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与思想性——与昌切先生讨论哲学问题

读了昌切先生评论拙著（《灵魂之旅——90年代文学的生存境界》）的文章《洞见与盲视》，非常高兴。《灵魂之旅》是一本不太好读的书，我的意思是想从一个哲学（文化哲学和人生哲学）的角度来对90年代中国文学的一系列重要现象作一个简略的巡礼。书中主要不是着眼于艺术欣赏和品评（当然也不是脱离艺术感受，书中有不少艺术的分析），而是着眼于从哲学上来分析由艺术所体现出来的作家及其人物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心理特征，这在国内文学评论界似乎还是一个初步的尝试。昌切先生看来是仔细读完了全书的，他发表了一些很好、很中肯的意见。例如他看出我在书中所表达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从90年代这些具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中揭示出中国传统文化“长不大”的痼疾，即总是不由自主地回归童年和母体的倾向，以及作家在这种倾向中徘徊、痛苦、沉沦和冲突的内心历程，这就大体把握了本书的主要精神。当然，文章中也明确表示了他与我的分歧之点，这种分歧主要不是对事实的分歧，而是对看待这些事实的方法的分歧。在事实方面，昌切先生毋宁是认同我对这些作品的本文分析的，他称之为书中的“洞见”；至于方法，那么他在认为书中有“一种缘自西方哲学或文化精神的洞见”的同时，又提出这也正是“缘自西方哲学或文化精神”的“盲视”。在这里，我想就这个问题与昌切先生作一点更深入的讨论，不仅是为了把我的意思说得更明白一些，也是为了在文学批评的方法论上求得更多的共识。

昌切先生说：“邓晓芒为什么这样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很明显，根据在西方文化，在康德和黑格尔。他这种看法是以西方文化精神为准，比照和‘对勘’中西文化，抑中扬西，从评论对象中推绎出来的”，因为我是“搞西方古典哲学的”。所以“是否批评中国传统文化，是否揭示西方文化的精神实质，是他品评人物和作品的一个重要的审美价值尺度”。

依据我是“搞西方古典哲学”（康德和黑格尔）的而推出的这一结论，在我看来似乎是过于简单化了。如果可以根据一个人的学问领域去推断他的立场观点，那我们完全也可以根据鲁迅是“搞中国小说史的”而推出他是“扬中而抑西”的了。我并不否认我的书中和我思想上有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古典哲学的背景，但除此以外难道就没有别的了吗？比如说对现实的反思和体悟。我自认为，不论我的思维训练和知识教养来自于何处（并不全部都来自西方文化，我毕竟从小读的是中国书），我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据”首先是依照我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亲身经历和感受，甚至我之所以要“搞西方哲学”，最初也是由这种经历和感受引起的。再比如对一般人性（而不只是西方人性）的思索，这种思索诚然是由西方哲学所刺激起来的，但决不能说只有西方人才能谈普遍人性和人道主义，中国人一谈就是“以西方文化精神为准”甚至“抑中扬西”。中、西本身只是两个不同的地域概念或地域文化概念，搞文学评论则似乎还应该有更高的准绳，即普遍人性的准绳，不论这普遍人性是不是西方人首先提出来的；如果是，那我们就应当毫不客气地拿来。所以，从本质上看问题，应当说“是否揭示普遍人性的实质”（而非“是否揭示西方文化的精神实质”）才是我“品评人物和作品的审美价值尺度”。由此导致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是必然的，就因为在我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存在、或尚未建立起普遍人性的原则。儒家伦理体系是等级性的（爱有等差），道家把人性归于自然性（“天人合一”的实质是人合于天），佛家则把人和自然都归于“空”。这些东西严重束缚了中国人对普遍人性的基本原则的理解，即：一切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有一个独立的精神人格，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首先尊重人的人格。本书的主题其实就在这里。

昌切先生提出的另一个分歧点是认为我的文学批评带有“道德化”的倾向。他说：

由西方哲学或文化精神切入，把作品中的人物以及作家的文化人格作为批判的对象，并根据这种文化人格的性质对人物以及作家施以褒贬，这肯定是有偏差的，很容易滑向道德化的文化人格评价。我敢断定，道德化的文化人格评价决不是一种好的文学的审美评价。

我十分同意昌切先生所说的文学评论不能陷入道德化评价的片面性这一观点。但问题在于，我在书中的评价恰好不是道德化的，而是知识论的，这也正是“西方哲学或文化精神”的一大特点；反之，中国传统文化倒是习惯于用“乐通伦理”、“文以载道”的一套道德标准来评价一切文学现象。本书就是要揭示出这种道德化的标准本身的虚伪性的。当然，既然是“评价”，哪怕是“知识论的”评价，也就有一个“真假”问题，并且要依据真或是假来对人物、作品等等“施以褒贬”。但问题在于，我对作品或作家的批评或贬斥首先并不是由于其“不道德”，而是由于其“不真实”；我对作品和作家的赞扬也首先不是由于其“纯洁”、“高尚”，而是由于其“真实”，这是读过这本书的人应当一眼即可看出的。试想，如果我想作道德化的评价，为什么对张承志的“道德理想主义”不抱认同？西方文化精神中也有道德观，但一般地说，他们更强调道德底下的知识论根基，这就使他们比中国文化更远离道德化的评价，也正是我更认同他们的评价标准的原因。和国内目前许多评论相比，我的批评恰好是最少道德化倾向的。这不是说我书中没有道德判断和道德激情，而是说，这些判断和激情都是建立在“真实”或“虚假”这一判断之上的。我力求做到的是，凡真实的就加以褒扬，包括从道德上加以肯定，哪怕它并不符合传统的道德标准；凡虚假的就加以揭露和抨击，包括从道德上加以贬斥，哪怕它打着传统道德的旗号。真实性是扬弃旧道德、建立新道德有力的思想武器。

昌切先生接着上面那段话又说：“人物形象塑造成功与否，审美价值如何，并不取决于作家是否拥有现象学、解释学之类的哲学视界，是否在作品中现身，人物是否具有西方人的文化人格”，“是不是哲学并不是可靠的文学评价尺度”。这一切都说得不错。但我想昌切先生是误解我的意思了。我在书中的确提到过某位作家具有“现象学”的视界，某个人物上升到了具有普遍独立人格（而不是“西方人的”人格）的灵魂层次，我对作家从直接的艺术感受而达到与高深哲学的沟通感到惊异和喜悦，因为我的书的主题是“灵魂之旅”，而无意于给作品和作家排座次。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20世纪90年代优秀长篇小说的一个必要的条件（虽然不是“充要条件”）是作家和作品的思想深度。当然，并不是凡有哲学深度的作品都是好作品，但没有思想深度（包括哲学思想深度）的长篇小说肯定不是好作品（请注意，这里说的是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而不是任何时代的任何文学作品）。在这一点上，我想昌切先生的批评显然偏离了对象。昌切先生希望从这种立场出发来为他所喜欢的作家辩护：“作为搞文学的，我不能认同邓晓芒对张贤亮和张承志等人的作品的贬损性评价。”他竟没能看出，我之所以在众多作品中选中张贤亮和张承志这些作家的作品，恰好是因为它们中有哲学，我的“贬损性评价”其实是一种很高的评价（不止一个人对我说，你把他们拔高了），是想从纯粹哲学的高度再给他们的哲学加一把力。昌切先生却以他们作品中不必有哲学来为之辩护，这至少是对这些作品的一个极为有价值（包括审美价值）的内涵的忽视。他其实对这些作品的“贬损性”比我更厉害！

最后，昌切先生举出了《红楼梦》等艺术史上的事实来反驳我对90年代长篇小说的评价标准：

曹雪芹无缘接触西方哲学，缺乏西方大哲的理论眼光，但这并不妨碍他创造出《红楼梦》这样杰出的文学巨著。若按邓先生的逻辑，贾宝玉总是像一个柔弱无骨的女人，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其文化人格极其“卑下”，宝黛爱情犹如顾（城）雷（米）爱情，“陈腐不堪”，一无可取。这么推论合适吗？我想是不合适的。⋯⋯贾宝玉越是像个柔弱无骨的女人就越是真实生动，宝黛爱情越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就越是富有审美价值。⋯⋯写出人物的真精神，这恰恰是曹雪芹成功的地方。

我不知道昌切先生为什么总是把我的意思弄反了来说。我本来是说：顾城的爱情是想在90年代营造出几百年前的宝黛爱情的氛围来，因此是“陈腐不堪”的（姑不论我是否用了这个词）；昌切先生却理解为：宝黛爱情正如几百年后的顾雷爱情那样“陈腐不堪”！看来历史、时间的观念在昌切先生的眼里是不存在的：当然，作为“搞文学的”，他本来也不必关注这些，而只须直观地感受作品的“艺术魅力”就行了；但如果完全没有历史维度，这种感受是不可能得到深化的。古希腊艺术是被公认为具有永恒的魅力，但为什么今天没有人再雕刻出一尊古希腊风的维纳斯（即使不是“断臂的”）来呢？不正是因为时代变了么？今天艺术家们如果还去营造古希腊的艺术风格，必定是拙劣的、陈腐的、虚假的，模仿得再好，也只能骗骗那些没有历史维度的“纯”鉴赏家，是骗不过真正的鉴赏老手的。古希腊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正常的儿童”，他们在艺术中表现儿童的天真也是正常的；曹雪芹在一个“长不大”的文化中第一次以艺术的手法透彻表达了爱情在这个文化中的天真幼稚和绝无希望，就此而言这种表达也是正常的，“真实而生动”的，“富有审美价值”的。但90年代的中国作家在这个特定的时代面临着民族文化的第一次青春发育期，却固执地不愿长大，渴望回到童年和子宫来逃避青春期的烦恼，以为自己在走向一种充满光明的境界，这就是一种不正常的变态心理了。当然，变态心理也可能产生伟大的艺术，只要作者如实地将这种心态的现实处境刻画出来，而不是用这种心态来取代艺术的真实。但我所批评的中国作家（顾城等）恰好就是这样做的。我的一切批评集中到一点，就是指出这些作家用这种不正常的心态掩盖了生活的真实，包括他们本身处境的真相；不论他们主观上如何真诚，他们客观上没有说真话。的确如昌切先生所言，“文学史上有多少思想‘反动’、‘陈腐’的作家写出了传世之作”，但这只是由于他们的思想没有取代他们的艺术良心，他们如实地描绘了自己这种陈腐思想的绝望和无出路，描绘了他们思想中虚妄理想的破灭和沉沦。我所批评的中国作家们却在作品中灌注了太多一厢情愿的白日梦和谎言，他们的确不是哲学家和思想家，但他们无形中受陈腐哲学和没落思想的影响太深，常常用自己的观念歪曲了自己的艺术感受力。要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未能做到他们自以为的真诚，只有在作品中从哲学和思想分析入手揭露其虚假的症结何在。其实，我对这些作家的批评虽然尖刻和不留情面，但可以说，没有一个作家是被我全盘否定的。对作品中随处表露出的真切的艺术感受力，我往往作了这些作家自己也许都没有意识到的突出和拔高，我认为，正是这些地方使这些作家当之无愧地成为90年代中国文学最有思想性、最值得评论的一流作家，他们标志着民族灵魂的艰难觉醒。至于昌切先生所说的，达到我所设定的“标高”的作家“少而又少”，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原则上说，评论家的“标高”应当是一个无人能最终“达到”的理想，也是艺术家本人的理想。如果有人完全达到了评论家的“标高”，那只说明评论家的标准还不够“高”，或者他没有能力在自己的对象上发现尚可改进之处，这就是评论家的极限。评论家的职责不是给作家奉送廉价的“桂冠”，而是指出其不足，所以又称之为“批评家”（Kritiker）。可惜在我们这里，批评家似乎要改称为“表扬家”、“吹捧家”了，这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上述看法，只代表我这个“界外人”的一孔之见，愿得到昌切先生和批评界同仁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