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的《荷尔德林诗阐释》

从思想上来讲，海德格尔之所以选择荷尔德林作为他的阐释对象，是因为海德格尔认为，荷尔德林是最纯粹的诗人，他受诗的天命的召唤，直写诗的本质，他既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思想家。荷尔德林今后，这就是说，从来日想入曾经，是个诗人，因为他吟咏过了吟咏之本质。

在西方哲学史上，哲学与诗歌是格格不入的。哲学家们瞧不起诗歌，看不起诗人。这一传统是从柏拉图开始的。在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中，哲学与诗歌并不是这样水火不容。著名的哲学家巴门尼德的作品就是用诗体写的。柏拉图恨诗歌，也不是从一开始就如此。柏拉图在年青的时候就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一个品味相当高的诗人。后来，他跟随苏格拉底学习哲学，并且沉溺于哲学。柏拉图的哲学是理性主义的哲学，他要抛弃一切非理性的东西。柏拉图将世界分为两种，即感性世界和理念世界。所谓感性世界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柏拉图认为，它是不真实的世界，因为它是流动不居，变化无常的世界。所谓理念世界，就是将各类具体事物抽象出来形成的一切类概念或一般概念的概念世界。柏拉图将这些概念称作理念，将由这些概念组成的世界称为理念世界。柏拉图将理念世界客观化、绝对化，认为这个世界是永恒不变的世界，它才是惟一的真实存在，而我们日常感觉到的感性世界是不真实的，它是从理念世界中派生出来的。柏拉图根据人们对两种世界的不同认识，将知识分为四等：想象、意见、理智和理性。想象以感性事物的影子如阴影、水中的影像等为对象，是最低级的知识；理性以纯粹理念为对象，是最高级的知识。基于这样的哲学理论，柏拉图对诗歌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柏拉图认为，诗歌摹写的是感性世界，它是想象的产物，是低等的知识；诗歌是非理性的东西，它不经理性的周密思考，只凭灵感在脑海飞扬；诗人的创作是被动的，他们传达的只是神的旨意，神的启示是诗歌的源泉；对诗歌运作的探讨和理解超越了人的智能，诗歌没有确定的意义，它的意义是流动不居、变化无常的。因此，柏拉图得出结论说：1、诗歌是不真实的；2、诗歌扰乱人的心境，使理性屈从于冲动和激情。柏拉图将诗人贬得一无是处，”他怀疑诗人有阐释作品的含义和评论作品的能力。诗人对作品的理解甚至还赶不上普通的旁观者。即使诗的内容是好的，诗人的理解力和能动性仍然是大可怀疑的，因为他们既不知道故事的来源，也不明白他们究竟好在哪里。诗人们迷迷惘惘，如痴似醉，完全听凭于灵感的驱使和摆布。他们的描述经常捉襟见肘，自相矛盾。”（陈中梅：”柏拉图的诗学思想”，载于《诗学》，260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诗人的见识最差，”因为他只涉及事物的表象。诗人的知识相当贫乏，这是可悲的。然而，更为可悲的是，诗人不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不合适地自尊为无所不知的通才。诗人以为，只要有了诗的软床，他们便可尽情享受自我膨胀的迷梦。这是一种不应有的误会。诗人的无知是双重的：和工匠相比，他们缺乏有关制作的具体知识；和哲学家相比，他们不懂生活中的一个起码道理，即真正的聪明人不会，也不应该掩饰自己的无知。”（同上书，第261页）柏拉图以认识真理的多寡为标准，将人分为九等，第一等人是哲学家，诗人排在第六等，是比商人和运动场上的竞技者还低下的下等人。这样的下等人在”理想国”里是没有地位的，他要将诗人赶出他的”理想国”。

柏拉图的思想影响了整个西方哲学传统。这一传统直到20世纪初才由尼采撕开一个缺口，随后被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从基础上彻底颠覆。柏拉图抛弃感性世界，尊奉理念世界，海德格尔反其道而行之，尊奉生活世界，反对理念世界。柏拉图从理念入手建立他的理性主义，海德格尔从人的生存入手建立他的非理性主义。海德格尔认为生活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中来的，因此我们对存在的理解必须是以在生活世界中生存的人为基础来进行理解。人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不是在思想中对它进行抽象，而是与世界中的万事万物打交道。人与物打交道是”烦忙”，人与人打交道是”烦神”，人就是在这种”烦”中来认识世界的。人在与世界打交道时，有七情六欲，有欢欣，有痛苦，有希望，有沮丧等等，总而言之，有感情，有欲望，海德格尔称之为”现身情态”。现身情态是人对这个世界最基本的反映，它是一切其他认识的基础，海德格尔要在此基础上建立他的存在论，他称之为”基本存在论”。所谓基本存在论就是要以人的生存为基础，阐释存在的意义。海德格尔认为，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将存在的意义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语言是存在得以存在的处所。但是由于世界是纷繁复杂的，而人的感情又是多变的，因此存在的意义也不是一种，而是多方面的。存在就是由既有过去又面向未来的具有七情六欲的人的生存揭示出来的。因此，与柏拉图完全相反，海德格尔认为，存在的意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而是不拘一格的当下显现。由于存在的意义是不拘一格的当下的显现，因此那些抽象的、固定不变的概念性的语言是难以显现存在的。要显现存在，只有用随时变化的、具有多重意义的那种语言。这种语言就是诗歌。因此，海德格尔认为，真正的语言是诗。哲学与诗歌是同一的，他们是相隔遥远的两座山峰，但是彼此却极为亲近。”在吟咏就是昭示与鸣响之说这种关系中，哲学与诗歌就是一回事了。这意思是说：哲学与诗歌相属为一体，而关系之双重亦即以此一体为基础。但是正因为二者是一回事，所以哲学与诗歌在此关系中是既纯粹拆开又最纯粹合一的。”（海德格尔：”哲学的本质”，载于《存在主义哲学资料选辑》，上卷，第330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因此在其后期的哲学中，海德格尔总是以诗歌来阐述他的哲学思想。

在海德格尔所阐释的诗歌中，尤以对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阐释为最。海德格尔在1934／1935年的冬季学期专门开了一个学期的荷尔德林研讨课，后来又陆续写了一些以荷尔德林为主题的纪念文章。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荷尔德林诗的阐释》。

海德格尔之所以选择荷尔德林作为他阐释哲学思想的参照系，诚然有其历史背景，这一背景在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所著的《海德格尔传》（商务印书馆，1999年）中有详细的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从思想上来讲，海德格尔之所以选择荷尔德林作为他的阐释对象，是因为海德格尔认为，荷尔德林是最纯粹的诗人，他受诗的天命的召唤，直写诗的本质，他既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思想家：”荷尔德林今后，这就是说，从来日想入曾经，是个诗人，因为他吟咏过了吟咏之本质。他可以这样做，因为他同时是歌唱家和思想家。荷尔德林的《长成恩培多克勒斯的根基》，《消逝中的形成》，《论宗教》以及《俄狄普斯王》、《安提戈涅》两译著中包含的深义，谁要是稍微加以思考而说了，他就是一位思想家，而这个思想家又超出了这个名称许多，尤其是当他如此思考着同时又是一位歌唱家而且甚至是思考着吟咏出来的歌唱家。荷尔德林是否如此’同时’不仅是一位哲学家，而且甚至更多，而且惟一无二。”（海德格尔：”哲学的本质”，载于《存在主义哲学资料选辑》，上卷，第330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在”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一文中，海德格尔更为明确地阐释了他之选择荷尔德林作为诗与思的对话的原因：”为了揭示诗的本质，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荷尔德林的作品？为什么不选择荷马或者索福克勒斯，不选择维吉尔或者但丁，不选择莎士比亚或者歌德呢？按说在这些诗人的作品中，同样也体现出诗的本质，甚至比在荷尔德林过早地蓦然中断了的创作中更为丰富地体现出来了。……我之所以选择了荷尔德林，并不是因为他的作品作为林林总总的诗歌作品中的一种，体现了诗的普遍本质，而仅仅是因为荷尔德林的诗蕴含着诗的规定性而特地诗化了诗的本质。在我们看来，荷尔德林在一种别具一格的意义上乃是诗人的诗人。所以我们把他置于决断的关口上。”（《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36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海德格尔的目的并不是要阐述文学作品，揭示诗歌这种文学形式的本质，理解某首诗歌的段落大意、中心思想，而是要进行一场诗与思的对话，是要从哲学上显现存在的意义。因此海德格尔阐释的方式与一般人进行文学上的阐释方式完全不同，海德格尔特意从荷尔德林的诗歌中摘出5段诗句。这5段诗句的前4段分别阐述了诗、语言、人、思与存在之间的至情至性、至亲至近的关系，最后，落实到第5段诗句：”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这也许是海德格尔哲学的根本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