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返回子宫

（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位苦难作家的名字响彻中国大地，他就是《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作者张贤亮。这两本书，作为“爱情三部曲”的前两部，描述了青年知识分子章永璘50年代被打成“反革命”，受到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的受难史。然而，这两部作品，特别是后一部作品，在当时之所以名噪一时，并不是由于它真实地描写了在乡村中和劳改队中所受到的残酷对待和不公正的惩罚，而是由于它深刻地记录了一个知识分子在那种恶劣的非人环境中内心所经历的苦难历程，展示了强烈的饥饿、劳累、屈辱、孤独和性压抑给一个敏感的灵魂所带来的刻骨铭心的创伤，特别是精神上的压抑对一个青年男子的性能力的摧毁。这种揭露是空前的。一时间，国内评论界沸沸扬扬，好评如潮。但也有人指责作者用这种自传体美化和粉饰自己，人为地给这种受难加上了某种崇高的“意义”。的确，我们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看到，主人公在经历了地狱烈火的锻炼，从群体中获得力量治愈了自己的性无能之后，最终走上了“红地毯”，以胜利者的姿态去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他是由马缨花、黄香久这样的女性“土壤”培植起来的参天大树，他从她们那里吸取营养、完善自己。他不会忘记她们，但也不会停留于她们的水平，而只是利用她们所提供的补偿作用去完成更崇高的“事业”。在这里，女人的作用类似于某种中草药的作用，她们并不是“男人的一半”，而只不过是男人的滋补剂和救心丹。不过，平心而论，作者在当时穿透数千年来紧紧包裹着中国知识分子内在灵魂的那种政治道义上的义愤，而直接揭露出他们内心隐秘涌动着的性的苦闷和压抑，并首次用这种眼光来看待一切冠冕堂皇的政治意识形态借口所造成的实际后果，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更确切地说，是需要某种生命力的“获生的跳跃”的。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在失意时虽然也有过“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慨叹，但那只不过是一种穷极无聊时的精神寄托，一种逃避和自欺，一种无可奈何的遣怀自放，而决不是以严肃的态度追寻自己生存的根，并有意识地从中获取人的生命的勇气和力量。后面这种态度只有在受过弗洛伊德和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影响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那里才有可能产生。

然而，这种新思想的萌芽又毕竟还带有沉重的传统知识分子意识的枷锁。现代知识分子章永璘仍然是以古代文人看待“青楼女子”的同一眼光去看待他所遇到的那一个个给他带来幸运和安慰的女人的。不论在这些女人心目中还是在他的自我感觉中，他都是一个落难的读书人，除了男女两性生理上和心理上的互相需要之外，他的思想、他的抱负和他最终摆脱屈辱境地的强烈欲望都是她们所不可分享的。所以当她们看着自己心爱的男人义无反顾地离开她们时并没有遭到欺骗和遗弃的感觉，而是衷心地祝愿他去干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这种“成人之美”的伟大爱情是我们这片肥沃的母亲土地上的特产。在这里，女人们一生下来就懂得自己应当为男人作出奉献，提供补偿。但也正因为如此，章永璘试图从性爱中、从女人中重新获得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完整人格，这一“获生的跳跃”就变质为一种“致死的跳跃”了。就是说，一旦章永璘意识到自己向来视为男人的崇高事业的实际上不过是性爱的一种体面的表现形式，意识到性爱并不只是事业的基础，相反，事业完全可以归结为性爱，这时他向性爱的复归就带有了某种自杀的性质：一方面，他立足于赤裸裸的性而蔑视一切超越其上的精神生活，这是他精神上的自杀（自嘲或自轻自贱）；另一方面，性交本身作为一种最原始的耗散生命的活动，也具有某种肉体上的自戕性质，生与死在性交中成为了一体。这就是张贤亮“爱情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即《习惯死亡》的核心主题。

一

在《习惯死亡》中我们看到，章永璘在经历了劳改队九死一生的折磨和“文革”的假枪毙之后，一方面剥去了生命的一切伪装和装饰，只剩下了性（性交或性爱），另一方面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死亡体验。他觉得自己早就是该死或已死的人，只是脑袋上欠着人家一颗子弹，这颗子弹总是在他和女人做爱时在脑子里轰然爆响。章永璘在“爱情三部曲”前两部中所得出的看似极具智慧的真理，即“性爱可以拯救一个男人”，一到他有机会满世界乱跑、和各种各样的女人性交时，就全部垮台了。其实，他的欲望并不高，“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要进入一个什么理想的天堂，而是要把破碎的灵魂拼凑起来，大体上像个样子”，但到头来，他发现连这也是不可能的，“他的幸福也是虚假的，痛苦也是虚假的，他的破碎已无可救药，他必须要重新创造。”（《习惯死亡》，载《张贤亮自选集之二》，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于是作者说，“我决定将他杀死”，也就是将一个早就该死，实际上已经死去多少次并一直死着的人，还他一个“行尸走肉”的真面目。这是作者在《习惯死亡》第一部中的总体交代。这种交代实在是了不起，因为他破天荒第一次坦白承认自己的生存之根不在于心而在于性。“他心脏所在的部位空无一物”，心只不过是性交的累赘，要杀死他只有对准他的生殖器扣动扳机。“当我找到这地方时我发出暗笑，笑社会过去加予他的惩罚全都击错了部位。”（第19页）这一自杀性的交代的确具有耶稣基督现身说法的震撼力。当章永璘（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张贤亮）把自己慢慢地钉在十字架上时，全体中国人的灵魂，至少那些“运思”着的灵魂都应该意识到，自己的破碎已“无可救药”，必须要“重新创造”。

小说的写法有些扑朔迷离，不仔细研究一番其中的“她”和“她”，“他”和“你”、“我”都究竟是些谁，还真会把人搅得昏头昏脑。好在中国的读者对“意识流”之类的写法早已不太陌生，只要有点耐心，还是不难看出来龙去脉的。故事情节其实很简单，是说成了著名作家的章永璘在80年代末获准出国，原来想追寻过去的情人、电影演员“她”，不想“她”已和一个美国白人同居。百无聊赖的他在那块自由的土地上邂逅了一位女导游，在这位台湾女人那里受到再教育，领略了原始性爱的本味。后来他又重新见到了电影演员并与她重叙旧情，和她度过了疯狂的一夜后却得到了一声“谢谢你！”感到自己成了满足她四年性饥渴的工具（第177页）。在万念俱灰中他去见他父亲三十多年前的情人，由这老女人引起一连串关于“老”和“小”、生和死、灵魂和白骨的联想和回忆。在看穿了“风月宝鉴的背面”之后，他索性去“东方佳丽”玩妓女，这时才发现自己早已“丧失了堕落的能力”（第246页），只好为掩饰自己的无能而忍痛抽出一张百元美金大票给了妓女。最后是回到爱情故事的起点马缨花那里，并自嘲地说这就是他的“爱国主义”，使人感到整篇小说像一个画成了瓜子形的圆圈。作者反复说“我并不愿意写完这本书”，因为他觉得故事毕竟没有团圆，结局是虚假的。在故事的叙述中作者不时地穿插着他在劳改队与一位女医生的失败的初恋，他与一位小姑娘一起被拉去陪法场假枪毙，他的无数次寻死的念头和求生的欲望，他与劳改队员们去乱葬场挖掘死去的劳改犯的白骨及对一具女性骨架的顶礼膜拜等一系列回忆镜头，还有他在巴黎与青年女子纳塔丽的短暂同居，以及想象中他在病床上的弥留、台湾导游从国外赶回来为他送终的场景。

然而在小说中，读者自始至终都只看到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已破碎到无可救药，却怎么也看不出如何“重新创造”自己的灵魂。因为作者尽管自认为已看透一切，心如古井，甚至表现出对一切的“宽容”（第181页），但一谈到过去，一谈到他所遭受到的各种残酷的“捉弄”，他就跌回到“伤痕文学”的水平上，不由得义愤填膺。当然，这种义愤填膺被聪明地裹上了一层“黑色幽默”的薄荷糖衣，换上了嬉皮和调侃的口气，但当一个人以这种姿态去指责时代、命运和那些不可胜数的“小人”“恶人”时，当他如数家珍地告诉别人，哪次哪次他受到了某人或某些人无端的、无理的欺凌时，当他无数次地悲叹自己的爱、自己的心被他人掏空、摧残和践踏时，他显然觉得自己是无辜的，本性是善良的、好的，他的“破碎”完全是外界和社会造成的，他现在即使变成了野兽、狼，也不是他的过错，反而使他有充分的理由自我炫耀，炫耀他本性的清纯和生命力的苍劲：这样，读者（也包括作者自己）永远也不会明白，他为什么还需要对自己的灵魂做任何“重新创造”？这样的灵魂，虽然破碎到“无可救药”，但难道不是举世无双、不可企及？即便是自杀和死亡，也都显得那么美丽，惊心动魄，富于悲剧意义？无怪乎书中最后说：我想我的灵魂总算没有投错地方，只有这个国家能恩赐给我这么多挑战，使我终生具有活力直到我自己愿意去死（第247页）。如此自满自足的灵魂，又从哪里获得自我重新创造的动力呢？如果有来世的话，除了回归到过去那种纯洁的灵魂，以便再次经历劳改或“文革”的苦难历程，从而塑造出又一轮具有活力以至于渴望去死的真诚的行尸走肉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吗？在这里，我们已经预先经历了中国新时期以来从新激进主义到新保守主义的整个发展历程，虽然“新保守主义”这一思潮要到数年之后才在中国大陆形成某种学术气候。

二

显然，“习惯死亡”实际上就是习惯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包括政治生活和爱情生活。这一点，是在章永璘一开始想自杀，后来发现自己没有能力、没有兴趣或没有勇气自己去死时，便早已真相大白了的。“自杀未遂完全败坏了他的勇气”，“他虽然活了下来，但从此便善于欺骗自己和善于欺骗别人”（第5页）。于是“完了”这个词便从此跟定了他，告诉他哪怕他处在生命力的巅峰状态（如在做爱时），他也早已经“完了”。“所以他经常想到死，死亡成了他的习惯”（第6页），正如生对于一些人来说只是一种习惯一样。他已经“没有力气和没有心思去寻死”了。然而，章永璘自以为这次自杀演习使他上升到了一种不可言说的神秘境界，以为当他想用语言来探讨死和生命的“意义”时他便“堕落”了，陷入了“华丽夸张矫情之词”（第5—6页），这都实实在在地暴露了语言（汉语）本身的匮乏不是别的，正是生命力的匮乏，即不得不被动地、动物式地接受自己的生死命运。当语言作为一个先于每个人的生存而编织好了的严密体系从“术士”的口里一串一串被带出来的时候（第7页），它必然只能是华丽夸张矫情乏味的，并且会诱骗人们在“真实的现实”上碰得头破血流痛不欲生（第6页）。但其实语言本应当是“存在的家”，应当是人类生命力的创意和表达。自己没有力量创造语言，却责怪语言的贫乏矫饰，妄想躲入“玄奥神秘”之中显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这不仅是章永璘，而且是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思想界、文学界在能量耗尽、万般无奈之中仍然能摆出得意洋洋的架势的方便法门。而章永璘高出许多文化人的地方便在于，他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失语”状态的尴尬，并觉察到语言的山穷水尽绝不是什么值得自吹自擂的“民族文化传统”，也毫无耐人寻味的“深意”，而是直接把人引到了死亡面前。章永璘发现，从他自己嘴里出来的“爱情要以悲剧结束才显得美满”这句玄而又玄的、貌似深刻的话，其实什么意思也没有，它相当于当年劳改队审讯记录上的一连串“不语”和最后一句“你说要枪毙就枪毙好了”（第12—13页）。他意识到这句故作高深的话其实“并没有许诺什么”，“不过是调情中无话找话罢了”（第14页）。然而，他没有意识到的是，当“他和女人说的每一句话最终都会跌落在地上摔得粉碎”时，他“超出性欲的需要”还能寻求到什么呢？语言的丧失就是爱情的丧失，就是事情的“结束—终点”，所以“实际上他在和她、和任何一个女人在进入爱情之前就已经负心”。他还不甘心，仍然要努力一再地提出“爱情是什么”这一到死也未能得到答案的问题，而事实告诉他的常常是：爱情在其“最高音符”上“只不过是赤裸裸的肉体接触罢了！”（第16页）而且每当做爱时就有枪声在他脑子里爆响，清除掉了一切语言垃圾，他就会意识到死：“完了！”

面对这种失语的绝望，章永璘丝毫也没有、也不可能想到要“重新创造语言”。说“不可能”，是因为那确实太难了，那不是发明一个词、一句话，而是要求一个人改变整个语词体系。全部语词要重新编排，而且不能乱来，必须有强大的生命力作根据。这不是一个孱弱的、刚刚剥了壳的灵魂所能承担的。相反，他才刚刚动弹了一下就恐怕人家会说他语无伦次像了乔依斯福克纳（第105页）。其实他在语言表达上是绝对规矩和规范的，他并没有触动这个森严体系的一根毫毛，而只不过在它的重压下发出了一声呻吟而已。他甚至为自己的语言合乎规范而自鸣得意，以为“中国不停的政治运动不断地成批成批造就出语言大师”，“不会说话的人全死了”（第86页），得意中又带有伤感和自嘲。于是他真正能够做的就是换一个环境（语言环境），到国外去透一透空气。

他到了旧金山，在过去的朋友乔的妻子静慧家里歇息，眼前出现了也在美国的那位电影演员、他的旧情人的幻觉。他想象他们从容地做爱（第24—27页）。尽管他自己早已对她不忠，他却仍然对她不能忘怀，并为自己的“不断叛变”找到了正当的理由，即“每一次恋爱”他都是“全心地投入进去”（第29页，又见第170页），而没有半点轻薄的想法。这种理由我们在后面将看到，也是贾平凹笔下的庄之蝶（《废都》）、顾城笔下的他自己（《英儿》）的理直气壮的理由。但正如那两位一样，章永璘也对电影演员另有所属心怀妒忌，这仔细想来是不合逻辑的：如果你有“不断叛变”的理由，你就没有妒忌的理由，反之亦然，除非你是皇帝、可汗或凌驾于各个性对象之上的“唯一者”。电影演员要嫁给美国佬，而他自己对电影演员的恋情也早已是对他的初恋的背叛了，相互彼此彼此。这时他回忆起他和Y市的那个“她”的初恋（第35—48页）。当然，是命运把他们强行分开的。他并不欠她什么。可是，为什么他觉得现在写小说就相当于“写检讨”（第77页）呢？因为他是把自己的初恋当作自己的“良心”：“尔后你每当良心发现你便看到了她的脸……你以为你忘却了她而其实她已成为了你心中的古诗，她虽然失去了青春却也不会再衰老”（第78页）。所以他后来在台湾导游那里发现“只有做爱是真实的”时，就发出了“成熟其实是人生最可怕的境界”的惊呼（第65页），并且顺便给自己今天的玩世不恭提供了严肃的理由：“你想我经过了这些事情我哪里还有感情支付给你。”（第79页）这种玩世不恭似乎与真诚的爱情丝毫也不冲突，相反，这才是一个人大彻大悟了的真诚的表白，它是当代一切“渴望堕落”的文化人的真心话：“我们都是一群老娃娃，我们写累了想累了在生活中受够了然后想宣泄一下卑鄙，因为一味地高尚叫人受不了。我们要把卑劣和神圣的界限打破，使我们既体会到神圣又玩味到卑劣，既表现出高尚又得意于下流。”（第85页）这几乎就是王朔口吻。他就带着这种口吻在国际性的文学讨论会上夸夸其谈，说“中国作家经历了一系列苦难，我们的肚子里营养不良而脑袋里却相当充实”，但充实的脑袋里流出的却“全是幻想”（第85页）。随即他庄严地宣布：“文学，表现的是人类的幻想，而幻想就是对现实的反抗！”（第86页）他说这句大话时居然毫不害臊，似乎忘记了他的“反抗”连同他的“文学”在20年前只不过是手淫的伴奏这一事实。当然，现在这“幻想”又反过来成了一种性挑逗。果然，那位向往着“原始野蛮状态”的“太文明化了”的台湾女导游上钩了，她崇拜的是他身上那股子“原始的粗犷气味”和“强盗的子孙”的血统（第89页），而不明白这一切都是装出来的。他倒是向她坦白了自己的狡猾，内心里觉得大陆人其实比台湾人、比全世界的文化人文明程度都高得多，只有他才能说出这样至深的道理：“真正的学问是说不出口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人内心的体验只让它深深地埋藏于内心，千万别说出口。世界上的真理都无法证明，凡是能说得一清二楚的道理都掺着假。与其一本正经地说半真半假的话不如把一点内心体验嵌在玩笑里。”（第90页）这种坦白其实仍然是一种真正的城府和狡猾，他鄙薄了全世界的作家也鄙薄了自己，说了“倘若我会打烧饼的话我一定去卖烧饼”的假话，无非是想把自己装扮成一只“狼”，诱导台湾导游和他上床。

三

通常，特别是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作家们一提到“文明”和“野蛮”的话题，便会眼睛放光、笔底顺畅起来，那倾向，大抵是说野蛮要比文明好，更美也更有刺激性。莫言的《红高粱》曾使我们在这方面大开眼界。遗憾的是他还只是站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土埂上自吹自擂，而并没有把擂台摆到美国去的奢望。张贤亮却在这里给我们提供了一幅西洋景（或“国际舞台”）。他让“野蛮的”（或自以为野蛮的）章永璘与浸透了西方文明的台湾女导游在同一张床上较量，互相扒下了“胎膜”。“我们都同时用原始的力量恢复到原始状态。我们都闻到了洞穴和森林中潮湿的气味。我们一起体验到野蛮人的快乐。从文明到野蛮和从野蛮到文明同样艰难。但我们竟一步就跨过了一万年。”（第92页）“我想我们两人大概是一人这时要从文明走向野蛮一人这时要从野蛮走向文明恰好在某一点上碰撞上了。”（第93页）显然，在这场文明和野蛮的较量中，代表“野蛮”的章永璘是绝对的胜利者，是控制局面的一方，因为整个做爱都是向原始状态的复归，是向章永璘的“老家”的回归。野蛮在自己的“家门口”打败了文明。所以章永璘故作天真地说“这一撞把我撞懵在文明和野蛮的交叉口。我不知道是应该向文明走还是应该向野蛮走”（第93页），实在是言不由衷。他实际上根本没有在文明面前自惭形秽的感觉，而只有对自身野蛮的得意。甚至当他此时联想到当年野蛮地遭到“枪毙”的全过程（第94—104页）时，他仍然骄傲地想“我已经被改造成一个受苦的人而现在却叫我去享受我便会比受苦还难受”（第109页）。面对现代文明的压力他动不动就冒出一句劳改队的痞话。他觉得既然他已经死过好几次他这条小命是捡来的他就可以向整个世界任意发泄他心中的“暴戾之气”。（正如王朔表明的：我是流氓我怕谁！）

然而，在西方文明的衬托下突现出来的这种“野蛮”是非常脆弱的，它其实并不是真正原始强健的生命力，而是另一种扭曲变形的文明。这种文明的古老程度、悠久历史和深邃城府远远超过西方文明，与它相比，西方文明简直是小儿科。章永璘已经做到了连死都不怕，但千万别以为他因此就成了一头无所畏惧的狼。“我不害怕死，但害怕恐惧。最害怕的是恐惧着，又不知道为什么。”（第117—118页）其实他完全知道为什么，这就是害怕孤独，即“害怕我好像和他们不一样”，“我总是在追求和别人一样”。与大家一样，即使是死，他也会感到“很美”甚至“自由”（第121页）。这就绝不是野蛮人能做得到的了。这种懦弱的人格一旦遭到孤立，就会被人看出“这小伙子的球跟他妈的蚕豆那么大一点”，“连鬼看了都笑话”（第123页）。很难想象，这“蚕豆那么大一点”的东西中藏有多少原始生命力，能够应付那一次又一次的“成功的做爱”。这要么就是吹牛，要么就是台湾人毕竟还属于中国文化的范畴，在这个范畴中，章永璘是老资格的统治者，女导游则是未经世故的儿童。所以，“非常令我惊诧的是我以前在大陆可爱的政治教育完全可以用来对付你在爱情上的要求，好像我自小到大就在一所欺骗女人的学校就读”（第139页）。也就是说，他用来满足女导游的绝不真正是他原始的生命力，而是他的“文化”，这种文化天生有一种恋母的倾向，即在自己的性对象身上把自己变成婴儿。“我多么想从你身上回到我母亲的身上去”（第140页），即回到母亲子宫里去。这种恋母情结表现在社会文化上，就是回到群体、集体的怀抱里去，这正是害怕孤独的心理根源。

章永璘却似乎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抱怨“阶级路线”的贯彻使他与母亲成为势不两立，教导他爱领袖就必须“胸中充满仇恨”，从而导致了他在女人面前的阳痿病（第143页）。但他没有看到，阶级路线其实给他找到了另一个更伟大的母亲，这就是“群众”。阳痿病的病根正是对这另一个母亲的爱恋。“应该”之爱（“阶级感情”等等）其实就植根在他固有的恋母情结之中，因而使他噤若寒蝉、无法反驳，“仅仅用一根手指就推倒了我原始的爱情”（第143页）。因此他返回这种恋母倾向丝毫也不能使他从根本上健全起来，而只能使他更进一步地放弃自己、融化自己，取消自己在子宫外的独立存在。无怪乎“我刨遍了胸膛里每一个角落都发现不了那份要付给你的爱藏在哪里”（第144页）。这并不是别的什么人把他的爱清除出去了，而是他自己的恋母倾向使他永远无法建立起成年人的独立的爱情，永远把他推向婴儿和胚胎的境地；并不是“对我多年的批判养成了我时时自我批判的习惯”（第124页），而恰好是他从小不愿意长大，眷恋母亲的乳房和子宫，使得他对自己身上任何超出婴儿的改变和发育持强烈的否定态度，才导致了他对外来的批判（这种批判归根结底是批判他不纯洁）心悦诚服，心领神会，奉为圭臬。所以，“他之所以那么害怕批判是因为批判者的声音早就在他自己心里叽叽喳喳，那是他不断自我批判的继续”（第200页）。恋母转化为眷恋群体，害怕孤独甚于害怕死亡（因为肉体的死亡至少还说明与母亲的某种联系，而对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人来说，孤独意味着纯粹的被否定、无）；自我批判、自我取消导致阳痿。

看来唯一能突破恋母情结的就是人类原始本能的性成熟了。恋母的文化毕竟是非自然的和反自然的。当年章永璘的阳痿病的治愈并不是由于投身于群体文化之中（如作者可能会认为的），而正是由于暂时游离于群体文化之外，是由于文化的松弛和疏忽使他得以展示了一个成熟男人的能耐（见《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因此，在中国，性能力的健康成长或恢复通常都是通过反文化或钻文化的空子才获得了一席之地。这种对文化的抗拒使中国人真实的性生活显得特别“痞”，它始终是“名不正言不顺”的，甚至长期以来是无名的、匿名的。一个有文化的中国人，倘若他不愿意“堕落”，不愿意口是心非（“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他就必须自觉地禁绝性快感和性生活。有文化的中国人的楷模和样板就是无性人（如“样板戏”中那些不结婚、不生育的人物）。然而，有文化的中国人至今还在绵绵不绝，这件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他们的原则本质上的虚伪性、自相矛盾性。所以退而求其次，文化原则要求中国人在性交时至少不要显得太张狂、太“痞”，要有节制和克制，要有文化和想到文化（如传宗接代、弘扬和光大祖宗基业等）。这使得中国人的性生活索然无味。幸好中国历来文化人不多，群众“文化素质”不高，否则很难想象今天能发展成12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章永璘当然是文化人并且一心想继续做一个文化人，虽然他对这个文化的仇恨和诅咒胀满了心胸，但他仍然死抱着这个文化原则不放，问题似乎只在于如何使这个原则与他的原始本能相调和，否则他就会“始终对爱心有余悸，就和对政治运动心有余悸一样”。现在，一个代表西方文化的可人儿来到了他面前，这可人儿以一种“太文明化了”的语言告诉他，他不必为自己的性欲感到羞耻，也用不着苦苦追求那超出性欲之上的特别意义。“是你，指导我落在性欲的满足上，原来这就是爱。”（第145页）“是你教我知道了做爱就等于爱，这样我便安心了，我用不着再去寻找什么爱的‘意义’。”（第153页）现代解释学认为人只看见他想要看见的东西。章永璘从西方文明中看出的正是他长期以来所想望而又不能名正言顺地说出来的东西。他从另一种文化中获得了表达这种东西的文化语言。他不再担心自己的堕落，他感到这种堕落其实是一种更高的文明，是西方人想望都想望不到的。他今天是以一种赐予者的姿态把中国文化最不可言传的奥秘“弘扬”到了西方女人的床上。

但另一方面，台湾女导游在他身上追求的却是做爱的“意义”，野蛮和痞在西方文化中都有了意义，都被“意义化”了。在她看来，语言本身不是空壳，也不是挡箭牌，而正是这种意义的“文化”（文明化）的表达，因而是美丽的（“一只狼”是美丽的）。当章永璘滔滔不绝地向她说着大话、空话和谎话时她却在如醉如痴地欣赏着这些话的“意义”。她并不注重这些话的真假，她看重的是形式。只有章永璘（和一般中国人）才一心只想到形式底下的实质性的内容（如是否能占到便宜）。这就是两种文化在他们两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既相交叉又相错过的奇怪的情景。

四

害怕孤独除了体现在性观念上外，就是体现在政治生活上。“一个男人总是随时随地面临着两样东西的进攻：一个是女人一个是政治。”（第170页）这是章永璘数十年苦难生涯的总结。书的第四部写到章永璘在美国听到他的小说在大陆又受到批判的消息，他吓坏了。“他现在盼望着身边有一个人。只要一听到‘受批判’，第一个条件反射是立即有一股冰凉的孤独感淋遍全身。”（第169页）受批判就是受孤独，要爱一个女人就是要求自己孤独地向一个女人突进，这两者都是同样的可怕，比死还可怕。所以“‘文化革命’中中国人竟然如此残暴、如此荒诞不经，多半有性压抑的原因。”（第177页）不同的是，性压抑在现在已经可以通过逃到西方的观念，甚至西方女人的床上来解除，政治上的“恐独症”却是任何外来文化所无能为力的。章永璘在和女电影演员重逢时说：“‘我们’是谁？我们是‘被搞乱了的一代’。”他是在重复女演员的话：“我们的思想被搞乱了，生活被搞乱了，好像连上帝预先给我们安排的命运都被搞乱了！”但什么叫“搞乱了”，书中始终没有交代。其实，“搞乱了”就是回复到了原点、混沌，就是你我不分、生死不分、人鬼不分、人与物不分，全都互相掺和、搅混。“你被‘搞乱了’你也‘搞乱了’别人”，“墓地其实就是再生之地。这样想你便会感到这个世界上并无什么罪恶可言，所有的罪恶都功德无量。”（第213页）“原来在这里完全没有人为的规范。”（第177—213页）哪怕是一棵树，也只有用铁丝网围起来才能幸免于他人的干扰和侵害（第228页）。所以，“搞乱了”正是每个中国人灵魂中害怕孤独，总想与别人（也与天地）“同在”、掺和、“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根本倾向。“不是什么别人喜欢搞中国人而是中国人喜欢别人这样搞他们，就像孩子喜欢有人把他陡地抛到空中，又陡地悠到胯下。”（第218页）有的人写检讨有瘾，就是指望通过诚恳地痛骂自己，而再次从胯下被悠到空中。

但既然如此，为什么章永璘还觉得这种“搞乱”比死更可怕呢？为什么每个中国人回忆这种乱局会心有余悸呢？“中国人确实不怕死，但不怕死的人却并没有搞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名堂，就是因为我们除死亡以外却怕着别的什么东西。那么怕的是什么呢？是什么比死还可怕呢？我真没有想透。”（第179页）其实，“搞乱”是中国人害怕孤独的表现，“害怕搞乱”同样也是中国人害怕孤独的表现。真正说来，中国人害怕的不是“搞乱”，而是在乱中及乱完之后自己被钉在“不许乱说乱动”的位置上，正如中国人不怕写检讨，怕的是这检讨不被上级和群众通过，永远被逼着交代问题。所以只要没有这种顾虑，中国人是“唯恐天下不乱”的，过不几年就盼望来一次“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把那些与群众稍有不同的人的“尊严、爱情、自尊和自信以及与群体的认同感”剥夺殆尽（第188页）。“文化革命”就是一场有人高兴有人愁的运动。章永璘当时如果给他一个整别人以救自己的机会，他未必不会活得有滋有味兴致勃勃。只是由于在这场运动中每个整别人的人到头来都挨了整，所以它才不像过去那些运动那样总是留下一个光明的尾巴，而遭到了“全盘否定”（但直到今天也还有些没吃够亏的人在喃喃地念叨着它的“光明面”）。谁能说这场运动不是中国有史以来全民族的一次大融合呢？在大串联中，在揪斗“走资派”中，在派性斗争中，上下级之间、父母子女兄弟之间、有钱没钱之间、有文化没文化之间、高贵与卑贱之间的一切界限均被打破。每个人和每个人都互相“搞乱”，以“革命”的名义彼此渗透。就连过去那些“牛鬼蛇神”（如右派），也都蠢蠢欲动地想在这场运动中改变自己的命运，并且确实做到了与那些“走资派”在“五七干校”的牛棚里平起平坐、彼此彼此。这是一场人人都渴望投入群体怀抱的运动。如果一定要追问什么比死还可怕、或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话，那么唯一的回答只能是：对“群体认同感”的剥夺，或者是归还。

但群体认同感不仅表现在空间并列的同时性上，而且表现在时间先后的历时性上，这就是对上一代人，乃至对死人的认同。章永璘时时不忘自己是“强盗的子孙”，他祖先的声音在他的梦境中，在他的心灵深处震响。他从他父亲30年前的情人身上看到了自己对女人的趣味。他以为“不断追查祖宗八代和不断地批判传统的结果却是使每个人都失去了祖宗也失去了传统，每个人都成了断了线的风筝在天空飘来荡去”（第192页）。要是真有这么简单就好了！其实被追查祖宗八代被断了传统的只是那些“黑七类”，为的是“红五类”的祖宗八代和“革命传统”更加一脉相承。并不是对传统的看重使我们失去了传统，而是对传统的批判恰好更加巩固了传统。他在父亲的女人身上蓦然发现“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他……他在几个女人身上所做过的事其实是亘古以来不断发生的事的不断重复”（第199页），他“竟然会把自己、自己的父亲和目前对他展开批判的批判者全搅合在一起”（第201页）。因此并没有他、你、我，没有“人”，只有“我们”，只有亘古不变的传统！

于是这传统就积淀为地下层层叠叠的白骨。章永璘回忆起在劳改队，为了糊弄那些向队上索要已故劳改犯骨殖的家属而被派往乱葬冈子挖死人骨头的事。那些骨头都是些无主的骨头，张三的或是李四的根本不重要。“我们这代人真是连骨头都被搞乱了！谁知道我们身体里支撑着肉体的骨头是不是我们原来的骨头！”（第209页）事实上也是如此。人活着时就恨不能把自己的心挖出来交给别人，交给大家或“群众”，死了何必在乎哪根骨头或哪副骨架是自己的呢？人生前或死后都不是自己，生前只是呼口号时一致举起的一片树林般整齐的手臂，死后则是被野兽飞禽叼乱和“打成一片”了的森森白骨。章永璘想起《红楼梦》中“贾天祥正照风月鉴”的故事，这整个挖骨头的工作恰好就是风月宝鉴的一个放大了的象征。但章永璘的观点比曹雪芹更进步、更现代化了，他表明中国人“既能看风月宝鉴的正面也能看它的反面”，即不仅能从一个美丽的胴体中看出一副骨架来，也有本事从一副枯骨中看出一具美丽的胴体来。现代中国人决不会由于对白骨的恐惧而妨碍他做爱的情绪。他甚至可以凭一副带长辫子的女人骨架而引发无限浪漫温柔的美好联想！他认为真正的大彻大悟就是发现“女人最美的不是她的肉体而是她的骨头……肉体已经定型并且还会衰老，不变的骨头上却可以产生出无尽的想象，你想象那副骨头上的肉体有多美，她便有多美”（第221页）。贾天祥当年若进化到这一步，他也许就不会撒手凡尘了。现代中国人的“意淫”水平早已比几个世纪前高了不止一个层次。这种意淫已不只是随时移情于一个一个“水做的”清纯女子，而是彻底地普遍化为没有形体的（“气做的”）“裸裎的灵魂”，而“以这种随时随地都能做爱的姿态飘逸在宇宙空间”（第206页）。当然，它也能够附着在某一个活生生的女人身上，他可以要求他的长头发的情人按照那副枯骨的头发式样编一条长长的辫子，以便“心安理得地与她做爱”（第213页）。

五

“意淫”与“皮肤滥淫”的这种“理一分殊”的“辩证结合”，在章永璘毅然决然地、深思熟虑地、有计划有预谋地去嫖妓时便发挥到了极致。事前，他如临大敌，竟然用上了一条毛主席语录：“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并给自己找出了意识形态上的理由来壮胆：“你知道你在开始反叛，你要努力挣脱三十多年来给你施加的影响和教育。但你无力，你只能用堕落来表现超越，用堕落来表现你的抗议。因为一切美好的词句，那些高尚的诱人的语言，都被批判者所垄断。你要越出批判者的规范只有坠到泥坑当中去。没有别的出路……”他还引用另一位诗人的话说：“只有在中国变成一个大妓院时，中国才能进步！”（第239页）好了，够了！来试试身手吧！可是不行，他决不能像真正的嫖客那样一上来就动手动脚。“你怎么也要想些话来说，为了做爱而做爱，把做爱仅仅限于动作，这不是你的习惯。在做爱上你是个抒情诗人”（第240页），“你要加强做爱前的抒情性，你说：‘你很像我的一个女朋友。’虽然你并没有从她的眼睛里、从她的脸上找到你任何一个女朋友的影子。‘是吗，那很好。’”

你感到她的语言和她面孔的表情都是平板的。在她有力的手下，抵制了你的移情性。你越来越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物件。一会儿，她俯下头，又要动用她的舌头。你闭起了眼睛。正在这时，“砰！”你听见了一声枪声。（第241页）
你便清醒地意识到你再也没有能力和她做爱了。（第242页）

章永璘抽出一百美元钞票赏给姑娘以免她瞧不起自己，这更显出他的猥琐渺小和可笑。这真是丢尽了脸面，丢尽了他那一套一套振振有词的辩证法的脸面，丢尽了高深莫测的中国文化的脸面。他只有“仰望苍天，用中国话大声地喊了一句：‘完了！’”（第243页）事实证明，“我既丧失了堕落的能力，也丧失了进入另一种生活方式的能力”（第246页），证明中国即使变成了一个“大妓院”，中国也不能“进步”，证明“意淫”一碰上真正的“皮肤滥淫”就不堪一击，全线崩溃，就暴露出一直被玄奥云雾遮蔽着的阳痿。但章永璘把这场惨败的原因归结为“那颗子弹早就射进了我的大脑”，即归结为他年轻时代所受到的外部心理创伤，而不承认这是他作为一个中国文化人与生俱来的本质的孱弱，这只不过是为自己能够再次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强充好汉、自欺欺人而放出的烟幕。正如阿Q一样，他甚至有点赞美起那“枪声”来了，因为它既给他带来恐惧，也给他带来兴奋，使他终生具有“活力”，乃至保持了令西方人羡慕的“标准身材”（第247页）！但他毕竟比没有文化的阿Q聪明，直到他在马缨花那里试图给自己的故事画上一个圆圈时，他也因为未能真正做到自圆其说而对自己、对这个世界深感歉意。“这时我想请求谁原谅，也想我对别人同样应该宽恕，但是我想了半天仍然不知道我错在哪里和别人有什么错。”“别再谴责我吧！即使是将来枪手自动地或被迫地放下武器（我并不敢抱这样的希望），我也会把一个血窟窿还回去，因为那颗子弹始终压迫着我的一根脑神经。”（第248页）就是说，即使不再有外来的迫害，他也注定要自己迫害自己了，谁还忍心去谴责他呢？

这种绝望的悲鸣和告饶，已经不再是大团圆的气氛。章永璘给中国人留下了一个问题。《习惯死亡》这本书的可贵之处，也就在于提出了问题。这问题就是：我（或中国知识分子）究竟错在哪里？但这个人和这本书的糟糕之处也正在于，他在搞清这个致命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之前，就已经在预先乞求别人的原谅和宽恕，并以主动地自戕和自轻自贱来换取人们的同情和怜悯，来模糊问题的实质了。这充分表现了主人公思想深处的懦弱无力、生命力可耻的颓丧和沉沦。故事的结局已把全书那些最为春风得意神采飞扬的情节从半空中打落到了最见不得人的讳莫如深的处所，作者和主人公却仍然在留恋和欣赏自己在故事中的深刻、机智、抒情和潇洒，乐不思蜀、乐而忘返，而将乐极生悲的终点尽可能推延和一笔带过。至少，作者自己以为他在这本书中已经尽其所能地把一切都说出来了，他没有隐瞒什么和回避什么。“他说他将来一定要写一部小说把自己全部暴露出来，让女人知道男人究竟是一种什么讨厌的动物。”（第176页）这实际上是他对自己这部小说的评价。他同意这种看法：“西方的艺术是想着如何把真实表达得更美更具有个性，我们大陆人还仅仅停留在争取把真实表现出来的阶段。”（第114页）这从某种表面层次上来说是对的。但真正说来，没有个性却能把真实表现出来，“把自己全部暴露出来”，这对于艺术来说只是一个神话。没有个性的艺术肯定是虚假的艺术。在艺术上要做到客观真实，绝对必须要有个性，有生命的力量。章永璘的生命力已达到了一个中国文化人生命力的极限，他甚至已看出一切的一切都错在自己身上，因而提出了“重新创造”新人的历史使命。但他再无能力去进行这种创造，只能在意淫和皮肤滥淫之间、文明和野蛮之间、成熟与返回到子宫之间、语言和失语之间左冲右突，最终不能不陷入虚假和伪善，成为对现实和自己灵魂的粉饰。他不明白一个真理：真诚不是一个人想要做到就能做到的，这需要艰苦的努力和运思去挖掘自己的灵魂，需要痛苦的自我反省和怀疑，需要否定自己的否定、批判自己的批判。这是一个比外在的苦难历程更为痛苦而且绝无安慰的过程。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些更有个性的作家是如何在推进中国人的灵魂深度、展示中国人的生存实况的。在这些作家中，首先进入我眼帘的是王朔。这不光是由于他的名声巨大并长久不衰，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代表中国当代灵魂的一个极端的环节，一种不可或缺的内涵，这就是所谓“痞子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