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残疾——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如果说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给当代西方哲学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的话，那么他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中所引起的关注在通俗的层面上甚至还超过他的科学哲学。但是，在他把科学“证伪主义”转用于政治学领域时，他的科学主义所带来的偏颇是非常明显的。作者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重点针对“极权主义”理论的三个代表人物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所提出的尖锐的批评，常常不是流于表面，就是没有切中对象。即使撇开那些情绪化的因素不谈，书中的许多学理分析本身也很难说是真正“科学的”。

一、张冠李戴的“历史主义”

作者对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一个最主要的抨击就是他们的“历史主义”方法。他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对“历史主义”（又译“历史决定论”）作过一个定义：“这种理论把历史预言作为它的基本目标，……认为通过发现潜在历史发展中的‘节奏’、‘模式’、‘规律’或‘趋向’能够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可以从这段话里引出“历史主义”的三个内在的因素：1）认为历史发展中有规律性；2）认为人可以认识这种规律性并据此对未来的历史作出预言和策划；3）认为这种预言或策划可以严格地在历史中实现出来。由第一个因素中引出对历史决定论和“本质主义”的批判，由第二个因素中引出对“乌托邦”的批判，由第三个因素中引出对“极权主义”的批判。这也是波普尔在本书中所讨论到的三个最重要的话题。但仔细观之，这三个话题不仅很难纳入到“历史主义”这一共同概念中来，而且还相互冲突，有时完全背道而驰。例如，针对这三个话题我们可以提出三个问题：1）为什么把历史看作有其本质规律的，就一定会对未来的历史作出预言、提出乌托邦的社会改造计划？2）即使有人会这样，难道他们对未来社会的改造计划都是按照历史规律设计出来的吗？3）即使是按照历史规律设计的，是否这种计划必定是极权主义的？第一个问题一看而知是不成立的。例如赫拉克利特主张整个宇宙是由内部隐秘的“逻各斯”或命运所支配的，但却并没有对未来社会作任何预测，波普尔认为他表达的只是一种“价值相对主义”的“漂泊感”（上卷第40、41页）；黑格尔把“绝对精神”视为历史发展的有规律的主体，但他把历史的发展看作以他自己的时代为终点的一个有限过程，未来在他看来不会再有什么新东西。可见，把“乌托邦”或“整体社会改造工程”的思想归之于“历史主义”或“本质主义”的思想方式是毫无根据的，二者之间的联系顶多是一种巧合。更棘手的是第二个问题。波普尔用了差不多整个上卷的篇幅来批判柏拉图的“历史主义”和“理想国”（其中对柏拉图的误读不计其数），并认为“柏拉图的政治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历史主义学说”（上卷第53页）。但又认为柏拉图的“历史主义”是以“历史退化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如此看来，柏拉图的“乌托邦”难道不恰好是要靠哲人的智慧人为地扭转这一历史规律，返回到过去的“黄金时代”？难道不正好是“反历史主义”？波普尔说：“柏拉图从根本上背离了我们在赫拉克利特身上发现的历史主义信条”，但却仍然认为“这种从历史主义最终后果回缩的趋向也许是历史主义者的典型特征”（上卷第48、49页）。这就意味着，反历史主义就是历史主义的典型特征！可见，要追溯“历史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历史渊源，决不能追到柏拉图的乌托邦思想。波普尔在这上面犯的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第三个问题的麻烦也不小。在西方思想史上，唯有一种对历史的预见是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把握上的，这就是马克思的历史预见。黑格尔虽然没有对未来的社会变化提出预测，但如果认为未来不过是按照他已经发现的绝对精神法则而延续也可以算作一种“预测”，那么，第一，这种“预言式的”思想方式是否必然会导致“极权主义”？第二，这是否就一定是与波普尔的“零星社会工程”相对立的“整体性社会工程”？先看黑格尔。波普尔指责黑格尔哲学是“普鲁士专制主义的辩护士”（下卷第72页），是“极权主义运动的武器库”（下卷第113页）。但是多么奇怪啊！黑格尔竟批判了柏拉图的“总体论或集体主义”并为个人的“主观自由”提供“辩护”，这点居然与波普尔是“一致的”（下卷第89页）！波普尔的解释是：“黑格尔除了批评柏拉图未能给被统治者提供一种‘主观自由’的幻想以外，是完全赞同柏拉图的。”（同上）至于黑格尔要求在普鲁士君主专制下实行“宪制”，这只不过是他的辩证法的“欺骗”和“伪善”（下卷第90页）。不过这里总算承认了，黑格尔真正推崇的并不是现行的普鲁士君主专制，而是立宪君主制。这样的国家当时还不存在，而只是“幻想”，他实际上是想在现行体制下对社会政治作一些温和的改良。但这不正好是波普尔所主张的“零星社会工程”吗？黑格尔不正好就是一个19世纪的波普尔吗？据说黑格尔“从似乎是进步的甚至是革命的立场出发……最后得出一种令人吃惊的保守的结果”（下卷第94页），既然波普尔“吃惊”于黑格尔的“保守”，他为什么又攻击马克思的“革命立场”呢？可见，如果她想避免对黑格尔和马克思采取双重标准，他就只有放弃本书的一个基本预设：整体性社会工程一定导致极权主义，而零星社会工程则可以避免极权主义。他必须承认，是否导致极权主义要看所针对的对象而定：对于本来就是极权的（并继续坚持极权的）体制，只有采取整体性社会工程才是走向“开放社会”的必由之路；反之，对于一个本来就是开放的社会，则有可能而实行逐步改良的零星社会工程。波普尔在批评马克思的“整体社会工程”时恰好忽视了马克思所针对的对象，即19世纪上半叶欧洲资产阶级国家体制，它远未达到一百年后的开放水平。他所批评的勿宁是马克思的某些思想僵化的后继者，他们在历史条件已发生变化时还固守着马克思原来的判断。而波普尔的批评与这些人一样地僵化，在他眼里，“历史”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当他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主张英国有可能“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下卷第246页）时，就断言马克思早年的“预言式论证”遭到了全盘摧毁。然而，当他在把现代民主国家“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十点纲领作一对比”时，他又承认“绝大多数这类观点都已经完全或是在相当的程度上付诸实践”（下卷第224页）；“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发展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即贸易循环必然是造成无约束的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因素之一。对此，我们必须补充另一条成功的预言，即工人的联合在这个过程中是另一个重要因素。”（下卷第303页）。这就表明，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马克思已预见到通过工人阶级的联合斗争，有可能放弃暴力手段而由民主的方式“零星地”实现其“整体性社会工程”，而且这一预言被“证实”了。依据历史发展规律来设计的整体社会工程完全可以（并且事实上很大部分已经）不通过暴力或极权的手段而实现。但在他看来，一种由历史分析而来的推断即使在社会历史中已经被“证实”了，也丝毫不说明它反映了历史中的任何“规律”；因为历史中并无规律，只有“在人类事务中一切都可能发生”这一“原则”，并且正是根据这一“原则”，“马克思的预言可能也能实现”，但“这并不是对科学预言的证明，它或许是宗教运动的结果”（下卷第304－305页）！若他真的是如此认为，那他就没有理由责备马克思或任何人的“历史主义方法”，因为任何“方法”、甚至哪怕是“宗教运动”，都有可能像他的“零星社会工程”一样导致“开放社会”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