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精神生活

当中国人已经发现并揭示出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虚伪性时，已经不再能够找到现成的人文精神来使我们的生活区别于动物世界了。我们必须自己去重新创造。这种创造并不是几个聪明人关在房子里冥思苦想，而是必须有现实生活的巨变作为基础和触媒的。当前的改革开放向一整套的传统观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许多历来被认为天经地义的原则在今天遭到了质疑。这种挑战和质疑本身还不是成系统的人文精神，但却大大扩展了中国人的视野，激发了中国人的想象力，因而孕育着新人文精神的可能性。所以当今知识界的社会责任并不是站在时代潮流的一旁指手划脚，用既定的一套观念体系对现实生活妄加评点，而是投身于这个潮流之中，为之开道，并运用自己的所学反思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从更高的理论层次为适应现实生活发展趋势的时代精神提供思想依据。可惜今天意识到自己这种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太少了，更加荒唐的是，许多人还把从一个固定基点对社会生活的变化横加指责当作自己的责任。

常听人说，我们时代是一个“人文精神失落”的时代，即一个没有精神生活的时代。的确，在一定意义上，这是无法否认的现实。不论我们从前是否曾经拥有过丰富深厚的“人文精神”，或至少拥有某种虚假的“理想主义”，我们目前却是实实在在地“堕落”了。随着“马列主义老太太”的那一代人离我们而去，我们在年轻一代身上再也难以看到精神或哪怕“伪精神”的痕迹，只有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更可悲的是，没有人能够教他们什么。在许多年轻人眼里，一切教育都成了陈词滥调，一切训导都成了权力的显示，一切“寓教于乐”或审美教育、情感教育都成了不值一哂的骗术。现代青年欣赏的是“酷”，即对一切都满不在乎，处处表现自己的独立性。

但这种“酷”其实是有条件的，它并不真正基于个人的思想深度和性格魅力，而是以一定的收入来源和生活水平为基础的。至少，这些少男少女们的青春偶像们必须衣食无忧，否则怎么“酷”得起来？显然，为了“酷”和“扮酷”，年轻人向往着靠钻营和本事（钻营也是一种本事）升官发财，成为千万、亿万富翁，以便香车豪宅、美女如云、颐指气使、一掷千金。没有本事的则梦想着各种一夜暴富或一夜成名的机会，包括中彩、傍大款、传销、赌博以及各种不法的谋利。当然，最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是一些幸运儿靠天生优势（美貌、歌喉或体魄）在歌坛、影坛、模坛或体坛上大展身手，他（她）们才真正最有资格“扮酷”。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在成年人看来十分肤浅甚至幼稚可笑的青春偶像们会得到如此大群少男少女们狂热的崇拜和追捧了。他（她）们崇拜的其实并不是那些拙劣的演技球技、嘶哑的嗓门和贫血的歌词，而是自己心中近在咫尺的幻想。这是一个没有英雄也不需要英雄的时代，任何人都可以视任何人为“彼可取而代之！”似乎一切都取决于机遇和运气。这是一个“精神动物的王国”。

当然，我们也不必过分责怪当代青年的低俗、浅薄和麻木，他们其实表达了现实生活的原生态。当以往那些空洞的豪言壮语和大言不惭都烟消云散之后，这种原生态就以毫无顾忌的赤裸裸的形式崭露出来，并带上了这一代年轻的生命力与“文革”红卫兵的狂热相比丝毫不逊色的劲道。平心而论，我们宁可青年们崇拜港台歌星而不愿他们崇拜政治“大救星”，宁可他们无病呻吟而不希望看到他们有病的“朝气蓬勃”“天天向上”。没有理由指责当代青年缺乏理想和精神追求，因为这种可追求的理想和精神生活在当代中国还有待于创立。可以预想，这种创立与过去的伪“人文精神”的一个最根本的不同之处恰好应当在于，新人文精神不是排斥、取消和否定世俗生活的，而是从世俗生活中提升出来的，不是抹杀个人兴趣和爱好的（不管这种兴趣爱好多么低俗），而是保护、发展和提高个人素质的。然而，就是这个最根本的不同，在今天宣扬恢复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那些知识分子们的思想中得不到认同。几千年的思维惯性使他们本能地认为，一谈“人文精神”就必然要向世俗生活开刀，必然是“存天理灭人欲”，必然是“言义不言利”“熊掌与鱼不可兼得”，甚至不惜借用西方基督教禁欲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来“提升”中国人的思想境界。这就是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人文精神讨论”无疾而终的原因。这场讨论注定是没有结果的，因为它的基本思维模式还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待理想和精神生活的一贯态度，即要求每个普通人都成为“圣人”或至少是向“圣人”看齐。同一个传统思维模式催发了世纪之交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伪争论，只是争论的平台不再是道德，而是政治，不再是人文精神和世俗精神，而是“平等”和“自由”。但很明显，争论双方同样都把“平等”和“自由”如同“人文精神”和“世俗精神”（“义”和“利”、“天理”和“人欲”等等）一样对立起来，不论他们拉来多少洋教条（罗尔斯、诺齐克、麦金太尔等）做掩护，都藏不住他们骨子里中国传统士大夫根深蒂固的偏见，即：“平等”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自由”就是“为我”（所谓“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看到中国高层知识精英的这种低层次的陈腐的争论，简直令人绝望。

总之，“人文精神”的讨论也好，“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也好，与中国广大的老百姓芸芸众生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是被知识精英们抛在一边的“沉默的大多数”。一个普通老百姓在今天要想获得知识精英们所鼓吹的“人文精神”，或是想成为“新左派”，首先必须取得一定的“话语权”，能够对“国是”发表意见。所以他们如果明智的话，最好还是把“人文精神”让知识精英们去独占，并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有希望成为“治人者”兼“拯救者”的新左派们去居高临下地支配。老百姓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生计，但这种生计至今还没有显出任何精神意义，历来也不允许有什么精神意义。凡是想要使它带上某种精神意义的，总是自上而下地给它带来灾难（如当年的“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变成了“瞎指挥”。然而，这种没有精神意义的生计问题每天都在提醒每一个中国人：只要“活着”就好；而那些想要活得比别人“更好”的人，则往往无所不用其极。所以在中国传统体制下，“为富”者往往“不仁”；而在今天竞争如此激烈而相应的法制不健全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就连起码的生存也不得不通过“不仁”甚至欺诈瞒骗的方式才能维持。如小商贩普遍的偷税漏税和假冒伪劣现象其实与缺乏诚信没有直接关系，更多的倒是出于成本核算。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呼吁普通生意人要“讲诚信”的道德高论听起来竟然带有残酷的意味，因为不诚信几乎已经成了细民们的生存之道。据问卷调查，没有人嫉妒全球首富比尔·盖茨，因为他的钱来得正当，越有钱越光荣；但在中国却不可能有比尔·盖茨，只能产生赖昌星。比尔·盖茨的赚钱体现了一种真正的人文精神，即有限个人的无限追求，在这种无限面前，家族的显赫，个人的享受、排场、名声、权力、地位和一切世俗的欲望都成了不上档次的东西，巨大的财富成为了扶危济困、造福人类的条件。这样一种人文精神在中国目前还只能是一种天方夜谭，它缺乏生根的土壤。

这并不是说，当代中国人似乎就注定只能生活在一个没有精神生活的国度了。我的意思是，当中国人已经发现并揭示出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虚伪性时，已经不再能够找到现成的人文精神来使我们的生活区别于动物世界了，我们必须自己去重新创造。这种创造并不是几个聪明人关在房子里冥思苦想，而是必须有现实生活的巨变作为基础和触媒的。当前的改革开放向一整套的传统观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许多历来被认为天经地义的原则在今天遭到了质疑。这种挑战和质疑本身还不是成系统的人文精神，但却大大扩展了中国人的视野，激发了中国人的想象力，因而孕育着新人文精神的可能性。所以当今知识界的社会责任并不是站在时代潮流的一旁指手划脚，用既定的一套观念体系对现实生活妄加评点，而是投身于这个潮流之中，为之开道，并运用自己的所学反思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从更高的理论层次为适应现实生活发展趋势的时代精神提供思想依据。可惜今天意识到自己这种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太少了，更加荒唐的是，许多人还把从一个固定基点对社会生活的变化横加指责当作自己的责任。在思想界、理论界和文艺界，这些年来的“寻根”“回归”“返乡”的“向后看”思潮蔚为大观，它不仅窒息了中国人的创造力，而且在知识界激起了一股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的前景抱怀疑和拒斥心理的貌似慷慨激昂的颓废情绪。他们对“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国粹”的破坏做了全面深入的“检讨”后，并没有给当代人提供什么切实可行的生活理想，只不过满足了自己对古典文献的一厢情愿的怀旧感情，他们的理论和观念已被洪水一般离乡进城的民工潮击得粉碎。对当代中国社会中最值得关注的新生事物打工一族的视而不见或干脆放弃，是当今知识界最大的失职。因为离开知识分子的代言，新的世界观是不可能在这些打工仔和打工妹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他们只知道在新的陌生环境中不如意、不知所措，感到孤独，谁也不能相信，任何人也不能依靠，却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及自己应该怎么做。知识分子有责任从他们所面对的现实生活出发，运用自己的知识为他们设计一种新的生存模式和做人方式，使他们脱胎换骨为现代产业工人，而不再是一些懵懵懂懂、乱碰乱撞的“农民工”。当然，这种理论工作只是在现实生活本身对打工者的教育和训练的基础上才能够发挥作用，并且本身也只有通过一个多环节的文化生活链条（例如当代文学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还有影视等等）才能抵达打工者的思想中，但决不因此就是不重要的或可以缺少的。其实，除了打工者之外，白领阶层（或高级打工仔）同样需要一种思想的启蒙。至于长达２０余年的大批向国外（主要是西方）移民的强劲浪潮则更是直接显露出中国年轻一代人思想上的饥渴和骚动。推而广之，整个中国现在都面临思想观念更新的一个关键时机，人与人的关系正在重新调整，做人的原则正在重新形成，打工仔在这场巨变中不过是首当其冲且最为典型罢了。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打工时代”。打工不单纯是赚钱谋生，而是提高自己、训练自己、寻找自己，它在一切附加于生计之上的意义都丧失殆尽之后，第一次使中国人的日常生存方式本身可能具有一种真正的精神意义。

因此，我把“打工者”看作一个有特定含义的当代文化符号，它有如下突出的特点：首先是失去了人身依附，摆脱了土地、户口、单位和宗法观念的束缚，然后是个人的首次独立，开始培养个人的承担意识，从而人与人的传统关系开始解构，人们成为“陌生人”之后重新尝试建立新型的人际关系。这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几千年来习惯于将自己的精神寄生于某个群体之中的中国人，首次面临了游离于群体之外的孤独无依、无着落、无归宿状态，人性的脆弱再也不能用群体的豪言壮语来掩饰和自欺，而是赤裸裸地暴露在自己和他人面前。由于无法承受这一痛苦，许多打工者仍然向往着沿用古老的群体关系如亲戚、朋友、熟人等等来谋求个人的生存，但背井离乡的生活状态及四处泛滥的“杀熟”现象使这一传统习俗遭到了残酷的摧毁，或是沦为一种越来越不管用的拙劣的欺骗工具。我们时代整个社会正以不可抗拒的趋势日益“打工化”，这意味着过去一切维系某个群体内部的团结但却妨碍各个群体的外部团结的界限、等级和圈子逐渐被拆除，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单一化了。长此以往，这种情况必将导致中国人精神生活上的巨变。其实，我们今天所努力建设的一个自由民主的“开放社会”，也无非就是各级官僚都蜕变成人民的“打工仔”的社会。

但我们不能坐等这个社会的到来，而必须为之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主要是在社会心理和文化心理方面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基点。否则的话，即使我们有了好的法律和制度规范，如果没有具备与之相适应的素质的人，这些规定难免不会成为一纸空文或过淮之枳。当代精神生活有待于建立的基点有两个：其一，建立个体独立人格，消除精神依赖性，将孤独视为一种生存境界和人生常态来承担，勇于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通过自我意识的反思建立起个人内部的精神世界，将其看作自己个人的一项毕生都有待于完成的工程来关心和从事，而不是随时向他人和世界敞开，放弃自己的努力而指望外界的援助和同情；其二，在此基础上建立新型的人际关系，即不粘乎、不自作多情，但守信用、讲原则、有理性，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而不因人而异，由此造成一种宽容精神和换位思考，即承认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个性人格，对他人不强求一致，而是理解和尊重，也不媚俗和媚众，而是特立独行。

这样一种精神生活是一种真正有深度的精神上的“酷”，它是装不出来的，也不必装，但却必须有高度的自觉，尤其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必须有意识地清除我们传统文化血液中的毒素，才能为这种精神生活开辟道路。这些毒素主要也是两条：一是个人长期融化于群体或自然之中，无主见、无定见，从众，随大流，养成不反思、缺乏一贯性和原则性的劣习，将依赖性视为理所当然和光荣，被孤立时不堪一击，助纣为虐和仗势凌人时却凶残无比；二是群体关系的非理性，如“仁”（“恻隐之心”）的偶然性，“爱”的等差性，“诚”的自命不凡性，在一切精神生活方面人与人之间的互渗性（以“情感”和“善意”的名义）和互相控制。整个这一套精神生活模式都是几千年来的自然经济和皇权专制社会中所形成的文化心理格局，在当时无疑是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的，在今天则已成为阻碍我们前进的最大的历史包袱。

所以就目前来说，为现代中国人探索新的生存方式的理论工作不能不以“新批判”的方式来开辟道路，这也是最为贴近现实的方式。我曾在《鲁迅精神和新批判主义》一文中提出，这种“新批判主义”“没有现成的标准，既没有中国文化的现成标准，也没有西方文化的现成标准，而只有以现实生活和当前实践为标准，它不是以任何乌托邦的理念去裁决或品评现实，而要以现实生活的发展趋势来解构任何现成的道德乌托邦”（邓晓芒：《新批判主义》第１２～１３页，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大多数当代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只是朦胧感到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至于该怎样生活，如何才能够获得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却并没有清晰的意识。这种朦胧的冲动是我们首先必须抓住并作为依据的。但我们已知的现成标准无疑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给我们留下的标准，因此调动中国人思想的第一着就是揭示当代现实生活中已经出现的现代生活与传统这两个标准的矛盾冲突，并使这种矛盾尖锐化，以迫使人们做出选择和决断。另一方面，对现代与传统矛盾的揭示本身也是一个开拓思想的过程，没有思想的自我超越，这种矛盾根本就揭示不出来；而帮助思想开拓的一个最好的参照系就是西方文化。正如自我意识就是站在他人的立场看待自己的意识一样，文化自我意识也是以异质文化反观自身文化的结果，而对于我们华夏文化来说，西方文化是惟一真正的“他者”。所以，当我们立足于现实实践来进行现代文化反思时，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并不是对等的考察对象，前者是反思和批判的对象，后者是反思的工具或参照（镜子）。当然，最终的目的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切断和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文化变成西方文化，而是促进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因为一个缺乏自我批判精神的文化必定是停滞不前的文化，中国文化只有在自我批判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而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国粹”）也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得到保存。

因此，对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重新认真面对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对西方经典文本进行再解读，就是建设中国当代人文精神的当务之急。人是自我意识的动物，知彼才能知己。作为中国学者对西方文化的这种深入考察不是单纯学理上和考据上的，而是反思性和比较性的，也就是建立在中西文化比较的大背景之下的，因而是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的。有人会说，中西文化比较这个题目已经被讲烂了；还有人会说，比较来比较去，究竟谁优谁劣不是总没有定论吗？那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些说法都是对中西文化比较的误解。的确，中西文化比较的话题至今已经讲了一个多世纪了，而话题的引起最初也是由于中国近代在西方文明面前所遭遇的惨败、所带来的耻辱。中国实在是太老大了，没有这种刻骨铭心的耻辱，中国的士大夫们是决不会正眼瞧一下西夷的“边扰”的。然而，如果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仅仅是以“报仇雪耻”的精神境界去看待我们和西方文化的关系，一定要在两者之间分出个优劣来，然后就要么妄自尊大，要么奴颜婢膝，那就说明我们比较了一百年都还没有丝毫的长进，同时也说明我们这一百年的比较其层次之浅薄。其实，谁优谁劣并不是比较的目的，且优劣也总是相对的，一个民族在某一时代所呈现出来的优势，在另一时代也许恰好就是劣势；此外，即使一个民族的优势表现得比另一个民族多些，也决不成为这个民族就是“优等民族”的理由，正如一个人不能凭任何理由而在人格上高出于另一个人一样。但中国历来没有人格平等的概念，因而也没有文化平等的概念，这使得我们的一些知识分子至今在面对外来文化时不是崇洋媚外，就是惟我独尊。比较是为了对自己的文化有一个客观现实的把握，并通过向异民族文化学习而丰富自己的人性内涵，使自己变得更具有适应能力和创造能力。我们这一百年也的确向西方学习了不少东西，只不过大都是表层的、“物质文明”层次的。我们最该学习的一个文化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精神却没有学到。在西方，这种自我反省自我批判自从苏格拉底以来，经过基督教对希腊文明的全面否定，到近代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对中世纪的批判，在启蒙思想家卢梭那里得到了极端化的表现（对整个西方文明的否定）。现代则有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尔等人对西方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深层次批判和反思。所有这一切，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都不是作为一种文化自我反思的精神来学习，反而被借用来当作“西方文化不足取”的最好例证。我们弄到今天这种人文精神“失落”的境地，知识界一百年来的故步自封是不能辞其咎的。

很明显，中国当代人文精神的建设靠“回归传统”已经基本没戏，相反，一切深刻的、精彩的思想建树在今天都无不与对西方精神的透彻理解和理性分析有密切的关联。当我们不是立足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小计谋而是以全人类文化互相学习的大气魄来认真对待西方文化精神时，我们就能够从全局的观点来梳理西方精神的总体脉络，从中发现甚至连西方人也未必自觉到的某种文化内核和精神结构。这就是所谓“旁观者清”。而由于中西文化的实质性交汇（即精神层面上的融通）现在还刚刚起步，所以这种研究必定是创造性的，或是需要创造精神的。我们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当今中国真正有创造性的精神生活就是在中西文化比较背景上的对人生、对人性、对世界的重新思索。这种思索充满着矛盾、碰撞、探索的痛苦和乐趣，时常走入绝境，有时又豁然开朗，永难使人的生存境界达到圆融，但总能使人的思维层次得到提高。中国人的心灵几千年来都在沉睡，那是因为周围一片寂静。现在我们面前已站立着一位不容忽视的对话者，他以苏格拉底的智慧在向我们施行“精神的接生术”，如果我们不积极回应，那就是自甘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