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恩师修斋先生

修斋先生辞世已经两个月了，然而，他那略带江浙口音的话语还总在我耳边回响，似乎还在和我们讨论那些永恒的问题。假如真有所谓“天堂”的话，我相信这种冷静、平和、流畅的讨论还会韵味无穷地在那个虚无之地继续下去。每个人都有他最能代表自己的瞬间形象，修斋先生的形象就是这种虽然不大却极富穿透力的声音，有如一长串又细又密的珍珠。
一个好人离开人世，在许多情况下只不过引起周围人的悲痛和怀念。修斋先生的去世在我却像一种哲理的证明，一种人生态度的宣示。悲痛是会淡忘的；怀念，不管人们愿不愿意，也会在时间的重复中变成一种模式，成为抽象。但一个人以其一生所证明的那种人格，却永远具有同样的影响和力量，潜移默化地为崇敬他的人所践履、所强调。先生逝世前一个月，曾在病榻上平静而略带兴奋地与我和段德智谈起过他对待人生和死亡的态度，谈到了苏格拉底、庄子和弘一法师。我们甚至还进行了一点小小的讨论，比较了歌德的浮士德和禅宗对死亡的同样超然的态度和细微的区别。恩师的脸上泛出了病态的红光，他似乎又回到了当年主持我们研究生的专题讨论课时的精神面貌，使我觉得所讨论的并非目前先生所面临的现实的生命终点的问题，而是一个我们大家每个人都面对、而且时刻面对着的问题。在一个直接受到死神传唤，已由医院发出过三次病危通知的人的病床边所进行的这种纯学理的、客观的讨论，是极其奇隱的，似乎不合乎常情常理。但它使先生那么兴奋和陶醉，没有一点伤感的气氛。其实就先生来说，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生死问题正是他一辈子总在思索的问题，用他的话来说，他当年学哲学首先就是学的这个。我看出来，只有当他和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才真正地是他，疾病与痛苦、离开人世和亲人的留恋与伤感，在他看来毕竟不是他自己的事。我们的谈话使他在久经病痛折磨之后，乃至就在病痛之中，重新体验到了自己的真正存在。虽然谈话不断地被先生痛苦的喘息和停下来休息所中断，这次谈话给人留下的印象毕竟是偷快的。

尽管如此，先生逝世的噩耗还是给了我以巨大的震动。这件事没有发生之前，我总还是感到先生时刻在我身旁，在关注和注视着我的每一点进步和成绩，在鼓励我向更高峰冲刺。我的书出来了，首先想到的是送给先生，仿佛在他那里保存着我全部探索的记忆，仿佛我从有始以来便和先生在一起，永远有机会向先生请教并和先生交流思想似的。因此我平时并不常常去打扰先生，去也往往是为了一些琐碎的杂事。但现在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我突然发觉了自己心理上的失落和空白，发觉先生本来就不可能与我永远相伴随，发觉我与先生的相识、交往在现实生活中竟是一个有始有终的“过程”，这一过程只有这时才在我脑海里清清楚楚地、完整地呈现了出来。

那是15年前，正逢“科举”大开逸民”广举。我们这些“躬耕学子”们一个个都跃跃欲试，想要抓住眼前千载难逢的机遇，从社会底层挣扎着浮到表面上来。记得1977年考大学，我正在安装公司当搬运工，因超过年龄限制未能报上名。1978年招考硕士研究生，我终于以“同等学力”走进了考场。当时报考的第一志愿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第二志愿填的是武汉大学哲学系。从招生简章上，我第一次读到“陈修斋”这个散发看书香味的名字，心中充满了向往和神秘感。我给陈先生写了一封信，介绍自己坎坷的经历和自学过程。同时寄上两篇论文习作，请求指点。陈先生很快就回了信，充分肯定了我的自学成绩，并鼓励我抓紧时间做准备，特别是外语方面要多下功夫，以便顺利地通过考试。从信中得知，当时陈先生和杨祖陶先生都还在武大襄阳分校（实际上是在穷山沟里种菜，相当于“五七干校”），但马上都将返回本校了。我父亲看了信后笑着对我说：“陈老师已经看中你这个学生了。”我也很高兴，又有些后悔，早知道这样，第一志愿就报武大，说不定把握更大些。

考试还比较顺利，中国社科院还通知我去北京参加了复试。但没想到，由于我父亲“政治问题”尚未解决，最终不但没有发给我录取通知，而且也没有将我的材料和成绩转到第二志愿。命运喜欢捉弄人，但其结果却并非总是糟糕的，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正是这一令人沮丧的挫折，使我后来得以师从陈先生和杨先生门下，找到了最适合发挥自己长处的优良的学术环境。我给陈先生写信表示了明年第一志愿再报考武大哲学系的决心，先生回信再三勉励我。他说他不担心我的专业和基础课程，但要注意外语的准备，我原来学的俄语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但西方哲学用得较多的是英、德、法语，最好能在这几门中选一语种，打一点基础。我当时憋着一口气，瞄准了我认为代表哲学最高水平的德意志民族的语言，自己找了一位学过德语的退休老先生请教，用8个月的业余时间苦学苦练，后来居然以高出分数线10分的成绩顺利通过了外语考试。

在准备期间，陈、杨二位先生还将他们主编的《欧洲哲学史》（试用稿）寄了一套给我，一是供我系统地复习，二是也想听听我的意见。我当时真是初生牛犊，看完后一下子提了七八条意见。其中主要的如“奴隶阶级有无哲学”的问题，我认为像“伊索寓言”、希腊神话这都不能算是哲学，哲学要讨论思维和存在的问题，奴隶阶级由于其地位不可能提出代表自己阶级的哲学。其他还有对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我认为贬得太多，哲学史成了阶级斗争史，而不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不料这些隨意而发的意见正合陈、杨二位先生的意，在回信中得到陈先生的热情赞赏。后来我才得知，陈先生1957年和贺麟先生正是因为肯定唯心主义在人类思想发展上的积极意义而受到打击迫害，杨先生1971年则因坚持“奴隶阶级没有哲学”的实事求是立场而遭到非难，他们所编的这套“试用教材”并不完全反映他们本人的观点。

1979年我考取武大哲学系的硕士研究生时，真是春风得意，甚至顾不得去了解陈先生为了让我被录取了做了些什么工作。原来，陈先生1978年第一届已招收了五名硕士生，本来己准备停招一年，但后来又向系里和研究生科陈述理由，说社会上还有一些人才没有招进来，要求第二年再招一届。为了我考德语这个“小语种”，他也到处落实，恐怕由于工作上的疏漏而不能将德语试卷发到我手中。入学时，他甚至还和卫生科的医生打招呼，怕体检时又生什么意外。

初见陈先生，与我想象中年高德劭的老学者形象颇有出入。他看起来是那么年轻，满头乌发，白净的脸上几乎看不出皱纹，戴一副黑边眼镜，一身黑制服，但一点也不给人拒斥感，因为他整个的神态和语调，都透着谦和与平实，好像谈论任何话题都可以扯上莴苣和小白菜似的。他说起话来没有任何动作，只有他那仿佛隔着一层布、又仿佛是从遥远的什么地方传来的声音，悄悄地透进你的思想。在他身上，混合着朴实与文雅、热情与超脱、认真和平淡。去他家谈话，他常常是一杯清茶或白开水，有时连水也不倒，但却总是摆开丰盛的哲学宴席，以他丰富的西方哲学知识和精辟的分析，对我提出的问题或表达的观点加以引导、印证和充实。在我的记忆中，他几乎从来不反驳我，但却能够通过归纳几个问题，或肯定我的想法在什么意义上、在何种范围内是对的，或提出哲学史上对此有哪几派意见，现在又有哪几种意见的背景知识，而无形中修正甚至改变我的观点。遇到我提出的观点被他所首肯，或他认为有新意和创见，他总是用鼓励的微笑看着我，那眼神是那么和煦温暖，令人难忘。但他从不过分表扬。在他身上没有过分的东西。

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很快就过去了。其中给我印象更深的，便是一周或两周一次的讨论课。那时的研究生，几乎每人都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入学后，各自都有自己一套见解，因而讨论起来学术气氛极浓，往往争论得面红耳赤，最后又总能促进问题的深入。每当这时，陈先生特别高兴和满意，常常用几句简明的话语概括讨论的进展，同时提醒大家“这些问题是不可能提出一个最终的正确答案的”。私下里陈先生曾对我们说，我们这种讨论就在国内也是一流水平的。这当然要归功于粉碎“四人帮”后那种自由进行研讨的纯学术空气，与陈先生这样一批历尽磨难的学术界前辈对待学术事业的赤诚和开放的胸襟也是分不开的。在陈先生面前，任何人都可以大胆发表自己经过思考的一得之见，而不必担心是否会与先生的观点相冲突，是否会惹先生不高兴；相反，你总可以指望在他那里使自己的观点得到公正的鉴定，如果是有道理的，即使片面的道理，也可以得到进一步深化，但他从不会说你的观点已经臻于完善了。他常说，一个观点要能够经得起摔打，有时要被打得死去活来，才能站得住脚。这既是他对我们的希望，也是他的自勉。

例如，有一次讨论莱布尼次哲学，我提出莱氏“充足理由律”最终是要把“偶然的真理”归结为“必然的真理”，以便在上帝那里把一切规律还原为“矛盾律”。我自以为这一见解自圆其说，在逻辑上无懈可击，且符合莱布尼茨在理性主义基础上调和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基本立场。当时陈先生非常欣赏我的分析，但对我提出的结论，他却不置一词。我当时很奇怪：难道还能有别的解释吗？最近读到陈先生的一份遗稿，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陈先生那时正在思考这一问题，他的思路完全和我相反，不是把充足理由律归结为矛盾律，而且是要把矛盾律最终追溯到充足理由律，实际上是要打破传统对莱氏“理性主义”“逻辑主义”的片面理解，从其逻辑因果链条的宿命论中挖掘出莱氏对自由意志的论证。我突然深感这真是一条极具有前途的思路，而沿着我的思路，亦即沿着罗素等人推崇莱氏“秘传哲学”、贬斥其“流俗哲学”的思路，只会把莱氏研究引向单纯数理逻辑和分析哲学的片面方向。陈先生毕生研究莱布尼茨，他真正感兴趣的是莱氏哲学中潜藏着的辩证的和能动的活力及其在当代的生命，他的研究方向完全有可能使莱氏哲学不再“古典”，也不再仅仅与现代分析哲学、数理逻辑相关联，而且是和现代人本主义哲学挂上钩。因为换个角度看，“充足理由律”问题决不只是个逻辑问题，而且是个与逻辑有关的自由意志问题，其包容量便一下子扩展了许多倍，涉及到许多当代伦理学、宗教学、美学乃至哲学本体论或存在论问题。这些问题正是现代人本主义哲学的热门话题。如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哲学就是从充足理由律的讨论出发的。陈先生在学术生涯的晚年竟能有如此超越传统的当代精神，实在令人惊讶。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陈先生在弥留之际仍耿耿于怀他的《莱布尼茨研究》一书未能亲自完成。实际上，他是怀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人世的，因为若能假以时曰，他面前正有一片广阔的理论园地等待着他去开拓，现在只有托付后人了。

1982年我硕士生毕业，原打算去北京某单位工作。那一天，陈、杨二位先生找我谈话，提出希望我能留校，共同把武大这块哲学园地繁荣起来。我本来也是无可无不可，但见先生们如此热心，当即认定这里是我真正的学术前途所在，因此非常痛快地答应了。我先在美学教研室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回到西哲史教研室。不管我在干什么，陈先生都像慈父一般关心着我的进步。但他从不勉强我做什么。从内心来讲，他是一直都希望他的弟子中能有人继承他对莱布尼茨哲学的研究，但他知道我的兴趣主要在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他便尊重我的志趣，并欣赏我的每一努力。作为他的学生，我从来没有感到过老师的压力，而总是得到鼓舞，得到扶助。对于这一点，我相信我的师兄弟们也都有同感。

1986年陈先生召集我们几位弟子一起编写《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我们在陈先生家整整讨论了三天，每个人都争着发表自己的意见，弄得个个嗓门嘶哑，那种竞技状态，比当年的研究生讨论会有过之无不及，最后总算大体上统一了思想。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得到了学术界一致的好评。但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能将我们这些人人都有“一套”且没有服从权威习惯的主儿协调起来，干成一件事的，非陈先生莫属。

1988年我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89年又破格晋升为正教授，这些都是与陈先生的大力推荐分不开的。熟识的朋友们都说，你真是遇着了一位好先生，我自己更是倍感幸运，觉得自己选择留校是对的，更觉得当初命运把我召唤到陈先生门下，简直是莱布尼茨所谓“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选择了最好的世界”。唯一使我感到遗憾和内疚的是，陈先生多年来一直不愈的老年慢性支气管炎，到后来竟发展为致命的疾患，是我始料不及而不能辞其咎的。“老慢支”这种病通常发展比较缓慢。以陈先生的身体状况，只要各方面条件更好一些，本不至于使病情在短短的时间内急转直下、不可逆转。但陈先生自己从来不把自己的病当回事，这种态度无形中也影响了我，未能高度重视和估计其后果。抚今追昔，想来真是无限伤感和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