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的思想性

中国当代文学已走入了绝地。虽然小说还有人看，但已经再没有激动人心的事件，不像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一时间洛阳纸贵、奔走相告、口口相传。现在写诗的更是比读诗的人多，所谓的“羊羔体”居然得了鲁迅文学大奖，鲁迅若地下有知，在坟墓里也会说：“我还是一个也不宽恕！”前几年德国汉学家顾彬出来宣判中国当代文学的死刑，引得国内一帮文人和评论家齐声责骂。其实他说的倒也大体符合事实，只不过他的诊断太可笑，说是中国作家一个外语不行，一个汉语也不行，所以写不出文学经典来。他的欣赏趣味基本上还停留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然那个时代是中国文学的高峰。但那个高峰难道仅仅是作家的外语和汉语水平造成的吗？

在我看来，一个时代的文学是否能够形成高峰，主要看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是否具有新的生命的张力，是否饱含内在的矛盾冲突，是否能在这种新的冲突中萌发出新的思想，而且这种新思想是否能够迅速掌握一部分人的情感，形成一股时代精神不可阻挡的洪流。通常人们称之为文艺的生活“土壤”的，就是指这一点。土壤贫瘠的时代，外语和汉语再怎么好，也产生不了伟大的文学作品来。三四十年代的文化生活的肥沃土壤是五四以来的中西文化冲突所造就的。“文革”结束以来的思想解放使80年代的诗歌和90年代的长篇小说大放异彩，是再一轮中西思想文化碰撞的必然产物。而进入到21世纪，思想文化中的矛盾冲突呈现出一种“增熵”或平均化的趋势，再也没有先前的壁垒分明，再也看不出思想前进的方向，一切陷入了混战和混沌。虽然表面看来，每个人、每一种主张或派别都在与别人或其他派别相冲突，似乎是一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多元化”格局，但其实每一“元”和另一“元”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往往还互相重叠，大家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哗众取宠，很少有人敢于真正特立独行、深入根柢。中庸之道是当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处世秘籍，大众希望见到的是“持平之论”，对新锐的思想已经不抱指望，甚至反感。他们真正关心的已经不是“主义”的空谈，而是“问题”的解决。胡适早已讲过：“少谈些主义，多解决些问题。”什么问题？当然是生计问题、民生问题。这的确也是一种进步。中国人从理想主义的半空落实到了现实主义的土地上，应当说是历史的必然。但也必须承认，现在是一个普遍平庸的时代，怎么出得了大师呢？当然也可以出，但前提是必须有超越世俗之上来反思世俗，甚至专门跟世俗作对的天才。而这历来不是中国文化的强项，中国传统中本来就缺乏超越精神，即使有些超然世外、遗世独立的狂狷之徒、隐匿之士，实际上还是充满孤愤盯着世俗，他们并没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他们的文学艺术只是被当作怡情养性或发泄愤懑的手段。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两千年间无非是家国意识和世俗情怀在担当着中国文学的基本框架，只有精神和现实的分裂，而没有精神自身的矛盾，在精神内部毋宁说是平静的。中国艺术精神崇尚的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明清小说是一大变化，中国传统思想的儒道（包括禅）冲突成为《红楼梦》中一切矛盾的基本依据，但这一冲突由于最终归结为道禅虚无主义，而无法开出新思想和新方向来，于是便在更加占主流的“儒道互补”中被抹去了棱角。《红楼梦》汲尽了中国文化土壤中的营养，从那时直到五四，中国文学再也长不出参天大树，只剩下小品文和小感慨，变得鸡零狗碎了。

古人说：“国家不幸诗家幸。”从世界文学史来看，一个民族的文学高峰通常都是与这个民族思想上的大动荡、大冲突相伴随的。《旧约圣经》就是在犹太人的颠沛流离之中，在犹太思想家充满矛盾和犹疑的痛苦中诞生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也产生于一个无法无天的“英雄时代”，雅典悲剧中更是充满着伦理冲突和新旧矛盾。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则是在一个漫长的思想冬眠期之后，各种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情感萌生交汇的产物。启蒙运动和德国狂飙突进运动催生了好几代文学巨擘，而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又把人类推入了对启蒙价值的怀疑和深化之中，这种精神上的剧烈冲突和深刻反思导致了现代文学的又一次新的高峰。倒是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和平发展，以往激发作家创作灵感的那些主题都被视为了老生常谈和通俗普及的话题（如《泰坦尼克号》、《拯救大兵瑞恩》等等好莱坞大片），文学题材逐渐枯竭，作家们纷纷“触电”，一遍、两遍、三遍地翻拍那些老故事，人们陷入对自身历史的伤感回忆之中。至于当代社会的那些吸引眼球的问题，如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以及这里那里冒出的恐怖袭击和文化冲突，都无法动摇实质上已根深蒂固的普世价值模式。在今天，一个宣扬普世价值的作家不会被看做有创造力的作家，《阿凡达》的票房成功也不说明文学上的成功。文学的思想性当然还在延续，但形成高潮的时代已经过去。互联网的出现更是雪上加霜，将文学的世俗化、大众化、快餐化和通俗化推到极致。

当代中国文学正好赶上了这样一种国际性的大趋势。我曾断言，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致命的病根在于缺乏思想性。20世纪末中国文学的高潮是以那个时代的思想解放的阵痛来支持的，然而，这一文学的阵痛并没有产下一个崭新的婴儿，而是最终导致了流产。自那以后，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停滞不前，国学热和传统文化回归取代了新启蒙的躁动，人们崇尚的精神状态是“淡定”，谁要是不淡定，大家群起而攻之，迫使他“淡定”。传统文化资源的重新启用带来了当前整个社会思潮的同质化、一律化，人们普遍认为，只要恢复我们民族古老的道德传统，就能够解决、至少能够缓和当前如此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道德沦丧问题。的确，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来都是这样做的，除了严刑峻法、整顿吏治、表彰忠孝和树假典型外，我们再也想不到别的什么办法来应对我们的社会道德问题。用这样一种传统惯性的眼光来看，五四和80年代的启蒙所带来的思想冲突完全只是在“搅局”。我们历来以不动脑子为荣，我们的文学只靠情感，而不靠思想。中国传统是一种广义的移情文化，这种移情文化能够产生出灿烂的诗词歌赋、言情小说，但由于它们所仰仗的情感体验总是停留在某个固定的层次上而未受到根本性的冲击，所以只是在同一个水平上平面地延伸，其思想含量越来越单薄和平庸，其结构也越来越僵化和模式化。《红楼梦》开篇第一回中对此有过入木三分的批判：

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纵抄去，恐世人不爱看呢。”
石头笑答道：“我师何太痴耶！若云无朝代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再者，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屠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
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
⋯⋯所以我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岂不省了些寿命筋力？⋯⋯再者，亦令世人换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牵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我师意为何如？”

这段话，把整个中国文学史的两大要素，即政史和言情，都批了个透彻。然而，曹雪芹“令世人换新眼目”的宏大志向，最后却只是落实到给市井俗人“喷饭供酒”、“把此一玩”的消费主义和虚无主义文学观，除了叫人看破红尘一了百了之外，并没有实质性的创新的思想成果。而且，从作者的自我们表白和实际的社会阅读效果来看，《红楼梦》所强调的仍然是一个“警世”的主题，和一个言情的主题，并没有超出他所批评的滥俗旧套，只是作者让这两方面处于前所未有的尖锐矛盾之中而已。由于这两个主题都并没有逃出中国传统儒家和道禅的范畴，所以就思想性而言，这种矛盾也只不过是旧思想内部的自相摩擦而已。贾宝玉这样的“孽障”只是一个另类，在另类身上体现的矛盾冲突虽然具有典型意义，却只是揭示了无奈的现实，而不能鼓励人们向新的领域探索。

真正能够鼓励人们探索新的思想领域和新的文学主题的是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五四新文学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语言层面，即提倡和尝试白话文写作，这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基础，因为用那种早已定型化了的文言文实在应付不了对外来文化的翻译（这个问题在翻译佛经中就已经暴露出来了，后来的白话文有不少就是从佛经翻译中传下来的）。五四以来的白话文使现代汉语成为了一种完全适合于翻译的文字，功不可没。适合于翻译的文字同时也就是适合于思想交锋的文学，这就带来了另一个层面，即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与外来思想资源的剧烈碰撞。当此之际，西方启蒙思想的主流也已经基本定型，在西方已经不再是新锐的思想了，正好相反，当时西方最新锐的思想已经是对启蒙价值的怀疑和批判，是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但不能否认，即使尼采的思想也仍然透着近代启蒙主义的尊重个人、高扬个性的基调，在中国人眼里和一般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并没有根本区别。然而毕竟，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20世纪的西方早已经不是什么最新思想了，却能够在中国人心目中激发起新思想的风暴，产生出如同鲁迅这样的世界文学巨匠，这是为什么？

我想只有一个原因，这就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这种外来思想产生了极其猛烈的抗拒，因而其冲突应当比西方思想所遇到的更为深刻和激烈。在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并没有遭遇到根本性的抗拒，反而还能够在它的敌人的旗帜下潜移默化地扩散开来，因为它不但有西方文化的发源地古希腊文化作为自己的合理性依据，而且有基督教文化中所潜伏着的某种启蒙因素为自己撑腰。许多启蒙思想家或者继承了文艺复兴的衣钵，或者推进了宗教改革的目标，他们不论是无神论者还是自然神论者，或者虔敬主义者，都能够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找到根据。例如歌德对古希腊纯美的召唤，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情结，甚至连尼采，也对古希腊的酒神精神推崇备至。但是，西方思想中哪怕是一种过时或陈旧的东西，在中国都是闻所未闻的，不论是古希腊的理性主义还是中世纪的信仰主义，以及18世纪的启蒙主义。或者说，西方近代文化的思想冲突主要是一种内部自我否定的冲突，而中国五四以来的思想冲突则主要是一种外来思想激发的冲突。正是这种中西文化冲突造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新文学的动机，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丁玲、周作人、沈从文等人莫不如此，更不用说那些新锐派的诗人了（戴望舒、徐志摩等）。因此，即使是西方已经显得陈旧的思想资源，当它们和中国传统思想的陈旧资源相碰撞的时候，照样可以产生出崭新的思想火花来。两陈相遇即为新，两种思想即使各自本身是陈旧的，但它们的相遇却是全新的。至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革命文学之所以远不能与以前30年的文学成就相比，并不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身对文艺有什么不利，而是因为这种理论被当做唯一正确的理论而强行取消了一切理论争鸣和冲突，被弄成了一种僵化的教条和控制作家创作的牢笼。在任何时代和任何民族中，如果只有一个声音而不允许有别的声音，则肯定是文学的悲哀。

中国八九十年代文学的又一次高峰说明，思想文化的冲突对于文学的繁荣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西方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在五四时期就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了，经过大半个世纪之后，更是被一些人视为过时和老套的思想。在这20年间，西方一大批最新思潮相继涌入中国思想界，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热”。但仔细分析一下，可以看出这种新思潮在西方即使是对他们的传统思想的反叛，但骨子里仍然渗透着西方传统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血脉。尤其是，当它们传入中国而被那些追赶时髦的青年学子狼吞虎咽之际，正是这些思想中那些在西方文化传统中一脉相承的东西最先成为了他们的营养。而这些思想中那些批判西方自身传统的因素，则被后来的时代转向当作了批判启蒙、回归中国传统的话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西方最“激进”的后现代思潮在中国的被热捧，而这一时期恰好是中国文学的衰败期。作家们丧失了对某种理想的真实信仰，再也激发不出有生命力的灵感和荡气回肠的激情，他们写出的作品显不出大气，而是一些小情调，小美文，就像明清的小品文一样。西方后现代所说的话与我们中国古人说得太相近了，以致根本不需要有什么新的角度，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思想背景的人就可以很轻松地接过他们的话来说自己的事情。既然如此，五四以来的一切思想冲突都被抹平了，所谓“反思五四”，其实只不过是拒斥五四的缓和的说法。现在人们都在说，五四传入的西方价值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和义务维护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所以思想界近些年来基本上是一潭死水，最时髦的话题是用文言文和英语说出来的，人们以说白话文为羞耻。

然而，思想界的死水般的平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今天的社会也是如此平静呢？恰好相反！我们今天正是应该用思想来反映剧烈的社会矛盾的时代，或者说，中国当代文学的思想土壤本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丰厚，甚至比当代其他国家和文化都丰富。但遗憾的是，中国知识分子整体上根本缺乏这种时代精神意识，而只有和别人斤斤计较的攀比心态，他们成天忙于抢话筒、争地位、沽名钓誉和捞钱。学术腐败我就不说了，我只说思想上的懒惰和心术上的浮躁。这导致中国知识分子大部分没有沉下心来研究和观察当前现实的定力，而是什么容易带来最大效益就干什么，什么迎合当前需要就说什么，媚俗、媚上之风盛行，无操守无灵魂，更没有内心的矛盾冲突，一切思想都成了讨价还价的筹码。所以有人质疑中国当今是否还有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与此相应的，中国当代作家也在大批地职业化和官僚化，哪怕是其中最执著的，他们从当前的思想界也已经吸收不到什么新的激动人心的思想了，除非他们自己去创造。其实，中国当代社会中创造新思想和新灵感的土壤到处都有，现在真正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最大的变局本质上就是中西文化冲突。问题是中国作家缺乏全身心投身于自己时代的决心和勇气，即使他们投身于现实，也是带着既定的陈旧观念，而不是去敏锐地发现和思考。如果他们能够真正发挥出作家的敏锐性和创造性，他们是能够从中西两种陈旧的思想的碰撞中创造出对中国和西方都堪称最前卫的思想来的。从现实本身提供的条件来看，这种可能性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

这里要说明一点的是，我说的文学的思想性，并不是要作家每个人都去研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等，成为“学者型”作家。作家肯定不是通过概念、而是通过情感和对形象的感受来说话的。我在《黄与蓝的交响》中曾把自己的美学体系建立在三个“传情说”的定义之上：1．审美活动是人借助于人化对象而与别人交流情感的活动，它在其现实性上就是美感；2．人的情感的对象化就是艺术；3．对象化了的情感就是美。在这三个定义中，我并没有提到思想性，因此也引起了一些朋友的质疑：你的定义只讲情感的对象化，但你在别处又强调文艺的思想性，岂不是不能自圆其说？其实我在这里并没有自相矛盾之处。文学艺术本质上当然是情感的对象化，但问题是，情感本身并不是孤立的，它与思想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我们通常合称之为“思想感情”。在文学艺术中，所表达的情感本身并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有一个不断提升和变化的过程。情感这东西是有生命的，因而也是很容易老化和模式化的，再生动和热烈的情感，如果一再重复，也就会变得苍白。因此情感本身需要更新，在不同的时代，由于不同的思想而会产生出不同的情感体验。我们今天对武松杀嫂已经不抱同情了，很多人同情的是潘金莲；对宋江或刘备也有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当年曾感动普通百姓的这些人物其实是伪善的政客；伯夷叔齐则是傻子。根本说来，每一种情感的背后，多少都有一种思想在支撑，一种腐朽的思想也会表现出一种腐朽的情感，只不过这种腐朽的情感在今天已经不再能够引起有新思想的人的共鸣了，新时代的人们渴望着新的思想所带来的新的情感，这就是情感的进化。

人们说，爱与死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不错。但是爱的方式和赴死的信念却是每个时代都不同的。情感可以是很初级、很直接的，几乎和动物差别不大，“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例如血缘亲情，儿童和少男少女的纯情。但也有比较高级的，例如对自己付出了劳动和心血的某项事业的情感，对某人人格的崇敬，对自己生活于其中并十分熟悉的故乡的情感。还有更高级的，如对抽象的人民、祖国、正义、真理等等的爱。最高级的情感当然是哲学层次的，如人道主义情感。在这个系列中，高级的情感并不否定低级的情感，而且必须有较低级的情感作为自己的内容，否则就是空洞的；但低级的情感不能包容高级的情感，不但不能包容，有时甚至还会破坏或违背高级的情感，显出某种鄙俗。例如武侠小说中动不动就是要报杀父之仇，不惜血流成河，似乎这是天经地义，但让人觉得老套和虚假。又如顾城的诗中大量歌颂儿童的纯情，但这样一个纯情的儿童心态的诗人竟然用如此野蛮的手段残杀了自己纯情的妻子，让人一想起就毛骨悚然。而血缘亲情在今天已成为许多腐败分子堕入深渊不能自拔的诱因（所谓“亲亲相隐”），人们已经不能因贪官的“孝心”和“手足情”而原谅他们一家祸害百姓的犯罪行为。现代人的情感基础本身在提高，这种基础是不能通过天生的自然情感而自然获得的，而必须通过思想。

因此，当代中国作家的思想性不是体现在他在作品中发了多少深刻的议论上，而是体现在他所传达的情感本身是不是具有深刻的思想含量上。这种思想含量在90年代的长篇小说中达到了中国有文学史以来的极致，这就是在“寻根小说”中表达出来的那种内心冲突和痛苦，那种茫然和怅惘，和那种积极的奋力思索。但再后来就没落了，没有后劲了，作家们纷纷转向搞怪和刺激，以媚俗为能事。最后便是江郎才尽，堕入平庸，美其名曰“现实主义复归”。而由于互联网的冲击，当代中国文学更是向平庸化和大众化投降了。我觉得，中国作家放着这么肥沃的文学土壤不去深入，而去炫耀一些雕虫小技，真是浪费资源，他们总体上说辜负了这个时代。我不排除有个别作家不但在坚守作家的本分，而且也作出了开拓性的探索，但他们至今还被排斥于主流之外，没有得到广泛的承认和理解，这是一件值得每个关心文学的人深思的事情。

提问环节

提问1：老师您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从现实来看，当今作家树立自己的思想都是通过长篇小说来体现的，从您列举的作品来看基本上也都是一些长篇小说。那么我想问，在小说、诗歌、戏曲、散文等等文学形式中是否存在一个高底优劣之分呢？第二个问题，我觉得艺术家的眼光总是很犀利的，比如说要超出普世价值，要跳出传统的框框，但是我觉得这个标准有时候蛮暧昧的，比如说你说《红楼梦》的结局最后是看破红尘，似乎没有跳出框框，但是如果把他写成另外的结局，比如说投河自杀，肯定又会有另外的评论家说，这是知识分子的软弱，说他在现实和理想的冲突前选择了自我了断。那么在你看来这种超出普世价值或者传统框框到底应该怎么样呢？或者你设想一个结局，怎么样才令人信服呢？
答：第一个问题。我比较看重长篇小说，也是因为我比较看重情感后面的思想意境，但我觉得要在各种文学体裁中划分出一个高下来，这是没有什么高下的，短小的诗歌或者短小的散文其实都可以是伟大的作品，其实在国外也有很多是以短篇小说成为大师的，中国的鲁迅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倒不在乎你擅长哪一种文体。但是我为什么特别看重长篇小说呢？因为长篇小说它便于分析，可以展得开，而短篇小说由于它很凝练，有些话说得比较含蓄，像鲁迅的小说至今还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我想鲁迅如果能够有一部大部头的长篇小说，我们对他的分析恐怕就要容易得多。至于这些体裁在文学性本身的内容来说，可以说是不分高下的。我刚才讲了，文学艺术最主要的本质在于情感，情感后面才是思想，文学的领域就是情感的领域，情感的对象化的领域，作品的高下不能够以其他的标准来评定。但是长篇小说所反映出来的那些思想的深度、思想的冲突，也可以在其他文学形式中、甚至其他艺术形式中表现出来，比如说音乐，像贝多芬的音乐，它里面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思想的强大的张力，你就可以从里面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而我之所以注重长篇小说是出于一种技术性的考虑，就是长篇小说比较适合于说，适合于由评论家展开，其他的当然也可以，但往往容易偏离文本，而长篇小说就可以紧扣文本，便于引证。我写的文学评论都有引证，哪一版哪一页，你去看。这是长篇小说的方便之处，如果是短篇小说就用不着了，但是如果是短篇小说人家就会说你是过度解释了。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跳出传统的标准是什么，刚才说到《红楼梦》，你觉得应该如何结局才能跳出传统。我倒是的确有过一个设想，什么设想呢？就是让贾宝玉和林黛玉结婚，然后他们之间又爆发出冲突，就像鲁迅的《伤逝》。鲁迅的《伤逝》就非常具有冲突性，巨大的冲突。你们不是要结婚吗？我让你们结婚，结了婚再冲突，那就不是观念和现实的冲突了，那就是观念和观念的冲突了。《红楼梦》现在看起来还是观念与现实的冲突，贾宝玉的理想是林黛玉，但是实现不了，于是他就只好遁入空门，但是他的观念本身并没有被改变，只是被另外一种东西所中和了，被道家和禅宗的思想所中和了，一切都“了”了，了结了。好像是了结了，其实还在，所以它仍然煽情。所以我的基本的想法就是，《红楼梦》的思想冲突虽然是前无古人的，但是仍然没有最终冲出来。它的标准就是要用现代人的眼界去分析，才能超出中国传统的思想局限。谢谢！

提问2：老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您说社会上如果只有一种声音的话，那就是文学的悲哀，所以说1949年以后文学就走在一个低谷。那么我想问，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社会里，您作为一个文人，您有什么责任，以及应该如何突破这种局限。谢谢！
答：我觉得现在不完全是没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只是还有些限制，还很不够。但是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新时代了，我们几乎不能用传统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来评价我们这个时代了。比如说出版自由吧，大家互联网上可以乱来，你要把他控制起来吗，他互联网上还可以“翻墙”！所以现在你要真正完全把他控制起来已经不可能了。这种自由不是哪个施舍的，而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特别是互联网发展起来，提供了一种新型的技术手段，这是科学发展的威力，任何一种控制你想在现代做到完全密不透风，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更应该珍惜，不要把它浪费了，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自由思想过。以往是这样，哪怕“文革”，有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际上你是受很大局限的，你的思想被限制在一个框框里面连动都不敢动一下。而我们这个时代只要你有思想，就看你有多大本事。你作家历来都在抱怨不自由，现在给你自由了，你能不能够做得出来？就看你自己了。如何突破传统思想的禁锢，不是说现成的，你表达了你对现实的不满意，就可以突破的，你要学习，你要积极地去探索，你要看很多的书，来提高自己，才能够实现你的抱负。你要颠覆什么东西，要创造什么东西，你必须要有实力，要有资本。而在今天要做到这一步也不难，以前我们是没有书看，所有的书都被封起来了。现在你根本看不过来，问题是你有什么目的，带着这种目的去提高自己，完善自我，我相信是不难做到的。我今天所讲的一个主要的宗旨就是，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不要辜负了我们的时代，要自己去努力，去探索。谢谢！

提间3：有人讲西方是个人主义，日本是集体主义，中国是交互主义。您对中国文化研究得多，我想问一下，交互主义在中国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当下我们怎么走出这种困境？
答：交互主义？我把它命名为“黏糊”。中国人特别黏糊，在任何地方都要黏在一起，抱成一团，首先是在家里，“世上只有妈妈好”。世界上只有妈妈是对我最好的，这样的话我们听到很多。这也是一种黏糊。当然我不否认，一般情况下是这样。但是我们把它变成一种原则，变成一种道德标准。再就是前面讲的“亲亲互隐”这样一套价值观，不仅仅限于家族，我们把它扩展到社会上去，就是称兄道弟，就把一种陌生人的关系想办法把它变成一种熟人关系。什么是“熟人”？就是能够相互拍肩膀、能够称兄道弟，能够像一家人一样的关系，我们到一个单位，我们就像一家人，我们就是熟人了，我们就互相有一种道义。我们在街上看到一个人倒在地上，围一大堆人，我们走过去一看，不是熟人，那我就走了。如果是熟人，那就要去扶他。所以熟人是我们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条根本的纽带。它的根源是来自于家庭关系、亲缘关系。这个在人类进入到奴隶社会以后，在西方是把这种血缘纽带关系弱化了，而代之以法律关系来处理人与人的交往，把它变成一种陌生人的关系。我跟你是陌生人，但是我们有法律关系，有权利平等关系。所以自从古希腊以来西方人就把这种法律关系当做人与人的关系的主要纽带，而家族血缘关系当然也有，但是不占主流，你不能用这个东西来代替法律。但在中国不一样，中国是“家天下”，所以家族关系就扩展成了天下的普遍的原则，所以从那个时候中国人就黏糊开来了，随时都处在黏糊之中。但是这种黏糊也有不黏的地方，比如说家庭和家庭之间是不黏的，虽然孟子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是它是有“差等”的，关系越远就越淡。所以我们这种黏糊又导致整个社会一盘散沙，黏不起来。它在熟人之间可以黏得起来，陌生人之间是根本就不相干。所以我倒是主张我们现在中国社会应该建立一种陌生人的人际关系，一种“路人”关系。中国人历来认为，你不能像对待“路人”一样对待亲人，路人跟亲人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我们恰好缺乏路人的行为道德法则。因为路人你也应该对他有道德法则，而且这一套东西应该成为更加根本的东西，家庭血缘的道德要服从于这套根本的道德。所以这种路人的道德在西方基督教里面有他的前提，而我们要建立起来非常困难，但是还是得建立，就是说对任何人你都要有道德底线，我们现在缺乏的是道德底线，我们中国人的道德底线就只是亲情。我可以伤害所有的人，但是只要我的父亲母亲没有受到伤害，我就没有突破道德底线，我就没有负罪感。现在我们就要想办法把这个道德底线扩展到路人身上，要扩展到你不认识的人身上。就像基督教《圣经》中所说的，要爱你的邻人，要爱一切人，甚至要爱你的敌人。敌人除了也是人之外，他一切都是跟你相反的，你也要爱。当然没有人能够做到，但是它有这个教条在那里，它实际上是把西方人对于这种平等的观念扩展到普世，扩展到一切人身上。但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没有这种经历，所以在当代市场经济社会需要呼唤这套东西的时候我们很难建立。但是还是要建立，还是要普及这样一种观念，不要以为世界上就只有儒家那种以亲缘关系为模式或者扩展开来的道德，还有一种不同的道德，那就是路人的道德，是社会公德。当然亲缘关系也可以建立公德，但归根结底它还是私德，它是建立在私德之上的公德。我们现在要在公德的基础之上再来考虑私德，要把公私这两种德把它颠倒过来，我们以前是建立在私德上的公德，以后要着手建立一种以公德为基础的私德。就是儒家讲的那种亲情孝道，也是建立在普遍的人类之爱上面的，是因为我爱一切人，所以我也爱我的父亲和母亲。当然通常我的母亲因为与我更接近，所以我更爱，但是它的基础是因为我对一切人都有爱心。这个我认为如果说能够颠倒过来，那么我们这个社会道德就还有救。谢谢！

提问4：您刚才说知识分子他的价值观出现了扭曲，使他没有以前那种担当了，我想问，他如何能够克服他思想上的“瓶颈”，他应该怎么办呢？应该超出什么改变什么呢？
答：我今天的讲座不仅仅是对作家或者想当作家的人来说的，而是对每一个有一点儿文化的人来说的，包括今天在座的大学生或者研究生。就是说，你多多少少看过一点儿小说，或者看过一点儿文学作品，或者读过一点儿诗歌，或者有点儿兴趣爱好，或者你也可能喜欢听一些文学性的事件，喜欢听一些新闻。如果你就喜欢一个人关在屋子里面做宅男宅女，不接触外面的世界，那种人就几乎有一点儿变态了。只要一个正常的人都会对社会有所来往，有所评价，比如说“我爸是李刚”事件，在网上以此为关键词征集诗歌，在一个小时之内征集了36万条包含“我爸是李刚”的诗歌，可见网民的创造力是惊人的，当然这都是些大众化的东西。我今天讲的首先是对作家来说的，但作家是影响大众的，影响读者的。所以我的这样一些观点也是对读者的，虽然他不一定去创作，但是他对作者会有一定的要求：你别老拿那样一套东西来忽悠我，我能够看出你的好坏，我看一件作品就知道你的局限在哪里。这也就是一种素质的提高，虽然你不一定有才气，你当不成一个作家，但是你读懂是可以的，你评价总是可以的。听到人家评价你自己发不出言来，你自己会有一种自卑感，如果你能够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见解，有自己的主见，那么我对一部文学作品或者一个文学形象能够作出评价，我对我自己的行为也就有一种评价。这是影响大众的事情。所以我倒不是说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要去当作家，当作家需要一些什么样的素质、条件，而是说，当代作家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作为读者可以评论，也有资格可以发表看法。再一个，读者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作者，而且作品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创造的，如果没有读者的话，作品这个东西是没有意义的。现代文学是把读者和作者越来越融为一体，读者是作品的最后完成者。读者在读作品的时候他就在创作作品，我们有些人在欣赏的时候，人家告诉他这个作品好，他也就跟着说好，那叫附庸风雅。我们今天的读者应该有一种自己的眼光，能够说出自己的感受，这样一来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作者。当然现在讲文学好像是一个过时的话题，但我们那个年代文学是一个非常崇高的话题，文学青年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称号，甚至于谈恋爱如果你是文学青年的话，是要大大加分的。现在不但不加分，还要扣分！我觉得是很不对的，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是一个文学的时代，但可惜没有，为什么？我们都被金钱、名利腐蚀了我们的头脑。怎样才能抵御这种腐蚀？个人的操守当然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吸收新的东西。不能只是消极防御，你不去追求那些东西，那么你究竟要追求什么？只有另外一个更有力量的追求，才能抵消原来那些追求。如果我们没有其他的追求，就只好去追求名利，如果你有了新的追求那么名利就不在话下了。我今天的讲座就是希望同学们在精神上面能够有更高的追求。谢谢！

提问5：我想提一个关于宗教和哲学方面的问题。我生活在一个伊斯兰教的家庭，达尔文进化论提出来，在今天发展到21世纪，它的前景是什么？它对宗教有什么影响？
答：进化论在当初提出来的时候对于宗教是有颠覆性的，这种颠覆性一方面是由于科学本身的颠覆性，另一方面是因为宗教在当时还禁不起这种颠覆。所以天主教罗马教皇宣布它是异端邪说，不接受它，直到最近才接受。最近接受也说明了一个问题，这说明基督教在提升自己的层次。当然《圣经》是他们唯一的信经，《圣经》上说世界是上帝在七天之内创造出来的，所以它跟进化论不相符合，还有很多东西跟现在的物理学都不相符合，那么基督教能不能抗拒，包括伊斯兰教在内，他们的圣经应该基本上是相同的吧，是不是能够抗拒现代科学？现在基督教首先作出了表率，说明不要抗拒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基督教的精神不在于表面这些东西。最初它停留在这些表面的东西，说明基督教还处于幼稚阶段，而后来基督教向精神的东西越来越深入，逐渐把这些表面的东西都扬弃了。那些表面的东西它可以作为一个引子，比如说小孩子，没有文化的人，可以把他们引进门，但是进来以后你就要考虑深入到精神层面了。基督教自从18世纪以来就走上了这条深化的道路，到今天已经走得非常远了，几乎可以说今天没有任何一个科学的发现能够颠覆基督教了。我不知道伊斯兰教怎么样，我不太熟悉，至少基督教今天是站稳了，它在世界上至今为止可以说是一个最有影响的宗教，与它的这个与时俱进是分不开的。它能够改变自己，甚至于很多基本的东西它都能够改变，但是它的精神是不变的。它的这些以前潜伏着的精神，包括普世价值这些都是从它里面发展出来的，在现代越来越被挖掘出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和参考的事情。谢谢！

提问6：我看过你写的关于和杨小凯的交往的文章，当年你们毕业的那个时候住在湖边宿舍，生活很清贫，比较容易坚持自己的理想。但是今天那种环境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诱惑太多了，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保持自己的操守？马克斯·韦伯给当时知识分子的建议就是放弃一切希望，不知道你给在座的中国同胞有什么样的建议？
答：这个可以说有好几件事情可以干。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要保持自己的操守，或者抵御金钱的大潮，也不容易，一个是要在政治思想方面推进现实社会的改变，这一方面是可以做的；再一个我比较强调的就是说，在思想的创新上面，在精神的开拓上面要有所作为，要有一种超越的精神。政治方面当然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要推进政治方面的事情还是要有一种精神上的超越。这就像是马克斯·韦伯的那个观点，你要进行政治上的超越的时候你要有一种绝望的超越，就是你为了一个理想知其不可而为之，你要有这样一种境界。你要推进政治方面的某些改革措施，你可能受到阻力，然后一事无成。我觉得像温家宝总理就有一点儿超越精神，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明明知道他一个人势单力薄，他的那种呼吁没人理睬，当初朱镕基干这个事情他就没有干成嘛，恐怕他自己也有这个预期，但是他还是要做。我觉得这种精神就很了不起。所以我们知识分子也应该有这样一种追求，对权力也好金钱也好的追求只有用对另外一种东西的追求才能抵消，你完全靠自己无为，靠道家的自鸣清高，那是顶不住的。你应该有一种另外的更强的追求才能够抵御得住。一个是改变这个社会，当然这还是儒家治国平天下的那一套做法，就是能够推行新政，把改革进行到底，这是一方面。但是我更加重视的是一种新的追求，就是哪怕在政治上一无所为，你没有那种能力，你没有在那个位置。我们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个社会变不变没关系，但你仍然有你自己的追求。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能够做的，也有理由这么做。你学了这么多的文化，你看了这么多的书，你本来应该进行精神上的开拓，应该寻找、寻求能够真正发挥自己才干的地方，寻找自我。我们今天还是要寻找自我，我到底是个什么人，我能干出什么来？我在现实生活中一筹莫展，那么我在精神上思想上是不是能够自由糊翔？思想上精神上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可以不受现实的束缚的，当然没饭吃也不行，你首先要把饭弄到手，我们现在有很多现实的东西，房子、学费、生活费等等，但是除此而外你还应该有一些余地，或者说你暂时没有余地，你将来也会有一些余地，比如说你有饭吃了，你有房子住了，不管是不是你自己的房子，也许是你寄人篱下，你租的房子或者你借的房子，也许只是一个亭子间，当年的很多不朽的文学作品就是在亭子间里面写出来的。我也不一定做文学，我可以研究别的东西，我可以有另外一种精神追求。那么这种东西它是可以抗拒世俗的诱惑的。因为对一个有文化的人，精神上的追求从道理上来说，它是有更大的诱惑力的，当然前提就是说，你要满足起码的温饱。如果连饭都糊不到口，那当然谈不上了。也有这样一些人，连饭都吃不上了，但是他想的是一些很高远的事情，但我不太主张这样。我觉得首先你得吃饱肚子，然后再考虑别的。但是你考虑生活问题最终应该是为精神上的事情服务的，这就是我所考虑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条出路。谢谢！

提问7：刚才您提到过，就是在情感的背后有一种思想的挑战，而一种伟大的思想它不会用一种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而通俗易懂的语言它不会藏有非常深刻的思想，那么在情感与思想这两方面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到底是情感服务于思想，还是思想服务于情感？
答：我想这倒不一定，深刻的思想不一定要用晦涩的语言来表达，它可以通过比如说设想一些情节，设想一些场景来表现。比如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这两个俄罗斯文学的巨匠，他们能够设计一些情景，这些情景能够使每一个有基本的文化的人都能够感受到，但是它后面真的是有一个深渊，真是不可思议，它不是用简单的思想可以概括的。它是回味无穷的，它可以调动人的思考，可以把人陷在一个矛盾之中，甚至把人陷在绝境之中，你去思考，这个问题够你想一辈子。所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在我们把他当做哲学家，文学中的哲学家，他的一些作品中的哲学思想，那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一辈子思考的。它把你陷入到了被动，陷入到了绝境。所以一种哲学思想它不一定要以一种晦涩的方式表现出来，它可以用一种非常能够打动人的、非常感性的、非常形象的方式，一个人物的性格如此生动，就像站在你面前，你就有兴趣去探讨他，这样就把你的思想传播出去了。当然这种思想作者本人不一定那么清晰地意识到，比如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当然是一个哲学家，但是他不一定是用哲学的方式表达的，你要他写一本哲学著作把他的思想概括出来，他是写不出来的。但他那个思想就是有哲学在里头，我们哲学家也从他那里吸收了很多东西，存在主义从他那里吸收了很多东西，我们可以把它写成哲学，但是他自己写的是文学作品。哲学本身也是从现实生活中来的，也不是完全可以从概念中推演出来的。所以说哲学跟文学这两者，也许在最高层次上面它们是相通的，但是它们又是走的两条完全不同的路。我最近跟我妹妹残雪有个对话，即将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就是谈这个问题。我去年在北京和她连续三天三夜，除了吃饭睡觉以外，连续讨论哲学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我发现残雪的很多文学思想都是哲学思想，当然她自己不认为是哲学，但是我跟她说这是真正的哲学，她也就用了我的一些哲学术语，最近她可能也要转向哲学了。哲学与文学在顶尖级的层次上面有相通性，很多大文学家都是哲学家、诗化哲学家。一次有个同学问我，我们搞文学的学点哲学理论有没有好处？我说那要看你的才气。如果你只有一点儿小才气，那哲学会把你的文学毁掉。因为这两者是不相容的，一个形象思维一个逻辑思维，一个理性一个情感，所以许多诗人一考上研究生，就再也写不出诗了。因为理论研究跟写诗的形象思维、情感思维是不一样的。但是这是小才。真正的大才他是不怕的，比如像歌德，他就是个哲学家，他无所谓的，他的作品里面就有哲学，他的哲学也不妨碍他的文学天赋。像这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他们都是有哲学思想的，但都不妨碍他们的文学创作。那就是文学上的天才、巨匠。一般的作家不要轻易去投身于哲学，你可以从你的作品里面去悟一些哲学道理，但是不要去读什么海德格尔啊、康德啊，我觉得那有可能把你的天才毁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