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道德状况的反思

今天讲的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们中国的伦理道德状况的一种反思。在这方面跟大家谈一谈自己的感想。
改革开放到已经三十年了，这个大家有目共睹，在这三十年里面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毫无疑问的是大大提高了。除了极个别的地区以外，民生问题基本已经解决。比如说，吃饭的问题——中国的吃饭问题，有史以来，中国几千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样一个大问题，自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发明以来，基本得到了解决，温饱已经有了保障，至少我们现在没有听说哪里饿死人。这个情况已经不见了，而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的发展中，这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而且是当政的人必须要考虑的头等问题。现在哪怕是灾年，都不再有粮食问题。这个我们现在很清楚，包括现在的粮价上涨所导致的危机，不能说对中国没有影响，但是，没有那么紧张，至少没有听说哪里有囤积粮食、抢购粮食的现象。这应该说是一个大的成就，改革开放三十年，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应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但是另一方面呢，社会的道德水平的下滑，也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我们今天来看，从这方面，恐怕是属于我们历史上的最低点。历史上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很多场合之下，民族的道德素质下降，不道德的风气到处都有，而且还无耻。这种情况历史上也有过，但是，从历史的记载来讲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彻底。今天是从下到上，从市井小民到高等学府，整个社会呈现出道德沦丧的这样一种现象，这样一种趋向。下面有各种各样黑心的事件：黑心棉、黑心粮食、黑心食品。上面有腐败大案，各种腐败大案层出不穷。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沉沦和绝望，我们今天几乎没有人会认为在看得见的未来会有什么希望，会有什么起色，好像没有。我们经常说有一件事情会把我们国人的心凝聚起来，确实，比如说这个奥运火炬的传递，比如说2008年的抗震救灾。那样的大事件确实在某一瞬间把国人的心都凝聚起来了，但这毕竟不是长久的，在事件过后，我们还要过我们的日常生活。如果就靠这样一些暂时的凝聚，它是不起作用的。道德它不是一时的雄心就可以造就起来的，它是一个国民的素质。有没有这样的素质，在你的日常生活中间，在你的习惯中间，在你的对社会的评价中间，随时都可以表现出来。而我们今天表现出来的是另一种见怪不怪：看到腐败现象，看到不道德现象，我们已经习惯了，已经不奇怪了。相反，不做坏事，反而成了罕见的美德。如果不做坏事，如果一个人为官几年，没有做过坏事，干了他本职的事情，那就很了不起了。我们当政的人，有的说是在任内要干“十件实事”，干实事不就是当官的责任吗？但也成了一个可以标榜的道德金牌了。不干坏事就成了一种美德，这就是一个非常低的要求了。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我们不由自主地要对三十年来我们的道德状况作一个反思。这个三十年我是一个过来人，我主要谈我自己的感觉。
回想三十年前，我们的社会刚刚从“四人帮”的阴影中解放出来，那种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泛道德主义，人们已经看穿了那是一种伪善。在进入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这样一种极“左”的泛道德主义思潮慢慢地退去。当然不是那么顺利的了，中间始终有泛道德主义的回潮，但是毕竟一年比一年不同了，一天比一天不同了。整个人性在三十年前，如果我们可以回到三十年前，我们就会发现人性是很不同的，现在人性是很放松的，人与人之间拆除了那种阶级斗争的壁垒。十年“文革”把人际关系搞得非常紧张，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随时都在寻找身边的阶级敌人，每个人都怀着一种警惕的眼光。看你革命警惕性高不高，就是要看你能不能发现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没有经历过那一段时间的人，可能想象不出来，我们是经历过“文革”，是过来人，感受很深。到了八十年代初，人们开始互相理解，以前的很多误解，由于政治斗争所造成的误解，都开始慢慢消融了。科学的春天，实际上是人性的春天，已经到来了。有些以前在斗争中整过人的纷纷向挨整的人、被整的人道歉，回到了一个人性的净化水平，人和人之间开始有了一个互相理解的基础。要有人性，要有基本的人性，要有起码的人情味，这才像个人，那种被阶级斗争异化了的人简直就不是人了，不像个人了，这已经成了一个共识。那么在这种大背景下，就有一种宽松、开放、向前看的纯洁氛围。记得当时有一首歌，现在还继续传唱着：“年轻的朋友们，大家来相会……”这样一首歌，现在还在唱。一唱这首歌，我们这些过来人，心里就升起一种明朗、欢快、活泼、充满信心、充满希望的情绪。大家都是朋友，不管你的出身，你是什么阶级，你的政治面貌，现在都不讲了。主要是大学里面，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后，大学招收的第一批学生，年龄大的都是历经磨难的大龄青年，年龄小的也是充满了希望的少年大学生，都在一个校园里面相会。当时的大学，工作是包分配的，不用求职。我们今天大学最大的问题就是求职问题，是吧？当年你进了大学你就是天之骄子，不愁没有工作，前途无忧，矛盾不尖锐。当然也有一些小小的矛盾，为了分到比较好的地方，互相勾心斗角的也有，但是总而言之那个矛盾不大，大学生们充满了理想。自称为“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歌里是这样唱的：“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还有“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当时，八十年代想到，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那会怎么样？那现在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了，我们现在已经相会了。我们现在都是年过半百，甚至是年近花甲，相会的时候我们是感慨万千。我们经常同学聚会，一回想起来，感慨万千啊！我们当时想的是多么简单，所预想的理想，所预想的未来，与我们现在看起来的是天壤之别。当然现在发展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很多事情都有了很多很大的发展，但是远远不是当年我们怀着一种纯真、幼稚的眼光预想的那样一种未来。那是一种憧憬，拨乱反正，一切痛苦都已经过去，未来肯定是光明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使我们更加感觉到那样一种噩梦已经过去，当然还要反思，但是，那种情况不会再来了，已经终结了，党中央已经做出了决定。

但是，八十年代在思想上的开放也是一步一步来的，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真正摆脱这种思想的束缚不是一两天的事。当然这种思想的束缚是自己形成的，并不是外界的高压强加的。比如说，八十年代有一场关于人生的大讨论，以潘晓化名的一篇文章在《中国青年报》上登载出来：“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文章质疑的是按照以前的极“左”的那种思维方式走我们的路，发现我们的路越走越窄，究竟是为什么？我们武汉大学的赵林老师，当时是本科生，写了一篇回应文章，说人都是自私的，人应该满足自己的自私的欲望，然后再宽容，自私是人的正常的权利。这个回应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赵林老师今天已经到了，明天要给大家讲一门课。他因为写了这篇文章，在政治上还受到冲击，领导说这个人的思想不健康。但是他的这个思想当时在很多人，尤其在本科生里受到崇拜，都认为他说得对，每个人就是首先应该考虑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情感，自己的需要，自己的幸福。一个人连自己的幸福都不懂，怎么去为别人谋幸福？所以在当时有很激烈的争论，也引起了当时的年轻人深刻的反思。但是呢，一般人都没有往坏里想认为并不代表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不认为赵林就是一个“阶级异己分子”，不认为他就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对吧？要把他揪出来怎么怎么样，打成什么、什么派，这个危险在当时已经解除了。所以在当时开始形成了一种道德上的底线，比如说在学校里面，这个老师在课堂里讲什么话，学生之间讲什么话，再没有那么强的阶级意识、阶级斗争的警惕性，一般也没有人去告密。当然偶尔也有，但是告密已经没有用，整不了谁，也得不了什么好处，领导不再当成什么大事，只要没有公开反对党和政府，讲点怪话那是正常的。当时，武汉大学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宽松的。每个人都抱着一种宽容的态度，承认了人的私心，也不见得就会怎么样，天不会塌下来。人们特别厌恶那种假英雄，要做一个平常人，做一个正常人，讲究人情味。当时流行的比较广的一个词就是“人情味”。这就是进步，承认人的有限性，承认人的缺点。人是有缺点的人，你应该宽容，应该有人情味。这是校园里普遍的气氛。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国门重开，也带来了一些新气象。国门重开，当时有大量的外国的思潮，外国人的生活方式，外国人的看法开始为国人所了解。人们感到非常的惊异，外国人的富裕和自由是我们闻所未闻的。因为我们的教育一直就是说，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还在受苦，就靠我们去解放他们。而且到后来“苏联”也修了，苏联出现了修正主义，苏联人民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只有中国、朝鲜、古巴还是社会主义的，还有阿尔巴尼亚是社会主义的“明灯”，形势非常严峻。责任都担在我们身上，这是“文革”时期我们大家的一种认识。现在我们回想起来，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资本主义并没有垂死，并没有灭亡。列宁就曾经预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灭亡阶段。但是经过现在这么几十年，发现他们并没有灭亡，还活蹦乱跳的，还活得挺好的，好像比我们还好。那么，随着西方思潮的涌进来，知识分子开始狂热地吸收新的东西。当然在西方有些可能并不是那么新的东西，但是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新的。包括叔本华、尼采、萨特、海德格尔，还有弗洛伊德、容格，涌进了我们的知识界。知识界开始意识到五四运动的启蒙任务没有完成，远远没有完成。五四启蒙运动就是把那些抽象的概念引进来了，德先生、赛先生，科学、自由和民主，还有人权，这样一些概念引进来了，但是引进来以后我们对它们产生了很多很多的误解，后来逐渐变味了。科学变成了一种单纯的科学技术，人权变成了为人民服务，所有这些东西，这些最基本的概念都有待于重新启蒙。所以我们当时，1980年代，以王元化先生为旗帜的知识界就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就是“新启蒙”。新启蒙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所意识到的我们的历史使命，当时还办了一个《新启蒙》季刊，大概办了四期，后来就没有再出了。“新启蒙”是当时激动人心的口号。

那么，当时从城市来看，市民阶层都忙于生活。既然不搞阶级斗争了，我们就忙于生活，人们关注自己的生活质量，生活水平。当时的生活质量生活水平很低，在今天看来，很可怜。我记得当时流行的行情，你如果结婚，“三转一响”是少不了的，什么叫“三转”？就是一辆自行车，一台缝纫机，还有一只手表，可以转动的三转；“一响”就是收音机。你要结婚就要备齐“三转一响”。后来升级了，叫“三大件”。是什么呢？就是冰箱、彩电、洗衣机。你要结婚就要准备好“三大件”。那时的“三大件”也好，“三转一响”也好，质量是很不错的。当时的自行车名牌，有永久、凤凰，还有飞鸽，都是非常经用的。我的一辆凤凰牌自行车，骑了二十年，还闪闪发亮。当然我保护得也很好，那时候，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擦车子，把它擦得锃光发亮。把它保护得很好，当然质量也很好，假冒伪劣不多，只要你买了一个名牌，质量是可靠的。1982年，我买了一个“红山花”牌的电扇，那时没有空调，武汉那么热的天买个电扇就不错了，比蒲扇强多了。我买了一个红山花牌的电扇，一点声音都没有，现在还可以。现在不用它了，但是你要开开，一点声音都没有。我在1986年买的一个白云牌的冰箱，到现在还在用。那时的质量是非常可靠的，当时的国营单位生产的东西，基本没有伪劣产品。当时的污染也不算严重，因为当时的工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嘛。比较困难的是房子。

房子住得是比较拥挤，我毕业留校的时候分的一间房子是十六平方米，女儿出世，三口人，我还请了一个小保姆，怎么住？我就用柜子把我的十六平方隔成了“两室一厅”。小保姆睡在柜子那边，我们三口睡在柜子这边的一张大床。房子是比较紧，一般高校教师住的都是筒子楼，家家都在走廊里开火做饭。市里边更挤，到汉口那边，特别是到了夏天，天太热了，屋里边睡不了，就在马路上睡。汉口的一景就是睡马路。就是到傍晚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把竹床搬出来，用清水把它抹干净、把它抹凉，在马路两边排开阵式，中间留一个巷道过汽车，然后那些人就睡在马路上。整个马路睡满了，那个时候没有蚊子，蚊子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人多啊，人比蚊子多，这真的是武汉的一景。真的，现在已经看不到了。现在有高楼了，人们都住高楼了。很奇怪啊，那时那么多人睡马路，怎么没有出事啊。社会秩序都很井然，很简单，大家都是熟人。街坊邻里都互相有关照，大家都是熟人，门对门，户对户，天天见面。现在都是高楼大厦，对面你不一定认识他。那时的大妈大爷，街坊邻里，都有一股人情，有一股亲情，类似于亲情的邻里关系。当时虽然住得比较挤，但是住的是福利房。我记得我住的那个十六平方米的房子，一个月好像就出几毛钱维修费。上大学是免费的，医疗是公费。医院里面很少有假药，都是国营单位生产的，哪有什么假的。街上的人学雷锋很常见，而且人们都非常真心实意，人们懂得感恩。也敢于助人，乐于助人。“乐于助人”现在也有，但是“敢于助人”——现在我们几乎不敢助人了。你在马路上看到一个老大爷跌倒了，你想去扶他一把，你要考虑一下。你见到一个人出了车祸，司机跑了，你停下来，把他扶上你的车，你也要考虑一下，是不是会惹上一身说不清的事情。现在不敢做，不敢助人了，不敢救人了。你助了人，人家不一定感恩。现在的道德水平就滑到这样一个状况，在当年几乎没有这种现象，几乎没有听说过这种现象，大家都感觉到一个清明世界就要来临了。这是在城市里面。

那么，在农村里面是什么样子呢？在农村里面是分田到户，是包干制。联产承包责任制，三十年不变，这个也是农民梦寐以求的。农民摆脱了人民公社的噩梦，开始休养生息。这个在历史上，在每一个王朝的开端都是如此，我们在历史教科书上也可以读到的，叫作“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不管是不是地主阶级，掌权以后都要休养生息，与民休息。老百姓要过日子，经过那么多战争，死了那么多人，老百姓要恢复。包括恢复人口，恢复耕地，有些地荒了，你还得把它做熟。从1949年以后不断搞运动，一直推延到“文革”结束后，才可以说得到了一个休养的机会。那时是非常平静的，那时你到农村去看，你可以看到一片田园牧歌。真的是这样的，田都分到各家各户，非常精心非常尽心地都去种地、种田，粮食年年丰收，每年都上一个台阶。我们看报纸上登的，今年又是历史最高水平，明年又是历史最高水平。每年都是一个新的水平，不管它的数字是不是可信，当时，粮食年年丰收，这不会是假的，年年创一个新纪录。副业也开始发展了，以前我们的老家搞几个钱是非常困难的，这时副业也允许搞了，以前叫投机倒把，或者叫不务正业：这时可以，你只要能搞到钱，只要不是公开的违法，也可以办小煤窑。你要是没有钱，就可以跑到小煤窑上面干个一个月两个月，挣几个钱，补贴一下家用。以前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农民最困难的可能就是缺钱，赶上灾年，可能就要等救济。丰年呢，吃的东西可以解决，但是就是没有钱用。现在农民手里有了钱，而且可以种经济作物，不是上面摊派的要你种这个，要你种那个，可以自己决定种什么。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农贸市场开始丰富起来。那时的农贸市场是前所未有的，以前的农贸市场是非常单调的，现在什么都有。在1980年代的时候，人们开始说：“只要你有钱，什么都可以买到！”当作一件很牛气的事。那是一个新气象啊！当然这个话我们今天听起来很可笑，当然不是有钱就什么都能买到的，但是在当时，这是非常新鲜的事，只要你有钱，就什么都可以买到。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所习惯的就是什么都凭票、凭证，粮油凭票，粮证，一本小册子，每个月都要到粮店里面去办证，去核实你这个人还在不在，你家里还有几口人，要把户口本和粮本，粮油关系拿到粮店里面去核实，然后它给你配粮票、配油票、配布票、配工业券。

工业券就是你买什么工业品，像电扇这些，都要凭工业券。在1980年代的时候，粮油还是凭证，但是在证外你已经可以买到粮食了。比如说米，当时已经出现自由市场的米，如果你不够吃，你可以到自由市场去买米，只是价格稍微高一点，但质量较好。油票和粮票就逐渐逐渐取消了。开始是没用了，没人去粮店买粮油，既然是没用了，就开始取消了，粮本粮证现在也成了我们的纪念品。所以在整个1980年代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社会已经恢复到一个正常社会的正常的道德水平。虽然不能说很高，但是至少是一个正常社会的正常的道德水平。它不像历次政治运动，比如说“反右”啊，“文革”啊，搞得那样的道德低下，现在已经开始恢复。偶尔也听到一些恶性现象，比如见死不救的啊、当街侮辱妇女的啊、打群架的啊、抢劫的啊，但只是偶尔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心里普遍认为只要政府负起责任，只要学校加强教育，这些情况都不会恶化，都可以得到彻底的解决。普遍的道德堕落是从1990年代开始的。其中一个信号就是九十年代初的一部电视连续剧，《渴望》。

《渴望》里面，实际上是中国传统道德，一些典型的儒家道德的观念。其中的主角，那个刘慧芳是典型，既孝顺父母，对丈夫又百依百顺，忍辱负重，一切美德都集中在她身上，但是她又很不幸，一辈子都不幸。这种传统美德感动了很多人，赚得了很多很多的眼泪。剧本是谁写的呢？是王朔写的。王朔后来谈到他这个写作的心情，他自己披露，说写《渴望》就是为了赚钱的，赚老百姓眼泪的，赚眼泪就是赚钱。王朔是痞子文学的代表，他是要解构中国传统道德的，但是他偏偏写出了这样一部传统道德的电视连续剧，还蛮长的，几十集。他为什么要写呢？调侃，忽悠，我们全国人民都被他忽悠了。后来他的痞子文学打响以后，我们才发现，王朔原来是这么一个痞子，对一切传统的东西他都进行解构。他的名言“千万别把我当人”、“过把瘾就死”，这都已经成了流行语了，他就宣扬这样一种东西。但是这样一种东西也是源自传统的，源自道家的、禅宗的。历来中国的禅宗、道家都要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正统道德进行解构，也很有效。但是问题是当他们把中国儒家的正统的道德解构以后怎么办？他们拿不出任何新东西。他们造成这个道德的真空以后，他们自己拿不出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来把这个道德真空填满，就只好让它空在那里。所以你道家、禅宗与儒家作对，你总是搞不过儒家。你形成的道德真空总要有人来收拾啊，谁来收拾呢？道家不行，道家要你回归自然，这不是社会生活的原则。禅宗要你四大皆空，跳出五行之外，也不是社会生活的原则。只有儒家才是社会生活的原则，所以还得用儒家的东西来填补这个真空。你解构了传统的东西以后，怎么办，这是一个问题。王朔的问题也出在这里，包括在“文革”中出现的，在我们传统的道德教育中出现的道德解构，他的道德解构是非常有效的，但是解构了以后怎么办？鲁迅讲的，梦醒了以后到哪里去？你做梦梦醒了以后到哪里去？最怕的就是这个。做梦也很可怕，被欺骗，但是梦醒了以后更可怕，无路可走。所以王朔的作用也只是消极的作用，他只是解构，没有建设，没有新的建设。所以他的这种解构毋宁说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这样一种现象。讨厌崇高，渴望堕落，堕落很自在很潇洒。“何不潇洒走一回”，“不要活得太累”，这是1990年代的口头禅。当然在今天也还有了，但是在90年代最流行的就是“别活得那么累”。这是王朔的口气，是王朔讲出来的，不要活得太累，不要“长得跟教育似的”，这都是他的口头禅。你不要一本正经，他有一篇小说名称就是《一点正经都没有》。当然王朔他自己还是很正经的，他忠于他的爱情，好像没有听说他有绯闻。但是他写出来的东西反映了一种社会情绪，他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这种社会情绪。与这种痞子文学相对应的，当时还有另一派文学就是道德理想主义。

道德理想主义以张承志、张炜这样一些人为代表。他们主张在世风日下的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要坚守道德阵地，要“给我顶住”，要顶住！他们大叫“顶住”，当然也想了很多办法，张承志是号召我们向西北、大西北的那些贫苦农民学习。比如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教派，他们那里保存了淳朴的民间道德。张炜也是这么认为，他认为那些草根，在土里刨食的那些农民，他们是最道德的；都是被城里的人败坏了，所以我们要坚守草根的道德。但是他们的这样一些呼唤成了空幻的乌托邦的悲鸣，没有什么作用。人们看了这些东西非常感动，但是对照现实，发现那些东西都是一种空想。作家们想出来的，一面临现实问题，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还得按照我们的这个社会的现实的规律去做。显然，当我们社会的上层丧失了他们的精神信仰的时候，你要靠底层的“寻根”来拯救这个社会的道德，那是无济于事的。我们曾经有一种说法，叫“礼失而求诸野”。礼失去了，礼就是道德啊，就是礼教啊，礼教在上层失去之后求诸野，荒野之地，在偏僻的地方还有。要到那里把它们发扬出来，这是儒家的一种说法。但是今天我们已经做不到了，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野”、这个“根”也已经松动。以前你这个士大夫知识分子道德堕落沉醉于青楼文化，徜徉于青楼之间，捞钱下海这个都可以，因为还有一个深厚的道德资源，这就是在民间，就是在农村。那时的农村和现在的农村不一样，那时的农村充满了道德，有一个乡绅阶层。我们解放后，枪毙了地主恶霸，也取消乡绅的作用。道德传递的作用已经不存在了，全靠从中央下去的一些政策来维系农村的道德。那么，到了1990年代以后，农村的道德也开始出现松动，可以说是连根拔起了。我们的根已经被拔起，你要到乡村里面去求道德，现在已经求不到了。很多农村现在已经是人去楼空，很多农村都是剩下一些老人、妇女和儿童在那里守着。青壮年都出去打工去了，都没人了。

我所讲的连根拔起，其实就是1990年代的经济的增长、高速增长，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拔根的过程，就是把我们农村的精华部分全部拔出来了。拔到哪里去了呢？拔到城里去了，拔到城里不仅仅是说把这些人拔走了，而且把这种道德拔走了。因为这些人到了城市里，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有城市的生活规范，跟农村不一样。农村是一个村子一个姓，一个家族，大家之间都有一个血缘认同，哪怕不是一个血缘，也是一个村的，都有一种熟人的关系。但是你到了城里，就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社会。是陌生人的社会，他就适用于另外一套为人处世的规范。数以千万计的农村青壮年涌入城市成为打工者、打工仔，一方面是由于金钱的诱惑。他们为什么要到城里去，为什么不安于农村的田园生活？我刚才讲了，1980年代，农村一片田园气象，应该说是很平静，还是很美好的。1980年代分田到户，一旦分田到户，各家各户照顾自己的田，生产出来的粮食不仅自己够吃，还可以卖。1980年代的人那时是很高兴的，1990年代这种气象已经不存在了，不存在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金钱的诱惑，城里面有钱赚，打工有钱赚。同一个村里的人，你的邻居，就住在你的隔壁，某某人是你的亲戚，同样一个小伙子，他打工挣钱回来了，盖了洋楼，生活档次提高了，他买了摩托。或者是买了车，搞运输，已经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那么你看着不羡慕？我又不比他少条胳膊少条腿，他能做到，为什么我不能做到，于是我也去打工，你给我介绍介绍。这是出于金钱的诱惑，为了一个更高的生活水平，不愿意仅仅停留在一个饿不死的阶段。不仅仅停留在温饱，还要奔小康，这是我们中央号召的，要齐心协力奔小康。奔小康怎么办呢？他们的理解就是要赚钱哪，一切向钱看嘛。我们禁不住金钱的诱惑，纷纷抛弃了乡土，背井离乡，不远千里，跑到大城市里去打工，有的田地都荒芜了，有的田地就租给别人种，有的就荒在那里，妇女、老人、儿童能种多少呢？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1990年代的农村，生活日趋艰难。1980年代是田园牧歌，到了1990年代已经变得非常的恶劣，这个问题日益突出。为什么呢？随着市场经济的一步一步地发展，市场化，现代农业技术，使得农业的成本大大增加。以前做农业太容易了，不需要买种子，自己留点，到时候下种，再付出点劳力，就等着收获，这就够了。现在麻烦了，现在你要种一亩田，你要良种：一般的种子不行。良种每年都要换，你不换，它就要退化了。你得每年去买，要有钱去买，种子、化肥、农药、市场、销路，哪一样都和市场有关。你种出来的东西你要能卖。农机、薄膜，这些东西都是要花钱买的，农业成本大大增加，所以去年把农业税取消了，全国农民一片欢腾。其实，即便把农业税全免，也挣不了几个钱，甚至是赔钱。种农产品是划不来的，是不赚钱的，现在谁都知道是不赚钱的，甚至是要赔本的，这是一个困难。越来越困难，你要继续种那几亩地，种点粮食，那是没有出路的。农民都知道，特别是青年人知道，这是没有出路的。另一方面，是农村的乡干部，在市场条件之下，越来越强烈地有一种寻租的愿望。寻租，权力寻租，就是腐败了。就是掌握一点权力，他就要利用这点权力为自己谋利益，以权谋私，甚至是变卖土地，以村委会的名义把村里的土地卖给开发商。以村委会的名义，实际上就是那几个人，甚至是一个人大权独揽，你知道他吃了多少回扣，这个都是说不清楚的。化公为私，官官相护，欺压农民，农村已经不再适合平静的生活了。

农民们受了气，无处说理，所以出来，老子不干了。我去打工去，这儿活不了了，我到别的地方去活，寻条活路。那么多人去打工，我没有做过调查，你可以去调查，有多少人是枢气出来的，有多少人是赔本出来的，有多少人是为了盖房，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总之，农民进城是一个大趋势，我们的政府也鼓励，我们的将来农业人口要越来越少，城市人口越来越多，这是世界文明发展的一个方向。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考虑，农民进城是对草根文化、农村文化的一大考验。草根、底层，是否还保存着那样淳朴的道德？因为进了城以后有另外一套生活方式，同时他们也会把城市的生活方式带回农村。既然你去求诸野已经做不到了，草根文化已经被拔根了，现在我们看看传统道德已经无处可证，跑到哪里去了？在哪生根了？传统道德本来是自然经济的产物，现在已经没有地方生根了。在城市的陌生环境中，草根的道德已经蜕化变质，甚至有的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另外一种变体，什么变体呢？说严重点，就是黑社会原则。草根道德本来是很道德的，但是它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它就蜕化变质。在熟人之中，它是温情脉脉的，很感人的，乡里乡亲的，彼此照顾，你的就是我的，也不分彼此，因为大家是非常和睦的，那是一个”和谐社会”，传统的和谐社会。但是到了陌生人的社会，这就行不通了。行不通了怎么办？这就形成了一个个小圈子，在这个小圈子里面我们还是可以维护我们乡里乡亲的那样一种关系。比方说，各个大城市里面都有一些帮，湖南帮、河南帮、郑州帮。潮州帮，潮州帮是很厉害的，是很团结的，你要是伤害了他们的某一个人，他们就全来了。这个是惹不起的，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保护自己的利益。首先是保护自己的利益，那么这样一些帮派，很容易成为黑社会。而且很多黑社会都是由这些帮派发展起来的，其中有一个老大，很有威信。所以原来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现在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老大，出门靠弟兄。黑社会就是互相称兄道弟的，是有等级的，很讲义气。黑社会以前也有，在中国历史上历代都有，我们称之为“江湖”，江湖就是在城里的官方和农村之间游来荡去的一帮人。在这个夹缝之间，一个是官府，城里面一般都被官府治理得井井有条，那个一般是进不去的，一般是不能去碰它的，这个是“红道”。还有一个是农村，江湖的那些人都是从农村出来的，都是被逼出来的，逼到了江湖。所以他们是处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这样一些游民，他们所组成的一个社会，叫“黑道”。黑社会援用了他们在农村的那样一种血缘、宗法式的体制。黑社会是很值得研究的，我上次说过，那样一种规矩，那样一种潜规则，其实没有真正的规则，只有黑道上的“规矩”，以此来牟利。实际上很多的腐败、刑事案件都跟黑社会有牵连。很多问题解决不了，长期解决不了，是因为黑社会在里面搞的。黑社会是一个毒瘤，你拿它没办法，有时候你说他犯法了呢，他又没犯法，你抓不到证据。它结成一个帮派，有时候犯了法，你又找不到人，法不责众。有时候你找出一个人来，他又不是的，他有时是讲哥们义气来顶罪的，真正的魔头他又跑了，你又抓不到他。他们靠什么，就是靠江湖义气和“类血缘关系”。而江湖义气就是传统道德的一种畸变，一种蜕化变形。我们讲“盗亦有道”嘛，大盗、强盗，他也有道德。他们的“道”是什么？就是讲义气，就是靠类似于家族原则的一套体制。黑社会里面是有原则的，它是一个组织，组织靠什么？就是靠传统道德里面沿袭下来的那样一套体制。你看他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以兄弟相称，父子相称，干爹干妈，靠这种称呼来维系一种准血缘、类血缘的关系。不是血缘，但是类似于血缘的体制。

在城市里面，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叫了这么多年，一直落后于经济的发展。政治改革一直落后于经济的发展，在这条件下就诱发了腐败的恶性膨胀，腐败就是由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产生的。一个极端呢，不腐败的人你就干不成大事。现在成功的企业，你去考察，差不多一般的都有腐败。后来揭出来了，他为什么会成功，因为他有官方的背景，它属于某某人的背景。我们发现一个成功的企业，我们去考察，如果发现它是和官方有关系的，并不是就是一个企业。单门独户地在社会上闯出来的，那是妄想。现在任何一个企业，如果你没有官方的背景，你想在这个社会上发展起来，你能保住自己就不错了，你想发展起来，越发展越大，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官方的介入，一个企业要发展起来，这几乎是很少。这是一极，是上面的一极。下面的一极，就是小小的老百姓，不腐败几乎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活不下去啊，你几乎在街上摆个地摊都要行贿。各方面的税务啊、工商啊、交通啊、城管啊，现在人们对城管是恨得咬牙切齿，

但是呢，如果你买通了他，他处处给你方便。不行贿，你在外面摆地摊都不行。我们恨这些假冒伪劣、行贿受贿的现象，但是我们又会同情他们，这些小小的老百姓为什么会去腐蚀那些干部，去拉那些干部下水呢？他不是为了别的，不是道德的问题，是生计的问题，他是为了活下去。长沙有个建筑公司，几万人的企业，他们的头头是个女的，腐蚀了一些省级干部，省委和省政府的少数干部都被她腐蚀了，用钱和色，拉他们下水。后来判刑，一开始判的是死刑，全体职工为她求情，为什么？如果不是她，我们都要下岗，我们都活不下去。这么多年，她为我们做了很多很多好事，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同情吗？对于腐败，我们可以从道德上谴责它，但是我们要追溯它的原因情有可原，她如果不腐败，她上万号的职工到哪里去吃饭？喝西北风？所以这是底层，底层的腐败，不腐败就活不下去，因为体制不完善，这个体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滞后到了这个地步，已经不改不行了。

政府官员你想保持你的清高，人家请吃你不去，人家送礼你退回去，你开展不了工作的，你会被晾在一边，你会有职无权。学校不造假，通过不了教学评估。你不搞，你这个学校的地位就上不去，为了学校能够顺利通过评估，学校里号召大家，为了学校里更大的利益，我们要同心同德，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虽然是不好的事情，但是还要做。我们学校就是这样动员的嘛，虽然这个事情不好，但是还要做。从大局出发，我们学校的地位就是大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学校的地位下降了，对谁都不好。所以该造假的时候你还是要造一点假，这是公开在会上说的，该造假的时候你还要造点假。有人提出，这违背档案法啊，但是该做还得做。
进入到21世纪，这个问题发展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两极分化，恶性膨胀，腐败呢也呈现为两极分化。一方面呢，是上面的，像陈良宇这样的大案子。

底层，下面的也是愈演愈烈。比如说红心鸭蛋，仅仅是为了蛋黄更红，更好卖一些。那些农民很可笑的，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就是为了好卖一些嘛，也就是为了能多赚那么一点钱，他就不惜给家禽喂苏丹红，蛋黄看起来红红的，这是极普通的人想出来的点子。其实很愚蠢的，你能多赚几个钱哪？为了多赚这几个钱，你就夺人性命，那是会致癌的。你说他愚蠢，仅仅说他愚蠢，那也是说不过去的，有些事他一点不愚蠢，他做出来的蛋他自己不吃；他给别人吃，他怎么会愚蠢呢？他知道这个东西不是好东西，就是为了多赚那么几个钱。还有各种各样的毒食品，其实能够赚到的钱很少。你不用跟陈良宇相比，就是跟一般的买卖人相比，他们能赚到的钱都是不多的。还有像盗割电缆，那么贵重的国家财产，你卖到废品收购站，能卖几个钱？卖不了多少钱！还有更不可容忍的事情：盗窃大桥上的钢螺栓，卸下来他去卖废铁，那能卖几个钱？这是中央电视台播出来的，这就匪夷所思了，你把这个螺丝卸掉了，这个大桥一震动它就会垮掉的。他所获得的和他所可能造成的损失根本就不成比例。我不相信这是出于一种愚昧无知，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一种变态心理。当然普通的老百姓可能不觉得，这是在一个道德普遍沦丧的时代对一个无道德社会的报复心理。里面含有一种报复心理：我们穷得太厉害了，穷疯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个农民在无数次的被人欺压、被人欺骗、被人盘剥，甚至被人殴打，这个时候他就有一种心理变态：我让你们这些有钱有势的人吃了去死！他就是要做出来让你们吃了去死，你们总比我好，你们总比我要强。这看起来可能不可思议，但是是合逻辑的，总比那些失恋以后跑到公共汽车上引爆炸药的人要更加合逻辑。我们武汉有一个人失恋了几年前，跑到公共汽车上引爆炸药。炸公共汽车，哪有什么逻辑啊，冤有头债有主嘛！你找谁报复啊？没有逻辑啊。农民制造假的食品，它还有一种逻辑在里面，他要报复这个社会，社会坑害了他，使他很惨，心理很变态。当然，即使不这样做，老百姓潜意识里面也有这样一种情绪，这个社会已经变成这样了，真恨不能这个天塌下来，这个地陷下去。当然，真正发生四川大地震了，他们又献出爱心。但是，平时潜意识里面确实有这样一种情绪：在我之后，哪怕洪水滔天。我活不下去了嘛，这是一种被逼出来的生存原则。自己要活着，要活着，不是要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起码你要生活得下去。这个社会到今天好像到了世界末日，但又确确实实是从来没有过的“太平盛世”。又是太平盛世，但是又是世界末日。太平盛世，就是说大家都能吃饱肚子了，这个起码的要求解决了。当然在这个基础之上就有很多更高的要求。物欲膨胀，又是太平盛世。但是在道德上呢，几乎就是世界末日。我们现在几乎造就了一个虚假世界，不是虚拟世界，是虚假世界。虚假世界，就是说什么都是假的，什么都不能吃，有人戏说在我们中国只有一个东西是真的，那就是只有骗子是真的。中国人在世界上已经被很多人视为骗子，已经成了骗子的代名词。我们说人家是在妖魔化中国，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在妖魔化我们自己，把自己妖魔化。因为我们中国人不在乎自己在陌生人的眼睛里是个什么形象，我们只在乎自己在熟人的眼睛里是个什么形象。我们农村来的人本来是很好的，很老实的；但他们来到城里，周围都是陌生人，他就什么都做，他就可以无所不为，当然开始的时候他还会很小心。当他知道了是怎么回事，城里人是怎么生活的，他就会开始想歪点子，因为没有人认识他，反正谁都不知道。他就可以伤天害理，就可以没有规范。到了外国他就更可以这样了，洋人吗，骗了活该，洋人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最近有人把网络上的那些言论收集了一下。9·11事件的时候，我们中国的网站上一片叫好声。活该，炸少了，为什么只死这么些人，为什么不死他个十万八万。而这次四川大地震，他们又收集到了网上美国关于这次大地震的文章：很同情啊，希望他们能渡过难关哪，上帝保佑他们呀，还有甚至恨不能亲临现场去帮助他们。美国网站上都是发出这样一些文章。而中国的网上的那些9·11事件的文章一边倒，几乎很少说有同情他们的，很少，几乎没有。当然，那个带有政治色彩，我们这个是自然灾害，那不管。不都是死了人吗，死了无辜的人吗，死了老百姓吗？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呢？美国人对陌生人有同情感，而我们中国人呢，对熟人有同情感，对陌生人没有。我们管洋人叫洋鬼子，鬼佬，那个不能算人的，所以他们的人死了和我们没有关系，所以可以幸灾乐祸了。我们搞盗版，卖假货去骗那些洋鬼子，我们心安理得，我们没有道德上的谴责。我们觉得这是应该的，甚至很得意。

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我们来检讨一下。我们极少数人不能坚守道德，这是很正常的，我们过去经常说，那是因为极少数人他们不能坚守他们的道德。现在不讲“极少数人”了，因为这个太多了，现在不讲这个词了。说极少数人不能坚守道德，这骗不了人，而是一部分人不能坚守道德，把原因归结于一部分人不能坚守道德。但是这是没有什么用的，这是同义反复。为什么中国的道德下滑了，是因为一些人没有坚守道德。这能说明什么呢？这什么也没说明。于是就有人归结于西方文化，归罪于五四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文化破坏了中国儒家的道德，把一种不适合中国的东西引进来了，把一种异己的东西引进来了，使我们堕落到这样一个地步。但是又一个问题，稍微动动脑筋就可以想得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既然西方文化这么坏，导致道德的滑坡，为什么西方文化在西方没有导致这种现象的发生呢？当然，西方也有犯罪的，也有不道德的现象，但是还没有达到这样一种地步。西方文化是从西方来的，它在中国造成了这样一种灾难，那么为什么它在西方没有造成这样一种灾难呢？西方人受西方文化统治的时间更久啊，为什么在西方没有造成这种现象，这是不合逻辑的啊。为什么来到中国就造成灾难？有人就解释说西方文化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所以你把它引进来，就产生了一种水土不服。但是又有一个问题，你说西方文化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其实西方文化不适合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情，包括西方。因为西方文化的普世价值在西方也是经过几百年的斗争才取得的，以前也不合他们的国情。比如说在中世纪，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西方文化就符合它的国情的。它不光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也不符合日本的国情，为什么日本引进西方的文化就没有造成这样的灾难，韩国怎么就没有，新加坡就没有，我们的台湾地区也没有。为什么中国大陆地区就造成这种情况？这个解释不清啊。这只能解释为中国人特殊，中国人跟其他所有的民族都不一样。中国人没有资格也没有福气享受西方文化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因此就产生出一种民族主义，我们中国人和其他的民族不同，我们没有那个福气，我们享受不了，但是这个民族主义恰恰是一种民族自卑心理。其他的民族都能享受，但是我们不能享受，难道我们的民族是劣等民族吗？我们不是自卑吗？我们就没有资格享受别人的好东西，这一点难道值得自豪吗？

为了克服这种自卑，于是就有人想出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其实我们原先也很好，儒家道德达到过世界第一，儒家道德比那些道德都好得多，不会带来那样一些毛病，西方现代的文化的那些毛病。西方现代的民主自由都带来一些毛病，而且西方人自己批判西方文化批判得很厉害。于是我们接过他们的话说：你试试看，儒家文化可以拯救你们。儒家文化是拯救你们，儒家文化是拯救21世纪的一剂良药。当然这种说法没有被证实，因为人家也没有试过。我们试的结果呢，当然在过去的两千年，我们也有成功的例子，但是那是过去，在现在也是试不了了。所以这实际上是一种精神胜利法，是一种阿Q精神。精神胜利法实际上更是一种自卑心理。这是说我们先前多么多么好，我们先前多么多么阔，就是不提现在。先前阔现在挨饿有什么用呢？最可怕的就是还要把它付诸实践，推行我们在两千多年前，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所产生的那种儒家道德，那种传统道德理想，用它来反对自由、民主、法制、人权，反对这些普世价值。当然是从西方来的价值，我们把它变成一种文化和民族的冲突，变成一种文明冲突，激发一种虚假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用来反对西方的自由、民主、法制和人权，这个是最有害的。借古人的亡灵来开历史的倒车。当然话说回来，我并不反对说儒家文化在历史上有功劳，儒家文化、儒家道德在历史上确实有它的功劳，而且还很大。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得益于儒家道德，得益于传统的道德体系，曾经一度领先于世界，成为世界最优秀的民族。这个很多人有研究，当时的中国与西方相比，与罗马相比，与其他的国家相比，那都是无人比得上的，我们中国人当时确实是世界第一。但是有两点，第一，那是历史，儒家文化在历史上有功劳，但是那是历史的功劳，不意味着你永远可以吃老本。一种东西它曾经世界第一，不能保证它永远世界第一，就像比赛一样，你曾经拿过世界冠军，你不能老拿来说。你当初得世界冠军，你当初采用的那套方法现在拿来用，就不行了。当年我们乒乓球冠军所采取的那套方法，庄则栋、李富荣的方法，现在就不行了，你得改，否则你就会被淘汰。所以拿我们当初的世界第一来证明我们今天还应该拿我们的儒家道德来应付我们的问题就说不过去了。

第二点，那种辉煌也是有代价的。儒家的道德使我们的民族独立于当时的世界民族之林，而且使我们周边的那些落后的民族，日本、朝鲜、越南、东南亚，纷纷都来仿效，觉得我们中华、中土的文化制度远远强于他们，这个不假。但是它的代价就是压抑个人，压抑人性，忽视个人权利，用血缘、亲情、等级、名分取代人的一切的自由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在儒家的这个框框里是被压抑的，比方说，纯粹的科学研究，艺术创作。艺术创作也要为政治服务，开科取士，这种开科取士，在唐代是以诗文取士，再后来科举也要看你的文采，这个使中国的士大夫都有一种诗化的精神。但是这些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压抑了你的艺术创作。所以中国的诗歌、艺术、小说中的精品都是在赋闲的时候，都是在失意的时候创作出来的。像《红楼梦》，这都是在失意的时候，在科举落第之后才能创作出来的，而且他是被压抑的。《红楼梦》一直被视为淫书啊，禁书啊，《金瓶梅》也是禁书嘛，很多书都是禁书，所以它压抑我们的自由精神的创作，压抑个人的权利，导致了伪善和假仁假义。这个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很多人都看出来了，李贽啊，戴震啊，黄宗羲啊，已经看出来中国传统社会的“以理杀人”。鲁迅讲的“吃人的礼教”，就是批判中国传统社会压抑人的个性，这个弊病，是中国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所做出的一个牺牲。在当时来说，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这样的牺牲也是有必要的，代价是值得的。这种代价孕育着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延续不断，包括我们的血缘、亲情，这一套宗法体制现在我们可能觉得对它难以忍受，但是在历史上也是有作用的。当官的不仅仅是当官而已，他是你的父母官，皇帝不仅仅是君主，而且是天子，皇帝皇后是天下老百姓的父母，这种观念深深植根于每个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对于一个民族的凝聚力是很有好处的。中国人有一个父母官出来说，我们五百年前都是一家，都是炎黄子孙，我们血管里流的都是中国人的血，一下子就统一起来了，就凝聚起来了。我们四川大地震，都是我们的同胞，我们每个人都去捐钱。但是同样的，缅甸的风灾，恐怕在座的我们没有哪一个人去捐钱的，风灾比我们死的人还要多，但是我们没有去捐钱，因为他们跟我们不是一个血统，五百年前我们和他们不是一家。炎黄子孙在今天由谁来代表，就是由官方嘛，当局能够用这一套把中华民族凝聚起来，这还是有大功劳的。但是另一方面呢，确实，个性被泯灭，被压抑，以理杀人，这带来我们今天的诸多问题。历史上它有功劳，今天它也没有完全退出，今天我们在改制在转轨，转到民主，法制，不仅仅是靠血缘亲情，血缘亲情已经靠不住了。我们今天的道德问题之所以会发生，我们可以归结为我们的这个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们的时代已经变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已经变了，我们的自然经济已经解体，自然经济的解体使得我们传统的儒家道德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变得空壳化、泡沫化，而与此同时又没有适应市场经济的新道德来填补真空。儒家道德不能维系了，那么市场经济下有没有一种新的道德？这就有人提出“儒商”的概念，但儒商在今天显然也不适应了。儒家跟商品经济有交叉之点，比方说儒家讲诚信，商品经济当然也讲诚信，在这个交叉点上它曾经一度有过辉煌，在中国传统中也有，比方说徽商、晋商，都搞得很辉煌的。但是，那个是昙花一现，它的成功有一种重要因素是依靠官府，它必须是在官府有力量控制的这样一种情况下，肯定要依靠由政府严密控制的这样一个社会，你才能够在这里借了钱到那里去还，你的金融系统才能够不被破坏。那么儒商他所依据的道德伦理虽然和商品经济有所交叉，但是它不是商品经济的规律，它是道德的规律，是儒家的道德规范，在其他方面他是跟商品经济背道而驰的。商品经济的诚信不是要你真的诚信，而是要你做生意要讲信用，你哪怕不是诚心诚意，但是你一定要讲信用。这跟儒家的那种诚信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经济发达地区不是儒商，我上次在一个关于企业文化的讲座中讲到，现在在中国最成功的是“佛商”。信佛的一帮人，他们做生意可以成功。比如禅宗，它把儒家那一套规范都置之度外，它有自己的一套说法，它那一套说法是一种解构的方法。就是你把一切都抛开，你要信缘分，你要信菩萨。我们看到，南方经济的发达和他们信佛有很大的关系。广东的佛山本来就是禅宗南宗的发源地嘛，当初慧能跑到佛山去，在那个地方开坛讲座，讲禅宗，禅宗的南派就是从那里发源的，所以他们有佛教的传统。你看那些商店里面，企业里面，一进门都是一尊佛像。关公像，在民间关公也是被看作是佛家的神哪。虽然他本身不是佛家的，但是他也被看作是佛家的伽蓝神。关公的像，弥勒佛的像，这些就是支撑了那些企业家的、佛商的精神，就是摆脱一切束缚，凭机遇，凭机会，就是机会主义。现在不叫投机倒把了，机会主义，中国的企业就是机会主义，你只要机遇好，你把握住了，就能发财。当然这种机遇你只能通过某种方式来把握，就是你有慧根，有直觉，你感到这个里面值得投钱，你一下子抓住了机会，你就可以成功。广东那些地方，福建那些地方，他们的企业家都有这样一番经历，所以他们都信佛。为什么信佛，因为信佛给他们带来好运气。广东人为什么这么迷信，什么888，666，他们讲究这些数字，就是因为他们信运气。但是他们没有商品经济的基本知识。谁读过《资本论》？没有。谁读过凯恩斯？没有人读过，你读了就糟了，读了你就赚不了钱了。我认识一个博士，经济系毕业，赔得一塌糊涂，但是小学没有毕业的，他可以赚大钱。这不是机遇吗，这不是缘分吗？你没有机遇你怎么能赚到钱？中国的这些企业家们，机遇能让他们赚钱，他们就更加信佛。烧香，每年春节的第一炷香，在南岳据说已经涨到30万了。你要到南岳衡山去祭佛祖，你要抢到第一炷香，要花30万人民币。

所以儒家它已经不能适应我们今天的商品经济了，佛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但是这只说明我们的商品经济还不成熟。佛家它不是合乎商品经济规律，而只是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因为它否定一切规律，只诉之于偶然性、机会主义。但商品经济的规律在他们后面暗中起作用，他们的成功应当归功于后面那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他们并不认识和掌握商品经济的规律，对于那些企业家来说还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他们，只是他们以为这是运气，这是缘分。商品经济当然有它的规律。外国的很多企业家都要读经济学的那些书的，都要读《资本论》的，都要读凯恩斯的，都读过经济学、拿过经济学博士的，那些成功人士都是按照商品经济的规律来办事的。他们的成功是跟这个有关的，在中国还没有达到那样的程度。所以儒家在今天发展商品经济，用它来指导商品经济，更多的是一种束缚。你要是讲儒家道德，你是赚不到钱的。当然，你赚到钱以后，你可以讲一点儒家道德。比如说关公，关公也很讲义气啊，关公是佛家和儒家的混合体；但是你首先是要有缘分，要有机遇。所以现在没有一种新的道德来填补儒家空壳化以后所暴露出来的道德真空。儒家的道德，现在人们心目中还是信，因为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还是在。但是每个人心里面信，在口头上说，但就是在行动上都不做。那些最不讲诚信的人，最骗人的人，往往他自己认为他内心里面还是诚信的。伪善已经到了不自觉的地步。很多人都是这样，自己做了一些伤害人的事情，自己却说，我做这个算什么，别人比我做的厉害得多。我还是讲良心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讲诚信的，别人是不讲诚信的，结果导致整个社会是不讲诚信的。事实上都不讲诚信，诚信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停留在
报纸上，停留在民族的记忆中，成为一种幻影，成为一种腐败的借口。
当代中国已经有了市场经济，这个大家可能都比较能达成共识，再也退不回去了。当然现在还有人叫嚷，回到“文革”，再搞一次“文革”。虽然有这种说法，但是大家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这就注定儒家道德在现代中国没有出路。按照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它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已经走上了一条道路，上层建筑怎么可能背道而驰？不可能的。儒家道德不能成为现代中国的出路，至少不能成为解决当前中国道德困境的灵丹妙药、有效原则。但是这并不否认儒家道德在你的道德困境被解决以后，比如说你的政治体制改革所带来的良性效果已经形成，这个时候儒家道德可以作为你这个政治体制的辅助部分。不可否认，儒家道德有它的价值，但是目前儒家道德不能成为解决中国道德困境的药方，更不用说唯一手段。有人说儒家道德是解决中国当前道德困境的唯一手段，这个我是不赞成的。但是我不否认当我们的一切问题解决以后，儒家道德可以作为一种辅助手段。我认为日本也好，韩国也好，台湾地区也好，他们的儒家道德在今天就起到一种补充作用。很多人把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归因于儒家道德，我觉得这个是自欺欺人的。他们经济的起飞，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不是由于儒家道德，而是由于现代普世价值。当然，当这种普世价值确立以后，它可以带有儒家道德的色彩，甚至带有儒家的色彩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西方民主政治体制所带来的一些粗糙，所带来的一些弊病，在某些方面可以补充一下西方文化的缺陷，那是可以的。但是你以为我们这个东西就可拯救西方社会，你就过于狂妄了。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种新型的道德原则。什么新型的道德原则？不是儒家的那一套道德，而是从西方传来的那种普世价值，就是理性、自由、人权和宪政、民主、平等以及正义。我们要把正义作为社会的人与人交往的最高原则。正义的精神、正义的原则就是契约的原则。正义从何而来，就是通过契约，人与人平等地订立了契约，那就是正义。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中国人不太注重正义。有人做过一个调查，发现中国人把正义排在价值选项的最后，第五位、第六位。第一位的是老实，一个人好不好，我们首先要看他是不是老实，这是中国人的价值选择。但是西方人往往把正义排在第一位，有人做过调查，正义是第一位的，为什么？西方人有传统，正义是最高道德。在中世纪，正义是上帝的道德，正义是最高的审判，天堂是什么？是最后的审判，在法庭面前要接受上帝的正义审判。所以他们把正义看得非常高，在宗教里面，正义的审判是上帝的特权。这个《圣经》里面就讲嘛，耶稣基督说：“申冤在我，我必报应。”申冤在我，有冤申冤，我必报应，我上帝来惩罚，来摆平。正义和公正是上帝的原则。在现代社会，正义是“自然法”。什么是“自然法”？人生而具有的一种权利。人要追求正义，追求公平，追求人权。那么怎么样能够建立起这样一种标准呢？就是通过契约，通过民主法制。建立起民主法制，宪政，那么在这样一种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够从民主法制来普及一种新型的道德。这种新型的道德不只是适用于熟人之间，亲戚朋友之间，而且也适用于陌生人之间。我们要学会和陌生人打交道，我们中国人长久地停留在只是和自己的熟人和亲戚朋友打交道，囿于这个圈子里，这是自然经济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进入到市场经济，我们要学会和陌生人打交道，要平等地将心比心。人家受了难，哪怕是你不认识的人，哪怕是外国人，哪怕是洋鬼子，你也要同情。他是和你打交道的另外一个人嘛，他也是一个人嘛，他和你有同样的权利。你要学会这一点，学会这一点以后，就会培养起一种新型的社会道德，就是社会公德。

梁启超曾经讲我们中国人注重私德，西方人注重公德，当然，后来他又修改了，说中国人也注重公德，但是中国人的公德是由私德推广来的，由私德推及到公德。相反的，西方人也讲私德，西方人的私德是建立在公德的基础之上。你要有了公德，你就可以在公德之上建立私德，在这个基础上你就可以有私德。公德是社会道德的底线。人家也是一个人，你不能逾越这个道德底线，你不能损人利己。你不能伤天害理，我们中国人讲伤天害理，这个天理在西方人那里就是法律，你不能犯法。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你可以有私德，西方人也学雷锋啊，不管有没有这个事情，有人说在西点军校里面有雷锋像，后来有人考证说没有，是捏造出来的，没有这回事，但是他们的很多事确实和我们的雷锋有相似之处，在这方面也是很高尚的。我们曾经看过很多，《泰坦尼克号》啊，《冰峰抢险队》啊，他们也有这样一些电影电视，他们不是随意讲讲的，不是假的，是真的。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在许多人看来“以个人利益为主”的社会也有舍己为人的，抢救别人的，在他们那里就是私德。那么这个私德建立在他们的社会公德的基础之上。所以，梁启超说的基本上还是没错，中国人比较偏重于私德，而西方人比较偏重于公德。中国人把私德看作是基础，公德是由私德推广开来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么西方人是把公德当作基础，然后建立起自己的私德。所以，德和法在西方文化里面它是互补的。法律当然要有德，要有道德的基础，但是道德要在法律的、普遍的法制的背景之下才能培育得起来。它是互补的结构。我们中国是法德不分的，以德治国，德就是法。西方人分得很清楚，西方人分得很清楚并不就是说隔绝了，而是说德和法是互补的。因为德和法是互补的，所以说政治体制改革是我们发展出我们新型道德的一个前提。

中国道德状况三十年的反思使我们认识到一个真理，就是道德不单纯是情感的事情，道德更多的是理性的事情。我们传统的道德更多的是情感的事情，像孟子所讲的人有恻隐之心、有羞恶之心、有辞让之心或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叫四端，人有“四端”，四端就是人天生具有的一种本能的情感。恻隐之心，看到一个小孩子掉到井里面，你就不由自主地想去救他，这不是出于理性，是出于情感，出于一种本能的情感，我们中国的传统道德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所以我们喜欢讲情感，中国人讲道德的时候喜欢讲情感，动不动就讲伤害了我们的情感，你的情感就那么容易被伤害？你要通过理性想一想，伤害得对不对，我的情感是不是有道理，要从这方面想一想。道德更多的是理性的事情，我们并不否认情感，人都是有情感的，但人不是动物，人必须通过自己的理性来控制自己的情感。要通情达理，要通过自己的理性来设计来统筹自己的道德行为，这样我们才能走出一个精神动物的王国。黑格尔曾经把那种一味地诉诸情感的社会称为“精神动物的王国”。我们有精神，但是我们还停留于一种精神动物的王国。

那么，最后我想说一说我对未来的展望。我说了这么多，那么我们中国好像没有希望了，还有没有希望？我相信只要我们的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不变，那么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要带动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是一定的。我们中国这样大，历史这么悠久，问题这么多，肯定我们的路要一步一步地走。我们回顾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也包括政治体制，虽然有很多东西没变，基本上没变，但是呢，在舆论上、在做法上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进步。2008年的四川地震和1976年唐山地震相比就有一个大的跨步。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已经是有意识地主动融入国际社会，我们在乎国际上对我们的评价。国务院总理为什么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这个十分有效，使我们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大有改善。这还不光是一个形象的问题，也说明我们的观念开始朝这方面靠拢。所以我们不应该因为改革开放的步子过于缓慢就丧失信心。当然我们要促进它，我们要呼吁，我们要揭露问题，使它的步子迈得更快一点，但是现在我们的步子只能迈这么快，我们也不要失望。道德重建是有希望的。体制理顺了，道德就有了生根之处。现代的道德是这样的，当然古代的道德恐怕又是另外一回事。现代道德就是，政治体制理顺了，社会行为有了一定的规范，在这个基础上面道德就得以建立起来。否则，你这个道德用古代的那一套就远远的不能适应于现代的社会。所以，我最后的结论就是，我们这个民主的大潮是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希望在年轻人的身上。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交流环节：

1.邓老师你好，我就是有一点疑惑想问你一下，你说我们现代的道德规范还没有完全建立，根据你所说的我们传统的道德又是无能为力，西方和中国的现实情况又是有如此大的差距，我们也不能肯定我们是不是有希望来改变我们的现状，那我们这种道德规范建立的希望到底在何方？还有就是，现在由于政治和经济体制的不成熟，道德规范也是不成熟，那么在政治和经济的体制成熟以后，我们会不会产生一种成熟的新的道德体制？而且它又有滞后性，那么在这种新的道德体制成熟之前我们又如何撑过这段时间？谢谢。
答：我想这是知识界，知识分子的使命，我们现在当然要大张旗鼓，我们将来走上工作岗位，当然要朝这方面努力，这个力气要往一个方向上使，要有一个目标，心中要关心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哪怕你当公务员，你也不要被那样一股势力拉下水，这个是在我们实际生活中将来要做的事情，这是一点。
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完成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想我们作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我们应该更多地反思。我们以前对西方的普世价值，包括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宪政等等这些问题要作更加深入的诠释。包括我现在做的关于西方哲学的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实际上许多时候也就是为这些服务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新的道德还没有建立，但是我们要把这些概念搞清楚，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我们有很多的误解，有很大的误解。很多东西之所以没有在中国扎下根，与我们对它的误解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以为这就是科学了，我们以为这就是民主了。我们现在讲科学是第一生产力，但是实际上许多时候我们讲的不是科学，我们讲的是技术。我们讲的不是科学本身，而是讲的科学的表象和科学的后果，是技术，我们讲的是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的科学里面没有科学精神，只剩下技术。有科学精神我们不会落到今天这一步，只会模仿人家的东西，我们没有一点创造力。科学精神要讲科学创造，讲自由精神。我们连科学这样的概念都没有搞清楚。还有一些其他的概念，如自由、理性、人权等等，都有待于我们去澄清。我们知识分子，作为知识界的人，首先要把这些概念搞清楚，要为将来到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新型道德的建立做准备。我想我们知识分子最应该做的，我们的使命就是为即将到来的社会改革做准备。这是必要的，否则机会到来了，你都抓不住。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新型的道德怎么形成？我刚才已经讲到了，实际上政治制度和道德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用一种新型道德的眼光，实际上我们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就有了一种批评的立场，知识分子最大的作用就是批评，批判现成的社会，批判现实的不公。然后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向前进。

2.纸条问题：刚刚邓老师说到大部制改革失败了，能不能多说两句，解释一下？
答：我没有专门研究过这个，但是根据网上的一些意见，大部制实际上没有搞成嘛，铁道部现在还是独立的，原来是想把铁道部并到交通部里面去，减少这些冗余的官员，能够更加精炼，更有动员力，更有利于工作，但是现在由于一些部门利益的纠缠，搞不动。实际上政治体制改革改不动不是观念上的，而是利益上的。我们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利益，都有自己的部门利益。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确导致了中央的一些政令不行，这个改革改不动，你有你的利益，他有他的利益，整个社会那就成为一千个一万个小独立王国了，还谈什么政治体制改革，那就是诸侯割据了。

3.听说古代有当街弃垃圾者斩手足，那个时候就没有人敢把垃圾扔到大街上，这种行为本来是要道德来约束的，但是用这种严刑峻法治小罪，岂不比道德来得更快，我要问邓教授的是，道德是否可以用刑罚来代替，或者说道德无用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用重罚酷刑治世？
答：这个是不可能的。当年有很多人想了很多办法，朱元璋严刑峻法，只要有贪腐的，一旦查出来，叫作“剥皮实草”，就是把皮剥下来，里面放上草，让他站到衙门的门前示众。不知道杀了多少人，越杀越多，前仆后继，没有办法，严刑峻法也没有办法。我刚才不是讲了吗，它不是某个人道德败坏所造成的，它是体制造成的，你没有腐败，你寸步难行。严刑峻法禁了这一部分人，另外一部分人还是这样一个体制，你就是大一统的皇权体制，你必须按照这一套来执行，没有民主，没有老百姓的监督。最有效的就是老百姓的监督，但是没有，你靠上面派特务，派锦衣卫，明朝发明了很多办法，就是派锦衣卫、派亲信、派钦差大臣，去查去督办，没有用。我们现在也是派纪委，但是纪委本身就需要一个纪委，纪委本身就需要纪律检查，很多腐败本身就发生在纪委。纪委和他监督的对象本身就是一气的，就是一体的，甚至要服从于他所监督的对象，你怎么用它去监督？严刑峻法也是吓不倒人的。严刑峻法最重莫过于判死刑嘛。我们判了多少死刑了，都止不住，而且你把这个法律的问题变成道德问题，这也是我们中国的做法。以德治国，认为只要发生了问题，就是道德的问题，然后用法律的办法来解决道德的问题，这种惯性现在还存在。我们知道，前几年，还有人说要把拾金不昧写进法律，拾金不昧的要奖励多少，要奖励百分之多少，我估计一旦写进法律，那拾金不昧就不是道德了，因为他是害怕惩罚，或者是希望得利。拾金不昧一旦没做到的话，那就有罪，那就要处罚，那他做的这些事情还是不是道德呢？所以把法律和道德混淆起来这是中国传统的做法，实际上是把道德虚伪化的做法。哪怕是暂时可以遏制道德上的一些不良的现象，也是导致更大的道德的虚伪。把人都变成一种假人，把道德变成一种面具，实际上人们不是为了讲道德，而是为了不受到惩处，是为了捞好处。所以我想，真正的道德还是要靠体制的改变。体制的改变树立每个人的尊严，树立每个人的人格的独立，有人权，使他有尊严，不屑于做那些道德上可谴责的事情。这才能对我们的道德有促进。如果完全用一种外在的东西，甚至像“文革”那样，采取一种“触及灵魂”的方式，如果你有某种思想暴露出来了，就要治罪，以言治罪，以思想治罪，用这种方法只会导致人们越来越虚伪。因为他心里想的你毕竟不知道，他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你说你可以从他的日记里面看出他的思想有多反动，但他完全可以写出一部雷锋日记来啊，摆在这里让你去发现啊，这有什么做不到的呢？人心的面具是无穷无尽的，人心叵测。你要什么他就可以给你搞出什么来，所以你要积极马上就给你搞出个积极分子来，你要搞个什么运动，马上就有人来做，只要有利嘛。利益把道德变成一种做作的虚伪的形式主义。我想这些都不是办法，真正的办法在于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我的一个分析，现在很多人都没有分析到这样一个地步。道德跟政治体制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就是有关系的。谢谢。

4.邓教授你好，今天非常有幸听到你这个讲座，你确实给我们点拨了很多的关于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现象，我想，像邓教授这样的知识界的中流砥柱吧，对于我们今天的大学生的点拨真的是非常地重要，我在想的是，像邓教授你这样的作为知识界的中坚力量到底还存在多少？你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现在的知识界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充满正义，或者说是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纯洁，实际上已经受到了冲击或玷污，如果说我们要达到这样的道德境界，而我们的知识分子又不足以推动，或者是说我们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代表我们的一定的立场的话，我们应该怎样做呢？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所想问的就是我们的知识分子毕竟是不独立的，就是在我们的知识界力量很薄弱的情况下，我们如果还没有发言权，那么实施起来可能就会更加艰难，你是否想过，不仅对我们大学生进行思想上的宣讲，而且对我们的当局也要进行一番游说呢？可能取得的效果会更加直接、更加有效。谢谢。
答：这个是我在很多场合下都想要说的一个问题，传统的知识分子就是希望用自己的话，用自己的言行对政治、对体制、对各方面产生实际的影响。那么要产生这些影响呢，你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去当官，你如果在某一个位子上呢，比如说现在我已经捞到了一个中宣部长的位子，那么我的影响力就会大一点，那么我就会让一些现在看起来不合时宜的言论出笼。但是呢，一个是做不到，再一个呢就是我也没有想那么做。因为我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就是士大夫，哪怕怀才不遇，没有当官，他也是士大夫，因为他的人格结构就是士大夫。我刚才讲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毛病，或者说一个特点就是把自己的全部道德人格建立在政治体制上面，如果在政治方面他没有出路，他的道德就会垮下来，我现在是寻求这样一种新的知识分子，哪怕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与政治保持一段距离，我不是不关心政治，但是我与具体的政治操作保持一段距离，这是知识分子的本分。这种知识分子在中国以前没有过主动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当然也有一些隐士，但是那些隐士并不是不想参与政治，而是这个政治太腐败了，太黑暗了，所以避而远之，但是一旦政治有希望，他是希望参与政治的。我的这种立场呢，我是希望改变一种活法，知识分子应该，不是全部吧，至少应该有一部分是纯粹的。我就是纯粹的，我也不希望我的意见被官方所接受，像我们现在评什么科研项目，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你的意见是否为政府部门提供了咨询，是否被采纳的，如果有这一条的话，那就被加分了，那你的提教授提什么的就有保障了。我在这方面是没有奢望的，所以呢，我想知识分子中应该有一些人，至少应该有一部分人吧，应该是纯粹的知识分子，我就在那里想问题，我想问题不是就为了治国平天下，不是为了匡世济民，而是为了把问题搞清楚。把问题搞清楚也是很有好处的，包括对政治也是有影响的，但是我的目标不是在那里，我的目标还是要搞清楚这些问题本身，对这些问题感兴趣。那么是不是就不关心政治了呢？不是的，我也非常关心政治，我认为我所做出的成果并不单纯是一个纯学术的成果，我研究康德，那样的晦涩，那样的玄而又玄，但是非常实际。我为什么研究康德？就是因为康德是西方理性精神的代表，典型的代表，如果一个人读懂了康德哲学，读懂了黑格尔哲学，或者是读懂了其他任何一个经典哲学家的哲学，那么他就会从中吸收西方的理性精神，他就学会了理性地思考问题，这个是中国人最缺乏的。所以我对这个社会的进步的设想，我实际上是拉开了一个比较远的距离，我还是从更深层次上来考虑，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通过我的学术研究，使学术界的一些人，特别是广大的年轻知识分子能够接受到一种想问题的视角和方法。这种知识分子在传统中国是找不到的，从官方恐怕也是找不到的。

当然，现在像我这样的人也很少，就像你说的，有一种孤独感，就是我所倡导的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羡慕的人不少，但是像我这样真正去做的人却极少极少，几乎没有看到，就我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宣扬一种纯粹知识分子的做人方式，一种活法，这还是我个人的一种活法。当然人们都承认你有个性，这是你的个性，但是真正有个性的人太少。但是我觉得呢，其实也不需要很多人，一个问题的搞清楚，只要你搞清楚了，人家就会去看，你的书人家就会看，就会有影响，这个影响不是直接的，我指的不是面对官方啊，你应该怎么怎么做，我也没有这个想法，要当帝王师，那是儒家知识分子的想法。恐怕士大夫知识分子每个人都有这种想法，要做帝王师，如果有一天帝王把他召见了，那就好了，那就可以治国平天下了，就可以贡献出他的聪明才智了，非常想当那种智囊式的人物。我们是不是觉得这种知识分子的形象太陈旧了，当然也需要，我们中国的国情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但是我觉得呢，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也不妨有一点，就算把它当作我的个性吧。像鲁迅只有一个，他起了多大的作用啊，他的东西还是很有影响的，你不能说对中国人的思想没有发生影响，甚至是对中国的政治。毛泽东都推崇鲁迅啊，你不能说他没有发生影响，至于他的影响有多大，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想，我的这些想法还是有影响的，只不过不是直接的。至于直接把它应用于我们治国的政策、方略，这些我倒是没有考虑过。我与政治是有一定距离的，我是采取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批评者的态度、思考者的态度，要想一些问题，要把一些问题想清楚，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要把它理清楚，这是要有人做的。如果你身在其中，你做不了了，如果你做了一个官，你不去考虑这些问题，那这些问题由谁来想呢？所以还需要一些知识分子来考虑这些问题。而且我觉得目前这个事情可能更加重要。你去当一个公务员，你去当一个官也很重要，如果你有理想的话，有抱负，想要改变中国的社会，当然也可以，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呢，很难有什么政绩。甚至于不是你改造社会，而是社会把你改造了。但是最缺的还不是这个，最缺的还是要有些人把问题想清楚。我觉得是这样一个问题，鲁迅当年提出要改造国民性，这还是我们当前知识分子所要完成的一个使命。谢谢！

(录音整理：李国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