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生与死、爱与惧——中国人性结构视野下的分析

讲演正文

各位朋友：
下午好！今天非常有幸到我的故乡——长沙来谈谈我所思考的一些问题。刚才这个电视台跟我搞了一个专访，谈到我对湖南的印象，过去十年的印象和未来十年的预期。过去十年我认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湖南人在这十年充分显示出了湖南人的一种特点，就是“敢为天下先”。“敢为天下先”这是湖南人历来的一种特性。那么未来十年，我想通过这次讲座如此热情的邀请，我感觉到湖南人开始超出以往给人的那种印象，就是湖南人喜欢搞“俗”文化、通俗文化、大众文化。但是今天要讲的是比较带有思想性的内容，所以我对湖南未来十年的发展，我的预期就是希望能够在思想性和通俗性这两方面有一个很好的结合。我今天讲的，当然是谈不上很高雅、很高深的东西，但是也是带有思想性的东西，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联，同时跟我们的传统，跟我们中国民族的文化传统也紧密相联的一些具体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在我们今天的讲座题目上面表现出来的，“我们时代的生与死，爱与惧”。这四个话题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你要谈深可以谈得非常深，因为这都是可以当做哲学话题来做的，每一个字都可以写一本一本的书。哲学著作，几乎是很少有人看得懂的，但是它又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我们每个人，哪怕是普通老百姓，每天生活的问题、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都是这几点。

所以我今天讲的这几个问题，都是最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同时又是最具有个人性的问题，也是对一个人来说是最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生和死，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有爱和怕，通常我们把生死问题称之为“终极关怀”。就是只要是个人，他就要面对生死问题，并且不管他愿意还是不愿意，他必须要思考这样的问题。人生的意义，死的问题，爱什么，怕什么。就生死问题来说是最具有个人性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自己活着，并且必须要自己去死；没有人能够代替别人生活，也没有人能够代替别人去死。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只有自己最清楚，我们说活得有意义还是没意义，我们活得愉快还是不愉快，有句话叫做“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还有句话说“穿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脚最清楚”。对于爱的问题也是这样，“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通常讲，像婚姻啊，爱情这样一些问题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不管外人怎么看。有的人喜欢在外人面前“秀恩爱”，比如夫妻是这样，您看我们是多么相爱，但是真正的恩爱夫妻不是这样的，并不一定要秀恩爱，也许在人前往往看到他们成天斗嘴吵架。但是人们一般不去细想他们的生活到底是满意还是不满意。
所以通常生死问题只是在某些特定的时候才暴露出来，比如说你得了一种绝症，得了癌症，这个时候就暴露出来；或者突然你长期的伴侣突然去世，你最心爱的人突然去世，或者是你自己临终的时候，在这个特定的时候你就会回顾你自己的一生，为它作出你在那个时候最真实、最真诚的一种评价。当然，有的人连这个时候也不反思，比如说《儒林外史》里面的严贡生，死的时候想的，他考虑的就是点灯耗油的问题，伸出两个手指头，话也说不出来了，人家说你两个手指头什么意思？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最后最亲近的人知道，他伸两个手指头就是点灯不能用两根灯芯，免得耗油。他死的时候想的是这些东西。那么我们说这个人白活了一辈子了。
所以死也是一样，每个人只能够自己去死，没有人能够代替你。哪怕你当了皇帝，你可以指使这个人，你可以指使那个人，你可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但是面临死的问题，你还得自己去死。再一个如果一个人想要自杀，也没有人能真正阻止你，如果你真正想要自杀的话，你一次阻止了他，他还有第二次。只有一个人可以阻止一个人的自杀，就是他自己。但是通常在中国，人们想到生的问题比想到死的问题要更多，我们要考虑生的问题要多些，如果一个人想到了死，那么我们就说这个人就不正常了。我们说这个人他想到了死，就是说这个人精神已经崩溃了，说明这个人精神已经没有办法了。西方人倒不是这样，西方也许有的人，甚至每天都想到死，但是他是个正常人。但是中国人一般不是这样的，中国人他有这样一个传统，比如儒家和道家都回避关于死的问题。孔子有句话叫做“未知生焉知死”，就是人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你怎么能谈死的问题呢？但是你把生的问题解决那你这一辈子也差不多了。所以中国人在生的时候是不考虑死后的另一种生活的，他认为死的问题非常阴暗，要把它撇开。道家是讲齐生死，庄子《齐物论》要齐生死，生和死其实都是一样的，你不要去考虑它，你怎么生，你就怎么死。还有外生死，就是自外于生死的问题，不去考虑生死问题。佛家是“超生死”，超越轮回，超越生死。对生，中国人可以执着，也可以不执着，但是对于死一般来说都强调要淡化的。我们刚才也讲了，儒家、道家、佛家其实都是这样，对死的问题是避而不谈的。
那在西方有一个传统，历来都关注死亡的问题，甚至于比关于生的问题还要更加看重。比如说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就说过：“学习哲学就是学习死亡”，学哲学是学什么？学哲学就是学习怎么样去死。当然怎么去死也就包括了怎么去生了，就意味着怎么样生，因为生命就是走向死亡嘛！但是它偏要那样说，就是学习哲学就是学习怎么样走向死亡。这个是中国人听起来非常不习惯的。基督教更不用说了，基督教向往死后的生活，他们认为人生其实都是过眼烟云，人生再有很多的幸福，很多的痛苦，那都是要过去的，真正的生活只是从死的时候才开始，那叫“永生”，真正的生命那叫“永生”。现代西方人也是这样看，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看。你像现代哲学家、也是作家的加缪就说过一句话，他说真正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自杀。自杀的问题是个哲学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哲学里面从来没有讨论过，我没有看到，哪个专门讨论过自杀的问题。当然哲学并不能防止人自杀，我们通常认为自杀不是好事，人活着就应该好好地活着。哲学并不能防止自杀。但是哲学能够对那些还没有自杀的人提问：“你为什么不自杀？”当然这是废话了，如果自杀了你也不能这样问了。但是也说明人为什么不去自杀是需要理由的，你为什么不自杀，你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不自杀呢？有的人以为活着就是最终的理由，没有别的理由了。但是如果一个人做坏事做绝了，人家就会说，我看你不用活下去了，因为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中国人从来没有考虑这个理由，活着了就活下去了，不需要理由的。
20世纪80年代有一个日本电影叫《追捕》，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上年纪的都看过。《追捕》里面有一个横路俊二，别人为了灭口，把他关在精神病院里面，给他吃了一种叫SD的迷幻药，然后诱导他去跳楼自杀。当时的台词是这样的，当时我们都还能背出来：“昭昌已经跳下去了，唐塔也已经跳下去了，你为什么还不跳啊？”但是没有理由，人家跳了，我为什么要跳呢？于是又给了一个理由：“你看哪，多么蓝的天哪，你再走一步你就会融化在蓝天里面了”，于是就跳下去了。就是说连精神病人自杀也是需要理由的。
那么西方的死亡观，他们认为死亡是一种教育，是教育中的一种很重要的科目。他们这个教育是从娃娃抓起的。最近是韩国据说也开始有死亡体验馆，有个地方专门是搞死亡体验的，不管你是大人也好，孩子也好，你还没有死，你可以到里面去感受一下，睡在棺材里是什么感觉，然后人家为你哭，为你烧香，为你祈祷。但是中国人始终不是这样想的。西方人认为每个人都应当考虑死的问题，而且当做一种教育，当做一种必备的素质，因为一个人生活着必须要知道死亡，这样才能够赋予他的生以意义；如果你不知道死亡，那么你的生命是不具有意义的。这种观念中国人始终没有能够接受，我们中国人不习惯于思考死亡的问题，这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这是我总结出来的：中国人为什么不习惯于思考死亡的问题，是因为他们不习惯于思考个人的问题，因为死亡问题是最具有个人性的。
我们刚才讲了，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别人去死。中国人日常思考的问题都是为别人的，小孩子从小就是为父母而活着，心怀亲人、家族、家庭、邻里乡亲，心怀先人、祖宗，这叫做光宗耀祖，或者心怀后人，我死了以后，孩子还没有大，他将来要继承父业怎么办？再就是心怀天下、忧国忧民，为政治而活着。所以中国人的人生是为了别人，他是为别人而活着的。最典型的问题体现在讲面子上，中国人讲“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就是人是活在面子之中的，他是为别人而活的。那么死也是为了别人，就是人死了以后，最关心的是要对得起祖宗，要对得起先人，当然也要对得起后代，对得起后代也意味着要对得起先人，你要把这个传统传下去。所以中国人就不太考虑死的问题，死的问题在中国人心目中不太重要，因为你个人的死只是家族无限生命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所以中国人考虑问题的立足点，他不是个人，而是家族。连他的自私自利都是家族式的，比如说腐败，都是一窝一窝的。这就是中国人的人性结构，中国人的人性是什么样的结构？当然说起来话很长，要把中国人人性的结构讲清楚很不容易，但是也可以简单地说，“一言以蔽之”，中国人的人性是一种宗法家族式的结构，它基本是由儒家伦理定型的。儒家伦理“以孝治国”，我们讲“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朱熹的八条目，都是讲的这样的东西。首先是“孝”，要齐家，要“孝”。然后治国平天下，以孝治国，家国同构，“家天下”，这个国家是一个家。
几千年来的中国一直是一个大家庭，皇帝是家长，老百姓都是子民。各级官僚相当于各个层次的父母官，他也是父母。我们虽然有百家姓，但是俗话说“五百年前是一家”，今天大家说，我们大家都是炎黄子孙。我们都有一个家，它的名字叫“中国”。但是这个国与美国不同，与法国不同，与英国不同，与罗马帝国也不同。不同在什么地方？我们这个国家名为“国”，实为“家”。这个家有家长，有族长，有儿子媳妇，有家法，我们实行“以孝治家”，“以孝治国”。在这个家里面母亲经常“打错了孩子”，但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甚至”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我们经常看到，特别是在封建时代，乃至于在“文革”时期其实都是这样的，都是家长式的，我们这个国家的统治是“家长式”的。
所以中国人的人生在传统中历来有两大意义：一个是报父母之恩，一是报国家之恩。而这两者是相通的，因为国家是大家，忠就是大孝，忠于国家，忠于君王那是大孝了。即便有时候忠孝不能两全，但是至少你必须做到一方，要么你是忠的，要么你是孝的。因为你既不忠又不孝，那你就要留下千古骂名。儒家据此有两大伦理原则，第一个我们叫做“亲亲互隐”，“亲亲互隐”就是孔子讲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有一个典故，就是说父亲偷了人家的羊，那么儿子该不该去举报？有人认为按照法律应该去举报。孔子说，应该互相隐瞒，亲人应该为亲人隐瞒他的这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那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舜。舜是古代的先王了，尧舜禹三王，舜在道德上是无可指责的，历来认为是道德楷模。但是舜是亲亲护隐的典型。比如说舜的父亲杀了人，于是国家就要抓他。那么舜是天子，但也是孝子，他为了保护他的父亲，他天子也不做了，“窃负而逃”，就是把他父亲背着逃到海滨去，逃到法律管不到的地方去，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这个传为美谈，在《孟子》里面被推崇为道德楷模，就是为了亲人的生命而不惜破坏法律。这是一个原则，就是孝的原则，就是孝最大，而忠在其次，忠于国家，服从国家的法律这在其次，第一个原则是亲亲互隐，这是一大原则。
第二大原则就是“大义灭亲”，这是儒家也很推崇的，大义灭亲，不隐于亲，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包公。包公的侄子杀了人，那么他怎么处理？包勉杀了人，包拯怎么处理？包拯当时是执法者，最后他把他的亲侄儿铡了。这也是传为美谈啊。“文革”的时候推崇的是后面这个原则，要求每个人检举自己的亲人，搞得家庭破裂。很多人认为这是批孔、批儒家的结果，其实根本不是，孔子本人就夸奖过叔向“不隐于亲”的高风亮节。这两大原则，一个是大义灭亲，一个是亲亲互隐，这都是属于儒家的原则。看起来很矛盾的，你到底是隐于亲，还是不隐于亲？但都是同一个家族原则。为什么会有这两个完全冲突的原则呢？实际上它们是一个小家和大家的原则。忠是大孝，所以包公、叔向执法如山不隐于亲，大义灭亲这是“大家”的原则，而自己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帮他隐瞒，不去举报，这是“小家”的原则，都是一个家的原则。当然还是有矛盾的，到时候如果你面临这样的选择，你怎么选择？那是非常难以选择的，忠孝不能两全。但是它们的“根”都是同一个，是由家庭原则衍生出来的矛盾。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的封建王朝有时候把这个大义灭亲当做最高的道德标准，有时候把亲亲互隐作为法律的准绳。有时候交替，要看哪个朝代、哪个人当皇帝。有时虽然是同一个朝代，不同的时期也不同。儿子告父亲，该不该告？有时候是受到鼓励的，大义灭亲嘛。但是有时候要受到惩罚，就是儿子告父亲，即使你告对了，你也要杀头，这是根据不同的时代而定。那么现代中国其实也是这样，比如说“文革”时期和后“文革”时期，道德标准是完全相反的，“文革”时期是鼓励大义灭亲的，要求你要背叛你的资产阶级的父母，这是“文革”时期鼓励的。而“文革”以后倒过来了，我们现在国学热，回归中国儒家传统，那么很多人都在鼓吹亲亲相隐，认为这是保护人权，体现了人权。其实亲亲互隐体现的不是人权，而是腐败权。所以这两个不同的时期，它的道德标准完全相反。但是实际上这两种价值标准，不管你摆向这一边，还是摆向那一边，他们都没有逃脱儒家伦理的大范围。中国传统的人性结构基本上是一种儒家的人性结构。有的人以为大义灭亲就是“反封建”，在“文革”时期就是这样鼓吹的。大义灭亲是反封建，做封建家庭的叛逆者。而有的人以为亲亲互隐就是讲人权，保护隐私，保护个人的人权，这其实都是误解。儒家哪里有人权概念？如果这也是保护人权，那打群架也是捍卫人权了。在中国传统理念中这两者都是封建的。经历过了“文革”，以及经历过了后“文革”、改革开放，中国的人性结构其实纹丝未动，只是转移了重点。我们现在更强调亲亲互隐，就是归结到一个家庭里面的亲人是最亲的，我们现在天天在唱“世上只有妈妈好”，只有家人是最亲的，骨肉是最真的。我们现在回到这个阶段来了，那个阶段我们已经抛开了。但是这只是一个重点的转移，我们的人性结构并没有变。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当然刚才讲的是儒家，中国的人性结构里面除了儒家伦理占据着主导地位以外，还有道家成分。我们通常讲儒道互补，道家对于家族宗法是采取回避态度的，不太关注人与人的关系，而看重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道家讲自然。最好能从人与人的关系里面摆脱出来，只是跟大自然打交道。道家批判儒家也是从这个方面，批判儒家的宗法礼教，更加强调个体的这种自由自在，怡然自得，回归自然。像嵇康的一句“越名教而任自然”，要超越名教，超越礼教，这就形成了与儒家伦理的互补结构。就是说你处在社会关系中当然你是要遵守儒家的那一套规范，但是有时候一个人被国家所抛弃，流放至边远之地，甚至于家破人亡，你独自一人的时候，你面对着的仅仅是大自然，只有大自然能够给你安慰，这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就倾向于在道家里面寻求精神归宿了。像庄子讲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很多历次政治运动的受迫害者、挨整的人、右派，这些人被流放到边远地区，流放到乡下，流放到少数民族地区，那么他们只有跟大自然打交道。他们显得很清高，我已经摆脱了世俗的枷锁。凡是在道家批判儒家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很解气，那些争权夺利的都是污浊，现在我不当权了，反而纯洁得多，甚至有的人以为这是一种“个性解放”。用道家来批判儒家并不是一种个性解放，你到社会中去解放一下试试。其实这只是一种清高，是逃避和远离世俗，其实并不是一种真正独立人格。像五四以来启蒙运动所宣扬、所鼓励的那种“独立人格”，其实有很多误解。这种清高仅仅是躲避社会，而与大自然相融合。我逃到深山里面去，避世，当隐士，隐居起来。但是只要一进入社会就为社会所不容。真正的独立人格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建立起来，这一点是一般人都没有考虑到的。真正要有独立人格，你跑到大自然里面去，那有什么独立人格？真正的独立人格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建立起来的。所以道家的人格它不是中国人人性结构中的主体，而是一种附属的成分，就是当中国人精神濒临崩溃的时候，中国人的人格被解体的时候，当他独自一个人面对大自然的时候，他就到道家里面去寻求庇护。像屈原，在流放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渔夫。渔夫就说：你干吗这么伤心？“世人皆醉我独醒”，那么你就让他们去醉吧！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只要自己清醒就够了。当然屈原没有听从渔夫的劝告，最后投江自杀了。这是他唯一的出路了。但是如果他听从了渔夫的教导，他就是道家，那他就解脱了。为什么屈原以后，中国文人自杀的、中国诗人自杀的很少呢？就是因为他找到了道家这样一个逃避之法，因此他们能够维持自己的人格，当自己的人格崩溃的时候，他具有了一个最后的归宿。有了这个归宿，中国的人性就有希望重建，从单纯重新变得复杂，从野蛮重新变得文明。所以道儒虽然是互补的，但却是必不可少的。为什么讲“儒道互补”呢？它必不可少，是属于保底的成分，道家人格对中国人性的结构来说是保底的成分。你以前那些东西崩溃了以后，你还可以到这里来，寻求一个避难所。
但是儒家和道家又是相通的。我们讲儒家里面其实也有道家的成分。包括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我的道不行的时候，我可以逍遥，我可以到海上去。他和道家是相通的。再一个儒家的这个血缘家族的原则本身就是一种自然的原则。道家不是立足于自然的原则吗？“道法自然”嘛，对人来说什么是自然呢？就是血缘哪！血缘当然就是家庭了，在家庭、家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那不就是儒家的一套伦理规范吗？所以儒道是互通的，不仅仅是互补的。这都是对中国人性结构的一个简单的分析。
那么从这种人性结构我们来看看中国人的生死观，我们可以看出，有几个特点。我们下面对中国人的生和死，再就是爱和怕，我们来逐个进行一番分析。

(一)谈谈中国人对生命的观点

首先中国人对生命的观点，可以说是一种群体的观点。我们刚刚讲中国人性结构一言以蔽之，就是家族宗法制的伦理结构。那么这种宗法式的观点是一种群体观点，也就是把个人的生命看成仅仅一种过渡，或者只是一种手段。一种向群体生命、向家族生命过渡的环节。每个人在这个链条里面只是一环，他前面有祖先，下面有后代，上有老、下有小，他处于中间。所以他的生活是处于一种义务之中，我们说一个人上有老，下有小，就是说这个人的义务很重。人生下来就有责任，其实最重要的责任就是报答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群人的责任。这群人或者这个人是先于我自己而存在的，所以靠他们组成了一套现成的宗法体制，组成了一个现成的社会。我生在这个社会中，那么这一套体制就是前提，我人生的意义就在这里。我生下来了，我为什么要生下来，那就要由这样一套体制来决定我人生的意义。
前些年我曾经在某大学讲演，我向在座的学生提过一个问题，你认为人生的意义何在？当时有十几位学生起来回答问题，其中绝大多数的回答都是从老师那里得来的，或者从励志书上面看来的，现成的答案，都是这样回答：人生就是为别人过得更美好。当然有的人说得更实在一点，我就是要让我的爸爸妈妈过得更好。速滑运动员周洋也是这样说的：得了冠军后，你最希望的是什么？我最希望我的爸爸妈妈能够过得好一点。这个就是人生的意义，但是为什么？不知道。反正是别人告诉我的。也许他心里想的实际上是人生就是要自己过得更好，但是他会认为自己这种观点是拿不出手的，那是自己的缺点，是觉悟不高的表现，他们还是认为正常的观点才是对的。人生就是要让别人过得美好，那才是对的，那才是正确答案。当然我是在做讲座，提问不是考试，我不是要他们提供正确答案，我要他们提供真实的想法。但是几乎没有同学提出他真实的想法，没有一个人站起来说，我的人生就是要让自己过得好一点，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说。唯有一个同学，他的观点非常地另类，他是这样回答的，他说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为人生寻找意义。我当场就表扬了他，我说你的回答有哲学层次，并且我把它继续扩展了，帮他清理了思路。我说你为什么这样说呢？你这样说的前提就是人生本来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为什么要寻找意义呢？本来没有，没有人给你。那么人生下来本来跟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人生一世，草木一春，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唯有一种区别，人跟动物不同的，就是他不满足于这种没有意义的生活。人跟动物一样，那人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动物有什么意义呢？动物也没有意义，生下来死了，有的动物灭绝了，有动物被其他动物取代了，也许你觉得很惋惜，但是对于动物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取代了就取代了，没什么了不起。所以人哪，他的特点就是他作为一种特殊的动物，他不满足于没有意义的生活，还是要想去寻找某种意义。有人找到了，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那也是他自己认为很有意义的，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说他找到了人生真正的意义。人生真正的意义没有，他自己认为这是我找到的意义，那么这就不错。他能够按照他所找到的意义，生活一辈子，他的人生就是有意义的，因为他跟动物不一样。他自己的人生具有了超出动物之上的意义。有的人没有找到，也没关系，只要是在寻找，就和动物不同。有可能是这样的，苦恼一辈子，最后也没找到人生的意义，就这样死去了。也不错，因为他毕竟跟动物不一样了。所以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寻找人生的意义，但是这个意义显然是不能由别人提供给他的，只能由每个人自己去寻找。凡是别人给的，都是不可靠的。唐骏曾经说：“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于是很多看了励志书的人都去模仿他，但是复制出来的成功怎么能算是成功呢？顶多是山寨版。山寨版的人生显然是失败的人生。人怎么能成为别人的复制品呢？如果是复制品那就不是人了。所以即使你真的想要使别人过得更美好，也必须要先立足于自己的选择，立足于自己的自我反思和自由意志之上，而不是人云亦云、接受现成的教条。别人告诉你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使别人过得更美好，于是你接受了，于是你一辈子献身于别人，可是最后你会发现，自己一辈子，对人生的意义一无所知。而且我们现在的教育呢，在这个问题上是往往先把你的自由意志灭掉了，你无可选择，或者有选择，也仅仅是告诉你，这样生活是不道德的，那样生活才是道德的。不道德有什么样的后果，你看着办。怎么样才是一个好人？所有的教条都放在你面前，让你选择。这种选择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选择了，就像在监狱里面的选择，“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有选择了吗？你当然也有选择。但是这个选择它的选项已经被规定好了，而且谁会受表扬，谁会受惩罚，也已经规定好了。这个你是没有选择的。

那么我们这样一种教条，它并不论证，不说为什么，其实这个问题很多人问啊：为什么使别人过得更美好，你的生活就有意义呢？你要论述啊，你要提供理由。没有理由。这是上面说的，古人说的，历来就是这样的，孔子也这样说过，哪个哪个也这样说过。所以他只是让你服从现成的制度，不听话就要受到惩罚，听话就会得到奖励，在这方面它可以举出许多许多的榜样、许多许多的道德楷模来让你学习。用他们所获得的荣誉来诱惑你，你看看某某人，他最后又上了光荣榜，又得到了什么荣誉。中国历来都喜欢树榜样、树典型，希望大家都和他们一样，这样来同化我们的社会风俗。这是利用了人们的从众心理，你看有人做得那么好，那么我们大家都必须做好。他得到了这么高的荣誉，那么我们学他，我们也可以得到荣誉，这是一种诱惑、一种利诱。这种生命观几千年都是一贯的，十分平静，没有什么波澜，没有什么怀疑，因此也十分地轻松，他不用脑子，接受就得了。你要使你的生活有意义，你就要接受这种价值，按照它去做，那多轻松啊，我又不用想。否则的话我没有这样一个选择，如果抛开了这个现成的意义，那么我想破脑袋，痛苦不堪，不得解脱。很多人是这样的，我为了图简便，为了图轻松，我就接受现成的，大家公认的，就得了。这个时候人们有现成的道德规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天经地义，内心也非常平静。我们几千年都是这样来过自己的日子。但是在今天的改革开放的时代，这个东西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置疑，年轻人都觉得这样活得“挺累”。我们几千年都觉得这样很轻松，孔夫子、孟夫子已经提供了我们生活的标准，那么我们按照去做就行了，但是现在年轻人觉得挺累，他们思想里觉得受到束缚。现在年轻人跟几千年以来过去的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现在年轻人的生命力比以往要强。所以他们觉得这一套东西实在是累，你要把孔子的《论语》，把这个《礼记》拿出来翻一翻，看一看，人生一举一动受到多少束缚啊！如果真正按照这样那样去做，见了上级又该怎么样，见到父母又该怎么怎么样，实在是太累了。吃饭又该怎么样，坐车又该怎么样，行路、起居、坐卧都有规范。所以年轻人觉得干脆抛开这一套，还不如“过把瘾就死”，“不求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所以最后导致了道德滑坡。我们今天讲，你把这一套东西去掉了，那中国人还有道德吗？中国人的道德不就在那些天经地义的规范之上吗？现在你嫌累，你把那些东西抛弃了，那就是道德的滑坡了。所以现在的所谓回归传统文化、国学热，又要把这一套非常累的东西，要从娃娃开始，强加于中国的少年儿童身上。那么年轻一代要摆脱这一套教条，看起来是道德滑坡，其实是一场道德运动，至少最开始是一场道德运动。为什么说是一种道德运动呢？我们现在说它是不道德的，它抛开了道德，其实最开始是道德的。为什么说是道德的呢？因为他反对和批判儒家的“伪”道德。儒家那一套道德为什么累？他是假的，他是做出来的，他是“做人”的道理，因为人不是“人”，所以你要去做人。前提是，把人不当人，他自然而然还不成“人”，必须要去“做人”。那还不累？
年轻一代的这种活法在理论上有一个最强有力的支持，就是道家的生命观。道家对生命的看法跟儒家就很不一样了，道家崇尚自然，反对那一套虚伪的束缚。最开始的时候这还是从一种道德的目的提出来的，那种虚伪的道德其实是假道德。那么真正的道德就是自然的道德。所以这场运动在80年代就开始，一直到90年代，就是批判儒家的伪善，这个以王朔为典型、为代表。王朔批判儒家那是非常到位的，非常精彩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批判了伪善以后怎么办？你本来批判伪善就是一种道德的批判，王朔其实是道德批判，我们今天叫他“痞子”，他自己也自称为“痞子”，其实他是很道德的。他反对伪善，他强调真实，这是一种道德标准。但是批判了伪善之后，用什么来代替伪善的问题，这个在道家学说里面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儒家的道德你说是伪善，你把它批倒了，那么你能提出什么道德来？结果我们在道家的学说里面我们找不到什么东西，我们找到的就是自然。这个自然如果你真的任自然，真的越名教而任自然，那么最后就是“痞”，那是“痞子”。所以王朔最后被称为“痞子”。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变成了“痞子”。就是因为他的那一套道家的原则里面其实并没有积极的道德资源。有人批判伪善，这本身当然是一个道德行为，但是他的目的绝对不是消灭一切道德，而是为了要建立新道德和真道德，那么在这一点上，恰好在道家里面以及在中国传统道德里面找不到另外的资源。一是对目前的道德沦丧，有人又开始不满意了，又开始怀念起旧道德，开始怀念起儒家道德来。认为要把那套虚假的东西恢复，已经被王朔摧毁的东西，我们现在要把它捡回来，王朔看到今天这样的情况会气死。费那么大的劲说的话，现在人们都不看了，又把那套被批臭了的东西又拿出来，也不追究它的意义，而是采取一种背诵的方式。“背诵”的方式是一个什么方式呢？希望别人相信，而自己不相信。现在鼓吹传统道德的人，我觉得大部分自己是不相信的，但是希望别人相信，希望这个社会相信。希望社会风俗都这样做，自己却不相信，自己并不去照着做。这个已经有人指出来了，像钱文忠在《百家讲坛》讲《弟子规》，讲了好多期，但最近他冒出他的雷人的话，就是如果真的按照《弟子规》来做，那小孩子长大了会吃亏的，所以还不能够完全按照《弟子规》去做，可见实际上他自己也不按《弟子规》这一套去做。为什么钱文忠知道这一点呢？肯定是他知道他如果按照《弟子规》做，他就会吃亏，而且他吃过亏，于是现在就不愿意吃亏了。那么我要反问他一句，什么东西才能叫人不吃亏呢？有几个，一个是《孙子兵法》，一个是《三国演义》，易中天讲《三国》那是叫人不吃亏的。再一个是《厚黑学》。但是你要他不吃亏，那你从娃娃抓起，你教他这些行吗？好像还是不行，所以我说现在是一个这样的时代，“伪善大流行”，这是一个伪善大流行的时代。很多人讲的是自己不相信的事情，很多人讲的是自己不打算做的事情，他自己不相信，但是希望娃娃们相信，希望通过这样一种谎言和欺骗打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出来。他自己不去做，但是希望将来娃娃们去做，但是又怕他们会吃亏，那怎么办呢？所以伪善大流行的时代当然就是一个不诚信时代。我们现在是一个诚信叫得最响，同时又是最不诚信的时代。
那么我们现在的生命观究竟向何处去？我们刚才讲的道家的、儒家的，我认为回归传统是没有出路的。儒家的生命观实际上就像道家所批判的那样，确实有很多东西是伪善的。那么道家里面又没有新的资源，所以我认为回归传统没有出路。年轻人、小孩子你可以骗得了他一时，骗不了他一世。他现在可以背诵，长大了接触到社会，他会发现自己受骗了，上当了。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究竟向何处去，我们将来教孩子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必须对当前社会发展的走向有一种清醒的了解，我们将来中国向何处去？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就要朝那个方向去，那么现在很明显，我们中国必然走向民主和法制。这个除了极少数人以外，绝大多数中国人是不怀疑的。那么与此相适应的生命观也必须是尊重个人选择和个人意志的一种生命观。首先，生命是个人化的，这一点没有异议的。一个人只有一次生命，当然他是处在家族关系、社会关系之中，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可以这样来看，但是每个人的生命对他来说只有一次，也只能由他自己来选择，这是第一点。我们应该树立什么样的生命观，首先你要把生命看做是自己唯一的一次，你不能够有第二次生命。其次，正因为如此，生命应该是多元化的，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那么既然是自由选择，就不必强求人人一样，而应该是百花齐放，每个人他的追求总有他的道理，只要他不危害他人，你就可以让他去自己选择，我们是一个多元的时代。第三，一个有生命力的社会，肯定是一个人人都能在其中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生命价值的社会。我们讲我们时代的生命观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因此生命首先应该是一种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是一种权利，生命的权利。我们通常讲“生存权”，生存权不等于是生命的权利。生命的权利要更丰富，不光是生存，不光是活命，不光是求温饱，而是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权利，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为了实现这种权利，生命中有了义务，因为有权利，然后生命中才有了义务，义务是建立在权利之上的。义务是什么？义务就是对他人同等权利的尊重，这就是义务。那么这两个方面，一个是权利，一个是义务。我们可以看出，从权利方面来看，儒家中是没有的，儒家不承认个人有自己不可剥夺的权利，当然儒家也有一些权利，但是这个权利是在义务的前提之下，你尽了这个义务，然后你才有权利。而不是反过来，义务是建立在权利之上。我有权利，首先这是人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起码的人权，然后为了保护这个人权，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保护他人的人权，也就是保护自己的人权，所以就有了义务，这是儒家中没有的。儒家没有那种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一说。那么后者就是义务，这是道家中所没有的。道家不承认人必须为了他人的权利而去约束自己的任性。道家讲任自然，任自然往往变成任性。我们讲个性解放，为什么我们讲道家的个性解放不等于真正的个人的人权，只有一点，就在于他没有义务，他只讲个人的自由放任，任自然。合乎自然，只要是自然的，那么我就可以去做，至于别人怎么样，我管不着。道家不注意人和人的关系，只重视人和自然的关系。而真正的人权，真正的自由必须在人和人的关系里面才建立得起来。那么这样一种生命观，就是把生命看做是一种权利，然后在此基础上看做和义务的统一，这个只有从西方文化中借鉴才能够得来，它是自由的，但绝不是轻松的。我们中国人理解自由就是自由自在、怡然自得、轻松自如，但是真正的自由不是轻松的，你要获得自由你必须要懂得怎么保护自己的自由，怎么样保护自己的自由？必须建立法制，要有对别人自由的义务，大家一起来保护每个人的自由，所以他绝对不是轻松的，虽然不轻松但是能够给人带来尊严。人不能够完全轻松，完全轻松就成了动物，甚至于成了植物，你不想事情就轻松了。但是人他的自由是通过思考、通过理性、通过思索才能够得到保护，甚至于才能够建立起来。这是我对当代中国人自由观的一种考察，这里面既有批判，对传统的批判，也有对未来的期望。根据我们民族未来，我们这个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国的方向向何处去，我们应该设计一种新的生命观，其实也就是自由观，这是第一点。

(二)中国人对于死亡的观点

中国人对死亡的观点，也是一种非个体的观点。前面讲了对于生命的观点是一种群体的观点，那么对于死亡的观点当然是一种非个体的观点。通常讲死亡观有三大要素：一个是死后灵魂的归宿问题；一个是不朽的问题，什么是不朽；第三个是自杀问题。首先看这个灵魂的归宿，中国人对死后灵魂的归宿一般是不考虑的，即使考虑这是作为另外的问题的从属问题。考虑死后灵魂的归宿，中国人很少考虑，但是偶尔有时候也考虑，作为一种附属的问题来考虑。比如说鲁迅的《祝福》，《祝福》中祥林嫂在死前为了见自己的儿子一面，才考虑死后有没有灵魂的问题，于是来问鲁迅。鲁迅的回答是：“我也说不清。”这个“我也说不清”代表了中国人一般的回答。如果你面临祥林嫂的疑问，你怎么回答？你肯定也是这样回答，我也说不清楚。这也是孔夫子所讲的“未知生焉知死”，同一个回答。中国人历来都是这样回答，回避这个问题。通常讲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就是死后的灵魂这个问题上，他更倾向于唯物主义，就是人死了以后，什么也没有了，就像小品里面所说的：人生最可悲的事就是人临死的时候，钱还没有花完。中国人不相信死后的灵魂，因为他们对灵魂的看法是唯物主义的，比如相信“人死如灯灭”，这个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命题。汉代的王充、桓谭就提出过，人死了就像油灯灭了一样，什么也没有了，没有任何超越物质世界的价值。什么是灵魂，灵魂的实质不过是一口气，那么这个气你活着的时候你可以从自然界中吸取能源，可以达到心身合一，天人合一。所以他并不是一种个体性的灵魂，而是融化在万物之中，充塞于天地之间的物质。灵魂是一种物质，通过养气，通过聚气，你能够加强它，否则你就会削弱它，你就会失去它。中国人讲练气功，气功就是养气聚气，人的精神就要通过养气聚气来加强。像儒家的孟子讲“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气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充塞于天地之间的这种气，就是精神，就是灵魂。那么这种灵魂当然是物质性的，他不是精神性的。所以儒家把死亡看做一种休息、长眠。我们今天也讲某某人长眠了。那么这种休息是不是值得，这种死亡是不是值得？主要由生前的义务来决定。一个人一生如果他孜孜不倦地完成了义务，这个人就可以把他的死看做是解除劳累，就是休息了。像张载所说的“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就是我生存的时候，就顺事。顺事就是完成我的义务，顺从我的义务所要求的去做。没，就是殁，就是死了以后，没有了以后。吾宁也，我就休息了，我就安宁了。这种死叫做死得其所，但是如果没有完成义务，那就是死不瞑目。但是不管哪种情况我们都不考虑死后的灵魂的问题，儒家讲我们可以哀死，但是不必患死。就是死了以后，你一个亲人死了以后，你有感情，你可以悲哀，但是不必害怕，我们对死亡不必害怕。对死人的怀念更多的是为了活人，我们怀念死人，我们为他开追悼会，我们为他做法事等等。我们以活人的生活去想象死人，想象死后的生活，比如说我们烧纸钱，烧纸房子，烧纸二奶。要死的人他自己恐怕不会想到这些。我死了，你给我烧纸房子，真的我到阴间去有栋房子，我到阴间去包二奶？真正要死的人他不会想这些，都是活人想出来的。活人把死者当做是还活着那样去想。
道家呢，把死亡看做是不真实的。儒家是回避死的问题，那么道家把死亡看做是不真实的，我们刚才讲了“齐生死”，即生和死其实是一样的，他有他的道理。因为从自然的眼光来看，自然天地，道法自然，一切都是来自于自然。从这种情况来看，人之死并没有改变什么，从黄土来又归于黄土。只要人把自己看做是一个自然物，那么生和死都是一回事，死了之后不过是一堆物质。我们现代科学也可以解释，我们这一堆原子分子解体了，然后还原为构成我们身体的一些成分，但都在大自然中，物质不灭。你要死了并不是没有了，它还在，它变成黄土，变成气体，然后又被其他的植物，动物所吸收，又构成别的生物的身体。所以生和死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转移了。这一堆物质今天在我身上，我每天都在转移，我们活到今天跟儿童时候的那堆原子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情了，这一堆原子我死了以后，我们又转到别人身上，那有什么区别呢？这样一想就想通了，就想开了，生和死其实是一回事。所以庄子就说死了老婆“鼓盆而歌”，唱歌来庆祝大自然的胜利。可见他这里考虑的还只是人的肉体，对于死亡的这种考虑只是把人看做是一个肉体，看做是一堆原子分子，至于人的灵魂到哪里去了，道家同样是不考虑的，灵魂的问题中国人不考虑。对于死后的灵魂问题，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没有的。
第二个问题是不朽的问题。道家不考虑不朽的问题，因为他连死都不承认。人与天地同寿，只要自然界存在那就不存在不朽的问题，或者说那就是不朽了，你什么也没干，你也是不朽的，你这一堆原子分子不会消灭。老子讲“死而不亡曰寿”，死了以后，还不灭亡，这就是“寿”。但是儒家要考虑不朽的问题，儒家首先考虑的问题是身体的延续。我们怎样做到不朽，首先一个是身体的延续，也就是家族的绵延，香火永续。要续香火，这是儒家要考虑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为了不中断香火，但是这不是个人的不朽，而是家族的不朽。家族是可以不朽的。世世代代你能够传宗接代，你可以使我们这个家族有继承人，这就做到不朽了，你个人虽然死了，但是你的血脉继承下去了，也就等于你自己继承下去了。所以个人的身体都是属于家族的。中国男人过去是实行多妻制的，也是为了延续香火。过去一个女子如果没有生育，他就可以把她休掉，或者是可以再娶一个二房，甚至三房四房。总而言之，要有一个继香火的男婴出来，才算是完成了他的使命。那么这是最基本的，就是“孝”。通过“孝”我们可以达到家族的不朽。但是儒家也有高层次的，也就是在这种宗法家族的基础之上，儒家提出了更高层次的不朽，叫做“立德立功立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其次立言。
孔子举了这么一个例子，像伯夷叔齐。伯夷叔齐是立德的楷模。孔子是这样说的：“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伯夷叔齐是在武王伐纣的时候，他们本来是殷朝的臣民，武王伐纣他们还是要忠于殷朝。殷朝被灭掉了，于是伯夷叔齐他们两兄弟就相约，我们不食周粟，就是周朝的粮食我们不吃了。我们是殷民，我们为什么要吃周朝的粮食？他们跑到首阳山底下去挖野菜吃，他们认为野菜就不是周粟了，结果后来有一个放牛娃就嘲笑他们，你们挖野菜的这个山也不是周王的吗？后来他们干脆连野菜也不吃了，最后就饿死在首阳山下，于是“民到于今称之”，就是人民到如今还称赞他们有骨气、有气节，他们树立了道德的楷模。当然在今天看起来我们觉得很好笑了，不食周粟饿死了，这真是太愚蠢了。但是这是道德的楷模，这是历史遗留的典范。
立功呢，像管仲乐毅，宰相大臣他们是立功的楷模。这个方面孔子也有说法，他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管仲是齐国的宰相，他辅助齐桓公称霸诸侯，一匡天下，实现了社会的稳定，体制的理顺，民到于今受其赐，老百姓到今天还在享受他们的好处。也就是巩固了宗法社会体制，为老百姓带来好处，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这个叫立功，在政治上，在国家的兴亡上面能够做出成就。
立言就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孔孟就是立言者。立言就是从意识形态上为后世留下一个统一的道德生活规范。像孔子自己就是这样的，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孔子作《春秋》以后，乱臣贼子看到《春秋》就害怕，因为他里面有“春秋笔法”，有褒贬，看起来好像是客观的历史记载，但是他有春秋笔法，使得那些乱臣贼子不敢轻举妄动，这是立言。
这是中国的三不朽，中国儒家的三不朽。这“三不朽”，所有的三个不朽，都是着眼于世俗的政治和社会历史，着眼于后代，“民到于今称之”，那么我今天做的事情，我们的后代是不是可以“称之”呢？是不是能够称赞呢？文天祥有名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能不能照“汗青”？这个是中国人关注的不朽。但是我们可以从里面看得出来，所有这些不朽，都与活人有关，都与现实社会有关。即便不是今天的现实社会，也是未来的现实社会，是一种历史。“汗青”就是历史，就是史书，史书上的记载。那么至于个人的天才和创造性是不是能够为一个人带来不朽，比如说文学艺术和科学发明，是不是能够带来不朽？在中国历来是不承认的，认为这些东西都是雕虫小技，不足挂齿，甚至是玩物丧志。文学艺术的创造，科学发明的创造，创造性的精神劳动，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值一提的。其实在今天看来，最能够不朽的是精神创造，历史上留下的东西都会变化，都会消失，哪怕是对汗青，对历史记载的评价也会随着历史的、社会的变迁而有所改变。你留取丹心照汗青，但是世世代代的人会变的，对你的评价也会改变的。你反抗外族侵略，当时虽然是可歌可泣的，但是过了几百年以后不见得。比如清朝也是外族，把汉族统治了200多年，当时我们是抵抗外族侵略，而到今天满族成了56个民族之一，成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历史形态就变了。那么你当时那么拼死地去抵抗外族入侵，意义何在？还有蒙古族，文天祥就是抵抗蒙古族，蒙古族在中国早就是少数民族之一，说起来还是内部矛盾。所以这个历史其实是说不清楚的，你说具有不朽的意义，要看从哪个角度看。其实真正不朽的还是精神上的创造，好的艺术品，伟大的科学发现，我们今天引以自豪的中国的“四大发明”，至今还是不朽的，不管哪个朝代，谁来当权，不管以后的历史怎么改写，四大发明还是不朽的，《红楼梦》也还是不朽的。真正的不朽应该是精神的创造，它不以世俗生活的变迁而改变，不以历史评价的改变而改变。但是中国人并不看重这些真正不朽的东西，实际上并不相信任何不朽的东西，而总是用和现实世俗生活的需要紧密相连的眼光来评价一切，以至后来称之为“实用理性”。我们的眼光都是实用理性的，都是看他对现实政治是否有效，立德立功立言都是从这个角度中来评价的，我们其实并没有真正的不朽。这是关于不朽的问题。当然今天的年轻人不从这个方面考虑，我今天讲的目的也就是这里，提出另外一个选择，也就是说精神的创造，那是真正不朽的。如果你有才华，可不可以试一试。
第三个问题是自杀的问题。中国人一般不主张自杀，也缺乏自杀的勇气，而是全部注意力都在世俗生活上，因为大家都知道，死了以后就什么也没有了。我们不相信灵魂不朽，所以我们还是要好好地珍惜此生。但西方人也有主张为了个人而自杀的。比如古希腊的斯多葛派，好几个著名的代表，包括他们的创始人都是自杀身亡的。为什么要自杀？因为活得不耐烦了。他们有句名言叫做“太阳底下无新事”，这句话后来被编入了《圣经》。这个《圣经》里面也讲太阳底下没有新事，斯多葛派最先讲的，也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创造了，太阳底下都是在循环了，没有新的东西，都是老套，所以活着没有意思。你活了70岁了，那么世界上的事情你都看过了，以后发生的事情不过是以前看过事情的重复，那还有什么意思呢？那还不如就上吊算了。斯多葛派的创始人就是上吊身亡的。古罗马有一条法律，甚至于规定，就是说凡是能够为自己的自杀提供正当理由的，政府免费提供毒药。这些在中国人听起来都是笑话。就是西方人对自杀看得如此轻描淡写。其实不是轻描淡写，他是把它看做个人选择，是最重要的选择，这说明西方人尊重的是个人选择的问题。因为自杀在西方纯粹是个人的事情。中国人实际上也有自杀的，但是中国的自杀往往不是个人的事情，他的原因一般都是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问题，环境所迫。我们下面来归纳一下，有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自杀是为了表白自己。最著名的、最早的代表人物就是屈原。屈原就是为了表明自己而投汨罗江，屈原在朝中遭到小人的诬陷，被昏庸的楚王流放到洞庭湖一带，辗转周折，最后没办法投河而死，用这种举动来证明自己光明磊落。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自杀就可以达到这种效果呢？他一自杀所有的人都知道了，屈原原来是被诬陷的，为什么有这种效果？这恰好是因为自杀被中国人看做对人的一切他所值得留念的东西彻底的放弃。通过自杀一个人展示出了内心的底牌：你看我把所有东西都放弃了，那么我内心的清白应该是昭然若揭了，所以这样一种眼光仍然是朝向世俗的人们的。比如说屈原自杀，他有一个潜台词，就是说我既然跳到黄河中洗不清了，那么我就死给你们看。一个人要表白自己，通过自杀，他是为了“死给你们看”，其实是要有人围观的，我们今天叫做“围观”，如果没有人看就没意思了。这是第一种情况，想表白自己。
第二种情况是羞于见人。我们已知最早的代表是项羽。楚霸王当初打出了“张楚”的大旗。为什么叫“张楚”？因为秦灭楚，那么楚国人要报仇，要伸张楚国，要扩张楚国，打出“张楚”的大旗，要振兴楚国。但他最后兵败乌江，“无颜见江东父老”，只有一死，没有脸面了。你当初口出狂言，让人家寄予希望，好像气势那么大，确实气势也很大，最后却落得个这样的下场，只有一死。这是羞于见人，也是着眼于旁人。屈原也是着眼于旁人，死给你们看。那么项羽也是着眼于旁人，无颜见江东父老，只有一死了。
第三种情况是报复，甚至是要惩罚别人。这就要借助于官府的力量，一个人受了委屈没办法，这个时候自杀身亡，死的时候留下遗书，说明是谁谁谁害死了我，希望官府为我伸冤。我们今天也有自焚的，这个拆迁，不如一死，死了以后可能官府会为我伸冤。如果官府不管的话，那么还可以诉诸阴间的正义，诉诸阎罗王，或者诉诸死后“变成厉鬼”，向仇人索命。这是出于报复，出于要惩罚别人，还是着眼于别人。中国过去的传统刑法里面有一条罪名，叫做“逼死人命罪”。逼死人命，就是一个人自杀，非正常死亡，那么我们就要追究间接的责任人。我不是学法律的，不知道这一条现在是否还有效，逼死人命罪。比较轻的就是因为伛气而自杀，伛气也是为了报复嘛，报复父母，报复其他的亲人，或者是报复自己的情人。一个人失恋了，为了报复情人，我死给你看，让对方心怀愧疚。当然也是表白自己的一种方式，跟第一种自杀有相交叉的地方，也是为了表白自己，但是还加上一个惩罚对方。
第四种情况是政治上的，或者忠君，政治上忠君，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或者爱国，比如说文天祥。文天祥跳海，还有近代的陈天华跳海，谭嗣同从容赴死，他本来可以逃走，相当于也是自杀了，就是中华革命要成功，不流血那是不行的，既然要流血，那么我做第一个。他就是以这种方式，为了完成某种政治使命，或者达成某种政治目的，他的死，他的自杀，他的眼光还是面向着世俗的政治生活。
上面这四种，当然也还可能有别的，我这简单归纳了一下，这四种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在西方很少看到。一个是为了表白自己，一个是羞于见人，一个报复惩罚别人，一个是忠君或者是爱国，于是就去一死了之。这四种情况都带有中国特色。当然还有其他情况，比如说是为了殉情而自杀的。有的人是因为忍受不了痛苦而自杀的，既然这么痛苦那还不如死了，有的出于对后果的恐惧而自杀的。一个贪官被揭发了，他痛苦恐惧，先自杀了事。但这些情况都不具有中国特色，其他文化的人都经常发生，殉情的啦，忍受不了痛苦等等，都不是中国特色。前面四种归纳起来，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那么还有一种自杀是中国人很少发生的，就是对生活中的幸福感到绝望，或者是对平庸的生活感到无聊。我们前面也讲了，像斯多葛派因为活腻了，活得不耐烦了，就上吊，这种情况在中国人很少。我是没有看到，一般的是中国人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生活无聊，生活虽然没有意义，但是这是生活，你为什么要去死呢？你还想要什么？你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中国人忍耐力特强，不管有没有幸福，不管无聊不无聊，中国人都能够忍受。又不相信来世，所以一般不会为这种小事而自杀，如果要自杀那就是神经病。现在这种神经病人似乎有增多的趋势，比如说像海子这样的诗人自杀到底是为了什么？人大的俞虹前几年自杀，到底是为了什么？他又没有经济上的困难，又没有什么案子，又没有什么失恋等等，旁人想不清他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不能归于上述的任何一类，有点儿近似于对生活中幸福的绝望和对平庸的无聊腻烦。也有人猜测是炒作，为了引起轰动，为了成就诗名，成就文名，确实你死了以后，非正常死亡大家都关注，你就出名了。这种猜测没有根据，我们先不管他，无论如何，他有一点是跟以往不同的，就是为了精神的事情，为了艺术的事情，为了思想的事情。这已经表明，中国人对世俗生活之上的事情开始有所关心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苗头。开始不甘于平庸了，中国人世世代代都是在平庸中生活过来的，但是开始有一些人不甘于平庸，当然我并不赞成自杀，我认为你如果真的有天才，那么只有活着才可以让你的天才发挥出来。我只是从这些例子里面看出我们现代人对死亡的看法，似乎有一些新的东西。

(三)中国人的爱

一般说人是悦生恶死，讨厌死的，这是本能。动物也知道，生是要追求的，死是要回避的。那么爱和怕与此相关，最极端的爱就是热爱生活，最顶尖的爱就是热爱生命。最极端的怕就是害怕死亡，一般来说是这样的。但是中西的伦理学都在试图超越这种本能、超越动物性，而渴望超升到更高的境界。比如说西方有裴多菲的诗，叫做“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在西方有一种超越动物性之上的这样一种生死观念和爱与怕。那么中国也有，如孔子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那么中国人爱什么？怕什么？除了我喜欢生和害怕死亡以外，在这种动物性的本能以外，比这更高的，中国人爱什么，怕什么，我们来考虑一下。
首先看中国人的爱，中国人的爱有两个层次，一个是伦理道德的层次，一个是性爱的层次。我们很多人讲爱、爱情多半是指性爱，男女之爱。但是在先秦时代，墨子讲“兼爱”，孔子讲“爱有差等”，他们争来争去。墨子讲兼爱就是平等之爱，每个人跟每个人相爱，这个社会才能够达到平安和谐。那么孔子讲不对，如果没有差等，没有等级制，没有礼法规范，一级一级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级一级地各有等级名分，那么这个爱会造成天下大乱。必须在严格的等级中有不同的爱，不同等级不同的爱，都有差等。最后是孔子的说法得到了统治者的采纳，因为这同时又是一种政治体制。所以爱和政治体制密切相关，这种爱已经不再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冲动。我们知道爱都有情感冲动，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但是经过孔子的这样一种规定，爱就变性了。我爱你那是很自然的，但是你规定我一定要爱你，这个就不自然了。这是一种规定好了的礼法规范。中国人讲爱的时候，讲情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他里面有歧义的，有时候他讲的是自发的情感，比如说谁生下来不爱自己的父母呢？这个很自然的。但是你生下来一定要爱自己的父母，这就不一样了。这是变性了，成为规定好了的礼法规范。当然这种规范底下也不排除的确有某种亲情之爱。规定好了，但是小孩子他不知道规定，他首先是自然的，他就爱自己的父母，爱自己的兄弟姐妹，他是自然而然的。他跟这个规范从来没有关系，但是他也可以这样规范，长大了以后他读了孔子孟子的书以后，他觉得是这样啊，很对啊。但中国儒家道德最大的毛病就在于把一种自然的情感变成了一种道德上的“应当”，变成了一种所谓的“情理”，这就变成了一种制度，甚至变成了一种法律。孝是可以成为法律的，中国古代有这样的一条法律，叫做“忤逆之罪”，犯了忤逆之罪是要杀头的。你对你的父母不孝，如果有人告你的话，可以杀头。你认为这种情感还自然吗？为了怕杀头，然后你去爱你的父母，这就不自然了。不光是一种应当，而且变成了一种行为和“功夫”。就是说你现在做不到，比如说你要爱你的父母，但你的父母非常不堪，你这个父亲成天打牌酗酒，那么你就要训练自己，要长期训练，怎么训练？你的行为一举一动他都规定了，在《论语》上面，在《礼记》上面都有，规定你怎么样服侍你的父母，怎么样走路，怎么样行礼，甚至规定了你的脸色应该怎样，你的脸上的哪一块肌肉应该怎么动，你什么表情他都要给你规定下来。这当然就导致伪善了，导致假人了，人生就像在做戏一样，家里也在做戏，在演出孝道的一幕戏剧。
因此很自然，道家和佛家就排斥这种虚伪之爱。道家佛家讲究自然，讲究无情，老子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没有那么多仁义道德，讲究无情。真正的自然就是把这种情不当回事，当然有情也好，无情也好，都是自然的。道家也不是刻意地压抑人的感情，而是任其宣泄，宣泄完了就完了，不要去维持什么东西。也没有担什么责任，更不要去建立一种规范，去规定这个情应该怎么样的。情感怎么能规定？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所以这就叫做“性情中人”，是“真性情”。新世纪以来，我们现代的年轻人比较推崇这一点。现在一般都推崇性情中人，一个人做事率性而来，率性而为，他做的一些事哪怕有些不妥当的，大家都原谅他，因为他是性情中人。我们朋友中经常讲，某某人冲撞了别人，某某人不礼貌等等，但是人家一句话就化解了：他是性情中人，他历来都是这样，他率性而为，大家都原谅他。这是合乎道家的、甚至于佛家的这个原则的，就是什么东西要自然而然，不要做作，不执着于表面功夫，虚假是最要不得的。
所以新时期以来遭受最大摧毁的就是儒家的那种“应当之爱”，它是一套忠孝节义的功夫。对80后来说，差等之爱，如孔子所讲的，对父母和家人，对亲戚朋友的爱，如今你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了，但是他主要是靠起码的恻隐之心在维持着。我们80后，在座的也有80后，你对你父母的爱今天是什么？当然也不排除有的人看了儒家的书，觉得应该爱自己的父母，但是很多人就是觉得父母很可怜。周洋就是认为父母很可怜，劳碌一世，为了自己，为了这个家，于是有一种恻隐之心，维持着孝道，维持着对父母和亲人的爱，包括对亲戚朋友的爱。原来那套说教在年轻人里面已经很少有什么市场了，尽管今天一直在弘扬，但是真正接受的人恐怕还是少数。有一些乖乖女、乖乖儿，从小背诵了一些经典，当然不排除他们可以用这些经典上面的话，因为这些经典上面的话他们背熟了嘛，他们可以指导今天的实践，指导今天的生活，但是我相信他们很快会明白过来。其实一般说伦理道德的爱只有基于恻隐之心，才有一点点真实。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天生的，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不光是你的父母，哪怕是陌生人，他救了你，他养了你，也会如此。我们有些被拐卖儿童，人家买了他，但是人家把他养大了，爱护他，你总有一种恻隐之心吧，虽然他不是你的父母。这样的爱才有点儿真实。所以你的父母真的值得你爱的话，除了是因为他生了你以外，恐怕还需要其他的一些理由，你的父母才值得你爱。今天的年轻人开始讨论这样一些问题，我为什么要爱父母，难道仅仅是因为他生了我，养了我？这一点儿理由够不够我爱他？能不能够促使我爱他？我的父母有什么可爱的地方？这些都需要考虑。
这是家庭里面，由此也延伸到爱国主义。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国家其实也是一个大家庭，延伸到爱国主义是自然而然的。但是也有这样一个问题，仅仅因为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我是中国人，我就必须爱中国。这与父母生了我，我就应该爱父母是同样的道理，也同样地需要理由，同样的理由不足。因为我生在中国，所以我就必须爱中国，当然是有理由的，但是理由不够。我爱中国，除了我生在中国，我是中国人，我是黄皮肤以外，还需要别的理由。这个问题在以前是不能够说的。但是现在很多中国人都移民外国，而且移民外国在今天已经不再被看做是叛国了。我移民加拿大，我移民美国，这有什么叛国呢？没有。他们爱新的国家，他们在今天也被认为是有理由的。所以一个中国人生在中国，是不是一定要爱中国，当然可以爱中国，但是除了生在中国以外，还需要有一些理由，这个是在今天已经被大部分年轻人所认可，可以说是一种共识。因为现在成为美国公民的太多了，我们现在好多电影明星都是美国公民，包括我们《中国形象》的电视片里面的那些人物很多都是外国公民，所以大家觉得不足为奇了。比如说美国人，他们除了印第安人以外，都不是美国本土的土著人，包括美籍华人，他们凭什么要爱美国？我们现在中国很多人都希望拿到美国的绿卡，那么凭什么？你为什么那么喜欢美国？肯定还有其他的理由，包括政治的理由。所以爱国主义在西方它不是一个种族的概念，它主要是个政治的概念，它不像中国，中国古来一直都把爱国看做是一个种族的概念。当然这个种族越来越扩大，到今天我们有56个民族，已经扩得很大了，但是还有别的民族。所以这种爱国主义如果凭着种族的概念来理解是狭隘的，今天的那些爱国愤青，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只要有机会，我相信他们移民欧美跑得比谁都快。这是爱国主义，这种爱属于社会伦理、道德政治方面。
另外一方面是性爱的问题。我们刚讲了爱有两个层次，一个是伦理道德层次，再一个就是性爱，就是两性之爱。在中国这个问题历来是不能说的，性爱的问题是不能说的，或是要说也要把它放到家庭婚姻关系这个框架里面来谈，在这个框架里面两性之爱被称之为“恩爱”，夫妻的恩爱。为什么有“恩”？因为夫妻协同完成了人生最大的使命，那就是传宗接代，一个人完成不了。你单有父亲完成不了，单有母亲也完成不了。所以父亲和母亲相互之间是有恩的，否则有什么恩呢？那么既然是恩它就要求报答。所以由此可见，恩爱其实并不是自然的爱情，爱情并不要求报答，本身也不是报答。如果你为了报答而爱一个人，那么这种爱肯定是假的。我们稍微看过一点儿爱情方面的书或者小说也会知道，为了报答一个人就嫁给他了，这种爱情是假的。通常我们讲爱情是自私的，正因为自私，所以在中国一讲到爱从来都是丢人的事情，比如说两个人相爱了，结婚了，已经生孩子了，但是两个人从始至终从来没有说过这三个字“我爱你”。我没有说过。我相信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没有说过，当着自己的爱人面说我爱你，但是用英语可以说，”Iloveyou”，那很自然，因为在外国人那里很自然，但是用汉语说出来，说不出口，觉得肉麻，觉得像触电一样，像演电影一样，说不出来。所以我们通常要换一个字眼来表达，为什么我们不能说我爱你呢？我们要说“我对你有情”，这就好说了。我对你是有情的，甚至还要加上：我对你是有“情义”的。你这个人无情无义，这是两个人关系好的时候，夫妻·之间，爱人之间关系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情来代替爱。甚至有时候连情也说不出来，我们就只能说“对你好”。两夫妻，我们可以说他们“感情好”，但是更形象的说法是“他对他老婆真好”，这就暗示着说他真“爱”他老婆。但是一般不这样说，中国人不习惯，觉得说出来很肉麻。改个说法，这样说出来就比较坦然了。他对他老婆是好，有事实为证。爱和情这两个字有什么区别？当然有区别，爱和情有区别。爱是主动的，情是被动的，情是感于物而动，感于天地之气。天地之气感动了我，于是我就有了情了。而爱是自发的，是自由意志，是自己选择，要把自己暴露出来，要自己站出来，让人家来评说，中国人历来不习惯于这样做。
所以在中国，不以婚姻为目的的爱都是受到指责的，而以婚姻为目的的两性关系呢，却又不一定有爱。你不想结婚去谈恋爱，这个是不对的，但是结了婚有没有爱情呢？这个不一定，而且也不需要。以前有句话叫做“先结婚后恋爱”，先结婚再说，恋爱嘛，以后再谈。住在一起久了，总会有点儿感情的。这个感情你也可以叫做爱，也可以叫做情。传统的多妻制把夫妻关系变成了一种政治关系，一个人可以讨好几个老婆，为了在这几个老婆中间如何摆平关系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今天也是这样，一个当官的有二奶、三奶、四奶、五奶，那么如何摆平他这几奶，这个需要非常大的政治智慧，没有这个政治智慧你当官？你还欠一点儿。首先把你这几个老婆摆平了，你才能够把你工作上的事情摆平。这都不是真正的爱情。真正的爱情只能够是一对一的。西方的基督教主张一夫一妻制，我们中国人1949年以后也推行一夫一妻制，最近这个澳门的巨富何鸿樂，据说有四个老婆。那是历史的遗留，现在已经不允许了，不是合法的。何鸿燊的老婆都是合法的，因为他是根据当时的法律，那么根据现在的法律只能是一夫一妻制了。为什么是一夫一妻制，我们想过没有？仅仅是为了减少家庭矛盾吗？不是的，而是因为爱情它不单是肉体的结合，同时是一种灵魂的结合。灵魂是不可分成各个部分的，每个人的灵魂只有一个，是别人不可分享的，所以真正的爱情是两个灵魂的结合。在基督教堂举行结婚仪式的时候都是这么说的，你们是两个灵魂的结合。但是我们讲了，中国人没有灵魂的个体性的观念，他们认为灵魂是一种气，充塞于天地之间，它不具有个体性的。既然它充塞于天地之间，那么他就可以弥漫于一切人身上，他就可以花心，他就可以移情别恋，因为他弥漫于天地之间。比如说《红楼梦》，还有《废都》，里面的主角他都可以把他的爱情分到十几位女子身上，因为他爱的并不是一个特定的灵魂，而是一股天地之气、自然之气。《红楼梦》里面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是天地之精华，天地之精华特别钟情于女儿，所以他爱女儿是爱那种天地之气。而他自己渴望融化在这种天地之精华里面，所以哪怕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感情那么好，但是他同样可以同时爱别人，当然也爱薛宝钗，也爱其他人，这个没有什么区别的。当然林黛玉和薛宝钗互相之间也有吃醋，谁才代表真正的天地之气？还有一番争执。总而言之，中国人对于爱情他不是一对一的观念，但只有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才是真实的爱情。当然不是说终身只有一个配偶，也不一定。但是你不能同时爱几个人，因为灵魂的概念他就是个体性的，西方的一夫一妻制是建立在这个之上的。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有一夫一妻制，以至于今天还有人在鼓吹要恢复一夫多妻制，也还有女权主义要建立“一妻多夫制”，觉得这都无可无不可，因为他们都有理由，他们都能讲出一番道理来。但是就是没有讲出来为什么一定要一夫一妻制，这个道理何在？其实这个道理就在于人的爱情应该是超越于肉体之上，甚至于超越于自然之上，自然天地、天地之气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低层次的，爱情应该是一种精神性的关系，人与人的精神性的关系，它只能是以个体灵魂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这就看出来，中国人之所以不理解这样一种爱情，是因为中国的人格并没有独立，他不可能体会到爱的真谛，他顶多能够体会到情的感动。情是可以弥漫于自然的，弥漫于大海，弥漫于山川，弥漫于万事万物，它并不是个体性的；但是爱一定是个体性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年轻人已经去掉了很多的旧框框，但是基本上还没有能够建立起新型的人格基础，性爱关系处于暂时的混乱之中。我们现在的性爱关系，80后、90后漫无头绪。大家左突右突，不知道出路何在。像木子美对做爱很专业，但是那根本不是爱，大家都知道，她自己也知道。但是她否定，有什么爱啊？爱就是做爱。张贤亮也早就说过了，所谓爱就是做爱，进入到90年代我们就已经明白了，爱情那都是假的。这只能说明他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情，这是关于爱的问题。

(四)中国人的怕，中国人的恐惧

怕死是人的本能，刚才讲了，一般来说，人都是怕死的，中国人也怕死。但是在某些情况之下，中国人不怕死是出了名的。比如说朝鲜战场上面，志愿军不怕死。每个士兵的小命并不值钱，为什么不值钱？因为他们在日常贫穷的生活中，随时都有可能饿死、病死、夭折，所以在站场上他们也不怕死。当然除了这个以外，他们还有崇高的理想，还有荣誉，还有战友的激励，还有对于死后家人受到优待的期望。在古代也是这样，古代士兵作战，当官的就鼓励他，你战死了以后，我一定给你厚葬，善待你的父母，优待你的子女等等。这个不足为奇。那个时代在我们中国的农村，一家有好几个孩子，甚至有十几个孩子。有的生下来就是准备死的，因为当时那个成活率很低，能够留下一半就不错了。像我的母亲，我的外婆生了11个孩子，就剩下我母亲一个。这是非常低的成活率，你别看中国人那么能生，但是他们的死亡率非常高。所以志愿军出生贫苦人家，他们早已经把生死不当回事，人都是要死的，早死晚死而已。与其受苦而死，不如早点儿死，死了以后还得到很高的荣誉，可能还划得来一些。所以有的农村人，死了以后被赔偿几十万，现在提升到100多万，村里人很羡慕的。他们家死了一个人就换来这么多钱，一辈子都吃不完了。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中国的士兵大大优于美国士兵。我们说美国兵都是少爷兵，怕死。美国人确实怕死，一旦死到临头了，马上举手投降，他还要留条命去享受呢。但是中国士兵是宁死不当俘虏，在这点上，在气势上，就胜过美国兵，胜过联合国兵。为什么说朝鲜战场我们能够屡次战胜联合国军，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其实到了“民不畏死”的程度，已经是生不如死了。但是只要是生活还能够过，那么中国老百姓怕死怕得很哪！老子那句话是在极端的情况之下说的，比如说揭竿而起。民不畏死是因为他生不如死，所以他才不畏死，如果他还能过得下去的话，那么一般老百姓是怕死的。不是到了逼得活不下去了，就不会造反。这是中国老百姓的传统，所以很多人都说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统治的老百姓，最好的良民。中国人通常的精神面貌就是胆小怕事，不敢冒险。在今天这种情况尤其明显，我们今天看到，特别是在社会上，我们看到胆小怕事的中国人到处都是。真的有一个人出来敢于怎么样，敢于见义勇为的，那是极个别的，而且往往没有好下场。所以现在到处盛行的是犬儒主义，做缩头乌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人自扫门前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是我们的生存智慧。《水浒传》的电视剧里面有个主题歌，“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只是表明了人们的一种向往，人们都向往有一位不怕死的人，有一位义士出来摆平，自己好当缩头乌龟。

前几天有朋友给我看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里面就是一位男青年在糕点铺里面吃蛋筒，仅仅为了一个蛋筒的缘故就打人，毒打那个糕点店的女店主。那个女店主怀孕了，反复地打，一直打到这个怀孕的女子流产，而旁观有好几个男店员，都是年轻小伙子，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来制止这种可耻的行为。连喊一声都没有，只是旁观，甚至于躲开，走开。显然谁都不愿意沾上这样的事情，他们只求明哲保身。从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心怀恐惧，那种巨大的恐惧，生怕沾上一点儿什么事情脱不了身。像那个药家鑫杀人也是一样，开车把人家撞伤了，然后回过头来再把人家用刀捅死，也是出于恐惧，就是害怕她将来找麻烦，一点小小的麻烦他都怕成那个样子。我想在任何一个西方社会发生这种事情，都会有人出来，至少大喝一声吧？至少阿斥一下，不说他动手来阻止，或者是帮助，且不说，至少要怒斥一下这种行为。这种行为太不道德了，你一个年轻男子去打一个怀孕的女子，你算什么英雄？然后我看了这个视频都觉得令人发指，觉得热血沸腾。今天怎么会成这个样子？当然我在那个时候会怎么样做，我也不敢预料，我是不是就会介人其中，这个因为我没经过，我不敢打保票会做出什么事情来，但是作为旁观者我认为不可思议。但后来转念一想，中国人这种怕是有道理的，并且他们并不是完全没有道德，你不能说这些旁观者不帮助别人、不见义勇为就是完全没有道德。比如说你们设想一下，如果这个挨打的人是他的亲人，比如他的姐妹，那么他肯定会要站出来制止，基本上，绝大部分情况下，我想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有人来殴打你的姐妹，当着你的面你能不出来阻止吗？甚至于即使为此要付出生命代价也在所不惜，这是有可能的。你打了我们家人了，那还得了，你这样殴打是不行的。所以你要说他恐惧，或者懦弱，或者不道德，要看什么情况。一般来说，中国人的勇敢与其他的民族相比并不逊色，我们通常讲中国人是勤劳勇敢的民族，这种勤劳勇敢在今天并没有减少他的分量。但是中国人的勇敢用在了其他的地方，因为中国人的道德是家庭道德，缺乏的是社会公德，对社会上的事情他可以退缩，但是对家庭里面的事情他不会退缩。由于这样一个传统，所以我们的公共权力目前也面临着被家族化的危险。我们的公共权力，我们这些当官的，也被家族化了。一个县委书记，他的家族，他的家里大大小小的亲戚，近亲、远亲全都安排他们的职务，这个政权就成了他家的。家族化有这种危险，本来是公共权力，结果变成了家族权力。所以中国人被称之为“一盘散沙”，我们以前都认为是指中国人每个人都各顾各，其实这是不对，至少是不准确。中国人不是各顾各，而是每个人都各顾自己的家，是这样的一盘散沙。每一家都是一个原子，但是每一个人并不是一个原子。如果各顾各反而好了，但是不是这样，每个人都跟自己家里人抱成一团。当然抱成一团还可以扩展，也许不一定是自家人，但是自己的亲戚、朋友、熟人到同乡。比方说你到一个陌生地方去，同籍贯的，同是湖南人，我们到广东去打工，我们湖南人可以结成湖南帮，都是由某种关系、某种类似于家族关系的关系结成一个团伙，是这样的一盘散沙。我们中国到处都是这样一些团伙，是团伙性的一盘散沙，并不是单个人的一盘散沙。所以我们中国人的勇敢也是有的，但是一般来说，多半都放在维护家族利益和团伙利益方面。团伙利益其实也是某种家族利益，因为所谓团伙就是称兄道弟，江湖义气，结拜兄弟，我们虽然素不相识，但是我们可以结成为类似为家族的那样，类似于也有一个家长。黑社会也有家长，有老大，有底下的马仔，总的来说是一个家族的原则。所以总的来说我们的勇敢是放在维护家族利益方面，那是很勇敢的。黑社会打起架来也很勇敢，不怕犯法，不怕死。为了维护家族利益，中国人直到今天依然连死都不怕，腐败起来“前腐后继”。因为贪官的腐败，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可以说绝大多数是这样的，是为了维护家族的利益，所以前腐后继。为什么不怕死，为什么杀了一个又上来一个，杀了一个又上来一个，就是因为他们很勇敢。他们在维护家族利益方面，他们不怕死。当年朱元璋靠酷刑，所谓“剥皮实草”来吓唬这些贪官，但是仍然没制得住贪腐。那么到了今天的腐败，有的人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更是已经成了气候，恐怕很难制得住。
所以我们今天叫那些少年儿童来背诵《三字经》，来背诵《孝经》，背诵这样一些经典，其实是加强他们的家庭道德，是为今天的普遍腐败打下更牢固的意识形态的基础。贪腐的根源并非个人主义，而是家庭集体主义。这个孩子长大了，如果按照他们所学的去做，就会为了自己的父母或者是妻子儿女，不顾社会公德，除非这个公德是由一个更高的大家长、皇帝来保障。在以前封建时代，有私德，有公德。公德是由皇帝来保障的，其实还是皇家的私德。但是我们今天共和国没有皇帝了，那么这个社会公德靠什么来保障？难道靠那些掌握权力的贪官来保障？他们为了自己的家族利益可以扭曲法律，可以滥用法律，这就没有人来保障了。如果我们将来不想恢复帝制的话，我想还是不要让娃娃们学这些东西为好，即使是按照有些人的意见，删掉其中的某些话，也不解决问题。有的人说里面有些话要删掉，否则会误导孩子。钱文忠讲了，说将来孩子们会吃亏，吃什么亏？就是让他们更加诚信了就会吃大亏，因为诚信，老实人吃亏嘛，他是这样理解的。我的理解跟他不一样，确实会让他们吃大亏，但是不是因为教给他们诚信，那是吃小亏。一个诚信的人吃的是小亏。但是按照这些经典教给他们的是对自己家人诚信，对外人不必诚信。对外人为什么要诚信？他又不是你们家的人。我们说世上只有妈妈好，我们只有家里的人最可靠，那么我们就结成一伙了，其他的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我管不着。社会公德要惠及到“路人”，当然我有条件的时候，可以照顾一下。没有条件的时候，我首先保证我家人的利益。因为对自己家人诚信，对外人不必讲诚信，所以他们将来长大了会成为贪官污吏。你以为那些贪官不讲诚信？他们对自己的老母亲、对自己的亲戚朋友诚信得很！你读了《三字经》，你读了《孝经》，你按照那样去做，将来不贪我很怀疑，我觉得会更贪，因为他更维护家庭、裙带关系。所以看起来，这些人维护家庭关系暂时可以得到一些便宜，比如说他贪了几千万，但是最后会害了自己，比如说判死刑，在这个方面会害了这些孩子。这方面我倒不希望他们胆子太大，我希望他们胆子更小一点儿，可能还好一点儿。当然最大的伤害是把他们变成假人，变成虚伪的人，是精神上的伤害。如果不是这种家族集体主义，如果真的只是个人主义，只要他不是变态，像巴尔扎克笔下的高老头，变成一个吝啬鬼，像果戈理笔下的泼留希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财产，但是还舍不得，连一个钮扣都要捡起来，这是变态！只要不是这种变态，如果真的只是一种个人主义，他的贪婪倒可以是有限的，因为人一辈子到底需要多少，这是可以算得出来的。哪怕你活100岁，你能需要多少东西？你就要贪那么多钱吗？最近这个铁道部长刘志军被抓起来了，据说他受贿8个亿。我就不知道，他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今天来的路上跟出租司机谈起这个事情，他说那是为了他子子孙孙哪。我说为了子子孙孙，那要多少年哪？因为一个王朝顶多也才两百多年，他这8个亿可能还不止能够保他们家两百多年。他为子子孙孙，子子孙孙无穷匮矣，因为子子孙孙的家族链条是无限的。所以他如果是个人主义，他这一辈子并不需要花这么多钱，花不了。很多贪官在临死之前后悔了，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所以他还是家族主义在作怪，我要那么多钱我就可以保证儿子，保证孙子，我的曾孙子，世世代代能够保证衣食无虞，而且过奢侈的生活，可以超越所有人之上。
所以我归结，我们时代的怕和恐惧，主要是在社会公德方面。我们怕多事，怕见义勇为，怕惹事上身。我们不仅不敢承担社会责任，而且还热衷于为虎作怅从中分一杯羹。这并不是今天才有的现象，这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有的劣根性，我们这个社会上这种人太多了。而知识界今天流行的又是专门为传统文化护短，唱赞歌，没有一点儿批判精神。我觉得在这方面，深感无奈和无力。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谎言的力量》，我们历来认为谎言遇到真实就会不攻自破，其实不是的。谎言遇到真实，它也比真实更有力量，只要你不断重复，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所以我深感真实的无力和谎言的力量强大。有没有出路呢？唯一的出路，我还是那句话，只有继续坚持不懈地启蒙。这就是我今天讲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

提问环节

提问1:谢谢！邓老师欢迎您回长沙！我这里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你刚才不断地提到道德启蒙的重要性，但是在社会生活中是不是思想文化也有它的局限性。在任何的国家都有这些不开放的思想，那么我觉得这种东西是不是要更多地站在制度层面来解决问题。比如说任何思想它都可以把事情说得头头是道，比如你说为人民服务，我不一定认为他是错的，但是如何做到是个制度问题，不是思想理论问题。那么很多有很左的思想的朋友可能他也人际关系很好，他也可以跟另外的人去交流，我觉得是不是进入这样一个自由的、公开的这么一个平台，还需要建立制度层面的东西？不完全是一个关于启蒙的思想方面的事？
第二个我刚才听您说谈到那个性的问题，我想您的意思是不是指性跟爱是可以分离的，也就是说灵魂的伴侣是只有一个，但是性伴侣不一样就是不止有一个？是不是隐含着这样一个命题？
还有第三个就是我也看到你在一些大学的讲演，还有哲学教学的视频，然后看得比较云山雾绕，我想请问就是哲学的这些东西，它到底是一个比较高深的一个玩艺儿，还是说非常地对现世起作用？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我在后面也阐述有。就是最近这一段时期，世界针对北非、阿拉伯世界那一带有些报导，他们把这个自由民主付诸实践，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自由是不是一个形而上的抽象的东西，还是可以在现实生活中付诸实践。这就是我的三个问题。谢谢！
邓晓芒：下面提问最好集中一个问题上，让更多的人得到机会。不过我还是觉得这三个问题很好。
一个是启蒙要靠制度来保证，这个我非常赞同。我历来也是这样看的。我主张启蒙也要研究这方面，就是能不能通过启蒙来建立一种制度？要建立能保障新的原则、保障我们新思想能够贯彻，能够不受压制的这样一种制度。制度当然是我们的目标，但是我觉得这个里头有这么几个问题，就是说有的人认为仅仅是制度问题，对思想的解放、对思想的工作这些不是主要的，只要把制度建立起来，其他的都会好，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儿片面。所以我觉得像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有两个层面的，有一个层面是专门搞制度的，像搞经济的、搞法律的，还有一个层面是像我们做人文的，就是文史哲的这些方面。那么文史哲这些方面不能够直接进入制度，他们做的工作是在人的思想这一方面。那么我觉得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你没有好的制度，你的思想不能铺开，也不能得到承认，也不能得到实现。另一方面，如果大家的思想还是很陈旧，这个制度无非是一些条款，你在法律上制定几个条款，能否解决问题？如果大家都不认可，法律条款如果没有得到普遍的文化心理和民众思想的认可，那么实际上是推动不了的。我们通常讲法不责众，办法是很好，但是推行很难，执行难，执行不了，法律就被架空了。所以资本主义国家法律也要考虑老百姓一般思想水平，考虑它的可行性，那么这种可行性就有赖于思想的启蒙。所以我历来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有两重任务，一方面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我是大力赞同的。另一方面要同时进行思想上的开拓、思想上的启蒙，要达成某些共识，至少在知识分子里面要清除某些毒素。虽然现在思想非常混乱，但是还要努力去达成某些共识，要加强启蒙的力量，然后制度才能够发挥作用，这是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第二个问题就是性和爱是否可以分离，我觉得可以这样回答，它们是若即若离。爱一般来说不能够离开性，它本来就是起源于性，青春期性的萌发时期才开始体验到爱的那种力量，显然它是有性作为基础的。但是是不是就一定是完全结合在一起，我们也看到有时候，两个人完全没有性生活，但是有爱。像史铁生在他的《务虚笔记》里就谈到这种状况，一个残疾人可不可以有爱？他失去了性功能，他有没有权利爱？这个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里也讲到过，一个人如果失去了性功能，那么他能不能够得到真正的爱？这个就需要一种升华。在现实中来说呢，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的，就是只有爱没有性作为基础，但是也可以爱得很深的。但是这种爱得很深的，还是要有一定的性做最后的基础，就是说他升华了，在那个层次上面，在高层次上面可以运作，但他最初还是从性升华而来的，而且也不能完全否认它还是有一些性的因素在里面，只不过已经很淡了。当然我不鼓吹这种爱，我觉得所谓柏拉图式的那种精神恋爱，它本身仍然是不完美的，最理想的情况，是爱和性相互和谐。光有性没有爱那肯定不是爱，光有爱没有性，那也不能算圆满的爱。当然光有爱没有性，他可以说他超越了性，他的精神恋爱有他的高层次，这是我们追求的理想。但是理想没有现实的基础，他不能持久，你可以爱她一时，但是能不能爱她一辈子，这个很值得怀疑。而且他往往可能会是虚假的，他没有这个基础他可能是建立在自欺之上的。所以他还是不圆满的。这是两者之间的关系，有点辩证法的味道。
第三个问题就是哲学是不是有现实意义？我觉得哲学应该有极大的现实意义，特别对中国人来说，在当前的时代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我当初在武汉大学哲学系的时候，在一次讲座的时候我就讲过这个问题：哲学是最现实的。当时在座的有学经济学的，有学法学的，他们都不满意，他们认为经济学是最现实的，赚钱，发展经济，那不现实吗？我说哲学是最现实的，比你们那更现实，为什么？因为哲学的现实是思想的现实，它是每个人的思想的现实。你讲的那些经济、政治，有可能是现实的，但也有可能不是现实的，你把美国那一套经济学拿到中国来，能够现实吗？你把教科书上的政治经济学搬到现实中能够是现实的吗？通过比较，恐怕只有哲学所接触的现实更现实，国人的思想目前达到一个什么水平，他将向何处去，将来要变成什么，要接受什么，要发展什么，要弘扬什么，这都是思想的现实，它甚至与每个老百姓都有关系。当然许多老百姓不会讨论这些问题，但是你从哲学的眼光谈这些问题可以激起共鸣。所以我认为哲学本身是有现实意义的。我当初学哲学也是着眼于它的现实意义，才学它。如果仅仅是谋一个饭碗，或者是为了赢得某些地位，那我不会学哲学。
你刚才讲到这个自由，比如说自由的概念，这是个哲学概念。现在阿拉伯世界掀起了一场“茉莉花革命”，当然这个对中国也有影响，但是呢，在中国这样一个概念还是停留在你刚才讲的形而上的层面，因为中国的这个自由的概念并没有搞清楚。当然阿拉伯世界也没有搞清楚，这个事件纯粹是政治性的，它不是哲学性的。但是我希望将来中国的政治改革要走一条比较理性的道路，要能够建立在对自由、民主、人权、法制这些概念的真正的理解之上，而不是一种道听途说，或者是一种误解、一种歪曲。否则的话，即使政局有变动也未见得是好事，当然不变动也未见得是好事，这些事情我们都不能支配。我们中国人大家都不希望天下大乱，但是都希望能够进行一种体制内的改革、一种平稳的过渡。当然事情往往不是人所能够预料的，所以这方面我们知识分子的力量很弱，这个不是我们讨论的问题。但是我们有一点儿知识分子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为将来中国真正走上自由民主和法制的道路奠定理论基础，奠定社会共识。这个基础如果奠定了，那么即使没有大规模的，或者是革命了，或者是造反了，或者是非常伤筋动骨的这种变动，中国也会变。但是如果这个东西不具备，那就没有希望。我觉得今天中国的老百姓的这种观念，包括知识分子的观念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所以我觉得，当前知识分子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启蒙，还是在这一方面首先要达成共识。否则的话，即使你将来目的实现了，由你来干，你怎么办？这个社会你怎么搞？这个社会现在已经这样了，你怎么样跟以前完全不同，而且又能够维持得住，要稳得住？你心里还是没有把握的。所以将来这个路究竟要怎么走，我们还要继续探索，这是我对三个问题的回答。谢谢！

提问2:欢迎邓老师回到长沙，也欢迎邓老师明后两天在中南大学的讲座！你今天多次提到一句话“中国向何处去”，这是1968年你的朋友杨小凯先生写的一篇大字报的题目。然后我想提的问题是，这里提到从佛教、从宗教、从哲学宗教角度探讨这个时代的爱与惧，你更多地讲到的是哲学，而你的朋友杨小凯在去世之前写了“我的见证”，你如何看待杨先生从他年轻时代的思想，最后还是回到一个宗教的终极关怀的问题？谢谢！
邓晓芒：宗教的问题，我是比较感兴趣的。我刚才讲了，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你可以多种选择，选择你的信念，比如说我本人不信宗教，我可以说是唯物主义者，当然也可能是因为长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教育。你要我相信上帝，我很难做到。但是我通过反思我发现，其实中国人真的都很难做到，你真的像西方人那样相信一个超越的、彼岸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都很难，不光是我很难，中国人都很难。杨小凯也很难，杨小凯当年出国去美国的时候，不久给我来一封信，他说我现在处于儒家和基督教之间的两难选择中。因为杨小凯受家庭影响和正统的教育，学校的教育从小就是要忧国忧民，想要治国平天下，想要像他的母亲一样做国家的栋梁。为这个国家出谋划策，这是他的理想。也可以说他一辈子都没有摆脱这种理想，到死都没有丢掉。但是在信仰方面，他开始有动摇，后来就听说他入了基督教，我也看过他的见证。当然我自己因为不信教，所以我不被他感动，我觉得我不认同，但是我很尊重他的选择。因为信宗教毕竟有他的理由，而且我觉得一个人有信仰，总比没有信仰好。我虽然是一个唯物论者，但是我力图建立起一种唯物论的信仰，我曾讲到过，唯物论是什么信仰？就是信仰一种理想的，在现实生活中追求不到的，但是又必须去追求的东西。比如说真善美，绝对的真、绝对的善、绝对的美、绝对的自由。这些都是我可以把它当做理想来追求的，它可以使我的人生有一个寄托。但是这显然就不是一个宗教了，因为我没有相信一个上帝。有这样一种信念，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说就够了。但是如果有人要信佛教、信基督教、信道教，我都不反对，我觉得他如果是真信的，都是有好处的。因为这些宗教它都是教人向善的，叫人追求超现实的价值，当然搞得不好也有可能发生宗教冲突，但中国人历来没有这个担忧，中国人的战争都不是宗教战争。西方人容易走极端，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都容易造成一种宗教冲突，因为宗教的原因而打仗，中国人没有这个，中国人是世俗的，是政治化的。所以我想中国最适合于多元化的信仰。在这方面我倒是觉得杨小凯的选择无可指责。但是对他的宗教信仰的内容本身我还是有我的看法，因为我看了他的见证以后，当然我不是基督徒我很难评价，但是从一个旁观者的眼光来看，我觉得正宗的基督教徒应该还不仅仅是那样一个层次。他的见证很多的内容又是非常世俗的一些内容。就比如说我得了病了，后来教友们都帮我祈祷啊，然后我的病好了，于是我就信基督了，我觉得这还是带有一种功利性的。当然任何一种宗教都有功利性的层面在里面，但是都必须有待于提高。基督教也有功利性的层面，我相信他那种教会团契，大家来为他祈祷，来为他驱病，这在西方世界也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信了基督教以后就没有病了，就不上医院了，就怎么怎么样了，有的人就发财了，或者是怎么样，就满足了愿望，这都是低层次的。在《圣经》里面也讲奇迹嘛，瞎子复明了，跛子能走路了，这也是一种说法，但是这都是一种引导。在基督教里面，在正宗的教会解释里面都把这种东西当做一种仅仅是引导，真正地要入教会，要成为一个正宗的真正的基督徒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其中一个最大的工作就是要意识到自己的罪、这是基督教徒特有的，杨小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也许我没有看到。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有罪？好像还没有，那么你没有意识到自己有罪？原罪，这个罪不是说你干了什么坏事，而是说你有原罪。比如自由意志就是原罪，自由意志它有可能干坏事，也有可能干好事。你有这种意志，你就有干坏事的可能，这就是你的原罪。有没有这样一种原罪感，有没有这样一种忏悔的意识？当然杨小凯入教没有多久就去世了，我相信如果他更多地思考一下宗教信仰的问题，他可能会达到这个层次。至于目前他所留下的这种情况，我们只能够说他是处在一个初级入教的阶段。由他身上我们也得到一个启发，就是现在在中国大地上流行的这些教派，不管是基督教也好，佛教也好，道教也好，最初都有功利的诉求。通过信仰，然后就满足了功利的诉求。有些即便不是功利的诉求，也是比较功利的。比如说烦恼，去除烦恼、忧虑、焦虑这些东西，我信了佛教以后，这些东西就去掉了，无烦恼了，因为佛教是去掉烦恼的。但是我觉得真正的信仰除了去掉烦恼以外，还有一个功能，比如说基督教，基督教也是能够让人去掉烦恼，但是基督教还有一个功能大概是佛教不具备的，就是承担罪责，承担生命的使命，承担痛苦，而不是排除痛苦。要承担痛苦，上帝让你痛苦，是让你扮演一个角色，你要完成上帝的使命。如果有这一层那就是一个基督教徒了，如果没有这一层那还是一个···你可以说是佛教，佛教徒叫做放下重担。我在香港道风山基督教研究所做研究的时候，看到那里有一个做祈祷的地方，那是佛教和基督教融合的一个地方，叫做莲花洞。莲花洞里面，一进门就是一个横幅：“放下重担”。基督教也讲放下重担，但这更像佛教，“莲花洞”嘛，佛教也讲放下重担。但是回过头来，这面墙上也有一个横幅，叫做“背起十架”，这个就是基督教的了，这个就不是佛教的。就是基督教除了放下重担以外，还要背起十字架，它放下物质世界的重担，而要背起精神世界的十字架。这就有一种提升，那就跟驱病哪、强身哪、健身了，这种祈祷啊，获得什么功利的，物质的满足、许愿哪，跟这些东西不是一个层次了。我对宗教的看法大体上是这样，因为我没有信过任何一个宗教，只是一个旁观者的看法，也许在座的教徒们会反驳我，我非常愿意倾听，谢谢。

提问3:邓老师您好，我就想问一下，因为你前面已经讲过中国一定会走上一个民主与法制的道路，那种权贵资本主义是不会成气候的，但是我们中国现在的政府部门似乎没有很赞同这些，没有那种意识，而且知识分子也缺乏担当，我就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够一定会走上那个法制的道路？这是一个没有哲学的问题。
邓晓芒：我觉得中国的问题只能吃中药，我不太赞成那种暴力革命，或者是流血啊，有的人崇尚那种东西，我觉得那种东西在现代社会都不是很现实。而且你一旦使用了暴力，它本身有它的两面嘛，你一旦使用了暴力你还止不住，你还放弃不了，否则的话你就身败名裂，你必须紧紧抓在手里，那么它就会有负面的作用。我现在还是比较强调，知识分子里面也有比较温和的，谈不上共识，但是至少是多数人的意见吧！就是认为最好的情况就是和平过渡。那么和平过渡在中国只能够按照渐进式来进行，因为中国这样的国家它是一种家族式的国家，它的国家水平很低，所以我们只能指望中国自己的过渡，也就是一代一代的领导者，他们的思想，因为他们的社会环境在逐渐起变化，他们的思想一代一代会有所变化，这个接班人，那个接班人，也许他的政策会有所不同，他会根据时事的变化而作出某些内部的体制改革。现在总的来说我觉得很难有什么希望，但是我唯一的期望恐怕还是在这里，就是能够进行一种和平的交接、和平的过渡，像台湾的蒋经国那样的不流血的过渡。当然现在还看不出苗头，现在权贵资本主义的利益集团这个势力太大，但是随着一代一代的人长江后浪推前浪，社会形势的改变会有所变化，这种变化你可以说是社会变化，同时也可以说是一种自然淘汰，因为一代一代的人更年轻。我们的社会历史通常都是按照自然规律来衡量的，比如我们说“一代”领导人，这个“代际”就是中国特色。我们为什么要讲“代际”，其他的国家都没有这个说法，叫什么“代际”？美国总统已经有多少“代”了？没有这种说法，而只说多少“任”。只有中国人说代际，就是中国人还是用一种家族血缘式的关系来看待国家历史。那么既然已经是这样了，我们只能够寄希望于这一方面，就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的更新，是不是能够逐渐生长出有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因素？但是我们不能消极等待，我们必须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对于研究知识、文化和思想的人来说，我们的力量很小，我们不掌握权力，但是我们在这方面，在启蒙，在思想方面，我们可以做能做的工作。这是我今天所讲的内容，也就是能不能在知识界，在文化界，在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心目中引起一些共鸣，引起一些共识，哪怕没有共识，我们可以引起一些讨论，把这个问题变深入，这是我抱有希望的。总的来说我对今天这个社会，对中国的近期的前途是比较不抱希望的，好像看不出什么起色，目前来说。但是唯一的我能做的事情就是在这里，希望将来有改进，静观待变，这是我的态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