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哲学与企业文化

什么是企业文化？我想企业文化应该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大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文化”这个概念很广，“企业文化”应该说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在当代中国应该说是一个核心的部分。因为它对于我们的时代精神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涉及到各个方面。不管是校园文化还是农村文化，娱乐文化还是官场文化，传统文化还是流行文化，地区文化还是跨国文化，最后都要汇聚到我们当前这样的一个重点上面来。因为现在我们是以经济建设为核心，企业文化在里面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企业文化这个话题不但涉及各行各业，涉及各种不同的人群，还涉及每一个人。学校培养的人将来到哪里去呢？到企业里去。农村现在大量的劳动力涌入城市，干什么呢？到企业里去。各级领导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企业产值的增长。所以我们说企业文化是我们当代大文化的一个核心部分。
本人从底层来，当过10年知青，在城里又当过5年打工仔，包括搞搬运等等，然后考到武大读研究生，从此进入教育界。但是我每年都要回去跟知青朋友接触，他们有些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当然大多数都不太成功，属于社会底层，所以对他们的情况我还是有一些了解，有一些感性的知识。再者，我自学、读书在当知青的时候就开始了，所以我做学问一开始并不是想要当一个学问家，主要是关注社会民生，关注底层，着眼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我特别没有预期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个康德研究的专家，这是完全在我意料之外的。当初为什么要研究康德？主要还是为了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找到一个新的视角、一种新的方法。
康德本人是一个非常有现实感的哲学家，尽管他的书非常难读，也非常难翻译，连德国人都读不懂他的书，认为他是有史以来最晦涩的哲学家。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最晦涩、最高深的哲学家，他自己说他原来的理想是当一个大学教授，但是读了卢梭的《爱弥尔》以后，他说卢梭教育了我，如果我的学问不能为普通的老百姓提供一种生存的根基，那这些学问就一钱不值，这也是康德做学问的立场。所以，虽然康德的思想是那么的晦涩，但是他心目中是想用这样一些理论来为最底层的普通老百姓，包括那些打工仔、洗衣妇和裁缝，提供一种生存的根据，解决做人的权利问题。当然不是直接地解决，如果让那些老百姓看他的书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在康德自己看来他是为他们的生存权利建立理论上的根据，这种做学问的态度是很有时代感的。
康德的时代正当18世纪，在德国也是处于他们的“转型期”，跟中国有一点非常相像。德国当时是一个落后的国家，甚至没有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四分五裂。在经济方面落后于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这些先发展的国家，处于一个要奋起直追的境地，但是德国既有的国情严重地阻碍了德国的发展。所以康德的批判哲学是具有一种改革和革命的意义的，他对当时所认为天经地义的很多东西提出了批判和怀疑。
经过康德的研究，他提供了一种经过论证的新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被称之为“哥白尼式的革命”。哥白尼认为不是太阳围绕地球转，而是地球围绕太阳转。这是一种颠倒的方法，人不再依赖于客观世界、上帝、命运，而是立足于自己的主体。康德说他是模仿哥白尼进行自己的思想革命的。他的这种革命在世界观、科学观、道德观、宗教观、政治、历史、文化等等各个方面，对于现代西方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梁启超称之为“近世第一大哲康德”，200多年来常盛不衰。中国近些年也开始对康德产生了密切的关注，我和杨祖陶先生翻译的康德的“三大批判”译本在翻译质量上有一些提高，可以用来做研究了。于是在学术界有一大批人把康德作为了热门话题。中国的这种“康德热”实际代表了我们当前时代精神的一种微妙的变化，虽然不是那么明显，但在背后反映了一种倾向。
中国人深感现在我们所欠缺的是一种高层次的理论指导，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已经“过”了20多年了，这个“河”还没有过过去，为什么？光是摸石头是不够的，必须要有一种超前的高层次的指导。我们多年来热衷于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有时候往往陷人到一种困境，甚至陷入到自相矛盾。在目前这个矛盾表现得特别明显，你要发展，但是有很多的东西限制了你，包括产权问题，包括环境污染，包括劳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都归结到体制改革的问题，而体制则与文化心态有关。要改革必须要再往前跨一步，必须要有前瞻性，我们要跨到哪里去？这就要对文化心态进行反省。没有一种长期的前后一贯的原则，我们的企业文化永远停留在一个低层次的水平，这个水平的特点就是投机性太强。我们的企业文化目前基本上还是一种投机性的文化，没有前途，短期效应，有点儿像赌博。
对于中国当前的企业文化，我作了一个归纳，我们当前的企业文化有三种主要的类型：
第一，官商文化。由以往的计划经济传下来的，计划经济如果要仔细分析起来，又跟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一贯的做法有根深蒂固的联系。总而言之，在计划经济的文化氛围中，企业直接由官僚的权力来垄断，导致一种官商文化，比如我们通常讲的“大锅饭”、“铁饭碗”，一切都由国家包起来、养起来。官商文化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之下必然成为腐败的温床。腐败以前也有，计划经济时代也有，但是没有这么厉害，因为市场经济没有发展。一旦把官商文化投入到市场经济的大背景，权力就成了谋私利的资本，这就是“权力寻租”。有的学者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实际上带有非常浓厚的封建色彩。在这方面有大量的批评，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国家现在也在致力于搞政企分离，要把官商文化解构，我预料这种文化在某些领域里面仍然会有，消除不了，但是它是没有前途的，这种官商文化正在走向衰亡。
第二，儒商文化。以儒家伦理作为主导的一种企业文化。当然对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来说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文化，我们搞市场经济同时又保持传统的儒家道德，何乐而不为？两全其美嘛!能不能在现代的市场经济背景之下继续发扬我们的儒家道德，这是很多企业家在考虑的问题。这样的儒商文化它是以道德作为它的原则，它讲道德，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就是儒家强调的“仁义礼智信”、“忠孝”，讲诚信、讲人性本善，讲政治。儒家是讲政治的，治国平天下。当然儒家也有内圣的一方面，讲个人修养的，特别是企业家本身的个人修养，以及对待员工的仁爱之心。这个当然很好，但是在当前这种市场经济的情况之下，这样的一种儒商文化往往敌不过另外一种文化，等一下我会讲到。但是大家又舍不得放弃，特别是中国的北方，像京津、东北、山东这一带，以前还有晋商、徽商，这些地区都有一种儒商的传统，有些电视剧也想把这方面鼓吹起来。这样的一种儒商传统，有时会有一种爱国主义风范，一切服从国家民族的大义。儒家是讲政治的，讲国家民族大义的，不是那种奸商，所以有一种崇高感。但儒商首先是立足于家族传统，家族的荣誉，要光宗耀祖。我们可以看到像《大宅门》那样的电视剧，虽然是清朝封建时代，但是那些药商很讲信义，一旦发现自己进了假货，可以当街把价值多少万银元的药材烧掉，维持自己的信誉。所谓的“老字号”就是这样产生的，“老字号”是靠家族传承下来的。儒家是重视家族的，“老字号”都是以家族命名的。现在为什么没有“老字号”了？现在的“老字号”都是假的，只是作为一个品牌卖给某个私人承包。在这方面儒商也有成功的，特别是在北方有一些个别的儒商企业也有成功的，但是这种成功往往有一个背景，就是它常常与官商结合在一起。离开了官府的权力保护，离开了某种程度上的垄断，它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之下无法达到成功，甚至没有办法生存。所以儒商在北方有些地方可以成功，但是在南方，比如在广东，恐怕就很难。
还有一个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拓展，儒商文化越来越沦为一种伪善，它标榜的是儒家的那套东西，但实际上成了一种广告招牌。这也是一种变化的趋势，儒商这样一种文化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之下，以及在我们当前发展的总体方向上来看，它是很不适应的。为什么不适应？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个人私德，是建立在企业家个人道德的水平之上的。儒商依赖于企业家个人的道德水平，这是很不可靠的。为什么讲“富不过三代”？第一代创业者知道艰难，处于上升时期，可以维持个人道德；第二代从来没有创业吃过苦，从小在富裕家庭里长大，能守成就不错了；第三代不用说了，常常出“败家子”。“富不过三代”是这样的。人们希望每一代人都有第一代人那种道德和责任感，但是这是靠不住的，富贵之乡大多出贾宝玉。只能依靠创业的人，而这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当他去世以后，接下来的人怎么样这很难预料。儒商文化没有连贯性，随时可能会断裂。不光企业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的，如果你把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某个领导人的道德水平之上，那是很不可靠的。

所以问题在于，儒商的道德原则与市场经济的原则完全是两码事，市场经济有它自己一贯的规则，你做生意、办企业，本身有它的规律，比如说李嘉图、马克思他们发现的“价值规律”，这是一种客观的规律，不是人的道德所能够建立起来的。人的道德是道德，当然这种道德偶尔也可能跟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相交、相重叠。比如说你讲诚信，诚信很好啊，诚信就建立了信誉，建立了信誉这本身就被纳入到价值规律里面去了。所以那些“老字号”为什么有的几百年不衰，因为它恰好符合了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市场经济就是要讲诚信，要讲诚实劳动、诚实买卖，这是市场经济的规律。你儒家个人道德的诚实跟这个恰好吻合，你也可以成功，但是这种成功是偶然的。因为儒家的诚信恰好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搞好人际关系，为了“天下归仁焉”。所以儒家道德的规律跟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这两条道可以交叉，但是这种交叉是偶然的。一个人的道德不能由市场经济的规律来保证，市场经济的规律也不能由道德来决定。所以儒商为什么走向衰落，不是由于某个人道德还不完善，如果出来一个更加完善的道德君子就可以把它发扬光大，不是的。即使有个别的道德高人能够成功，这也是偶然的。所以儒商在今天总的趋势是走向衰落，这是由于它的原则是非市场经济的。今天鼓吹儒商跟市场经济的大背景是很不协调的。当然在市场经济已经发展起来、已经成功的基础上，你吸收一点儿儒家的因素那是可以的。我们讲了儒商跟市场经济有它的重叠之处，有它的交汇之点，你可以从中吸收一点儿东西，来更加完善企业的管理。但是如果要把儒商的原则作为一条根本的原则，那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
第三种企业文化，我命名为“佛商”。有位社会学家在香港作过调查，说是在香港的企业家一般都信佛，知识分子里面信基督教的比较多。这可能有一定的普遍性，在南方，不管是香港、广东、福建还是台湾，凡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地方，我们一般一进店门就看到佛像，或者是弥勒佛，或者是灶神菩萨，或者是关公。关公当然本来不是佛教的，但是我们把他佛教化了，关公被称之为“盖天古佛”。佛教、道教和儒教在中国自宋代以来就有合一的趋势，但是把关公当做偶像来崇拜，这当然还是属于佛教的范畴，虽然他也有忠义仁勇这些儒家品质。
这种企业文化主要是中国式的佛家文化，特别是禅宗和净土宗，它不太关心那些佛经、佛理，它比较实用。禅宗大家都知道“酒肉穿肠过，佛性心中留”，他又吃酒又吃肉，他不遵循佛教的一些戒律，戒律都是外在的东西，他相信内心。这种以佛教禅宗、净土宗为主来形成的企业文化，在民间应该说是一种最普遍的现象。这种企业文化的实质是什么呢？为什么一个做生意的、一个办厂的、一个做买卖的就要信佛呢？这就要考察禅宗所形成的企业文化的特点，它的实质是机会主义。这种文化讲运气，讲财运，讲机遇，讲缘分；也讲慧根，讲顿悟。灵机一动，然后你投下一注，你就发财了。其实他有信仰，我信佛我吃斋、念佛，但是这是一种手段，诚则灵，信则灵，你不信就不灵了。什么叫“灵”呢？就是可以得到现实的好处。禅宗还是要讲道德的，但是禅宗的道德主要是为了取悦于神佛，讲道德可以向神佛索取报酬，功利性非常强。不管是广东还是香港，信佛的功利性非常强，这是可以看到的。
这种企业文化在目前的时间段上来说，我认为是最适合我们市场经济现阶段的一种企业文化，它有大量的信众。为什么说是最适合呢？因为它把与市场经济相违背的那些规范都解构了。禅宗它是不承认什么规范的，它连宗教的规范都不承认，哪里还承认其他的什么规范。所以它可以解构一切与企业的发展之路相违背的规范，无形之中能够容纳市场经济的规律。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对于儒家道德来说是不相容的，但是佛家可以相容，他不在乎。佛家对世俗的一切都看得很淡很空。他凭机会。既然你放弃你的努力和认识，凭机会，那么市场规律就会在暗中起作用，这是“看不见的手”，它会来调控。所以市场经济为什么会在广东这个地方特别发展？据说禅宗六祖慧能在广东佛山开始正式传道，这可能有一定的传统关系。广东这个地方比较信佛，而且是禅宗南派。禅宗南派就是消解一切固定的法则，“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无法之法乃为至法”。一切看机会，一切看你的灵气，看你的顿悟，你的直觉，你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就成功了，你按死板的规律去做肯定就要失去机会了。所以这是一种最能够容纳市场经济规律的企业文化，但是它是不自觉的。
刚才主持人也讲到，我们现在属于一个“自在”的阶段，而不是“自为”的阶段。“自在”和“自为”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术语，“自在”是说百姓日用而不知，我们其实每天按照商品经济的规律做事情，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自己发了财却认为是神佛的保佑，但是实际上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作，这个操作的规律我们认识不了，所以觉得很神秘，觉得是菩萨在暗中保佑，或者是观音菩萨，或者是灶神菩萨。这就对市场经济的规律有一种容纳性，因为它解除了一切束缚，不承认儒家和计划经济人为规定的那一套，一切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取巧，你觉得哪方面投资会赚钱就投过去，失败就失败了，成功就成功了。这是对市场规律的一种消极的适应。市场经济是有自己的规律，这个中国人不知道，特别是亚当·斯密、马克思他们发现的，我们不知道那些东西，我们照样可以搞经济建设，可以办企业。所以我们是消极地承受了市场经济规律的支配，我们不是积极地去认识。
我们创造财富不是积极的创造，所谓的“积极的”是指你有目的有意识地运用你所学的，根据市场作出预测，然后支配自己的经济行为，为自己的发财致富服务。这就是“自为”，也就是自觉的意思。在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西方的资本家，亚当·斯密他是要读的，马克思他是要读的，凯恩斯也是要读的，如果不读这些东西是不具备起码的知识的。现在发展到更多的，凯恩斯以后还有其他更多的现代经济学家，这都是学问，不是什么灵感能够提出来的。我们中国的企业家往往在这方面没有多少学问，这也可能有外部的原因。市场经济的规律在中国受到很多的牵制，往往甚至受到决定性的牵制。往往经济发展的规律不是按市场经济的规律，而是按我们前面讲的权贵资本主义的“规矩”。权贵资本主义就没有规律了，只有规矩，谁的权大谁就能够支配经济，就能够垄断，就能够获得暴利。
在中国即使你要想学经济学，也学不到跟中国的经济现实相吻合的经济学，你只能学到西方的不符合我们国情的经济学。经济学的博士在经济博弈中惨败，我见过好多例子，经济学得很好，但是一投人商界就赔得一塌糊涂，只好给人家打工；小学生、文盲倒可能成功，只要他会拉关系，这种例子很多。中国的经济学要用它来理解和支配我们中国的经济生活还不成熟，还不到时候，这也是一个原因。内外双方的原因造成了我们现在的企业家只能够凭运气，当然也可以努力，努力做什么呢？努力打通关节，努力搞好各方面关系，甚至于不惜行贿，造成了现在的贪污遍地横行。我非常理解，很多贪污腐败不是某个人有意造成的，而是一种求生存的欲望。如果我不付出一些东西我的项目就接不到，我这个企业就没办法生存，我几百人、几千人的厂子就要垮台，没有办法。所以工人也很理解，厂长被抓了很多的人去保他，说他没有问题，他为工人解决了多少实际困难。这都不是由哪个人道德败坏所导致的，而是由我们的体制导致的。
所以我们现在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使得我们的企业家对于我们的发财之路处于一种消极被动的状态。当然里面也有灵感、直觉，但是这个东西是靠不住的。有的人特别聪明，他能够看准机会，他先人一步，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这样。没有规律可循，你照着他的做，他成功了，你可能恰好失败了，这是不能模仿的。所以我称之为“消极的市场经济规律”，市场经济规律背后肯定在起作用，但是受到很多东西的干扰，市场经济的规律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还有其他大量的“潜规则”，甚至喧宾夺主，主要的不是市场经济规律。
这样的企业家为什么又要去赚钱呢？背后还是由于一种赚钱的欲望。赚钱的欲望是无可指责的，每个人都有赚钱的欲望，“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都要赚钱。但是为什么要赚钱？这上面我们是茫然的，我们只知道要赚钱，为什么要赚钱，因为我要生活，我要养家糊口，我还要养活我底下的员工。这是我们现在的国情，所以我们赚钱的目的主要建立在我们的本能需要之上。建立在我们身体的需要、感性的欲望、物质的欲望上。在这方面包含有道家的自然的原则。人是自然的，人生下来就有肉体，他要吃、要喝，要生存，他有他的本能。
所以中国的企业家他们赚钱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消费，以消费为目的。你要问他：“你的理想是什么？”他没有什么理想，说来说去就是消费，当然不一定是他个人的消费，也许是一大批员工的消费，一大批员工张口等着要吃饭。这样一种目的他没有一种统一的长远规划，都是为了个人面临的一些欲望，都是见机行事，都是短视的。这种企业文化是做不大的，也是做不长久的，它总有一天会达到它的临界点，就会导致它的崩溃。这样的一种文化总而言之有它的固有的缺陷，需要补充。
这是以上讲的三种企业文化。当然还有一种企业文化是“买办文化”，外商文化，但是这种外商文化还不形成一种独立的文化，它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杂交品种。比如说上海那些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当然也值得研究，但是它的前提是要把前面的三种文化搞清楚。
总的来看，官商文化是改革的对象，我们现在改革就是要改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暂时不谈它。儒商文化是一种过时了的理想，在以前晋商、徽商那个时代，在明清时代他们也风光过一时，但是他们也过时了，今天已经不适应了。最有活力和生机的应该是佛商文化。有没有“道商文化”呢？刚才我讲佛商里面有道家的自然原则、自然的本能，有没有道商呢？没有。道家的自然本能只限于养生，不追求幸福，不搞商业。因为道家讲究的是避世、归隐、自然无为等等，它连科技都反对，经商更加是道家反对的。禅宗在这方面有更大的余地，禅宗不太反对市场，它有一句话是“大隐隐于市”。禅宗也讲“归隐”，在市场经济中做生意也是归隐，所以禅宗可以容纳市场经济。禅宗是“中国式的佛教”，跟印度西方的佛教不一样，他是入世的，但是他保留了出世的维度，他有一个佛，但是在心中，看不见摸不着。
林语堂有一句话：“以出世的态度做入世的事业”，你不要看得很严重，不要执著，你的心态要出世，要保持平常心，荣辱、胜败、盈亏这些东西其实都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我还要去做，不做就不是平常心了。这就是禅宗的态度。这种态度对于企业家来说有一种心理的调节作用，一个相信禅宗、相信佛教的企业家应该说心理承受能力是比较大的。我想为什么广东那么多的企业家都信佛，都在家里摆佛像、摆关公像，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它能够调节人的心理，能够淡化利害得失。弥勒佛笑口常开，关公一身正气，都是一种心理象征。甚至也可以吸收一点儿儒家的东西，儒家的“仁义”，比如关公既是佛家的也是儒家的。“买卖不成仁义在”，生意谈不拢，但是我们还是好朋友，讲义气。但是关公总体来说是佛家的，不是儒家的。如果儒家的话就会在家里摆一个孔子的像了，为什么不在酒店里摆一个孔子的像呢？那当然不合适，他要摆一个关公的像，或者摆一个弥勒佛的像。总体是佛家的，但是禅宗有很大的吸收能力，可以吸收儒家的东西，吸收道家的东西，甚至吸收市场经济的东西，都可以。
佛商的问题在于，它只是一种消极的解构，它能够解构妨碍市场经济的人为的规范，但是没有积极的认知。它的行为都是凭借直觉和灵感，凭借运气到处钻营、见机行事，但是它不懂商品经济的规律，在中国也不需要懂商品经济的规律，这跟我们的国情有关。所以它背后决定其行为的不是商品经济的规律，还是人的欲望。这个欲望除了生理上的本能以外，还有别的欲望，比如攀比、贪欲，这也是一种欲望。所以背后的动力是单纯的，就是发财，至于为什么要发财？有没有一个终极目的？有没有终极关怀？这个是不关心的。你为什么要发财？他会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为什么要发财？人人都发财啊。所以他是不问后面的理由，说穿了，后面的理由是他生来就具备的，因为生来要吃饭，因为人生来要享乐，要追求快乐，发财了以后就可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不用说的。
所以佛商的问题就在于有了钱发了财以后，生活就失去了意义，在没有发财之前生活似乎是有意义的，生活的意义就是为了发财，发财以后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就是随意地浪费，生活没有意义了，我有钱了，钱不算钱了，甚至于太多了。有的发财了以后就是花天酒地，摆阔，享尽人间的富贵，吃尽天下的珍奇动物，越是濒临灭绝的越要吃，走遍天下旅游，阅尽人间春色，穷奢极欲，甚至吸毒犯罪。生活的意义在于赚钱，我赚了钱以后生活就没有意义了。当然也有个别的人把钱投入到慈善事业，那只是个案。我们说这个人道德很高尚，这个人我们很佩服，但是搞企业的人有几个是这样的呢？一般他搞企业为什么要赚钱发财？就是为了生活和享受。有几个是为了将来赚了钱去搞慈善事业的呢？肯定是极少数的。所以它不能作为普遍的一种规律，对一般人来说这个要求太高。这是佛商的问题所在。
佛商没有提供终极关怀，你信佛，但是佛只是你赚钱的一种心理上的保障，你觉得有佛祖保佑你。赚了钱以后，有的人投钱于功德箱、买香烛，捐钱建庙报答佛，因为他许过愿，这是一种交换。但是这不是终极关怀。终极的关怀是人生的意义何在？没有交换之前人生也应该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佛家不提供，佛家讲“四大皆空”，一切都没有意义。我们信佛只不过拿来作为一种工具，信仰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只是一种手段。我信佛就发财，你不信佛就会倒霉，我有佛祖保佑心里会很坦然，哪怕我经商失利，佛祖保佑我也可以东山再起。所以佛商的毛病在于，他搞市场经济的动力究竟何来，他为什么要赚钱、要发财？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或者说人们认为不用解决，这是天生的，天经地义的，每个人都要赚钱，不用去考虑它，所以人生归根结底是没有意义的。这种文化显得低俗了，固然可以在某些场合之下比一般赚钱的人要超脱一些，但是精神境界层次是不够的，企业家始终高尚不起来。
这就要讲到康德哲学上来了。康德哲学不仅仅是个人的一个思想个案，应该说它是西方文化的结晶，或者说是整个西方文化集中的代表。这里我们可以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当然这在西方来说不是新的思路，这是200多年前的，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一种新的思路——来考察我们的市场经济以及我们的企业文化。马克斯·韦伯是德国的社会学家，他写过一本书《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说从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基督教改革以来，基督教的新教建立了一套伦理规范，按照他来说就是给资本主义的精神提供了信仰的根据。包括美国的崛起，他认为都是新教的那些清教徒做的。什么是清教徒？就是清心寡欲，但是非常有事业心的一帮人，他们在大陆呆不下去，那时候旧教徒压迫他们，迫使他们来到美洲开辟疆土，建立了美国这个国家，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这就形成了资本主义精神。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中间的微妙的关系，马克斯·韦伯提出来后受到一些质疑，但是我认为是有一点儿道理的。新教伦理有一些特点，在旧的基督教里面不太强调人的理性，新教更强调人的理性。当然天主教的文艺复兴也强调理性，但是那种理性主要是一种感性的理性，经验的理性。而新教伦理强调一种更高层次的普遍理性，比如说康德讲的“实践理性”。什么是“实践理性”？理性人人都有，西方人从古代就相信“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最基本的就是一种推理的能力，人都有推理的能力。推理的能力有时候可以体现在数学上，每个人都会算算术，2+2=4或者更复杂的，动物是不会的，但是人可以。人有算术的能力，他就有理性。我们中国人说“这个人会算计人”，能够算计人好几步，这个人就比动物聪明，也比傻瓜聪明。如果说“这个人蠢得像猪一样”，那就是因为他不会算计。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计算的能力，计算能力就是一种推理的能力，除了在算术方面、数学方面表现出来，人在实践中也表现出来了。在实践中我这样做，别人会怎么样？我可以推理，别人怎么样了以后最终对我会怎么样，还可以推。如果一个人没有或者缺乏实践理性，他就不会推，他本来想要利己，结果却损害了自己，这个人就缺乏实践理性。一个人想要利己这是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人生来都是自私的，但是要懂得怎么样才能利己，如果要自私的话，就要知道怎么样才能自利，这是需要理性的推理的。这样的一种理性是人的本质，人的伦理、道德都必须立足于人的理性本质，理性的这种推理能力当然可以表现在利害方面，但也可以表现在道德方面。
所以康德讲实践理性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日常的算计，你要算计别人，别人也算计你。你在算计别人的时候你必须也要考虑到人家也在算计你，算来算去最终不能两败俱伤，还要达到最好的效果，要达到双赢。怎么样才能双赢？这需要我们协商，用我们的理性来协商，如果没有理性那就没法协商了。正因为人都有理性，所以我们是可以协商的，可以考虑在我们相互的关系中达到双赢，这是日常的实践理性。
还有更高层次的就是道德的实践理性，这不在乎双赢不双赢，它在乎这个自由意志是否能够不自相矛盾，能够自我协调。这就要合乎理性，合乎形式逻辑的矛盾律。你的自由意志能否从头至尾保持一致，不要今天做的事情是今天的自由意志，过了两天又后悔，你的自由意志就自相矛盾了，这是非理性的。你的理性必须预先考虑到你做一件事情怎样能够永远不后悔，永远是你的自由意志，这就需要推理能力，你要推导出这种做法是什么后果，最终会导致什么后果，这个后果又会导致什么后果。最后经过推理，如果你认定这样的一些后果我都是愿意接受的，那么这个行为就是道德行为。一个人只有做道德的行为才永远不会后悔，这就永远保持了他的自由意志的一贯性。康德的实践理性体现了人的本质。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互相算计也表现了人的本质，但是这归根结底是人自己的动物性决定的，不是真正的本性，你算计人还是为了利益，你生来就是感性的，需要生活，需要舒服。人最终把自己变成了动物，这是不符合人的自由意志、也不符合人的本质的，他是没有办法，生来如此。但是如果你的行为出于纯粹的实践理性的原则而不会自相矛盾的，这就是一种道德。所以康德认为人的真正本质应该是这样一种自由意志的一贯性，他称之为“人格”。
我们说一个人有“人格”的时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不会做那些违背原则的事情，这个人是有原则的。如果一个人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头一天说的话第二天不算数，又反悔了，这个人是没有人格的，专门说假话的人是没有人格的。有人格的人他有自己的原则，这个人格就是人的本质，真正的本质在这里。至于人的感性欲望那些东西，那是人身上的动物性，不断变化的，不能称之为人的本质。康德提出人的人格只能够当做目的，而不能够仅仅当做手段。我们今天讲“人是目的”，这个说法就是从康德来的。我们通常对这个理解得很简单，“人是目的”意思就是好像对人要好一点儿，领导干部要施仁政、要关心老百姓的疾苦。当然也不排除这些内容。但是最根本的东西不在这里，最根本的东西是你要尊重人的人格，尊重人的自由意志，他的自由意志的一贯性才形成了一个人的人格。
比如说我们讲诚信，康德也讲诚信，但是康德讲诚信他认为有两个层次。我们讲“诚”就是做生意要诚实不欺，这是最表面的层次，一般地至少你能够老少无欺就够了，只要做到老少无欺这就是道德的，我们通常就这样认为。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这个，我们现在做生意，能够骗就骗，被抓住了那是没有办法。于是有人说，你以诚信来做生意只会使你的生意做得越来越兴旺，你让人家相信你了，下一次人家就会成为你的回头客，薄利多销，你就发财了。用这种方式来建立诚信，在康德看来是很表面的，这不能算“道德”，这只能算是“合法”。合法跟道德是不一样的，合乎道德律跟出自道德律是不一样的。“合乎”道德律是你虽然按照诚信办事，但是你的目的是发更大的财，这个目的并不合道德律。但如果是“出于”道德律，那你把发财先放在一边，你是认为欺骗人本身不符合道德。仅仅为了这个不欺骗人的原则，哪怕你这个厂子、这个商店关门了，你都不骗人，这才是道德。所以一般的诚信可以值得推荐、鼓励，但是不值得敬重，只有道德是值得敬重的。你为了讲诚信，这个店最后赔本了，没办法只有关门，这个人虽然失败了但是值得敬重，因为你是为了道德而关门的。那个人讲诚信可能发财了，那个人可以值得鼓励，但是他的人格是否值得敬重那还是另外一回事，还要看他的出发点。康德强调人的动机，为道德而道德，或者道德的“自律”。为道德而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为了发财而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康德的这样一种观点是非常抽象的，后来受到很多的批判，完全为道德而道德是不存在的。但康德也这样认为，完全为道德而道德的人是做不到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它当成一个理想设定在那里，我们就会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反省。不要做了一点儿好事儿就骄傲，还要看自己的内心深处是不是真正为了道德。
康德的伦理学、道德哲学基点是建立在人的自由意识上的，不是为了相信上帝的教导、或者相信某个圣人的教导而遵守道德，而是出于自己理性的一贯性遵守道德，所以通过他的道德学说唤起了人的理性自觉。要意识到理性才是人的本质，这就是欧洲启蒙思想在康德这里的体现。启蒙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理性，另外一个就是自由。理性和自由是启蒙运动的两大原则，在康德这里提得非常明确。他用这样的一种启蒙的原则反对传统的宗教对人性的束缚，但是是不是反宗教本身呢？康德并不反对宗教本身，他反对的是用宗教教条束缚人的自由意志。对宗教的盲目信仰和迷信排除人的理性，这是他反对的。但是他认为宗教本身是必要的。“我们即使没有上帝也要造一个出来”，这是伏尔泰说的。康德的说法也很类似。上帝是我们自由意志自己设定的一个理想，上帝不是高高在上的，它就在我们的自由意志里面，我们设定他来作为自己追求的一个对象。自由意志是什么呢？自由意志本身是不可知的，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你只能说我想这样做，我要这样做。但是不能够用科学的眼光把你的自由意志分析出来是因为什么，还原成某种因果关系，这样一分析自由就不自由了，就成了必然了。自由意志本身是一个绝对的出发点，它底下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认识、可以把握的，自由就是没有道理可讲。但是自由一旦发生它就有了道理，你说你这个自由是不是能够贯彻下来？孔子讲“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康德也讲，你的自由意志能够终身保持、能够成为普遍规律吗？你能够终身保持，那么你是自由人，如果能够成为他人也能遵守的普遍规律，那么你就是道德的人。如果你后来又后悔了，或者又抛弃了原来的出发点，那你不是自由的，你是受外在条件所摆布的。道德就是这样一种绝对的自由意志，它不受任何外在的限制，在任何情况之下我的理性告诉我应该怎么做，这在将来是不会后悔的，如果我做了的话，我对得起自己。
但是人没有这样的能力能够预定自己的将来，我将来做不做得到？人没办法预定。人的认识是有限的，你怎么能够保证自己的一生？因此人必须设定自己的一个代表，这就是上帝。所以设定上帝在康德看来是人为了达到最高的自由，实现最高的自由他必须要设定一个上帝，让人生有一个归宿。设定上帝以后，整个人生就有了归宿，我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上帝，当然我是不是能够达到绝对的自由，这个我一辈子也许都做不到。但是我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前面有一个上帝在那里等着，他有一个最后的审判，最后能够保证至善。至善就是最高的道德配上最大的幸福，在上帝那里可以得到完满的统一。我做了一生的善事，整个一生没有得到幸福，但我相信上帝能够作出公正的评价，善有善报，在来世可以得到补偿。这是康德的一个很玄乎的观点，是对上帝的一种超越的诠释。这跟西方传统有一些不同，康德强调个人的主体性，由个人的自由意志中引出上帝。
用这个观点来看待我们中国人，可以说我们中国人一般很难相信一个上帝，我们可以相信如来佛，相信弥勒佛，相信观音菩萨等等，这个相信不是真正的相信，他是跟现实的回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相信他有什么好处？如果没有一点儿好处还相信他吗？我可以把生活中一切的好处都归结到他，我自认为他给我带来了好处，但是一旦我认为这些好处不是他给我带来的，或者他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好处，甚至我一辈子都没有从他那得到任何的好处，我还能相信他吗？基督教就有这样的信仰，即使我一辈子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我还相信他。因为基督教需要一个彼岸的上帝，康德的上帝就是如此。中国人很难这样，这是一种文化的差异。我在很多文章和讲座里面谈到，中国人为什么没有西方人那种超越性的信仰？他们有他们的文化的根源。
但是有一点我们跟西方人是一样的，我们都有一种追求自由的本性，西方人追求自由，我们也追求自由。虽然我们对自由的理解不高，但是也可以有的。自由的概念是多层次的，最低的层次是我们能够活下来就自由了。余华有一本小说叫《活着》，能够活着，哪怕所有的幸福都失去了，但是我活着这就是自由，这就是幸福。里面的主人公福贵很自由，他一生什么都失去了，到晚年要进棺材了，但是每天晚上都唱着小曲什么都不想，这就是最低层次的。生存权是最低层次的自由，吃饱饭、穿暖衣服、住好房子。“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也是一种自由。再就是人格方面的，财产权、隐私权、迁徙权等等，还有精神方面的，言论、出版、结社等等。最近人大概读过了《物权法》，承认人们的财产自由，当然还有待进一步推进。我们的物质自由层次已经提高了，但是精神的自由还有待提高。
“世界历史是人类自由意识的发展”，这是黑格尔的名言。最高层次的自由肯定是超越物质世界的，是人类一切精神创造的结晶。最高的自由，精神的自由必须把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都纳入自身，这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讲企业文化，最高的境界我认为应该是对全人类精神财富的一种吸收，一种全方位的开放。一个企业文化，它的自由层次有多高，就看它对人类精神财富开放的程度有多高。我们虽然在一个企业里面，但是我们的眼睛对整个人类的历史都高度关注，努力提高自己的自由度，成为一个自由人。在这一点上不管是老板也好，还是打工仔、打工妹也好，在这个目的上都是共同的，要成为自由人。老板要成为自由人，打工者也要成为自由人，这一点上他们是平等的。要完成自己，成为一个自由人，这是企业文化中每一个人赚钱的真正动力。

而通往自由之路首先要有理性，市场经济不仅仅是机会而且有自身的规律，市场经济的规律有一个基础，就是把每一个人看做是理性的，把人看做是“理性人”，把理性看做人的本质，把人看做能够运用他的理性来做判断的。一个理性人就会尊重自己和他人的人格，因为理性是推理的，推理就要推己及人，要推到他人会怎么想。既然尊重自己和他人的人格，就会要求形成健全的法制，特别是公平和正义的原则要成为我们为人处事的最高原则。这个中国人从来没有做到过，公平和正义的原则从来没有成为我们最高的原则，我们的原则有很多，家庭的原则，仁和礼的原则，忠孝和义的原则，“义”并不是“正义”，而是有礼数等级的。打破一切等级，只要是一个人，你就要对他采取平等的公平的态度，这才是公正和正义的态度，这是西方的。这样一种公平正义的原则在西方是最高的原则，因为那是上帝的原则，上帝的末日审判就是最高的公正。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要超越企业的传统观念，比如企业里面的裙带关系，比如说等级特权，比如说对好人坏人这样的一种固定的评价，对人性本善本恶的评价等等，这些评价都是阻碍我们推动正义原则的一些障碍。
我们要把每个人在人格上的平等当做企业文化的起点，每个人的人格都是平等的。有的企业家很懂得这一点，不仅仅把工人当做劳动力，也尊重他们的人格。当然还有一方面是政府部门也要转变观念，要营造一个自由的大环境。要尊重维权者的人格。这个维权不仅仅是打工者的事情，我们今天讲维权就认为是弱势群体的事，其实老板也要维权，向政府部门维权。总之一切都要以法律为准绳，劳资关系、政企关系，都要以法律为准绳，因为法律是建立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当然今天的法律还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法律要适合于市场经济的规律性，要建立在人格平等这样一种基础之上。对于这点我们任重而道远，一方面我们企业家自身要转变观念，我们怎么样对待自己的事业，我们怎么样对待自己的员工，我们怎么样对待自己。我们这一生该按照一种什么样的原则去为人处事？
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现在正在做，而且进展不会如某些人想的那么快，肯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企业文化的发展还有待于整个社会环境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