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中寻找——读方达的《花儿开在哪里》

方达的这篇作品，处处显示出她对自身生存的敏锐感受：她那源自于本能的生命联想，表明了她独特的艺术创造潜能。如写顾烨在火车站见到一名穿着超短裙、暴露大腿的娇娆女子（她像男人一样粗野地抽烟），由那幽蓝幽蓝的眼神想到叫春的一只野猫；而见了火车站钟楼楼顶上的火炬（那不伦不类、状如辣椒的一块石头），就觉得它“像个患了性障碍的男生殖器”；如写舒雨在父亲临死时生出想拥抱他的欲望，是母亲的出现阻挠了她的想法；而在一起生活了近十二年，舒雨对于继父的极难看的耳朵、丑陋的后脑勺和母亲的在家里不穿内衣，还是很不习惯，感到家是“那幢陌生的房子”；又如顾烨发现老婆哭起来样子特别难看，“皱巴巴的一张核桃脸像弱智的新生儿”，在和她做爱时则感到她黑暗中的尖叫像《聊斋》里的幼狐。舒雨显然感染了西方的人性——或者说受到了“精神污染”—一直很欣赏西方人接吻的样子，“清清爽爽，像在做艺术”；而在国产电影里看到男演员故作深情地抱紧女主角接吻的镜头，“便忍不住身上起鸡皮疙瘩”。当她忍不住尝试着和一个男同学接吻时，“他紧紧抵着她……他的舌头伸进她嘴里，惊慌失措、憋闷、委屈、像一个跌跌撞撞的醉鬼永远找不到出口。她抓不到应有的感觉，只觉得难受”。

这种对自身处境的很不习惯、“陌生”、“难看”、和“难受”等荒诞感，就是人对现实的感受深度。舒雨对爱欲有了注意力却并不认识肉体（除了被一男生难受地吻过一次，她和男朋友的惟一亲密接触是被他拉着手过马路经历了30秒钟），一遇到肉体就本能的厌恶和退缩。由于“灵与肉”的分裂，人的“自我”总是错位的，被压抑的。因此，舒雨一方面极其同情因恋爱失败（被男友抛弃）而自杀未遂的芬兰，一方面，对芬兰后来不断更换男友的生活方式又感到十分迷惑。芬兰对她说：“可以不停地换男朋友，但不能结婚，要不然就成了一个离过婚的女人。男人是最贱的。”舒雨对芬兰这种生活态度既羡慕又畏惧。她疑惑地审视自己，虽然她不想像芬兰那样把自己搞得分外悲惨，但又佩服芬兰不顾一切的投入的勇气，她向往“哪怕只有一次甚至像芬兰那样疯狂地爱上一个并不真爱她的男人”。然而她没敢想下去的是：这种“疯狂地爱”和“并不真爱”是一种什么关系？在遍布这世上的“疯狂的爱”之中，有谁是“真爱的”男人（或女人）？爱一个男人（或女人）和爱所有的男人（或女人）有什么区别？为什么“爱”过之后人会自然而然地感到“贱”？是不是“成了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就是贱的？感到了男人是最贱的为什么还爱？“只有一次”和“有许多次”、不结婚的“谈爱”和结婚后的“做爱”有何区别？女人究竟是有过很多快乐之后再嫁人划算，还是现在就嫁人算了？是不是性行为（“做爱”）就是爱？究竟什么是爱？

第7节写到武警战士顾烨和C城妹子陈艳的“爱情突然降临”，“从接吻到更亲密的接触，都是在陈艳的慢慢诱导之下教会了顾烨”。然而由于当兵的不准谈恋爱，顾烨不敢违反长官意志也害怕当众出丑，陈艳终于被当官的（指导员）夺过去了。于是顾烨充满了躁动和虚弱、耻辱和失败的情绪，悲愤地蹲在厕所里，“像处于断奶期的婴儿”一样焦灼不安，同时就想着指导员和陈艳在床上的模样，想像“指导员汗淋淋地躺在陈艳的手臂里，像一只不满足的狗，舔着红红的舌头”。顾烨终于忍无可忍，在深夜里用一块砖头砸破了指导员的头。正如作者指出的，陈艳“爱上指导员而要开除顾烨”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当然，顾烨搞武斗打人也明明是“正常的现象”。因为在这个荒蛮的世界或“无爱的人间”（鲁迅语），人们的“爱”并不以爱为目的而只是一种占有手段，它不承认人的自由意志，抹灭个体人格，以否定人为前提：在人们的灵魂深处，“爱”和“与人奋斗”、和仇恨是紧紧相连难解难分的。实际上，他人的“正常的”性爱对“我”来说都是不可容忍的，从事性行为的他人在“我”看来都是敌人，都是“不满足的狗”；而围绕着性爱所进行的斗争，乃是整个“窝里斗”的秘密源泉。

第5节和第11节写到顾烨和妻子的关系：妻子在婚后第二天就向他发起挑衅，莫名其妙地吵闹，之后两人为一点芝麻大的事也可以狠狠地干上一架，两人都动武，通常是两败俱伤。然而两人都从不考虑“关于幸福和爱情”的话题，“他们的合作通常在熄灯之后顺利地进行”，“他使用安全套，那薄而透明的玩意儿令他有安全感”。一次晚上女人假装睡着了，还故意将被子紧紧裹在身下不给他盖，然后又粗暴地踢他；结果他用更粗暴的行动对付女人，而扭伤了脖子之后的女人在性交中却“很快发出了呻吟声”。这里看到，由于没有人性的敞开和共鸣，没有爱的语言，人与人在隔膜中，性行为本身是强霸和粗暴的，是没有“灵”的“肉”；而人们在婚姻这种“肉”的存在形式里“合作而顺利地”满足着，并无灵魂需要，“他断定这女人离不开他，他看透了她骨子里的虚伪和淫荡”。

第6节里，舒雨明明知道自己的男友（情人）云华“伪装成绵羊”而“实际上是一只没长牙齿的狼”，还是继续保持和云华的关系，“试图接受云华”；而当云华动手抱她亲她时，她本能地扭动着，退却着，在“几乎表示妥协的时候”，忽然闻到了一股异味从云华口里重重地扑过来，“她几乎昏厥过去，恶心到了极点，同时脑海里飞快闪过‘气味相投’几个字。她感觉自己正在经历一场被强奸的场面”，骂了一句“臭男人！”挣脱跑开了。

其实，没有爱的语言和心灵共鸣，所有的性行为都是异味而令人恶心的、可以理解为“强奸的场面”的；只不过缺乏经历的年轻人舒雨还太幼稚，还不习惯于和现实妥协罢了。

和所有年轻女人一样，舒雨喜欢打扮自己，“她觉得自己就像公园里关在笼中的孔雀，亮出美丽的尾羽，期待着人家的赞美和关注。没有这种关注，生活没有任何意义”。自我打扮表明了人对自己的爱，也盼望他人爱自己，但是在哪里才能找到爱呢？舒雨在卧室里注视自己苍白的裸体，触摸着自己的身体，“在恐惧中缅怀着自己刻骨铭心的爱情”，“意识到应该发生点什么渴望已久的故事”，她需要男友的手和身体，“但缠绕着她身体的有一层厚厚的茧，她无力冲破。弱小的舒雨缺乏冲破它的勇气，只能在阴暗的房子里做着相思梦，幻想一切，浑身燥热”。她梦想英俊浪漫的情人，“她想做情人的情人，因为她以为自己不能忍受将变成一个温顺能干的好妻子”。

显然，所谓“温顺能干的好妻子”是用传统男权文化的标准来衡量的，并不能体现女性的爱和理解，同时也并不是男人的最佳对象。实际上每个人最能“忍受”或最想“忍受”的都是情人，尤其是新鲜的情人；而所谓“刻骨铭心的爱情”只不过是一种想像，一种幻影。“在芬兰的微笑里，舒雨悲哀地发现，她从未有过真正的爱情，这是她空虚和遗憾的根由。”

第6节写到舒雨的独处：
当她走出五颜六色的灯光，一个人闪进自己的门缝里时，又忍不住要嘲弄自己的虚伪和无奈。关在门外的世界，就如她正准备扔在沙发上的外套一样能迷惑所有的感官；欢乐和痛苦、繁华与荒凉在脚步里匆匆而过，总是无法穿透生活的外壳，那是一层带有浓重嘲讽意味的保护膜。她鄙视它又牢牢抓紧它，生怕遭到它的唾弃。

为什么“牢牢抓紧它”，怕它唾弃而又“鄙视”它？因为事实表明，无论是热衷于及时行乐、“多吃多占”的男人，还是寄希望于“征婚启事”、想找个男人做归宿（“共度一生”）的女人，是坚守贞节、冰清玉洁的童男处女，还是依照市场价值规律办事的最贱（？）的小姐和嫖客，无论是在门外或门内，是“新新人类”或旧旧角色：一切追求着“刻骨铭心的爱”即“做爱”——将事情仅仅归结为自然本质（“男女大欲”）的人们，大家虽有着“虚伪和无奈”的内在联系，却并没有什么超越，没法“穿透生活的外壳”而达到精神的“存在的家”，都生存在“浓重的嘲讽意味”中。

而这里的独处，显示了舒雨对自我的深刻感知。这种感知让她陷入了迷惘：是卸下“保护膜”脱去伪装，去门外的世界抓住一个男人实现头脑中的“刻骨铭心”的幻想，还是关在房里坚守着虚伪和无奈（或维持“良好的自我感觉”）？是鼓起勇气调动起自身活力，一不做二不休地冲破“生活的外壳”，让心中的理想和肮脏的世俗猥亵交媾（哪怕类似于“强奸场面”），还是逃离问题避开现实？这是一种自我矛盾：在这种模棱两可或尴尬中，牢牢抓紧的就是自己所鄙视的，迷惑感官的就是带有浓重嘲讽意味的，而一切的一切都会在混沌和敷衍中匆匆而过。

在最后一段（第13节）中，舒雨想突破或“超越自我”。她一个人在路上漫无目标地走着，若有所思而精神恍惚，想起男友的电话，又想着他在宾馆里的房间号码，她呆站在宾馆对面的商场里望着男友的方向：
她没有勇气走过去，她害怕知道真正的事实。不管他留不留下来，不管他将对她做些什么，都是对她无情的讽刺。因为她太想寻找一份完美无缺的爱。多年的想像造就了她完美无缺的爱，但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空虚和无聊。她专注地望着那栋漂亮的大房子，一个荒诞的念头冒出来，她要扮演一个全新角色，彻底地忘掉自己。

“完美无缺的爱”这句话，的确是对人的莫大讽刺，因为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完美无缺”。人这种短暂的、必死的存在，正是因为不完美、不满足才会有追求的欲望的，正是对“完美”的可能的缅怀，使人感受到自身的空虚和无聊。而“扮演全新的角色”并不是想做就做得到的，因为“彻底地忘掉自己”不可能；而人所害怕知道的真正的事实，就是自我真面目。舒雨的一些日常微妙的切身体验，促使她认识到自我的虚伪，认识到迷惑着人的“现实生活”距离真实有多么远，而真实虽然近在眼前，却又多么难于达到。她在刹那间出现了幻觉或错觉，以为迎面而来的男人就是自己一直在等待的人，倍感亲切，同时又觉得他陌生。她在陌生感中鼓起勇气走过去，用从电视情节里听来的话———用那种夜晚在街头“求生”的小姐的口气说出：先生，您很寂寞吗？说完自己也吃了一惊。近似于溺水者求生的渴望，舒雨和男人一同进了房间，拉上了窗帘，调好了灯光和室内温度，一切都准备好了，然而这时电视屏幕上的一则女性征婚启事使得她“心里头惊跳了一下”，她“突然发觉征婚者与自己潜在的某种内在联系”，分明感到了自身的世俗或“贱”，于是中断了混乱的思绪，趁男人进到浴室里去的时候悄然离去了。她想不清楚这件事，也“不想想得太清晰，她只是受到心的指引”，“暗暗地与许多人告别”，“与这个世界道了声‘晚安’”。

然而，这里“心的指引”只是促使舒雨疏远了男人，只是使得她孤芳自赏或“守身如玉”，得到的仍然是“遗憾”。其实在这里，是正应该按“心的指引”往“清晰”的方向想下去的：为什么一个女人，想要超越自我，想“扮演一个全新的角色”，就立即想到找一个男人？为什么找到之后的事情就只是上床？（这岂不表明全部问题的症结是在床上，而作为事情的根据的性交—“做爱”是最需要探讨研究的？）在“彻底地忘掉自己”之后，这将是一种心安理得的性交还是一种犹犹豫豫的“做爱”呢？它是要让男人十分满意，还是使自己万分沮丧？女人究竟想从男人身上、从这性行为中得到什么？而被征婚启事所提醒无法忘记自我的舒雨，悄然避开了现场，暗暗地与男人“告别”并且“与这个世界道了声晚安”又是什么意思？是从此以后决定不再找男人，不要性爱了吗？而夜晚在街头的短暂的“求生”活动，和找一个男人“共度一生”除了时间长短上的差异之外又有何本质区别？莫非，我“害怕知道的真正的事实”就是：由于没有爱，实际上无论结婚与不结婚，我和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的“做爱”都没有什么实质性不同，因而这种性交本身就是空虚而令人遗憾的？由于缺乏精神内容咱们只是“唯物主义”地顺乎自然、只有“男女大欲”这一“天人合一”的中国特色，因而，实际上正是这种“做爱”是对我的莫大讽刺？我需要这种讽刺，还是小心避开它为妙？

显然，舒雨的向往“扮演全新的角色”，想和某个男人相遇和接触，正是她在日常生活中的新鲜生命冲动，面对这一冲动她一方面心怀陌生和恐惧感，一方面又受到诱惑，她害怕受到“无情的讽刺”而同时又梦想着爱。其实，她若不想让自己停留在软弱无力的良好愿望和浮浅的观望层次，还不如挣扎学一回芬兰，冲破“缠绕着身体的一层厚厚的茧”，让“渴望已久的故事”发生，让自己陷入于激情和紊乱相伴的焦虑中。人要活就必须冒险，人体内的罪恶欲望同时也是创造力的源泉；因为必须先有挣扎和沮丧，然后才能意识到。人为了自己的“全新”，就必须打破常规的“清晰”，依靠本能冲动进入混沌和杂乱无章，以自身的丑恶表演来引诱自我意识的深化，凭着自由意志将自身的冲突维持在一个统一体之内，独特地发展自己，从罪恶的力的放任和突进中达到认识。

因为灵魂，是离不开肉体的。人沉沦于世俗或“大滑坡”，在无依无傍的可怕的深渊中，卑贱地活着，苟且偷生，而表面的忍从和脆弱服从着内在的执拗与顽强。为了解放体内的创造力，人主动打破平静而置自身于骚乱不安、反复无常、耻辱和走投无路之中，同时需要回过头来清算这种黑暗和混乱。只有揭开伤疤，丢尽脸面，直观罪恶，讲述惨痛——只有凭着蛮力突破自身，进入更为陌生的境地，只有用自己的身体来“做实验”，才有可能解开“我是谁”的人生之谜。作为艺术家（每个人都是可能的艺术家），就是靠了对自身状况的探索和真实记录，依靠绘制灵魂的图像来活命的。

作者在文中两次提到“行为艺术”，提到某个行为艺术家“放弃了自我这块遮羞布”而跳楼自杀，说这位自杀者“不愿被时间套入某个千篇一律的圈子”，“或许是他彻底地对生活感到绝望，看不到自己的前途而孤注一掷”。但实际上，绝望和空虚并不能成为一个人厌弃生命的借口，正是对“无”（虚无）的意识能够极大的提高人存在的勇气，激励人去“无中生有”地创造奇迹。而这位“行为艺术家”显然是缺乏勇气和忍耐力，对人生苦难采取了逃避的态度，虽然显示了他的“自由”，但“甜蜜期待”和“幸福的意义”却无从谈起，因为“期待”只来自于求生的愿望，而有了需要遮羞的耻辱，同时也就有“意义”的可能：因为灵魂是不怕受伤的，也必然会有“伤痕”，只有在溃烂和脓血中才可能长出美丽的“恶之华”，只有最“贱”的人对自己人生之根的忍痛挖掘，在惨不忍睹的精神崩溃和绝望呼号中的寻找，只有一边哭泣一边追求、一边行动一边忏悔的苦难历程，才会产生“刻骨铭心的爱”。

其实，最具有“甜蜜期待”和“幸福的意义”的行为，是艺术创造，是发明语言，比方写作。写作是生命的挣扎，是“活”的冲动或爱的追寻，也是超越自我，使自己“扮演一个全新的角色”.因为正是人性的探索造就了人本身。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在《阿凡罗斯的探求》中写道：
我感到，我的故事象征着一个人，他就是过去的我。我一边写，一边觉得，为了写这个故事，我必得成为那个人；为了成为那个人，我必得写这个故事，相辅相成，直到永远……

人只有写出自己的故事，讲述这个“我”并在讲述中超过现实，才可望成为“新人类”。一般来说，人们都不会承认自己是一个故事（一个案件），不愿意自我现身的。在当代的文学寻根中，凡具有突破性、有创新精神的作品，都是因为写了自己的故事，深入了事情本身，表演了真实（如女作家戴来、卫慧和棉棉等人的“身体化写作”，显示了动物性的生存和人性的生存之间的殊死搏斗的残酷；如莫言的《丰乳肥臀》对国人的“阳刚之气”或“精神胜利法”的严酷拷问和揭穿；而史铁生的《务虚笔记》通过对爱情的“务虚”，以崭新的语言建构了一个超越现实之上的“可能世界”，宣告了当代中国的“青春思想”；尤其是艺术家残雪那世所罕见的“突围表演”，不单是对中国传统审美心态的一次彻底的颠覆，她那病入膏肓的、又吸引人又威胁人的噩梦般的神性语言，乃是人类追求永生的一个象征）。人只有在自我描述中碰到自己的极限并且正视这个极限，用生命去撞击这一极限，克服巨大的内心痛苦去拷问它、解剖它（如鲁迅的“抉心自食”），只有在自我否定中扩大自己的视野，重估价值，创造语言去超越现实和“自我”，走出当代中国“回归传统”的婴幼儿状态，才可望“走向世界”。

正如马克思所言，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最直接地表明了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了人；因此，人也只能在发现和讲述这种关系、在自我认识的过程中、在艺术创造行为中成为人。方达这篇小说，以女性特有的情感体验的方式触及了人心结构，在迷惘和混乱中寻求着对自己的认识，她的闪光的才能包含着一种独立的、没有前提的思考中，显示出她向内探险的勇气。

2001.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