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的位置——答石砩先生
石砩先生的《为“大孔子学说”的情感一辩——与邓晓芒先生对话》一文，针对我的《新保守主义的理论和情感——评胡国亨先生〈独共南山守中国〉》提出了不同看法。拜读石文，一个最突出的感觉就是：该文关注的主要是情感，而不是理性。尽管我的文章中谈“理论”的部分比谈“情感”的部分要多将近一倍的篇幅，石文却仍然只抓住情感来做文章，这大概不是偶然的。石先生指责我在批评胡先生和“新保守主义”时“并没有恪守客观和理性的原则和尺度，相反带有过分强烈的情绪色彩”，并主张对胡先生的“大孔子学说”的情感“加以理性和客观的分析”。这的确令人高兴并寄予希望。但读完石文，我丝毫看不出石先生的“理性和客观的分析”表现在什么地方，无非还是用一种情感去辩护一种情感，反对另一种情感罢了。
首先，石先生认为我批评胡先生的理论脱离中国现实生活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大孔子学说’的立论，恰恰是基于对目前中国现实生活的密切关注和对中国文化前途的深切担忧”。这种论证一开始就把两个不同逻辑层次的问题混为一谈了。一种理论是否基于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担忧，与这种理论本身作为一种学说是否脱离实际，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历史上一切空幻的乌托邦，例如给现实带来巨大灾难的“文革”乌托邦，无不是基于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担忧。仅凭胡先生讲的是中国目前现实弊病的救治之法就断言他的理论没有脱离中国现实生活，这正如仅凭医生为病人看病就断言他定能开出好药方来一样荒谬。
其次，石先生在评价我与胡先生对现实的不同看法时，也仅以饱含感情色彩的语言，称我的观点“充满了乐观精神”，胡先生的观点则“充满忧患意识”。且不说“乐观精神”的对立面应是“悲观精神”，而不是“忧患意识”；就说这种简单化、情绪化的划分也是不妥当的。因为从我主张中国只有选择现代化和理性化之路才有希望，并不能推出我“充满乐观精神”，因为如石先生自己也看出的，我同时也认为，“如果不选择现代化，则只能走停滞和倒退这条死路”；相反，胡先生的“忧患意识”在谈到“大孔子学说”一旦实现时倒是一下子“乐观”起来，只要不谈如何实现的问题，他比我“乐观”得多！石先生说胡先生的“大孔子学说”“是对目前中国现实生活的一种比较客观和平实的理解。相反，邓先生对现代化的充满乐观精神的理解，倒是更多地体现了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生活时一厢情愿的态度”。我希望石先生在下这样的断语之前，先去问问那些面对现实生活的打工妹、打工仔的意见。连胡先生自己都承认他的理论“显得孤独无依”“苍凉及无奈”，在现实中没有着落，石先生却把他的意思“歪曲”成一种“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学说，这不是对他的“不是表面可触可见”（即不可“操作”）的“道德修养、灵性追寻等等”（胡先生语）的“贬低”吗？看来要为胡先生的情感“一辩”的不是石先生，倒应该是我了。
石先生辩解道：“胡先生倡导的‘大孔子学说’，并非如邓文所说是要‘到传统中去寻找救世良方’，‘是脱离现实的白日梦’。相反，‘大孔子学说’始终把人类存亡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立足于现时代的问题，力图从孔子的思想和智慧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文化资源。”但我实在看不出，这两句话到底有什么“相反”之处。“孔子的思想和智慧”不就是一种“传统”吗？“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文化资源”不就是“寻找救世良方”吗？“立足于现时代的问题”这一“出发点”就能保证不做“脱离现实的白日梦”吗？看来，唯一的区别只在于用词的情感色彩。
石先生这样说的根据是胡先生的“具有不可忽略的战略意义”的“道德实在论”，即“强调德行为先，不只先于私利，甚至先于学问”，“先价值，后现实与能力”，因为像西方那样“建基于理性这一概念……而忽略了其背后的价值层面”，就会使社会走上“歪途”。但这套论证是经不起质问的。为什么理性不能先于德行？为什么先于德行的理性就一定会丧失德行？为什么不可以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德行？先于理性的德行，或在“理性层面”背后的“价值层面”，除了理解为盲目的情感之外，还能理解为什么呢？在历史上，仅凭情感来建立一种“德行”或“价值层面”，曾造成了无数深重的苦难，并最终导致了德行的败坏和价值的失落。我们在十字军的宗教狂热中，在法西斯的滔天罪行中，以及在“文革”的群众心理基础（对领袖的感情，或“朴素的阶级感情”）中，对此曾屡见不鲜。这种原则只有在一个封闭、停滞、个性压抑的小农经济、自然经济的社会中，在人与人天然的情感差异还不大、不明显的家庭社会或舆论一律的中古时代，才会产生一个表面和谐的“德治”社会，但绝无普遍的绝对“价值”。另一方面，以理性为基础却并不一定导致忽略价值层面。自苏格拉底以来，西方人一直在致力于对美德和知识的关系的探讨，力图在理性的基础上使道德具有牢固而普遍的根基，产生了一系列视道德为最高精神生活的学说，如柏拉图把他的最高理念规定为“善”，康德更是直接提出一种“实践理性”作为道德的根基。西方人这一套道德学说固然也有它的弊病，常常也带来理性和价值分裂的痛苦，但绝不能说他们尊重理性就是“忽略”了价值，而只能说他们的价值观的社会背景不同，是在一个缺乏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情感的社会（即商品社会）下尚可追求的价值观（很可能是在此情况下唯一可行的价值观）。因此，问题并不在于看不看重价值和德行，而在于要什么样的价值和德行：是要合乎普遍理性的价值和德行呢，还是要合乎某种特殊情感的价值和德行？可见所谓“以德为本”“德行为先”的说法，在弄清“德行”本身的确切含义（例如，是“三纲五常”还是“自由平等博爱”）之前，根本不可能用来区分中、西两条不同的“道路”。以为只有中国传统才看重德行，西方人则都近乎衣冠禽兽，这种陈腐之见早就不应该在20世纪90年代还用作立论的依据了。
石先生说，“由于现实逼人”，我们“不得不匆匆拥抱西化，走上现代化这条不归之路”，但由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具有西方的宗教、道德、社会等等的“制约机制”，所以我们没有吸收到西方最优秀的一面，反而丢失了自己传统中最有价值的一面。从这一局面中摆脱出来的途径似乎有两条：一是闭眼不看现实，退回自身传统中去竭力恢复“最有价值的一面”，但由于“现实逼人”，这一条路已表明走不通；一是努力去吸收西方最优秀的东西，如果我们缺乏吸收这些东西的前提或“制约机制”，就得努力地补上它们，而不是以此为借口拒绝这些东西，这是我们在现实的逼迫下正在走着的一条路。然而，石先生却试图寻找第三条路，这条路听起来十全十美，无一缺憾，最符合“大团圆”心态：这就是既要现代化的一切现实好处，又要固守中国传统价值的“大方向”。他问道：“在今天的中国，现代化是不是只能走西方式的以个体化与外在化结合为实质的理性化道路，抑或还能走立足于中国自身传统的以德为本的道路？”根据我们以上的分析，“理性道路”和“德行道路”的这种绝对对立，实际上无非是理性和情感的对立；一百多年来几代人努力的结果证明，不管你要不要现代化，如果你只愿意走情感之路而不愿走理性之路，你注定会闹到濒临绝境的地步。石先生当然还可以并永远可以再等待“实践和时间的检验”，但问题是今天的现实仍然“逼人”，而且更加“逼人”。石先生怎么就不去想想，当初面临逼人的现实，中国不得不“拥抱西化”，而不是去拥抱别的什么东西？时至今日，我们对西方价值观念的“拥抱”实际上比一百年前更紧密、更实在，我们的社会究竟是倒退了还是前进了？对此难道就没有一个“理性的和客观的”分析吗？其实，倘若石先生认真读了我文章中第一部分即“理论”部分的话，是不难回答这些问题的。可惜石先生并不屑于考虑这些小问题，他更多地想到的毋宁是如何用中国传统文化去拯救西方文化于水火、“引领人类走上幸福生活之途”。那的确是更加“崇高”、更具“战略意义”的伟业，但似乎并不解决我们自己目前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至少有好高骛远之嫌。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石文对胡先生的情感进行了一种情感性的辩护，对我的情感则进行了一种情感性的反驳。我不否认我有情感，也不否认我的文章中有某种激烈的情绪倾向。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但问题在于，在理论和学术探讨中，情感一定要基于理性，否则就会成为一种不合理的、与现实格格不入的、无任何出路的情感。石先生撇开我文章中的“理论”部分而专就“情感”部分立论，这只不过反映出他对理性的忽视和对情感的迷恋罢了。他责备我“把自己摆在学术评判者的位置上，从而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地批评他人的学术态度，不仅缺乏起码的宽容精神，而且也不利于讨论的深入展开”。也许我的口气从传统习惯的眼光来看是尖锐了一点，但我认为，在学理上不留情面地批评他人，这应是学者的职责，学者就应当以“学术评判者”自居。一个学者如果在理论上不觉得自己“居高临下”，即自信对他人的观点有所超出，那他最好是保持沉默。“宽容”不是指表达上的欲言还休、说一半留一半，而是指各人都有通过讲理来批评别人的权利，这样才能真正“有利于讨论的深入展开”；反之，回避理性的辩难而纠缠于情感的分寸，只会使学术讨论变成一种关系学的游戏。国内学术界的这种温吞水似的甜腻空气已到了务必打破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