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旅游”生涯

我这个人，前三十年动荡不宁，后三十年处静潜沉，看起来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但其实骨子里是一样的，我在动荡中沉潜，而在宁静中却时刻经历着内心的冒险。

我出生于一个小说家周立波所谓的“暴风骤雨”的年代。我的母亲正是在东北热河（今内蒙古境内）参加土改工作队时，在一个叫做“牤牛营子”的小村子里生下了我。八个月大时，我母亲就背着我“南下”了。听母亲说，南下到天津时，我和她都同时生了一场大病，一起住院，差点把命送掉。后来到长沙，父母都在《新湖南报》（即后来的《湖南日报》）工作，我也在长沙长大。记忆中，我从小就不能长期呆在一个地方，先是上托儿所，然后是幼儿园，再是上小学；小学四年级又转学，因为父亲（和母亲）被打成“右派”，被贬到湖南师范学院打杂，我们全家随父亲搬迁到岳麓山。记得当时初到岳麓山，我的心情没有一点沮丧，而是满怀新奇和兴奋。我以前只在一年级时随大人星期天过湘江到过一趟岳麓山，采了一大把花回来，那是难得的旅游日。而现在我就住在这里，每天都要经过山上的小路去上学，下课就可以和同学们在山上疯跑，感觉简直像上了天堂。师院附小的所在地就是大名鼎鼎的“岳麓书院”，那时候墙垣颓坏，两个石狮子东倒西歪，地上横陈着本来应在书院门楣上的两块石匾，一块刻着“道冠古今”，一块刻的是“德配天地”。

由于小学没有围墙，所以打上课铃时常常有一些孩子来不及从山上回到教室里来，被老师训斥和罚站。教室的屋顶上笼罩着两株巨大的枫树的树冠，每到春天，树上的白鹭如同街市一般吵吵闹闹，争抢着地盘，不时从树上洒下鸟粪来，有时还掉下雏鸟来，被孩子们捡回家去，但从来没见谁养活过。秋天则落下满地的枫球，我们乙班的同学和甲班的同学便自然形成两派，用枫球展开一场两军对战。要知道那是个饥荒的年代，我们这些孩子天天都在挨饿，连上学的路上都拖不动腿，但一玩起来就什么都不顾了，总的记忆竟然是欢乐的。我们觉得岳麓山简直是个神秘的宝藏，山上有很多可吃的东西。一到秋天，我们家五个兄弟姐妹就在外婆的带领下，到山上去打毛栗，捡野柿，采浆果，挖蕨根。春天则有满山遍野的蕨芽和野葱、蒿子、麻叶，还从到处坑坑洼洼的墓地里，冒出一簇簇晶亮的蘑菇来，只有外婆认得出这些蘑菇哪些能吃，哪些是有毒的。山下的小溪里则有螃蟹和小虾，捉来生吃时带点咸味。那时岳麓山还不是什么旅游景点，虽然有云麓宫和麓山寺，还有黄兴墓、蔡锷墓，游人却很少，到处一片荒凉，但却更加成了孩子们猎奇的场所。

外婆得了水肿病，饿死了。不久，父母“右”派帽子被摘掉，我们几个孩子又跟着母亲回到湖南日报社，住在远离报社本部的另一个街区的宿舍大院里。这时我已上初中，从师院附中转到长沙市三中，又告别了一次班上的朋友们。大饥荒刚刚过去，虽然身体仍然虚弱，粮食仍然不充足，但至少可以不饿饭了。我们学校每学期都要组织学生下工厂和农村劳动锻炼，特别是到郊区农村帮农民干农活，往往一去就是两个星期。沉重的田间劳动使我们懂得了粮食是怎么种出来的，也目睹了农民生存的艰难。初二时，已开始宣传“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学习邢燕子和董加耕；初三时学校叫我们“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即不能升学就下农村。我当时想，下农村就下农村，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中国不是有80%的人都在农村吗？何况我们家也是农村出来的。当最后确定我们这些家庭有“问题”的子女全体不能升学时，我一点也没有犹豫地递交了下农村的申请书。那是1964年的9月，我和长沙市应届毕业的三千多名初中或高中毕业生集体下放到了湖南省江永县插队落户。

那又是一次长距离的“旅游”，江永离长沙近一千里，先是坐火车，然后坐汽车翻山越岭。车过阳明山，不断盘旋上升的盘山公路把许多人都转晕了，但我仍然兴致勃勃，我觉得我喜欢山。快到江永县城时，从车窗里看到远处一片黑压压的，起初以为是云。我们不相信山能够有如此奇形怪状的轮廓线：它在某个地方突然直插下去，又突然壁立起来，再降到谷底，然后爬升到原来的水平。但云层不会老是保持同一种形态，这时有人喊了一声：“都庞岭！”大家顿时激动起来，都凑到窗口去看。原来，那就是都庞岭，南方五岭之一，海拔一千八百多米。中间的那个岔口叫做“龙虎关”，据说两边原始森林遮蔽，九十里不见天日，是过去土匪出没的地方，红军当年也曾从那个隘口经过去到广西。江永县城就在都庞岭下，我们插队的白水大队则离县城十里，在潇江边的公路线上。公路两边都是喀斯特地貌的石灰岩石山，山势峥嵘奇特，有的石山就长在水田的中央，山石裸露如刀锋，有一些灌木丛和竹林刺蓬在石缝和山坳里生长。当汽车停在大队部门口时，我们几十个知青从车上下来，对眼前的景象惊喜若狂：小小的村落，村前一弯清澈的渠水流过，水中不时闪过半尺来长的游鱼的黑影，青石板的村路被踩得光滑无比，青砖瓦屋显得干净而精致，赶着牯牛下工的农民们个子矮小，普遍只有一米五左右，就像童话里的小人国。

但接下来的生活却是如此的艰辛，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去山上砍柴和刈青，锋利的竹桩经常刺穿了胶鞋底，直刺到脚板，鲜血直流。砍柴刀在用力挥舞时会打滑，砍到了自己的手背上。青石板上下雨天沾上了水和泥，挑担子走在上面要特别小心，动不动就会重重地摔上一跤。

冬天挖山种树，烧石灰修水利，春天春耕春插，夏天双抢，秋天收获，对于我们这些城里孩子来说，每一件事都是一场严峻的挑战。更要命的是粮食不够吃。第一年国家每月拨给我们每人三十五斤大米，带队干部说要我们“细水长流”，只能吃三十斤，又没有油水，如此繁重的体力劳动，饿得我们眼睛发绿。那是我一生中除三年饥荒外的第二次饿饭，直到第二年带队干部走了，我们开始吃上了自己从生产队分的口粮，才解除饥饿。我们后来知道，村里那些矮个子农民，年龄都在二十岁左右，也正是在三年饥荒中没有长个，五十岁以上的老年人都普遍比他们高半个头。怪不得村里一开“忆苦思甜”大会，老头老太都上去诉“六零年”的苦。这小小的山村，经历了比城里人更为深重的苦难。

在江永的生活将近三年以后才逐渐适应。那时我已经学会了说当地土话，当我剃着光头，穿着农民的土布衣，混在农民中一起干活时，没有人能分出我是知青。我的肩头长出了三个铁疙瘩，一两百斤的担子不在话下；我的脚底上有一层铁壳似的老茧，一般的竹桩和刺蓬都能靠赤脚对付。但我也明显地觉得，随着我们知青的到来，村里人砍柴要跑越来越远的山路，因为近处的柴都被砍光了。不过那时山上的野物还有不少，有时在山上走，从脚边茅草里会突然飞出一只野鸡来，大叫着飞往远处的山冈，把你吓出一身冷汗。春天的早晨，你也会听见麂子的叫声在隔山应答。每年冬天十二月，就有一只华南虎从都庞岭上下来，在漆黑的半夜到村子里来找食吃，没有任何一条狗敢于吱声。我们队上的会计就丢过一头八十多斤的猪，第二天早上叫上一个民兵一起，带着枪沿着地上的虎爪印寻到山上，找到了吃剩下的半边猪身子。更有一次，我们大白天亲眼看到一只虎端坐在公路边村子后面的石山上，估计有两百多斤，公路上聚集了大约有一两百人，与那虎对视了足足有十分钟，直到有一个不怕死的村民背着一杆独子铳开始往山上攀登，只见那虎一个纵身跃上更高的一块石头，然后消失在石头后面山那边的灌木林中了。

“文革”之风大概在1966年10月才吹到了我们这个偏远的县城，那时的一首“文革”歌谣就叫《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我们知青一哄而起，成了江永县的“造反派”。我们最初发动农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农民无动于衷，他们不到实在活不下去了，怎会“造反”？于是知青成了孤军奋战，我们白水几十名知青由于离县城近，更是成了当时“文革”浪尖上的弄潮儿，时常进城去贴大字报、参加辩论。但后来农民组织了“保皇派”，知青是少数，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出身不好的“黑五类”，于是形成这样的局面：知青怕农民，农民怕县官，县官怕知青。到1967年夏天，相邻的道县传来屠杀黑五类的风声，知青纷纷逃亡，我和其他三位白水知青是最后离开江永的，当时长沙市民风传我们已被活埋。由于从道县直接返回长沙的交通已彻底被截断，我们四人在危急万分的情况下逃到驻军部队的团部，与另外十几名避难的知青一起从广西往阳朔方向逃，想绕道从桂林到全州再回长沙。但我们在离阳朔只有几十里的平乐被当地保皇派“联指”赶了回来，只好改从广东方向，让平桂矿区的工人造反派用汽车把我们送到了京广铁路上的砰石车站，再从那里坐火车回到长沙。离奇的是，在逃难过程中，我们在几天之内既见识了广西阳朔的山水风光（人称“阳朔山水甲桂林”），又欣赏到了广东砰石金鸡山的丹霞地貌。这种惊险刺激的“旅游”今天只能当故事来说，是没有人会愿意去亲历的。

在长沙呆了半年多，我们参加了长沙的“湘江风雷”下面的“山鹰战团”（知青支队），其实没干什么，只是刷刷大标语，偶尔贴几张大字报，主要是在一起玩。有一帮人排练了几个节目在社会上演出，控诉知青所受到的迫害。我和另外两个知青不甘寂寞，靠募捐办了一份知青小报，探讨知青问题。但刚刚出了两期，第二期还没有卖，就被查封了，上面“十·八通知”下来，要赶我们回乡下去。拖到1968年春天，实在拖不下去了，我们才陆续返回到了江永县。回到生产队后，各人实在没有心思出工，与农民们也感情疏远了，于是各个知青点之间整天都在串联，平日里偷鸡摸狗，晚上成群结队地去生产队和私人的菜地偷菜，农民们把我们称之为“日本鬼子”。为了摆脱这种状况，有知青突发奇想，要到白岭（都庞岭的支脉）山下一个废弃了的小农场去经营自己的小天地。当时报名去的有二十多人，我和其他两三个知青朋友是发起者。我们在一天之内把我们的一点点家当全部搬到离生产队几里路外的白岭小农场，将荒废了的地坪上的茅草铲掉，把土墙屋打扫干净，把门框整修好，就两人一间地住了进去。为了取得官方的承认，我们在某一天趁江永县委召开关于学习毛主席“五七指示”的三级干部会议的时候，敲锣打鼓地排队闯进会场，向县委宣读了我们开发白岭小农场《决心书》，县委书记带头鼓掌，当场表示支持。回来后，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小农场一百多亩旱地上丛生的杂草、冬茅和金刚刺全部清理干净，把原先农场寄在生产队的两头牛牵回来，将土地全部打理成红薯垅和芝麻地，抢在季节之前插上了红薯苗，撒上了芝麻种。我们做这些事情已经非常内行，驾轻就熟，还按照各人的专长进行了分工。我由于菜种得好，专门负责蔬菜种植。县里面答应我们将来红薯出来了，可以和县粮食局交换大米。

毫无疑问，从一开始，我们就是在把小农场当做我们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来经营的。我们对农民的保守落后看不惯，对官僚机器那一套体制更是深恶痛绝，就想在两者的夹缝中建立一块理想的飞地。在劳动之余，我们连着开了好几晚篝火晚会，大家商量如何设计我们的明天，提出了许多令人神往的理想方案。由于多少有了一些生活的经验，我们这些方案都尽量考虑到可行性，看起来也就更加实际，也更加让人激动。然而，当盛夏来临时，人们开始懒洋洋地，不大愿意出工了，加之场里大家凑的米已吃完，青黄不接，靠借米度日，缺油少盐的，有的知青又四出游荡起来，个别的干脆回了长沙。在小农场，由于没有权威，谁也管不了谁，所以人心涣散起来很快，最后只剩下我和五六个信念坚定的冒着骄阳在田间干活，照料我们的作物。但这样捱到9月，正是红薯芝麻收获的时候，形势陡然紧张起来，说是全国都在清理“二十一种人”和打砸抢分子，县治安指挥部派民兵把我们小农场包围起来，说我们私藏了枪支，在农场里到处挖地三尺，折腾了一天一无所获，最后把我们几个头头绑走了，同时宣布小农场解散。那天晚上，我们在地坪里生了最后一堆篝火，煮了一大锅白菜红薯汤，熬了一锅豆子芝麻茶，大家饱餐一顿，唱起那些伤感的歌，一直到深夜。第二天，除了留下两个看场的，其余的知青又回到生产队去了。

红薯换大米的事情自然黄了。我们从九月起直到来年六月新米上来，整整吃了八九个月的红薯。几乎所有的人都吃倒了胃口，唯独我却适应了下来，而且长胖了。这段时间，我彻底反思了自己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觉得自己真是没有头脑，那样地迷信一些政治口号。我应该好好地学习一些理论知识，同时更多地观察世态和人生。我开始看起一些理论书来。记得正是1969年六七月间，我带上一套《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和几个知青朋友一起到洞庭湖的千山红农场去打工。那里有我的一个哥哥，是1962年下放的，他说他们农场大量需要人扮禾，六毛到七毛钱一百斤。我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多天，和一群群的扮禾佬一起，领略了湖区的酷暑和烈日以及一天十几个小时的漫长的劳动。从湖区回来，我决心自己一个人独自到一个地方去躲起来，边劳动边读书。当时我大妹已回到老家耒阳县，我也就转回了耒阳，一方面兄妹有个照应，另一方面离开知青的是非之地，更利于沉下心来读书。在耒阳的三年，我读遍了当时出版的所有的马列主义哲学著作，还精读了黑格尔的《小逻辑》，感到自己的头脑大大地开了窍。我开始懂得如何来分析问题了，不管是政治、历史、时事和人生，我都掌握了一套方法来进行自己的思索，最主要的是能够提出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以前连想都没有想过、也不敢想的。

但耒阳那地方实在是太穷了，每到青黄不接，村子里大部分人都要断粮，于是一边吃糠咽菜，一边盼着政府的返销粮。我们兄妹没有负担，两人出工，算是条件好的，没有饿过肚子，还偶尔借一点粮食给困难的亲戚。但由于人口密度大，每人只有五分田，这个地方看起来不会有什么前途。虽然乡亲们对我们都很好，我还是想要换一个地方。1973年，我利用春节回长沙的时候去了一趟浏阳官渡公社，我们原来江永的一帮知青朋友十来个都转到了那里。那真是个好地方！由于靠近大围山和金鸡水库，那里的几个大队都山清水秀，有的地方甚至还保留了原始森林。人口密度也小，一人平均有一亩多到两亩田，耕作粗放，只种一季稻，农闲的时间特别长。我联系到一个还未下放过知青的生产队，他们正缺人手，于是我们兄妹没费什么周折就转点到了浏阳。

我接下来还把我老兄一家也转到了附近的另一个生产队，那一队更偏僻，更缺人手。而我哥哥从湖区来，是比我更加老资格的知青，农活全套样样精通，当地的劳动强度对他来说根本不在话下。他来的当年，秋收时两口子几乎包下了全队一半的扮禾的工作。我们都非常吃惊，世界上竟然还有这么懒的地方，这么不想工作的人民！按当地人的一般想法，最好重活累活都由别人干完，自己只要够吃就行了，成天到处耍。老兄的村子在一个山坳的深处，位于我们进山砍柴的必经之路旁，到处都是合抱粗的樟梓楠椆，还有满山遍野的竹子。他住在生产队一个废弃了的纸棚里，房子虽破旧，但有一个大厅，两间卧房，一个厨房，门口一个化浆池，门前一条小溪，有一架小桥跨过小溪与对面的小路相连接，是典型的“小桥流水人家”了。老兄将竹子剖开，把山泉引到化浆池里，在里面养了几尾红鲤，闲来搬一张竹躺椅在池边，一边观鱼，一边看书。由于山里天亮得晚，一般要等太阳出山将近十点钟队长才来喊出工，下午四点多太阳下山就收工了，所以他的空闲时间大把地有。除了看书外，他还重拾自己的美术爱好，把厅堂里的墙用石灰粉白，用“文革”中画主席像攒下的画笔、立得粉和油画颜料在墙上作画，临摹了一幅巨幅的“鲁迅在海边”。我和几个知青朋友每次进山打柴都要在他那里歇脚，有时还在那里过夜。有次一个转到了新疆的知青朋友来玩，我们把他引到小桥流水对面的山坡上，那里遍地是红宝石般晶莹的牛眼睛泡，吃得大家满嘴通红。晚上就在一起读海涅的诗，唱那些大家熟悉的歌，尤其是那种二部重唱，真的是震人心弦！我和老兄还经常讨论哲学问题，说起来，我的哲学启蒙最早还要追溯到他，他在我读初一的时候就和我讲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讲运动的悖论。只是他的思维类型是那种敏感型、形象型的，始终未能进入到哲学的堂奥。

在浏阳的一年是我十年农村生活中最轻松愉快的一年，到我1974年“病退”回城时，还真有点舍不得。9月份转户口的手续来了，我正在田里扮禾，本来可以撂下工作就走，但我当场决定和社员们把全部收割干完再走，社员们都欢呼起来。我是10月才回到长沙的，我妹妹不久被公社调到茶场，直到1977年才顶我母亲退休的职回来。我哥哥却自己不想回来，大队要他到小学教书，记同等社员工分，每月还有八元钱津贴，而且每周六天，每天只去一上午，其余的日子可以看书、作画、观鱼，在山上转悠，这样的日子，不是神仙是什么？到了1979年，我告诉他，湖南省图书馆的书很多都开放了，好看的书多得看不完，他才动了心，也通过“病退”回了城，这时他下乡已有十七年了。

我的知青生活是整整十年，转了三个地方：湘西南的江永、湘东南的耒阳和湘东北的浏阳。如果再算上湘北的洞庭湖区，我可以说是跑遍了湖南各地，可以写一篇《湖南农民生态考察报告》了。回城后，我仍然不停地改换工作，先是在西区劳动服务大队当土工，挑沙、抬石头、修马路、打地基，什么都干，只往钱多的地方钻。我不断地跳槽，干过五六个小队，最后这个队工资最高，每月在七八十元以上，还发过两次一百多元的。但这都是临时工，不稳定。后来经朋友介绍，我到长沙市水电安装公司当了一名正式的搬运工，虽然工资只有三十五元，但我很满意，公费医疗，各种劳保很齐全。更重要的是工作时间短，平均每天只有三个多小时的剧烈劳动，出一身汗，然后洗澡换衣，就可以坐下来看书了。我的朋友来看我，劝我换一个工作，我说我才不换呢，这正是我所想要的工作。后来公司想让我转去搞供销，也被我婉拒了。直到我1979年考上武汉大学的研究生，公司上上下下都对我依依不舍，因为我三年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从来没有闹过“情绪”，也没跟人有过意见。其实，即使没有考研的机会，我也会继续这样生活下去，这是我所选择的最好的生活。

后三十年是从我考入武汉大学算起的，这三十年的经历可以一句话说完：学习、毕业，留校任教至今。我自己给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现在是：对前三十年的生活体验加以思考，用一种哲学的形式表达出来。为此我努力钻研西方哲学，包括西方的文学艺术、西方精神和西方传统文化，将它们和中国的情况相对比，在这种巨大的张力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来。所以，正像我不满足于任何现状一样，我也不满足于任何有限的知识，总在追求超越，寻求新奇，但不是一味猎奇，而是改换环境和心态，在新的领域里体验生活，然后作出比较。曾经有人问我，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我回答，读书写作，除此之外没有兴趣爱好。以前我曾经喜欢美术，搞过油画和雕塑，尝试过文学创作，现在都放弃了。我把它们都融化在哲学中了。又问：你不喜欢旅游？我说，我喜欢到书里面去畅游。古今中外，上下几千年，到处都是我的旅游地。但多年来院里或系里组织春游和秋游，我从不参加。记得1996年，我们在云南昆明开学术会议，会后组织大家去西双版纳游玩，还过境去缅甸购物，由于有玉溪卷烟厂赞助，全部吃住行都由会上包了。结果全体参会人员只有我没有去，而是急忙赶回了武汉，因为我和杨祖陶先生合作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正待杀青，出版社等着要稿子。当时有人劝我，难得来云南一趟，这次这么好的机会，不去可惜了。我说，再怎么好总不如电视上拍的，这种走马观花的旅游并不能真正欣赏一个地方的美丽，如果要我选择，我宁可到那个地方去，住上一个月，每天砍一担柴。大家都笑。但其实我也没有时间去砍柴，我现在要砍的是思想上的“柴”，精神上的“柴”，我要把人类的精神财富都砍成具有我自己特色的一担一担的“柴”，作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思考的标记。

这就是我今天的旅游生涯。现在有些学术机构和院系的领导，科研经费用不完，就想着让全体员工到什么地方去旅游，俄罗斯或者“新马泰”，作为一届领导班子的“政绩”。我特别不能理解。我每次出外开会或讲演，都习惯性地提醒组织者，不要为我安排旅游节目。我其实并不是苦行僧，我有更有趣的旅游节目在等着我，那就是我的思想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