后恐怕也不会有了。
下面我想讲江永知青的特殊性。因为我们是“文革”以前下乡，这是64年、65年，这个是特殊的。当然这以前也有，像邢燕子、董加耕。他们是个别的下乡知青，有的是回乡知青。他们作为我们的榜样。而我们这一大批（几千人）全部是在“文革”以前下乡，而且经过自己的思考和选择自愿报名。刚才我们讲了，这个自愿选择有它不得已的背景。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我们自己是被赶下乡的，完全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但毕竟跟后来那些被赶下乡的还不一样，后来的政策是一律下乡，不下乡不行。我们当时还没有这种强迫性。再一个呢，我们的下乡是经过挑选的。跟后来的一刀切下乡还不一样。我们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把我们从中学，初中高中生里面挑选出来的。挑选出来的是一些什么人呢，都是出身不好的，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家庭，至少也是能够读书的，不让我们读书。所以这个挑选性，跟后来的很不一样，后来的你能不能读书反正全部都要去。而我们这一代江永知青是能够读书，这有它的特殊性。在我们里面多多少少，有一部分是由自己选择；另一方面，经过一只看不见的手，贯彻阶级路线把我们挑选出来，大部分都是成绩非常好的赶下乡去。所以我们对这个“文革”的反思，应该比后来那些下放知青要更加深刻，更加触及到上山下乡的本质。

另外，我们和建设兵团也不一样，我们是插队落户，哪怕是在这个那个农场、林场，也还是有一定的自由度，跟建设兵团里的军事化编制还不一样。我们有一定的自由度，但是也有一定的群体性。所以我们个人思考的余地还是比较大的。在这方面江永知青跟其他的下放知青相比有它的特殊性，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层次比较高。我们意识到我们是受到迫害，我们受什么迫害呢？受一种观念的迫害。这个意识形态方面的层次，表现比较明显，比较稍有些哲理。它就是要把你们这些有知识有文化而且学习成绩比较好的人赶下去，来拉平城镇和农村，知识和缺乏知识之间的差别。所以我们下放，是一个理想的破灭过程。我们下放都有理想，至少是有一个憧憬，我们在农村将来会怎么样？不然的话你不会报名，你当然可以不报名。为什么我们有的人一定要报名，一定要跟着去？有的人年龄不够还拼命地争取，争取下乡。至少还有一种憧憬。虽然那时比较年幼，觉得大家在一起这个气氛比较好嘛。有这个因素。但是对自己的前途还是有考虑的。所以在上山下乡以后，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我们是走过了一个理想破灭的过程。我们那一代知青可以说是一场“知青运动”。后来的知青不能叫“知青运动”，后来的是“运动知青”。我们那时还可以说是“知青运动”。有那么一股子气，在那里鼓励着我们，唱着当时那些激动人心的歌，到农村去。向走在前面的董加耕、邢燕子学习，有这么个理想主义的情怀。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江永知青的这个特殊性，能够促使我们向更高的层次来提升自己，这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我们下放这么多年，每一个人的经历虽然下放是一样的，但每个人在挣扎过程中也有各种不同，所以对这一段的评价也可以不必强求一律。有的人可以认为“青春无悔”。早几年讨论：“青春无悔”的问题，我们下放究竟是不是蹉跎岁月，是不是浪费了青春啦？这个问题也讨论了很多。我认为这个不必强求一律。有的人他可以觉得自己青春无悔，那么另外一些人，我相信恐怕有大多数人都觉得是浪费了青春，不值得。当时有很多电影，《蹉跎岁月》，《今夜有暴风雪》呀，还有包括报告文学《中国知青梦》，这样一些作品，都反映了一定的现实。总体上来看确实是这样，因为它就是这样的政策嘛，它就是要消灭知识。文科不要办啦，理工科还可以办一办，文科全部要解散。要在种地的过程中与农民同吃同住，一样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间去接触农民。毛泽东当年的这个号召，他就是这样想的。高层次的那些思考、那些东西，都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我们要革命化那就是工农化。这样一种强行造成的一个运动，确实浪费了大部分人的青春。我们今天回想起来觉得，而且整个社会都觉得：我们再也不能这样搞啦。再也不能这样干了，以后的知青运动可能不会有了。不管你打着什么样的好听的招牌，也不会这样搞了。这肯定是一个失败的实验，毛泽东所搞的一个失败的实验。一个把已经接受过一定文化知识教养的这样一些知识青年，好不容易获得一点现代文化科学知识教养的这些知识青年，强行地抛入愚昧的运动。但是就我本人来说，我认为经过自己的努力，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一段的经历、它的意义来一个改变。我认为可以改变，通过自己的努力有机会使这段被浪费了的青春，重新具有它的意义，使它变成自己的财富，是有这个可能的。所以，我当年就考虑，——我个人考虑，不必要求别人是这样，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考虑，——我就是认为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一个整体，它的每一部分都不是多余的，都应该有用，都应该对于他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什么人，能够起作用。你说那一段时间我浪费了，一点用都没有，那这个人的一生就非常的破碎了。当然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没办法。但是我呢，尽量地还是想要把它重新结构起来，赋予它意义。在下面我还要专门讲这个问题。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走出知青情结》。那是在1988年。1988年在武汉，我已经在武汉大学工作了。在武汉召开了一个武汉地区知青的二十周年讨论会，他们是1968年下放的嘛，把我也拉去了。我其实是湖南江永知青，我的知青资历比他们都老，因为武汉知青下放，长达十年以上的没有，一般的都是两三年，然后就招工。武汉的工业、企业也比较发达，招工的人也比较多。当时我的发言，就讲了这么一个思想。他们讨论的问题就是“青春是否无悔？”青春是不是无悔？我们下放了那么多年，对这一段时间如何评价？我认为呢，看各人的不同。比如说如果你想当科学家，那么这一段当然就浪费了，你后来尽管经过自己的努力，补课补上了，但是这一段毕竟是你的损失，你生命中的一个损失。它与你达到你的目的完全无关，而且是一种妨碍，顶多能够“磨炼意志”。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你也可以青春无悔。比如说我搞哲学，哲学跟人生的体验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我之所以后来走上哲学道路，也是在这方面有我自己的考虑。我自己觉得只有哲学才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把我的这个破碎的人生重新构成一个整体。我在农村不管是干什么，修理地球、挑担子、插秧等这些农活，在后来都是有用的，都对形成我的哲学思想起了作用。因为哲学跟生活体验是不可分的。所以我最近二十多年研究哲学，觉得我的思维方式跟其他的人还是有所不同，跟老一辈人，以及比我们更加年轻一辈的学者们，这个思维方式都不一样。不一样的特点就在于，我的哲学思想都有我的生活体验。不管我是研究西方哲学，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康德、黑格尔，都是用我的体验在研究，与国内外所有人的观点都不一样，跟那些权威学者的观点也不一样。我之所以研究哲学，因为哲学有这么大的包容性、概括性。而且我认为在这样一种受到歧视、受到迫害、被赶下乡，在毁灭知识、毁灭文化，降低整个国家文化层次的运动中，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中，我们要表达我们的反抗，只有这种方式。你不要我们读书，那好，我自己来读。我自己可以读。人都是能够、其实每个人都是可以自学的。而且就哲学来说，其实每个人无形中都是一个哲学家。虽然他不研究哲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都有自己哲学的思考。这个东西你无法剥夺。这是在这种逆境中能够对命运进行反抗的唯一的方式。当然还有别的方式，比如说我可以研究外语、苦学外语。我可以研究物理学、高层物理或者是原子物理、空间物理。我也可以研究数学，数学也不需要什么东西，只要有个脑子。但是你毕竟觉得其他东西对于你的研究都是一种损失。你在田里面插秧的时候，对于研究数学是一个损失，对于学外语和物理学是一个损失，至少是时间上的损失。只有哲学，我在插秧的时候，我也有我的收获体验，然后这些体验就会升华。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中都有他自己的思考，这个思考并不因为我们被放到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中间而终止，而且这种思考是高层次的。不是说我受到了迫害，斤斤计较，我的生存道路坎坷；然后到后来就埋怨，我就归罪于这个，归罪于那个。哲学得超越这种东西，它不受某一个群体的限制，就是说我们是知青，命运让我们是知青，但是我的思考不仅仅是知青的思考。我的思考是人的思考，它可以是全人类的思考，可以是全世界的思考。所以我作为知青，应该把自己的思想提升到一个超越的层次，应该为中华民族乃至于为全人类，来进行思考。当然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它有很多阶梯。首先要从最基本的经典著作入手，从人类已经进行过的思考入手。而且就我来说，开始根本就没这种抱负，就是觉得不应该就这样沉沦下去，应该通过自己的学习把自己提升，不要浪费生命。后来慢慢觉得，从我们知青群体这样一个基地，这个出发点出发，我可以说一点新的东西出来。在哲学领域里面可以说出自己的某些创造性的发现，这是后来的事情。所以我强调“走出知青情结”，就是说，不要陷入到知青群体的小圈子里面。我们现在最边缘化，这一点更加显得突出了。现在我们每个月可以聚一次会，大家在一起可以唱一唱，谈谈天，回忆回忆过去啦。这当然都是人之常情。但是我觉得，就每个人本身的思考来说，应该超出这个圈子，应该把自己的思想提升到一些一般的、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方面的话题和问题。也许你不是研究这个领域的，又不是专家，只是一个普通工人，或者是一个普通干部，或者说已经下岗了。但是作为一个人的一生，生活的质量不仅仅是表现在能够有吃有穿，有一定的工资，有好的住房呀，不一定表现在这方面，应该有你的精神生活。这个精神生活应该是跨越知青群体，甚至于跨越国界的，是全人类的，应该有这样一种形而上的精神生活，把自己提升到对个人的生命价值和人性的思考。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种选择，我们大家也可以在里面考虑一下，各人有各人的选择，现在是一个多元化时代，每个人都有他自由的生活方式。但是我认为，我们的这一共同经历应当产生出更高的成果，应当开出更灿烂的花朵来，不能让它白费了。我们下放，我们受了那么多的苦，是不是白费了？不会白费。我们来提高我们的素质，提高我们的境界，而不是陷入后悔、悲叹、叹息呀这样一种心境。应该造就我们自己。我们现在人生已经过了一大半了，但是造就自己的这一过程是没有终止的。只要还活着，就可以造就自己。造就自己主要是养成自己成为独立的个人。你认为你是个什么人，有的人说不出来。“我跟别人好像没有什么两样。好像人都是一样的。”但是你总应该有你自己的个性，有你自己的独立的人格。而且我们这一代人，我觉得一个最大的成果应该就是每个人造就自己独立的人格。后来的以及以前的几代人，好像在这方面的条件还不如我们。以前的不用说啦，我们老一辈，我们的先辈老先生们，他们的思想一直受控制，一直没有独立思想，说一句话都是小心翼翼的。我们可以有一定的自由思想余地。我们的后辈，比我们年幼的，他们现在又受到另外一种社会思潮的裹挟，流行的东西，时髦的东西，他们受到那种东西裹挟，也很少有真正的自己独立的东西。当然也有一些。我们这一代人呢，应该成就独立的个人。我觉得这是知青，特别是江永知识青年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应该成就独立的个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像鲁迅曾经讲到改造国民性：“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首先要把人立起来。人怎么立起来？每个人要有一种愿望，就是要“成人”，要成就一个独立的个人。人不能像动物，也不能像所有的人平均的那样，而要有自己的选择，有自己的个性。那么这种人如何能够立起来呢？鲁迅的体会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从小康堕入到困顿，——鲁迅他自己就是这样，——然后家道败落，经济方面有危机，被人家瞧不起，然后从内心里面产生强烈的世态炎凉之感。这是鲁迅的一个体会。就是说我们知青就是这样，从在城市里面这种生活，比较文明的生活，堕入到农村乡下那种层次比较低的原始的那种生活。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对人生的体会要更加深刻。这是一个规律。你从农村出来，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越来越好，你就体会不到人生的真谛。你往上走是体会不到的。这个社会的本质只有当你往下降的时候，才可能体会得真实。这是我们作为知青这一代人共同所体会得到的。所以我们中间应该对社会、对人生有更深刻的体会。在这方面，江永知青应该是有他的特殊性的，比所有其他人更加真实。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对知青上山下乡如何评价的问题。

那么下面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命运和自由意志。
我记得当年在江永流行的很多歌曲里面，最流行的歌曲之一就是《拉兹之歌》。《拉兹之歌》里面之所以能够震撼我们心灵的就是那一句话：“命运呀，我的命运！为什么这样残酷地捉弄我？”我们受到命运的捉弄。下放以后不久，我们就感觉到命运的捉弄。原来的理想，原来的许诺，“我们下放以后前途光明”，“天地广阔”，怎么怎么的，都烟消云散了。我们前途渺茫，不知道大家究竟会怎么样。所以这样一个流浪者的歌曲，喊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心声。但其实到后来一想呢，我觉得太消极了。这个被命运捉弄的感觉，太消极了。我觉得一个人是应该有自由意志的。自由意志会受到捉弄，比如说我们自愿报名下乡，我们满腔热血，我们对农村怀着美好憧憬，后来发觉自己受了欺骗，受到了捉弄。那么你的自由意志受到了命运的捉弄以后怎么办？是放弃自由意志呢？还是听天由命？有人说，“我们现实一点，我们到农村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别的想头啦所以你还是要现实一点，得过且过，要适应社会。”当然我们原来的理想都丧失了，原来那是假的嘛。那么，是丧失一切理想呢，还是发挥我们的自由意志，行使自由意志，再一次想尽一切办法来驾驭我们的命运，就像贝多芬所讲的，“要扼住命运的咽喉”？这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我觉得作为年青人，至少在我们那个时代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应该重新寻求我们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已经失去了，我们原来把这个宝押在下乡这样一种行为上面，我们下乡以后就会怎么怎么样，这种意义已经失去了，毫无意义。我们每天修理地球，我们一生就这样。我们看到农村那些老大爷老大娘，我们将来的前途就是这样。我们将来就像他（她）们一样？到地里面去扯猪草？那么生命究竟有什么意义？

这个问题也是我长期思考的问题。后来在武汉大学的时候，学生曾经问过我，他说：“老师你说，生命到底有没有意义？”当时我回答说：“生命本来是没有意义的，生命没有意义。”他说：“生命既然没有意义，那么我们活在世界上干什么呢？”我说：“你既然活在世界上，没有去自杀，而且还在提出生命有没有意义这个问题，这本身说明了你的生命已经具有了意义，有了你自己赋予它的意义。如果你提出了这个问题，那么你的生命就有了意义啦。”生命本来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在乡下、在农村看到那么多的人一辈子，那么多人当年都是那么年轻，我们四十周年回去看了，现在都老啦，好像在人世已经不久啦。我们就想这些人一辈子在这里，他们有什么意义呢？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就像一根草一样，春天生出来，秋天枯死了。它有什么意义呢？人跟所有的动物植物一样，没有意义的。那么我们知青同样的也到了这个年龄了，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经常为这个问题困惑。大学生、研究生他们也有这样的困惑。他们来问我，我就回答说：“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去寻求生命的意义。”生命没有意义，但是你如果去寻求，你的生命就有意义啦。因为人类之所以跟动物界不同，之所以在动物界之上，就是在于动物不寻求它的意义，动物是本能。而人类要寻求他生命的意义。当我问到“我的生命有什么意义“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人啦，他就成人啦。那么这个寻求，当然可能有不同的结果。有的人寻求到生命的意义，我这一辈子的意义就在于我要干什么。我要干些事情，我要把这件事情干成，这就是我。有一些人寻求到了，他们觉得生命有了意义。另外一些人寻求不到，有些人寻求生命的意义，寻求了一辈子，最后他们没有寻求到任何一件事情，在痛苦中死去。但是我认为只要去寻求，你的生命就有了意义，哪怕你没有寻求到。你在寻求嘛。寻求得到和寻求不到，这有一些外在的机遇，不完全是由你决定的。你想要寻求一个意义你就寻求到了呀？我当年想学哲学，并不是想将来要考研究生，要把哲学当作一个职业，没有这样考虑过。我寻求哲学，就是为了自己要在哲学里面去寻求，要做一个寻求者。一个人是一个寻求者，寻求自己的可能性。他寻求不到，但他是一个寻求者，这就有了意义呀。人总是要寻求的。如果不寻求，那么你就面临一个问题，你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干脆自杀算啦。有的哲学家就说，真正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自杀。你自不自杀？你不自杀，觉得还要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这个问题就要困扰着你。所以一个活着的人，一个有生命的人，特别是年青时代有那么强烈生命力的人，他的使命就在寻求。只要他寻求他的生命就有了意义。他寻求了一辈子，没有寻求到，但是他有寻求的经历。他在寻求的道路上拼命地往前走，人类社会就是这样过来的。人类之所以产生，从猴子变来，跟动物界不同，就在于无数的人在寻求。无数的人加入这个寻求的洪流之中，才造成了人类历史，才造成了人类社会。所以不要过分地在意于你寻求到了没有。寻求到了就是成功，就是成功者，好像只有成功者才有他的生活意义，不是的。凡是寻求者都有他的意义。在寻求过程中间他能够赋予他自己的生命以自己的意义。

所以每个人生活的意义只有他自己去寻求，别人给你的那些意义都是假的。我对那个学生说，你不要相信所有其他人给你的意义，别人告诉你，人生要怎么样，怎么样才有意义，不要听。你还什么意义都没有，你还得自己去寻求。你只有自己去寻求，寻求到了那些体会，那些体验才是你自己的。别人给你的、预定的，都是假的。我们一开始就被预定了，我们下乡之前就被预定了人生的意义。要像董加耕、邢燕子，所有的革命先烈英雄人物，这些人物都是人家给你的，但不是你自己的。那些意义都是外在的。所以人的命运，其实每个人都是被抛入到命运之中。我们都觉得自己好像被抛弃了，被抛弃到农村了，好像这个命运一下子降到我们头上来了，这不公平。其实不是的。其实所有的人都是被抛入，有的人没有觉得他被抛入。一个人养尊处优，从小到大，读了小学中学大学，然后功成名就。其实他的命运也是被抛的，他没有觉得。你的命运不好，也是被抛的，那么问题就在于人类在命运之中被抛，这个命运的意义，却不是外在东西抛给他的，而是他自己所赋予的。每个人的命运的意义是他自己赋予的。我被抛入到命运中，我一旦抛入到这命运中，我对这命运就有一种自己的看法，有一种自己的态度。这种态度这种看法使我对这命运赋予它独特的意义——我个人的。我被抛入到上山下乡，那么我能够由我自己的努力来赋予上山下乡一种我自己的意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人的命运不是一种完全外在的东西。当然我们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命运总是不可抗拒的，我们通常就是这么讲。这是从它的消极面来讲，命运是不可抗拒的。但是从积极面来讲，你的自由意志要表现出来，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呢？就在于你对待命运的态度上面表现出来。你如何对待命运？你被抛入命运了，命运强加于你了，那么你如何对待它？这就表现你的自由意志。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外在强加于你的命运，你的自由意志又如何能表现出来呢？如果一个人从小娇生惯养，养尊处优，他如何能表达他的自由意志呢？表达不出来的。人生每一步，其实都是冒险。他每一步决策都是冒险，由于这一步走出去了，他将来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这就是命运，受命运支配。但是你想一想，如果一个人他的一生，一点冒险都没有，不冒任何风险，一切都是安排好了的，他这个人的一生还有什么意义呢？一切都是别人安排好的，别人安排他进小学中学，进大学，他运气特别好，然后安排他进了研究所。最后他功成名就，这个人一生都是别人安排好的，有什么意义？只有通过自己奋斗出来才有意义，才是一个人呀。如果都是别人安排的，那不是一个机器嘛！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命运，把它当作我们自由意志的一个环节，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你要表现你的自由意志，你要成为一个人，要有你自己独立的人格，你就必须有一个作用的对象。我们物理学里面讲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嘛。你没有一个让你作用的东西来阻碍你，你的作用又怎么能表现出来呢？所以命运是自由意志本身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它之所以能够表现出来的一个必要环节。但是我们通常都把这个关系搞反了，就是我们把自由意志看成命运本身的一个可以随意捉弄，随意支配的环节。好像我们大家的自由意志都是假的，我们都受骗了，命运捉弄了我们。我们共同的命运把大量的知识青年的自由意志都耍弄了一番，我们通常就是这样看的，这个看法当然也有它的道理。确实是这样的。但这个看法呢，我觉得是表面的。对于每个人的人生来说，还应该有更深层次的积极意义上的一种理解。就是说我们要反过来，把命运当作我们自由意志的一个环节。我是知识青年是不错，那么我这个命运是我的，我就要用它来做一点事情。我用我的命运来做一点事情，做我自己的事情。虽然我当初是受到了欺骗，但现在我要支配它。

所以我对命运曾经有过一种解释，我把命运称之为“生命之运动”。真正来说我理解的命运就是生命的运动，就是生命自己，它的运动，它的轨迹，它的过程。人的生命和动物应该有所不同，不同在什么地方呢，不同在于人的生命是能够自我超越，自我创造的。它可以创造出一个自己来。一个人在没有经过自己创造出来的时候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人。每个人都是自己造成的。每个人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这是人跟动物不同的地方，动物不存在创造，它是由本能决定的。当然人也有本能，但是他可以自我超越，可以超越到更高的境界，他可以把自己的本能，把自己的肉体，把自己的命运都当成自我创造的一些材料。我用我的这样一些既定的条件，来创造我自己。要创造我自己，首先就要认识我自己。西方的哲学家最喜欢讲的一句名言就是“要认识你自己”。从古希腊苏格拉底就强调：人首要的使命就是要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己，当然是很痛苦的。一个人要认识自己会带来痛苦，很多人因为这个痛苦，所以就终止了认识自己，终止了这种思考。这种思索当然会带来痛苦，但是也能够使人坚强。一个人认识了自己，把握了自己，他就能够坚强起来。而且他能够提高人生的境界和质量。一个人认识自己（当然要完全认识自己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我们一生中间，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于是一个理想的目标。但是如果你在认识自己的道路上面行走，那么虽然会有痛苦，但是你可以摆脱一些低层次的痛苦。你痛苦的层次很高，虽然很痛苦，但是它是在高层次上面产生出来的痛苦，它能够使人坚强。

当然我这样说，很多朋友也许会觉得，是不是我这种说法太晚了？我们现在已经年过半百，有的已经六十几了，这么大的年纪啦，还来思考这样一些在我们年轻时代应该思考的问题，是不是太晚了？我觉得不晚。我觉得这是一个哲学问题，每个人其实都有他自己的哲学。只是有的人不太自觉。有的人想到哲学问题，他不以为这是哲学问题，他只是以为这是胡思乱想。其实他这种胡思乱想呢，有它根本的价值，你这个人一生，最后回过头来，一想起来就是这种感觉在支撑着你。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只要有一分钟的生命，他思考这些问题就不晚。他能够把无意义的东西赋予意义，比如说，我们下乡，这本来是无意义的东西，他可以通过自己的思考，赋予它意义。我们当年下乡，它成就了我，使我变成了今天这么一个人，使我在今天思想深刻，判断准确，层次比较高。我的经历，那些东西我都经过了，我们从底层上来的。我们现在碰到一些青年，他们对社会的判断，我们觉得很好笑。他们根本就不理解底层嘛，我们都从底层过来的，我们知道。这种境界问题，阅历，社会经验，通过上山下乡我们获得了，这是一笔财富。所以在大学里面经常有些学生，比较年轻的，他们跟我交谈，他们深切地感觉到我们的这样一种阅历不可多得。因为他们就没有下过乡，从学校到学校，再怎么会动脑筋，他们也没有这样一种生活的功底。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特殊的特有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