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专辑导语

2015年7月3～5日，由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主办的关于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及相关的康德伦理思想专题研讨会在华中科技大学宏嘉酒店（光谷科技中心）召开，来自全国各高校和科研单位的20余位以青年学者为主体的专家参加了会议并宣读了论文。这些论文均有很高的质量，言之有物，除有的已预订由其他杂志发表外，都收录在本专辑中。

康德哲学最近10多年来在国内形成了一股不小的热潮，这一方面是时代思潮的需要所促成的，另一方面也与康德哲学的主要著作从德文原版陆续翻译出版有直接的关系。我国对康德哲学的关注和引介已有100多年了，但由于中西思维方式在碰撞中有一个适应过程，最开始连王国维这样的大思想家都深感康德思想的艰涩而不敢深入。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意识形态基本上只看重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直接相关性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对康德则一贯持严厉批判的态度，通常是将他的不可知论和二元论作为反面教材和攻击的靶子，无暇顾及对其哲学的其他方面进行客观细致的探讨。这种情况持续到80年代，国内学术界已经厌倦了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条，连带也累及多年来的“显学”黑格尔哲学。记得1981年（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发表200周年暨黑格尔逝世150周年）召开的全国性的德国古典哲学会议上热议的主题是：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主导倾向非常明显，就是要把黑格尔打入冷宫，而将关注点转移到康德哲学上来。当时最具爆炸性的雄文是李泽厚先生的《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载于会议论文集的首篇），里面的一段话最贴切地表达了当时的学界为什么会开始热衷于康德的思想：

康德在某些方面比黑格尔高明，他看到了认识论不能等同也不能穷尽哲学。黑格尔把整个哲学等同于认识论或理念的自我意识的历史行程，这实际上是一种泛逻辑主义或唯智主义。这种唯智主义在现代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例如像存在主义即使没有提出什么重大的认识论问题，却仍无害其为哲学。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存在的内容、深度和丰富性？生存、死亡、烦恼、孤独、恐惧等等，并不一定是认识论问题，却是深刻的哲学问题。它们具有的现实性比认识论在特定条件下更为深刻，它们更直接地接触了人的现实存在。

时值改革开放的80年代“科学的春天”，思想界一股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可惜的是，由于那个时代国门乍开，接踵而来的国外新思潮让人们的头脑受到一次紧接一次的连续冲击，很快便将康德在中国掀起的热潮覆盖了。加上康德的中译本状况在后来的20年中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善，国内的康德研究也就重新变成了“冷门”。人们在讨论“人为什么活着”或“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之类的问题时，不再去读康德，更多的是从叔本华、尼采、萨特、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等如雷贯耳的“现代哲学家”们那里找答案，这些人的作品似乎比康德的更加“通俗易懂”，而又直击人心。那是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一个“青春期”，人们如饥似渴，躁动不安，一心想从西方人那里刨出更多的“金元宝”，仿佛那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

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学者突然发现，我们终于“赶上”国际新思潮最前沿的浪头了。放眼望去，我们再也找不到我们尚未研究过的西方哲学家，该研究的都已经研究过了，有的甚至已经被我们翻烂了，就连那些最先锋的名字，也在中国学人口中嚼过好多回，嚼不出什么味道来了。一直引领中国学术潮流前沿的那些学者们一下子觉得自己失去了目标，无事可干了，但仍然没有形成与西方学者真正进入平等对话的机制，因为我们学到的东西都是西方人自己的东西，他们比我们的鹦鹉学舌更在行得多，我们拿什么去和人家对话？于是一时间，“大腕”们纷纷转向传统文化，翻出我们自己两千多年来尘封已久的“葵花宝典”，好让西方人在我们新练成的花拳绣腿面前目瞪口呆。学西学的改学国学，这固然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不少人的这种转向和以往那一波又一波的“追新赶后”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仍然是把学问当时髦来操办。我看不出他们这样忙活将来会弄出什么真正站得住脚的成果来。

然而，毕竟还是有一部分人，虽然人数不多，仍然在坚持80年代学术刚刚起程时的那种理想，不是停留于跑马占荒抢占山头式的竖旗杆、拉人马，而是真正想把刚刚开始的学问向更深层次推进。在康德哲学领域，人们发现，西方当代人本主义哲学在讨论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之类问题时，每每都要回到康德哲学那里寻根溯源；而随着信息的日益扩展，康德哲学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人文的方面）越来越显出深不见底的格局，就连西方的专家都不敢说已经把康德研究透了。21世纪成长起来的一批年轻的康德哲学爱好者看出，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对康德哲学的深入了解简直是雪中送炭。当然，他们真正关注的是康德哲学中有关法权和伦理的那一部分，但要准确地把握这一部分的思想，没有对康德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总体构架的透彻理解是不可能的。所以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其实是比《纯粹理性批判》更加难读的一部著作，它需要预设后者，甚至加上《判断力批判》作为理解的前提，因而对它的解读实际上在国内的研究中稍微有些滞后。近些年，大批留学生赴德国各大学攻读哲学学位，很多都是研究康德特别是康德的伦理思想的，有的学成回国，就在各高校教授康德哲学。无论是已回国还是尚在德国攻读的，所传回来的信息都让国人更贴近地了解到康德哲学在德国和在国际上研究的概况，再加上频频来华访问的德国哲学家们与国内学者的交流，更使年青一代学人感到自己已成为国际康德学界中的一分子。

和80年代相比，今天对康德哲学的研究条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研究水平也大大提高了。尽管中间有差不多20年的学术“断裂”，德国“古典”哲学整个被打入了冷宫，成为个别“顽固不化”者寂寞坚守的阵地，但实际上它正在积累自己东山再起的资本。即使对那些当代最新哲学的追赶，到头来也成为重新审视古典哲学的一个有利视野。的确，如黑格尔所说，整个哲学史是一个有机体，我们很难把它的某一部分孤立起来单独考察。但我历来也认为，对中国人目前来说，首先打好扎实牢固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根基是我们最迫切需要的，它是西方文化理性精神的“魂”，也因此而成为我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亟待掌握的方法论和思维模式。

这里发表的有关康德伦理思想的10篇论文和译文，就是我和我的同人在这方面所做的一些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