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话语的背后

长久以来我都有一个困惑，就是那些在聚会中或餐桌上侃得昏天黑地的朋友，当单独与我面对时却往往默默无语，甚至有时需要找话来打发尴尬的时光。我不知道这究竟是我这个人性格太无味，还是话语本身只配编织一张平面的网，而不适合于两个人私下的心灵交流。近读陈家琪《话语的真相》，忽然心中一动，感到问题似乎有了某种答案，并回忆起十年前读《浪漫与幽默》时的怪异感：那里面既没有浪漫，也没有幽默，有的只是沉重。家琪兄的解释是：“1986年左右，当我开始写我的第一本书《浪漫与幽默——反省中的哲学心态》时，最先着手剥离的就是真实与真诚，亦即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那时已把过去的真诚等同于一种浪漫情怀，同时在严酷的真实面前又不得不以幽默来为自己开脱，设法使自我达到一种和解，否则人可真疯了不可。”太妙了！原来，“侃大山”是在“为自己开脱”，而尴尬和沉默倒是“话语的真相”！“幽默是当人实在想不下去时所可能拥有的人性的唯一表现形式。”

但问题还不止于此。其实幽默也还是一种思想。侃大山真正要侃出水平还真不容易。幽默与“搞笑”不同，它很难张口即来，往往是在事情似乎完了的时候才突然冒了出来，使人在笑过之后回味无穷。“人在游戏中玩味着某种东西。这是一种严肃的玩味，一种用‘玩味’伪装起来的严肃。人舒心地大笑了，但不是笑自己为什么总在碰壁，总在受到‘亮光’的诱惑，而是笑自己怎么玩不转，玩不成。”幽默其实是多么的沉重，它真正说来并不是人心的避风港，而是灵魂的苦苦挣扎。幽默与搞笑的区别在于，幽默所瞄准的是话语或语词背后的那个深不可测的所在，哪怕屡击不中，但却“侧显”（abschatten，投影）出存在的消息。

然而，幽默也很容易流于油滑和搞笑，特别是对一个中国人来说，做一个思想上的享乐主义者比做一个思想上的苦行主义者要有诱惑力得多。所以鲁迅先生写《补天》，一不小心就陷入油滑，在《铸剑》中也让眉间尺的头唱出“堂哉皇哉兮嗳嗳唷”这样的“下流小调”来（类似于王朔的亵渎神圣）。的确，幽默就是意识到语词与真相的区别并有意识地保持这种区别，保持与话语背后的那个存在的距离。但这种张力也很容易松弛下来，话语只是话语而已，它背后也许有点什么，也许什么也没有，这时最聪明的办法就是“不置可否”。“不置可否是中国式的聪明，它缺少的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思辨和基督教对个人得救与人之位格的意识。不过这也挺好，特别是作为日常生活的一种行为方式而言，说不定更少受到真相的诱惑，因为我们面前已没有了真相。”

家琪其实是一个语词的享乐主义者，他说：“我一直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一种最适于自己表现自己的形式”，“只要找到了这些言词，你也就等于把握住了自己”，“困难的不在‘说什么’，而在‘怎么说’，因为一个人找到一种最适合于自己的‘说’的形式之前，自己其实并不知道自己想说些什么，就是知道，也不过是种模模糊糊的冲动或意向”。当然。真正“中国式的聪明”是“不说”，无言，而在西方话语涌进来之后，退而求其次的才是“不置可否”地说，即“说了也白说”。然而，这样一来是否就是“挺好”，我却有点怀疑，担心在摆脱了“真相的诱惑”之后，又陷入了语词的诱惑（“不说白不说”）。把语词当真相固然是语词的圈套，因此需要用幽默来化解之；但把语词仅仅看做一种“日常行为方式”或“形式”，以为把握它们便把握了自己，这是否又是另一个圈套呢？语词的诱惑有时是如此之大，它使人忘记了语词背后的东西，或使人对语词背后的东西满不在乎，如家琪说的：“能想到的道理几乎被人讲完了···问题只在如何把这些道理变成自己的话。”道理真是被“讲完了”吗？各种不同的说法真的只是对同一个道理的单调重复，而不是带出新的道理吗？果真如此，严肃的思想与当今文化市场上堆积如山的语词垃圾又有什么区别呢？语词的过度喧嚣在今天不是被人们称之为“失语”吗？

我与家琪的这点分歧早在十多年前就感到了，但直到今天才找到适当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也许正好印证了家琪的观点。不过，其结果显然并不是中国式的无可无不可，并不是语词的陶醉和形式的享乐，而是揭示语词背后的、来自真相的痛苦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