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没有超越性的信仰
我今天要讲的话题是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信仰的问题。取“我们为什么没有超越性的信仰？”这个题目，换言之，也即“中国人为什么没有真正的信仰？”——是因为这是我自己经过长期考虑的一个问题，多少年都在纠缠地想这个问题。
起因还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那是一次轰轰烈烈的理论探讨。也就是在那个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中，暴露出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信仰的问题。这个讨论一个核心的目的也就是想要恢复我们的信仰。当时觉得我们的人文精神、道德理想失落了，希望可以恢复。但是经过90年代之后十年的讨论，现在看应该可以说是无功而返。也就是说我们既没有通过讨论树立起一种信仰，也没有搞清楚所谓的信仰究竟是怎么回事，实质何在。所以自从九十年代以后进入21世纪，中国人可以说不但没有把失落的信仰建立起来，而且可以说是变本加厉。我们今天可以说是日益沉沦，包括知识分子、教育界、学界，这些比较清高的部门。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们什么时候有过真正的信仰？》，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有过真正的信仰？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过真正的信仰，那我们讲人文精神失落或者信仰丧失了，那就是一个假命题。真正的信仰，我认为是那种不会因为时间、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的，那才叫真正的信仰。这种信仰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过？也许有人马上就会反驳说，中国人怎么没有信仰？中国几千年来，历来也有一些优秀人物，特别是在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了理想和天道奉献了自己的生命。这难道不是信仰么？信仰最集中的体现就是脍炙人口的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以来怀抱的一个理想，也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的信仰，张载把它集中地表达出来了。
我们今天也有人在提出要恢复张载提出的这种理想这种信念。当今时代为什么失落了呢？我想可能是因为这种信仰本身经不起时代的考验，它随着天地、生民、往圣、万世含义的改变而改变。就是说，张载提出的理想，当时有特定的前提。当时的天地是那个时候的天地，那个时候的生民是当时的老百姓，往圣是当时老百姓心中的圣人，万世也是受时代条件变化而变化的。就像梁启超说的，我们近百年来，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比如说“天地”，我们今天的天地和以往的天地就大不一样，我们以前讲的天地是非常局限的。但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登月，神舟六号飞船已经上天了。你为天地立心，但是天地已经失去了心。天地不仁，科技驱魅，科技把自然界的鬼魅都驱走了，但是神也无处藏身，天地也无处藏身。士大夫知识分子已经被今天的大学毕业生取代了。至于“立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么我们今天已进入到了全球化的时代，各种民族、各种文化形成了地球村，按照人口来算，我们只占其中的五分之一。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提出“为天地立心”的命题，就显得有些太狂妄自大。“生民”也不是那个生民了。当今世界，民主大潮汹涌澎湃，民众再也不需要一个圣人为他们立命。他们已经能够自立其命了，这是当今世界的大潮。从发展的趋势来看，老百姓不再需要一个救世主，而是渴望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西方很多发达的国家，在民主体制方面比我们先行一步。他们的生民不再是两眼望着上面，嗷嗷待哺的子民，而是自己选出自己的领导人。这时候生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往的圣人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张载那个时代，“往圣”无非就是孔子、孟子。而现在，孔孟儒家只是一派，放眼世界，有苏格拉底，有耶稣，有卢梭，有康德，还有马克思、尼采。世界已经多元化了。我们知道了世界上有那么多各不相同的圣人，有什么意义呢？就是可以破除盲从我们有选择了。以往我们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孔孟之道。而今天我们鼓励大家的创新精神。今天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凡是那些压制我们的创新精神，鼓励盲从的往圣，都将后继无人，都将成为“绝学”。只有促进人类创造的往圣才会后继有人。我们现在可以选择自己要继承什么样的往圣。
张载他们心中的“为万世开太平”，就是天下都平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是孔子早就提出过的。也就是通过平均主义就可以达到天下平安、太平，可以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是我们的理想。但是，这个概念不是一个发展的概念。万世如一，没有发展，甚至是退回到了三皇五帝的时代。那个时代人跟动物之间是没有多少区别的。张载的思想看起来好像气吞山河，其实是非常狭隘的。从这些可以看出来，他只是盯着我们几千年的这个政治格局，是一种政治实用主义的理想，或者说是信仰。他提出来，就是为了维持几千年以来的天道，也就是政治体制模式。后来朱熹对这一点表达得更加明确。他认为中国古代的那些学说“其高极乎太极无极之妙，而其实不离乎日用之间”。那些学说很高深，达到了太极、无极，但是实际上还是要落实到人的刚柔善恶，日常化的生活里面。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是说天人合一。你讲到天上，讲得玄而又玄，最后还是要落实到日常生活中来。所以这是一种缺乏超越的理想。中国人所谓的君子实际上是非常实在的，非常世俗化的。正因为如此，也是不稳固的，太受世俗生活的影响，会随着天下世道的沉浮而沉浮。不像基督教的那种“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基督教的信仰不会受谁当权的影响。我们今天讲爱国主义，中国历来的爱国主义是和忠君分不开的，因为中国的国向来是由君来代表。从屈原开始，爱国就是忠君，忠君也就是爱国，这个很明显。到了王国维，也是如此。关于王国维的自杀有一种说法，王国维是以身殉葬，殉的是清王朝。其实他效忠的那个清王朝是异族统治者，他早就在当亡国奴了。但是他的那种举动看起来居然是一种爱国的举动。因为按照儒家的传统，只要那个朝代有一位明君，能够在全国推行儒家的那一套政治体制，那么谁当皇帝都没有关系。所谓华夷之辨，最后就归结为一种文化的区别，就不是一种种族的区别了，甚至不是一种血缘的区别了。如果说，你可以奉行儒家这一套，那你就是华夏。反之，即使你是汉族人，但是如果你违背了儒家学说，你就是夷狄。确实是有这么一说的。所以，只要有一个明君，可以代表一个儒家体系就可以了，爱国不爱国，其实是无所谓的。这就是新儒家讲的“内在的超越”。新儒家讲，儒家学说有一种超越，但是这种超越不是西方的外在的超越，而是内在的超越。有人说这话本来就是矛盾的，内在的怎么超越呢？超来超去还在其之内，还是在世俗生活之内。但是儒家也认为这是一种超越。他有理想，他不是为了个人私利，他为了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的目标奉献自己的一切，有一种理想主义。但是这个理想的目标是不是超越？
屈原的爱国主义，我们下面来分析一下。屈原在他的那个时代奉献了他的一切，屈原奉献了生命给他的祖国，包括楚怀王。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楚国已经灭了。后来到秦二世时，项羽造反就是要恢复楚国。项羽打的旗号就是“张楚”，把楚国张大、扩张。项羽倒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他把咸阳打下来以后回去当他的“西楚霸王”了，不像秦始皇那样，他还是执著于自己的祖国，把其他地方封给其他人。现在我们把屈原和项羽比一比，好像没什么可比性。说起来都是张大楚国，但是项羽当时提出的爱国主义，我们已经没办法认为是爱国主义了。因为当时国的概念已经扩大了，当时国的概念已经是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国。所以那种爱国主义是相对的。我们现在纪念屈原、推崇屈原也不是说要纪念那个楚国，楚国这个概念已经无关紧要了。主要纪念他那种精神能够为一个国家献出自己的生命，忠心耿耿。所以，我们看爱国主义要看它的内容，它的内容是相对的，识时务者为俊杰。清刚建国的时候很多人不愿意出来做官，但是还是有人认为清朝是代表当时的正统，应当识时务者为俊杰啊，所以爱国主义就变了。在这个表象后面，我们可以看出信仰的根基是不稳定的。特别是在朝代更替之际，元代宋，清代明，到底哪一个是爱国主义，不清楚。这个概念已经失效了。这就是中国传统的信仰。它总是随着世事的变化而改变。一个东西总是变来变去，呈现出一种相对性，我们很难说它是真正的信仰。所以我说我们中国从来没有过真正的信仰，意思就在这里。所谓真正的信仰，是不随世俗事物的改变而改变的。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信仰呢？因为我们过去认为信仰的那些东西已经不符合我们的时代，已经改变了。而反过来想那是不是真的信仰呢？就应该怀疑一下了。
第二个我要谈的问题就是，什么是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与宗教是分不开的。我们通常都认为中国人虽然有信教的，但是缺乏宗教精神。我们的宗教总是被当作手段而不是终极的信仰。宗教也有不同的层次，按照黑格尔的划分，宗教有三个层次：自然宗教、实用宗教、自由的宗教。自由的宗教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自然宗教包括迷信、巫术在内，就是原始宗教。原始宗教是不是宗教？应该说包含宗教的因素，但是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后来的宗教当然是从这里面发展来的，但是它本身包含太多非宗教的因素。比如实用、情感，像很多人类学家说的，早期的科学观念、技术，都包含在里面，包括人类日常生活的种种需要也在里面，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还没有截然划分开来。宗教作为一种精神生活应该是和物质生活分开的，是纯粹的，但是在自然宗教里面是和自然界，和人们自然的生存没有截然分开的。它不是一种精神生活，它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
实用的宗教稍微要比自然宗教高一点。我认为中国传统的儒教就处于这个阶段。黑格尔把罗马宗教也归入其中。罗马宗教也是很实用的，建立一个宗教，然后把那些信教的人统一起来。罗马帝国很大的版图，如果没有宗教统一是没有办法维系下去的。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所谓“神道设教”，孔子对宗教的态度就是一个“神道设教”的态度，孔子自己是不谈宗教的，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他自己是不谈的，但是他又要借助于神来形成一种他心中的社会秩序。比如孔子很主张祭祀，祭山神，祭天地。但是，他强调你在祭祀的时候心一定要诚。“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你在祭祀的时候，应该就如同神在你前面那样恭恭敬敬。这句话，本身就表达了孔子一种神道设教的思想。他并不相信真的有那个神，但是既然你做出了那个样子，有了那么一套程序，你就必须一丝不苟，你要心怀恐惧。心怀恐惧并不是说真的有一个神在威胁你，而是说你要做出有神在威胁你的样子，做出恐惧的样子。所以这是一种实用的宗教，比巫术更高级一层了，已经不太信神了。巫术迷信那是真的信，只不过那个信神和信物质世界没有区别。到孔子时期，人类的知识水平提高了，他知道老百姓信一点神是有好处的，要让他信一点。而且当前的统治者也要装出信的样子，这样我们的统治就能长治久安了。
所以孔子的这个儒教你也可以把它叫作宗教。但是这种宗教骨子里是排斥自然宗教、排斥迷信的，虽然它也要利用自然宗教，并且把它抬高到一个比较规范的层次。但是儒生一般是比较倾向无神论的。很多儒生都是唯物主义者，说天地哪有什么鬼神？我们根本不信。但是涉及祭祀，涉及礼，涉及社会秩序，他们又认为祭祀要郑重其事，心要诚，诚则灵。这是他们实用宗教的一个层次。所以孔子、儒家学说这一套东西，实际上是对中国原始宗教的一个摧毁或者是一种扬弃。很多儒生都是反对迷信的，但是在皇帝面前他们也要找一些所谓祥瑞啊，所谓暗示啊，所谓象征啊，来说明某种“天意”，最终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这个实用主义在儒家那里主要是政治实用主义。当然在老百姓那里也会有日常实用主义，就是我信一个神，信一个佛，就会带来很多好处，比如平息自己心里的愤怒啊，安慰自己的痛苦啊。国家采取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可以维持国家政治的安定。所以儒教可以说是介乎自然宗教和政治教化之间的一个东西。
我不太主张把儒家说成是一个宗教，我也会说儒教，但我觉得这个“教”是政治教化的意思。尽管它里面也有一些神、天，这种类似宗教的说法，但是这种说法里面并没有虔诚的信仰。它是用来达到它的政治目的的。所以它从自然宗教里面超脱出来，就上升到了一种政治教化。所以，中国的神话不发达和儒家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古代有很丰富的神话，但是经过儒家的解释之后都把它历史化了，世俗化了。比如中国古代神话里面说“黄帝四面”，意思是说黄帝有四张面孔，这是神话。但是孔子对此的解释就是黄帝面向四方而已。再比如神话里面说“夔一足”，就是说夔这种怪物只有一条腿。孔子的解释就是夔这种动物只要有一个就足矣。这就把神话全部解构了，解构成历史，解构成我们的常识。所以孔子他是利用这种常识来维持社会的安定，把那些怪力乱神的东西统统扫除干净。虽然他有时候会利用一下，但是他自己是不相信的。所以儒教不是真正的宗教，但是带有一种宗教的色彩。它的特点就是在儒教里面精神和物质没有清楚地区分开来，所以它不能说是真正的宗教。你就说儒教两个很重要的概念，一个就是“气”的概念，一个就是“理”的概念。气的概念和理的概念的特点就是既可以看成是物质的，也可以看成是精神的。气是最明显的，在汉语里面可以用气来组成的词语多得不得了。而且大部分时候是用它来表达一种精神性的东西。但是这个词根是从我们说的气息来的，从阴阳二气这些概念来的。理的概念也是这样。理就是玉石里面的纹路，但是把它上升为天理、天道，宋明把它上升为理学。气的哲学和理学道学，这都是精神和物质不分，或者说天人合一，精神和物质合一，都有这样一种特点。
真正的宗教是要把物质的东西清除以后，单独提升出精神的概念，比如说灵魂的概念。中国古代也有灵魂的概念，但是中国古代灵魂的概念不是纯粹精神的，而是被看作一种物质现象或者是某种“气”。王充讲人死如灯灭，就是理解为一种物质现象。民间也是这样认为的，比如某人丢了魂，他母亲就会到外面去喊魂，这都是把灵魂看成了一种物质的东西。那么什么是真正的信仰呢？它必须是对一种纯粹精神的，也就是超越物质世界，超越世俗生活的东西，有一种信仰。真正的宗教也必须有一种纯粹精神性的概念，比如说思想，纯思想。纯思想这个概念中国是没有的，某某人的思想可以构成他的灵魂，这概念中国是没有的。宗教就必须要有这样一个纯粹的灵魂的概念。由这样一种纯粹灵魂的概念，派生出一种人格神的概念。这个神不是山神、河神等跟自然界混合在一起的神，就纯粹是一种人格的神。像基督教的上帝，创造世界并不是凭物质手段，就是凭他的思想。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不需要任何材料，就创造出了整个世界，说有什么就有什么。后来神学家说上帝连说都没有说，因为如果说了你就会问上帝说的是什么语，希腊语还是希伯来语还是英语。上帝没有嘴巴，也没有嗓子，也没有声带。上帝就是凭借纯精神，创造了万物。这就是一个纯人格神的概念。他有思想，他有自由意志。上帝就凭借他的自由意志创造出世界来。上帝有意志有思想，但是没有物质，他可以创造物质。
中国的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是一个人格神，而只是拟人化的道德神。中国的天代表一种道德秩序，这种道德秩序，实际上是按照人间的道德秩序组成的，而人间道德秩序则是由自然血缘关系构成的。天的道德实际上就是人间的道德，其实也就是人所理想的一种道德。既然如此，在人世间，任何一个凡人，只要他心血来潮，他都可以认为自己代表了天道，甚至如果觉得自己悟道了就可以替天行道。但是这种悟道不是跟神有什么精神上的相同，而是在行动上的自觉。我大公无私，我一切都是为国家、人民着想，我就是替天行道。因为天道不是别的东西，就是代表国家、人民的利益。从思想上来说很简单，就是这么一回事情。但是从行动上来说，我就可以成为圣人了。这时候再加入一些自然宗教的因素就可以形成神灵附体、迷狂这样的状态。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领袖都要借助这个东西。每个人都可以自认为这样。这带有一种民间巫术的色彩，但是理论根据就是儒家的凡人也可以代表天道，可以替天行道这样的一种概念。
所以，我们看中国人的信仰不是一种真正的信仰，它表现出来有两种形式：一种就是表现为一种被动、依赖的方式，信什么是出于一种依赖性，一种依赖感。吃斋、念佛，在日常生活中间每一个普通老百姓都可以悟道。佛教传到中国以后，给了中国老百姓在精神上一个很大的生存空间。每个人吃斋念佛就可以超升到彼岸世界，可以摆脱痛苦。但是这些都是不离开日用的。就像朱熹讲的再虚无缥缈的东西，你最后还是要落实到日用。在佛教的善男信女们那里就是求得善果。如果命不好，通过这种修炼可以摆脱很多痛苦，可以得到解脱，这是一般老百姓的一种信仰，是非常被动的，带有一种依赖性。主要是寻求解脱，一种精神安慰。当然基督教也寻求解脱，也有这种功能。但是基督教还有一个更高的功能，不仅仅是解脱痛苦，还要承担痛苦，这是佛教所没有的。当然如果你解脱了，你也就可以说你是承担了，但那只是因为你不去想了。基督教不是这样，它让你面对你的痛苦，把这看成是上帝对你的一种考验。基督教有非常残酷的禁欲主义，禁欲主义佛教也有，但是佛教传到中国以后，禁欲主义色彩已经大大地削弱了，特别是禅宗。禅宗讲“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可以喝酒吃肉，可以结婚，没有什么禁欲主义了。但是基督教就是让你面对人世的痛苦，真的让你面对一种禁欲主义。这个禁欲不是为禁欲而禁欲，而是为了上帝，为了你的灵魂，为了超升。所以当你面对痛苦的时候有一种积极的态度而不是逃避。在痛苦里面生存，这就是基督教不同的地方。
这是一种中国人的信仰形式，另外一种信仰的形式，来自知识分子、士大夫。历代士大夫，代天地立言，替天行道，献身于世俗的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知识分子的一种信仰，归根结底就是为人民谋福利。我不否认为人民谋福利是很高的一种精神境界。但是这只是一个层次，解脱人民的苦难，解民于“倒悬”，“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在物质生活需要方面解除老百姓的苦难，这个当然很了不起。但是还有更高的，不仅仅是解决他们物质生活方面的苦难，是不是可以进一步解脱他们精神上的苦难呢？这个就不在中国士大夫的考虑范围之内了。士大夫主要是关心人民的疾苦，生老病死这样一些痛苦。但是老百姓的精神怎么样士大夫是不关心的。士大夫自己当然有精神，这个精神就是关心老百姓的肉体，而老百姓不需要有精神，只要他们安居乐业，达到小康就够了。
所以这两种信仰，不管是老百姓的还是士大夫的，都不是真正超越性的。老百姓的信仰，我们当然可以看作是唯物主义的，就是为了解脱痛苦，消灾灭病，或者是为了发财，为了得子，去求神拜佛，这是唯物主义的。那么士大夫的这个信仰同样的也没有根基，不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精神，仅仅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当然，提高物质生活也是必要的，但是到此为止，没有想过要提升老百姓的精神生活。因此一旦达到了天下太平，必然导致自身腐败。因为物质水平达到了，在过上幸福生活以后我们的精神水平没有因此而提高。有饱饭吃了以后干什么呢？那就堕落嘛。因为精神上没有寄托，只是为了活着。因为我们一旦活着就失去了活着的意义。我们今天腐败当然有很多的原因，但是如果在文化精神层面找，就要找到这方面。就是广大老百姓没有真正的信仰，知识分子的信仰也仅仅是为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上上下下都没有超越性的信仰，精神就没有寄托了。
真正的信仰应该能够提高人的精神层次，能够提高人的自由水平。我们经常讲自由，但是自由有很多等级，是有不同水平的。最基本的就是生存权，但是这个水平远远是不够的。生存权有了之后就会要求财产的自由、政治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要求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标等等。所以真正的信仰可以提高人的精神水平，也就是可以提高人的自由的素质。我们今天讲素质教育，什么是素质教育？主要就是自由的水平。体现在创造力上面，就是突破原来的水平而创造更高的水平，超越原来动物式的生存，离动物式的生存越来越远。真正的信仰应该有这样一种功能。它是纯粹精神的，它不会因为贫富、苦乐或者世俗政权的转移这样一些外在政权的变化而改变。真正的宗教是建立在一切人都是自由的基础上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黑格尔把基督教定义为自由的宗教，马克思也很赞同这一点，说基督教是“作为宗教的宗教”，是绝对的宗教，达到了这样一个纯精神的层次。为什么说它是自由的宗教？
就是因为它能够在自由的水平方面把人提升一步。当然今天看来这一步还不够。至少在马克思看来，基督教虽然把人从原始的蒙昧主义，那种自然宗教提升上来，但是它本身又造成了蒙昧主义。所以真正的自由还应该超越基督教的这种层次。这个我们且不去管。但是至少基督教可以达到一种人人都是自由的这样一种自由意识的水平。黑格尔把基督教世界自由的水平归结为这些人已经意识到一切人都是自由的，东方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罗马知道一部分人是自由的，那么基督教世界已经知道了一切人都是自由的。在这个水平上面，我们可以把基督教称为自由的宗教。基督教有这样的优点，所以它能跨越时代、地域、种族等等的界限，使人变得高贵，同时也使人变得谦卑。它把人提升上来，但是同时也使人意识到自己的卑微，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这两方面是相通的。所以它能给人带来一种内心的力量和生活的勇气。我们刚刚讲了它使人有一种承担痛苦的能力。当然它也有安慰和麻醉作用，这一点和佛教有相通之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个作用都是有的，但是基督教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另一方面。
基督教的信仰为什么恰好在西方产生出来呢？我们要追溯到西方文化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结构，就是西方人的自我意识结构。要追溯基督教对上帝的信仰是怎么产生的，就要追溯西方自我意识是怎么构成的。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已经形成了一种个体性的人格，就是人是一个个的，从古希腊很多哲学家对于社会契约的论说可以看出来，社会是由一个个的原子，也就是人，结合成了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社会。西方人有一个传统，就是个体人格的传统，个体人格就促使西方人对自我意识进行探讨。每个人对自己内心的精神结构，应该进行一番探讨。这个在新柏拉图主义那里，还有很多学派那里都进行了探讨。基督教在这个基础上就产生出来了。怎么产生的？所谓上帝，无非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异化形态。西方的上帝，西方的神是一个什么形态？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就揭示了这一秘密，认为就是人自己的异化形态，就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异化形态。自我意识的异化为什么就成为上帝呢？这是由自我意识本身的结构所导致的。
我们知道自我意识就是这样的一个意识结构，就是我不仅仅是在意识，而且我意识到我在意识。也就是我跳出我的意识来看我自己。你是有意识，但是你老是意识到别人、万物，你还没有意识到你自己，这个不算是真正的自我意识。有自我意识的人，把自己看作是万物中的一员、一分子，然后站在他人的立场上看自己，形成了这样一种结构。或者是形成了这样一种习惯，习惯了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用别人的眼光来看自己，这就是自我意识了。应该说凡是人，不管是东方人、西方人还是原始人都有这样的一种功能。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看自己，用别人的眼光来看自己。人本质上是社会的，这就体现为他的自我意识，他能够用别人的眼光来看自己，同时又用自己的眼光来看别人，把别人想成自己。“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能够具有同情和理解，能够与他人一起借助这种同情和理解结成一个社会，那么从这里就生长出自我意识来了。
但是这种自我意识作为每个人意识结构中的细胞，它有一种生长起来的倾向。就是说你光是站在别人的立场来看自己，就是把自己当作对象来看，这还不够。因为当你把自己当对象来看的时候，你已经跳出作为对象的自己了。这个被你所看的对象已经不是真正的你自己了，真正的你自己就是那个跳出去的你自己。你站在旁人的立场上，你把自己想成旁人来看自己，那么这个旁人才是真正的你自己了，这个看的人比这个被看的更是你自己。所以就需要对这个看者，对这个跳出去的你自己再加以观察，再加以对象化。你刚才没有把它当作一个对象，现在你把这个跳出去的自己又当作一个对象来看待，这个时候你又跳出去了，你不断地后退来追溯我究竟是谁。
这个就很玄了，这个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做到的，一般的人只能做到我作为一个旁人来看我自己，就完了。但是如果能够把这样的一种自我意识不断地后退，我要追溯的不是这个被看见的自己，而是那个正在看的自己，那就推向无穷后退了。所以这个自我意识本身就具有这样一种倾向，或者本身就具有一种无穷后退的结构。只有具有这种无穷后退的结构，才能够称之为真正的具有自我意识。一般人都有这种能力，通常说谁不知道用别人的眼光来看自己呢？将心比心嘛，中国人也会。但是能不能够无穷后退、追溯？中国人一般追溯到某一点就停止了，这就是真我了，这就是佛性了，这就是真正的自己了，就再不去追溯了。但是基督教徒们有这样一个特点，他可以不断地往后退，退到最后，就是一个无限的自我，这种无限的自我，他们把它叫作上帝。你总要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你知道我是有限的，作为我来说，我总是有限的，总是退不尽的，我总是要无穷后退的。于是我就设定有一个上帝，那是高高在上的，它是我的真我，它已经把我的任何世俗的东西全部清除掉了。包括我的世俗的痛苦，我的爱和恨，更多的时候是我的物质需要、享受···全部清除掉，它是一个纯精神、纯思想。因为无限的纯精神、纯思想，那就是上帝了，那就是神。
所以基督教的神是这样形成的，它是通过自我意识的不断后退而形成的。在西方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间，他们好不容易才把这个纯精神的神通过无穷的后退建立起来。那么这样一个上帝，这样一种信仰，它的基础是什么？它的基础就是首先你要有自我意识，你要有个体意识，你要有个体有限性的意识。个体意识就是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我就是这样一个有限的个人，但是我有一种无限追求的倾向，无限后退的倾向。在有限里面包含有无限，在这个意义上上帝在我心中，我的有限性里面包含有无限后退，有一种要求，那么我就把上帝设立起来作为我信仰的对象，这个对象是完全超越的。
那么我们搞清楚了基督教信仰的结构以后，我们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第三个问题了，我们为什么没有真正的信仰？这个问题就很明白了。为什么没有真正的信仰？恰好是因为中国人的个体意识不独立，追问的自我意识不成熟。通常讲我们中国人的宗教意识不发达，这当然是一个历史事实，而且这个历史事实一直到今天还是个事实。比如说你说我本人，你要我信上帝，到今天还是不可能的。上帝是什么？你讲得再多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中国人你要他真的相信上帝，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退一步说，至少，像西方的基督徒那样相信上帝，把上帝看成唯一的真神是不可能的。中国也有一些基督徒，东方、日本、韩国都有一些基督徒。但是，他们往往同时又信上帝，又信佛，又信财神菩萨，又信关云长···他们信很多神，据说韩国和日本信徒的数量超过他们人口的总和，每个人都信好几个神。这就不是真正的信仰了，不是纯精神性的信仰。
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举一个具体的事情，比如说得了癌症，那就去信基督教，去信上帝。这样的人不少，他会为了一个具体的目的去信上帝。而对于我来说，我还是保持我的无神论，觉得要我信那个东西未免有点自欺。但是你要我信一个气功大师倒是有可能，气功大师真的可以让你治病。1990年代，我去听过几个气功班，练过一两年的气功，把我的腰椎间盘突出练好了。这个我信，它很有可能。所以中国人很难达到那种真正的超越性的信仰，中国人信仰的是物质，或者说他信仰物质胜于信仰精神，即使我们信仰精神的东西也必须是物质化了的精神，或者是为了达到物质的目的。我信仰一个理想，就是要让人人都有饭吃，这个理想今天已经实现了，我们中国现在已经很少有人饿死了。这要感谢袁隆平，还要感谢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现在没有听说哪里饿死人了。所以我们信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在它还没有实现的时候你可以去追求，甚至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显出你精神的崇高性。但是，它是一种物质化了的精神，它是以物质为目的，加上天道、天理，包括气···这些东西都是一种物质化了的精神，它没有达到像西方的“逻各斯”那样的一种纯精神。逻各斯你当然说是还不算很纯，只有真正的思想才纯，但是它已经够纯的了，它是语言、话语。
我们今天为我们没有真正的信仰而悲哀，我觉得这不是我们信仰的失落，而是发现了真相。我们真的没有信仰，我们应该做的不是去捡回失落了的信仰，或者去坚守我们的信仰，或者去顶住什么污染，或者说打出什么旗帜、旗号，像张承志他们所鼓吹的，“要顶住！”我们要做的不是这些，我们应该做的是反思我们几千年来没有真正的信仰原因何在，并且我们要深入了解西方宗教信仰的根基何在，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有的人认为我们可以把西方的基督教引进中国，像刘小枫主张把基督教引进中国来，基督教的爱心、信仰、虔诚引进中国来。这几年好像没听说了，有几年闹得很响。但是这个是很天真的，他们没有去探索基督教的虔诚、爱心的根源何在，你要把它贸贸然引进来，那不是一句空话吗？你要让中国人相信，你自己都不信，你怎么能让人家信呢？你顶多像孔子那样神道设教、愚民政策，你让人家信，你自己不信。我们没有真正的信仰，这是一个表象，我们刚才讲了，它的实质其实是我们没有真正独立的个人，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内心独立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上的需要。我们没有精神生活，我们的精神生活其实都是跟物质生活混在一起的，我们的文化、娱乐不就是搞笑、寻求刺激吗？没有真正的精神需要，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没有从群体意识里面独立出来，人类的发展最初是群体的，人群，人从猿变来，它一开始是群体的，而这个群体跟自然界是天人合一的，是天人未分的。所以原始人类的精神一开始是群体的，他的思想一开始也是群体的思想，是一种物质化的思想。这是人的原始本性。
到了儒教，中国人进入了文明的门槛，儒教开始第一次使天人有了分别。儒教讲天人合一，但是它最初是把天人分开了。所以道家像老子、庄子都批判它，指责它，说你把天和人分开了，你把人的自然本性压抑了、歪曲了，这是说儒教。儒教最初把天和人分开，比如说破除了迷信，自然宗教在儒教面前解体，使得中国文明在当时处于世界先进文明之林。儒家在这里是很有功劳的，把天人相分，把人从原始宗教、自然宗教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但是另一方面儒家在提升人的同时并没有把个体提升起来，而是把个体更深地沉入到了群体里面去了，即“天人相分”，但是没有把“人人相分”，把天和人分开了，但是这个人还是群体的人，不是个体的人。个体的人始终沉没在群体里面，孔子讲“仁者人也”，人的本性就是仁。这是二人关系，每个人都是一种关系，每个人都处在一种关系网中，就他个人来说是毫无价值的，只有在关系中，作为一个网上的纽结，他才具有他的真正的价值。
这是儒家的所谓内在超越，就是在群体中、在历史中来寻求个体的安慰，人就陷在这个网里面。80年代有个人写了一首诗，就是一个字：“网”。人生就是网，人生就是一面网。中国人都是在这样一种生存状态下，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处在关系之网里面，怎么能够发挥他自己的个体意识？怎么能够独立出来呢？那么，他在这面网里面，一方面他不能得到独立，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得到了很多好处。就是说他不是要一种更高的超越，他不需要一个上帝，他的精神困苦都可以在群体中得到安慰，在群体的这个网中得到解脱。只要你对别人采取一种仁义道德的态度，那么别人也会对你报以这样的态度。你有痛苦大家会来帮助，你有烦恼大家会来给你解决，你受了冤枉大家会给你平反。哪怕今生今世不会平反，历史也会给你得出最终的结论。所以文天祥的那首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要相信历史，汗青就是历史。我死了不要紧，我留名青史，历史会对我做出公正的评价。所以我相信的是这个，群体、社会、历史，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不会被欺骗的，他们会做出公正的评价。只要你做到仁人、君子应该做的事情，那么人们就会做出公正的评价。这就是得到安慰了，我受了多少苦，遭了多少难，那都不要紧，只要有这个安慰就够了。这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士大夫们通常采取的人生态度。
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他们看到了这面人生之网的正面，就是说当你成为群体里面的一员的时候，你就有了精神性，人就有了精神性。人跟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在这个群体里面知道自己的位置，人以群分，人知道自己的本分。荀子讲人和禽兽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人懂得“分”，就是人是按照一种秩序分成等级的，你知道这种本分你就是个人了。动物是不知道这些的，动物是凭蛮力，充当牛群、马群或者兽群的首领，就是凭谁的力气大。但是人就不是这样，人有一整套的礼法、规范，这就是人的精神性。所以中国人当他成为群体的时候，他就具有一种精神性。这种精神性是一种群体的精神性，不是个体的精神性，不是个体的灵魂。中国灵魂的概念很不发达，特别是精神性的灵魂、思想的灵魂，这种概念基本上没有。就是因为中国的精神性是一种群体的精神性，是大家“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同心同德”···是这样一种精神性。这种精神性是一种被孟子称之为“浩然之气”的东西，它以“气”的方式体现出来，这是最恰当的。中国人的精神为什么要以气的方式体现出来？孟子讲这种浩然之气，它是充塞于天地之间，无孔不入，整个世界宇宙都充斥着这样一种气。孟子也是一个气功大师“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他善于养气，每天晚上他要养“夜气”。所以当他养气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他的丹田之气和天地宇宙万物是相通的，充塞于天地之间，使他的心胸得到了一种“至大至刚”的开拓，具有开阔的心胸，无愧于天地之间。但是精神以气的方式充塞于天地之间，这种精神就没有和物质世界真正地划清界限，带有一种迷信色彩。气功当然带有迷信色彩，气功里面有很多迷信色彩，比如为什么能治好病，就是诚则灵，信则灵，信则有，不信则无。当然也不否认有科学道理，但是它还是有自然宗教的巫术和迷信的色彩。
所以我讲气的哲学它带有迷信的残余，而且它的实质是一种情感性的，不是理性，不是逻辑，也不是知识，它带有一种情感本体论。李泽厚不是讲中国哲学有一种情感本体论吗？把情感当作万物的本体，万物都是有情的，天地都是有情的。而这种情感最根本的是一种血缘情感，自然界生生不息，所谓生生不息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自然界生出来的，生出来当然血缘上是相连的、相通的，所以这种情感是一种血缘情感。儒家就是以这种血缘情感作为它根本的出发点，就是所谓的孝道、亲情、阴阳、天地、男女等等。这套规范是已经规定好了的，一套天理天道、三纲五常。它本来是立足于自然情感，但是一旦成了规范以后就违背了自然情感了。这一点道家对其批判是最多的，就是你儒家已经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了，你的那一套规范已经把自然情感压抑了。它本来是从自然情感出发，但是一旦把它规范化，它就非情感化了。情感是不能规范化的，情感怎么能够划分出等级来呢？情感按照自然的形态不是能够用等级来规范的。但是儒家并没有感觉到这点，它认为这就是情感，父母生了你就应该有情感，你就应该有爱心，应该爱你的父母，这就是一种应该的情感。通过这种应该的情感儒家还是回到了天人合一，虽然他们实际上是把天人割裂开来，但是他们自己的意识里面是在做天人合一的工作。每个人都回到自己的自然情感，不就是天人合一吗？凡是偏离自然情感，偏离天道天理，偏离儒家的那一套名教规范的都是违背天道的，都是不自然的，都是脱离了本性的。他们自认为他们还是要回到天人合一。而这种天人合一实际上是人人合一，就是人和人合一，天人合一，所谓“民胞物与”，张载说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人民大众都是我的同胞，和我有血缘关系，天地万物都是和我相通的。但是实质上最强调的是人和人之间是合一的，人和人一条心，他人就是我，我就是他人，宇宙就是我心，我心就是宇宙。
这样一来我的信仰，不管我信仰什么，都是在信仰我自己。信宇宙，信万物，信他人，都是信我自己。而都信我自己，归根到底就是什么都不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结构，当一个人只信自己的时候他实际上就是什么都不信了。因为真正的信仰必须以谦虚为前提，信仰的必要条件就是谦虚，你真正信了就必须谦虚。因为信仰的对象跟你相比是高于你无限倍的一个对象，你在它面前应该谦虚。你不要以为只要你内心信了，就可以跟它相通，你太骄傲了。你以为你自己信了你就信了？你对你的信仰不抱怀疑？没有任何一点怀疑？这样的人往往是一种假信仰，真正的信仰是对自己信仰不断地拷问，不断地怀疑，不断地陷入痛苦，我是不是真正地信？这才是真的信仰。基督教徒为什么一方面信，另一方面保持自己的谦虚呢？就是说基督教徒不断地拷问自己，对自己的内心有一种拷问，我是不是在真正的信？有时候甚至对自己的信仰绝望，我恐怕是信不了了，所以我祈祷上帝，给我信仰吧！祈祷上帝，借助于上帝的无所不能来使我信仰，这种人是真正的信徒。反而那种自以为是、唯我独信的那种人是假信徒。在中国这种人特别多，特别是那种“左派”，“唯我独左”，只有我是最真诚的，你们都不如我。所以他可以对这个审查，对那个整肃，打击这个，打击那个，只有我是“左派”。他们缺乏一种谦虚，就是缺乏真正的信仰。因为他们所信仰的对象不过是日常世俗的对象，一个凡人，一种世俗的思想，本身没有超越性，所以他们自认为可以代表这个对象说话和行动。这种信仰所支配的行为不过是“为王前驱”、“奉旨申斥”而已。所以当我们中国人有信仰的时候往往就自以为很了不起了，我们自以为自己有信仰的时候，就要决定他人的命运了，因为我是替天行道，代天说话。我能够代天说话，我当然也可以代他人说话，我可以代你们说话，我可以为你们好。你们如果执迷不悟，我给你们指出方向和归宿。这种人叫作圣人，也叫救世主、大救星。但是这种人其实并不和他人在精神上相通，他仅仅是为他人谋利益，比如说为老百姓谋利益，但是精神上并不和老百姓相通。他能够了解老百姓的疾苦，但是他并不了解老百姓的精神需要。
所以圣人并不是真正的有什么思想，他自己关心的只是老百姓的疾苦，关心这个世道、历史规律、历史方向，在这些方面动一些脑筋。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思想，比如说耶稣基督那样的思想，那样的超越的思想。所以圣人在中国通常都是一些立德、立功、立言的人，所谓“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这样的人就是圣人。他们的标准就是对老百姓有恩惠的人。谁对老百姓有贡献，有恩惠，不需要他有什么思想，只要有这些，就能够成为圣人。比如说关公，关圣人，他没有什么思想，其实很简单——忠、勇、仁、义，勇和义都不是什么思想，忠和仁不过是一种情感而已。虽然圣人没有思想，但是圣人是不能反对的，谁反对圣人那就是坏东西了。圣人也不能商榷，和圣人商榷、讨论问题，那是不行的。圣人已经得道了，你还去与他商榷，你不是找死吗？没有人反对的圣人是很可怕的，不能反对的人是最可怕的。如果说上帝高高在上，那还没有这么可怕。但是一个凡人，一个世俗的人，你不能反对，如果你反对他就会遭到恶果，遭到现世报应，这就太可怕了。所以圣人没有自己的精神生活和精神追求，他只有物质上和技术上的考虑。圣人是会玩弄权术的，他玩弄权术的时候还认为这不是权术，这是天道。所以说这是一种技术上的考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看准了天道，看准了历史发展的规律，看准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所以他可以不择手段，择手段的人都是妇人之仁，所谓无毒不丈夫么。所以不能够择手段，要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那我们就可以在技术方面多动些脑筋。但是他又要标榜他目标的高尚，所以必然会导致一种伪善。圣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但是又拼命地强调我的目的是高尚的，尽管我做的事情是恶的，但是目的可以为一切做辩护。
所以中国儒家的传统几千年来里面充满着伪善，所谓的“乡愿”。孔子是反对伪善，反对乡愿的，孔子讲：“乡愿，德之贼也”，但是他始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如何才能做到不乡愿，不伪善。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一代一代的儒家士大夫们充满着乡愿之徒，以至于谭嗣同对中国两千年的儒学做了总结，说中国两千年之学都是乡愿，中国两千年之政都是秦政，二者狼狈为奸。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其实很少有精神上的相通，我们向他人敞开心扉，但是里面都是空空荡荡的，只有一种情感，一种需要，一种技巧，一种秘密，但是没有思想。你向人家敞开心扉，但是没有思想，对方也向你敞开，能达到什么目的呢？没有什么精神上的相通，比如说父母儿女平常很少交流，有一天坐在一起说我们要好好谈一谈，谈什么呢？无非是情感、态度、将来的前途，但是很少在一起谈思想。传统的家庭关系就是这样的，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通常都没有精神的相通，顶多是一种裙带关系、血缘关系。你的关系多、关系广，那么你在社会上就吃得开，就可以得到物质上的关照。所谓“礼”就是送礼，所谓面子就是钱和物，这些都是把物质和精神的东西混为一谈。而这种混为一谈的物质和精神的东西所起的作用主要是维系一种群体的关系，这个群体关系是一种非精神的，或者说是伪精神的关系。所以个人在中国可以在群体里面寻求到精神的安慰，他也就不需要寻求自己个人的精神安慰了。个人没有独立出来，从来没有感到自己的孤独。中国的一般老百姓很少感到自己的孤独，有时候感到孤独了是因为所有人都唾弃他，看不起他，他认为这是不应该的。所以他要寻求周围的人对他好一点，要寻求一个使他不孤独的环境，但是从来没有意识到人本来就是孤独的，没有这个意识人生来就是孤独的。所以他不需要寻求自己个人精神方面的安慰，只要寻求一种社会的安慰就够了。中国人因此并没有一种超越的信仰、精神上的信仰的需要。这样，中国人为什么没有真正的信仰，我把它最终归结为中国人个体的不独立，中国人的个体意识、自我意识不成熟。
最后我想谈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什么样的信仰？我刚才讲了，要我信基督教的上帝是不可能的，你要我信佛现在也不可能，可能气功大师我还能相信一点，但是真正的信仰已经不可能了。我想大部分中国人恐怕都是这样，虽然他有时候自以为信了佛，或者信了基督教，但是实际上还不是。那么真正的信仰我们是不是可能有，如果可能有，我们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信仰？我想中国人还要经历漫长的历程才能够真正地走出迷信和巫术的阴影，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对于迷信和巫术，哪怕是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恐怕都还有一点半信半疑。当然也不否认有个别的人是完全不相信的，胆子特别大的，他不信这个，但是大多数人都有点半信半疑。那么实用主义的伪信仰，比如个人崇拜，也是很难摆脱的，中国人恐怕还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摆脱实用主义的信仰，或者伪信仰，摆脱个人崇拜。个人崇拜的土壤在中国到处都有，只要有一个人在社会上有点名气，为老百姓办了点好事，马上就会崇拜他。中国人的个人崇拜就是这样形成的，很容易的。但是将来是不是我们就信基督教？或者是信另外一种纯粹的精神性的宗教？这个可能性我想也不是很大。基督教在中国几百年来没有什么发展，现在当然要强一点，但是也还是发展不起来。所以说在中国真正的信仰基督教是很难的，这跟我们的文化传统相抵触。
那么是不是完全不可能有真正的信仰呢？我想提出一种尝试，我个人、本人的一种尝试，就是说我主张能不能树立一种超越一切教派或者一切宗教之上的精神性的信仰，比如说对真善美的信仰，纯精神的——绝对的真、绝对的善、绝对的美。当然这些东西都不存在，就因为它不存在，所以我们要信它。这些东西是人类精神的价值，人类精神虽然不存在这样一种绝对的价值，但是人的心中总是有的，人的一切真善美的活动都是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有时候他自觉到了，有时候他也许根本没有自觉到。既然这些目标是追求得不到的，所以它可以超越世俗，它不可能被任何世俗的个人所拥有。当然这种信仰听起来很书呆子气，在目前来说除了个别知识分子以外，恐怕老百姓是不可能有这种共鸣的。你要去追求绝对的真善美，那不是骗人吗？绝对的真善美是彼岸的，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它是现实的就没办法成为信仰了，就因为它是不现实的，所以它可以成为一种信仰。但有个前提就是个人要独立，个人要独立起来，要有个人的精神生活、精神追求。你要信仰绝对的真善美，你如果个人不独立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真善美在每个人心里面，它不是一种群体的事业，我们大家集体去进行一种艺术创造那是不可能的。当然现在的科学发明、科学发现需要集体合作，诺贝尔奖经常是好几个人联合才获得一个诺贝尔奖，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是个人的创造，从实质、从本质上来看，科学的创造也是个人的创造。善、道德、正义也需要发挥个人自由意志的作用，哪怕就你一个人你也要去追求，这才是真正的善。所以对于自己个人的精神生活和精神追求很可能是封闭的，很可能自己在那里冥思苦想，自己在那里独自追求。你说给别人听也许别人不理解，但是它是你的精神生活，是你的封闭世界。你把真善美作为你个人的追求目标，为真而真，为善而善，为美而美，不把它作为任何别的目的、手段来利用，而是把它本身当作一个绝对的目的来追求，这就可以形成一种超越性的信仰了。
那么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除了我们在自我意识方面要有个新的觉醒以外，还要有一种体制来保障。个别的人也许能够做到，但是要成气候那就必须要有个时代精神，这个时代精神会创造出一种体制，能够保障思想自由地创造、自由地发展。要有一种精神上对话的氛围，每个人自己心里想的要说真话，跟他人形成对话。说真话并不是正确的话，真话很可能是错误的，但是在对话中我们可以进行一种精神的交流，可以形成一种精神生活，这一切都有待于我们去完善、去追求、去建立。这是我的对于中国人可能有什么样的信仰作出的一种设想，当然这个最初可能是极少数知识分子，他们有这样一种想法，但是我们展望将来也不是没有这样一种可能，让这样一种思想慢慢扩展开来，被一般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那也是有可能的。一种社会思潮的形成，一种时代精神的形成，并不一定需要那么多的人去附和，只要有一批人这样做，就可以代表时代精神。大部分老百姓都是被引领的人，跟在后面的人，但是知识分子作为先知先觉者，应该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否则的话中国在信仰的问题方面那就是一片黑暗了，没有前途了。我提出的设想是不是有它的价值，至少我自己是打算这样的，处理我的人生追求，至于对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还有待于检验。
交流环节
邓老师，你刚才讲的信仰，你说真善美，你说我们没有目的，我们是一种封闭的文化。这样是不是有一点矛盾？信仰是追求一种目的，你又说真善美是封闭的，没有什么目的，这样就没有信仰，没有目的，就没有信仰？你在反思，反思有没有限制性的反思？
答：如果要反思的话，那就要对话，如果没有对话，就谈不上反思了。我刚才讲的封闭不是把自己封闭起来，现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我们要跟人打交道，我们要进行实践、创造。有不同的看法是可以讨论的，现在已经不是“文革”的时代了，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所以我今天才在这里说。我要解释一下，我讲的封闭是说，每个人有自己的精神追求，我为什么说每个人要有自己封闭的内心世界，正好是由于我们这个开放的时代导致我们今天有权利提出这样的要求。比如说每个人要有自己的隐私权，这是一种人权，每个人要有自己的思想，这个思想当它仅仅是一种思想的时候是不受任何外来干扰的，我讲的封闭就是这个意思。“文革”的时候封闭是不可能的，你所写的日记、书信都要求你交出来，给专案组来加以检查，你每天想的事都要向组织汇报，要触及灵魂。我们现在要反思“文革”就是要反对这一点，人的灵魂是不能够那样去触及的，人必须形成自己内心不可侵犯的人权，首先就表现为他的思想是个人的，你不能够强迫他坦白出来，更不能凭这一点就判他的罪。所以只有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每个人才能正当地发挥各方面的潜力，比如说对真善美的追求。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会有错误的，也可能犯很严重的错误，但是他精神上犯的错误有可能在自己的内心得到改正，你要相信人的精神只要你让它自由地发展，就会趋近于真善美，越来越接近。而真善美的绝对价值就是全人类的价值，不是你个人的价值，你这样地去追求，得益的是全人类。你做出了一项科学发明，但是得益的是全人类。你创造出了一个高水平的艺术品，那么最后全人类都会欣赏。这里有一种辩证关系，不要把它看得太片面太孤立了，就说好像一个人封闭了，就什么都干不出来了。正因为他是自己在发挥独创性，所以他才能干出来使全人类获益的事情，我讲的封闭是这个意思。邓老师，您刚才讲到将来会有个体制上的保障，能够去追求一种信仰，我想在西方国家它有一种宗教制度，每个家庭它个人会在家里进行祷告，比如说犹太教，他在吃饭前都会做这样一个动作。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说您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设想？我们中国人将来对信仰这方面的追求它在平时的日常生活是如何去执行的？
答：这方面我倒没有更多的考虑，因为我觉得外在的形式是次要的。我觉得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通常都会面对很多的困难，很多的压力、挑战，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会对人生有一定的困境，在这个时候他需要一些信仰的支持，那么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让普通的中国人去追求自己的信仰，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探讨？
答：我想我刚开始的这个设想主要是针对少数知识分子、有这个要求的一少部分人说的，就是说他们这种信仰只有一种方式可以表达出来，就是把它写成文字，进入到文化、传播，影响到一些人。而且这个影响是有一个层次的，比如说哲学影响到伦理，影响到政治学，影响到文学，然后通过政治学、文学、伦理道德这些形成一股思潮。这就会对普通人有影响。因为你首先谈到要有信仰必须个人要独立出来，那么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能不能创造出一种方式，如何让中国的老百姓在这一方面去进行自我人格上的独立？这种方式实际上就是一种追求信仰的过程。比方说祷告、祈祷等等这些方式，如果做不到的话平时遇到苦难就不会想这些东西。
答：这个目前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能不能把人从群体中、在人格上独立出来是有好处的。这是我问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谈到西方和中国人的信仰方面的比较，我想请你谈谈印度教，它也是一种信仰，它的存在的基础是什么？它跟西方（宗教）是不是有区别？
答：印度教我没有研究过。西方人有信仰，既然是人格的独立所创造的，那么同样的话，按照你的逻辑，如果有信仰的话，就必须要个人人格独立，那么在印度，印度教是世界三大教之一，印度教它的基础又是什么？
答：印度教和佛教可能有一些相通的地方，从佛教经典来看是有自我意识的。它是一种信仰，那么它的基础又是什么？
答：它是自我意识，比如说唐玄奘直接从印度带回来的佛教经典，所谓“唯识宗”，特别强调自我意识。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它的基础是不是也是个人人格？
答：我认为它跟西方（宗教）有共同点，在自我意识这方面。但显然它还没有条件发展到今天西方的个体人格，而只是一种萌芽性质的东西，后来就衰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