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与中国文化的底线

在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中，王朔的作品被冠以“痞子文学”的谥号似乎已成铁案了。但也有不少论者看出，王朔除了能写痞子外，还能写人的真情、纯情，后一种描写所产生的影响甚至一点也不亚于前一种。至于王朔自己，在他最近出版的两本书《无知者无畏》和《美人赠我蒙汗药》中表达了他对这一称号始而委屈、继而认同的复杂心理。然而，不论是评论者还是王朔自己，对于他作品中的“痞”和“纯情”究竟是什么关系，以及两者在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形成的互渗互补结构，都没有能够作出恰当的分析，达到清醒的意识。本文认为，王朔的痞和纯情具有两极相通的辩证统一性，二者构成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最终的“底线”，也是每个中国人内心深处隐藏的灵魂结构。突破这一底线，重组这一结构，是摆在当代中国人面前的一项历史使命。

一、王朔作品的两极——痞和纯情

王朔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极尽油滑粗俗之能事，将北京街头泼皮无赖的语言和日常行事经过集中凝练和再创造，活生生地直接搬上了小说，并且绝不是为了“暴露社会阴暗面”，而是为了逗乐、调侃甚至欣赏和默契，为了写出“人之初，性本痞”。

另一类是表现纯情的。这方面也有两种。一种是写痞子的纯情，先是说一个小痞子如何玩世不恭，把一切不当一回事；遇见一位纯情少女，开始还无所谓，后来忽然就“纯情”了，“爱”得死去活来。说明痞子其实还是很有感情的，他们的“痞”只是一副假面具，正好反映了他们对纯情的追求和绝望。另外一种是写彻头彻尾的纯情、“傻帽”式的纯情，其主角多半是女性。在一个如此之痞的世界中，唯有“女儿”还保持着清纯的“水做的骨肉”，而她们的命运多半是悲惨的，要么自杀，要么疯狂，要么孤苦伶仃，要么意外丧生。她们的“傻”有时导致别人的悔过和震动，有时则无任何结果。其实，王朔的主人公虽然大多是些痞子，可没有一个是真正的痞子。有人评论说：“这些人都玩得特纯情、特真挚，不同于那些蛮不讲理、动辄喝酒抡板砖的流氓痞子，他们流氓得特有原则，痞子得特有风度，还有那么股小布尔乔亚的温情味，玩得潇洒，耍得浪漫。说他们是流氓，那也是王朔把流氓给理想化了。”显然，这些流氓怕谁？怕的是真流氓。真流氓在王朔的书中只是作为陪衬。如《顽主》中的马青当街叫唤：“谁他妈敢惹我？”这时来了个五大三粗的真流氓对他说：“我敢惹你。”他愣了一下，然后继续叫嚷道：“谁他妈敢惹咱俩？”

总之，王朔作品中痞和纯情是对立统一的两极，痞子总有纯情，纯情少女总爱上痞子，崇拜痞性。但这痞又并不是真痞，不是真坏，而是一种“真挚的”痞，是人人皆有的痞之本性的不加掩饰、自然而然、赤裸裸的显露，自有几分“赤子”、“童心”的可爱。所以“性本痞”其实是“性本善”、“性本纯情”的一种表现形式。正是这种赤子之心，使痞子和纯情少女一拍即合，或得以沟通。

当代女青年眼中的“白马王子”往往就是那种浑身痞劲却又并非真正痞子的“拉兹”，这种人在社会上久经磨炼、机智狡黠，却又不失实在、真诚，比奶油小生、书呆子和好好先生更有吸引力，更不用说那些满嘴仁义道德和“忧患意识”、一肚子坏水的伪君子了。因此王朔用痞来表现纯情，或从痞中发现纯情，这比琼瑶、三毛、汪国真等人的纯情更深刻。王朔所到之处，脂粉气、奶油味、酸不拉叽的感觉一扫而光，人们发现了自己立足于世的本根，即赤裸裸的、动物性的生命力，亦即“痞”。承认痞，标榜痞，把痞子精神发扬光大，显出其纯情的本色——这就是王朔所追求的。

然而，有人评论王朔的人物“代表着新文化力量与几千年传统文化在灵魂、精神，特别是价值观、伦理规范上的大较量”，“预示着一个民族对精神新纪元的苦苦期待”，说这些“半叛逆偶像”“太有个性了”，使我们感受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是人而不是机器”，说顽主们“自由来去、嬉笑怒骂”是在“真正地主宰自己”，这就有些言过其实了。试问，凭他的痞和纯情，王朔真的能创造出一代有独立人格的“新人”吗？就能一反中国几千年压抑人性的传统，而为新世纪的到来指出希望吗？王朔的痞，真的是前无古人吗？

在中国文化史上，王朔的纯情也好，痞也好，痞和纯情的奇怪结合也好，都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古已有之。只不过王朔在中西文化的当代碰撞所引起的困顿中，把这些都发挥到了极致，更赤裸，更深刻，更纯粹而已。王朔暴露了中国文化的根，这是他的大功劳，也是他值得分析的原因。

二、王朔与道家精神

在中国文化的“儒道互补”中，王朔显然是以道家为立足点而对儒家传统进行解构的。道家精神在中国文化中虽然没有儒家那么显赫，但却是在每个人内心真正起作用的，只是人们平时不太意识到，只有在失意和孤独时才浮现出来而已。

道家精神的核心，有人认为是自由精神，有人认为是超脱精神，但我认为可以用两个字概括——自然。道法自然，大道自然。什么是“自然”？从形式上说，自然就是本真、返璞归真的意思。所以道家贬“圣人”而美“真人”，许多仙家道长都自号“真人”。真人在感情上，必然是真情、纯情。从内容上说，自然是指自然界、自然物（大自然）。万物都是自然，人也不例外，人的自然就是自然界赋予他的东西，即肉体生命、生存本能。所以道家很看重人的生命、身体和养生之道，但并不看重人的精神追求，如知识、道德完善、个性发展和审美享受，因为这些东西以超出自然之上的、非自然的意识和自我意识为根据，是不自然的，最好则是“顺其自然”，放弃意识和自我意识。当然这本身反过来又被看做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超脱和自由的境界，但其实还是“自然”的境界。

把人、把自己看作纯粹的自然物，或如庄子所标榜的“身与物化”，其结果是什么呢？是“痞”。所谓痞，是与高雅、高贵相对而言的，其含义是将一切高贵高雅的东西撕拉下来，使之降到与自己一样卑贱的地位，将精神降为物质，将崇高降为滑稽，将神圣变为可笑。在流氓痞子眼里，所有的人都和他一样只是动物。道家也将这种痞里痞气视为天地间的本真之“道”。东郭子曾问庄子“道在哪里”，庄子回答“无所不在”，在蝼蚁，在稗草，在瓦砾，在屎尿。王朔笔下的张明也说，“爱”这个字眼太可笑了，我说它只是因为它像说“屁”一样顺口。庄子主张“齐物论”，万物齐一，天地与我为一，听起来像是豪言壮语，其实并不是要把“我”的精神扩大到天地万物中去，而是要把“我”下降为天地之间的自然之物，要剥夺“我”的一切精神属性，贬低为“非我”。社会可以压抑人，但对于非人，对于自然物或物化了的人，就无所谓压抑了。由此就产生出一种阿Q式的自豪感：我不是人，是虫豸，是流氓，你还能把我怎么样？！

王朔作品中拼命糟蹋的就是人，就是人的人格和尊严。《千万别把我当人》中“踩乎的就是自个儿”。无怪乎唐元豹自我阉割、自打耳光、自揭脸皮向全场展示，能在自我糟践的国际大奖赛上拿冠军，在洋人面前为中国人“争口气”了。西方人的精神以灵魂和上帝为代表，中国人的精神则以脸面、面子为代表。但以撕掉面子为“露脸”、为有面子和光彩，这倒不失为中国人的另一种“精神”。王朔用象征的方式将这种精神发展到顶峰，并和道家一样，把这种自我贬低视为一种自我标榜：王朔的人物越说“我不是人”，越是在抬高自己；你越听越觉得他并不是在损他自己，而是在嘲笑你，他是说你和他一样，而且他还高出你一筹，因为他意识到并说出了他“不是人”，这使他超越于你和其他人之上。众人皆醉他独醒，他为此而得意，甚至盛气凌人，似乎还显出某种“个性”。显然，他高就高在他真，你假；他纯情，你矫情；他超脱，你小家子气；他自然而然，你虚伪自欺。

这就是“痞”和“纯情”的结合点。王朔的人物再痞，他们是真诚的，真诚到像婴儿、孩童。老子主张“复归于婴儿”，人要返回婴儿，童心是最纯洁的，也最自然地袒露出痞的本性。只不过通常认为儿童的痞只是顽皮，是未受教化的暂时现象，道家却认为这正是人的本色，永远也不能丢弃。王朔的痞子们又是纯情的，他们的痞都带有儿童恶作剧的色彩，而不是真正的流氓行为。相反，他们对儿童式的纯情都有一种天然的感受力。如《空中小姐》写“我”和阿眉的恋爱：“叫我深深感动的不是什么炽热呀，忠贞呀，救苦救难之类的品德和行为，而是她对我的那种深深依恋，孩子式的既纯真又深厚的依恋。”《过把瘾就死》中“我”与杜梅的爱情也是孩子赌气似的，这类爱情的内容无非是小孩子“过家家”式的小打小闹，撒娇耍赖，斗气发火，爱理不搭，打小耳光，占小便宜，抓和踢，互相虐待，唯独缺乏成熟的“性”的内容和青春的激情。因为超出儿童层次的激情已不再是天真无邪的“纯情”，它将带有一切人为的、非自然的幻想和筹划，使人成为独立行动的“人”。这就不再能回归到“自然”，而会像亚当和夏娃吃禁果那样，干出破坏自然和谐的蠢事来。

可见，王朔的“痞”并不是什么社会表层的堕落现象的反映，而是从社会最底层显露了我们民族文化的根。王朔把自己搞文学称为“码字儿”、“养家糊口”，为自己一夜之间暴富感到沾沾自喜，以为自己成了新时代新人的先锋，其实只不过是实践了传统文化最低层次的做人方式，它绝不是成熟的、有生命力的，而是幼稚的、有依赖性的、无希望的。当然，正如传统道家精神是对儒家礼法规范的一种消极反抗一样，王朔对一切以“道德”面目出现的假面具施以无情的攻击、嘲讽和揭露，也使受压抑的芸芸大众开怀一笑，似乎在黑暗中见到了一线光明。这就是为什么大众、特别是青年人喜欢读王朔小说的原因。但这样笑虽然痛快，却是绝望的，笑过之后心里引不起任何新的冲动，而是一片轻松惬意的平静，留下的余韵则是茫然和无奈。

王朔在讽刺和幽默上颇有天才。他善于抓住人们内心不可言说的心灵律动，轻轻一弹便引起共鸣。然而，当他的天才仅仅被用来自我麻醉，用来在任何尴尬的情况下巧妙脱身并取得精神胜利时，其作品就成了人心的鸦片。阿Q精神是国民心理的宣泄剂，它可以把在严酷的精神压抑和政治压抑下产生出来的巨大破坏性能量通过无害的方式化解掉，它可以使人不必用理性严格控制情感却“自然而然”地不做“蠢事”，不反抗命运，从而保生养命，益寿延年。王朔的人物和阿Q一样，在最难忍受的状态下都“不改其乐”，随遇而安；但比阿Q更高明的是，他们已有了“自我意识”，即不但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人”，而且意识到谁都不是人，总之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真正高贵尊严和有价值的东西，所有的人都和我自己一样超不出流氓、痞子的层次；痞就是我的本心本性，也是我的真诚。因而他们在痞、在耍流氓时没有丝毫负罪感，反而有种自豪感和自我纯洁感，这是与外国那些阴郁寡欢的痞子（如“拉摩的侄儿”、“当代英雄”皮却林及“多余的人”的形象）完全不同的。王朔也不是中国文化中独一无二的现象，一般来说，中国文人士大夫多少有一些痞性，也许可称之为中国文人的“平民性”。王朔只不过用文学形式将这点透彻地写了出来而已。

三、王朔与禅宗精神

禅宗精神与道家精神有很多相同和相通之处，但道家是出世、避世的，禅宗却是以入世的方式来出世，所谓“大隐隐于朝’、“隐于市”。道家的痞是在世外痞，因此是和大自然相痞，显出超越世俗生活的“雅”的气质；禅宗的痞则是在世俗生活中痞，“酒肉穿肠过，佛性心中留”，因而显得“俗”。但禅宗自认为是表面俗、内心雅，或“翻俗为雅”，是达到了返璞归真的更高层次。所谓“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却与原来的山水有了完全不同的精神境界。所以禅宗不是遁世或避世的哲学，而是“混世”的哲学，和所有的俗人一起在世上鬼混，只在内心自命清高，即使当了流氓，也自认为不是一般的流氓，而是以高于俗众之上的才情、心性、性灵去当流氓的，并不执著于低层次。如明清以来的言情小说、戏曲中，“公子逾墙”勾引少女的行为被大加欣赏，传为美谈，与其说是宣扬什么“个性自由”、“婚姻自主”，不如说是赞赏世俗勾当中的一点非世俗、超世俗的“真情”。它绝无普遍意义，而是个别才子佳人的特权。

王朔如果单是继承了道家精神，他的“痞”便不会成为“俗”，他的痞中的纯情便不会成为俗中之雅，不会成为对俗的一种高雅的玩赏、玩弄，不会成为对痞的一种审美游戏。如果说痞和纯情集中体现了道家精神，那么俗和“玩”则集中体现了禅宗精神。王朔玩文学玩得潇洒，王朔的人物也都是些玩家或“顽主”。他们什么都玩，什么都敢玩：玩麻将，玩女人，玩惊险，玩谋杀游戏，玩文学，玩深沉，玩理论，玩自己⋯⋯只要世俗生活中有的，他们就玩。最重要的是，要玩得成功，玩得潇洒，玩得无牵无挂，玩玩而已，玩过就玩过了，再玩。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游戏，犯不着为某件事发愁伤神。有人赞美这种玩世不恭为“重压下的优雅”，说它“至少还可以代表一种乐观向上、生生不息的市民精神和民众精神”，认为这表明中国人的巨大承受力和“生存勇气”。对民族劣根性的这种吹捧和美化，真是无异于痴人说梦！如果玩世不恭可以导致“乐观向上，生生不息”，不是在现实重压下的麻木和逃避，反倒是“直面困境和无聊生活”，那我们的社会早就会在麻将声和醉汉的呓语中进入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了。难道我们今天还不能在这种文化传统的“乐感意识”中看出醉生梦死和堕落无耻，看出建立在自我欺瞒之上的自我感觉良好，反而要把这种畸形的、发育不良和委靡不振的自得其乐吹嘘为有旺盛生命力的体现，还要作为“格外有意义”的好东西大加发扬吗？

但论者有一点是说对了：这种玩世不恭绝不是舶来品，也不是新时代的新生事物，而是古已有之的“国粹”。它的根源就是大大发挥、深化了道家精神的禅宗。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它与西方佛教的禁欲主义不同，而主张任性适意，消除一切人为的戒律。禅宗这样做有一个超世俗的前提，即“顿悟本心”，一旦顿悟，他的一切行为似乎就都得到了一份“纯洁”证书，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必内疚。而“顿悟”又与个人天生的“慧根”或才情才性有关，而与任何外在权威、教条无关，所以禅宗主张人心“本自无缚”、“直用直行”，要破除一切戒律、一切信仰、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放任自己未受教化的天然痞性。

同样，正如王朔把玩世、痞当做“优雅”来欣赏，禅宗也将自己的不轨行为视为高深的参禅之道。宋代圆悟禅师说过，“手把猪头，口诵净戒，趁出淫房，未还酒债，十字街头，解开布袋”、“事事无碍如意自在”！活脱一个王朔笔下的人物形象。当时靠“码字儿”糊口的文人张有云：“若心常清静⋯⋯于有差别境中能常入无差别定，则酒肆淫房，遍历道场，鼓乐音声，皆谈般若。”到明清，李贽主张私欲、童心，提倡顺自然之性“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要伪装和压抑；袁宏道、汤显祖才情至上，以情反理。时人评说“情之所向，俚下亦可，才之所向，博综猥琐亦可”，为世风之写照。文人士大夫们有的拥妓歌舞，有的聚敛财货；有的蔑视礼法，放荡佻脱，于宴会上当场脱衣扪虱；有的文人则借禅宣淫、以禅诲淫，出了许多有才气却至今被禁毁的淫书。

对禅宗、特别是狂禅之风及其在士大夫中影响的评价，正如对王朔的“玩”、“痞”的评价一样，历来也是言人人殊。有道学家一概否定的，也有鼓吹的，尤其现代人喜欢把它们与“个性解放”、“自由精神的觉醒”挂在一起，还为之找到了“市民中资本主义萌芽因素”这个“经济基础”。但资本主义从宋代起（或更早）就在“萌芽”，到明清还在“萌芽”，在王朔时代可能还属于“萌芽”，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中国式的资本主义注定只能停留在“萌芽”状态？

“发狂大叫”、痞、胡来，并不能真正造成人们的“个性”，只会造成中国人形态各异而实质相同的无定形状态。这种状态既无外在规范，也无内在规范，与其说是个性，不如说是千篇一律的“无个性”，或“水性”。“水性杨花”的不只是女人，“阴盛阳衰”的文化根源也正在于男子汉的个性无法得到定形，而总是被“水性”所消解。个人内心的无序化、无原则又助长着社会的无序化、无法规，法治建立不起来反过来又导致人格建立不起来。王朔的痞子精神并不能建立一种新型人格，而是瓦解一切人格。它固然可以清除旧的，却无法开辟新的；它不是导致人的有目的的自由意志的行动，而是盲目的自暴自弃，对现存的一切不能造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当人们把自己降到恶作剧的儿童水平时，只会更显出自己人格上的软弱无力，无法对抗整个森严壁垒自成体系的传统规范，就像一场意识形态中的农民起义一样，最后还得靠旧的一套来拯救社会、收拾残局。狂禅也好，李贽也好，王朔也好，最终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死水微澜”而已。

四、王朔与儒家精神

王朔最激烈地抨击传统道德，嘲弄一切世俗礼法规范，这是读者有目共睹的，也是王朔自己最得意的。单凭这一点，他似乎就超出了我们这个文化的氛围，而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奔向“新纪元”的道路。王朔的确与儒家、不论是旧儒家还是新儒家都完全格格不入。然而，似乎谁都没有发现，王朔偷偷地、不自觉地和中国传统儒家精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这么说也许有点毒：人家把一切挂得住脸的东西全都豁出去了，还落了个“痞子作家”的名声，图的就是个与传统儒家一刀两断，你凭什么说他还不干净？其实中国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越是自以为与传统一刀两断的，越是与传统有一种脱不了的干系。王朔对体现在当代正人君子身上的儒家道德规范的揭露和攻击是不遗余力、痛快淋漓的，许多人甚至认为是过分的。但似乎谁都没有注意到，王朔的一切调侃刻薄讽刺挖苦所针对的都不是儒家的道德精神本身，而是现实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这种道德的虚伪性。就是说，他愤世嫉俗地批判传统道德，并不是认为这道德本身要不得，而是因为它到处都成了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违背道德干亏心事的遮羞布，在今天，人人都以此来装点自己，再也没有真正的传统道德了。所以王朔反传统道德主要就是反它的虚伪性。

在《美人赠我蒙汗药》中，王朔把自己道德上的“底线”归结为：“可以无耻，但不能伪善。”当老侠提出“中国知识界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诚实’是什么”，“最大的盲点不是知识上的无知，而是做人上的人格上的无知”，“知识的立场对一个人的道义立场不是特别重要，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可以非常善良、诚实”时，王朔也很有同感。他说：“这么一想，少读点儿书也不见得不好。只要诚实地对待自己的耳闻眼见，叫个人都能悟出这点儿理儿，都会对孔子那种全是道理的书反感。”可是，这个“理儿”听着怎么觉得那么耳熟？卑贱者最聪明，读了几年书越读越蠢，贫下中农脚上有牛屎但“阶级感情最深”，人力车夫要榨出鲁迅“皮袍下的‘小’”来，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这不也“全是道理”吗？其实这些“道理”孔夫子也讲过，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论语·雍也》），他赞颂古人“愚也直”，抨击“乡愿”为“德之贼”（《论语·阳货》）。孟子对此解释说，“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说这种人“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孟子·尽心下》）。总而言之，乡愿就是伪善，媚俗，不诚实。孔孟骂乡愿，主要就是因其不诚实。知识分子不诚实，农民和车夫诚实。后世朱熹的“八条目”，其核心也就是“诚意正心”（“格物致知”只是达到诚意正心的手段，“修齐治平”则是其结果）。儒家学说在做人方面所说过的一切道理都可以归结为一个“诚”字。这就是儒家“道统”所表达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第二十二》），及“万物皆备于我矣，返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

当然，在孔子的时代，他的学说所遭到的攻击也正是“不诚”，这种攻击与王朔的攻击常常如出一辙。如老子就说过“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道德经·第十八》）。庄子杂篇《渔父》中也借渔父之口批评孔子“苦心劳形以危其真”：
孔子愀然曰：“请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其用于人理也，事亲则慈孝，事君则忠贞，饮酒则欢乐，处丧则悲哀⋯⋯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为也⋯⋯惜哉，子之蚤湛于人伪而晚闻大道也。”

显然，在“事亲”、“事君”等等方面，老庄与儒家其实很少有什么区别，他们讲的是同一个“道德”，道家对儒家的批评只在于“不诚”，违背“自然”。同样，禅宗所标榜的也正是人的自在自足的天然“自性”，这种自性连佛家自己的祖传规范都要抛到九霄云外，更不用说儒家那一套外来的规范了。可见，儒、道、佛争扛的是“真诚”这块招牌，王朔扛的也是这块招牌，他要表现的还是“人间有真情”，并自认为支撑着他的写作的是“靠真实，自己生活的真实状态”。这就注定他与儒家的根底“诚”脱不了干系，正如道家、佛家最终也“三教合流”汇入儒家一样。王朔想以“玩”和调侃、“一点正经也没有”的不诚的方式来表现和寻找真诚，他觉得自己骨子里还是在说真话，在待人以诚。当他看到千百万读者都对他报以真诚的微笑时，就感到自己有了某种历史使命感，想要来点“经典性”的、万古流芳的东西。他不知不觉以一个超越群众之上的“顽主”而陷入了儒家的“群体意识”，由愤世嫉俗跌落成了媚俗，并为这种媚俗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我觉得文学应当有两种功能，纯艺术的功能和流行的功能。而我总试图找一个中间点。”当然，纯艺术也不是没有可能“流行”，但一个作家主观上想找一个“中间点”，这就违背了艺术和文学的一条基本规律，即：要媚俗，就搞不出纯艺术来。就算王朔的初衷是为了潜移默化地给老百姓灌点“纯艺术”，以另一种方式完成“文以载道”的使命，他的艺术最终却并不能真正提高大众，相反，它处处在迎合大众、表扬大众、麻醉大众，让大众觉得自己的鄙俗是那么舒坦自在，以为自己的浅薄其实大有深意，感到自己的不幸充满美感，自己的孱弱无能浸透了幽默，可以自我欣赏、玩味、咀嚼、陶醉，在无意义中寻出意义来，但唯一的是并不真正去改变现状。他是以讨骂、出洋相和惊世骇俗的方式达到了“以诚媚俗”的效果，使自己成了“大众文化”中的“精英”，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

总之，王朔的作品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儒、道、释中最内在的共同的精神底蕴，即面向整个世界（自然、大众）的“诚”，它与其被看做一种新人的呼唤，毋宁是一种人格崩溃的象征。但由于它揭了中国文化的老底，它就具有一个时代的代表性特征，促人深思和反省。在当代中国作家中，还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如此深刻的洞见的，而这本身，也就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开始有所突破了。

五、王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突破

黑格尔有一句名言：意识到界限，就已经超出界限了。王朔寻求到了中国文化最深处的“根”，倘他认为这就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并感到内心踏实，灵魂安妥，终于有了归宿，那他就万劫不复了，他就和张承志、张炜们没有什么区别了。这些人缺乏的就是文化自我意识，或者说，他们心目中总有点东西是绝对不容怀疑、不容思考的，他们以为所谓“信仰”的意思就是不怀疑。其实，真正的信仰是一种痛苦的怀疑，即对自己的信仰的不断拷问，为自己目前的信仰有可能虚假而不安，而努力寻求超越之道。鲁迅就是如此，谁能说鲁迅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呢？但他终生都在怀疑和自责之中，他否定了一切传统的安身立命之所（儒、道、禅等等），左冲右突，为的是寻找到新的信仰，而不是仅仅满足于说怪话、泄私愤。而鲁迅对中国人传统信仰最深刻的质疑，就是对“真诚”的质疑，如他在《伤逝》中通过涓生之口对盲目相信“真实”的忏悔：
我不应该将真实说给子君，我们相爱过，我应该永久奉献她我的说谎⋯⋯我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却将真实的重担卸给她了⋯⋯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

这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王朔似乎对鲁迅并不是很熟悉，但我要说，幸亏有鲁迅，王朔才得以在一定程度上超出自身、也就是超出中国文化的局限性，得以返身审视自己那种与生俱来的“真诚”。例如，他曾在《看上去很美》的“编者序”中以“编者”的口吻评论自己：
作者称这书的初衷是对他过去作品乃至个人生活的一次正本溯源。明白讲了是回忆。⋯⋯除了新闻，什么不是回忆？“新”，大约也不在于某人又回忆了。为王朔想，难能可贵的是卸下伪装和人格面具，让我们看一看一个人可以真实到什么程度。作为一个中国人，在中国成长，不论自以为是谁，只怕最后总还要和中国的一部分认同。

但在同一本书的《自序》中，他立马就否定了这种“记忆”的真实。他说他自己本来是想“彻底自由，随心所欲，沿儿可儿地真实一把”，然而真正具有摧毁性，禁不起我自己追问的是：你现在想起来都是真的吗？谁都知道人的记忆力有多不可靠⋯⋯看来“还原生活”也不过是句大话，又岂是下天大的决心，拿一腔真诚换得来的？⋯⋯至此，大哭而回。认命。停止对真实的纠缠，回到我们称之为“小说”的那种读物的基本要求上。⋯⋯所以，在这儿我先给读者提个醒：我这本书别当回忆录看，没几件事是真的⋯⋯

他甚至从老舍的悲剧中看出了：“真诚，与伟大的时代同步并不能保证一个作品笃定成功。”老舍够真诚的了，但这并不能保证他不说谎。那么王朔呢？他真的能做到真诚吗？在这一点上，他表现出巨大的困惑。甚至在他写《动物凶猛》时，他就感到了真诚本身是个无法摆脱的悖论：
这个以真诚的愿望开始述说的故事，经过我巨大、坚韧不拔的努力已变成满纸谎言。我不再敢肯定哪些是真的、确曾发生过的，哪些又是假的、经过偷梁换柱或干脆是凭空捏造的⋯⋯我现在非常理解那些坚持谎言的人的处境。做个诚实的人真难啊！⋯⋯忘掉真实吧，我将尽我所能把谎撒圆，撒得好看。

明显可以看出，这些话与鲁迅对真诚的忏悔有一脉相承之处。但与鲁迅不同的是，王朔说这些话时还透着一丝心虚，他并没有把自己的“说谎”看作“向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的行动，而只是当做一个无可奈何的权宜之计，是“认命”。不过，他与鲁迅具有几乎同样的自我解剖的勇气。他说：“和别人的丑恶相比，我自己的丑恶形象更触目惊心。如果我还有起码的真诚，首先应该面对自己才是⋯⋯我将一路退到自己内心最阴暗的深处。从自我描写开始新写作⋯⋯我需要对自己进行一番心理治疗。你可以把这当做我的文学动机。”就连意识到自己的绝望并以此作为牺牲去换得后来者的希望这一点，王朔和鲁迅也十分类似，鲁迅曾自述，“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王朔也说：“一个东西要发展、进化，达到高级阶段，总是要先出生，再取舍、淘汰、演变。黑暗是为光明显得重要而存在的，新生儿是伴随着痛苦、血水、肮脏和一塌糊涂出生的，如果我们注定要付出代价，我同意把王朔付出去。”

但鲁迅也好，王朔也好，在这里都面临两个回避不了的问题：一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或是把自己作为牺牲的“代价”“付出去”，这样做是否还含有某种真诚的标榜呢？是否在更高的层次上觉得自己成了真正的“圣人”呢？二是孩子们和“新生儿”是否真的会由于圣人们的牺牲就来到了“光明的地方”或达到了“高级阶段”呢？是否会恰好相反，将变得一代不如一代呢？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骨子里在某一点上都还没有脱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态，这就是“圣人情结”，即总要以某种方式把自己理解为在动机上纯洁无瑕才能心安。他们没有想到，自我解剖并不是一种权宜之计，甚至也不仅仅是求生的“第一步”，而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的一种必要的、常备的内心素质。是一项只要生命尚存、人类尚存就必须进行的人生功课。试图通过一劳永逸的“付出去”而开辟一个崭新的时代，让后人干干净净地过真实的生活，这只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及其所领导的各次“革命”、“革革命的命”的一种自造的幻觉，它源于中国文化对“诚”的顶礼膜拜和不加反省。但尽管如此，鲁迅与王朔在展示自己最深处的思想矛盾时都已经在开始突破自己的这一底线了。

如鲁迅在1925年的《墓碣文》中，就对自己的这种“真我’、“真心”提出了怀疑：“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认识真我（“本味”）的过程是一个“创痛酷烈”的过程，而且是一个永无完结的过程，而这就意味着，凡自以为已知的“本味”都有假，因而都必须继续“抉心自食”、自我解剖，唯有这一自我怀疑的过程才是真正的“生路”。王朔对自己的分析也具有同样的深刻性。他在《我看王朔》中说，“我认为王朔的主要问题还是在他自己，在于他内心对自己最后要求的是什么”，“你真是想记录时代还是更关注自己的内心成长？”“记录时代”骨子里还是反映真实，揭示人的本有和固有的真情，以唤起大众，改良世道人心，最终成为圣人、真人而“留名百世”；“关注自己的内心成长”则是另外一回事，这是“抉心自食，欲知本味”，是孤独的自我筹划、自我创建，是一层又一层地揭示自己的虚伪，使自己越来越成熟，成为一个具有自己丰富的灵魂层次和坚强的人格面具的人。然而，正如鲁迅在《墓碣文》中最终“疾走，不敢反顾”一样，王朔在面对自己的终极问题时也承认：“我认为他现在并不是很清楚这件事。他要的东西太多，和这个社会的联系太密切，背着太多东西又不辨方向的人是跑不快也走不远的。”他甚至认为要给自己“关起来，判20年徒刑”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这真是一种惊人的洞见！当然前提是，这20年中他要能够不因与世隔绝而发疯，这就需要极为坚强的个体人格力量。我有些怀疑王朔具有这样的力量（看看他那副因媚俗而沾沾自喜的模样！），但人心不可斗量，至少，他这种想法是对的。不一定要关起来判刑，真正具有人格力量的人在世俗生活中同样可以把自己关起来，在头脑里面进行一场世纪大战。这场世纪大战已然由鲁迅、王朔和当代几个最敏锐的作家拉开了序幕，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要犹疑，不要逃跑，也不要犯糊涂，而要绕到墓碣文后面去，深入墓穴，无情地解剖自我。

这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艰难的事业，也是当今时代首次向我们展示出来的中国文化的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