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与爱智慧

一、西方世界的哲学概念

“哲学”一词来源于希腊文，是“爱智慧”的意思，但后来又往往相当于“形而上学”。要弄清其来龙去脉，先要澄清几个概念。
（一）智慧（sophia）
这个希腊词包含有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意思，但又与两方面都不相同。智慧不是知识，也不是技术，而是比两者都更高的东西：在知识中它是有预见性、能看出长远效果的东西；在技术中它又是体现出一种境界和层次的东西①。因此，它是全面的、最高的知识而不是具体层面的知识；因而它不是解决眼前的问题，而是解决整个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由此观之，它同时又是一种最高级的实践态度和人生境界，而决不是雕虫小技。它包含有道德的和审美的世界观、人生观。

应当说，这种智慧在人类各大文明古国都有悠久的传统和丰富的蕴藏，当然也各有不同的特色和偏重。如中国智慧偏重的是德性方面，并从这方面使之技术化、实用化和政治化（法、术、势等等）。西方智慧偏重科学，在科学技术日益片面发展的现代遇到了“转识成智”的艰难任务。这都有待于回复到真正的（全面的）智慧。
（二）爱智慧，即哲学
智慧是最高知识，但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而具有宗教背景的西方人（如信神的希腊人和基督教世界）甚至认为是人所不能或不配得到的。所以“爱智慧”一说，本来是一种谦虚的说法，据说最早由毕达哥拉斯提出，意思是：我不敢自称具有智慧，但我能够并愿意去追求、去爱神所具有的智慧。这与基督教认为人擅自吃智慧之树的果子是对上帝的冒犯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说法中既有对神的智慧的虔敬的态度，但又不像孔子那样“敬鬼神而远之”，而是充满着“爱”的冲动和力量，这里面大有文章。希腊人最初也信神，但却并没有这种对智慧的敬畏的态度，而是“智者”（sophistes，也可译作“贤人”）的称号到处流行，各种能工巧匠、医生、政治家、艺术家都被冠以“智者”之名，如希腊“七贤”（七位智者）。直到智者学派的哲学家由于自封“智者”而把这个称号弄成了笑话，具有了某种贬意或讽刺意义，人们才转而追求“爱智者”这顶桂冠。
但问题在于，“智者”这一称号为什么会变得可笑？这表明希腊人的反思精神、即真正的哲学精神的成长。哲学从本质上说是建立在反思之上的。什么是反思？反思就是对一个既成的事实反过来追溯其来源，问它一个“为什么？”这就需要对这个事实保持一点距离，否定它有不可置疑的真实性和自满自足性，认为它只不过是某种与它完全不同的东西的表现（反映、现象、镜象）。这时再回头看原先认现象为真的观点就觉得可笑了，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必须跳出自己，从旁边审视自己，才能看出自己的真实位置不过是在追求真正智慧的道路上的一个驿站，永远不敢自称为有了“智慧”。

而这种反思是需要“爱”的冲动的，反过来，爱也表明了反思的态度，即意识到与所反思的对象有距离。爱是一种痛苦、不知足，知足虽然能“长乐”，但也就没有真正的“爱”。像庄子那样，明知山外有山，“知也无涯”，却懒得去寻求，以不爱智慧为最高智慧，反为此而怡然自得，这就缺乏反思，根子上是缺乏对智慧的爱。所以中国古代有智慧，有圣人、贤人、真人、得道之人（都是些“智者”），但没有爱智慧。每个智者都自视极高，老爱教训人。他们讲的道理也许很高明，但他们的这种态度很可笑。可笑的是强不知以为智，所谓“唯圣人为不求知天”（荀子）。苏格拉底自称“自知其无知”，是把无知当作求知的动力，而不是“不求知天”的借口，因而是知的起点，而不是知的终点。所以真正的智慧不是“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的，而是一个间接的求知过程，每一步都是达到下一步的手段或工具；不断去追溯本质中的本质、根据后面的根据，这一过程就是哲学的历程。
（三）形而上学：第一哲学
爱智慧最初是无所不包的，虽然也意识到其中有层次的不同（如神学高于自然哲学），但一般都混杂着各种知识（经验的和抽象的）。亚里士多德首次从哲学中区分出三个不同层次，即数学、物理学和“第一哲学”（神学），第一哲学是物理学“之后”（metaphysik）。这个“之后”不是“其次”的意思，而是更高的学问，海德格尔认为是“超出”之意①。这是在研究完较低层次的学问“之后”才能涉足的，它不是落在后面，而是站在后面对前面进行反思，看出前面的东西后面的更深的本质和根据，是“反后为先”，回溯前提。这是西方哲学和思维方式的一般特点①，即循序渐进，逐步深化。在这里，前进即回溯，颠倒即反思，这是理性精神的实质。没有反思就没有理性，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就会找不到规律、原理，陷入经验的临时应付，或是“四大皆空”的“无的哲学”。亚里士多德提出“物理学之后”则代表一种精神，即不畏艰难、不怕麻烦，对人类自己获得和做过的一切加以反观深思，寻求其最高根据。其实，数学、物理学这两种“理论知识”对于一切“实践的”和“制造的（技术的）”学问已经是一种反思了，理论科学就是实践科学“之后”，这正是希腊科学超越东方一切实用技术的地方②。

所以，“之后”是一种冷静观察和深思，一种方法论和认识论态度。当然在本体论上它探讨的是最先的、第一性的东西，但却不是一上来就断定，或凭内心体验“返身而诚”，而是先拉开距离，分析、比较，再归纳、综合。这样做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要有强烈地把握未知事物的要求，这就是求知欲，在发现对象与自己的距离时有一种趋近、弥合距离的冲动，即所谓“惊奇”。所以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起源于惊奇。这惊奇，就是“爱智慧”的“爱”。另一个前提是要寻求和造就能够进行反思和分析的工具，这就是语言。语言是人与人交往的工具，也是人与神交往的媒介，“人是会说话的动物”（亚里士多德）。人在与人和神的交往中建立了语言和对象（包括自然物）的对应关系（命名），也使语言的内部关系（语法）与对象本身的关系一一对应，这就使人有可能借用语言的层次分析来寻求万物的层次关系。所以亚里士多德极为看重对语言和语法的分析，他的“形而上学”就是以此为工具而建立起来的。

这样，亚里士多德通过对语言的分析找到了一个“第一哲学”的对象，这就是“作为有的有”，这就使西方哲学首次建立了“有的哲学”的根基，而与东方（中国）的“无的哲学”形成鲜明的对比。总的来看，西方哲学都是探讨“有”的，只有层次的不同；中国哲学就其达到哲学层次的内容来看只能是“玄学”②，原因就在于忽视语言，因而不着边际。自亚里士多德之后，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哲学史就是形而上学史，形而上学是西方一切哲学的最灿烂的明星，是一切科学的女王（康德语），它虽然在不同时代也有过自己的衰落，甚至几乎全军覆没，但总是有一股强大的生命力使它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崛起。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奇迹，任何其他民族或文明虽然也都有过思想的争论和辩驳，理论的衰亡和复兴，传统的积淀和中断，但都没有这种一贯的却又是发展着的形而上学史。

二、作为发展史的形而上学史

哲学的含义既然是“爱智慧”，而不就是智慧本身，这就决定了它不但是反思的，而且是不断反思的，即“发展”的。这里所谓发展，不单是指时间的延续和量的积累，而是层次的提高和质的突变，是对以前根据的否定和再造新的根据。因为只有爱才是创造性的，是本原的动力。把智慧作为爱的对象，就把爱引向了一个无限的超越性过程，而永不满足于已创造过的东西。所以，爱又是自我否定，是痛苦的承担，是亲手摧毁自己感到快适安宁得心应手的一切，是发现自身的矛盾并使之尖锐化。西方哲学史中充斥着这样的悲剧性人物，有的执着于戒律而被杀（毕达哥拉斯），有的投身于火山口（恩培多克勒），有的自毁双眼（德谟克利特），有的甘饮毒酒（苏格拉底），有的自愿上吊（斯多亚的芝诺），有的宁赴火刑（布鲁诺），有的贫病交加而早死（帕斯卡、斯宾诺莎），有的神经错乱（尼采），有的身败名裂（海德格尔），都不是为了世俗的事，而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智慧。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遭到众人的嘲笑，而他的命运也不佳。但尽管如此，“爱智慧”并不是独断专行，为所欲为，而是献身于真理，唯理是从。于是，在“爱”的炽烈动力的促使下，西方哲学呈现为一个具有清晰线索的、合理的逻辑进程。一代一代的哲人们前赴后继，走的却是同一条路。因此真正说来，西方哲学并不是一个一个人的哲学，而是一条哲学之路，它不是能用一家或几家哲学就代表得了的（如中国的儒、道、墨、佛那样）。在这里，精通一家或几家哲学，还不能算是把握到了西方哲学的精髓，而必须理解各派哲学之间的逻辑关系（反对或继承关系），找出一个哲学向另一个哲学（包括一个哲学家前期向后期）转化、过渡的必然性，也就是把握到它们的“发展”。对此，即使在西方人那里，也只是到了黑格尔的时代才被反思到。在黑格尔看来，只有一个惟一的哲学，它具有自己的生命和生长过程，各个不同的哲学只是它生长发育的不同阶段和环节。所以，哲学史就是哲学，是历史形态的哲学本身。在哲学史中，最集中、最突出地体现了“历史的和逻辑的东西相一致”的原理。的确，黑格尔的哲学在他那个时代本身就是前此一切西方哲学的结晶，他的体系里面容纳了几乎全部以往西方哲学的环节，体现为一系列的范畴，每个范畴代表历史上的一种哲学，恩格斯称赞他的思想“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①。这使他在面对西方哲学的浩瀚资料时占据了极其有利的地位。他的哲学史最多地展示了西方哲学的精华，给人以最丰富的哲学教益，他赋予了资料以生命活力和意义。

当然，这只是就哲学史的纯粹形态而言的。历史上的哲学家并不全都是纯粹的哲学家，有的哲学只有一部分是纯粹的，在流传下来的资料中有大量偶然的、外在的东西，如宗教、道德、政治权力、时事和文化背景的影响等等。而有些纯粹哲学的环节却由于各种偶然的因素而缺失了，或模糊不清了。这就需要筛选和解释，补充与发挥。但筛选、解释与补充的标准何在呢？或者说，什么是纯粹哲学的标志？

前面说过，亚里士多德提出第一哲学，根据的是语言分析，即语言中包含的抽象范畴与逻辑。语言的本质在于作为人与人沟通的工具，然而，“工具比它所达到的目的更高贵”（黑格尔），因为语言的沟通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多次的，甚至永恒的。沟通的具体目的达到后便消失了，但语言本身却留存着，随着频繁的沟通而日益精密化、普遍化。所以逻各斯（语言）是“一”（赫拉克利特）。语言的本质既然是普遍的，是使一切人在一切时候都能沟通的统一性，那么最能体现这种统一性、“一”的语言要素就是最纯粹的哲学对象了，这在语词方面就是范畴，在语法上就是逻辑。因此纯粹的哲学史的标志就是范畴的逻辑演进。①而在诸范畴中，最高、最普遍的范畴就是那个“有”或“存在”。所以如果说第一哲学是形而上学的话，那么纯粹的形而上学就是存在论，或有论，也就是“本体论（ontology）”，是以“存在”（有）为核心而展开的一系列普遍范畴的学说，这些范畴都具有最高的普遍性（如一与多，因与果，有限与无限，实体与属性，偶然与必然等等），但它们都服从于存在，都以存在为前提。而从存在论中发展出来并作为存在论的另一维度的认识论和逻辑，也应属于形而上学的范围。

因此，我们的哲学史作为形而上学史，是区别于一般思想史的，也区别于宗教学说史、道德学说史、社会政治学说史，更不同于一般历史（如社会发展史、阶级斗争史）。它与这些都有密切的联系，但它有自己的问题和思想的连贯性；它承认它是当时整个时代精神的反映，并主张学习者应结合其他领域的历史来读、来理解这部哲学史，但在这里，它主要致力于将它自己最内在的本质系统地揭示出来。所以，经过筛选，我们去掉了一切与形而上学本体论无关或关系不大的部分，只留下了最重要、最精粹的骨架。这一方面是由于篇幅所限，因为要将哲学的发展与其他一切意识形态和历史领域的关系都展示出来，即使理论上有此可能，实际上也将不能做到，那样的工作将是无止境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用次要的材料掩盖和中断哲学思想本身的线索。在哲学的发展中，外部的影响可以有一千条理由，但一个哲学要在哲学史上立住脚，最根本的还是要看它是否解决了哲学当时所暴露出来的内在矛盾和问题，是否发展出了更高的新范畴。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将这部西方哲学发展史限定为“形而上学史”的原因。这是一部西方纯粹哲学发展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