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还是庄禅境界？

至今还有许多人分不清存在主义和庄子、禅宗思想的差别，原以为这只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思潮大量涌入时不可避免的混淆，近读解志熙先生的《生的执着——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才发现这个问题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已经相当普遍了。当然，解先生本人对存在主义的理路有相当内行的分梳，往往也有令人惊讶的极为深刻的体验，但在具体分析现代中国文学的某些文本时，由于没有注意到中国作家在接受西方现代思潮时所固有的本民族文化的接受机制，有时给人以“强作解人”的印象，也就是不奇怪的了。该书的最精彩之处在于对鲁迅思想中的存在主义的挖掘。这种挖掘在当代中国文论界恐怕还是无人超越的，这主要体现在对鲁迅内心“黑暗”的解读和理解。这种黑暗意识也就是意识到人的本原的孤独及其存在的荒诞，这在给鲁迅的人生带来绝望和焦虑的同时，也给他提供了自我探寻、自我创造和自我选择的内在动力，并形成人的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的过程，“因此人现有的一切对人来说都是非本真的，必须被否定和超越”。所以这种看似“消极”、“悲观”的人生态度实际上是一种拼尽全力向上积极探求的自由精神的体现。作者对钱理群先生《心灵的探寻》一书批评，在我看来也是相当深刻的。钱先生一反过去常把对鲁迅的“人道主义”（实质上是“群体主义”）的评价置于“个人主义”之上（甚至把两者都贬为“早期的不成熟”）的浅薄做法，主张把双方看作鲁迅思想的辩证的统一体，这是鲁迅研究中的一个进步；解先生却更进一层提出，鲁迅的伟大之处还不在于这种辩证统一对矛盾的克服，而正在于“对矛盾和分裂的自觉的承担”，“显示了他的存在的勇气”（见“附录”），这极有见地。我唯一想补充的是，鲁迅的这种“自觉的承担”是带有强烈的罪恶感和痛苦的自责的，他所承担的不仅是自身的矛盾，而且是无可逃避的“吃人”之罪（《狂人日记》、《风筝》等等）。这与萨特在《苍蝇》中描写俄瑞斯忒斯用行动来承担民族罪恶的思想如出一辙。至于1927年之后鲁迅（及其他人）的个体存在的思想为什么减弱了，我以为这是不能用时代和民族的历史任务太紧迫来解释的，否则只能说明这种思想还没有达到“存在”的超越层次（例如，萨特正是在他的祖国沦亡的时候形成他的存在哲学的）。

除了鲁迅以外，作者对汪曾褀、冯至和钱钟书的“存在主义”分析令人疑虑颇多。如将汪的《落魄》和《礼拜天早晨》与萨特的《厌恶》相提并论就有些牵强。萨特笔下的洛根丁虽然与《落魄》中的大学生和《礼拜天早晨》中的“我”一样看到了人生的荒诞和无意义，但与他们不同的正是，洛根丁在左冲右突中并未屈服于命运，而是永远在探索一条出路（如同鲁迅的《过客》），立志写一本“像钢铁一样美丽而坚实”的书，来“使人们对自己的存在感到羞耻”。反之，汪曾祺笔下的人物面对自己的处境却只有自欺和无可奈何的份，“既然没有毅力和勇气去反抗这种压力，便索性耽溺于其中⋯⋯还有某种安逸感”（第134页）。作者说汪曾祺对这种消极认命的人生“持批判态度”，我倒一点也看不出来。这种荒诞感从其根基来说毋宁是来自于中国传统道家思想的浸润，它不是一种痛苦，倒是一服止痛剂，如庄子梦蝶一般的美丽。汪曾祺的《复仇》则更多的是一种禅宗的觉悟，结局的开山凿石其实并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只不过是如“担水劈柴”一样“悟空”的手段。至于冯至，他从来都没有把自己的体验和佛家证语区别开来，他把里尔克的诗说成“像是佛家弟子，化身万物，尝遍众生苦恼一般”，解先生却由此证明他有“一种存在主义的艺术观和人生观”，只不过带上了一种“通俗的中国化的辞藻”而已。最令人惊讶的是，解先生把钱钟书的《围城》抬到“一部可与卡夫卡的《城堡》等现代经典相媲美的‘形象的哲学’”的吓人高度，并把钱氏与他书中的方鸿渐区别开来，认为“通过对方鸿渐的怯懦的批评”显示出了“挺身反抗这种虚无和荒诞”和“确证自己的存在”的勇气。我不知道他根据的是什么样的“文本”，反正这些在钱氏的书中是绝对看不出来的，方鸿渐的唯一“出路”只能是道家的游戏人生和佛家的大彻大悟。在我看来，中国现代文学中唯一真正摆脱了庄禅境界而算得上达到了存在主义层次的只有鲁迅一人，尽管还不是那么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