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启蒙

讲演正文

很荣幸能够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个人的一点儿心得体会。因为我是做哲学的，也有几十年了，所以借这个机会我想把自己对哲学的一些理解跟大家讲一讲。讲的题目叫做“哲学启蒙”，其实最初我的想法是说，想用一种比较大众化的通俗的语言把真正的哲学是什么跟大家谈一谈。原来我拟的题目是“跟大一的学生讲哲学”，但是后来考虑到在座的不一定都是大一的学生，所以把题目改了一下。但是基本精神还是一样的。就是哲学这个东西直到今天为止还是挺陌生的一个概念，什么是哲学？今天最主要的主题就是什么是哲学的问题。我今天要讲的哲学，和同学们心目中历来所理解的哲学有可能不太一样。我回忆起我多年以前刚刚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在水电安装公司搞搬运，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当时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表示惊叹，说你初中毕业，高中也没有读，怎么就能考上研究生？另外有些人则表示惋惜，说考什么不好，为什么偏偏考了个哲学？那时候刚刚经历过“文革”，人们观念中普遍认为，哲学就等于政治，等于阶级斗争，学哲学就是学整人，搞不好被人整，（笑）所以哲学是一个危险的行当。这是当时的看法，70年代末。
经过改革开放，30年了，现在好像不大有人那样看哲学了，但仍然十分模糊。哲学到底是学什么的，学了有什么用？没有人说得清楚。我们大一的学生，高考考上了，我相信哲学系的大部分同学都是调剂过来的。当时选择自己的专业，你起码应该对这个专业有起码的了解吧？但是哲学系的学生至少在进来的时候对哲学这门专业恐怕没有什么了解。哲学到底是什么，学了有什么用，没有人说得清楚。其他的都好说，理科的、工科的，包括文科中文系的，社会科学的经济系法律系，都非常明确。将来学了出来，我当律师，或者当管理者、当文秘等等。但是哲学有什么用？我们在高中所学的那几个哲学教条：“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笑）似乎也跟现实生活对不上号。因此高考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把哲学作为第一志愿填报的。我教了近30年的哲学，报第一志愿的也就数得出来那么几个。这个很好理解，在高考的指挥棒下，哲学只是文科生政治考试中一个微不足道的螺丝钉，掉了也不会散架的。
通常的说法是，哲学就是世界观。当然不能算错。但是什么是世界观？这就要先解释，首先什么是“世界”，其次要解释什么是“观”。但一般并不解释，是假定大家都认可的。所谓世界观问题通常被理解为“立场问题”，你是站在哪个阶级立场上说话？学哲学首先就要告诉你哲学是有阶级性的，有党派性的，你学哲学就说明你要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说话，立场与立场之间不共戴天。但立场是生来的，以前叫做“阶级立场”，不是能够选择的，“出身论”嘛。你生在资产阶级家庭、剥削阶级家庭，那你的阶级立场就已经定了。当时有句话叫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你可以背叛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但这也正好说明，即使有人背叛自己原有的立场，你所背叛的那个原有立场也还是天生的。当时有一个高中生遇罗克，写了一篇文章“出身论”，批评这种观点，后来因此被打成“反革命”，枪毙了。所以哲学说到底就是划分敌我。如果你恰好是“敌”，那么你就要赶快背叛你的家庭，站到“我”这一方面来。这就不是什么学问了，而是政治鉴定。这就很可怕了。
另外一种说法是说，哲学是方法论。也没错。我们学了哲学以后更加懂得用一套有效的方法去处理日常生活中所碰到的问题。但是在中国的环境中一讲到方法，那就是一种技术。哲学只不过是一种高级的技术，特别是吓唬人和压服人的技术。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你要想和人家讲道理，人家突然抛出一大堆哲学词汇来。比如说对一个问题，虽然如此，但毕竟如何，既要看到这方面，也不能忽视那方面，某件事情具有多视角多维度多层次多侧面，表现了跨越性、全面性、有机性、关联性、可操作性等等，（笑）让你陷入云雾之中，不知所云，然后说：这是哲学！掌握了这门技术，就可以连篇累牍地发垃圾文章了。（笑）

所以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哲学通常带有一副令人生厌的面孔。当年我决心学习哲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人教，也没有看过教科书，我对哲学有兴趣，就自己学习哲学。有人对我说，人生来吃一两米的饭，就做一两米的事，操心要操到实处，不然就是操空心，吃饱了撑的。这种情况直到今天似乎还没有改变。一般人对哲学有一种好奇心，因为对于越不了解的事情人的本性就是越好奇嘛。现在人们讲哲学是“素质教育”，实际上大多数人理解为猎奇，越是不了解的事情越好奇。当然也是时代的进步，终于有人对哲学这种东西也产生好奇了，因为今天我们已经解决了温饱的问题，不太为吃几两米的饭费尽心思了，吃饱了撑得慌的人大有人在，中国这么大，无奇不有，这很正常。但是哪怕在今天这种环境下，要一个人在选择自己将来的道路时决心以哲学为志业，似乎还不到时候。
倒是有个别同学进了大学以后，在大学学习了一年或者两年，甚至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之后，对哲学突然感兴趣了，甚至着迷了。我都遇到过好几起，有的专业课不去上，成天在寝室里看哲学书，还有的人要求转哲学系。多年以前就有一个华中科技大学（当时叫华中工业大学，简称“华工”）的学生，已经上大三了，放着自己的热门专业不读，要求转到武汉大学哲学系去读大一。后来我帮他活动了一下，武大倒是同意了，但是没想到华工却不同意，这是我在武大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现在也有，现在要求转系的就比较普通了。这种情况使人觉得哲学毕竟有它的神秘性，就像某些邪教或气功，能够迷倒一些人。但一般这些人在社会上被归于另类，甚至人们觉得他们神经不正常。证据呢？就是他对哲学感兴趣！但是，我们按照官方正式的说法，一讲文科就是提“哲学社会科学”，把哲学排在首位，放在一切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前，所以似乎又不能用旁门左道来概括，反而容易让人生出某种敬仰，但却是敬而远之。
那么，到底什么是哲学呢？我们对哲学如此陌生，甚至哲学的面孔如此讨厌，那么我们就想要理解一下，哲学到底是什么东西。
“哲学”是西方的舶来品，原文是希腊语，φtλoJopa，philosophy，意思是“爱智慧”。19世纪传到东方来，最初由日本人翻译为“爱知学”，或者“爱智学”。这本来是对的，但是流行不起来，你说知识就是知识，智慧就是智慧，这个“爱”知，究竟怎么回事？搞不懂。所以后来日本人又改为“哲学”，日本人通常都是从中国传统中寻找词汇。传入中国后很流行。因为“哲”这个字是从中国古代经典中取来的，本身是“智慧”之意，“哲人”嘛，“大哲”，都是讲有智慧的人。说“智慧之学”中国人很容易接受。最开始的“爱知学”在中国没人理，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哲学”传来后就大大流行起来了，因为它本来就是讲智慧之学，就是最高的智慧、最高的知识，这个我们一下就懂了。但是，后来日本人又改回了“爱知学”，因为随着对西方文化的进一步了解，他们觉得这个译名还是不太适合。为什么不太适合？因为智慧之学、哲学，把“爱智慧”的这个“爱”丢掉了。把这个东西丢掉了你就走样了。日本人我们知道，他们是最喜欢抠字眼儿的，最喜欢原原本本地、原汁原味地介绍人家的东西。他们这方面做得很细，不愿意偏离分毫，比我们中国人仔细得多，中国人通常都是大而化之的。那么日本人后来觉得还是“爱智学”好，“哲学”这个词容易引起误解。于是又改回去了，哪怕有的没有改回去，他也知道这个词的翻译不准确，严格说应该是爱智慧。但是我们中国人没有跟着改回去。
没有改回去的原因，很简单，中国人历来只有智慧之学，而没有“爱知（智）学”，根本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你讲“爱智学”，中国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中国人五千年文明，很有智慧，但并不爱智慧，更不“爱知”。中国人的智慧都是有用的东西，用来安身立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是养生保命，摆脱烦恼。但是都不是为了智慧本身而爱它。儒、道、佛都是智慧，都有很高的智慧。甚至兵家、武术家、国术家，李小龙也很有智慧，他在美国读的就是哲学系。还有纵横家、阴阳家等等也都是智慧，这些统称为“中国智慧”。中国智慧很了不得的，但是都不是“爱智慧”，不是对智慧本身的爱，而是因为爱别的东西而运用智慧、利用智慧。至于知识，中国人更是不屑一顾的，认为那属于“奇技淫巧”。中国人当然很有知识，五千年文明积累了很多知识，比如四大发明，还有很多很多。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中华文明的边角余料。你如果把这些东西、把四大发明都当做中华文明主要的代表，那古人就不干了。他会说我们最好的东西你都看不到，比如说治国平天下，修身养性，天道天理，我们的智慧表现在这些方面。表现在道德方面，“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才是大智慧。你那些科学知识都只是属于“闻见之知”，“大学之道”是属于“德性之知”，德性之知才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代表。科学知识是雕虫小技。
前些年国内哲学界有一场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争论，也就是讨论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当时有一个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后现代主义的著名代表，他到中国来，作了一场报告，里面就谈到说：“中国没有哲学”。这就引得中国人很不高兴了，觉得很没面子，你说中国没有哲学，那还能叫做五千年文明吗？你那文明表现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就说他是西方中心主义。其实德里达恰好不是西方中心主义。我们知道后现代主义是反西方中心论的，主张多元文化论，这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人家是好意，他是推崇中国没有哲学就是好，因为他本人就反对哲学，主张后现代主义。他和海德格尔一样，不愿意人家称自己为哲学家，只承认是思想家，认为思想要比哲学高，哲学那一套东西已经过时了。所以他说中国没有哲学，是在表扬我们，我们不要生气，西方最先锋最前卫的哲学家在表扬我们。
其实这场争论顶没意思，只是词句之争。就是根据刚才我们的分析，哲学本来是什么意思，我们的理解又是什么意思，把这点区分开了，就没有什么可争的。如果哲学就是西方人理解的“爱智慧”，中国当然没有，中国人没有爱智慧的，中国人的智慧是拿来用的，它是功利的。比如说要当官，还有祖冲之张衡他们为了观天象，或者为了做别的事情，需要用到某些科学知识，于是才搞出一套理论出来，那就是科学了。科学技术在中国也是有的。但并没有对科学本身的“爱”。我相信张衡不是因为爱天文学才去观天象，不是爱这门科学。因为科学在中国本来就没有分“科”，它是和伦理道德政治这些东西混在一起的，科学它是“技”，伦理道德才是“道”。德里达说得对；但如果你把“哲学”理解成“智慧之学”，那中国当然有了，不但有，而且很老牌。中国人太有智慧了，经常搞得外国人不知所措，觉得很神秘。比如我们今天看美国人，觉得那些人哪怕活到几十岁了，都还像个儿童；而中国学生刚刚成年，甚至还未成年，就早已经老谋深算了，（笑）要忽悠美国人太容易了。
我今天要讲的哲学，当然主要是讲哲学的原意，即“爱智慧”。智慧之学我们不讲，中国人都了解，所以不用说。我们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我们没有理论上的提炼，我们也有切身感受。当然也可以说。现在很多人在研究“国学”，研究中国智慧。我今天要讲的是哲学的“爱智慧”的原意。那么，什么是爱智慧？

爱智慧这个词是个希腊词，来自古希腊，古希腊的哲学。在古希腊，爱智慧这个概念最早是在苏格拉底那里成为了一个哲学概念。当时雅典有一批哲学家，自称为“智者”，sophist，也就是有智慧的人。他们当时的心态与我们中国古代有智慧的人有点儿类似，他们就是把这种智慧当做一种技巧，拿来为别的目标服务。但是他们远不如中国古代有智慧的人服务的目的那么崇高。他们用智慧来干什么呢？用来赚钱。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开办学校，收取学费，出卖自己的智慧。当然这与当时的希腊社会状况很有关系，因为当时的雅典社会是一个民主社会（当然是排除奴隶在外的），民主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经常要跟人家辩论。比如说公民大会，你要竞选，要让人家选你做执政官，你就要发表你的施政演说，发表对时局的看法，这都要有一种雄辩的才能。包括逻辑，包括修辞术，包括辩证法——当时的辩证法就是对话、讨论、辨析，这样一些技巧你都要能够掌握。那么智者们就利用这一点来赚钱。智者们都是一些非常聪明的人，伶牙俐齿，能言善辩，早就有名气了，人家跟他们辩论辩不过的。他们有种种诡辩的方法，那个时候逻辑还没有成型，所以他搞诡辩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本来是反对他的，结果不知道怎么一来，说着说着变成拥护他的了。所以他们就教人这样一套办法。你不是想当执政官吗？你不是想出名吗？你不是想在辩论中获胜吗？那么我教给你一套办法。智者派就是干这个的。收学费，很多人交钱，特别是有钱人家，贵族子弟，纷纷交钱跟他们学，如果你不学这一套的话，那么你将来从政就会是个白痴，是个乡巴佬。所以智者派当时盛极一时，而且他们确实对当时的逻辑、辩证法有所推进。比如说他们中有些人对于希腊语的语法作出了一些非常切实的规定。希腊语法本来是很不严格的，经过智者派以后呢，逐渐变得严格起来。在辩论的时候你的脑子要清醒，要把别人搞糊涂，那么你就要掌握逻辑和语法。但是苏格拉底非常瞧不起这些人。苏格拉底自己其实是非常有智慧的，他就是专门去找这些自称为智者的人去辩论，而且每当这些人碰到苏格拉底，他们最后总是落荒而逃。苏格拉底认为你那点儿智慧不算什么，而且你再怎么样聪明，人不可以自称为智者，不能自称为有智慧的人，当然更不能卖自己的智慧。首先不能自称智者，只有神才是智者，才是真正有智慧的。所以苏格拉底也认为自己有智慧，但是他说他的智慧就在于“自知其无知”，就表现在我知道我自己没有智慧。这就很吊诡了。据说他到太阳神庙里面去求签的时候，神谕说苏格拉底是全雅典最有智慧的人。他就觉得自己很冤枉，怎么把我说成是最有智慧的人，跟那些智者们混为一谈了呢？他为了求证这一点，就专门去跟那些智者们辩论。每次别人都辩不过他。但是他去和人家辩论并不是采取一种咄咄逼人的方式，而是采取非常低调的方式。“自知其无知”是他的一句名言，我的智慧就是知道自己没有智慧。你们自称为有智慧，但是其实你们比我更加没有智慧，因为你们连自己没有智慧都不知道。只有在这一点上，我同意说我是雅典最有智慧的人。

但是知道自己没有智慧了以后又怎么办呢？要“爱智慧”。苏格拉底就提出来，我不是智者，我是“爱智者”。我不是有智慧的人，我是爱智慧的人，这个跟中国古代的庄子有一比。庄子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圣人在知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就什么都不要说了。但是庄子的那种怀疑或者自知其无知，他有一个特点，就是知道自己无知就不要去追求了。所以有的人说庄子是不可知论，怀疑论，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没有什么真理，有人说他是不可知论者。我说他不是“不可知论”者，他是“不必知论”者。庄子是不必知论者，你要知道那么多知识干啥？就像前面讲的，你吃一两米的饭，就做一两米的事。这就是庄子的观点，就是你自自然然的，你不要追求那么多知识。“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你要以有限的生命去追随无限的知识的汪洋大海，那是伤身体的。（笑）但是苏格拉底不是这样，他是爱智慧。就是正因为我知道自己无知，所以才要去追求啊。这是一个态度的不同，从某方面说他们都是相同的，都是怀疑论，都是不可知论，都是对自己的断言抱一种保留态度的，不轻易下判断，不轻易下结论。苏格拉底很多对话都是没有结果的，你们去看《柏拉图全集》，里面很多对话最后不了了之，不是说最后得出结论，就是这样了，不是的。但是不了了之放在那里，对苏格拉底来说是一个刺激。但对庄子来说是一个安慰，反正大家都不了了之，那么我就不必去追求了。
苏格拉底收学徒，从不收费。最著名的比如说柏拉图，是他的大弟子，贵族子弟，有的是钱，但是他从来都不收钱。他吃什么？靠什么为生？不知道。（笑）只知道他成天打着赤脚，在大街上和人辩论和讨论问题。你要找苏格拉底，到大街上去找，看到那个在街头和人家老在辩论的人，那就是他。（笑）然后被人请去喝酒。他酒量极大，从未喝醉过，（笑）在宴会上，别人都喝醉了，又进来了新的辩手，他继续和人家边喝边辩论，头脑比谁都清醒。直到第二天早上，所有的人全都趴下了，（笑）他才回家。回家就挨老婆骂，（笑）因为他没有收入，不赚钱。（笑）所以我说他吃什么不知道，靠什么为生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很穷的。虽然很穷，但却是精神贵族。你要找精神贵族，苏格拉底就是个榜样。我们经常讲精神贵族，我们心目中的精神贵族好像就是很小资的，每天下馆子，喝咖啡，开party，然后高谈阔论。不是的。真正的精神贵族就是这种，打着赤脚，成天跟人家谈一些漫无边际的、摸不着边的话题，这就叫精神贵族。那么，苏格拉底有很多学生，他怎么教他们？他教学生也没有什么方法，更没有教材，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提问。这一点大家要注意，苏格拉底的方法，苏格拉底的教学法，就是提问。我们经常讲，提出一个问题比回答一个问题更重要。所以哥德巴赫猜想引来无数的人去证明它，陈景润已经很接近证明了，但是即使有一天有人完全证明了，这个猜想还是只能以哥德巴赫来命名，而不是由证明人来命名。哥德巴赫比所有的证明者都更伟大。我们现代中国人最聪明的顶多就是去证明别人提出的这个猜想，那个问题，而从来没有一个中国科学家提出一个问题让全世界的科学家去猜想、去伤脑筋。苏格拉底的伟大也在提问，而不在于答案。苏格拉底甚至于不回答问题，他专门提问。他总是低调，自知其无知嘛，总是说，我有个问题不明白，请教你一下，听说你是最有智慧的人，你能不能开导我一下？然后人家听到他的恭维就很得意了，于是就侃侃而谈，提出自己的观点。然后苏格拉底说，你说得很对啊！比我高明多了！不过我还有一点不太明白，你能不能再开导我一下？于是提出质疑这个问题可是了不得的问题，一击致命的问题，一下子就把人家的弱点、软肋抓住了。然后人家又回答，回答又被抓住了，你这个回答很不错，那么我再问你一个小问题···一步步地把人逼到最后，承认自己的观点不对。不对就很丢面子了，智者应该是很有智慧的嘛。于是苏格拉底就帮他提出经过修正的观点，说你看这个怎么样？他连忙说，对对，正是如此，我就是这个意思。（笑）但是苏格拉底又再提问，又一直追到需要再加修正。这种做法很不厚道了，（笑）一般人都怕跟他辩论，但是又没有办法，因为他们背负着“智者”的名，不能不面对。
苏格拉底把这样一种提问术叫做“精神的接生术”，据说他的母亲是产婆，专门给人接生的。苏格拉底也是专门给人接生的，但是他接生的不是婴儿，而是知识，是人的理性。他认为每个人脑子里面都有理性，就像孕妇怀孕一样，那个婴儿、那个胎儿已经在那里了，现在问题是怎么把他接生出来。每个人脑子里面已经有理性在那里了，已经有高级的知识在那里了，问题是怎么把它们引出来。怎么引出来？你不能强行把他拽出来，就像产婆不能把婴儿强行拽出来一样。必须温柔，必须顺着他来，顺势把他引出来。那么苏格拉底的提问也是这样，他从来不强加于人。你说怎么样，我不说，我只问你，让你自己说。你把它说出来以后，我再进一步给你提问，这样一步一步接近于更正确的结论。这就叫“精神的接生术”。他不认为自己全知，甚至认为自己毫无所知；但他相信每个人都有理性，每个人都有知的能力，凭借这种理性不断怀疑自己，一步步试错，就可以接近真理，接近真理也就是接近神的智慧。而这就是爱智慧。所以哲学在苏格拉底心目中就是对神的侍奉。对神的侍奉不是要你到庙里去烧香，去叩头，去献祭，而是最主要的体现在我能够把神的智慧从每个人的脑子里面引出来。这就是完成了他的使命，神圣的使命，接近神。

因此，要搞清什么是爱智慧，首先要搞清什么是“爱”。在中国人的语境中，爱这个字与很多其他的字相关，如“亲爱”、“仁爱”、“爱欲”，现代人讲“爱情”、“性爱”等等。古代的孔子讲“仁者爱人”、“爱有差等”，墨子讲“兼爱”，墨子在这一点上和孔子孟子不太一样，孔子讲爱有差等，有等级，墨子反对，说爱是人人平等的爱，爱一切人，不分等级，这就是“兼爱”。孔子说爱有等级，你首先要爱你的父母，然后爱你的兄弟，再就是爱你的亲戚，到最后就是孟子所讲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对别人的老幼你是“以及”才能“及”到他们，但首先你是“老吾老”、“幼吾幼”啊，这是第一等的。爱在中国儒家的学说里面它是有等级的，有等次的，这个对我们中国人影响很大，至今中国人还是这样。我们在大街上看到一个人躺在地上不能动了，一大堆人围观，然后我走过去一看：这跟我没关系，这人我不认得，我掉头就可以走，心里没有任何内疚。可是如果你走过去一看，咦，这是我大姨！（笑）那你可不能掉头就走啊，这是亲戚啊，那是你的道德底线啊！所以我们的道德底线就是建立在亲情之上的这样一种爱。当然这种爱是一种制度，一种等差制度。墨子讲兼爱就是所有的人一律的爱，所以孟子就批评他，说你这是禽兽不如了，你要是兼爱的话那就是“禽兽也”！没有一套礼节规范，没有礼数，没有等级差别，那就跟禽兽差不多了。中国古代的爱主要是墨子和儒家的这样一些说法，道家是不讲爱的。佛家是讲慈悲，也不讲爱，爱是万恶之源。所以爱在中国即使是一种好的意思，褒义，也主要指一种家庭或社会关系，即如何达到稳定。墨子讲兼爱，如果人人都相爱，这个社会就好了，就稳定了，大家都不相争了嘛。孔子就说你首先要达到家庭关系的稳定，家庭稳定了，社会自然就稳定了，因为社会是由家庭组成的。所以我们看到中国人讲的爱主要与家庭有关。西方人讲的爱最早与生殖有关，当然中国人的爱也与生殖有关，但也有些不一样。西方的爱神阿弗洛狄忒就是生殖之神，据说爱神的儿子小爱神厄洛斯倒是有点儿不管生殖，有点儿带现代人讲的爱情的精神性的意味，他只管乱射箭，射中谁谁倒霉，（笑）不管生育。当然最早是不是管生育我们不知道，也许还是管生育的，传宗接代是任何一个民族首先关心的事情，任何人类首要的问题是种族的繁衍。在希腊神话中，爱情可以看做是各种灾难的罪魁祸首，最典型的就是特洛伊战争，特洛伊战争就是由于特洛伊王子诱拐了斯巴达王后海伦，号称是希腊第一美人，拐到特洛伊去了，然后引起了一场世界大战。所以爱情是各种灾难的由头，至少是不稳定的因素。这个区别很明显，中国人讲的爱是稳定的因素，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将多么美好，多么稳定，多么和谐。这是中国人对爱的理解。当然这个爱有区别，西方作为不稳定因素的爱主要是指个人的那种性爱，而我们中国人讲的爱是这种家庭天伦之爱，亲情之爱。个人性爱中国人也讲，但是那种爱通常不叫爱，叫做情。当然有时也叫爱，但更精确的应该叫情，像《红楼梦》里面所讲的“为情所困”，你这个人如果用了情，那就该你倒霉了，最好是不要用情。所以贾宝玉最后出家了，就是把情都抛弃了，这才是最明智的。但是中国人的爱通常不是指这种，而是指家庭啊，伦常啊，社会啊，国家啊，现代讲对祖国、对人民之爱，爱国主义的爱。

那么苏格拉底的爱是什么意思？古希腊人所讲的那种生殖力，两性之爱，到了苏格拉底这里有所变化。他所说的爱具有了一种“精神的生殖力”的意味。爱情苏格拉底并不否认，他认为爱情还是人类的一种美好的情感，没有爱情你就不能生殖啊，人类就不能繁衍啊，男女结合必须要有爱情。当然在中国人看来没有爱情也可以生殖，不一定要有爱情。（笑）但是希腊人非常强调这个。但是他说，爱还有一种精神上的生殖力。比如说在他的一篇很著名的对话叫做《会饮篇》中，在《柏拉图全集》第二卷，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翻看一下，会饮就是大家在一起饮酒——苏格拉底借一位女祭司之口对自己的爱情观作了系统的阐述。他说，爱情首先是为了生殖，你要传宗接代必须要找个异性，同性是生不了孩子的。那么为什么要生孩子呢？生孩子是为了不朽，人总有一种追求不朽的倾向。任何人都是这样，都希望使自己活得长一点。要追求不朽，有的人就去寻找不死之药。中国古代有很多传说，都是说哪个哪个发明了一种不死之药，哪个哪个活了几百岁，是因为吃了什么东西。秦始皇为了找不死之药，把人（徐福）派到了日本，最后还是中毒而死。但是大家都知道，没有哪个不死。真正不朽的就是他的血脉传下来了，那就不朽了。所以爱情就是为了自己个人的不朽，我虽然死了，但是我的血脉已经经过我的儿女一代一代传下去了。这就达到了某种意义上的不朽，因为儿女也是我身上的骨肉嘛。所以也可以说我的一部分是不朽的了。但是为了不朽也可以有别的办法，不一定要通过生殖，还有更高级的办法。人为了不朽而追求美的对象，首先是美丽的面孔，男女之爱必须要有互相吸引的魅力；但更高的是追求不朽的名声和荣誉。中国古代也有讲不朽的，“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德立功立言是追求不朽的三种方法，叫做“三不朽”。这都是更高级的。而苏格拉底认为，追求不朽的更高级的方法不是生殖，而是名声，为自己创造名声和荣誉。再一个还有更高的，就是指那些在心灵方面有生育能力的人，他们会在其他心灵中播下自己的精神的种子，生产出智慧和其他美德来。你所生育的不是一个婴儿，而是智慧，那就是精神的生殖力。精神的生殖力比起肉体的生殖力来，那就是高得不可比拟了。但是它仍然是生殖力，仍然是生命力。苏格拉底一方面把生殖力提高到精神的层次，另一方面他在这种精神的生殖力里面保留了生命力的合理因素，他不是说要你放弃你的生命的本能的追求，而是说要你把自己的生命力的本能的追求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升华为精神的创造。这就很有力量了。你想“立德立功立言”固然很高尚，但是与人的生命力没有什么关系，甚至还要靠压抑人的生命力才能达到，这是只有极少数的道德君子或者圣人才能做到的，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但是苏格拉底的这种追求是每个普通人都可以考虑的：你有生命力吗？你想要生殖吗？那么你可以去追求更高的、最高的生殖力，产生出美德、产生出智慧来。
所以一个真正懂得爱的人应该把心灵美看得比形体的美更为珍贵，外表的漂亮还不是最高的—据说苏格拉底长得很丑，又矮又胖，又是一个大蒜头鼻子，（笑）但是追他的人很多，很多美女都追求他。（笑）但是心灵的美只是一个起点，还不是终点。由心灵的美还可以上升到法律和制度的美，那就更美了，以至一个美好的国家、一个美好的民族。但这还不是最美的。再上升到各种知识之美，这比制度的美要更高。我们中国人理解的最高的美就是治国平天下，“天下平”就是最高的了。但是苏格拉底认为还有更高的就是知识的美，知识本身。你治国平天下，即使是好的制度建立起来了，还是世俗的，还是此岸的；而知识是跟彼岸的神相关的。那么知识也有很多等级，最高的等级就是哲学之美，哲学之美是一种终极启示，它的美是永恒的，不会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这就是苏格拉底对于爱和美的一个阶梯，从个别的美接近终极之美有一个阶梯，它不是一步登天，而是一步一步地指导人，凭借自身的生命力，怎么样从低到高，一步一步从个别的美向精神的彼岸接近，向神接近。一旦上升到爱的圣地，就可以称之为神的朋友。所以“爱智慧”是爱的最高层次，指一种心灵的生育能力，也就是精神创造力。生育也可以理解为创造，我们今天也这样说，我们创造了一个孩子，某某大明星最近去“造人”去了。生殖能力的确具有创造性，但是更高的创造性就是精神的创造性。现代的弗洛依德也是这样说的，就是人的“力比多”，人的性本能，你不要停留在低层次上面，经过压抑，它就会升华，人的一切精神的创造都是来自于人的本能的生命力。这个在苏格拉底那里，当然他不是这样说的，但已经有他的根源了。这是“爱”。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什么是苏格拉底的“智慧”？智慧不是日常知识，而是超越世俗生活的知识，即关于真善美的知识，关于正义，这些东西，最终是神的知识。这种智慧是不能当做工具来利用的，它本身就是人类追求的目的，是终极的价值实体。这就是真善美的智慧。这种智慧是神所具备的，但是它恰好是人类所不具备的，或者说是“无知”的。为什么苏格拉底说自己“自知其无知”呢？不是说他讲谦虚，而是因为这样一种完备的智慧的确是人所不可能具备的。因此才需要去爱，去追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爱和被爱者之间有一段距离，而且这段距离几乎是无限的。有限的人要达到无限的智慧，这个中间的距离是难以克服的。所以对智慧的爱是一个痛苦、怀疑和不断反思自己的过程，不断假设和证伪，又再调整自己，重新开始。它是不能预先规定好的，而是自由意志的突围，这是很痛苦的。曾经有一位俄国作家格利鲍耶朵夫，写过一本书叫《智慧的痛苦》，很有名。智慧是要带来痛苦的，这个是西方来的一个观念，在佛教里面也有，人有了知识了就会带来痛苦，佛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西方来的。
由此可见，爱智慧的爱是一种生命力对精神事物的追求，是对自己还没有的东西的追求，所以它带有痛苦。但是它同时也带有一种提升自己精神的力量。你懒懒散散的，就只能躺在污泥中；你要追求，就有痛苦。这是中国人历来所缺乏的一种爱。庄子就是因为害怕这种痛苦，不敢去追求，不敢去爱。鲁迅说中国社会是一个“无爱的人间”，虽然也讲仁爱，爱人，亲亲之爱，但并不是真正自由的爱，不是自发的内驱力的表现，而是由一些既定的规范定好了的礼节仪式。中国人的爱主要表现在一种外在的仪式上面，有时候变得很矫情，比如说“二十四孝”里面讲“郭巨埋儿”，饥荒年代为了父母能够多吃一口，把自己的孩子活埋掉来省下口粮；“爱”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很不重要，只是一种修辞，而作为本体的则是另外一些概念，如理与欲，情与性，心与气，体与用等等。也没有爱的痛苦，只有“返身而诚乐莫大焉”，就是你回到你的本心就快乐了。中国人追求的只是快乐，“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还有像颜回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成天乐呵呵的。以及亲亲相爱的“天伦之乐”。李泽厚把中国文化称之为“乐感文化”，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想到追求快乐。西方文化则是“罪感文化”，认为人天生有罪，每天要想到忏悔，那就很痛苦了。
西方从苏格拉底开始，哲学家们都意识到自己的哲学在自由意志的“爱”中有它的根基。这种爱不是那种规定好了的爱，而是自发的自由的爱，没有人能够强迫你去爱，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讲。最典型的是亚里士多德对哲学起源的两个界定，一个是说：哲学起源于闲暇，就是说，哲学是吃饱了撑的，哲学是闲得无聊，没事干，无所事事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研究哲学了；另一个是说：哲学起源于惊异，对这个世界，对人生，包括对自己，都感到惊异。我们先来说这个闲暇。闲暇是说哲学思考必须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不必为稻粱谋，也不必用来达到某种利益目标，这样才能无阻碍地发挥自己的自由意志和兴趣。古希腊搞哲学的人大部分都是贵族，有的甚至是所谓王者。像赫拉克利特，他本来可以当国王的，他不当，把王位让给他的弟弟，为什么？因为他要搞哲学。最后搞到自己穷困潦倒，不名一文，死在牛栏里面。得的是水肿病，其实就是饿死的。当然这就是比较少见的，哲学要有一定物质基础，但是爱上哲学以后没有物质基础也还是不能停止，像赫拉克利特搞到连饭都没有吃还搞哲学的是比较少的，一般说你总要有闲暇。赫拉克利特出身于贵族当然有闲暇，他不必为稻粱谋，也不必抱有功利的目的。亚里士多德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据说他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中国人称之为“太傅”，亚历山大13岁就受教育于这位老师，学习各种知识。但这位老师从来不为皇帝出谋划策，他不像诸葛亮，诸葛亮就是专门为君王出谋划策的。亚历山大成年以后当了皇帝，征服了周边的整个世界，可是亚里士多德也不随皇帝出征，为什么不跟着去？因为他有自己的研究。他不但不辅佐皇帝，反而要亚历山大在东征时给他从印度波斯那些国家带回动植物标本，供他研究。亚历山大果然每打到一个地方就搜集当地的动物植物、奇珍异兽，派人送回到雅典来，给老师作研究。这个就非常高贵了，这就是真正的高贵了。哲学是高贵者的事业，是和神打交道。你亚历山大当了皇帝又怎么样？你总不是神吧，我是在跟神打交道。凡是做学问的，都要有一种高贵意识。哲学首先是倡导这种高贵意识的，你在跟真理打交道，在跟神打交道。追求真理的人千万不要把自己当做等闲之辈、贩夫走卒，像什么雇凶打人这种事情不要去干。（笑）这样太不高贵了，学问是很高贵的，要有一种超越意识。这是哲学起源于闲暇，是要在满足温饱之后你才能做的。
再看看另一个，哲学起源于惊异，则是从正面表达了哲学的生长点，这就是人的自由的好奇心。前面讲的是哲学产生的条件，是从侧面讲的。哲学是精神贵族的事业，精神贵族首先当然要有一定的物质保证，至少不能家里揭不开锅，要有饭吃。苏格拉底当然缺乏物质保证，但是他也没有饿死，也活得很好。首先这个东西你要解决。那么哲学起源于惊异是从正面讲的，哲学的生长点是起源于人的兴趣，这也是西方科学精神的根。后来哲学的很多问题都被归到科学里面去了，比如说天文学，还有很多当时认为是哲学的命题，今天都属于科学问题。哲学今天要追问的是一些更高层次的问题，不再是那些科学命题了。但是西方今天的科学里头已经渗透了哲学的精神，这一点我们要高度关注。我们在座的也许有很多都是学理工科的，不一定是学文科的，更不一定是学哲学的，但是你们要知道，你们所学的这门“科学”，从五四以来传入中国的“分科的学问”里面有哲学的精神。那就是它必须要起源于惊异，它的最内在的动力，就是人的这种兴趣，这种惊异感。哲学家从古希腊开始，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就是离他们最远的事情，最远的事情最值得惊异，近旁的事情，手头的事情，司空见惯，他就失去惊异感了。他想方设法要用最远的事情来解释身边的事情，这就是科学。科学就是要用一般原理，最普遍的原理，能够解释身边的现象。据说第一个希腊哲学家泰勒斯夜观天象，“仰望星空”，结果掉在一个水坑里，（笑）遭到女仆的嘲笑，说你对天上的事情知道得那么清楚，对脚下的事情却看不见。泰勒斯就不服气了，谁说我对脚下的事情一无所知，我做给你看。于是他就用自己的天文学知识预测第二年的橄榄油丰收，早半年就把全希腊的油榨坊全部租下来了，第二年果然橄榄油丰收，他赚了不少钱，发了一回大财。他由此说明，我虽然仰望星空，没有注意到脚下的水坑，但是只要我愿意的话，我是能够赚钱的。今天我们给大一的哲学系学生做专业思想报告，也经常举这个例子：不要以为哲学不能赚钱，哲学家如果要赚钱比一般人要赚得更多。（笑）当然也有失败的例子。实际上，包括欧几里得几何在内的希腊智慧在中国人看来很可能不屑一顾，很可能都要划归“屠龙之术”，是没有实用的知识。什么是屠龙之术？有个人出外学本领，学的是“屠龙”，怎么杀怎么杀，一招一式都学会了。学成以后回来，说我学了一门技术，什么技术？杀龙！你杀给我看看？没有龙！（笑）没有龙怎么杀？学的是一门没有用的知识。那么欧几里得几何是不是屠龙之术呢？欧几里得几何就是屠龙之术。为什么？因为在现实中没有严格按照欧氏几何那么精确的事物，比如说绝对直的直线，绝对精确的圆，绝对精确的直角三角形等等。欧几里得几何都是建立在那样一些前提上，比如假定有一个绝对圆的圆，不是扁的，不是椭圆的，那么我就能怎么样。但是这就假定了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的东西，那不是屠龙之术是什么呢？你学了以后如何来用呢？没有那么精确的圆。你所计算出来的东西都是不准确的，我用土法可能比你更准确一点，不必运用那种精密推理的。而且欧氏几何把所有的原理和定理搞成一个严密的体系，好像也没有现实的必要。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发明欧氏几何？为什么清代的徐光启翻译欧氏几何到中国来，一直得不到重视，被束之高阁？没有必要嘛。我知道怎么测量、怎么计算就够了，我要搞一个体系干什么？搞体系有什么用？搞体系还不是那些东西，我能够算得更准确些吗？所以中国人对这些东西不屑一顾，我只要掌握一些诀窍，这个勾股定理，勾三股四弦五，这个圆周率计算到小数点后面多少位，我只要记得“周三径一”，就可以了。至于3.1415926535···那个没有必要，那都是吃饱了撑着的。超越就是超世俗、超现实，虽然我知道没有那个东西，但是我要搞清楚它的道理，搞清楚它的原理。暂时看不出什么效果，但它会有效果。果然是有效果。到头来，我们最讲实用的中华民族，其实最不实用，而最不实用的欧几里得几何，才真正派上了用场。这就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的船坚炮利，打破了中国的国门。你看它利不利害。你没有欧氏几何，你不需要它，你不要搞清原理，你只要应付眼面前的实用，最讲实用，结果最不实用。被打败了还不知道为什么被打败的，就说人家是“奇技淫巧”，不知道用了什么“妖术”。人家哪里有什么妖术呢，就是普遍的原理，你自己不去看，很早徐光启就把欧氏几何翻译出来了，摆在那里，就是没有人看。所以我们的技术老是不如人家。因为人家是根据原理，你跑到西方去把西方的技术搬过来，北洋舰队几乎是把西方的船坚炮利全盘买过来，又怎么样呢？买过来马上就过时了，根据原理日本人马上可以造出更先进的东西来，紧跟西方科技最新的进步，就把你打败了。所以你讲眼面前的实用，实际上是最不实用的。
所以现在这种教育体制从小就扼杀了儿童的哲学兴趣，也就是这种仰望星空的好奇心，惊异感。所有的好奇和惊异都被大人严格控制在考试所要求的范围内，凡是不考的就不教，也不让学，觉得是浪费时间。孩子们既没有闲暇，也没有惊异，只有埋头作机械训练，变成考试机器。这样的民族，怎么能够有哲学的素养，又怎么能够有创造性呢？据说国际上作过一个21国调查，中国孩子的想象力倒数第一。
其实中国人很聪明的，但中国人的智力用的不是地方，它历来都用在这种机械训练的记忆力和灵活性上面，——你不要说它太机械了，它也有灵活性，这种灵活性就是“脑筋急转弯”，（笑）就是突发奇想，异想天开。实际上还是一种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早就废除了，但是我们今天的高考以及奥赛和科举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从娃娃抓起，出一些偏题怪题，早早地就把哲学的萌芽消灭掉了。1840年以来中国所遭受的屈辱追根溯源，最终要追溯到缺乏哲学精神上。中国的失败是哲学的失败，日本的成功则是学习西方哲学的成功。当年晚清派了大批中国留学生到德国去学习，在德国碰到了日本来的留学生。中国留学生学什么呢？枪炮制造，船舰的制造，学的制造；日本留学生学什么呢？哲学。所以当时就有日本学生和中国留学生说，将来你们会败于我们手下。果然不幸言中。因为他们首先学的是西方的哲学，而不是学的制造，因为制造它会过时的啊，你学会了，它马上科学突飞猛进，你就过时了。我们今天还在这样干，特别有些更新换代极快的，像计算机这样一些学科，你学了以后一毕业，就已经过时了，你能赶得上吗？你赶不上。你只有在工作中慢慢熟习，再跟上去，那么你要有不断更新自己知识的能力，这就需要哲学了。中西文化的较量归根结底就是哲学的较量，我们在哲学上不如人家。

根据以上理解，现在我们可以对哲学即“爱智慧”所蕴含的意思作一番哲学的分析了。下面讲的就有一定难度了，请同学们注意听。哲学最初就是爱智慧，看起来很简单，那么它怎么发展出那么复杂的内容来的？前面讲过，爱智慧和爱任何其他东西不同，是爱那些高层次的精神性的目标，如真善美、自由等等。其次，这些东西是人所不具备的，所以才要追求。比如说这个人不自由，才要去追求自由，追求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这种追求才会有强烈的爱，你要爱智慧才会去追求。再一个，虽然人并不现成地具备这些东西，比如真善美这些东西，但是人在追求的时候把这些东西看做人自己的本质，我要追求的就是我自己的本质，人追求它们就是要发现自己的本质。我把它叫做上帝也好，绝对的真善美也好，那就是我自己啊。上帝在我心中，上帝就是我的本质啊。所以人追求这些东西实际上是要寻求自我。“寻求自我”这个概念也是西方来的，中国人从来不说“寻求自我”，自我在这里，不需要寻求。孟子讲“求放心”，那只不过是说，你自己把这些东西放逐了，现在你把它找回来，它还是你本来固有的。把已有的东西找回来，这叫做求放心。但是西方的这个东西它不是把自己已有的东西找回来，而是要把你没有的东西、你的在彼岸的本质找回来。一个人不是说我摆在这里就是了，不是的。一个人的自己是一个寻找过程，你要发现你自己，包括发现你自己的才能和天才，都需要去寻找。在苏格拉底那里，只有神才完全具有绝对的真、绝对的善和绝对的美。但人生在世，他的本质和使命就是追求神。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个神理解成人的理想，人生在世就是要追求一个理想，他把这种神的东西看做人自己应该具有的东西来追求，只有这种追求才是人所应该有的生活。所以这种追求并不是对外面世界的某个对象的追求，而是对自己本质的“回忆”，柏拉图有所谓“回忆说”，认为人的一切知识都是回忆。回忆也可以理解为“反思”，也就是苏格拉底经常提到的古希腊的一句名言：“认识你自己”。他还有一句名言：“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你对你这一生是否有过反思？如果你这一辈子对自己的一生从来没有反思过，那你这一生算是白过了。你这一生跟动物没有区别，那是不值得过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小神，或者说，是一个未完成的神。人追求神其实就是追求自己，要完成自己，就是用自己本质上应有的标准来反思自己。因为人不是一个现成既定的东西，而是一个未完成者，一个能动者，一个创造者。他创造的最主要的作品就是他自己，人是人自己造成的。波伏瓦有一句话说，“女人是自己造成的”。我们可以把这句话扩大一下，不光是女人，男人也一样，都是自己造成的。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人，你就会把自己造成一个什么人。你有一个什么标准，你就会按照你这个标准去造就自己。所以哲学就是一种能动的生活方式，一种反思的生活方式。哲学本质上就是对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本质的一种反思，我为什么活着？
既然哲学要对自己的本质加以反思，而人的本质又是未完成的，那么如何才能树立一个最终目标以便引导自己趋向于完成呢？不能凭自己敞开内心、“返身而诚”。孟子讲返身而诚乐莫大焉，真正乐莫大焉吗？如果你真正敞开你的内心，你就会看到你的未完成性，看到你的未完成的惨状，看到你的不完善性甚至恶劣的本性，那真是苦莫大焉。而只有通过不断地超越自身，把整个外部世界和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活动、关系当做反映自己本质的一面镜子，你才能找到自身。反思拿什么来反思，拿外部世界反思，要有镜子才能反思。我们通常说的反思，好像你一个人躲在屋子里就是反思了，这就是曾子说的“吾日三省吾身”的反思。但是实际上真正的反思必须面向外部世界，必须超越自己、站在自己之外，这才叫真正的反思。站在自己之外就是站在世界的角度来看自已，把整个世界看作自己的一面镜子，你是什么人要看你在这个世界中做什么，要确定你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你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你自己的活动的痕迹，那么你就能够看到真正的你自己了。反思就是照镜子，外部世界就是你的镜子，闭眼不看外部世界就是没有反思，你自己想到自己是什么就是什么，但是那个什么是虚假的、不真实的。在镜子里面你才看到，原来自己是这个样子！比如说你想当作家，你自以为自己有当作家的天分，那么什么东西能够证明你有这种天分呢？只有通过你的作品。这个作品是你创造出来的，它到了外部世界就不属于你了，但是它是你的镜子。所以我们说“文如其人”，在作品上可以看出你这个人的本质。
所以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都要追问世界的本原问题，我们通常以为他们都是后来的科学家的前身，好像他们都算不上哲学家。其实算。因为他们探讨世界的本原问题，所谓哲学是世界观，就是从这里来的。人是有限的，世界对人来说是无限的；有限的东西不能反映人的无限的可能性，限制了人的自由，只有无限的东西才能作为人的一面镜子，至少显示了人对于无限世界的探索能力，我探索这个世界的本原，这个世界的本原是什么？是水还是气？还是火？这些最初的哲学家看起来很幼稚。但是他们在拼命地探索，探索什么？当然是探索世界，但是归根结底是通过探索世界来探索自己，看自己有一种什么样的探索能力，我这个有限的人如何能够把无限的世界掌握在自己手中，有没有这种能力？实际上同时也是对人自身这种探索能力的测试，显示了人对自身有限性的超越能力。世界才是敞开了的人本身，你要认识人本身，你就必须面向外部世界，就是所谓外在超越。我们中国人也讲超越，那是内在超越，停留在自己屋子里头去反省自己，去“君子慎其独”。但是真正的超越是外在超越，掌握科学、掌握社会、掌握历史规律、掌握人心，然后我们才能对自己的本质有真正的理解。所以世界观的问题最终还是人本身的问题，真正的哲学问题不是外部世界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世界观就是观世界，归根结底还是观人。
在西方，人的问题自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后也被看做神的问题，因此和宗教、信仰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儒家哲学历来也被一些人称之为“人本主义”或“人伦主义”，也是讲人的，但都是在世俗道德政治层面上，缺乏超越性的维度。这个人们一般都不否认。中国儒家缺乏的就是超越精神，即使要超越也是内在超越，不是外在超越，不是向彼岸的超越。所以中国哲学不讨论自然规律，不讨论数学规律，也不讨论神和彼岸，这就没有能够建立起反思自我的镜子。你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固然乐莫大焉，但是你对自己并没有深入的把握，只是自我感觉良好而已。西方哲学的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按照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说法，上帝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人的本质变成了一个异化出去的对象，成了一个异己的东西了。那么既然成了人的本质的异化，我们就可以从神身上反观人自身，所以神可以保持我们对自身有一种客观的反思。当然这种反映本身是扭曲的，但总比没有反思好。所以，哲学反思本质上必须采取一种自我意识的方式，不论它在讨论自然界还是神，它其实都是人在反问自己：我是什么？然后还要进一步问：我是谁？我是什么跟我是谁有一点区别。我是什么，这本来就是一种反思了，我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这个问话不是说我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我是会说话的动物，我是理性的动物，还是一种什么别的动物，而是说我是“谁”？这个“谁”就是一个主体，唯一的主体，每个人在反思自己的时候，首先是从自己出发的，从“我”思考起，所以“我是谁”才是一个真正哲学的反思的问题。“我是什么”还不够，它还可能是一个动物学的或人类学的问题，没有直接表达出哲学的意思。那么由此还可以再进一步引出更根本的问题：什么是“是”？什么是“存在”？这就比较玄了。你要问我是谁，那么你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是”啊，你连什么是“是”还没有搞清楚，你说“我是谁”就搞不清楚了，你说“我是谁”，你什么意思吗？什么是“是”？“是”（Being）在西方的语言里面又叫做“存在”，tobe，希腊语里面叫做“on”，“是”就是“存在”，这个在汉语里面是找不着的，没有这种对应关系。所以这个字怎么翻译，中国人拿它伤透了脑筋，直到现在还在伤脑筋。有的人主张，一概翻译成“是”，“存在论”就翻译成“是论”。但是发现还是不行。有的主张一概翻译成“存在”，也不行。很多人主张翻译成“有”，“有论”，也不行，只能适合于某些情况，但另外一些场合就说不通了。这是个蛮讨厌的概念。但是为什么感到讨厌，这个概念从何而来？这是因为西方的哲学它是从我们说话中引出来的，西方人他们很重视语言。中国人从来没有把语言当回事，从来没有把语言里面的“是”作为一个判断的系词独立出来加以研究，更谈不上把它作为哲学的一个对象和话题了。那么西方人在说话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每一个判断每一个命题它都可以用一个“是”来加以表示，哪怕它本来没有“是”，但是你加上一个，不改变它的意思。所以“是”这个概念是西方语言的核心，无所不在。但它又意味着“存在”。比如西方人说“上帝存在”，如果翻译成“上帝是”，那么中国人没法理解了，但翻译成“上帝存在”，或者说“有一个上帝”，这就好理解了。所以“是论”又称之为“存在论”，“on”就成为了“ontology”，ontology就是存在论，有时又翻译为“本体论”。你要把“是”是什么、存在是什么搞清楚了，你讲“我是谁”才会清楚，不然的话，你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就不明白了。西方人一讲哲学就说是存在论（本体论），他们认为哲学讲到底，最高的就是形而上学，就是讲这个东西。
中国人没有这样的话题，甚至从未把“是”当回事。中国哲学谈的话题是有无之辨，所以我刚才讲，中国哲学把西方的“是”翻译成“有”，把西方的“不是”翻译为“无”。后来翻译成“存在”和“非存在”，后来又有人主张就翻译成“是”和“不是”，现在还在争论。那么中国哲学在讨论这个翻译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是因为中国哲学所讨论的问题不是从语言和语法引进来的，中国人讲的有和无跟西方的是和不是也不能对应，因为它不是讲的语法，中国人的有和无主要是讲的“有为”和“无为”。中国哲学讲的有无之辨其实主要是有为和无为之辨，这是很具体的。而中国古代的语法很模糊，靠的是意会，也没有把“是”作为一个判断的系词来看待，偶尔也用，但是没有固定。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对自我意识的反思精神，没有对我们自己的说话方式、言说方式反过来做一番认真的思考。你刚才说过的话，你反思一下你刚才在说什么？你刚才怎么说的？别说过就忘了，别只抓住自己的意思而不管自己的表达方式。中国也有语法，但中国人对自己的语法比较缺乏自觉，所以把自己的自我通常都隐藏起来了，不管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都不重视语言，甚至蔑视语言。比如孔子讲究的是“天何言哉”。孔子说：“予欲无言”，于是有弟子说老先生你都不说话了，那我们怎么办呢？孔子回答：“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道从来不说什么，春夏秋冬，百物生长，天道说了什么吗？我学天道，我也不说什么了。（笑）孔子是很讨厌那些能说会道、巧言令色的人。他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说话不要那么伶俐，但是你要行动。我们通常也讲一个人不要看他说什么，要看他做什么。当然这有他的道理，但是对语言的蔑视确实是一个缺陷。孔子是这样的，道家也是这样的，我们知道老子的名言“道可道非常道”，凡是能够说出来的，都不是那个永恒的道了。你要把握那个“常道”、那个永恒的道，那就最好不要道说。天道无言，魏晋玄学讲，“言不尽意，意在言外”。禅宗讲“不立文字”。这都是中国人对语言的忽视，所以中国人比较难于理解西方人对语言学的重视。
当然中国人也讲反省，比如曾子讲的：“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每天反思自己三次（或多次），一个是为人谋而不忠乎，你给人家出主意，是不是忠于人家呢？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跟朋友打交道讲不讲信用呢？传不习乎，老师教给你的你温习了没有？这是中国式的反思。但这种反思是指对自己是否合乎某些既定的规范的一种警示和提醒，那些规范都在那里，忠、信、习，我做到了没有？我们的反思通常是这样，我做到了没有，我没有做到那就加以改进。但是，这并不是对自己到底“是”什么的一种思考。“我是谁？”中国人不问，中国人的反思中没有这项内容。一般而言，中国人比较缺乏自我意识，他们的自我通常都被隐藏起来，不去深究。我这样做了就行了，我做的事情就表明我的心在那里了，还不够吗？王朔的《过把瘾就死》中的杜梅把刀架在她老公的脖子上问，你到底爱不爱我？老公说，这还用说吗？我每天的实际行动都表明了嘛，中国人要有中国气派，只要做，不用说。他就是说不出那个“爱”字。我们在座的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已经进化到能够说出这个字了。（笑）我们那一代人或者后来几代人都说不出来，要说只能用英语：Iloveyou！（笑）但要对自己真正所爱的人说“我爱你”，那是说不出来的，对自己的父亲母亲也是说不出来的。中国人羞于表达爱，人们说这是中国传统，但实际上也说明了中国人比较忽视语言表达。只要我的心到了就够了，不用说出来。但是对这些问题没有思考就容易变得自欺，你做到了，但是不是真心的，谁知道？常常是连自己都不知道。有时候你希望自己是真心的，于是就觉得自己是真心的了。所以中国人在自己的意识中更倾向于自欺，保持自我感觉良好，顶多只有后悔，而没有根本性的忏悔和罪恶感。
因此我们中国人要理解真正的哲学是很难的。我们只盯着一种学说有什么用？哲学则是要赋予一种生活以意义，哲学本质上就是生命哲学。这种生命哲学不同于《易经》中所讲的“生生之谓易”，生生不息，万物生长，那还是自然哲学，将生命归于自然；真正的生命哲学则是将生命的意义建立于自由意志之上，它往往是对自然的超越甚至反抗。这种反抗的极端例子就是自杀。加缪说，真正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作为一个自然的人他是不会自杀的，动物一般说来也不会，那么自杀恰好是人的一种可能性，是人对自然反叛的一种极端反映。我们今天自杀的、跳楼的耳闻不断，但是谁想过自杀的问题吗？谁把自杀当哲学问题想过吗？一般都是一时冲动，想要向别人证明什么，报复什么，或者心中为了某件不平的事情，我跟你们拼了！加缪当然不是要人去自杀，而是让人直面自己的一种可能。在座的可能会说，我不会去自杀，那些自杀的人我都可以把他们归于精神病。没那么简单！你的确有可能自杀，这是人和动物的区别，也是人和神的区别。神就不能自杀，动物也不能。古代希腊人甚至把自杀当做人的一种权利，当做人高于动物和神之上的一种权利。如果你能够直面自杀，那么你就可以由此提出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自杀？加缪的那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哲学的真正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自杀问题。这个为什么不自杀的问题就把人逼到了对你至今还活着的理由的思考。你活到了今天，为什么还不去死？（笑）你有什么理由？一个人干坏事最理直气壮的辩护理由就是：我总得活啊！但是这并不是绝对的理由，因为如果你干的坏事太多，人家会说：我看你不用活了！（笑）对一个人来说，活着是需要理由的。对动物来说不需要，那是它的本能。
孔子逃避了这一追问，说：“未知生，焉知死？”孔子是最能够合乎中国人的心思的，那些自杀的问题是很讨厌的，你要老思考这些问题那的确会得忧郁症。最好是去读一读孔子讲的“未知生焉知死”。其实他是逃避。正确的提法应该是：“未知死，焉知生？”柏拉图的说法是，学习哲学就是学习死亡。在他看来，人必有一死，如果一个人连这个都不知道，都没有仔细想过，那他就不是真正地懂得生活的。逃避对死的思考，就不能真正知生。
对死亡的思考对人的生活很重要，西方人很重视这个问题。80年代曾经有一个纪录片，就是瑞典的小学生，一年级小学生，老师把他们带到医院的停尸间去，让他们去看死人，让他们去摸，让那些孩子们去摸死人的皮肤，感觉那种温度，看死者的那种状况。然后跟他们讲道理，让他们习惯死亡。从6～7岁的孩子就告诉他：你将来也会这样的。那么，没有说出来的话就是：既然一个人只有一次活，那你这一辈子怎么办？你怎么设计你这一辈子？当时的播音员是赵忠祥，他播完了以后就说：我是不赞成这样做的。（笑）他觉得这样太残酷了。其实自杀的问题、死的问题，才是每个人自己最个人化的问题。这体现在两点：第一，没有人能够代替别人去死。每个人的死都是自己的事，你的母亲也好，父亲也好，你的爱人也好，你的最亲近的人都不能代替你，还得你自己去死。（笑）第二，如果一个人真想要自杀，也没有任何别人能够阻止他，只有他自己能够阻止自己。一个想要自杀的人，你为了他不自杀，把他关起来，扣押起来，这不行，这犯了非法拘禁罪了。除非他犯了法，你把他关在牢里，把所有的能够自杀的东西都收起来，逼迫他活。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你今天阻止了他，他明天后天又会去寻死。只有他自己能够阻止自己，但这需要理由。你为什么活？
所以这是最个人化的问题，最个人化的问题才是最终极的问题，因为家庭也好，国家也好，社会也好，都是由个人组成的。生命哲学，自由哲学，死亡哲学，这都是个人化的哲学。像叔本华，他是个个人主义者，而且他的个人道德非常值得怀疑，这个先不去管他，但是他讲出来的那些话确实对于我们个人有一种振聋发聩的力量。中国哲学中没有个人的位置，只有群体的位置，或者只有去个人化的个人的位置：你这个“小我”只有把自己放大成“大我”了以后，你这个个人才有位置。中国人的生存不需要自己提供理由，你被生出来了，这就是理由，你就得为这一降生而感恩戴德，要报答人家的生养之恩，你就是为了这种“被生”而活着，你实际上是“被活着”。（笑）我曾经读过狄更斯的一部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一开始第一句话就是：“我被生出来了！”（笑）未经我同意。（笑）所以生养这个东西是非常被动的，它不能给人的活着提供理由。你被生出来了，这有什么了不起，很可能是一场失误，（笑）避孕失败，你就被生出来了。所以有的同学偶尔往深里想一下，就会不寒而栗：人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人家告诉他，你活着就是为了报答那些让你活着的人。可是那些人为什么要让我活着？他们也是为了报答那些让他们活着的人。（笑）然而，如果活着本身没有意义，为什么要报答？你让我活着，你干了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那我为什么要报答你？再者，如果活着只有痛苦，那就更不应该报答，而应该诅咒，因为活着没有给我带来任何欢乐嘛。所以关键就在于，活着本身的意义何在？动物植物也活着，人生一世草木一春，人像动物植物一样活着这本身没有意义，它需要另外的意义。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是活着不是为了吃饭。余华有一篇小说叫《活着》，描写一个主人公福贵，他已经失去了一切继续活下去的理由了，但是他仍然“幸福地”活着。这种活法与一头动物有什么区别？的确我们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这样活着，但是这样对吗？这样值得吗？从动物式的被活着来看，活着确实没有什么意义。以前还可以说，这是为生态作贡献，因为人类也是生态链中的一环，如果人都绝种了，那生态就被破坏了；但是在今天，活着的人太多了，本身就是对生态的大破坏。节制生育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这说明这个世界上活着的人少些，这个世界就更好些。（笑）我们今天讲低碳生活，活着的人越多消耗的碳也越多，就越是世界的累赘。我们今天用人均GDP作为我们生活的标准，但是这条标准是一条把人动物化的标准。动物式的生活如果说毕竟还有某种意义，它是人的生存权嘛，那么它就只有一种意义，就是比较优裕的生活、比较过得去的生活给人提供了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的物质基础。人要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你如果还是茹毛饮血，那是没有尊严的，你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但是有尊严的生活不在于生活方式的阔气和排场，而在于能够有一定的闲暇，有好奇心去探讨一些更高层次的有兴趣的问题，去干一些吃饱了撑着的事，也就是去进行一些精神性的追求。人跟动物不同，就在于动物如果吃饱了撑着就会无所事事，就会机能退化，我们看动物园里面那些关着的动物，像老虎，已经不行了，那些家养的宠物猫，都不会逮老鼠了，功能都退化了。而人呢，却可以向另外一些方面继续发展，可以把所有的过剩精力用于进行精神创造，创造出灿烂的文明来。
所以人的生活在满足起码的温饱之后，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想一想，当然生存是第一位的，你连起码的糊口问题都没有解决，也就谈不上其他的事。但是只要有一天解决了糊口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了，是不是应当把我们的生活来一个倒转，原先是一切精神的力量、聪明才智都集中于为自己取得一定的物质生存资料、为养家糊口而服务，而现在则可以倒过来，一切物质生活的满足都是为了进行精神上的创造。我们养家糊口也好，赚钱也好，找一个工作也好，提职称也好，都是为了给我们精神上的创造提供更好的物质基础，来干我们最喜欢干的事情。一般来说一个人最喜欢干的事情都是那些有精神意味的事情：文学啊，艺术啊，科学啊，研究啊，教书啊，——哲学啊。（笑）精神上最根本的创造就在于为自己的一生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意义来，每个人的一生都要自己为自己创造独特的意义，我要提醒大家，人生没有现成的意义。经常有同学问，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老师你能不能够给我提供一种人生的意义？我经常对这种学生的回答就是两个字：没有。人生没有意义，但是要你去创造。就算人家已经有了，你也没有。每个人的生活意义都必须去自己创造出来，别人给的，或者是由环境规定好了的，都是假的。有意义的人生是有个性的人生，不是向某个标兵模范学来的。你去学标兵、模范，他的人生已经有意义了，那么你去学他，他说“我的成功可以复制”，那你去复制啊？（笑）行吗？即算成功了，你也没有自豪感，你是学人家的，你是“山寨版”。所以真正的人生意义不是学来的，而是创造出来的。人生一世如果不能完成这样一个倒转，那就是一个不完整的人生，一个破碎的人生。你又想追求那个理想，但是你又放弃不了物质的诱惑，把自己的一生搞得破破烂烂的，把自己的理想放在一边，把自己很不理想的生活勉强维持下去—这样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你白来世界上走一遭。反过来，如果一个人的一生，为了追求自己理想的意义，而把自己的一生都花在为此做准备或者是完成这一使命上面，那么他就具有了一个完整的人生。我当年学哲学就是这样，我觉得我当初下乡当知青，在田里劳动，这一段我不能白过了，我在当搬运工的时候，我随时注意观察周围的世界，把它记在心里，对它加以揣摩，当做我的哲学思考的对象和素材，那么我的下乡就不是浪费。很多人认为下乡是浪费了青春，我就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的每时每刻对于形成自己一个完整的人生都是有用的。一个人如果有意这样过自己的生活，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人生，不管他的意义是否最终追求到手了。有的人也许失败了，比如说他想搞创作，他最终没有能够当成作家，他失败了。但是他奋斗过了，努力过了，他做了自己愿意做、喜欢做的事，他做到了他尽可能的最好，他把自己的人生构成了一个整体，他的每一部分都有用。虽然人的天才有大小，有的人没有能够成功，但是他作为一个人，他不冤枉，他不是白来了世界上一趟。至少他对人类的精神生活不陌生，他把自己融入到了这种精神生活里面。这种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歌德的《浮士德》中，浮士德临终的最后一言是：“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尽管他的整个一生充满了错误，也充满了痛苦，到最后临终的时候还受到魔鬼的欺骗，但是他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这是学哲学的最高境界，也是学哲学的“无用之大用”，我愿与在座的各位年轻朋友共勉。谢谢大家！

提问环节

提问1:邓老师您好！感谢你给我们带来了这场精彩的演讲。我作为一个女生来说，我是一个哲学爱好者。但是我曾经听到过这样一句话，是我们国内一位知名的、感性的哲学家说的一句话，他说：女人研究哲学，既污辱了女人，也污辱了哲学。（笑）我想问一问，你认为哲学有没有性别之分呢？
答：我觉得周国平这话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笑）但是这个道理是历史的道理，是曾经有过道理。但是不一定将来都有道理。从人类的历史来看的确是这样，因为人类自从进入到文明的历史以后基本上都是男权制，父权制社会中，女性是没有权利的。于是女性受到种种压抑，她的才干她的才能受到种种限制。而且我们对女性的观点几千年以来已经形成了，女性应该是怎么样的，好的女人应该是怎么样的，这种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比如说哲学，女人就不应该去思考，太过于哲学的女性是不被男人爱的。这在现实的生活中确实是这样。所以我说周国平讲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要加一句，它是过去的道理。因为我刚才讲了，人是自己造就的。波伏瓦也说过，女人是自己造成的。女人自己把自己造成了女人。但是如果你想把自己造成一个真正的人，那是完全有可能的。不仅仅是女人。当然性别是没有办法的，人分男女，但是首先，你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然后再区分说你是个女人。所以我觉得尽管目前来说，现实中你要统计的话可以统计出来，没有一个真正称得上是伟大的女哲学家，不光是女哲学家，还有比如说女音乐家、女作曲家。有这样一些限制，你要统计的话可以统计出这样一些数字来。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这种变动比以往任何变动都要深刻。这种变动肯定会引来一些不和谐的、不习惯的眼光。周国平的眼光我觉得他基本上还是这种传统的眼光，女人就应该温柔，男人就应该强悍，女人要感性，男人要理性，反正女人如果太过于理性，那就失去了女人的本色。也许在几千年的过程中某些遗传也起了作用，就是女孩子一生下来，她的确就有某些方面。但是我觉得也不尽然，有些男孩子也很懂温柔。（笑）我发现有的家里从小把一个男孩子当女孩培养，因为家里少一个女孩，其他都是男孩。就把那个最小的当女孩培养，结果大了就有些女里女气，纠半天还纠不过来。这是为了适应这个社会。如果不是为了适应这个社会，你让他女里女气又有什么关系呢？梅兰芳也女里女气，也没有什么关系。这些都属于一种历史的眼光，不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或者放在任何时代都有效的标准。所以我想当代的女性应该有这样一种魄力和勇气，可以突破古今中外传统社会已经固定的那样一些标准，如果我真喜欢哲学，我就做哲学又怎么样？我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求仁得仁，自得其乐。我不管人家怎么看。当然现在都说，“女强人”都是“剩女”，嫁不出去，很可悲，甚至没有孩子。这是外人的看法。但是实际上女强人不见得都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也许她们活得很快活的。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仅仅是停留在这样一些历史已经形成的眼光之上，就缺乏一种进取心，缺乏一种展望。我比较喜欢从展望、从未来、从一种可能性来看人，因为人的自由无非是人的无限可能性。如果一个人自由地想要成就什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他的，他是无限可能的。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我觉得也有这种可能，你成为一个女哲学家，如果你真有这种兴趣和自信的话，未尝不可。至于说哲学败坏女人，那只是就某种观点而言的，当然它会带来某种现实的后果，比如说，可能没有男的敢“嫁给”你。（笑）这个现实的后果你要估计到。如果你为了反叛传统，不在乎，那也可以。那就会得到人们的佩服和尊敬。当然这是个个人选择的问题。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转型的时代，转型的时代就是新的和旧的在一起，你既要做一个新时代的人，但是你又不能完全抛弃传统，你做一个折中，那倒也可以。一般说来，周国平的那种观点符合我们现在某些人或者大部分人的感觉，但是并不是绝对的。我恐怕只能作这样的回答。

提问2:如果你有一个女儿，她也对哲学感兴趣的话，你是不是会支持？
答：我当然会支持。不过呢，我从小就没有教她，我的哲学书都摆在那里，文学书也摆在那里，她就是不看。（笑）她不看我也没有逼着她看，我从来不说你应该看看这个，或者你应该看看那个。如果她一旦选择了哲学，或者选择了文学，我是完全没有异议的，我是完全支持她的。但是她后来选择了学建筑，在我们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毕业，现在在国外读研。那是她自己的选择。她选择可能也受了我的一点儿影响，不是有意的，因为我兴趣比较广泛，她兴趣也比较广泛。音乐啊，美术啊，哲学就不谈了，她觉得那不是她的事，那是爸爸的事。文学呢她也看一点儿，但是她宁可去看网上的文章。因为那些一本一本的厚书她觉得太累了，现在的孩子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唯一的就对她说过，《红楼梦》你总应该看完吧，《红楼梦》我家里有上、中、下三本，她上卷看了二分之一，没看完。但是看了总比不看好。她是宁可去看《红楼梦》的电视连续剧，那个没办法，这是时代的特点。可能我在这方面也有些落伍。但是我认了，我绝对没有那种想法，说是我搞哲学搞到今天这一步，要把它全部传给我的女儿（笑）。我没有儿子，如果有儿子我也不会这样想，要把我的哲学传给我的儿子。因为我学哲学应该说是比较偶然的，我从小就不认为自己能够学哲学，后来遭遇了哲学。（笑）在文革那样一个年代，由于某些外在的刺激，理想的破灭，由于觉得自己太愚蠢，所以要学哲学。现在的年轻人包括我女儿这一代，她们没有“文革”，当然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困惑，但是不是我们的困惑，没有必要走到一条道上来，在这方面我对于下一代人并没有一种强求。比如说韩寒，他也不研究哲学，他不研究理论，他就跑去赛车，我觉得这也挺好。现在这个社会，年轻人是多元化的。我们那个时代年轻人的比较高尚的选择就只是做文学青年，或者你能够谈点哲学，那就是出类拔萃的了，很少见的了。那是那个时代。现在这个时代都是多元化的，当然有人谈哲学我很高兴，但我不是说你们都要学哲学，都要转到哲学系来，这都是各人的选择，没有一个定规。谢谢！

提问3:为什么中国的思想没有像希腊那样发展出欧几里得几何来？
答：我们从提问上看出来，我们要学会苏格拉底式的提问，要一针见血一句话触及痛处，搔到痒处，不要讲了半天人家还不知道你要讲什么，人家都跑了。听你的问题大致是要问中西思想的区别究竟是什么。中西哲学的区别是人们讨论的一个热门儿话题，很多人都在谈这个话题。一个是中国人的这个缺乏超越性，再一个是缺乏体系性。你刚才问的问题好像主要是在这一方面。当然中国人也有超越的东西，比如说天理天道，从道不从君，有个天道在我心里，所以我连皇帝我都敢提意见，等等。好像也有超越。但是按照新儒家的说法，这还是属于内在超越，朱熹有一种很有名的说法，是说形而上学这种东西其高极乎太极无极之妙，其实不离乎百姓日用之间。就是说中国人讲的再高的玄而又玄的学问，太极无极之妙，但最终落实到百姓日用，老百姓得到好处没有，治国平天下，天下平了没有，天下安了没有，定了没有。最后落实到这方面。所以中国人的内在超越最后还是以世俗生活为转移的，以历史、以汗青为转移的，像文天祥说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是什么？汗青就是历史。历史对于个人来说当然是超越的，但它本身还是世俗的东西，还是群体的东西，中国人有这么多，他们世世代代绵延不断。那么西方人他们的超越是彼岸的超越，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你凯撒是皇帝又怎么样，你上面还有个上帝，我服从上帝，不一定服从你凯撒。那么从这种眼光来看，西方的学问就有了系统性，所谓系统性就是超越性的一种表现，你没有超越性你就不需要系统性，你就逐个问题解决就得了，我们中国人通常讲，具体问题具体解决，我这个情况比较特殊，你那个一般原则也不能够一刀切嘛。这是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些话。但这些话表露出我们中国人通常的思维习惯就是没有超越性。比如说西方人遵循一条原则为什么那么样地当做神圣不可侵犯，包括交通规则，明明两头都没有车过，他就是站在那里等，等绿灯。为什么他把那个交通规则看得那么样的神圣？简直不切实际了，我们觉得站在那里像个傻子。他就是把它看做是彼岸的原则，作为一条彼岸的原则来说他就可以把各种具体的东西都撇开，他知道这条原则一旦实行有很多具体的情况。比如说确实有时候两边都没有车，那么那个红灯放在那里对于时间来说是一种浪费，但是又没有办法，总不能说一看两边没有车它马上开绿灯，那个不行的。所以要有规范，这种规范要有神圣性，它不能够一旦有了具体情况，随时都按照具体情况来改变。所以国家有国家的宪法，科学有科学的逻辑，有体系，这些东西都有一个神圣的彼岸的东西在作支撑，才能建立起来。当然这个后面西方的基督教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个毫无疑问。基督教并不起的都是坏作用，它也有一定的好作用，它使西方人习惯于超越性的思考。超越性也有它的毛病就是不切实际，也有它的好处就是，超越性它能够从大的方面着眼来规定一些问题，不像中国人老是从小的方面着眼。中国人有智慧，也很聪明，但是都是小聪明，没有大聪明大智慧，在这方面显然就必须要学习。当然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特点，在某些方面也许要胜过西方人，这个我们不用讳言，各个民族都有它的特点，都有它的长处。但是我们今天更应该学习人家的长处，不会因为学习人家的长处把我们的长处丢了。很多人怕这个，其实不用怕的，长处已经都在我们身上的。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只有通过学习西方的长处才能够解决，比如说普世价值。我们很多人都很难相信有一个什么普世价值，因为价值都是非常具体的。没错，但还是有普世价值，你不能说完全没有。这方面我们中国人还得经过很多的训练，才能够懂得。谢谢！

提问4:你刚才讲中国传统哲学是一种缺乏自我意识的哲学，是一种群体性的哲学。但是我们发现，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公民越来越强调自己个人利益的重要性，个人权利的重要性。我们怎么看待这30年这种思想情绪的变化？我们是可以把它看做确实是个人权利的觉醒呢，还是应该把它看做改革开放以来个人私心的膨胀？如何看这个现象？
答：我觉得现在的人过于看重个人的私利，不是自我意识的表现，恰好是缺乏自我意识的表现。因为所谓自我意识，我刚才讲了，就是善于用世界的眼光看自己，也就是用旁人的眼光看自己。用旁人的眼光看自己，就是我做一件事情，我要考虑到别人会怎么看，在别人的眼睛里面我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这样我就有了自我意识。我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这个自居为别人的眼光之下得到了监控，得到了评价，这就是自我意识。所以中国人讲自我意识，就好像这个人只知道自我，不知道别人，这就是自我意识了。这不叫自我意识，这叫本能。他自己想要什么他就只想方设法得到什么，这恰好是缺乏自我意识。真正的有自我意识的人，就要讲究公平。比如说，我做这件事情对人家也是公平的，哪怕从人家的眼光来看也是公平的，也是能够接受的，如果我是别人，我会觉得他这样做也无可厚非。如果有了这种眼光，那就是有了自我意识。那么在这种自我意识之上，就可以建立起一种法制，就可以建立起一种普遍的法权观念、权利观念。权利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普遍公认的才是权利，合乎公正的法则的才是权利。如果你一个人要贪污，要多吃多占，这不是你的权利，你无权贪污。因为你通过不正当不合法的手段，你侵害了人家的利益。所以法制的基础就是自我意识，就是说，“你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这是西方人的一句俗话。当你意识到你要活，别人也要活，那我们就要想到，怎么样能够达到让双方都能够更好地活，那我们就来建立法制。所以当年穆勒的《自由论》严复把它翻译到中国来，“自由”这个词不好怎么翻译，因为一翻译成“自由”就被中国人理解成为所欲为了。但是穆勒的“自由”，liberty，它不是为所欲为的意思。这个词的意思我们国内有的学者认为，不要翻译成自由，应该翻译成“自由权”。所以严复当年怎么翻译的，他把它翻译成“群己权界论”，群体和自己之间的权利的界限。这才是西方人理解的自由，而中国人理解的自由就是为所欲为，自由自在，不受任何约束，怡然自得。或者是逃避束缚，像道家、老庄那样，隐居起来，跑到山里面去，不和人打交道，那就没有束缚了，对大自然我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但是一旦进入社会，这个就得由儒家加以控制，儒家就是说你在一个社会里面，你难道能够没有规范吗？所以儒家就要你放弃你的自由，来服从既定的一套规范，一套“王法”。这就没有自由了。所以我们理解的自由就是自然的、为所欲为的行为，我们把自由等同于自然。而西方的自由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我们商量好，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有本能，都要追求利益，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大家都能够吃上饭，都能够过得好？我们凭借每个人的自由意志约定了以后，那么我们就不要违反，这就是契约。你违反契约就是违反自己的利益，也是违反自己的自由意志，法律是保护个人自由的。这一套观念如果被我们中国人把握了，我们就不会说，改革开放之所以物欲横流，就是由于我们引进了西方的自由，或者引进了西方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太强了。恰好是没有自我意识，他认为是自我意识太强。所以完全是搞颠倒了，在这方面我们还要做很多的启蒙的工作，有很多基本的东西我们都没有搞清楚。一说起来我们中国人很容易接受，因为它跟我们传统的观念非常吻合，但是我们不了解西方来的这个概念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说清楚了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完全搞反了。自由精神就是法律精神，而不是无法无天。谢谢！

提问5:你刚才提到过一个Being的翻译问题，这个问题学术界有很多争论，你和赵林老师的书里面翻译为“存在”，赵敦华主张译为“实是”，王太庆认为有三种译法，应该分开理解，每个都有它独立的意义。由这里就引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用中文能不能够学习西方文化的问题，你怎么看？
答：我觉得这个应该没有根本性的问题，当然我做翻译也做了不少，我有一个深切的体会：两种不同的文化和语言如果要完全对等地翻译，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像解释学、伽达默尔他们都认为，翻译是不可能的。但是翻译又要做，既然要做，就说明它还是有可能。我们中国人讲言不尽意。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言也可以达意，但是不能“尽意”，不能完全穷尽。如果穷尽了那就是一种文字、一种语言了。正因为是两种语言，所以言不尽意这是对的。“诗无达诂”，你要把一首诗完完全全地解释出来也是不行的。这个翻译就像是解诗一样，你要解释对方的那个意思，表达出来，很难找到恰当的语词。但是我们做哲学翻译的呢，在这方面有一个便利之处，就是哲学概念一般来说比较严格，它跟诗不一样，跟文学作品不一样，有点儿像自然科学。那么在哲学翻译里面应该说能够解释出来的，大部分都是能够翻译过来的，当然也可能有出错的地方和不能尽意的地方，言不尽意这个原则在哲学翻译里面也仍然有效。但是它能够接近原文的程度要更大一些。至于你讲到的那些具体的词汇，在西文里面有的在汉语里面确实没有，那就是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但是一点儿办法没有是不是说就不能翻译了，或者甚至是不可学了呢？我觉得还不至于。不可翻译我们可以想一些变通的办法，比如说加注。我比较赞成王太庆的那个做法，虽然我们也在尽量地保持译名的一致，包括在我和赵林的那本《西方哲学史》里面，这个保持一致有它的好处，便于阅读，如果一会儿这个词一会儿那个词，人家就找不到线索了。你至少有个线索，因为你是用了这个词，因为你毕竟是用汉语在写，你在汉语里面可以看到，在西文里面它这个词是一贯地用下来的，所以我们尽量地保持一贯；在某些实在保持不了的地方，要加注。这个尽量地一贯，再加注，我觉得基本上就可以表达西方哲学的意思了，那么你要学西方哲学在这方面困难就要小得多了，不是不能学的。你像我刚才讲的liberty这个词的翻译，群己权界，当然我们今天没有人用严复的那个译法，但是根据严复的解释，一解释大家都还是明白的。所以学习哲学倒还是比较容易达到一种接近，甚至于准确的。而文学呢在这方面就要难得多，你要拿一部小说来读，你说你每一句都搞清楚了它什么意思，那个就更难了。因为小说它本身就是一种模糊概念，它不是用概念说话。所以在哲学翻译这方面我觉得翻译的东西现在良莠不齐，我们学西方哲学的人如果能够找到比较精确的译本，再加上如果你有一点儿外文的基础，你对照外文原本，在看不懂的地方对照原本再琢磨，我觉得是可以的。至于有的人认为中国人搞西方哲学根本用不着翻译，全部用外文本的，我倒是不赞成。如果全部用英文本的，或者用德文本的，那你一个人一辈子也读不了几本书，更谈不上理解。[有同学插话：有人说读柏拉图的书要完全用希腊语的。]呵呵，那个困难更大，因为柏拉图的希腊语那是古代语言，又经过了几千年，跟今天的还不一样。我主张还是尽量地要翻，要翻出比较好的译本出来。你拿来作为标准，你至少可以让人家作为参考原本可以读下去。伽达默尔有一个观点，就是哲学只能用母语。你用英语不行的，不管你英语再好，哪怕你读得正确，你也是模仿，那不是你的东西。你要读哲学，中国人就必须要读汉语，只有读汉语才真正地在读哲学。才真正地有语感，有体会，而且能够思考。我们都是用汉语思考才最准确。[学生插话：将来邓老师开讲座可以专门讲一次那些不太好的译本。]那是很得罪人的！（笑）自己去看吧，自己去比较。[学生插话：苏格拉底说爱智慧就是爱，中国人说治国平天下，但是苏格拉底如果对这个制度不满的话就会要推翻它，追求自由的国家，追求普世价值，追求自由就是一种爱，而要推翻这个制度就会有牺牲，我的问题是，面对这种牺牲而去治国平天下是不是爱？]苏格拉底好像没有提出要推翻雅典的制度，他对雅典的制度还是很推崇的，当然也有误解，有的人说他是对抗雅典的制度的，其实不是，他服从法庭的判决而不逃跑，这说明他对于雅典法制的建立本身是支持的。但是这个民主制度的建立不一定是个好事，包括把他判刑。民主被某些人操纵了，群众被某些人操纵了，不是个好事。但是，就算如此，民主还是个好事，或者说民主是个最不坏的制度。所以苏格拉底他还是留在雅典，留在雅典对雅典的法律就是个支持。所以说，为了追求自由而推翻这个制度，我想那可能是18世纪启蒙运动，像洛克，就提出来公民有“起义权”。起义在中国人这里就是无法无天了，但是他把它也纳入到法律里面去，把它变成了一种权利。这个就把你刚才那个问题解决了，就是说法制和推翻一个国家的制度其实不冲突，它可以在法律的范围之内起义，按照西方近代的法律思想。因为西方近代法律思想它有一个前提，它的根本的基础是法制代表正义，建立在正义之上；那么在这个正义不被国家所接受的时候，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可以秉着正义的名义来改变这个社会。这个是现代西方人的一种观点。那是经过中世纪上帝的律法在人们脑子里根深蒂固了以后，西方人经过了正义观念的长期训练，才会有的一个思想。我掌握了一个超越的正义，超验正义论，然后我可以居高临下地来评判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符合于正义。当然苏格拉底也有一点儿这个意思，但是还没有发展到那样一个明确的程度。柏拉图后来提出“理想国”嘛，能不能按照正义的原则建立一个理想国，但是他也没有说到过当这个国家不理想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当然你要推翻它肯定要流血，这个在古代像推翻一个僭主的统治，也有过，但是没有看到苏格拉底专门讨论这个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