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个时代的“小资”

我这个对一切时髦和流行都自甘落后的人，近来也风闻了时下年轻人中“小资”的流行。所谓“小资”，据说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或“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简称。这个对于我来说倒并不陌生，尽管其余的我一概不甚了了。因为在二十多年前，我们的人际交往中这是一个运用极为广泛的批评用语和贬称，却谁也没有想到在今天它会成为一种流行风尚。那时的人都有些土头土脑或呆头呆脑的，看那些留下不多的老照片，会有恍如隔世之感。当时谁要是打扮得出格一点，头发梳得光一点，男女之间话语多一点，甚至比较爱干净一点，都会被称作“小资产阶级意识”，有可能被老师和团支部书记找去谈话，或是在“民主生活会”上遭到“批评和自我批评”。当然，与“小资产阶级意识”和“小资产阶级情调”相对立的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和“无产阶级阶级感情”了——无论在理论上怎么说，在表现形式上这就意味着斗争性强、趣味一致、语言规范、行动迅速、精力充沛、情绪乐观、思想简单、依附组织、无人情味，甚至没有私生活，但也要懂得在该哭的时候哭出眼泪，在该愤怒的时候喊几声口号。
真正说来，我们这一代人的“小资情调”是在“文革”后期、尤其是1968年之后悄悄地培养起来的。随着“革命意识”的解体，知青生活中积压起来的无限忧伤和对真情的渴望，由涓涓细流而慢慢汇成了一股诗意的思潮，所谓“白洋淀诗派”不过是最典型和最突出的代表而已。记得当时的知青聚会往往是以我的一位朋友朗诵一首自己所作的小诗而结束。在我们听会的外国歌曲中，俄罗斯民歌（当时叫“苏联歌曲”）最能使我们的忧愁像旷野里的风吹向远方。还有不少“爱情小说”（其中主要是外国小说）在知青中传看，甚至讨论。有一次讨论《斯巴达克思》中的范莱丽雅和爱芙姬比达两位美女究竟谁更值得爱，有人认为范莱丽雅的气质无疑更高贵，但有人却说爱芙姬比达的情感力度更强烈，我们分成了两派，争得死去活来。我们开始懂得了在遇到青年男女约会时要有礼貌地回避（“懂味”），而不是闯进去“捉奸”，懂得了在陷入“三角”关系时如何才叫不失风度。在贫乏的乡村生活中，我们凭借一切能够捕捉到的“小资”信息，来完成自己的教养。然而，真正能够达到一定档次的“小资”水平的毕竟极少。当青春的激情过去，我们这一代人终于堕入了庸常的生活，那一点点教养不足以使我们这一代人从整体上摆脱泥土的气息，尽管这种气息已不再戴上“革命”的光环，在今天甚至还成为了“落伍”和“保守”的标志。
20世纪80年代的邓丽君是我们这代人中所刮起的最后一次“小资”旋风，她提高了中国平民的精神格调，使中国人看到，即使不以“革命”的名义，一个人也可以有追求、有信念，可以对精抻世界的某种目标（如爱情、友谊）坚定不移。自那以后，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中虽然还漫过了一个接一个的波澜，但在我看来都已经没有了精抻解放的意义，顶多是在已经解放了的精神层面上享受流行的乐趣而已。等而下之的则是利用这种解放而使几千年中国文化中的沉渣泛起，宣泄着一个个奴性的灵魂在失去主人时的怅然，和一群群野蛮的人格在肆意杀戮时的畅快。时至今日，“小资”情调还在一些流行歌曲和另类的文学作品（包括网上文学）中延续着，但前景颇为堪忧。一方面，它失去了我们当年作为一种反抗精神的强烈的针对性，而成了一种附庸风雅和矫揉做作；另一方面，它在自我陶醉中越来越显出自身的肤浅和苍白，变成又一种平板化了的庸俗。不过，就大众文化的演变来说，这一切都是正常现象，就像美国好莱坞电影的理念虽然被一些精英们视为俗不可耐，但《泰坦尼克号》却的确使中国广大观众耳目一新，感到自己的精神层面上了一个新的档次。昨天的先锋在今天必然变为平庸，“小资”的附庸风雅总比没有风雅可附要好。至于民族精神中更深层次的大震动和大觉醒，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