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哲学与企业文化
什么是企业文化?我想企业文化应该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大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文化” 这个概念很广,“企业文化” 应该说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在当代中国应该说是一个核心的部分。因为它对于我们的时代精神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涉及到各个方面。不管是校园文化还是农村文化,娱乐文化还是官场文化,传统文化还是流行文化,地区文化还是跨国文化,最后都要汇聚到我们当前这样的一个重点上面来。因为现在我们是以经济建设为核心,企业文化在里面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企业文化这个话题不但涉及各行各业,涉及各种不同的人群,还涉及每一个人。学校培养的人将来到哪里去呢?到企业里去。农村现在大量的劳动力涌入城市,干什么呢?到企业里去。各级领导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企业产值的增长。所以我们说企业文化是我们当代大文化的一个核心部分。
本人从底层来,当过 10 年知青,在城里又当过 5 年打工仔,包括搞搬运等等,然后考到武大读研究生,从此进入教育界。但是我每年都要回去跟知青朋友接触,他们有些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当然大多数都不太成功,属于社会底层,所以对他们的情况我还是有一些了解,有一些感性的知识。再者,我自学、读书在当知青的时候就开始了,所以我做学问一开始并不是想要当一个学问家,主要是关注社会民生,关注底层,着眼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我特别没有预期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个康德研究的专家,这是完全在我意料之外的。当初为什么要研究康德?主要还是为了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找到一个新的视角、一种新的方法。
康德本人是一个非常有现实感的哲学家,尽管他的书非常难读,也非常难翻译,连德国人都读不懂他的书,认为他是有史以来最晦涩的哲学家。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最晦涩、最高深的哲学家,他自己说他原来的理想是当一个大学教授,但是读了卢梭的《爱弥尔》以后,他说卢梭教育了我,如果我的学问不能为普通的老百姓提供一种生存的根基,那这些学问就一钱不值,这也是康德做学问的立场。所以,虽然康德的思想是那么的晦涩,但是他心目中是想用这样一些理论来为最底层的普通老百姓,包括那些打工仔、洗衣妇和裁缝,提供一种生存的根据,解决做人的权利问题。当然不是直接地解决,如果让那些老百姓看他的书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在康德自己看来他是为他们的生存权利建立理论上的根据,这种做学问的态度是很有时代感的。
康德的时代正当 18 世纪,在德国也是处于他们的 “转型期”,跟中国有一点非常相像。德国当时是一个落后的国家,甚至没有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四分五裂。在经济方面落后于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这些先发展的国家,处于一个要奋起直追的境地,但是德国既有的国情严重地阻碍了德国的发展。所以康德的批判哲学是具有一种改革和革命的意义的,他对当时所认为天经地义的很多东西提出了批判和怀疑。
经过康德的研究,他提供了一种经过论证的新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被称之为 “哥白尼式的革命”。哥白尼认为不是太阳围绕地球转,而是地球围绕太阳转。这是一种颠倒的方法,人不再依赖于客观世界、上帝、命运,而是立足于自己的主体。康德说他是模仿哥白尼进行自己的思想革命的。他的这种革命在世界观、科学观、道德观、宗教观、政治、历史、文化等等各个方面,对于现代西方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梁启超称之为 “近世第一大哲康德”,200 多年来常盛不衰。中国近些年也开始对康德产生了密切的关注,我和杨祖陶先生翻译的康德的 “三大批判” 译本在翻译质量上有一些提高,可以用来做研究了。于是在学术界有一大批人把康德作为了热门话题。中国的这种 “康德热” 实际代表了我们当前时代精神的一种微妙的变化,虽然不是那么明显,但在背后反映了一种倾向。
中国人深感现在我们所欠缺的是一种高层次的理论指导,我们 “摸着石头过河” 已经 “过” 了 20 多年了,这个 “河” 还没有过过去,为什么?光是摸石头是不够的,必须要有一种超前的高层次的指导。我们多年来热衷于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有时候往往陷人到一种困境,甚至陷入到自相矛盾。在目前这个矛盾表现得特别明显,你要发展,但是有很多的东西限制了你,包括产权问题,包括环境污染,包括劳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都归结到体制改革的问题,而体制则与文化心态有关。要改革必须要再往前跨一步,必须要有前瞻性,我们要跨到哪里去?这就要对文化心态进行反省。没有一种长期的前后一贯的原则,我们的企业文化永远停留在一个低层次的水平,这个水平的特点就是投机性太强。我们的企业文化目前基本上还是一种投机性的文化,没有前途,短期效应,有点儿像赌博。
对于中国当前的企业文化,我作了一个归纳,我们当前的企业文化有三种主要的类型:
第一,官商文化。由以往的计划经济传下来的,计划经济如果要仔细分析起来,又跟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一贯的做法有根深蒂固的联系。总而言之,在计划经济的文化氛围中,企业直接由官僚的权力来垄断,导致一种官商文化,比如我们通常讲的 “大锅饭”、“铁饭碗”,一切都由国家包起来、养起来。官商文化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之下必然成为腐败的温床。腐败以前也有,计划经济时代也有,但是没有这么厉害,因为市场经济没有发展。一旦把官商文化投入到市场经济的大背景,权力就成了谋私利的资本,这就是 “权力寻租”。有的学者称之为 “权贵资本主义”,实际上带有非常浓厚的封建色彩。在这方面有大量的批评,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国家现在也在致力于搞政企分离,要把官商文化解构,我预料这种文化在某些领域里面仍然会有,消除不了,但是它是没有前途的,这种官商文化正在走向衰亡。
第二,儒商文化。以儒家伦理作为主导的一种企业文化。当然对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来说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文化,我们搞市场经济同时又保持传统的儒家道德,何乐而不为?两全其美嘛!能不能在现代的市场经济背景之下继续发扬我们的儒家道德,这是很多企业家在考虑的问题。这样的儒商文化它是以道德作为它的原则,它讲道德,讲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 “道” 就是儒家强调的 “仁义礼智信”、“忠孝”,讲诚信、讲人性本善,讲政治。儒家是讲政治的,治国平天下。当然儒家也有内圣的一方面,讲个人修养的,特别是企业家本身的个人修养,以及对待员工的仁爱之心。这个当然很好,但是在当前这种市场经济的情况之下,这样的一种儒商文化往往敌不过另外一种文化,等一下我会讲到。但是大家又舍不得放弃,特别是中国的北方,像京津、东北、山东这一带,以前还有晋商、徽商,这些地区都有一种儒商的传统,有些电视剧也想把这方面鼓吹起来。这样的一种儒商传统,有时会有一种爱国主义风范,一切服从国家民族的大义。儒家是讲政治的,讲国家民族大义的,不是那种奸商,所以有一种崇高感。但儒商首先是立足于家族传统,家族的荣誉,要光宗耀祖。我们可以看到像《大宅门》那样的电视剧,虽然是清朝封建时代,但是那些药商很讲信义,一旦发现自己进了假货,可以当街把价值多少万银元的药材烧掉,维持自己的信誉。所谓的 “老字号” 就是这样产生的,“老字号” 是靠家族传承下来的。儒家是重视家族的,“老字号” 都是以家族命名的。现在为什么没有 “老字号” 了?现在的 “老字号” 都是假的,只是作为一个品牌卖给某个私人承包。在这方面儒商也有成功的,特别是在北方有一些个别的儒商企业也有成功的,但是这种成功往往有一个背景,就是它常常与官商结合在一起。离开了官府的权力保护,离开了某种程度上的垄断,它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之下无法达到成功,甚至没有办法生存。所以儒商在北方有些地方可以成功,但是在南方,比如在广东,恐怕就很难。
还有一个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拓展,儒商文化越来越沦为一种伪善,它标榜的是儒家的那套东西,但实际上成了一种广告招牌。这也是一种变化的趋势,儒商这样一种文化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之下,以及在我们当前发展的总体方向上来看,它是很不适应的。为什么不适应?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个人私德,是建立在企业家个人道德的水平之上的。儒商依赖于企业家个人的道德水平,这是很不可靠的。为什么讲 “富不过三代”?第一代创业者知道艰难,处于上升时期,可以维持个人道德;第二代从来没有创业吃过苦,从小在富裕家庭里长大,能守成就不错了;第三代不用说了,常常出 “败家子”。“富不过三代” 是这样的。人们希望每一代人都有第一代人那种道德和责任感,但是这是靠不住的,富贵之乡大多出贾宝玉。只能依靠创业的人,而这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当他去世以后,接下来的人怎么样这很难预料。儒商文化没有连贯性,随时可能会断裂。不光企业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的,如果你把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某个领导人的道德水平之上,那是很不可靠的。
所以问题在于,儒商的道德原则与市场经济的原则完全是两码事,市场经济有它自己一贯的规则,你做生意、办企业,本身有它的规律,比如说李嘉图、马克思他们发现的 “价值规律”,这是一种客观的规律,不是人的道德所能够建立起来的。人的道德是道德,当然这种道德偶尔也可能跟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相交、相重叠。比如说你讲诚信,诚信很好啊,诚信就建立了信誉,建立了信誉这本身就被纳入到价值规律里面去了。所以那些 “老字号” 为什么有的几百年不衰,因为它恰好符合了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市场经济就是要讲诚信,要讲诚实劳动、诚实买卖,这是市场经济的规律。你儒家个人道德的诚实跟这个恰好吻合,你也可以成功,但是这种成功是偶然的。因为儒家的诚信恰好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搞好人际关系,为了 “天下归仁焉”。所以儒家道德的规律跟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这两条道可以交叉,但是这种交叉是偶然的。一个人的道德不能由市场经济的规律来保证,市场经济的规律也不能由道德来决定。所以儒商为什么走向衰落,不是由于某个人道德还不完善,如果出来一个更加完善的道德君子就可以把它发扬光大,不是的。即使有个别的道德高人能够成功,这也是偶然的。所以儒商在今天总的趋势是走向衰落,这是由于它的原则是非市场经济的。今天鼓吹儒商跟市场经济的大背景是很不协调的。当然在市场经济已经发展起来、已经成功的基础上,你吸收一点儿儒家的因素那是可以的。我们讲了儒商跟市场经济有它的重叠之处,有它的交汇之点,你可以从中吸收一点儿东西,来更加完善企业的管理。但是如果要把儒商的原则作为一条根本的原则,那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
第三种企业文化,我命名为 “佛商”。有位社会学家在香港作过调查,说是在香港的企业家一般都信佛,知识分子里面信基督教的比较多。这可能有一定的普遍性,在南方,不管是香港、广东、福建还是台湾,凡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地方,我们一般一进店门就看到佛像,或者是弥勒佛,或者是灶神菩萨,或者是关公。关公当然本来不是佛教的,但是我们把他佛教化了,关公被称之为 “盖天古佛”。佛教、道教和儒教在中国自宋代以来就有合一的趋势,但是把关公当做偶像来崇拜,这当然还是属于佛教的范畴,虽然他也有忠义仁勇这些儒家品质。
这种企业文化主要是中国式的佛家文化,特别是禅宗和净土宗,它不太关心那些佛经、佛理,它比较实用。禅宗大家都知道 “酒肉穿肠过,佛性心中留”,他又吃酒又吃肉,他不遵循佛教的一些戒律,戒律都是外在的东西,他相信内心。这种以佛教禅宗、净土宗为主来形成的企业文化,在民间应该说是一种最普遍的现象。这种企业文化的实质是什么呢?为什么一个做生意的、一个办厂的、一个做买卖的就要信佛呢?这就要考察禅宗所形成的企业文化的特点,它的实质是机会主义。这种文化讲运气,讲财运,讲机遇,讲缘分;也讲慧根,讲顿悟。灵机一动,然后你投下一注,你就发财了。其实他有信仰,我信佛我吃斋、念佛,但是这是一种手段,诚则灵,信则灵,你不信就不灵了。什么叫 “灵” 呢?就是可以得到现实的好处。禅宗还是要讲道德的,但是禅宗的道德主要是为了取悦于神佛,讲道德可以向神佛索取报酬,功利性非常强。不管是广东还是香港,信佛的功利性非常强,这是可以看到的。
这种企业文化在目前的时间段上来说,我认为是最适合我们市场经济现阶段的一种企业文化,它有大量的信众。为什么说是最适合呢?因为它把与市场经济相违背的那些规范都解构了。禅宗它是不承认什么规范的,它连宗教的规范都不承认,哪里还承认其他的什么规范。所以它可以解构一切与企业的发展之路相违背的规范,无形之中能够容纳市场经济的规律。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对于儒家道德来说是不相容的,但是佛家可以相容,他不在乎。佛家对世俗的一切都看得很淡很空。他凭机会。既然你放弃你的努力和认识,凭机会,那么市场规律就会在暗中起作用,这是 “看不见的手”,它会来调控。所以市场经济为什么会在广东这个地方特别发展?据说禅宗六祖慧能在广东佛山开始正式传道,这可能有一定的传统关系。广东这个地方比较信佛,而且是禅宗南派。禅宗南派就是消解一切固定的法则,“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无法之法乃为至法”。一切看机会,一切看你的灵气,看你的顿悟,你的直觉,你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就成功了,你按死板的规律去做肯定就要失去机会了。所以这是一种最能够容纳市场经济规律的企业文化,但是它是不自觉的。
刚才主持人也讲到,我们现在属于一个 “自在” 的阶段,而不是 “自为” 的阶段。“自在” 和 “自为” 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术语,“自在” 是说百姓日用而不知,我们其实每天按照商品经济的规律做事情,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自己发了财却认为是神佛的保佑,但是实际上背后有一只 “看不见的手” 在操作,这个操作的规律我们认识不了,所以觉得很神秘,觉得是菩萨在暗中保佑,或者是观音菩萨,或者是灶神菩萨。这就对市场经济的规律有一种容纳性,因为它解除了一切束缚,不承认儒家和计划经济人为规定的那一套,一切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取巧,你觉得哪方面投资会赚钱就投过去,失败就失败了,成功就成功了。这是对市场规律的一种消极的适应。市场经济是有自己的规律,这个中国人不知道,特别是亚当・斯密、马克思他们发现的,我们不知道那些东西,我们照样可以搞经济建设,可以办企业。所以我们是消极地承受了市场经济规律的支配,我们不是积极地去认识。
我们创造财富不是积极的创造,所谓的 “积极的” 是指你有目的有意识地运用你所学的,根据市场作出预测,然后支配自己的经济行为,为自己的发财致富服务。这就是 “自为”,也就是自觉的意思。在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西方的资本家,亚当・斯密他是要读的,马克思他是要读的,凯恩斯也是要读的,如果不读这些东西是不具备起码的知识的。现在发展到更多的,凯恩斯以后还有其他更多的现代经济学家,这都是学问,不是什么灵感能够提出来的。我们中国的企业家往往在这方面没有多少学问,这也可能有外部的原因。市场经济的规律在中国受到很多的牵制,往往甚至受到决定性的牵制。往往经济发展的规律不是按市场经济的规律,而是按我们前面讲的权贵资本主义的 “规矩”。权贵资本主义就没有规律了,只有规矩,谁的权大谁就能够支配经济,就能够垄断,就能够获得暴利。
在中国即使你要想学经济学,也学不到跟中国的经济现实相吻合的经济学,你只能学到西方的不符合我们国情的经济学。经济学的博士在经济博弈中惨败,我见过好多例子,经济学得很好,但是一投人商界就赔得一塌糊涂,只好给人家打工;小学生、文盲倒可能成功,只要他会拉关系,这种例子很多。中国的经济学要用它来理解和支配我们中国的经济生活还不成熟,还不到时候,这也是一个原因。内外双方的原因造成了我们现在的企业家只能够凭运气,当然也可以努力,努力做什么呢?努力打通关节,努力搞好各方面关系,甚至于不惜行贿,造成了现在的贪污遍地横行。我非常理解,很多贪污腐败不是某个人有意造成的,而是一种求生存的欲望。如果我不付出一些东西我的项目就接不到,我这个企业就没办法生存,我几百人、几千人的厂子就要垮台,没有办法。所以工人也很理解,厂长被抓了很多的人去保他,说他没有问题,他为工人解决了多少实际困难。这都不是由哪个人道德败坏所导致的,而是由我们的体制导致的。
所以我们现在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使得我们的企业家对于我们的发财之路处于一种消极被动的状态。当然里面也有灵感、直觉,但是这个东西是靠不住的。有的人特别聪明,他能够看准机会,他先人一步,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这样。没有规律可循,你照着他的做,他成功了,你可能恰好失败了,这是不能模仿的。所以我称之为 “消极的市场经济规律”,市场经济规律背后肯定在起作用,但是受到很多东西的干扰,市场经济的规律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还有其他大量的 “潜规则”,甚至喧宾夺主,主要的不是市场经济规律。
这样的企业家为什么又要去赚钱呢?背后还是由于一种赚钱的欲望。赚钱的欲望是无可指责的,每个人都有赚钱的欲望,“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都要赚钱。但是为什么要赚钱?这上面我们是茫然的,我们只知道要赚钱,为什么要赚钱,因为我要生活,我要养家糊口,我还要养活我底下的员工。这是我们现在的国情,所以我们赚钱的目的主要建立在我们的本能需要之上。建立在我们身体的需要、感性的欲望、物质的欲望上。在这方面包含有道家的自然的原则。人是自然的,人生下来就有肉体,他要吃、要喝,要生存,他有他的本能。
所以中国的企业家他们赚钱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消费,以消费为目的。你要问他:“你的理想是什么?” 他没有什么理想,说来说去就是消费,当然不一定是他个人的消费,也许是一大批员工的消费,一大批员工张口等着要吃饭。这样一种目的他没有一种统一的长远规划,都是为了个人面临的一些欲望,都是见机行事,都是短视的。这种企业文化是做不大的,也是做不长久的,它总有一天会达到它的临界点,就会导致它的崩溃。这样的一种文化总而言之有它的固有的缺陷,需要补充。
这是以上讲的三种企业文化。当然还有一种企业文化是 “买办文化”,外商文化,但是这种外商文化还不形成一种独立的文化,它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杂交品种。比如说上海那些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当然也值得研究,但是它的前提是要把前面的三种文化搞清楚。
总的来看,官商文化是改革的对象,我们现在改革就是要改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暂时不谈它。儒商文化是一种过时了的理想,在以前晋商、徽商那个时代,在明清时代他们也风光过一时,但是他们也过时了,今天已经不适应了。最有活力和生机的应该是佛商文化。有没有 “道商文化” 呢?刚才我讲佛商里面有道家的自然原则、自然的本能,有没有道商呢?没有。道家的自然本能只限于养生,不追求幸福,不搞商业。因为道家讲究的是避世、归隐、自然无为等等,它连科技都反对,经商更加是道家反对的。禅宗在这方面有更大的余地,禅宗不太反对市场,它有一句话是 “大隐隐于市”。禅宗也讲 “归隐”,在市场经济中做生意也是归隐,所以禅宗可以容纳市场经济。禅宗是 “中国式的佛教”,跟印度西方的佛教不一样,他是入世的,但是他保留了出世的维度,他有一个佛,但是在心中,看不见摸不着。
林语堂有一句话:“以出世的态度做入世的事业”,你不要看得很严重,不要执著,你的心态要出世,要保持平常心,荣辱、胜败、盈亏这些东西其实都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我还要去做,不做就不是平常心了。这就是禅宗的态度。这种态度对于企业家来说有一种心理的调节作用,一个相信禅宗、相信佛教的企业家应该说心理承受能力是比较大的。我想为什么广东那么多的企业家都信佛,都在家里摆佛像、摆关公像,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它能够调节人的心理,能够淡化利害得失。弥勒佛笑口常开,关公一身正气,都是一种心理象征。甚至也可以吸收一点儿儒家的东西,儒家的 “仁义”,比如关公既是佛家的也是儒家的。“买卖不成仁义在”,生意谈不拢,但是我们还是好朋友,讲义气。但是关公总体来说是佛家的,不是儒家的。如果儒家的话就会在家里摆一个孔子的像了,为什么不在酒店里摆一个孔子的像呢?那当然不合适,他要摆一个关公的像,或者摆一个弥勒佛的像。总体是佛家的,但是禅宗有很大的吸收能力,可以吸收儒家的东西,吸收道家的东西,甚至吸收市场经济的东西,都可以。
佛商的问题在于,它只是一种消极的解构,它能够解构妨碍市场经济的人为的规范,但是没有积极的认知。它的行为都是凭借直觉和灵感,凭借运气到处钻营、见机行事,但是它不懂商品经济的规律,在中国也不需要懂商品经济的规律,这跟我们的国情有关。所以它背后决定其行为的不是商品经济的规律,还是人的欲望。这个欲望除了生理上的本能以外,还有别的欲望,比如攀比、贪欲,这也是一种欲望。所以背后的动力是单纯的,就是发财,至于为什么要发财?有没有一个终极目的?有没有终极关怀?这个是不关心的。你为什么要发财?他会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为什么要发财?人人都发财啊。所以他是不问后面的理由,说穿了,后面的理由是他生来就具备的,因为生来要吃饭,因为人生来要享乐,要追求快乐,发财了以后就可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不用说的。
所以佛商的问题就在于有了钱发了财以后,生活就失去了意义,在没有发财之前生活似乎是有意义的,生活的意义就是为了发财,发财以后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就是随意地浪费,生活没有意义了,我有钱了,钱不算钱了,甚至于太多了。有的发财了以后就是花天酒地,摆阔,享尽人间的富贵,吃尽天下的珍奇动物,越是濒临灭绝的越要吃,走遍天下旅游,阅尽人间春色,穷奢极欲,甚至吸毒犯罪。生活的意义在于赚钱,我赚了钱以后生活就没有意义了。当然也有个别的人把钱投入到慈善事业,那只是个案。我们说这个人道德很高尚,这个人我们很佩服,但是搞企业的人有几个是这样的呢?一般他搞企业为什么要赚钱发财?就是为了生活和享受。有几个是为了将来赚了钱去搞慈善事业的呢?肯定是极少数的。所以它不能作为普遍的一种规律,对一般人来说这个要求太高。这是佛商的问题所在。
佛商没有提供终极关怀,你信佛,但是佛只是你赚钱的一种心理上的保障,你觉得有佛祖保佑你。赚了钱以后,有的人投钱于功德箱、买香烛,捐钱建庙报答佛,因为他许过愿,这是一种交换。但是这不是终极关怀。终极的关怀是人生的意义何在?没有交换之前人生也应该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佛家不提供,佛家讲 “四大皆空”,一切都没有意义。我们信佛只不过拿来作为一种工具,信仰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只是一种手段。我信佛就发财,你不信佛就会倒霉,我有佛祖保佑心里会很坦然,哪怕我经商失利,佛祖保佑我也可以东山再起。所以佛商的毛病在于,他搞市场经济的动力究竟何来,他为什么要赚钱、要发财?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或者说人们认为不用解决,这是天生的,天经地义的,每个人都要赚钱,不用去考虑它,所以人生归根结底是没有意义的。这种文化显得低俗了,固然可以在某些场合之下比一般赚钱的人要超脱一些,但是精神境界层次是不够的,企业家始终高尚不起来。
这就要讲到康德哲学上来了。康德哲学不仅仅是个人的一个思想个案,应该说它是西方文化的结晶,或者说是整个西方文化集中的代表。这里我们可以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当然这在西方来说不是新的思路,这是 200 多年前的,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一种新的思路 —— 来考察我们的市场经济以及我们的企业文化。马克斯・韦伯是德国的社会学家,他写过一本书《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说从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基督教改革以来,基督教的新教建立了一套伦理规范,按照他来说就是给资本主义的精神提供了信仰的根据。包括美国的崛起,他认为都是新教的那些清教徒做的。什么是清教徒?就是清心寡欲,但是非常有事业心的一帮人,他们在大陆呆不下去,那时候旧教徒压迫他们,迫使他们来到美洲开辟疆土,建立了美国这个国家,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这就形成了资本主义精神。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中间的微妙的关系,马克斯・韦伯提出来后受到一些质疑,但是我认为是有一点儿道理的。新教伦理有一些特点,在旧的基督教里面不太强调人的理性,新教更强调人的理性。当然天主教的文艺复兴也强调理性,但是那种理性主要是一种感性的理性,经验的理性。而新教伦理强调一种更高层次的普遍理性,比如说康德讲的 “实践理性”。什么是 “实践理性”?理性人人都有,西方人从古代就相信 “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最基本的就是一种推理的能力,人都有推理的能力。推理的能力有时候可以体现在数学上,每个人都会算算术,2+2=4 或者更复杂的,动物是不会的,但是人可以。人有算术的能力,他就有理性。我们中国人说 “这个人会算计人”,能够算计人好几步,这个人就比动物聪明,也比傻瓜聪明。如果说 “这个人蠢得像猪一样”,那就是因为他不会算计。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计算的能力,计算能力就是一种推理的能力,除了在算术方面、数学方面表现出来,人在实践中也表现出来了。在实践中我这样做,别人会怎么样?我可以推理,别人怎么样了以后最终对我会怎么样,还可以推。如果一个人没有或者缺乏实践理性,他就不会推,他本来想要利己,结果却损害了自己,这个人就缺乏实践理性。一个人想要利己这是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人生来都是自私的,但是要懂得怎么样才能利己,如果要自私的话,就要知道怎么样才能自利,这是需要理性的推理的。这样的一种理性是人的本质,人的伦理、道德都必须立足于人的理性本质,理性的这种推理能力当然可以表现在利害方面,但也可以表现在道德方面。
所以康德讲实践理性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日常的算计,你要算计别人,别人也算计你。你在算计别人的时候你必须也要考虑到人家也在算计你,算来算去最终不能两败俱伤,还要达到最好的效果,要达到双赢。怎么样才能双赢?这需要我们协商,用我们的理性来协商,如果没有理性那就没法协商了。正因为人都有理性,所以我们是可以协商的,可以考虑在我们相互的关系中达到双赢,这是日常的实践理性。
还有更高层次的就是道德的实践理性,这不在乎双赢不双赢,它在乎这个自由意志是否能够不自相矛盾,能够自我协调。这就要合乎理性,合乎形式逻辑的矛盾律。你的自由意志能否从头至尾保持一致,不要今天做的事情是今天的自由意志,过了两天又后悔,你的自由意志就自相矛盾了,这是非理性的。你的理性必须预先考虑到你做一件事情怎样能够永远不后悔,永远是你的自由意志,这就需要推理能力,你要推导出这种做法是什么后果,最终会导致什么后果,这个后果又会导致什么后果。最后经过推理,如果你认定这样的一些后果我都是愿意接受的,那么这个行为就是道德行为。一个人只有做道德的行为才永远不会后悔,这就永远保持了他的自由意志的一贯性。康德的实践理性体现了人的本质。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互相算计也表现了人的本质,但是这归根结底是人自己的动物性决定的,不是真正的本性,你算计人还是为了利益,你生来就是感性的,需要生活,需要舒服。人最终把自己变成了动物,这是不符合人的自由意志、也不符合人的本质的,他是没有办法,生来如此。但是如果你的行为出于纯粹的实践理性的原则而不会自相矛盾的,这就是一种道德。所以康德认为人的真正本质应该是这样一种自由意志的一贯性,他称之为 “人格”。
我们说一个人有 “人格” 的时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不会做那些违背原则的事情,这个人是有原则的。如果一个人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头一天说的话第二天不算数,又反悔了,这个人是没有人格的,专门说假话的人是没有人格的。有人格的人他有自己的原则,这个人格就是人的本质,真正的本质在这里。至于人的感性欲望那些东西,那是人身上的动物性,不断变化的,不能称之为人的本质。康德提出人的人格只能够当做目的,而不能够仅仅当做手段。我们今天讲 “人是目的”,这个说法就是从康德来的。我们通常对这个理解得很简单,“人是目的” 意思就是好像对人要好一点儿,领导干部要施仁政、要关心老百姓的疾苦。当然也不排除这些内容。但是最根本的东西不在这里,最根本的东西是你要尊重人的人格,尊重人的自由意志,他的自由意志的一贯性才形成了一个人的人格。
比如说我们讲诚信,康德也讲诚信,但是康德讲诚信他认为有两个层次。我们讲 “诚” 就是做生意要诚实不欺,这是最表面的层次,一般地至少你能够老少无欺就够了,只要做到老少无欺这就是道德的,我们通常就这样认为。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这个,我们现在做生意,能够骗就骗,被抓住了那是没有办法。于是有人说,你以诚信来做生意只会使你的生意做得越来越兴旺,你让人家相信你了,下一次人家就会成为你的回头客,薄利多销,你就发财了。用这种方式来建立诚信,在康德看来是很表面的,这不能算 “道德”,这只能算是 “合法”。合法跟道德是不一样的,合乎道德律跟出自道德律是不一样的。“合乎” 道德律是你虽然按照诚信办事,但是你的目的是发更大的财,这个目的并不合道德律。但如果是 “出于” 道德律,那你把发财先放在一边,你是认为欺骗人本身不符合道德。仅仅为了这个不欺骗人的原则,哪怕你这个厂子、这个商店关门了,你都不骗人,这才是道德。所以一般的诚信可以值得推荐、鼓励,但是不值得敬重,只有道德是值得敬重的。你为了讲诚信,这个店最后赔本了,没办法只有关门,这个人虽然失败了但是值得敬重,因为你是为了道德而关门的。那个人讲诚信可能发财了,那个人可以值得鼓励,但是他的人格是否值得敬重那还是另外一回事,还要看他的出发点。康德强调人的动机,为道德而道德,或者道德的 “自律”。为道德而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为了发财而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康德的这样一种观点是非常抽象的,后来受到很多的批判,完全为道德而道德是不存在的。但康德也这样认为,完全为道德而道德的人是做不到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它当成一个理想设定在那里,我们就会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反省。不要做了一点儿好事儿就骄傲,还要看自己的内心深处是不是真正为了道德。
康德的伦理学、道德哲学基点是建立在人的自由意识上的,不是为了相信上帝的教导、或者相信某个圣人的教导而遵守道德,而是出于自己理性的一贯性遵守道德,所以通过他的道德学说唤起了人的理性自觉。要意识到理性才是人的本质,这就是欧洲启蒙思想在康德这里的体现。启蒙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理性,另外一个就是自由。理性和自由是启蒙运动的两大原则,在康德这里提得非常明确。他用这样的一种启蒙的原则反对传统的宗教对人性的束缚,但是是不是反宗教本身呢?康德并不反对宗教本身,他反对的是用宗教教条束缚人的自由意志。对宗教的盲目信仰和迷信排除人的理性,这是他反对的。但是他认为宗教本身是必要的。“我们即使没有上帝也要造一个出来”,这是伏尔泰说的。康德的说法也很类似。上帝是我们自由意志自己设定的一个理想,上帝不是高高在上的,它就在我们的自由意志里面,我们设定他来作为自己追求的一个对象。自由意志是什么呢?自由意志本身是不可知的,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你只能说我想这样做,我要这样做。但是不能够用科学的眼光把你的自由意志分析出来是因为什么,还原成某种因果关系,这样一分析自由就不自由了,就成了必然了。自由意志本身是一个绝对的出发点,它底下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认识、可以把握的,自由就是没有道理可讲。但是自由一旦发生它就有了道理,你说你这个自由是不是能够贯彻下来?孔子讲 “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康德也讲,你的自由意志能够终身保持、能够成为普遍规律吗?你能够终身保持,那么你是自由人,如果能够成为他人也能遵守的普遍规律,那么你就是道德的人。如果你后来又后悔了,或者又抛弃了原来的出发点,那你不是自由的,你是受外在条件所摆布的。道德就是这样一种绝对的自由意志,它不受任何外在的限制,在任何情况之下我的理性告诉我应该怎么做,这在将来是不会后悔的,如果我做了的话,我对得起自己。
但是人没有这样的能力能够预定自己的将来,我将来做不做得到?人没办法预定。人的认识是有限的,你怎么能够保证自己的一生?因此人必须设定自己的一个代表,这就是上帝。所以设定上帝在康德看来是人为了达到最高的自由,实现最高的自由他必须要设定一个上帝,让人生有一个归宿。设定上帝以后,整个人生就有了归宿,我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上帝,当然我是不是能够达到绝对的自由,这个我一辈子也许都做不到。但是我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前面有一个上帝在那里等着,他有一个最后的审判,最后能够保证至善。至善就是最高的道德配上最大的幸福,在上帝那里可以得到完满的统一。我做了一生的善事,整个一生没有得到幸福,但我相信上帝能够作出公正的评价,善有善报,在来世可以得到补偿。这是康德的一个很玄乎的观点,是对上帝的一种超越的诠释。这跟西方传统有一些不同,康德强调个人的主体性,由个人的自由意志中引出上帝。
用这个观点来看待我们中国人,可以说我们中国人一般很难相信一个上帝,我们可以相信如来佛,相信弥勒佛,相信观音菩萨等等,这个相信不是真正的相信,他是跟现实的回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相信他有什么好处?如果没有一点儿好处还相信他吗?我可以把生活中一切的好处都归结到他,我自认为他给我带来了好处,但是一旦我认为这些好处不是他给我带来的,或者他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好处,甚至我一辈子都没有从他那得到任何的好处,我还能相信他吗?基督教就有这样的信仰,即使我一辈子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我还相信他。因为基督教需要一个彼岸的上帝,康德的上帝就是如此。中国人很难这样,这是一种文化的差异。我在很多文章和讲座里面谈到,中国人为什么没有西方人那种超越性的信仰?他们有他们的文化的根源。
但是有一点我们跟西方人是一样的,我们都有一种追求自由的本性,西方人追求自由,我们也追求自由。虽然我们对自由的理解不高,但是也可以有的。自由的概念是多层次的,最低的层次是我们能够活下来就自由了。余华有一本小说叫《活着》,能够活着,哪怕所有的幸福都失去了,但是我活着这就是自由,这就是幸福。里面的主人公福贵很自由,他一生什么都失去了,到晚年要进棺材了,但是每天晚上都唱着小曲什么都不想,这就是最低层次的。生存权是最低层次的自由,吃饱饭、穿暖衣服、住好房子。“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也是一种自由。再就是人格方面的,财产权、隐私权、迁徙权等等,还有精神方面的,言论、出版、结社等等。最近人大概读过了《物权法》,承认人们的财产自由,当然还有待进一步推进。我们的物质自由层次已经提高了,但是精神的自由还有待提高。
“世界历史是人类自由意识的发展”,这是黑格尔的名言。最高层次的自由肯定是超越物质世界的,是人类一切精神创造的结晶。最高的自由,精神的自由必须把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都纳入自身,这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讲企业文化,最高的境界我认为应该是对全人类精神财富的一种吸收,一种全方位的开放。一个企业文化,它的自由层次有多高,就看它对人类精神财富开放的程度有多高。我们虽然在一个企业里面,但是我们的眼睛对整个人类的历史都高度关注,努力提高自己的自由度,成为一个自由人。在这一点上不管是老板也好,还是打工仔、打工妹也好,在这个目的上都是共同的,要成为自由人。老板要成为自由人,打工者也要成为自由人,这一点上他们是平等的。要完成自己,成为一个自由人,这是企业文化中每一个人赚钱的真正动力。
而通往自由之路首先要有理性,市场经济不仅仅是机会而且有自身的规律,市场经济的规律有一个基础,就是把每一个人看做是理性的,把人看做是 “理性人”,把理性看做人的本质,把人看做能够运用他的理性来做判断的。一个理性人就会尊重自己和他人的人格,因为理性是推理的,推理就要推己及人,要推到他人会怎么想。既然尊重自己和他人的人格,就会要求形成健全的法制,特别是公平和正义的原则要成为我们为人处事的最高原则。这个中国人从来没有做到过,公平和正义的原则从来没有成为我们最高的原则,我们的原则有很多,家庭的原则,仁和礼的原则,忠孝和义的原则,“义” 并不是 “正义”,而是有礼数等级的。打破一切等级,只要是一个人,你就要对他采取平等的公平的态度,这才是公正和正义的态度,这是西方的。这样一种公平正义的原则在西方是最高的原则,因为那是上帝的原则,上帝的末日审判就是最高的公正。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要超越企业的传统观念,比如企业里面的裙带关系,比如说等级特权,比如说对好人坏人这样的一种固定的评价,对人性本善本恶的评价等等,这些评价都是阻碍我们推动正义原则的一些障碍。
我们要把每个人在人格上的平等当做企业文化的起点,每个人的人格都是平等的。有的企业家很懂得这一点,不仅仅把工人当做劳动力,也尊重他们的人格。当然还有一方面是政府部门也要转变观念,要营造一个自由的大环境。要尊重维权者的人格。这个维权不仅仅是打工者的事情,我们今天讲维权就认为是弱势群体的事,其实老板也要维权,向政府部门维权。总之一切都要以法律为准绳,劳资关系、政企关系,都要以法律为准绳,因为法律是建立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当然今天的法律还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法律要适合于市场经济的规律性,要建立在人格平等这样一种基础之上。对于这点我们任重而道远,一方面我们企业家自身要转变观念,我们怎么样对待自己的事业,我们怎么样对待自己的员工,我们怎么样对待自己。我们这一生该按照一种什么样的原则去为人处事?
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现在正在做,而且进展不会如某些人想的那么快,肯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企业文化的发展还有待于整个社会环境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