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梦阳与邓晓芒的通信
张梦阳致邓晓芒
邓晓芒先生：您好！
久仰大名，敬佩之至。于真名网上相遇，甚为欣慰。读您的《永州旧事》序，恍然间如同看到了永州，看到了您的母亲。您和您的母亲虽遭受过苦难，但还是幸运的，能够终于走出苦难，享受阳光，并能把当时的旧事用文字记述下来，您还能为母亲写序。而我和我的母亲却没有这样的幸福，我的母亲早在三十四前就被“文革”迫害致死了。
很想与您结识，从您一本文集序言得知，您把鲁迅概括为“反思”二字，这正与我不谋而合。我在《中国鲁迅学通史》的理性反思篇中就把鲁迅概括为“深刻反思中国人精神的伟大思想家”。用“反思”概括鲁迅的精神本质，比用“反抗“准确、深刻。
张梦阳
2005年1月29日零时23分
邓晓芒致张梦阳
张梦阳先生：
收到周实转来您的来信，十分感慨！人的一生真是难以预测，我们能够走到今天，似乎都是偶然。但正因为偶然，就更值得珍惜，抓住机会做点有意思的事。现在到来的这个时代，本应当是思想的黄金时代，回忆其实也是思想，只要真实。可惜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既忘记了过去，又诅咒当前。鲁迅是幸运的，虽然他很痛苦，但也很“痛快”！我们现在已没有条件像他那么痛快了，时代的氛围也不同了，当代的氛围是＂晕眩＂。苟有清醒者，将在中国人性史中刻下更深的印痕。
大作《中国鲁迅学通史》何时出版的？是否还有卖？我一直没有见到，见到一定买一本来读。我于鲁迅学没有专门研究，只是爱好。曾有《孤独的鲁迅》（载《21世纪：鲁迅和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及《鲁迅思想矛盾探源》（载《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2期）两文，可以代表我的基本观点。
望多联系！
祝
春节愉快！
晓芒，2005年月1月30日
张梦阳致邓晓芒
晓芒先生，您好！
这样快就收到你的回信，真是高兴万分！在现实中国这样的大地上，竟还有少许思想者们“心有灵犀一点通”，虽未谋面，但灵魂相撞，精神相通。我和周实兄就是这样的知交，未曾面晤，却神交已久。这是精神界的联系，是最为真挚的。你的书和文章，我早已神往，甚为钦佩。特别是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译，更是令我拜服。令妹残雪也是我神往之作家，我曾多次建议文学研究所的一位博士研究生写残雪的研究论文。盼望有一天能够见到你们兄妹。拙著《中国鲁迅学通史》，三卷本，一百八十七万字，2002年底由广东教育出版社郑重出版，获2003年的第六届国家图书奖。其中理性反思卷中的《鲁迅学与20世纪中国的精神解放》，是全书核心，认为“鲁迅是深刻反思中国人精神的伟大思想家”，看到你的文集序言后，感到我们不谋而合。我对哲学极感兴趣，考大学时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考上，上了第二志愿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但以后仍然苦读哲学书籍，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中国鲁迅学通史》，可通过广东教育出版社发行部购买。地址是：广州市XXXX路XXX号，邮编：xxxxxx；联系人：李XX；电话：020-xxxxxxxxx。你说明是作者张梦阳代购，就可享受六折优惠。我手头已无书，还要烦兄自购，实在歉疚。贵校《长江学术》第八辑可能收入我2004年7月在温哥华“文明冲突与文化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文明冲突与鲁迅、胡适所代表的现代文化中国》，我想你会看到《长江学术》的。您的文章我也一定再找来阅读，你所说的书和杂志我都有。你和令妹残雪以及你们全家都很值得研究，值得写一写。特把《中国鲁迅学通史》的一篇综合评论、我的简历及通讯方式作为附件发给你，我们这就是朋友了，愿多联系。问好！并问你令妹残雪女士好！
张梦阳
2005年1月30日11时3分
邓晓芒致张梦阳
梦阳兄：
看了您的简历，知道您还比我大三岁，于是斗胆称您为“老兄”了。没想到大作《中国鲁迅学通史》是一部如此浩大的巨著！我真是孤陋寡闻，大约最近一些年我很少上大书店，武大门口的小书店是面对武大附中的少男少女的，都是些通俗读物和口袋书。中国的鲁迅学也该清理清理了，对鲁迅研究的研究的确是一门大学问，在某种意义上，它也许比鲁迅研究更能深刻地揭示中国人的国民性。只不过目前有些话还不大好说。再过五十年，可能会更清楚一些3那时我们都不在了，但事情总要人去做的，您的工作就是一个开始。为后人做一些比较扎实的工作，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责任。
上网发帖子，我当然没意见，我自己从来没有发过，也不知道如何操作，就有劳老兄了！
祝好！
晓芒，2005年1月31日
张梦阳致邓晓芒
晓芒兄，您好！总盼着你的来信，上午诸事完毕，就开电脑，果然有你的信，如沐春风，暖意盈怀。《中国鲁迅学通史》是写出了，也出版了，并得了奖，但是我并不是很满意。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有些话现在说不清，或者不能说，只能准备一个资料基础，为后来人提供评判的方便条件。这恐怕也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所能做的了。由于对哲学的浓厚兴趣，我还曾想写一套多卷本的精神现象史，从创世纪写起，一直写到中世纪、近世纪、20世纪，写20世纪的法西斯、斯大林以及中国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但终因年岁不饶人而放弃，但是把其中一些想法投射进《中国鲁迅学通史》中去了。《通史》中核心篇章《鲁迅学与20世纪中国的精神解放》就是集中的体现，后来到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和悉尼诸大学演讲时改为《鲁迅与当代中国》进行宣讲，想不到反响强烈，可见中国人还是希望从鲁迅的反思中认识自己的。回国后，这篇讲演稿以头条特邀稿位置刊于《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5期，并又被海外《文化中国》看中刊登于第38期，还邀我千去年赴温哥华参加《文明冲突与文化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长江学术》第8期要刊登的《文明冲突与鲁迅、胡适所代表的现代文化中国》即是会上的发言。现将《鲁迅与当代中国》及《关千中国鲁迅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发给你，请指正、交流。在真名网上帖很容易，只要先上真名网www.zmw.com，登录后上真名论坛，再点读书心得即可。周实兄等都盼望你能上真名网一游。
梦阳
2005年1月31日11时12分
邓晓芒致张梦阳
梦阳兄：
昨天去邮局给您寄了两本拙著，一本是《新批判主义》，另一本是最近出的《邓晓芒文学与文化三论》，是以前出的三本谈文学和文化的小书的合集。所有的书里面都涉及鲁迅，当然，路子和您的不同，不是从思想史的角度，而仅仅是从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体验中生发出一些认同感和哲学思考。望能得到您这位鲁迅专家的指正（书寄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您的“精神现象史”的计划确实太庞大了，这不是一个人所能承担的工作，甚至也不是一代人所能承担的工作。我想这与其说是出于哲学的兴趣，不如说是出于诗人的气质。哲学家追求的主要不是全面和丰富，而是深刻和高超。按照斯多亚派的看法，人活一世就等于活了千万世，太阳底下无新事。我们其实只要研究一个“文革”，或一个鲁迅，研究透了，整个中国古往今来的精神现象都在里面了，甚至整个人类的精神现象也都在里面了。附件中提到阿Q精神和堂吉诃德的比较，有一点我不太同意的，就是堂吉诃德虽然可笑，但还有可爱之处，阿Q则是可笑复可悲，“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甚至有几分可厌。阿Q身上没有任何一点让人觉得可爱的地方，如果没有耶稣式的悲悯精神，一个人会觉得阿Q的最好归宿就是趁早“安乐死＂。鲁迅当年的最大困惑就在这里，即是否值得把这些昏人从沉睡中唤醒。当然，从这些昏人中产生出了一个鲁迅，也就说明他们命不该绝。鲁迅启蒙的价值并不在于唤起了多少民众，而在于他用唤起民众的方式造就了他自己。所谓的“民族魂”并不意味着整个民族从此就有了“魂”，而在于一个无魂的民族毕竟产生出了一个伟大的灵魂。
祝好！
晓芒 2005年2月4日
张梦阳致邓晓芒
晓芒先生，您好！
来函收阅。能与你进行这种开诚布公又富有哲学意味的对话，真是恓意极了。我一定要认真阅读你寄来的书，可惜寄到文学所去了，要等过了春节才能拿到。以后信或书请寄到我家里：北京市朝阳区劲松x区x楼x号，邮编1000XX；电话010-XXXXXXXX。
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只要研究一个文革，或一个鲁迅，研究透了，整个中国古往今来的精神现象都在里面了，甚至整个人类的精神现象也都在里面了。”上世纪80年代初，我曾遇到一位刚从美国哈佛大学归来的朋友。他听我简单叙述了十年“文革”在北京高校的亲身经历后，说：你如果到哈佛大学，那里的汉学家们一定会让你先讲“文革”，后讲鲁迅。
因为这是你的亲身经历：在北京高校亲身经历了十年“文革”的全过程，这是极为难得的一笔财富。我也一直想写一本书：《神殇一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分析》，我觉得“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中华民族从上到下都患了社会性的精神分裂症。中国这个民族是很容易得精神分裂症的，这不是个体的，而是全社会的。这是很值得深刻研究的。
关于鲁迅和阿Q的看法，我很认同你的意见。以后深入思考一下再详述。
昨天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去，买了令妹残雪的最新长篇小说《最后的情人》，同时看到她的好几本大书，真是羡慕之极。请代我祝她春节好！
昨晚从真名网上看到《永州旧事》一则，很有味儿。代问你全家好！
盼望你的来信，这种思想与精神的对流，是人生的最大享受，节日的最好礼物！
顺颂春禧。祝著安！
梦阳
2005年2月4日11时19分
邓晓芒致张梦阳
梦阳兄：
近日处理回湖南探亲之前诸杂事，今日稍闲，给您回封信。上次您发来两篇大作，读后深有神会，并获益良多。如其中提到自从1927年茅盾的《鲁迅论》后，国人对鲁迅的解读基本上就是一个片面化和误读的历史（大意），深获我心。当然提出这一观点需要很大的理论勇气，尤其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里如此宗派林立、恩怨纠缠，能不受干扰地说出皇帝什么也没穿是不容易的。我理解，兄之所以对《中国鲁迅学通史》的“理性反思”部分的未完全贯彻“中立原则”不满意，其实是有说不出来的苦衷的。非常渴望见到兄的计划中的《鲁迅局限性研究》能够面世，这也是我自己多年来思考的一个课题。我主要是从哲学的层面来切入这一问题，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来说，哲学如果不是唯一的切入点，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切入点。例如大作中提到林非先生的观点，即鲁迅低估了晚明思潮的启蒙意义，这就需要对晚明思潮的哲学蕴含进行深入的剖析。就我的粗浅之见，我以为晚明思潮在哲学上本质上并未超出中国传统思想的樊篱，谈不上真正的“启蒙”，也不可能开出任何现代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新局面，反而限制和束缚了从五四直到今天人们对西方文化精神的深入了解。对此我和国内哲学界多数人的意见相左，也与我的老师萧蓬父先生不同。当然这样一来问题就大了，这涉及对五四以来的整个现代思想的总体评价。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当今的国内文化讨论中持“极端”的新批判和新启蒙观点的原因。但我想，也许再过几十年，人们会发现我的观点并不那么“极端”，我还是给中国文化留足了“面子”的。
好！
晓芒
2005年2月7日19时23分
张梦阳致邓晓芒
晓芒兄：
你好！
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邀我于4月1日至7月31日为中国学博士研究生讲后期课程：中国文化特殊研究一一鲁迅学与胡适学。今天为办理到日本的签证，跑了一整天。晚上回到家里，诸事完毕后迫不及待打开电脑，盼望着能见到你新来的信，能看到周实兄主持的真名网上有新的好看的文章。看来，和你通信与上真名网，已经成为我的不可缺少的心理需要了。这可能是一个为思想而活着的迂夫子的一种本能，一种精神的需求。在这金钱至上、小人得势的红尘滚滚的俗世中，这的确“迂”得可以。然而，我却自得其乐。在我看到你新的来信后，就切实感到了其乐无穷。
你说非常渴望见到我的计划中的《鲁迅局限性研究》能够面世，这也是你多年来思考的一个课题，就使我感到兴奋。为能有兄这样的对话者而兴高采烈！这个课题，的确是21世纪鲁迅研究的重要内容。研究鲁迅的局限性，绝对不是否定鲁迅，而是在充分肯定这位伟大智者历史功绩后的一种超越，一种历史的前进。只知道彻匐在伟人的脚下，姥缩在前人的思想窠臼中一味赞颂、崇拜，是没有出息的表现。中国人多少年来停滞不前、故步自封，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在这里。研究鲁迅的局限性，正是要实现一种思维方式的变革，一种哲学的变革。因而首先应该从哲学的层面来切人这一问题，当然哲学的切入不是唯一的，文学上的性格上的等等都很重要，然而却无疑是首要的，带根本性的。其实，研究鲁迅的局限性，不仅是针对鲁迅一人，而是破解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束缚中国人思想的原因。中国人始终没有从传统思维窠臼中跳出来，虽然历史上有几次大跳，例如晚明和五四，但还是最终还是没有跳出。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是一次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大反省、大总结；五四也是一次更大的反省和总结，鲁迅是其中最深刻的一位。但是仍然没有完全跳出来。这恐怕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很有关系，如果当真跳出来了，就不会出现这种极端荒谬的丑事了。深究这种大悲剧产生的深层原因，实在是中国思想者们面临的重大历史使命。纵然这种深究是艰难的，也要深刻地思考下去！因为这是真正热爱中华民族的思想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一心只想着自己的职称、薪酬、地位的人，是不会操这种心的，甚至会认为这是迂腐和愚蠢的，但是这些聪明人即便有多么唬人的光环却并非思想者，不必与他们谈也。
先说到这里，以后再深入交流。
你春节要回湖南老家，会见到周实兄吧？我可是非常盼望见到你，见到他的，见到思想者友人的。请代我向他和真名网的所有朋友问好！你们有机会到北京时一定事先告诉我，我定竭尽全力接待。在这个世界上，思想者实在是太少了，这种朋友实在是太可贵了！
梦阳
2005年2月8日零时41分
邓晓芒致张梦阳
梦阳兄：
一回武汉，就赶文章，不得空闲。昨日忽然想到，中国人是一个贪图安逸的民族，由于缺乏宗教上的超验的追求，所以只有被置千生死边缘之上才能有所奋发。所谓文王厄而演周易，孔子困而作春秋，屈原见放，遂有《离骚》，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鲁迅也讲，只有从小康堕入困顿之人，才能看破世态的炎凉。但这条规律拿到西方去似乎并不合适。古希腊赫拉克利特贵为王储，却放弃了当国王的机会而去专心研究哲学，最后饿死在牛栏；亚里士多德身为太傅，却并没有辅佐亚历山大去征服世界，反而要亚历山大从世界各地为自己提供用千科学研究的动植物标本；罗马皇帝安东·奥勒留养尊处优，却崇拜奴隶哲学家爱比克泰德，写了一本哲学名著《沉思录》传世；中世纪奥古斯丁是在享乐腐化中幡然醒悟的，他的痛苦在中国人眼里完全是自寻烦恼。近代虽然有斯宾诺莎那样的受难的圣贤，但也有笛卡儿、莱布尼茨、谢林、叔本华这样的幸运儿，没有受过什么苦而能成大器。中国知识分子幸好几千年来多灾多难，才逼出了那么多优秀人物，而在当今这样一个享乐的时代，我们不但在道德上每况愈下，在思想上和学术上也日益肤浅了。所以我觉得现在那些随意咒骂鲁迅、调侃鲁迅的人，恐怕都是些没有遭受过大难的人，他们以为做学问、谈思想是一件很优雅、很小资的事，有鲁迅用眼瞪着他们，使这些玩家感到不自在，感到玩不转，所以非要把他排除掉不可。当然我并不希望中国知识分子再去经历什么“大风大浪”的磨难，但至少我们在精神上不能玩物丧志，要掀起内心世界的风浪。否则我们真的会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的僵尸，虽然可以成为其他文化的肥料，却绝没有以此为自豪的资格。
好！
晓芒
2005年2月25日
张梦阳致邓晓芒
晓芒兄：
你一回武汉就不顾繁忙给我来信，使我荣幸之至！刚才收到文汇读书周报朱自奋女士的来信，说她很爱看我们的通信，这样说道：“看了您与邓晓芒的通信，被您对思想的执着追求粘神所感动。您说，在这个世界上，思想者实在是太少了，这种朋友实在是太可贵了，诚哉此言！你坚持的事业是寂寞的，但也是焕发着精神火花的极有意义的事业。您不停向前走，探索着，追问着，我不敢妄评您的思想将来会给这世界以多少改变，就单单从您选择的这种人生道路来说，也足以让我心生敬意。“我立即就回信感谢她的鼓励，说道：“收到你的信真感到欣慰，这是一位思想者给予另一位思想者的鼓励和鞭策，使我觉得增加了许多勇气和力量。的确，只有思想相通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而现在这样的朋友实在是太少了。幸运的是我还真得到了几位这样的朋友”。我们能在网上这般恳挚地通信，又受到网友们的注意，就是因为思想相通。我的座右铭是：“思想之乐，乃人生最大快乐。思想家之生活，乃人生最高境界。终生不渝对思想和思想家的向往。”并把这条当做“真名博客”“闲思斋”的公告。当然，我自知此生永远成不了思想家，但是我还是“终生不渝对思想和思想家的向往”。因为我觉得倘若没有了思想和思想家，这个世界真是没有什么意思了。这就回到你信中所说的：“古希腊赫拉克利特贵为王储，却放弃了当国王的机会而去专心研究哲学，最后饿死在牛栏；亚里士多德身为太傅，却并没有辅佐亚历山大去征服世界，反而要亚历山大从世界各地为自己提供用于科学研究的动植物标本；罗马皇帝安东·奥勒留养尊处优，却崇拜奴隶哲学家爱比克泰德，写了一本哲学名著《沉思录》传世；中世纪奥古斯丁是在享乐腐化中幡然醒悟的”。恐怕是因为他们把思想之乐当做超越种种物质世俗之乐的人生最大快乐。而中国人往往不知思想之乐，所以这些哲人的痛苦“在中国人眼里完全是自寻烦恼”，把放弃俗界的荣华富贵追求思想之乐当做发疯、犯傻。我这个小小的思想者也常常受到周围中国人的嘲笑和讥讽，而我只当做耳旁风，我行我素。把思想之乐看成是人生最大快乐，把思想者朋友作为人生最亲的知己。愿我们能坚持通信下去！晚上细读了你的《文学与文化三论》序，在“反思”与“反抗”这两点上颇有体会，下次再详谈。
梦阳
2005年2月26日零时39分
邓晓芒致张梦阳
梦阳兄：
昨日偶然翻到你发在《文化中国》上的大作《文明冲突与现代文化中国一论鲁迅和胡适研究的综合创新》，仔细拜读后，深感佩服！兄所提出的鲁迅与胡适两种不同的自由主义的整合、鲁迅侧内省而胡适重外取的论述，极为精当；对二人所源出的欧陆与英美自由主义的分析也非常准确。如此划分一下，则国内关千胡鲁之争的脉络就清晰多了。
唯有两点不同看法，试图就教于兄。一是胡鲁之间虽然一个重外取，一个重内省，双方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以为仍然有一个当今现实的侧重点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外取容易，而内省最难；外取正因为容易，所以效果常流于表面，易形成“热点”甚至泡沫；而内省正因为难，所以少有人肯下力气，而真正的变革恰好有赖于此。自清末一百多年来我们“外取”得不可谓不多，但后来均变了味、变了质，是因为空有制度形式而没有自由人，徒唤奈何！胡适的悲剧也正在于此，他的自由主义精神只停留于一种外部的行为方式，他希望这种行为方式成为一种制度，一种国策，因此他的眼睛盯着最高当局和决策者，想做一个旧式的“诤臣”，想对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古老的国度通过动几个小手术就加以根本的改变，结果半点都动不了。鲁迅则着眼于更深层次的国民性问题，他抓住的是中国的根本。21世纪胡适热的重起伴随着政治哲学和宪政讨论的喧闹，当然有其不可抹杀的作用，但我仍然感到这种讨论容易陷入一种“诤臣心理”，而并非一种真正学理上的研讨。因为真正学术的研究必须面对今天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现实，而不是搬来一套什么理论就可以解决问题的。鲁迅当年对“制宪”不感兴趣，甚至认为它给一些利欲熏心者提供了借口，是有他的道理的。当然讨论还是应该的，只是重点应当放到对国情的适用性方面，这就要求对最重要的“国情”即中国人的精神现状有充分的估计，弄清楚究竟是什么在阻碍宪政的制定和具体执行。需要有一批人对中国传统国民性作深入的钻研，而且今天这种钻研应当比鲁迅时代有更加学理化的西方文化参照系，即对西方文化精神有全面深入的了解，而不仅仅是像鲁迅一样受到一些文学作品的熏染、获得一些感性体验。这就是我长期以来对西方哲学、宗教、文学和文化抱有浓厚兴趣的原因。但我认为我是沿着鲁迅的道路继续走下去的，这是与胡适的路子很不一样的。去年（2004年）《书屋》第8期、第11期有我的关于胡适和鲁迅的两篇讨论文章（后一篇是争鸣文章），可以参看。
第二点看法是，对英美自由主义和欧陆自由理论的关系，兄似乎顺从了时下流行的一褒一贬的讨论模式，认为英美模式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欧陆模式则是“从法国大革命传来的一种极权民主政治思潮”，并从法国到俄国再传到中国，还有德国纳粹，都是由卢梭、康德、黑格尔这些人思想中发源的。这种观点大多是从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如柏克、柏林等人那里捡来的（也包括法国思想家贡斯当），这些人对自由的了解出于经验主义的狭隘性而缺乏哲学的深度，只看表面而不涉及实质。他们把极权主义归罪于一种口头上的旗号，而忽视后面的社会文化背景，是找错了根源。国内学术界的状况恰好也是缺乏哲学训练、经验主义泛滥（顾准得到如此多的追随者即可说明这一点，虽然在道德上顾准确实值得崇敬，也有不少经验性的真知灼见），人们热衷于在常识层面上造成大面积的影响，特别容易接受西方那些有表面证据的观点，作简单的逻辑比附。其实，西方自由主义本身是两种倾向的合题，双方都得益于对方，也离不开对方。在这方面，意大利思想家圭多·德·拉吉罗的观点比较持平，他的《欧洲自由主义史》有英译者科林伍德和中译者杨军的译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可以参看。我现在正在写一篇文章，试图在这方面作一些澄清。
以上一孔之见，敬希批评。祝好！
晓芒
2005年2月28日
张梦阳致邓晓芒
晓芒兄：
你好！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而我现在则是：晓芒信，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每次收到你的电子邮件，都兴奋不已。信是上午收到的，本要马上回复，但还是保存下来，准备思考一下，晚上再复。这样，可能更成熟一些。
你说的意见，无论是相同还是相异，我都很赞成。相同的是：”所提出的鲁迅与胡适两种不同的自由主义的整合、鲁迅侧内省而胡适重外取的论述，极为精当；对二人所源出的欧陆与英美自由主义的分析也非常准确。如此划分一下，则国内关于胡鲁之争的脉络就清晰多了。”我为提出的观点得到你的支持而感到欣慰，我是力图超越“鲁不如胡”或“胡不如鲁＂的思维模式，从更高的层面思考中国文化的整合问题。我相信沿着这条路子才可能如你所说的“结束轮回”，不再在“怪圈”中兜圈子。
相异的一点是：“胡鲁之间虽然一个重外取，一个重内省，双方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以为仍然有一个当今现实的侧重点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外取容易，而内省最难；外取正因为容易，所以效果常流于表面，易形成‘热点’甚至泡沫；而内省正因为难，所以少有人肯下力气，而真正的变革恰好有赖于此。”从本质上说，这一点我们不仅不相异，而且又是不谋而合。我是认为“内省”难于“外取”，鲁迅正是在这一点超过了胡适。这两天我一直在看你的《文学与文化三论》，并写了一篇心得《“反思”还是“反抗”》。文中认为：邓晓芒先生与我不谋而合，他主张用“反思”来概括鲁迅精神，因为他觉得“反思比反抗更重要，它能够挖出所反抗的对象的根，从而结束轮回”。我在《中国鲁迅学通史》理性反思篇中，则把鲁迅概括为“深刻反思中国人精神的伟大思想家”。我们之所以形成共识，就在于不约而同地认为“反抗”仅是现象，“反思”才是本质。“反抗”的现象是形形色色的，像工人绥惠略夫那样“一切是仇雠，一切都破坏”的反抗者，和张献忠那样“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于是就开手杀，杀……”的起义者，以及“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的“左倾”机会主义者，鲁迅不仅不希望其有，而且是极端憎恶的。因为这种反抗，总是摆脱不了轮回的可能性，结束不了至今为止的“争夺一把旧椅子”统治阶级的革命，像鲁迅所预言的那样使“革命”陷入“革革命的命”的无穷轮回之中，让人民遭受越来越深重的灾难。鲁迅的反抗，是在对中国人的精神进行了深刻反思、感到要其得到改变近乎绝望而却偏要反抗绝望的一种理性的反抗，一种“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让人们“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反抗。只有这种反抗才是鲁迅的反抗，是值得提倡的有积极意义的反抗。而这种反抗，是以深刻的理性的反思为前提的。没有理性的反思，也就没有理性的反抗。今天的思想者们，有责任倡导清醒自觉的理性的反抗，而抵制那种盲目颓硕的非理性的反抗。要分清这两种反抗，首先就须对历来的各种各样的反抗进行深刻的反思。因此，鲁迅的反思精神就格外具有现实意义。只有经过这种带有深邃哲学意味的深刻反思，才能把中华民族所反复体验的痛苦的历史感受，提升到理论和哲学的高度，而不是停留千感伤和叹息。从而以理论和哲学的高度自觉性避免历史的轮回，开辟新型的未来。
而反思其实就包含了“内省“，是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思考自己，解析自己，从而认识自己，提高自己。鲁迅在中国的真正价值，就是教导“偏不肯研究自己”的中国人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周围世界是怎么回事，在这样的世界上应该怎样做，活得明白点儿，做一个明白人。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人像鲁迅那样直面人生，正视残酷的现实，撕破“瞒和骗”的面纱，将现世中的各类人们的灵魂无情地抖搂出来，对丑陋者予以辛辣的讽刺与毫无情面的评说，令人或者恼火，或者震惊，或者反击，或者醒悟，无不产生极为强烈的反响。因而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人遭到鲁迅那样多、那样强烈的攻击、贬损与扭曲。
我感到你的文学与文化评论，骨子里都是哲学评论，与你所研究的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和胡塞尔有内在的相通之处。深厚的哲学修养和中西文化比较的方法，激发思维的交锋和碰撞，有了从另外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参照物，使你的文论具有广阔、坚实的背景视野和深层基础。因而也就显示出了你所“占据的有利位置”和全部学术研究的基石。作为一名将自己的一生全部贡献给鲁迅研究的学者，我觉得应该感谢你从哲学视角给鲁迅研究以切中肯萦的启迪。
相异的第二点是：“对英美自由主义和欧陆自由理论的关系，兄似乎顺从了时下流行的一褒一贬的讨论模式，认为英美模式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欧陆模式则是‘从法国大革命传来的一种极权民主政治思潮’，并从法国到俄国再传到中国，还有德国纳粹，都是由卢梭、康德、黑格尔这些人思想中发源的。”这一点，我虚心接受你的意见。造成这种“顺从＂的原因，是我虽然酷爱哲学，但是终归不是科班出身，涉猎和思考都欠深。文中观点是从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的一本书里搬来的。这一点，我应该内省，并感到结交兄这样的哲学专业朋友的益处。
好了，不知不觉间竟然写了这么多。不过，我觉得舍出写专著和完成科研项目的一些时间与兄通信，是值得的。说不定，我们的通信集有一天会成为一本很好的书，比我们写的那些大厚本的专著更受读者欢迎。
顺颂春禧！
梦阳
2005年2月28日23时29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