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爱的《爱情三部曲》——张贤亮小说中的阿Q精神

中国的当代，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而“告别革命”的时代。文场上，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现代派等等，经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艰难进步，终于归结到“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人文精神失落”，而人们都不再累而活得更轻松“潇洒”了。事实表明，不论外部遭遇和环境如何变化，不论时代氛围是极左、极右还是“一无所有”，国人总能随时改变自己的立场、角度、观点（所谓“想得开”），依靠以不变应万变的精神胜利法，使自己总是自我感觉良好，“立于不败之地”。总之，中国的人文精神就是阿Q精神，所谓“失落”，不过是历史经验和现代节奏使得人们普遍感到以往的“胜利”全是虚假的，感到了传统的瞒和骗，可谁也拿不出比瞒和骗更好的东西。只好要么不再搞“严肃文学”而专事“游戏人间”；要么，就只能继续假装相信那些自己并不相信的东西，任“严肃”还原到痞的本相，走上“妖魔化”的道路：这种“失落”其实就是回归、这在文学创作上有最明显的反映。

这里，首先来讨论张贤亮的代表作《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习惯死亡》即他的《爱情三部曲》。据作者最初的说明，他这些小说合起来，题名将是《唯物论者的启示录》（见1984年《中篇小说选刊》第四期），整部书写的是“一个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如何经过一个很独特的历程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

在《绿化树》中，主人公章永磷是个25岁的青年。为了形象地突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艰巨性，小说开篇就引录了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的题记：“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作者表明，为全面完整地显示他的主题，这整个“灵与肉的搏斗”的启示录，将从章永磷的青年时代一直写到他的中年和老年（即后来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习惯死亡》），大有在精神领域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气概。

用今天（“新时期”）的眼光来看，作者竟热衷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这种过时的主题，未免落伍、迂腐和可笑。然而作者的写作心态，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大都是根据回忆事实，记录了一个知识分子在那种恶劣的非人环境中内心所经历的苦难，强烈的饥饿、劳累、屈辱、孤独和性压抑给一个敏感的灵魂所带来的刻骨铭心的创伤。特别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展示了精神上的压抑对一个男子的性能力的摧毁，这种揭露是空前的。作者当时以穿透数千年来紧紧包裹着中国知识分子内在灵魂的政治道义上的义愤，直接揭露出他们内心隐秘涌动着的性的苦闷和压抑，并首次用这种眼光来看待一切冠冕堂皇的政治意识形态借口下的荒诞现实，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这种态度，也只有在受过弗洛依德和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影响的当代知识分子那里才有可能产生：正是由于作者具有少见的勇气，他才敢于追索这种“过时的”革命主题，并且还对它予以肯定，他要为被极左路线干扰破坏下的“马克思主义”正名；他企图保持个人精神上的前后一贯性，不让“人的改造”在自己这里半途而废，而是将它弄假成真，予以完成
然而、他的弄假成真或进行到底，只能是弄巧成拙。因为他没有意识到自身的阿Q根性、他忠实地记录了事实，却没有意

识到，在阿Q精神的支配和控制下，精神生活的一切改变和发展都是不可能的。
具体来看，张贤亮究竟是以什么为根据，依靠着一种什么样的深刻内容，来对人们事实上已经否定了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或“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进行肯定和歌颂的呢？伴随着苦难的历程、支持和激励章永磷满怀信心地交待问题、“升华自我”的动力是什么？拿《绿化树》来说，是什么本质性的东西，使得这部“严肃文学”的得奖作品感人至深的呢？

一、贞节

20世纪80年代，人们已经把建国以来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视为“极左”，作为受害者的知识分子们，对先前那一段“改造”岁月不堪回首，心有余悸或不屑一顾。在这种情况下，《绿化树》还要肯定和歌颂“知识分子改造”，显然，光靠“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是连在一起的”呀、“唯物主义者的理想”呀、“人民群众是多么善良宽厚而令我陶醉，永远值得我学习”呀，以及“是他们，那些普普通通的体力劳动者，给了我物质和精神力量，使我有可能在马克思的书里寻求真理”之类的抽象议论，是不行了。作者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出发，感到多年来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理论囿于空洞的形式主义说教，远未触及内容，历尽了苦难却并未触及人的灵魂。他发现，一旦认真执著于“自我”，以严肃的态度追寻自己生存的根，把“改造”追寻到每个人的内在情感和情绪，即真的返身而诚彻底交待问题，就要深入到道德心理——陷入于“灵与肉搏斗”苦难——必然落实在贞节这一基础上。
章永磷的改造过程，概言之，就是不断地与自己不洁的欲望和“带有邪气的意念”（见《绿化树》第26节）作斗争，即不断

“斗私”，在斗私中通过读书（章永磷读的是《资本论》）来独善其身，等候天时地利，有朝一日达到“超越自己”的“天堂”境界：即从“我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人下人”）的悲惨境地，从“瘦鸡猴样的”农工，变成一种“新的人”.最后踏上通往共和国大会堂的一条红地毯，成为“接班人”。而这一苦难历程，主要是通过与年轻而贞节的马缨花的接触，在她的影响和教育帮助下完成的。
20岁出头的农家女马缨花，婚姻情况模糊而有一个两岁孩子，类如一小寡妇。这位灿烂夺目的“南国女儿”：“眼睛秀丽，眸子亮而灵活，睫毛很长，鼻梁纤巧挺直，肉色的鼻翼长得非常精致，嘴唇的线条优美而极有表现力……美丽的黑色眸子表现出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深情。……我感到她的性格是泼辣的，刚强的，爽朗的，热情的。”对这样一位美丽出众的独身女人，“哪个男人都可以去串门子，闲聊解闷”，于是单身汉章永磷在她的诱导下天天晚上去解闷，同时争相去解闷的还有“情敌”海喜喜，还有瘸子保管员，三天两头去敲她的门。章永磷似乎也懂得，这种女人，“家里还有男人进进出出，在农村是最容易招人非议的了。”
但农工们似乎认为只有马缨花可以这样做。我渐渐地理解了，她能取得农工们的好感，绝不是凭她的姿色或采取了什么方法；只有对人人都抱有善意和同情心的人，才能自然地取得人人对她的善意和同情。真诚和善良，有时能把违反习俗的事也变得极有魅力，变得具有光彩。（第19节）
这些话说得多么真诚而动听，容易“理解”啊。然而在这里，是不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读者以及作者本人，大家都本来就具有善意和同情心（都“性本善”），都在真诚和善良的感召下乐于“违反习俗”，因而可以对马缨花——这样一位有姿色的好

女人——的贞节问题忽略不计呢？能不能对这件事宽容或放过，让真诚和善良的光彩魅力战胜一切“非议”，在这场严肃的探索中实践一下“难得糊涂”，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故意回避贞节问题呢？

显然是绝对不能。因此在第17节里章永磷吃饱了白面馍馍之后，再次强调了马缨花和海喜喜的“那么善良”，他俩的关系虽然“微妙得耐人寻味”，“可是我的直觉告诉我，海喜喜并没有占有她”。第19节写到马缨花的“天真、坦荡、调皮、开朗”，而且章永磷“越来越感到她并不是农工们印象中的那种跟谁都有暧昧关系的女人”。第22节安排了一场类似于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令人头晕的舞会》的三人晚会，不过海喜喜马缨花和“我”都不跳舞，三个人都处在“戏剧性情节和复杂多变的感情”中。海喜喜凭智慧和灵感唱起了情歌，马缨花和他一唱一和，“好像有两只山鹰一上一下地在薄薄的、如丝棉一般的云层中盘旋”。马缨花用她特有的美妙嗓音唱出了嫁个好汉子的理想，和不嫁人也要“维朋友”的纯洁感情，于是章永磷在悲怆和感伤中“甘心”地退出晚会走了；但又“有点不甘心”；然而出门不远就看见海喜喜也从她家出来了，很快就背影消失了。这一对“朋友”的这种洁白无瑕的关系，终于使章永磷、使作者和读者都甘心而放了心。在第35节故意让粗鲁的谢队长说出“马缨花有时候和男人胡调……我知道，那几个月她就跟海喜喜一个人好，可不知为啥，她不希待海喜喜……”，但这时章永磷自己已经是知情者和当事人，“我想朝他喊：马缨花并没有‘跟男人胡调’!可是，四年的劳改生活和至今仍被专政的身份，使我鼓不起勇气跟谢队长争辩，我仍然低着头沉默不语。”而在第32节通过心地单纯的海喜喜的真心表白，交待他趴在马缨花的后窗上偷看过“她那个奶子，那个腰”，让人知道“那鬼女子机灵得很，人家送的东西要哩，可不让人沾她身”。于是章永磷再一次感到了“他的真挚、诚恳”，知道他的话是马缨花的“清白的证明：她确实是页节的，除了被偷看了一下，她并没有其他污点。
此外，为使这一清白证明不至于太玄，就在故事高潮的第 25节——马缨花对章永磷的“成熟的爱情”的直接崭露之前的第24节，安排了两人作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让马缨花在一阵微笑和娇笑中说出“我不能沾男人，一沾男人就怀……”这种“使我惊愕不已的话”，透露出这种真实秘密，这就将她的无可怀疑的贞节进一步证明了。由这些探索到的一手材料，加上全村干部群众以及小女儿尔舍等人证，这寡妇的守身如玉是千真万确的了：
然而，在“中国走向世界”的新时期，如果让美好的女主人公仅仅只会守身如玉，而没有一些现代思潮，那是缺乏见识，封建落伍，跟不上形势的。因此，在证明了马缨花的货真价实的贞节之后，就得来点“超越”。由于为巩固贞节刚刚让马缨花说出了“我一沾男人就怀……”这种损害纯情而有失庄重（令人惊愕）的话，因此，“赢得了爱情”的章永磷在“惊愕不已”之后，立即将交待问题的话头一转：
听那口气，她好像觉得这种事对任何人都没有伤害，对她自己也没有什么伤害……从而使我对她产生了惶惑、迷惘和新奇感。她身上有许多我不理解的东西，还有和我过去的道德观相悖的东西。然而这些东西在她身上表现出来时，又如此真实，如此善良，也显得十分的美，竟动摇了我的道德观念，觉得她是对的，是无可指责的。她和海喜喜，把荒原人的那种粗犷不羁，不知不觉注入了我的心里，而正在我恢复成为正常人的时刻，这种影响就更为强烈。
在这里，正在“恢复成为正常人”的章永磷的这种不着边际的表白或啰嗦，一方面是对自己过分认真地强调马缨花的贞节的

狭隘心态进行疏散和转移；一方面，在现代化思潮的干扰或鼓舞下，就用“听那口气”这种遁辞，自己先“惶惑迷惘新奇”一番，甚至“动摇”一番，以谦虚式的“我不理解”先声夺人地搞乱人们的思想，就可以把美好的马缨花说成不单是真实、善良、粗犷不羁，总是“对的”，还说成她在性观念上是完全开放的，如果不是害怕怀孕，她对任何人都是可以的。更由于她从不觉得有“什么伤害”或人间利害，因而，她这种开放既无关乎人与人的施虐受虐，又不是尘世的淫秽庸俗，而是超越的，圣洁的。原来，西方那些自由前卫和浪漫先锋，那些与道德相悖的现代和后现代，我们这里古已有之，尤其是在我们荒原上的普通农家女这里，早就“如此真实、如此善良、显得十分美”的了。
又要效忠和捍卫贞节这一古老权威，又想开放潇洒现代化，真是“运思独苦”。
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寡妇的贞节最为难能可贵，也最能体现道德情操，因此，对章永磷的思想教育工作是只能依靠马缨花；苦难的“灵与肉搏斗”的历程，是只能由年轻美貌的贞节女人来考验、来引路的。由于咱们的教育没有性的席位，尤其是思想德育，更要严格抵制“低级趣味”和杜绝“皮肤滥淫”，因此马缨花在整个教育章永磷的过程中必须严守妇道，绝对清白，带领这位“读书人”一起攀升纯情（“爱情”）的顶峰。
因此，虽然作者写了章永磷“恢复成正常人”并且“赢得了爱情”之后想和马缨花性交的心情，写了马缨花的美妙清唱引出两人“差一点成其好事”的危险的现场镜头，然而，后来章永磷的反复考虑“我要不要娶她作妻子”、海喜喜和谢队长的一致劝他和马缨花结婚、以及他当面一再向她提起的“我们结婚吧”、“我们还是结婚吧”等等，却明明缺乏内在真实性，在写作心态上是虚晃一枪，是虚张声势。因为马缨花的贞节纯情是这篇严肃小说的思想基础和精神辐射源，只是因为她始终贞节着不犯错误

（不出“生活作风问题”），她才被人们拥戴和崇拜，才有善良和同情，才有鸟语花香的大好形势，也才有章永磷的光明上升的前途：而性交或结婚，是违反这篇小说的创作意图，是主题思想绝不允许，在这里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因为一旦性交或结婚，则“灵与肉的搏斗”不复存在，性交不过是皮肤滥淫，而结婚是纯情的坟墓。一个已经“解决了个人问题”有老婆的男人，是用不着再“灵肉搏斗”，也不再有什么教育意义的（这就像那些广阔天地里的革命知青，一旦找了对象或被迫嫁人，就成了一般劳力或妇女，用不着“再教育”，永远失去了“革命接班人”的纯洁身份了）。
在这里，不妨对比一下高尔基的《二十六个和一个》（见《高尔基短篇小说选》），二十六个囚犯式的工人将一位美丽少女妲尼娅“当作太阳，当作圣物”、“当作天上的星星一样”看待，妲尼娅的纯情和贞洁“使我们大家的地位抬高了”，“在她身上寄托着我们最好的一切”。然而，高尔基诚实地写出了妲尼娅和一个“花花公子”式的大兵通奸，体现了纯情幻灭和思想沉沦的主题。而《绿化树》则以纯正的寡妇心态，按照道德要求写到通奸之前为止，以维护贞节来表达“思想改造”的绝对命题。
这里不妨设想一下：倘若处于思想教育核心地位的马缨花肯“让贤”，把她的位置提前让给不怎么贞节、道德上降一格的女人黄香久（即下一部启示录《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女主角），则章永磷势必被她拉下水，要犯“生活作风”错误，成为腐化堕落分子，那就罪上加罪，加刑上身，他就永远没有资格走上大会堂的红地毯了。
可见，这种“现实主义文学”的严肃内容，是完全取决于对现实的遗忘，取决于原始集体情感对“禁区”（或盲区）的回避，依靠着瞒和骗来维系的。章永磷在马缨花面前绝不能脱光露丑而只能作“灵”的挣扎，而在黄香久面前才敢于实践他的“肉”，

（在《习惯死亡》里他就只剩下了“肉”）表明这种道德是按照名分地位的需要统一部署的；道德（面子）的水平和作用，和社会等级一样，是早就布置好了的。

二、教育

马缨花在翻肥工地上第一次见到章永磷，一眼就看出这位有文化的青年的善良真诚（看出他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出于这种一见钟情，她慷慨地向章永磷施舍白面馍馍、杂合饭和土豆白菜，一次又一次找借口把章永磷从集体住所引到她家里去。章永磷天天晚上往单身女人家里跑，而群众、干部和劳改释放犯，没有任何人对他怀疑和非难，从不追究他这一出格行为，这似乎也表明，毕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都看得出章永磷是老实正经的读书人，而根本不是那种淫邪的色狼。
为了把“思想改造”引向深入，光让章永磷吃饱，让他成为一个“无比的欣慰、无比的喜悦”的“真正的年轻人”，光给他讲笑话唱山歌，显然不够。为证实他的阳刚之美，作者安排他和孔武有力的海喜喜打一架。这一架使他“和令人畏惧的巨人斗了个平手”，从而“感到了男性的激情和骄傲”（这里使人想起老阿Q和小D搞“龙虎斗”，也是斗了个平手）。而在打架之后，由马缨花出面轻轻地娇笑一声，“没头没脑地说道”：“你，倒挺像咱们的人!”
其实马缨花这句话，并不是没头没脑的。这句意味深刻的话，既体现了她的“成熟的爱情”，也是她对章永磷的政治鉴定和口头表扬，是她对自己作为章永磷的引路人（“再教育”者）的身份的确认：她知道自己们是“皮”，而章永磷这种读书人只不过是依附于皮的“毛”。而这也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章永磷本人是理解她这种内心感情的，“我向她表示理解的一笑。‘咱们的

人’包括许多含义：劳动人民——这点对我非常重要……“”他觉得自己“能劳动，会劳动，并且能以暴抗暴，用暴力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尊严”，终于“通过了这个环境对我的考核”，正式成为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了当然，这还只是初步的考核。
思想考验的更深层次、是“灵与肉的搏斗”。章永磷，这天晚上特别兴奋，怀着“既甜蜜又有儿分忧伤的醉意”，渴望着“人的正常生活的恢复”，于是在伯拉姆斯的音乐、寺院钟声和惠特曼诗歌的护送下，去马缨花那里。而且一进门就迎来了她那“直率的、明朗的、粗犷的、盛满了浓得化不开的爱情和激情”，和一首“公鸽母鸽晚上想你睡不着”的“情意有如旷野的风叫人难以抵挡”的美丽清唱，而且她还第一次在章永磷面前表现出娇羞，和妻子般的深切关心……终于最关键的时刻来到了，章永磷那“强烈的、长期被压抑的情欲再也抑制不住了”，当她主动上前为他钉扣子，把她的头发和眉毛、耳朵和脖子挨着他的颌下使他“失去了理性”——实际上是在理性的周密布置下事情到了千钧一发之际，他妄图一举完成长期渴望和酝酿的史无先例的性交，于是鼓足干劲，使出吃奶的力气悍然抛弃“灵”而突然跌入“肉”，“突然地张开两臂把她搂进怀里”，而她轻轻地呻吟了一声没有挣扎还似乎要顺从，但还不到一分钟，“她果断地挣脱了我的手臂，一只手还像掸灰尘一样在胸前一拂，红着脸，乜斜着惺忪迷离的眼睛看着我，用深情的语气结结巴巴地说”：
行了，行了，……你别干这个，……干这个伤身子骨，你还是好好地念你的书吧!
寡妇这句话，真是“一句顶一万句”。这句话一下就击倒了章永磷，还几乎叫他昏死过去，他“踉踉跄跄地跑回‘家’，头晕得厉害，天旋地转……死，多么诱惑人啊!……
所有的事，羞耻，惭愧，悔恨，痛苦……死了吧!死了吧!……”

在这里，马缨花对一名缺乏经验、羞耻而惭愧的纯洁童男子的断然拒绝和严格要求，她对性交的取消，显然不是担心他的健康（伤身子骨），也不是她本人性冷淡或兴味索然，或对保守主义和自我克制有特别爱好，而是别有所图的。实际说起来，已经生育过的马缨花（当然早就干过“这个”），和章永磷同是风华正茂的青年，虽然章永磷这种书呆子一再盲目地宣传她贞节，但谁能保证这位性格开朗的乐观主义者不和别的男人“伤身子骨”呢？再说她既无公婆又无父母，在这穷乡僻壤，她一个年纪轻轻的独身女人，只要她不损人不害人而广大干部群众不妒忌她，她避着大家悄悄地自去伤几个男人的身子骨，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章永磷自己也一再强调她是多情的，“粗犷不羁”的。她还利用自己的姿色，吸引那些执迷不悟者和崇拜者不断送东西（主要是吃的）上门，以维持自己比一般群众较温饱的生活，以至于群众戏称她家为“美国饭店”。那么很明显，她的不和章永磷（这“傻瓜瓜”）“干这个”，其原因要到她的“肉”的需要之外的“灵”里面去找，归结为她的“形而上”兴趣。
出自她的本能，她以情意、激情、情歌、娇羞、灼热的眼神和妻子般的关切等等，引得章永磷蠢蠢欲动，终于让那“邪恶的面目狰狞的怪物”出了笼；她如果放任自流，引导到“成其好事”，则不论这一场好事是否正确或质量水平怎样（那是难于交待，很难破案的），总之这历程就失去“灵”的价值意义了。因此马缨花掌握得很有分寸，搂抱将近一分钟就及时地煞车，终止了这一丑恶（章永磷当然不敢造次），用她这“注人了仁爱、注入了精神”的一句话扑灭了邪气，挽救了章永磷，在“灵魂里的震撼”中将事情引上了正路。
这其实是很深奥的。真的，为什么这里对大自然（“男女大欲”）的违反，显得如此自然而然，事情显得如此“合情合理”恰到好处呢？章永磷和马缨花，显然都有其严肃的本性，都不是

满脑子急功近利、及时行乐的庸俗浅薄之辈，那么，他俩共同的人生理想是什么，精神上的追求是什么呢？
在中国，理想的男人不能“淫邪”、而必是带有些女人气的，他必须知书达理，温文尔雅，应懂得服从、忠贞和奉献；文的是“儒生”，武的带兵打仗，也得有“儒将”风度。这样的理想男人，在马缨花所处的荒原穷乡（尤其是在从前旧社会）本来是看不到的、解放前那些“学而优则仕”的、有格的城里念书人，轮不到马缨花和他们对话、相处。解放后男女平等了，女的和男的一起出工，开会，平起平坐了，而章永磷这位落难书生的到来，显然给马缨花的精神生活带来了新的希望。“人往高处走”，热情奔放的马缨花之所以一时间对章永磷格外接近，大方款待，情有独钟，就是因为她从这读书人这里找到了精神寄托。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她能慷慨同情和尽力保护这位落难书生，给她的道德精神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满足。因此她在向章永磷施舍了食物之后，甚至深更半夜还潜到他的住处趴在门缝里观看他念书的“菩萨模样”。
下面这一段精彩的现场描述，是典型而深刻的，从中可以看到，在取消了邪恶的“肉”的因素、狠斗了私心之后，纯洁的革命青年章永磷，与“被生活磨练过对生活本身不再有神秘看法”的女人相处时的“精神境界”：
在灯光下，我抱着头读书。她和小女儿唧唧哝哝在炕上说话。灯光把我头颅的影子投射到她们身上。小女儿好像也受到一种庄重的气氛的感染，嬉笑的声音也是悄悄的。我有时停下来，谛听着她们的笑声，完全能体味到她们给我的亲切的温暖。这间奇妙的小屋，几乎盛不下我们之间的绵绵的温情。它常常使我联想到航行在静静的海面上的一条精致的小船，联想到一个童话……我偶尔侧过头去，她会抬起美丽的眼睛给我一个会意

的、娇媚的微笑.那容光焕发的脸，表明了她在这种气氛里得到了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她享受着一个女人的权利。（第29节）
这里的和谐和愉快，当然和马克思没有任何关系，却正是“马克思主义”和寡妇道德相结合的生动实例。在这里，“再教育者”的优越感和受虐者的安全归属感是如此契合，“女人的权利”享受和被阉割者的“自觉性”是如此相辅相依，这是章永磷在被“扑灭了邪气”而“心灵深处爆发革命”之后收获的。重要的是，章永磷念书的“庄重”模样感染着小寡妇和小女儿，使得这种取缔了“邪恶”的温情童话般地静悄悄地航行在道德的海面。“老厚老厚的书本”也好，章永磷的“瘦鸡猴样”也好，他一本正经念书时的“菩萨模样”也好，一切都不过是马缨花享受“女人的权利”的道具罢了。聪明美丽的马缨花，她何尝不知道章永磷的性饥渴，二十多岁的男子哪怕是读书人，时刻想“干这个”的心思，她一清二楚。然而，她为了捍卫自己精神上的优势，就不能不在德育方面坚持原则，进行强调。她知道，章永磷是不会乱说乱动的（像海喜喜那种“没起色的货”趴在后窗偷看她洗澡，是又好气又好笑的），还会感恩戴德，听她的话，好好念书，并且总是依恋她的。眼下这种纯情——精神生活，这种凌驾于念书人之上的精神优势，不只表明了她与男人平等，还显示了她的“主人翁”的地位。
这种“阴盛阳衰”的形势之所以对女人有利，就因为它补偿了她在社会上的软弱无力（男尊女卑），使她“精神化”了。被当作泄欲和生殖工具的、处于人下人地位的女人，在这种“精神”里找到了出头的机会，“翻身作了主人”，在“女人的权利”方面过了把瘾。只要章永磷不再起邪恶淫念，只要他在童话中安于被阉割的儒雅风度，在她的庇护下好好念书，严格律己，走正道，满足她精神上最大的幸福，一切就总会是安定团结的。

所以传统中国女人最喜欢阳痿的儒生型念书人。在女人眼里，这种庄重而珍贵的（理念式的）情绪是不应该和“低级趣味”混淆，不能和“肉”同流合污的——虽然马缨花后来一时心血来潮说章永磷应该叫她“肉肉”，有些肉麻而且不能自圆其说；但显然她并不想自圆其说——总之，在她看来，章永磷是不适合于“干这个”.也不应该“干这个”的。再说，即使她本人想“干这个”满足一下低级趣味，她也会去找海喜喜一类的粗人，章永磷决不是合适的人选。在精神（“灵”）方面，女人是只喜欢高层次的“奶油”精英的；而这些精英既为女人青睐和宠爱，就更以为自己是男子汉大丈夫了、而像章永磷这样聪明而敏感的悟性很高的男人，在被拒绝了性爱，羞耻和痛苦了一阵之后，就开始“超越自己”了：
“内心的风暴平静下去，从心底开始升起一片颂歌：
和谐、明朗、纯朴、愉快，好像置身在鸟语花香的田野里，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经历了强烈的激动之后，我睡得特别香甜。第二天早晨醒来，我神清气爽，好像服了一剂什么兴奋剂一样。并且，在这样一群人中间，我突然有了一种带有优越感的宽容精神。……今天我虽然也在这间土屋里，也坐在一堆干草上，也和大家一样吃着土黄色的稗子面馍馍，然而我仿佛觉得，有一种深奥的、超越这种尘世的思想，使我的心从我借以寄托的躯体中游离了出来。好像外界对我施加的侮辱、嘲笑、蔑视，只不过是针对我的躯体的，与“我”无关。（第27~28节）
阿Q精神，确确实实是一种精神，是“我”的灵魂，它与躯体（“肉”）似乎无关、甚至是敌对的。在这间土屋里吃着稗子馍馍坐在草上的所有的人，谁有我这样高水平高层次的诗人和思想者？谁能懂得普希金、贝多芬、拜伦和惠特曼、伯拉姆斯和马

克思，理解我的丰富和深刻？芸芸众生中，或历史上，谁能像我这样穷愁潦倒仍不屈不挠，超越尘世，在饥寒交迫生死存亡之际还以天下为己任？有谁像我这样无私无我，在如此下贱和自轻自贱之中坚持着高尚的精神追求？实际上，我的优越感，我总是神清气爽，我的宽容精神，并不是脱离事实的浮夸，不是没有根据的。所以我有时会情不自禁，一个人独自高兴，“我也忍受惯了……我仍然兴致勃勃”（第1节）“我认为，粗野，雄豪，剽悍和对劳动的无畏，是适应这种环境的首要条件”（第3节）“一时，我觉得我非常美而强壮了”（第9节），“……我越干越有劲，倒不完全是向海喜喜应战，而是我欢快地感觉到了我的青春的活力。”当队长喊收工时章永磷却喊道：“不行!我还没过瘾哩，我们再拉一趟!”（第21节）至于在念书方面就更杰出了，“我被（马克思的）巨大的逻辑力量和广博深刻的智慧弄得醉醺醺的……一股强大的、明朗的、如阳光下的海涛般的乐声向我涌来”……我超出周围这些庸人多么远了啊!
此外，无论我受到多少侮辱嘲笑蔑视，无论事实上我多么窝囊和可怜（比方马缨花总是以她的姿色骗得来男人的食物，让我吃饱），说起来，我25岁了还从没接触过女人，我的躯体是被剥夺了，甚至，马缨花（这深深爱着我的女人）也认为我只会念书而没有资格“干这个”，我鼓起勇气抱住她她还把我推开，这真是叫人伤心，悲痛欲绝，无论如何·……但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并不真的是人下人，绝对不是。因为，在道德——自我磨炼、赤子般的真诚，“先天下之忧而忧”——在精神上，我永远超越于别人，我确实是凌驾于一切“人”之上的绝对尺度；我的善良是独一无二的，在精神上我是顶峰。我越是下贱，和越来越下贱，就越能证明我的独一无二。“有时，我会被自己能如此忍耐而感动……我被我自己感动了”（第13节），“我觉得我比他高尚，比他有更多的精神享受”（第3节）“我胸中陡然涌出了这种

情感，像一首弦乐合奏的无词歌从心里汩汩地流出……一种纯洁的、神圣的感情……无限的爱情……”（第35节）因为我意识到了我的善良、我的美和爱；我心中的道德是真正的世界之最，是人类的光明和希望所在，所以，每一次不堪回首的“风暴”和“令人无地自容”的屈辱过去之后，我总是睡得特别香，总是感到和谐、愉快、纯朴、明朗的颂歌在心中升起。总觉得到处都是莺歌燕舞鸟语花香空气清新。
虽然我被逼得在道德品质上也出了一些问题（如小肚鸡肠，骗老乡的黄萝卜之类），但我意识到了，内心忏悔了。正是因为我忏悔自己的丑事，才有我的思想和心灵的深度，而这一深度使我获得了人格上的骄傲，这是别人望尘莫及的。
我觉得惟一有点疑惑的，还是“邪念”。“肉”的问题好像总是没有解决……
章永磷在被马缨花拒绝了性爱之后的“灵魂的震撼”里，在“我真的像死了一般”的悲伤中，大声对自己宣布：“我不信神，所有的神我都不信!我经历过一次‘死’以后，全部宗教都在我眼前失去了它们的神圣性质!”而与此同时，却单单对马缨花取消性爱“扑灭邪气”的决策无限崇拜而服从。这就表明了，他事实上有意无意在“信”着的、他惟一不得不“信”的，是贞节。而这一“信仰”，只不过反映了对“肉”的崇拜罢了。只不过表明，主宰着两性关系的占有原则，是他服膺的最高原则。因此在他后期（见《习惯死亡》），在他有了占有资格的时候，他就相信“做爱就是爱”，“只有做爱是真实的”，这和目不识丁的老阿Q向女人表白的“我和你困觉”，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老阿Q毫无水平，一直没能取得占有资格。
在整个苦难历程中，章永磷总是忍不住一再炫耀他的文化知识，仿佛不承认自己是被改造的人下人地位，总是大谈西方诗歌和音乐，自命高雅，摆架子，后来又真的土洋结合动手动脚。在

默念拜伦的诗句之后，他捉住马缨花的手指头放到嘴里去吮：“把她的手贴在我的嘴唇上，我一一地轻吻着她的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头。然后，握着她的手捂住我的脸……一颗泪珠也滚落下来……我情不自禁地说：‘亲爱的，我爱你!’”（第29节）显然，这种学习洋人当场吸吮女人手指头的搞法，尚可商榷，而硬要“狗狗”对着“肉肉”全盘西化地说出“我爱你”，是令人肉麻的，还说肉肉的手指头被吮得“怯生生”、“不胜娇羞”而“颤抖”了，这是让人笑掉大牙的。章永磷把西方的文学模样依葫芦画瓢搬来美化马缨花，美化人民群众进而美化自己，似乎群众的顽固低素质也并不排斥文明的细腻和雅致。这其实只不过迎合了一些自命清高的、了解一点西方文化皮毛的中国文人的怪癖，即一厢情愿地将自己贵族式的趣味硬塞进儒家的“群体崇拜”之中，以此来排遣自己内心实际上感到的孤独，和对这孤独的极端恐怖。

三、恐惧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20世纪80年代文坛上引起的轰动效应，其时间之长，实际影响之大，是首屈一指的。因为它孤军深人地写性爱（闯“禁区”），“爆了冷门”，直接写了“我”的性交，这在当时，很令人惊讶。小说一开篇，主人公就说起自己“感到愧悔”和“感到羞耻”。但是，既然我敢向人们交待自己的性交情况——这明明是一件很丢面子、吃亏的事——就证明了我是最勇敢的：我在“不能认识的东西”的领域里探索，我写的是“稍纵即逝的、把握不住的、无可名状的、不能用任何概念去表达的感觉”，而且我是“自觉”的；我“真实的、坦率的、有条理的、清晰地记录”过去的“生命的波动”，所以，我不但“没有什么可感到愧悔，没有什么可感到羞耻”，而且我有“永恒的

意义”，“永恒、已经存在于我的生命中了”。我连自己的性交都敢写，可见我有“坦然出世的心境”谁又有权利指责我“飞旋的弧度和途径”呢？
这里，支持写作的是一种“谅你们也不敢超过我”的实用判断、由于面子在中国是最重要的权益或“人权”，作者就采取了“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办法，拿出自己的面子来丢一下，以这种“诱敌深入”的战术和浑水摸鱼的手法，来达到“吃小亏占大便宜”的目的
在无人的田野里，章永磷走在芦苇遮蔽着的水渠边，“猛地一惊.我看到了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赤裸裸的女人!她在洗澡。……”他躲在暗处仔细地看：“她整个身躯丰满圆润，每一个部位都显出有韧性，有力度的柔软……肌肤像绷紧的绸缎……舒适的滑爽感和半透明的丝质感……不停地颤动着的乳房……而在高耸的乳房下面，是两弯迷人的阴影……毫无矫饰的自然美……面庞上荡漾出孩子般的欢欣……她的脸也很好看。在她扬起脖子，抬起头的当儿，那绿色的芦苇上立刻现出了一张讨人喜欢的面孔。眼睛、鼻子、嘴……有一种女性特有的灵气。……湿漉漉的短发妩媚地抿在脑后，使一张女性十足的脸平添了几分男子的英武气概……眉毛两端又高高地挑起和急剧地下垂，生动得无可名状。看起来她忘记了一切”：
她忘记了自己，我也忘记了自己。开始，我的眼睛总不自觉地朝她那个最隐秘的部位看。但一会儿，那整幅画面上仿佛升华出了一种什么东西打动了我。这里有一种超脱了令人厌恶的生活、甚至超脱了整个尘世的神话般的气氛。世界因为她而光彩起来；我的劳改生活因为看见了这幅生动的画面而有了一种戏剧性的幸运，一种辛酸的幽默感。我非常想去和她作友好的谈话，想笑谑她一番，但我又怕打扰了她，使她吓得逃跑，从而使

梦境般的奇遇、幻觉般的画面全部被破坏掉。我只是呆呆地看着。……
这确实是“忘记了自己”的现实的神话，是中国特色的神话般的现实。一个三十多岁了还根本没见过“肉”、长期习惯于意淫的童男子，常常梦见“软体动物”、梦见白云轻烟和“毕加索风格”、常常以“具有弹性的白馒头”、“富有曲线美的香烟”、“肉质感的木柄”和“纸张白得像皮肤一般的书”为意淫对象吸取生理快感，常常摸得到自己“胸腔和腹腔里有一种尖锐不安的东西撞击”、“感觉得到一股灼热的暗流在我周身脉络中乱窜”，而且常常想“扑向所能看见的第一个异性”：一个在严酷囚禁下的完全彻底的性饥渴者，突然见到朝思暮想的“肉”，在史无前例的“猛地一惊”中一会儿就升华，超脱了整个尘世生活，进入了辛酸幽默戏剧审美光彩，还立刻想和这“肉”友好谈笑和谈心。这里的确有一种打动人的“什么东西”：这就是随时随地“神话般的”口是心非、说大话，随时随地梦境般的“忘记了自己”。
然而，话说回来，在这种场合不说点大话，又能说什么东西呢？如果悍然说出“困觉”式的令人鄙视的老阿Q的话，或只说些“做爱”一类老年章永磷才说的潇洒话，那就等于提前“道德滑坡”，是不符合人生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鲁迅曾说中国人没有记性，凡记性好的，不忘记自己的，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华盖集》：《导师》）。其实，中国人之所以记性坏，就是因为随时随地在“忘记自己”，无法形成记性。鲁迅在1926年9月致许广平的一封信里，提到听讲的学生中有女生而“我决定目不斜视”，许广平在回信中有意思有境界地鼓励鲁迅不要过于担忧，并引了张竞生先生的理论，说人都提高程度，“则对于一切，皆如鲜花美画一般，欣赏之，愿显示于众，而自然私有之念消，你

何妨体验一下？”鲁迅在复信中指出：“张先生的伟论，我也很佩服，我若作文，也许这样说的。但事实怕很难，我若有公之于众的东西，那是自己所不要的，否则不愿意。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道私有之念之消除，大约当在25世纪……”鲁迅从自己的体验出发，断言在25世纪之前，中国人不可能“超脱”地欣赏女人；而中国人的口是心非或“忘记自己”，主要就体现在性方面，落实在“万恶淫为首”的道德原则上。人们的思想精神，总是在逃避自己的“困觉”阶段（“初级阶段”）这一现实，而在实践中又都是现实主义（“唯物主义”）者。
其实，在中国，不但不可能有将裸体女人当作“自然美”而忘我地“升华”的事，反而只有将穿衣服的女人在脑海里剥光来“欣赏”的事：“一见短袖子，就想到光臂膊，就想到全裸体，就想到性交，就想到杂交，就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思想，惟有在这方面最为跃进。”粗犷的农工海喜喜不会吹牛，在谈到偷看洗澡的马缨花时，说起“她那个奶子，那个腰”的口气，就不过是“想和她困觉”；而章永磷刚刚吹完一阵“忘我”的审美牛皮，就立即跌入到万劫不复的深渊里了：
她突然发现了我。她没有惊呼，也没有吓得四处躲藏，而是眯起眼睛迟迟疑疑地望着我。……我全身的神经都绷紧了……终于，她露出洁白的牙齿朝我莞尔一笑。……她并不急于穿衣服，却撂下手中的内裤……正面向着我，用她毫不准备防御的姿态呼唤着我。这时，我眼前出现了一片红雾，……我不断地咽唾沫、恐惧、希冀、畏法、侈望，突然来临的灾祸感和突然来临的幸运感使我不自禁地颤抖，牙齿不住地打战，头也有点晕眩起来。……
一阵强烈得使我晕眩的冲动过去，习惯性的克制逐渐占了上风、这时，我在她的眼睛里，在她微微哆嗦的

肌肤上，蓦然看到了一种可怕的痛苦，看到了笼罩在我们头上的凄惨命运。她的饥渴也是我的饥渴；她是我的一面镜子。我心中涌起了一阵温柔的怜悯，想占有她的情欲渗进了企图保护她的男性的激情。她那毫不准备防御的姿势，使我的心仿佛收缩了起来；生理上的要求不知怎么消失了，替代它的是精神上的忧伤。而恰恰在此刻，从高高的斗渠坝上传来了尖利的哨音，它像鞭子似地在我身上抽了一下，我觉得我还呻吟了一声，便拔腿返身跑掉了。
在这里，章永磷交待问题中的以逸待劳或“抛砖引玉”式的手法，都姑且置之勿论。不管怎样，一个知识分子（还是个童男子）的“灵”在“肉”面前的恐惧得索索发抖，是老实坦白出来了，这是难能可贵的。然而，他刚刚接触恐惧，触及到事情本质，却又老毛病复发，想冲淡和洗刷自己的卑贱来重获“优胜”，马上就用“痛苦凄惨命运”、“温柔的怜悯”、“精神上的忧伤”甚至“企图保护她的男性的激情”等等来把水搅浑，使自己再一次“超脱”而忘记了自己。
实际上在这里，“突然来临的灾祸感”是第一位的，恐惧感压倒一切。由于内外“灾祸”对自我的两面夹攻，恐惧是双重的：外在方面，一名劳改犯，光天化日下在田野里奸淫妇女，罪上加罪，严打起来会是什么下场？而这里既谈不上为“爱情”的不顾一切，也谈不上为“事业”的甘愿牺牲，仅仅是有可能幸运地得到一次占有发泄机会，但同时，也很可能被人现场拿获。这样为性欲而冒险值得吗？到底是怀着侥幸心情抓住这大好机会过一次瘾，还是别冒险为好？问题十分紧迫!要求当机立断!……而内在方面，是巨大的心理压力。其实对这里的章永磷来说，性爱是绝无可能的：像他这样一个高水平的知识分子，目前又正处在“独善其身”阶段，没有道德的恩赐或恩准，没有政治上经济

上的面子保护和“人格”保障，他敢于突然抛开“自我”，对女人动手动脚？他能够连脸都不要，在女人眼皮下脱光自身的衣裤？他有本事无条件地突然“超越”，突然从动口不动手的君子化为衣冠禽兽？
又怕外界，又怕自己，在紧张的双重恐惧下索索发抖的人，又怎么可能记起“温柔怜悯”、“男性激情”和“精神忧伤”这一类写作中的主题思想呢？作家可以悠哉优哉地捏着鼻子自己哄自己，可以巧妙构思，突然面临“肉”的劳改犯也能行吗？如果不是劳改队的可怕（？）哨音给了他拔腿跑掉的机会，这些“温柔怜悯男性激情和忧伤”将如何贯彻落实下去呢？
逃离了可怕的现场之后，章永磷整个下午都魂不守舍地在田野上乱窜。虽然非常懊悔自己失去了一次极为难得的泄欲机会，他终于还是很感自豪，“觉得自己经受住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又庆幸自己过去受了教育，是文明使我区别于动物，使我能克制自己，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了人，也只有人才能表现出的高尚行为：我有自由意志，我可以选择，因为我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些似是而非的夸夸其谈，表明了章永磷的思想，是把紧张害怕和发抖都当作“克制”、“高尚”、“自由意志”来看待的，他忘记了他的“选择”和“负责任”的基础是恐惧，和自由意志无关。
虽然总是忘记，但内在的恐惧是抹除不掉的，尤其一个敏感的人会意识到它而伤心，因此章永磷一会儿就说起了枢气话：“社会的责任似乎就全在于折磨和迫害我”，因此说不定是当一个原始人、野蛮人更好，“在这个野蛮荒唐的年代，用野蛮人的方式去荒唐地生活……”这里，按照客观规律和面对现实，章永磷如实地把“与人奋斗”中的性爱（“肉”）看作野蛮，自己向往“肉”也就是想当衣冠禽兽，并且为自己没能当上而悔懊和遗憾。但遗憾也没用，一时间当不上还是当不上，就只好转而求其次，“庆幸我受过教育”，以“文明高尚”而自豪了。这真是“坏事变

好事”，“有一弊必有一利”，这就是中国人的“辩证法”。

四、真相

在阴暗悲惨的劳改号子里，章永磷是乐观主义者。由于他并没有变成“道德败坏的普通刑事犯”，而是有道德的政治犯，因此当上了劳改队里的大组长，常常感到自己是“悲剧式的英雄”或“神的儿子”，而对其他犯人产生“怜悯”。在背稻捆时，偶尔听到一个政治消息，他就感到通体舒泰，要背八捆了。而每天囚犯们“列着队，扛着锹，甩着手臂，精神抖擞得可爱”。在路上，“农民们把‘看劳改犯’当作精彩的节目”，七嘴八舌指点议论，而姑娘和媳妇们都拿劳改队里的男犯嬉笑调侃，男犯们一见到女人就更是大声唱歌，王队长没有下命令唱歌也要唱，“年轻的劳改犯就会向渠那边的姑娘媳妇们挤眉弄眼”，“这是一个开放性的剧场，观众席上同样演着热闹的戏”，而王队长，“和我曾经认识的谢队长相似，这个干瘦的劳改干部其实是个心地善良、爱说爱笑的好人。从小和高原上的黄土打交道的人，心地很自然地和黄土一样地单纯。”“在他装模作样的沉默中也包含着善意”，“每当劳改犯人听到他用‘婊子儿’来称呼自己，都会感到一种家庭式的温暖”，“这里没有岗楼，没有电网，没有扛枪的‘班长’。我们又听见了鸡啼狗吠；我们渠这边沙枣花盛开之际，生产队的蜜蜂嗡嗡地成群飞来，似乎已经抹掉了横在人与人之间的森严壁垒。有家的犯人仿佛又回到了家，无家的犯人也获得了些许的自由感”……就连田野上的青蛙和癞蛤蟆的鼓噪也是“欢快而又愤怒”，“并充满着必胜的信念”的，“啊，在这个混乱的年代里，劳改队是天堂!”……
在这个“与人奋斗”的世界里，人们的确是“其乐无穷”，就连劳改犯都是乐天知命，随遇而安，如此自得自满甚至沾沾自

喜。这种永远逃避开自己、对自己所身受的痛苦加以玩弄、品味和陶醉于其中的“优胜”精神，确实是国人生存的依靠。在这里，外部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与我无关的，重要的是我心中的自我感觉或幻象，即面子，它的作用是双重的遮蔽：既遮蔽外部世界的真相（“死要面子活受罪”），也遮蔽内心世界的主体性，使自己总是“自我感觉良好”。人就在这种“瞒和骗”中安定，骄傲，把他人和自己一概看成和黄土一样单纯而“善良”的，“使人生又可以在别一境界中，安心乐意地活下去”，让人麻木习惯于被剥夺的命运，甚至“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见鲁迅：《漫与》）。
本来，一名囚禁中的性饥渴者和被剥夺者，当触及到“肉”的问题时，良好的自我感觉总应该有所松动和瓦解，应该沮丧、自卑或陷人紊乱；然而章永磷还是用文化来遮蔽和“取胜”，哪怕是在梦中想像自己亲近“女鬼”，“搂着了她那娇小的腰肢”，“把她揽进我的怀里，让她坐在我的大腿上”，他都能坚持发现，他时刻想着的是给她讲国家大事，上思想政治课，分析社会问题，然后谈音乐；而女人（女鬼）最关心的就是他晚上念书不要太累。就这样体现出纯情的“乐而不淫”和“坐怀不乱”。但章永磷自己平时在囚室的被窝里感到的，却是自己“随时会咆哮起来”，火焰般灼热的暗流“很可能猛地冲出来”，“扑向它所看见的第一个女性”。
当章永磷不再是做梦，而是真的向一个自己想着、还（在8年前）清楚见过的美丽的“肉”黄香久求婚时，虽然一开始就在窥视她的胸脯，并且“不用抚摸就感到它温暖而光滑”，但嘴里讲起的却是国家大事和“微妙的政治信息”，想“努力从哲学、政治经济学中理解规律”，想到“那条船在茫茫的大海上以后会向哪儿开”，尤其担心自己能不能“参加制定船的航向”……而黄香久那闪烁的目光里不但有期待、盼望和默许，并且她那诡秘

的笑意中还有“大胆而无声的呼唤在岑寂中频频作响”，“薄薄的衬衫下有鲜明的轮廓，一个赤裸裸的肉体又在我眼前呈现了出来”，而“我脸上也泛起了诡谲神秘的微笑”，而且“我醉醺醺的，体会到一种惶惶不宁的幸福，一种极为快乐的紧张。我又觉得口干舌燥，像在芦苇荡中一样······“但正在我想说点什么或做点什么的时候，马老婆子却推门进来了”。
这里，马老婆子的突然进来，就像8年前芦苇荡里突然响起劳改队的尖利哨音一样，无形中把他对“肉”的“想说点什么或做点什么”给省略掉，将最大的困难和丑恶给回避了。实际困难在于：人对于“肉”，根本就没有从“说点什么”到“做到什么”的过渡，人只能要么不说、要么说着“灵”的什么突然一下子做出“肉”的什么，而一旦做出“肉”的什么就只剩下了肉没有灵了。比方谈着谈着政治问题，突然“猛扑”过去抱她的腰，或者说着大船的航向，突然“咆哮”（？）着摸她的脸等等。当然，这是初次接近，还不好脱衣裤什么的，人总得有人的尊严。再说，这里的难度也实在是太大：由政治谈话突然到猛扑女人，从哲学探讨而突然咆哮，或从欣赏音乐突然脱衣脱裤，这都是很难做到，更难做好的，这中间跨越了多么遥远的距离啊!就等于一名乡下穷人和宝座上的皇帝的距离。
第二次向黄香久正式求婚，章永磷在刚进门时脑海里出现了“花前月下，海誓山盟，卿卿我我，分花拂柳，含笑不语，口舌生香……一种崭新的结晶”这样一些词藻，同时就在心里不由自主地骂了句“有爱情吗？去他妈的吧，爱情被需求代替了!”接着，他“用一种冷静的购买者的眼光”“开始仔细地看她”，感到了黄香久的美好青春和女性魅力，她的“很纯净的天真”和“叫人捉摸不透的愚蠢”，但这次他没有想别的问题，而是专注于“肉”了，透过衣裳也感得到她那“微微耸起的乳房和微微隆起的小腹，仅在视觉上就使人感到具有弹性”，感到“十足的诱惑

力”和“潜在的危险”……在谈话中她给他倒一杯水，并且“她脸上充溢着温情和柔顺”。可章永磷总觉得别扭，“我突然感到我们两人都很可笑，很奇怪，很狼狈”，
其实，尽管“需求”不容易理解“爱情”，但爱情是一刻也离不开需求的。章永磷一方面思想上把需求置于“去他妈的吧”地位，一方面则盯着女人的乳房和小腹，这就不能不别扭和狼狈。这是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与生俱来的虚伪。他满脑子意淫词藻，明明是他主动求婚，比女人更渴望“需求”，更处于“初级阶段”，他却时时要用文化来炫耀自我，来凌驾于女人之上。文化水平低的黄香久，思想上要比他谦虚而真诚，她很正经地谈到、“老实说，到咱们这个年纪，又经过这么多事，啥‘恋爱’，都谈不到了。主要是要成个家，跟大家伙儿一样过日子”。当她谈到两人的工资存储和具体持家问题的时候，章永磷就“又觉得身上冰凉了”，“我感到非常奇异。原来是一个幻影……觉得她很陌生”。只有再一次去看她那“丰满的胸脯随着鼻息一起一伏，滚圆结实的肩膀，两条美妙的曲线”，才又有些“惴惴不宁”，想到了那“一霎时就能突破的界线”，而这时黑子（知识青年）突然在院子里大声嚷嚷起来，接着书记曹学义也来了，于是又一次“压抑了我们的情感”。
是习惯性的道德感，压抑了章永磷的理智，使得他虚伪而不自知。当两人具体谈到（需求）“这种事”，他就以自己是纯洁的童男子、从未接触过皮肤滥淫而自豪，一方面“涎着脸轻松笑着”要黄香久“教教我”；一方面、又深感有过婚史的黄香久是不洁的，有性经验是“她的弱点”。直到新婚之夜，他才在黄香久的教导下知道上床之前的“洗，肯定是一个必须经过的程序”，但并不以自己这种愚昧为羞，好像还以自己的混沌无知而得意；而洗完之后，马上就要上床，要进入“肉”而再没有意淫（“灵”）的份儿了，他还挣扎着不肯降格，“还不想睡”，抽着烟

问：
“香久，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呢？”
这的确是“多么奇怪”：“我”一个受过教育的文明人，高层次的知识精英，此刻竟然可以一下子把“自我”抛去九霄云外而落实到野蛮，可以干这种低级趣味的事、发泄情欲而不必担心，既无人来干涉，也没有人感到奇怪，真的“没有任何人像我一样感到奇怪”……只是，眼前这个女人（她是“妻子”：这话多么奇怪!）她就要发现我、知道我的真面目了，她自己是怎么回事呢，她是不是会率先承认“肉”的需求，由她主动将皮肤滥淫担当起来？只要她开了头，我面子上就好了……
但是在面子尊严上，每个人都是本能地敏感的，是人我“平等”的，人人都要捍卫自我，尤其是在即将降格为“肉”之际，不论人的政治水平和经济实力怎样，反正谁也别想占谁的便宜或上风。因此黄香久不假思索而毫不含糊地反过来问他：
“那么，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呢？”
章永磷当然不会回答。在挨过了一阵意识形态上的尴尬之后，终于轮到脱衣脱裤上床动真格的了。虽说有“滚烫、沸腾、美丽、使我恐惧的壮观”，“有海市蜃楼，也有绿洲花园”，虽说这“最古老最新鲜的搏斗，不但要凭力气、勇气、情感、还要凭灵魂中的力量、凭天生的艺术直觉······”然而，我毕竟不是“完美无缺”，我满身大汗喘息着，“对不起”，我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失败：无法完成性交任务。
真是不干不知道，实践出真知。诗人章永磷的真诚，他对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也正是在这里。然而，在交待了自己的阳痿（“废人”或“半个人”）真相之后，在谈起“压抑”的时候，他仍然执著于维护自己的思想，担心“我们国家的前途”问题，还对黄香久产生了敌意。这就是他的不对了，是他的老毛病。黄香久深刻地指出：“算了吧!你没本事，尽会耍嘴皮子。”但章永磷

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他得的是阳痿病，就只会耍嘴皮子。正如一位当代艺术家指出的：凡是得这种病的人都是些能说会道的，他们都有一套一套让人头晕的道理，能把死的讲成活的，目的只在分散别人的注意力，掩盖自己那见不得人的真情。
由于章永磷已经把真相给暴露得无法掩盖，因此他的“优胜”办法，接下来就是洗刷和“辩诬”，企图通过“创造性的劳动”来证明自己的“硬汉子的刚劲”。但是，阳痿患者若是害怕病情，不敢面对面地正视失败、承担失败、并停留于失败，只会“把死的讲成活的”，是不可能有创造性的劳动的：他的事业多半是煞有介事。

五、煞有介事

章永磷交待了自己的阳痿，就到田野上去，和大青马——即他的“良知”的象征——对话，谈起“离群索居”、“处世泰然”、和“无所不包的哲学规律”，涉及了“感到厌烦”、“对无能的恐惧”、“庸俗和低级”、“空前滑稽的时代”，最后提到“信仰、理想和雄心的徒劳”、和受过了宫刑还写《史记》的司马迁，等等。这之后，由于他不能尽到丈夫的责任（夫妻之间的“义务”），加上黄香久和书记曹学义的通奸使他深感屈辱和受伤，他就进一步和宋江、孟子、庄子去讨论人文问题，和马克思探索起更深奥的哲理来了。通过这一系列学术过渡，尤其是在和洪水搏斗抢险救灾的英雄主义行为中树立了自信，他终于在黄香久的关怀爱抚下恢复了性交能力，成了一个“完整的男人”，于是就准备离弃黄香久了。
诚如大青马所言：“一切生物最根本的创造是自身的繁殖，你连这点都做不到，还想有什么创造？……你即使创造出来什么，也会是畸形的，甚至对人类有害。”“千万!千万!赶快熄灭

你创造的欲望，做个安分守己的人，像我似的做个安分守己的马。”章永磷听到这种一针见血的话，一时间伤心地流下了泪，肚子里翻腾着一腔苦水。而现在恢复了男子汉的刚劲（最明显的是在树林里那次“青春焕发”的性交），他又树立起自己的信仰、理想和事业方面的雄心了；尝过了“燃烧和销魂”、“爱情的内容、爱情的欢愉、爱情的唯物主义”，“意识就要反抗物质”了。
章永磷的结婚，纯粹是服从着“物质”，是为了缓解性饥渴。饥渴已经缓解，又有了一些男人的经验，“但我也付出了自由作代价”，他又在向往单身汉的自由了。而他之所以要离弃黄香久，显然是因为她水平低，本是个“二手货”，而现在又加上和曹学义通奸一次，这种“阎婆惜”（“淫妇”）对他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他那“心理上的阴影”和“复杂的感情”更加“难以理解”了。“烦躁、妒嫉和悔恨只有在一次满足之中才能平复。她给了我满足。但满足了之后又更加烦躁、妒嫉、悔恨，备受希望的折磨。她在我身下扭动、呻吟，用手指和声音抚摸我。她在别人下面也是这样的吧？别人也在她身上得到过满足吧？‘我现在从你身上都闻着以前你那些男人的气味’。于是，我会突然亢奋起来，爱的行为变成了粗暴的报复……”“我对她的爱情夹缠着许多杂质；吸引力和排斥力合在一起，内聚力和扩散力也合在一起；既想爱她又想折磨她，既心疼她又痛恨她……互相矛盾的情感扭合在一起，难解难分。这是一条两头蛇，在啃噬着我的心。”“她嘤嘤地哭了。这是从心底里哭出来的声音。屋子里黑暗得和坟墓一样。”……我们在人世与阴间的交界上。这里躺着两个死去的活人，或者是两个活着的死人。……两个人就等于“两个单干户办了一个合作社”，“互相帮助”地生活着。
俗话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这个经的核心内容在夫妻之间，落实在性爱上；性行为总是伴随着矛盾折磨，夹缠着诸多情感“杂质”的。

在床上，由于章永磷“总是有气”，把背对着她，越讲越气越懊恨；黄香久惊恐地一翻身跪在炕上，大骂自己“该死”，哀求章永磷宽恕，抽泣着表白自己的心（“觉得你好，你跟别人不一样”）。于是在抽抽搭搭的女人哭泣中，“石头般坚硬的男人被磨光了棱角”，变得“晶莹美丽”了，于是章永磷翻过身去，再一次满足……黄香久感到自己“命苦”，一心想和他这个好男人白头偕老，就怯生生地说起：“要是你觉着不公平，你也跟别的女人去睡几次好了……”这充分体现了她的谦虚和“平等”思想；但这时期的章永磷，还不到“滑坡”的阶段，也没有滑坡的条件，因此他气恨恨地说，“我不像你!你是什么男人都可以的，我可不是什么女人都行。”表明他是高尚的，在性爱方面是有自由意志和严格选择的。无可奈何的黄香久就只有跪着哭。
本来，家丑是不可外扬的。而章永磷出于对“苦难的历程”的实用追求，把坟墓（“家庭是爱情的坟墓”）里的丑恶内容给外扬出来了、由于除了他还没有谁这样交待过问题，因此，他就把他在“满足”过程中的烦躁、妒嫉、悔恨、窝囊忍气和粗暴报复这类中国人的普遍情绪，称之为他个人的“难以理解的复杂的感情”，而他就是“因为感情太复杂”，所以想要离弃老婆了。
当然，这还只是离弃黄香久的次要的理由，因为个人感情上的琐碎，毕竟还是道德小节。作为有抱负有雄心的“爱动脑筋的知识分子”，章永磷一门心思想着的是大节，是自己的一生要在世界上“留下点什么”，而这个“什么”还要比无知无识的黄香久、比一般群众的“什么”无限的高超。他想要去孕育一场“真正的人民运动”，使我们的国家得到“新生”。这种救世主般的自傲与他的奴隶身份尽管不协调得近乎滑稽，但却是合乎中国人的重大节、重灵魂（“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就等于没有灵魂”）的最高做人原则的，因此他的要离弃黄香久，要解决自己的“复杂的感情”，就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论根据了。带着畸形的时代加予

他的一切伤害（尤其是女人的不贞对他的凌辱），在性苦闷所铸成的病态性格的驱动和心理阴影的恶性膨胀鼓舞下，他立志要去当“逃亡者”，接受了罗宗祺送的一块手表，还准备了空白介绍信，他要到“广阔的天地里”去，“准备献身”了；还说离婚是“为了她的安全”。即使黄香久不顾自身安危，愿意跟着他，（“要死，我也陪你去死”），他也要“狠心”离婚，“在这种时候，由不得我不狠心啊!”
然而，他这种“难以理解”的、“曲里拐弯”的复杂感情和坚决要干的“事业”，黄香久一语就能道破：“你也可怜，一肚子才学，窝在这儿受人欺；你有你的苦楚……”她知道对章永磷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如何从人下人翻身为人上人这种事。章永磷本能地回避着她的这种“笨得可爱”和“聪明得可笑”，回避着她的知道，因为他没有能耐在自己的“事业”和女人知道的事之间建立联系，无法解释“为了她的安全”和“解决我复杂的感情”这种“灰色模糊的、太费解太难表达”的事物。这样，他一边向往着与当下“这一笔孽债”无关、不牵涉“复杂感情”的“事业”，一边亏心地伤害着女人，继续用“肉与肉的接触，由高度的快感所升华出来的那份情爱”来模糊和装饰这种亏心，并且又一边“忏悔”这种亏心、一边为满足和泄恨而粗暴报复地性交。这触目地表明，他离开“肉”而宣布要去干的事业，吹嘘要“为人类贡献一些什么”的大事业，是自欺欺人的。因为人并没有什么预定于外的、与当下（“孽债”）无关的事；那抽象的、孤立的、曲里拐弯而去向不明的事，是煞有介事：这也正是别人牺牲他章永磷、强迫他改造20年所干着的同一件事。
中国的妇女，是渗透着男权思想的，即使怨恨，即使要和男人搞窝里斗，也只会站在男权社会的立场。黄香久以她的性爱和温情，把章永磷从一个废人治愈成完整的男人之后，她就失去自身价值和意义了，而她也心甘情愿地扮演着这种“苦命”的角

色：其实她（她们）并不是“男人的一半”，而只不过是男人的滋补剂，专用于补偿阳痿的。当然，这只是她的客观方面，被动忍从的方面
从女人的主观能动性方面来看，黄香久实在也是个聪明人，她早就看出了章永磷“满肚子鬼心眼”、“生就了一付狼心狗肺”，而且知道他“当初结婚就没诚心”。当她发觉章永磷硬要抛弃她，即使她表态“愿意陪他去死”他也坚决不要她时，她突然气得脸发白，猛地扑上去一把抢过他的日记本，威胁着要去告发他，给他加罪加刑。而章永磷就“假戏真做”地拽住她；她蛮横起来充满可怕的敌意，两人挣扎着抢夺日记本，拉来扯去。这种紧张形势，被黑子闯进来看见，黑子大喝“黄香久放开!”并掰着她的手……才好歹解了危。
说起来，黄香久这种暴烈行为是越权的，违反“道德法庭”的。她和章永磷虽然也算是“患难夫妻”，但共同生活时间不足一年，实际上还没到场部办理手续（只有生产队一级批复和群众的证明），加之她还有过一次对章永磷的不忠。因此，虽然她平时对他百般温顺，侍候得无微不至，但她还并不具备控制他的资格。她心里当然是喜欢他，喜爱这种有劳动力又有满肚子才学的好男人。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她只好对他采取“同情”的态度（“好离好散”，“放你一条生路”）。但倘若她自己一直是正儿八经的贞节女人，结婚又有了三五年，甚至有了十年八年的感情，即正式取得了“妻管严”的资格，那情况就大不同了。试想：她在根本不具备资格的情况下，就色厉内荏地反复警告章永磷：“你当我是那么容易甩掉的？……不信，你就试试!”“我不松口跟你离，你咋离得掉？”在气势上压他不倒，她就付诸行动，强抢他的日记本，严重威胁他的生存安全。一旦她有了资格，有了权力，何能准许章永磷乱说乱动，让自己陷入孤凄守寡的苦命？章永磷又何能逃得脱？章永磷这种人还敢、还能走得出她的手板

心？
章永磷在描述抢日记本的过程中，以轻松的口吻，调侃地说这是“假戏真做”。
其实他要为之献身的“事业”也是假戏真做，因为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人民运动”。国家能不能“拨乱反正”，他能不能够走上红地毯成为人上人，完全取决于最高领导层的斗争和决策，取决于“他老人家健在”不健在。
在中国人的煞有介事即“假戏真做”里，是贯穿着生死斗争的。实际上，即使是那些“千百万人头（真的人头）落地”的轰轰烈烈的事业，也不过是假戏真做罢了，只不过“人多力量大”，场面大，显得壮观。而章永磷在交待真事情的时候总是拣假的说，避开了生存危机——当然写作的时候已经安全——只是一味美化黄香久，美化所有的人，进而美化自己，以获得自我感觉上的“优胜”。
在小说的结尾，就要离婚的两个人最后一次做爱，黄香久用火辣辣的语气对章永磷说：“上炕吧!今天晚上我要让你玩个够!……”章永磷在灵与肉的双重幸福中，激动无比地感叹：
啊!世界上最可爱的是女人!
但是还有比女人更重要的!
这是全篇的点睛之笔。这里的两个问题是：为什么最可爱的，并不是最重要的呢？而最重要的事情，是为了爱和生命，还是通向恨和死亡呢？
后一个问题只能缓一步再分析。而前一个问题，事情很明显：人如果只是执著于最可爱的，而不抓住最重要的，就什么也得不到；只有在与人奋斗的重要事业中取得胜利，有了人上人地位，才能多多地占有最可爱的。

六、习惯于死亡的性爱

在《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两部“启示录”中，主人公从饥饿和性爱两方面对自己进行自我剖析，企图通过忏悔来净化心灵、超越自我、升华上去。但由于忏悔的目的是“优胜”，“精神胜利法”自始至终贯彻于整个苦难历程，因此这种忏悔显得十分做作和伪劣，处处自打耳光。作者竟没有发现，他想通过这种虚假的“斗私”来“触及灵魂”而谋取胜利，这种忏悔意识，正好就是那场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根据、在那场轰轰烈烈的全民“斗私”运动中，人人都按捺住和撇开“复杂的感情”而专以假戏真做的忏悔（“狠斗私心一闪念”）为能事，却并没有触及到自己的灵魂，而只是触及着他人的皮肉，搞成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
章永磷中年以后才赶上了“拨乱反正”的好时光，走上红地毯成为人上人。在《习惯死亡》里看到，他直到“知天命”之年，才认识到“只有做爱是真实的”、“做爱就等于爱”、“做爱是为了向我自己证明我还活着”、“除了做爱之外就只爱看狗打架”、“除了做爱，还有什么能够证明我有生命？”等等，这其实就是他作为“唯物论者”对他的“思想历程”的总结交待。他的心灵，以崇拜贞节和忠于纯情（马缨花）为起点，通过和黄香久的“复杂的感情”纠缠和苦难的“灵与肉搏斗”的体验，终于落实到只剩下了赤裸裸的“肉”。这种过渡是自然而然的，就像人们从青少年成长为老人、从“斗私”过渡到“发财”、从“思想教育工作”的严肃大会堂转移到青楼小姐的床上一样。
章永磷这种对“做爱”的交待实在是了不起的，因为他破天荒第一次坦白承认自己的生存之根不在于心而在于性，承认自己的理想、信仰和事业追求，归根结底无非是为了性交。“他心脏

所在的部位空无一物”，“灵”只不过是肉的累赘，因此，要杀死他只有对准他的生殖器扣动扳机，“当我找到这地方时我发出暗笑，笑社会加予他的惩罚全都击错了部位”。
虽然他对事情真相的交待极其简单含糊，只有“成功的做爱”、“又一次成功的做爱”、“一次完全成功的做爱”、“我要表演一下放浪形骸的疯狂”、“拼命地往你里面冲，我每一次做爱都使你满意”、以及“徐徐地调动起我的生命力再一次投入做爱”等等一系列华而不实的空洞抽象说词，但是，事物是一有机整体，从作品里随处透露的“边缘性”的言谈和抒情，我们可以对这种“做爱”进行一番具体明白的研究。
《习惯死亡》一开篇就写到“死亡”。由于“苦难的历程”实在不堪忍受青年章永磷“曾经主动地寻找过死亡”即自杀。他准备了上吊用的麻绳，晚上拿着绳子到了小树林，想来一次“壮举”，但“胆怯和犹豫冒出了他的头顶”。“许多年后他因为失望和愤怒曾多次想自杀和杀人，都是因为考虑到费劲而终止”，他“想寻死而没有力气和没有心思去寻死”，“自杀未遂完全败坏了他的勇气”。
其实他为什么要去死和为什么又不想死的动机和意义他永远也不能理解，更说不明白。他只能用华丽夸张矫情之词来填满所谓生活的“意义”。他虽然活了下来，但从此便善于欺骗自己和善于欺骗别人。……所以他经常想到死，死亡成了他的习惯。
其实，一个人为什么要去死和为什么又不想死的动机和意义，即自身生存内容，虽然一时难以表达，但自己心里是感觉得到，正是有待自己（如果有“思想”或“动脑筋”这回事的话）去理解，去说个明白的。不想去理解也不想说，表明自己从此安于生活在胆怯和犹豫之中，安于自欺欺人，也表明了这种理解和说明白太困难、太可怕，或许比死还可怕。回避着这件事而“活了下来”，是虽生犹死，“习惯死亡”就是习惯于这种“难得糊

J

涂”的生活。聪明过人的章永磷知道自己在“欺骗自己和欺骗别人”，“我发现他的幸福也是虚假的，痛苦也是虚假的”，“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就会把人世间的一切都当作笑话”。然而，说出了“我在骗人”或利用高深的“语言悖论”，并不能就达到真诚，也并没有超过老阿Q。老阿Q的“我和你困觉!”也是完全真诚的，是一句大实话，但也不过就是“困觉”而已。
而章永磷的做爱，就是建立在这种虽生犹死的胆怯、和“永远也不能理解更说不明白”的犹豫基础上的。他被迫劳改了二十年吃够了苦头，而现在发现，先前被冷落被压抑的金钱已经成了一切的主宰，“他发现他的梦想（和她的梦想）中不可数的意境也被可数的金钱割得支离破碎，一如九级风撕裂了云霓。东西两半球都没有罗曼蒂克的立足之地；整个人类把罗曼蒂克还给了上帝，从它手中赎回了再一次堕落的权利。”他开始对这一权利有些“惊异”，“但惊异过后他也便平静”，“几次死亡之后你对你自己越来越宽容”。“大家都急急忙忙灰头土脑地寻找失落了长达十几二十年的机会，即使在接吻的时候两手还东摸西摸地乱抓哩!”有了能够这样乱抓的机会和权利，他庆幸着“命运毕竟待自己不薄”。他发现，性爱才是真正的补偿，因此刚开始他“曾把（女人的）那一吻当作真正的平反”，而且在想到命运待自己不薄的同时，“也感到自己变得善良了”.
这“善良”当然是浮夸的，虚假的，其实他心里满怀怨忿。因此他除了做爱，就是历诉自己在劳改期间遭受的种种残酷捉弄和欺凌。正是那些当道的“恶人”对他的摧残和践踏使他的心“破碎”了，“你想我经过了这些事情我哪里还有感情支付给你”，他现在还原到野兽（“一只狼”）不但不是他的过错，反而显示了他的“原始状态”，显示了他苍劲的“原始的力量”。
我们都是一群老娃娃，我们写累了想累了在生活中受够了然后想宣泄一下卑鄙，因为一味地高尚会叫人受不了。我们要把卑

劣和神圣的界线打破，使我们既体会到神圣又玩味到卑劣，既表现出高尚又得意于下流。
这里几乎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王朔口吻。由于自己在“苦难的历程”里一味地“高尚”和“神圣”，吃了大亏，现在就有权利“渴望堕落”，有资格宣泄卑鄙和下流了。这种赌气和要求补偿，是他的“做爱”的基本情绪。他怀着这种要求补偿的赌气情绪，终于可以满世界乱跑，和各式各样的女人性交了。他发现他作为一个男人，“一生的各个阶段都是凭靠一个个女人来连接的”。“所谓爱情，只不过是赤裸裸的肉体的接触罢了”。“这个女人那个女人所有的女人已经使我的味觉变得迟钝。”
然而，人在性交行为中的占有和独立意识的冲突、“肉”的受虐和施虐、或自由意志的内在矛盾，只有依靠人的语言作为中介来调节缓和或美化加强，才能创造出爱。而缺乏语言的无声的“肉”（且以赌气和补偿为内容）就只能导致厌烦和冷漠、虚伪和仇恨。因此章永磷总是在做爱的时候想到“死亡”：“每在做爱的兴奋之后我便跌落到死亡线上”，“每一次成功地做爱之后我都会有这种感觉，奇怪的是这种感觉和被枪毙时的感觉一样”，“和女人做爱的时候……我便会在她身边喊一声：‘完了!’”“她的快感在他看来竟惨不忍睹……他猛然悟到当枪口对准他脑袋的那会儿，他自己的目光和她此刻的目光是如此相同。……也许正是那种恐惧的目光更加激发了他和她做爱的兴趣，那超出了性欲的需要，他一次一次地要在她眼睛中寻找枪口。”
章永磷所遭受过的苦难，使他抹不掉心理上的阴影。由于这里的做爱以补偿或发泄“气”为目标，并不只是性欲的需要，而是“超出了性欲”的，是一种文化—政治心理的需要，即“与人奋斗”的占上风、夺“优胜”的需要，因此，越“做爱”就越是疏远爱，越进行“赤裸裸的肉体接触”越是扼杀爱；而按照“气”的规律，越赌气就越气盛，越会“恨恨而死”。“你那时搂

着她不仅仅是因为性的要求……你搂着她还因为有一种报复的阴森的快感。”显然，这种报复性的通向死亡的做爱是“完了”，是人的终点。这里没有人，只有肉体，只有对人的践踏。正是性交，证明了无爱的人间。这种在道德淫威下的补偿（“平反”）性质的、和死亡相通的性交所带来的对世界的冷漠和怨恨，就是国民素质低下、永远处于“初级阶段”的根源。第二部第七节写到一次做爱。章永磷交待：“她的眼睛充满着向往”，“于是你悟到她今天特别美是因为你的到来而非常感激”，“你们平静地冲了澡……你们仿佛是厮守了多年的夫妻……你们都感觉到生命在躯体里急不可耐地要迸裂开来……你翻过身去吻她激动不已的胸脯”。而在这次“成功的做爱”之后：
他从浴室出来，点燃一支烟踱到窗前。……从这里可以看到半个旧金山。
……只看见无数的车灯像流萤般乱飞。窗外的灯火全都有音乐伴奏……闪光的急骤的鼓点使他的心肌颤抖。带着中国人经常怀着的惶恐，他不由得想起如果来场革命，来次地震，来场战争，西方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模样。
无意之间平凡的“想起”是深刻的，而性交之后的惶恐和“不由得想起”，就更深刻。鲁迅曾在《并非闲话》（二）中提到一个人，他想起让世上的人都死绝，只留下他和一个女人，外加一个卖食物的。基于这种“成功的做爱”而经常怀着惶恐的中国人，不由得真希望这世界毁灭，在战争或地震中“变成什么模样”。当然，在它没毁灭之前，还是“只有做爱是真实的”。
的确，“成熟其实是人生最可怕的境界”。这种深谙世故（“成熟”）的、只以性交为“真实”的人，是“一无所有”的。他时刻面临着“最可怕的境界”，因而，他天生就有一种恋母的倾向，需要母亲的抚慰来排遣可怕的孤独。“每在危难的时刻便

F

有女人来怜悯他。他从每一个怜悯他的女人的眼睛里都能看见母亲的眼睛。他暗自想他愿意最后死在女人的手里。”在和女人做爱时，“我从你的身上闻到了我母亲的气味，我多么想从你的身上回到我母亲的身上去”，他向往在性对象身上把自己变成婴儿，“从澡盆里爬出来他不由自主地哼起歌来，他似乎觉得自己又纯洁得有如婴儿”。这种“赤子”般的恋母情结和“成熟”的怨恨情怀是“对立统一”的，表现在社会文化上就是紧紧依靠群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地运筹帷幄，在“集体的怀抱”里与人奋斗。“我不害怕死，但害怕恐惧。最害怕的是恐惧着，又不知道为什么。……我害怕我好像和他们不一样。我总是在追求和别人一样。……进了劳改队我更有点快乐了，因为在这里我看到我和别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在第四部第二节和第四节，章永磷谈到“我们是被搞乱了的一代”，谈到“我们享有的自由度”、“我们的报纸”等等，聪明的女人问他“我们”是谁？谁是“我们”？我又是谁？……章永磷无能回答。第十节谈到他害怕再次被批判，“因为批判者的声音早就在他自己心里叽叽喳喳，那是他不断自我批判的继续”，“人不害怕别人，但会害怕自己，所以他会害怕”。
这次我知道了，中国人确实不怕死，但是不怕死的人并没有搞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名堂，就是因为我们除死亡之外却怕着别的什么东西。那么怕的是什么呢？是什么比死还可怕呢？我真没有想透。
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章永磷害怕的就是脱离“我们”，害怕孤独。孤独是比死还可怕的。至于“我们”（这伟大的母亲）是怎么回事，他不想管，也不想问，因此不论搞出什么，总是和“我们”没有区别，是自古以来的旧名堂。
因此，即使去从事他所惟一感到真实的“做爱”，当他毅然决然地、有计划地尝试着去嫖妓一一妓女身上不可能有“母亲”，

从寻根到漂泊49

因而他一时可以有“不同”——当他企图为性交而性交、脱离文化搞“个人主义”或“回到原始状态”的时候，他就原形毕露了。他先是为自己的嫖妓找理由，造舆论，宣布要“开始反叛”、要“用堕落来表现我的抗议”，还引用了另一位诗人的激进言论：“只有在中国变成一个大妓院时，中国才能进步!”然而，临到上场进了“东方佳丽”，妓女又是给他洗澡，又是为他按摩，又骑在他身上，又动用她的舌头，而他却“不习惯为做爱而做爱”，他要“加强做爱前的抒情性”。一会儿觉得自己真是个抒情诗人，一会儿对姑娘笑说她是“同志”，一会儿则说“你很像我的一个女朋友”；表明他还是念念不忘意淫。然而：
你感到她的语气和她面孔的表情都是平板的。在她有力的手下，抵制了你的抒情性。你越来越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物件。一会儿，她俯下头，又要动用她的舌头，你闭起了眼睛。正在这时，“砰!”你听见了一声枪声。……你便清醒地意识到你再没有能力和她做爱了。
一遇到纯粹的“肉”，章永磷的一切大话（“做爱就等于爱”、“又一次成功的做爱”、“只有做爱是真实的”等等）就垮台了，露出了本相，表明他标榜的“野蛮”和“原始”全是假的，他只有一种文明化了的、意淫式的痞。而他“慷慨地”抽出一百美元钞票赏给姑娘以免她瞧不起自己，就更显出他的猥琐渺小和可笑。这种维护面子的“慷慨”，其实是意淫者的另一种自我标榜方式，是比阳痿还丢脸，还凄惨的。这件事证明章永磷丧失了“恢复到原始状态”的能力，即丧失了回到真实的能力；也证明中国即使变成一个“大妓院”，即使掀起一个全民卖淫嫖娼的高潮，中国也不能进步；证明意淫一碰上真正的“皮肤滥淫”就不堪一击。章永磷把这场惨败的原因归结为“那颗子弹早就射进了我的大脑”，即归结为他年轻时代所受到的外部心理创伤，而不承认这是他作为一个中国文化人与生俱来的孱弱和病情。他甚至赞美起他所受过的饥饿和恐吓来了，因为正是那些苦难使他保持了令人羡慕的“标准身材”。

明明只有“做爱”是真实的，而章永磷在国外占到了一些便宜回国后，为了给自己的故事画上一个圆圈，却去乡下找到分别了二十多年、嫁过三个男人、生了六个孩子的老年马缨花。他要在她这里“一点一点地把心寻找”。马缨花在炕边“深情地看着”他，问他“要我陪你睡吗？”他说“要”。马缨花为自己衰老的肉体而歉意，笑问他“我都成了这副样子了，你还来找我干啥？”而他说，“也许这就是我的爱国主义吧”。而同时，“我想请求谁原谅，也想我对别人同样应该宽恕”。但是“我想了半天仍然不知道我错在哪里和别人有什么错”。

的确不知道错在哪里。章永磷的“苦难的历程”，从忠于自然天成的纯情（“灵”）出发，按照“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发展，必然落实到只剩下了“肉”，这本来就没有“什么错”。这是“唯物主义”，也是“天人合一”。但他的交待，实际上已经把中国人的痞性暴露无遗。但他还是死要面子，不肯承认自己被文化造成的“才子加流氓”的禀性，还想用“爱国主义”为自己的故事画上一个圆圈。他什么时候能摆脱这种“死亡习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