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渴望与死的沉思——读段德智《死亡哲学》

在人类哲学思维的发轫之初，“生死”问题就如同“有无”问题一样，成为困扰和推动人类哲学思维的一个根本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由于时代背景、历史条件、阶级立场和哲学信念的不同，有着千差万别的形态；然而，在这些不同的回答方式中，无疑也贯穿着人类思维从幼稚到成熟、从低级到高级、从肤浅到越来越深刻的有规律的逻辑发展过程。新近出版的段德智同志的专著《死亡哲学》，就是对这一合乎逻辑的历史过程从哲学高度所作出的一个总结，这也是国内第一部从“死亡”的角度探讨人生哲学的著作。

“死亡哲学”一词，严格地说，当指现代那些以死和不死为其哲学的基点或主要论题的哲学，最典型的如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和海德格尔的哲学。段著《死亡哲学》则主要是从古希腊以来西方有关死亡问题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史，来阐明人类对死亡问题的哲学思考，其视野就不是局限于某个具体的哲学流派，而是扩展到死亡问题在一般人类哲学思想中的历史演变和逻辑位置，是对历来的“死亡哲学思想”的哲学思考。因此，这不是一部单纯的哲学史著作，而是一部“哲学”著作，它贯穿了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原则。

从辩证的眼光看，生就意味着死，对死亡的思考实际上也就是对生命的思考，因而所谓“死亡哲学”也就是关于生与死的关系、关于作为整体的生命或生存本身的哲学。本书无疑是把死亡问题当作一个人生观和生命问题来加以探讨的。然而，它与一般的所谓人生哲学不同，不是仅仅从生的角度去看待死，把死亡作为讨论人生时所不得不考虑到的问题“之一”，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从死的角度来看待生，把生存看作由于对死亡的沉思、由于强烈的死亡意识才得以规定的一种死的方式。

在历史上，从死的角度来看待生以及对死亡本身所作的哲学思考，主要是西方哲人们所做的一项工作。本书追溯了西方死亡意识从古代对死亡的“诧异”，到中世纪对死亡的“渴望”，经过近代对死亡的“漠视”，直到现代对死亡的“直面”，这样几个具有内在“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规律的发展阶段，并且将马克思主义对死亡问题的看法作为这一发展历程的最高阶段，作为对历史上一切死亡哲学的扬弃和综合。这种追溯和揭示表明，“死亡哲学”并不是某个人一时突发奇想偶然提出的一种关于死亡的看法，而是在整个人类思想史上一直被人们所关注、所探讨、所推进的一个有机发展系统。的确，人之所以为人，一个重要的标志就在于他意识到自己的必死性。动物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它在死亡面前顶多只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它意识不到死，也就意识不到生，意识不到生与死的区别，它的生命就其本质而言也就与无生命之物没有区别。只有人才懂得生命的必死性，能够把死亡看作一种生存的方式，把生存看作一种死亡的方式，这就有了对自身生命和个体死亡的超越性，有了“类”的永生和不朽的观念，有了超越个人生死存亡的“历史”和“进步”的意识。正是在这一点上，如本书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死亡观和生死观达到了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不可超越的思想境界，这就是：通过投入到无产阶级和亿万人民流血牺牲以争取全人类的自由解放这一斗争中去，来赋予自己的生命以永恒不朽的价值和意义。

由于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死观这一制高点，该书对西方哲学史上有关死亡的各种各样的论点都保持一种批判性的态度，既肯定它们在人类思想史上的贡献，又指出它们理论上的固有缺陷，从而描述了由一种观点取代另一种观点的思维逻辑的运动。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有一个俯视一切的制高点，而且要对真实的历史资料作出具体可信的分析。可以说，揭示死亡哲学思想史内在的逻辑过程，是本书所力求完成的一件最为艰巨的理论工作。作者依据大量的中、外文资料，进行了具体、深入的分析和论列，除了力图展示各个哲学家的思想原貌外，还着力于描述出这些思想前后更替的差异性，描述出后一哲学家比前一哲学家在哪一点或哪些方面有所推进、有所深化，给人以明确的层次感和历史感。

在这一前提之下，作者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整个历史的一面镜子”，指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抛弃历史上的一切死亡哲学思想成果，而是将“勿忘死”和“勿忘生”、对永生的渴望和对此生的追求、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等等历来相互对立的原则都统一起来，科学地论证“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哲学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死亡哲学”。作者特别指出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批判地继承了“否定”的辩证法思想，提出了“辩证法是死”这一光辉原理。这一原理不是意味着毁灭一切而达到虚无，而是具有肯定的意义，即“死亡本身已预先包含在生命里面”，成为生命的内在动力；没有死亡，没有自我否定的新陈代谢运动，就没有生命，否定、批判旧世界的赴死行为是生命和历史运动的本质内容。的确，如海德格尔指出的，死亡是最具个人性的事件，每个人对待死亡的方式最本真地体现出他的个性和人格；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死亡又不单纯是将个人封闭起来的事件，而是有可能使个人超出自身、达到不朽的途径。“为人类进步事业而献身”这一既是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又是历史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信念，激励着许许多多的人前赴后继。

对于《死亡哲学》这样一部在国内具有开拓性的著作来说，引起各种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在这方面我只想提出两点，供作者和读者参考。一是在西方有关死亡的哲学思考中，自古以来便十分关注并长期讨论的一个问题是有关“自杀”的问题。西方人很早便注意到，人和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人能够有意识、有预谋地自杀，而这个问题在本书中除偶尔提到外，基本上没有展开论述。二是本书在对中、西哲学家的死亡观进行比较时，对两大文化之间的差异似乎注意得不够。中国传统哲学一般说来强调从生命的意义来看待死，而很少从死亡本身来赋予生命以意义，因而对于死亡问题要么是淡化，要么是回避，其生命意识主要立足于宇宙整体生生不息的自然生命，而非有死者个人只此一次的、须由自己来谋划并人为地赋予其意义的生命活动。但不能否认，本书的新意恰好在于，它将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中历来被忽视的死亡问题以哲学的方式系统地提出来，这就促使我们在生死问题上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思考。正是由于这一点，陈修斋、萧萐父两位先生欣然为之作序，表明了学界前辈对这一研究成果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