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攸欣《选择、接受与疏离》序

不论人们的主观愿望如何，20世纪的中国不能不是一个中西文化冲突、比较和交融的时代。平心而论，中华民族还从来没有像这一百多年那样，吸收过异质文化中如此丰富多样的文化基因，创造出如此繁盛的文化杂交品种，有许多东西（如白话文和语法）已成为我们民族文化中永远抹不去的本体结构，成为我们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固有前提和根基了。然而，时至今日，国人似乎仍在喋喋不休地争论这场文化融合的得失，扼腕叹息者有之，愤愤不平者有之，就是缺乏对这一融合的具体过程的冷静客观的分析和考究，特别是缺乏认真扎实的个案研究。这种研究需要一种平心静气的心态，一种纯学术的科学态度，一种深入到研究对象去刨根问底的钻研精神，当然，也需要深厚的学养和广阔的视野，因而不是一般心、浮气躁、汲汲于名利和“话语权”的浅薄之徒所敢于问津的。国人一个世纪以来不论是崇尚西化还是回归传统，都忽略了对自身心路历程的总体性反思。我们主要受自己传统的精神本能和外在偶然机遇的摆布，追逐着时代向我们提出的一个比一个更新、更急迫的问题，一代又一代地把自己的精力消耗在这场旷日持久但前途渺茫的马拉松赛程中；到头来，不是被迫承认我们还处在这场追逐的“初级阶段”，就是躺在原地等待“中国的世纪”到来，等待全世界都来向自己“回归”。然而，20世纪中国文化到底有哪些创获？有哪些失误？失误的深层原因何在？可以总结出哪些经验教训？如何调整我们的文化心态以应付下一个世纪的严峻挑战？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反思我们走过的历程，克服我们自身文化的弊病，来重建我们民族的文化人格？

王攸欣博士的这本书，给我们澄清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示范。本书的主题虽然只涉及到王国维和朱光潜在美学思想上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但就其所牵涉到的深层文化心理根源来说却具有普遍意义。作者立足于解释学的立场，通过具体而详尽的文本分析，指出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显示了中国文化的先行结构和期待视界对西方文化因子的选择和扭曲，但正是通过这种选择和扭曲，西方文化的因子才较为顺利地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影响，使中国文化传统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而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因子经过这样的选择和扭曲，往往完全改变了其性质，使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原先的期待效果，因而“中国文化的先行结构极大地限制了审察西方文化的视界，···多停留于肤浅的层面，西方民族的内在精神尤其是使人类与社会健康发展的精神核心未能得到足够的关注和透彻理解”，这样，中西文化交融虽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离真正融合尚有很大距离”。这是很有见地的。西方现代解释学往往被一些中国学人理解为“六经注我”式的任意发挥，不负责任的主观臆测，变成了为成见、偏见和一厢情愿地固守传统作辩护的理论；本书则深刻把握了解释学理论本身的内在张力，并强调其打破传统限制而向“本文”突进、摆脱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而创造“真理”的一面。对此，作者运用解释学的“陌生化”理论，进一步提出了如下独树一帜的论点：

中西文化融会应采取怎样具体的途径与方式的问题。绝大多数论者都认为应该择取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和中国现实相适应的成分，才有价值，也才可能成功。这是非常空洞和缺乏远见的，也会失去文化交融所追求的最主要的价值。我倒恰恰认为，中国人应充分体验和理解（当然不是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中与中国文化从本质上说根本不同或差别很大的一些东西。即使是对以现在的眼光看不具价值或者比中国文化中的同类型成分显得价值低下者，也应该保持视界的开放性，去努力体验和理解；否则就无法汲取西方民族和西方文化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在当今的文化讨论中，王攸欣的这一论点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我感到这决不是偏激的学问家的思辨空谈，而是本文通过深入的研究得出的真知灼见。例如，书中论到王国维在接受叔本华美学时很自然地抛开了后者美学思想的本体论基础，即由基督教传统沿袭而来的“天惠之功”和“原罪”的思想。朱光潜则无视克罗齐美学的逻各斯主义的前提。这些选择性的曲解固然在中西文化碰撞的初期扫除了一些妨碍理解的障碍，但归根结底是不利于对叔本华、克罗齐及其所代表的西方文化传统的深层次理解的，并埋下了两位大师对西方文化始而接受乃至推崇，继而疏离和拒斥的必然契机。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近代鼓吹西化的思想家通常不免走上回归传统的老路。作者的分析细致入微，具体到一些术语的翻译，并把对象的思想放到一个历史背景中来考察其动态发展和变异，其掌握材料之翔实、所下功夫之深及对本文理解之透彻，令人惊叹。

当然，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更使人感到兴趣的也许还不是理论构架的创新，而是对王、朱这两位中国最有代表性的现代美学家的美学思想本身的分析，即二氏在接受叔本华、克罗齐思想的过程中究竟创造出了怎样的美学成果。但不能否认，作者正是由于从一个全新的理论高度出发，才从王国维和朱光潜的美学中发掘出了一些前人未能注意到的东西。如对王国维“古雅之美”的大力阐发，认为这是王氏“在美学上最具独创性的贡献，也标志着王国维文化态度的变化”，即从康德、叔本华的“天才论”逐渐转向中国传统文人鉴赏趣味。又如他把王国维的“境界”定义为“叔本华理念在文学作品中的真切对应物”，指出境界与王国维后期“意境”的微妙区别；“王国维从境界说向意境说的转化，表明他不知不觉由西学慢慢抽身反顾，向传统回归”。再如对朱光潜“诗境论”以中国传统诗学有意识地曲解克罗齐直觉论的详细分析，也极为精当，达到了一般就事论事者无法深入的层次。从这些分析中也不难看出，作者不仅具有高屋建瓴的理论构架和绵密的思辨逻辑，而且兼有非常敏锐的艺术体验和审美感受，常能从王、朱二氏的文论中分辨出常人所昧的不同情调和意境，并由此上升到中西两大审美传统的微妙差异，读来兴味盎然，言之有物，毫无空洞迂阔之感，这在当代文论家之间的确并不多见。

作者从这种中西文化比较中发现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就是中国学者在接受西方文化时往往“把抽象性转化为具体性”，只注意对方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例证，而将抽象的理论框架置之不顾或视同“糟柏”。这与中国传统文化重直接体验、“实证实修”而轻视逻辑理念的习惯有内在的关联。西方美学的一大特点在于，任何一个美学观点通常都是某种哲学体系的特殊表达，每个重要的美学家都同时是创体系的哲学家；反之，中国美学虽然无疑也有自己的哲学背景和前提，但通常并不有意识地用来论证某种哲学观点，往往停留于审美鉴赏的玩味和沟通。这一传统无形中影响了王、朱二氏的致思取向。王国维不论是对康德还是叔本华的本体论都并不十分当真，而由此所展开的一切美学思辨在王氏看来只不过是一个“可爱不可信”的情感世界和心理学上的海市蜃楼。至于朱光潜则更是在本体论上将克罗齐和叔本华、尼采等人随心所欲地混为一谈，用来为自己立足于传统审美趣味之上的“诗境论”撑腰。更奇怪的是，当朱光潜这样做时，他自己的自我感觉却完全是在引进西方文化，在做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工作。这种现象在20世纪的“西化派”中比比皆是。正如“国粹派”们无一不是用舶来的名词概念装扮和粉饰5000年中华文明一样，“西化派”们也自觉不自觉地用传统去附会和解读西方文化。这两种倾向虽然都能产生出某种表面辉煌的成就，但并不触及原则问题。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西化论者回归传统（如王国维），或一个传统的崇拜者在时势影响下转向西方（如早年朱光潜）时，我们根本用不着奇怪，因为一般说来，这些立场转变本质上只不过是同一批演员换上了不同的戏装，表面上有声有色、热闹非凡，骨子里依然故我，岿然不动。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作者在比较中发现的另一个规律，是“中国文化在接受外来文化时，一般倾向于在自己的传统中寻找相似之处”。当然，很可能任何两种异质文化在刚刚互相接触时都是如此。但必须指出的是，这只能是在文化交融的初期所出现的普遍现象，随着异质文化相互融合的深入，这种情况应当有所改观。否则的话，思维的惯性很可能转向自己的反面，即由于处处在西方文化中看到自己老祖宗早已有类似的东西，而产生出某种厌倦乃至拒斥，退回到“古已有之”的自满自得，由西化派转为国粹派。可以说，本世纪来一波又一波的中国知识分子“热衷西化——回归传统”的循环或原地踏步，与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接受过久地停留于这一初级阶段而无法进一步深入有本质的联系。由此也足见作者所提出的“陌生化”接受这一崭新模式的重要意义：它标志着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交融过程中，在如何接受的观念上已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时至今曰，中西文化比较几乎已不再能从“求同”中获得自己的动力和取得实质性的成果，而必须大力强调“辨异”，特别是那些深层次的差异，如价值观、生存论和人格结构之异。在这些领域中，我们的研究还刚刚开始，本书也仅仅略有提示，还未来得及展开。但作者的意向是明确的。本书中最有价值的地方，也正是那些揭示出一般人不易看出的中西审美心态之异的地方，以及由此衬托出两种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地方。

我以前与作者素不相识。前年参加他的博士论文胃辩，方知中文系陆先生有这样一位才华了得的博士生，而且还是我的湖南同乡，颇感几分荣耀。在论文审阅中，我对作者的中西学功底感到吃惊，对其中包含的大胆创见十分振奋，当然，也不客气地提出了一些尖锐的批评意见。曾闻我的这位老乡心高气傲，不轻易许人，意想或许会令其不忿。不料他于答辩后特意登门拜访，表示感谢，并将送我的那份论文复又借回，详细抄录其上眉批，后来还多次上门求教，遂成莫逆。但他亦决不盲从，在学术问题上，只要未能被说服，他总是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并大胆申述。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尽管也许会被人看作恃才傲物，我却以为是难得的学术品格。在本书修改过程中，他充分听取了我的意见，经过自己的消化和思索，大部分都融入了他的观点中，唯有个别地方，是他不愿放弃、我亦不敢苟同的，如他将学者的思想观点不仅追溯到其性格气质（这是以往论者大都忽视的），而且还追溯到其“生理结构”（定稿中已大大减弱了这一论点的分量）。我觉得生理上的东西似乎应属于一个另外的领域，是在讨论思想文化问题时必须置入“括号”中的。但总的来看，我深感本书是国内目前从西学东渐的立场考察近几百年来学术思想变化的最深入、最具启发性的一部专著；并油然升起“后生可畏”的感慨，觉得在目前经济高热、文化低迷的时代，毕竟有些埋头苦干、勤于思索的年轻人，在不绝如缕地维系着中华学术的命脉，并可望在不久的将来攀上5000年文明从未有过的高峰。

1998年6月30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