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生命——讲稿

讲演正文

各位同学、各位朋友，下午好！
我本来的想法是小范围内找几个朋友聊一聊，没料到搞成这么大一个规模。不过我还是稍微做了一点准备，想跟大家谈一下我做哲学这么些年来的一些感想和体会。多年以前有记者来采访我，说你能不能谈谈你在学习哲学过程中的一些“事迹”。我说我没有什么事迹，我又不是什么模范，也不是什么标兵，我只有普通人的一些生活，实际上是很平淡的。为什么想起来要学哲学？因为我们生活的那个年代是一个非常贫乏的年代，尤其是精神生活上非常的贫乏。在60年代，我那个时候是1964年下乡，初中毕业当知青，那个时候下乡呢，可以说是满腔热情，不像我们今天回顾起来的时候那么样悲惨兮兮的，应该说很有激情。16岁的年纪，而且我们那一代人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都受的是正统的教育，我现在回想起来可能跟今天的愤青差不多，当年如果有网络的话，我就是愤青，而且比谁都“愤”。那个时候号召下农村，当时学校提出“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就是不能升学就下农村，我是积极响应的。那时候的心可以说是一片赤诚，上面说什么我就信什么，上面叫怎么干就怎么干。当年学雷锋啊，学毛主席的“老三篇”啊，背得滚瓜烂熟，脑子里面可以说是一片空白，一张白纸，谁愿意在上面画什么那就是什么。下乡以后就开始经历了很多坎坷，首先是“过关”，劳动关啊，贫下中农关啊，阶级斗争关啊，一个一个的关过，上面都有人来考验。后来呢，“文革”来了，“文革”来了我们也是积极地投入，可以说是疯狂地投入，几乎不要命了。当时中央“文革”号召大家“文攻武卫”，造反派要掌握枪杆子，我们当时也就去武装部抢了枪，但是，拿了枪以后不知道干什么。拿了枪以后你对谁？你准备打谁？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考虑过。反正上面说要掌握枪杆子，于是就掌握了，掌握了又怎么样呢？只好拿着枪东躲西藏，生怕被别人发现了，好像是别人掌握了枪，我们反倒是被瞄准的对象一样，到处躲。最后一枪未发，老老实实交还给当地驻军。到了运动的后期，我们又被打成“专政对象”，挨过贫下中农的批斗。所以要从表面的事迹来列举的话，我和所有的人一样，没有什么区别，“文革”过来的人大都有我这样的经历。因为那个时代是个普遍疯狂的时代，“文化大革命”。但是，真正的思考就从那个时代开始，经过“文化大革命”，我开始想问题，那也是个想问题的时候，十八九岁，二十来岁。我就觉得为什么我没有自己的观点，老是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跟着到处乱跑？甚至于把命都豁出去，有的人确实丢了命，丢了命还不知道怎么丢的。我还没有丢，算是万幸了，但是为什么像个没头苍蝇似的转来转去？当时就想到要有自己的思想，开始看一些书，很朦胧的想法。最开始还有几个同道，我们一起来读书。后来这些同道一个个迫于生计都离开了，最后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在那里坚持读书。在农村当了十年知青，回城以后又当了几年搬运工，算起来，从“文革”后期的1968年到1978年，也读了十年书。再后来就是改革开放，考大学，考取了武汉大学西方哲学的研究生。

这段经历说简单很简单，要说复杂也很复杂，就是在一片狂热之后，冷静下来以后觉得自己应该学点儿东西。但为什么我那个时候想到要学点儿东西，周围的人几乎没有谁想到要学点儿东西？当时大家纷纷想到的是要谋生，学一门手艺，比如说学木匠的有，学裁缝的有，学泥瓦匠的有，学电机的也有，要学一门技术，然后在社会上能够吃得开，至少自己能够维持生活。我当时什么也没有学，我就是在农村整整干了十年的农活，完全是干农活。为什么当时就没有考虑到像别人一样去学一门技术，而是想到要看书呢？现在回想起来这里头可能还是有一些值得思考的地方。我为什么想到要学哲学，而且紧紧地抱住不放，我想这可能跟我小时候的某种境遇有点儿关系。

我小的时候，从未想过要搞哲学。那时也有些朦胧的想法，写作文写“我的理想”，想当科学家。后来有一段时候想过当画家，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当哲学家。也从来没有人教过我哲学。有的人看到我现在搞哲学，以为你一定是遇到高人了，一定是有人教了你什么东西，很多人以为哲学是“教出来”的，其实不是，哲学是“活出来”的。中国人通常不明白这一点，以为一切智慧、一切学问都是“学”出来的、“问”出来的。我们特别崇尚这个“学”字，从孔子开始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还有“教”，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就是文献，圣贤书，周易尚书春秋，古代经典。曾子讲吾日三省吾身，其中“传不习乎？”传下来的知识、传统你是不是温习了，“温故而知新”。“行”就是行为规范，礼貌礼节。“忠”和“信”，我有时觉得很奇怪，一个人的忠信是可以“教”的吗？“信”嘛还勉强说得过去，做人要讲信用；这个“忠”嘛恐怕不是能够教的，如果是“教”出来的忠，那还不是真正的忠。你内心是否忠，这个是很难确认的，所以我对这一点始终抱有一点儿怀疑。中国人从来相信教育是无所不能的，包括你的忠，包括你的心是不是“诚”，都是可以教出来的。比如一个人心本来很不诚，但可以教得很诚。这个恐怕有一点问题，至今我们还相信这一点。比如说，今天我们贪官污吏很多，于是呢，领导发话了，要对贪官进行“教育”。贪官很多都是五十多岁了，你还要对他进行“教育”？能教好吗？而且他们这五十多年来不都是处在教育中，不都是教出来的吗？难道他们没有被教过？他们还天天在教别人，你教的那些东西和他们教别人的那些东西有什么不同吗？再者，由谁来教育他们？由更大的贪官吗？这种教育无非是“以吏为师”。教什么呢？教人服从啊！中国所有的教育都是教人服从，而不是教人运用自己的理性。一个人服服帖帖，上面说什么信什么，说话做事不超出上面规定的范围，这就是教育“好”了，否则就是教育的“失败”。至于所教的东西是不是可信，甚至教育者自己是不是信，这无关紧要。教的内容可以是“善意的谎言”，也可以是三字经，把自己丢弃了的“糟粕”又捡回来。这样的教育，是越教越忠，还是越教越伪？

那么我们今天的道德滑坡，几乎崩溃了，人们都认为是教育出了问题。其实我认为是我们的生活出了问题，是人们的活法出了问题。比如说从马加爵到药家鑫，他们是没有教育吗？应该说从小学到大学他们都在受教育，他们都是中国教育的产物，也许现在的青年，每个人心里都隐藏着一个马加爵或药家鑫。为什么教不好？我们的教育只要求他们表面服从，做假样子，至于心里怎么想，当然也想要控制，可惜控制不了。你想教他知识可以，教他技能也可以，唯独你想教他“忠”，教他心里只能怎么想而不能怎么想，这一点恐怕难以做到。一时做到了，马上暴露出来是假的。所以我觉得不是教育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生活的问题。传统的活法倒的确是教出来的。古代的“学”有两种，一种是“小学”一种是“大学”。“小学”就是讲文字训诂音韵，“大学”就是讲做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什么叫“止于至善”，朱熹的解释是“尽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就是教你不要有私心，一切服从天理，要真心诚意地遵从天理。这就是“做人”的道理。那么，现在的活法是不是教出来的呢？我觉得真正能够适应当代现实生活的那种活法是不可教的，是教不出来的。现在看来，我们以前教人怎么“做人”，类似于驯兽。有的人很会做人，但兽性未改，到时候就会爆发出来，没有底线。但现代生活再也没法用驯兽的方式来教人了，那些鞭子和锁链都已经不起作用了，包括心灵的鞭子和锁链。今天的活法必须每个人自己去悟，一个适合于自己又适合于自己的环境的活法，自己又满意、觉得这才是做人的活法，是每个人自己悟出来的。就是说，如果你还想做一个人，而不是一头动物，一头牲口，你应该怎么做；如果你今天还不想自杀，你应该怎么做，这个要靠自己去悟。那么这种悟，最根本的是悟到生死，是参透生死，这就是死亡哲学。

尤其是死亡哲学，尤其是参透死亡，我们中国人不太讲这个，这在中国传统典籍中是学不到的。中国人不讲死亡哲学，孔子只讲“未知生焉知死”。你先要把生的问题把握住，死的问题到死了再说，首先要知生。什么叫知生，就是学会适应既定的一整套社会秩序。一切社会规范都是别人已经定好了的，尤其是先人、圣王、文武周公已经定好了的。你不遵守就不是人，是禽兽。这就是学会做人，我们通常学会做人就是这样，如果既定的社会规范你不遵守的话，那你就是禽兽。我们经常在关于中国传统道德的争论中会碰到这种情况，辩论到最后没有别的话可说了，就说：“你连这个都不懂，你就是禽兽”。到这里就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再讨论下去就是找骂了。但是，如果我怕挨骂于是就只好接受了这套规范，那么很明显，这种被强迫的“忠”归根结底是假的，总有一天这套规范会被我全盘抛弃，甘做禽兽。终会有那么一天，我们今天就到了这么一天了，那一套东西我们都受过教育了，但是我们甘愿做禽兽。我就是禽兽，又怎么样呢？有何不可呢？看透了，人本来就是动物嘛！当然一般人比较掩饰一点，我心里面想做禽兽，但是有个前提，不要让人家知道了。只要别人不知道，那么我做禽兽都可以的。药家鑫大概就是这样想的。他撞了人，要让人家不知道，只好把人家干脆杀了，自己不承认就是了。这叫一不做，二不休，而且他心安理得，他第一次撞了人、把人杀了，第二次又撞了人，他又准备跑。就是说，一旦他这个道德底线被突破，他就甘于做禽兽。那是谁也拦不住的，他也没有任何愧疚。当然现在想起来后悔了，现在他面临死刑了。而当时他是没有任何愧疚的，当他杀人的时候，连续捅了八刀，每一刀都是要下决心才捅得下去的，要咬着牙才能捅得下去的啊！那么这个底线，如果我们不推究一下，你再多的教育，你告诉他很多很多规矩，你告诉他道德规矩、法律规矩，你“普法”，你把法律让他都背熟了，哪怕他是法律专业出身的，都没有用。因为这样一种教人做人的方式，这种教法，没有到底。什么是底？就是他本来立足于禽兽，一个小孩子生下来他本来是个动物嘛，那么你要顺着他，在他是个动物的基础上你再让他去选择。小孩子能够说话了，懂得一点儿事了，你就要让他去选择，真正的教育应该是这样。我们通常理解的教育好像是把一套规矩教给你，我认为那是没有什么用的，即使暂时奏效也是虚假的。

我们现在把这套既定的规范从小就套在孩子们头上，叫做“从娃娃抓起”，让小孩子在不懂事的时候把它背熟，使人长大了就像自动机一样按照那些东西去做，这是与这个时代背道而驰的。正因为时代不同了，现在有不同的活法，可以选择，没有绝对的权威。以前那种教，它也只是一种活法，我们也应该承认，在以前它是起过作用的，但是今天有各种不同的活法可以选择，也不至于让人沦为禽兽。以前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这当然是禽兽的活法。那个时代没有选择，要么做儒家，要么做禽兽。清朝的时候外国人和中国人打交道，我们说他们“无君无父禽兽也”，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他们也没有变成禽兽，好像很多方面比我们还更文明。所以现在有了选择，哪种活法更可取，要看哪种活法更合乎人性，更合乎我自己的本性，更能让人活。现在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像《三字经》、《弟子规》这样一些东西是不能让人活的。钱文忠在百家讲坛讲《三字经》，讲《弟子规》，连他都说，这些东西你要拿到社会上去，是不能活的，是“要吃亏”的。吃亏当然是轻描淡写了，实际上是要吃大亏的。那么，不能活为什么还要讲？这些东西在过去让人变成活死人，在今天让人活不了，为什么还要宣扬？无非是自欺欺人而已。今天真正让人活的活法是参透了生死的活法，是直面死亡的活法，它把人逼到禽兽的边缘、生死的边缘，然后让人自己选择，来确立自己的生活原则。我们讲到过去的活法，像孔子那样的活法是回避死亡问题的，当然也讲到死，但都是背对着死来讲，用活着时候的现成规范去衡量死亡，而没有直面死亡。今天我们还在讲“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重于泰山，轻于鸿毛”，都是用既定的生的规范去给死归类。比如说我“无愧于什么什么”，我“死而无憾”，还是面向着活的这一面，但是没有转过脸去面对死亡。面对死亡是什么呢？你真正面对死亡你就会发现，所有这些在死亡面前都等于零。而现在唯一不等于零的现实是什么呢？是我还活着。但是如果仅仅是这个立足点，那确实就是禽兽，你既然把所有的东西都摧毁了，那这种活着不就是一种动物式的活着吗？那么在这种沦为动物式的禽兽的活着的边缘上面，我们再让人去选择，我觉得真正的教育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通常理解的教育是把人教成一个成品，我们当老师的都想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其实不对的。人类灵魂哪能当一项“工程”来搞？人的思想也好，道德也好，哲学也好，都是活出来的，都是在生死存亡的边上，在动物和人之间的边缘上，人选择要做一个人。我仅仅是“活着”是不够的，我要活出我自己的人格来。那么这一点我们的青少年也好，成人也好，通常都是没有上过这一课的。西方人很早就讲这个死亡哲学，比如说我经常举的例子，瑞典的小学生有一门课叫做“死亡课”，由老师带着到医院的太平间去看死人，去摸死人，去感受他们的体温。而且要他们谈自己的感想，人死了都是一样的，在太平间都是一样的，不管生前你当的是什么官，什么大款，什么名人，都一样。现在韩国人好像也在搞这一套东西，有死亡体验馆，每个人都可以进去，躺到棺材里面去试一试，去体验一下有什么感觉。中国人通常是不兴搞这一套的，觉得“晦气”。当时瑞典的死亡课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主播赵忠祥就发表感慨，说我不赞成这样搞，那么小的小孩子就让他看这些恐怖的事情不合适，摧残幼小的心灵。但是，就我来说，正是由于对生死问题的关注，使我开始对哲学感兴趣。当然首先是对自己的活法感兴趣，想要搞清楚我这一套活法是怎么来的，根据何在。我彻底反思了自己所受的教育，发现一切都在欺骗，它让我处处碰壁，让我所有的理想都破灭了。我开始意识到我的真诚后面是建立在一个虚假的基础上的。今天的愤青们和我当年一样，没有反思自己的基础。他们的出发点总是“我们从小被教育应该怎么做人”，似乎只要是从小被教育的，就是天经地义的，否则就会对不起一大群人。他们长大了又照样教育他们的子女。他们失去了对自己从小怎么被教育加以反思的兴趣。
但是我本人很幸运的是，小时候比较早地就思考了死亡的问题，我在6岁的时候，自己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人都是要死的，那么我也要死吗？于是一切就失色了。本来玩得好好的，天地万物，五彩缤纷，突然间天地都成了黑白的了。我就问我母亲，是不是人都要死啊？她说是的。我说那你也要死吗？她说我也要死。我说那怎么办呢？她不做声。我说医生能不能救我呢？那时候很相信医生，我小时候多病，有病医生都给我治好了。我母亲说，医生也不行。那就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了，我就说我不想死，我妈也不做声。然后我就哭，哭也没用，你去哭去。那一棒，当头一棒，大概有一个多月没有缓过气来，每天晚上做噩梦，梦见“死”，非常恐怖，常常晚上满头大汗做噩梦醒过来。可见我还是比较执着的，6岁的时候就想这个问题，而且不断地想。那么后来我是怎么缓过气来，走出死的阴影的呢？后来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说我只有自己救自己，怎么救？长大一定当个科学家，发明一种不死的药，第一个给自己吃！下了这个决心以后，于是就睡得很安稳了：长大一定要当科学家！为什么我刚才说我的理想是要当科学家呢？长大一定要发明一种不死之药，一定能够发明出来的。于是我的心理就达到了一种平衡。当然我后来既没有当成科学家，也没有发明不死的药，这种想法却一直在心底里埋藏着。为什么后来，我下乡以后，那么样的努力，以及“文革”以后，那样要学习，实际上是一种生命力的冲动，就是觉得人要活着，总是要有一种精神支柱，要做点儿有意义的事，如果没有精神支柱，那人活着就跟死了差不多，那只是死得早还是迟的区别问题。早一点儿死跟迟一点儿死没有什么区别，无非都是死，死了以后就都一样了。你多活20年、30年、50年，又能怎么样呢？你还是死了，你那个不死的药还是找不着啊！当然这个时候我已经抛弃那个不死之药的幻想了，我知道已经没有那种药了。但是，所激发起来的那种求生的要求，鼓励着我不甘堕落。如果就这样下去了，当时有的知青指着那些在田里面拔猪草的老太婆说，我们将来就是这样了，就觉得很不甘心。
当然其实也没有什么，全中国的人都是这样，那个时候是说全中国有8亿人口，其中80%都是农民，他们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没什么了不起。这样想当然也可以给人一种安慰，我跟大家一样，没有什么特殊，有一种从众的心理，就准备在农村一辈子了。但是还是有一点儿不甘心的就是，我毕竟读了一点儿书，在思想上还应该有一点儿更多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早年、儿童时代对死亡的思考，对我的一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虽然不是每时每刻都浮现到脑海里面来，但是一想到这个，内心里面就有一种颤动，全身心直到最底层的颤动，就觉得我不能这样，我必须要努力，我必须要活！虽然人生天地间，生命是有限的，但是要考虑无限的东西，不能够仅仅停留在有限的东西上面，要寻求让自己活得更多，更值得，与无限更加接近。要考虑死和不死的问题，考虑不朽的意义问题，要寻找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不死之药”。我们这一代人经历坎坷，年纪轻轻就下放到一个没有文化的地方，极不“对口”。我在农村转了三四个地方，一下转到这个农村，不如意了又转到另外一个农村，后来回城又当临时工，又搞搬运，又打零工，相当于今天的农民工吧，这些都对我研究哲学有很大的帮助，有生活的底蕴。但真正促使我对哲学感兴趣的主要还不是这个，而是一种死亡意识，一种正在迈向死亡的紧迫感。既然人要死，所以就要好好地珍惜自己的生命。当你意识到人随时随地有一柄达摩克利斯剑悬在头上，你随时有可能死掉，那么你对自己的生命就会有一种珍重，对别人的生命也会有一种珍重。你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很重，你就会知道别人也会是这样。而我自己对生命的看重就表现在，意识到人生只有这一次，不能白活了，既然到人世上来走了一趟，就不能白白地来了一趟。什么叫做白白地走一趟？你生下来过早夭折了，这就白生了；再一个你活得像个动物，也是白来了。人跟动物不一样。西方人讲，人是什么？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你如果像动物一样地活着，你只活了一半，通常我们只活了野兽那一半，另外那一半你没有活过，你本来是可以活的，那是你的权利，很可惜。精神生活是你的权利，但是你放弃了，到死的时候就会后悔。许多发财的人，包括贪官，都希望自己的后代子女不再像自己那样，要提高精神层次和学历，把他们送到最好的学校读书，送到国外去深造，能够造就出个把拿诺贝尔奖的更好，用强大的经济后盾去支持他。要是他们没有子女，或者子女不争气，他们死的时候会后悔。但是，为什么不在有生之年，自己去提高精神层次呢？

悟到人生必死，这纯粹是个人的事，不是别人能够教你的。在中国，没有人能够教你悟到死。悟到死当然就会带来恐惧，带来痛苦，甚至带来心理的毛病，特别是小孩子，也许会引起心理疾病。那就需要疏通了，在国外就需要心理医生，那些小孩子上死亡课就相当于种痘，提高免疫力。但是正因此也会带来升华。既然你的生命只有一次，而且很宝贵，你就会想到，要用有限的人生活得更多，多到什么程度？那是无止境的，你要向无限去努力。西方人有句格言叫：“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人所固有的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无限的天地，因为我只有一个人，但是人类所具有的我应该都具有，至少有这种可能性，要把人类曾经拥有过的一切精神财富尽收眼底。所以当时我就有一种想法，就是虽然我现在很有限，在农村里干农活，看不到任何前途，但是我应该把人类一切美好的东西，一切有兴趣的东西全部纳入自己的视野。所以我拼命地看书，没有界限，文学也好，哲学也好，历史也好，经济学的也好，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不管是什么，只要是书，只要是印出来的写成字的，拿到手就着迷地看。在这一过程中我就体会到了全人类的活法，与其他人类发生情感上的共鸣或碰撞。所以我看了那么多的小说，就是为了要多活，就是看别人是怎么活过来的，把他们的活法变成自己的经历。我常常讲到，你把一篇长篇小说好好读完，你就活了两辈子，因为那是人家一辈子的结晶。人家一辈子的精华都在那里面，那么如果你真正看懂了，你投入进去了，你把它吃透了，你岂不是活了两辈子吗？所以我认为我的读书也好，思考也好，都不是什么很痛苦的事情，而是很有兴趣的生活。很多人不理解，他们以为，你那样的十年都过来了，是怎么“熬”过来的啊？一定很痛苦，一定很压抑吧？你发奋图强，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毅力可佳啊！这些人都不理解我，我不是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处境才焕发出力量，我是追求一种阅读的快乐，我在看书的时候虽然很艰难，但是很快乐，因为我发现我又找到了一种新的活法。包括那些哲学家们写的东西，非常难读，像康德、黑格尔这些人的书，非常难读。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高的活法，我一定要把它拿下来，一定要把它变成自己的，这样才不枉自来人间一趟。所以我是由此才关注起哲学来的。如果说哲学生涯的话，那就是从对生命的追求，从我要活得更多开始的。
什么是哲学？我曾经讲过，哲学就是对一切感兴趣，哲学家就是对一切都感兴趣的人。当然这个“一切”里头有高层次的，也有低层次的。最高层次的就是哲学本身。所谓的爱智慧，所谓的形而上学，所谓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把这些东西纳入到自身，你就有了一个观察一切东西的制高点，你就能够把握更多的活法，把握更多的兴趣。比如说后来我搞美学、艺术、文学这些东西，你占领了哲学的制高点，这些东西就都可以把握了。所以根本上来说，学哲学就是学一种生命的哲学。当然它也是学术，也是学问，也是思辨，也是逻辑，也是很枯燥的，但是这些都是必要的。你要活得有味，你必须要经过这些枯燥的东西的训练，你掌握了以后，你会生出更高的兴趣来。虽然这些逻辑，这些本体论认识论好像没有什么意思，很多人都厌烦，不肯动脑子去琢磨，好像离我们的生活太远；但是你一旦掌握了它们，你就会眼明心亮，你就会自觉地来看待生活中一切有兴趣的东西。比如说我在读了很长时间的哲学之后，我就开始对生活中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发生了兴趣：什么是美？美肯定是非常能够吸引人的，一个东西非常美，一本小说，一首诗，一幅画，一段音乐，我觉得非常美，百看不厌百听不烦，一片风景让人陶醉于其中，一个美的人引来那么多回头率，这种现象究竟是怎么样一种现象？于是我开始对它感到好奇，那么我就试图用我已经学到的这套哲学的概念、体系、逻辑，来给美下一个定义，来对美这种现象作一种分析，来把握它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里头就是一门学问：美学。学了美学以后你在欣赏的时候你就更加自觉了，你就更能欣赏了，你就能够讲出一套别人虽然体会到了但却讲不出来的道理，而且让人心服口服。这难道不是一种乐趣吗？所以高层次的哲学和感性的生活中间是没有界限的，恰好是两极相通。你越能够掌握高层次的哲学，你对现实的生活就越有感受，越能够运用自如。
柏拉图曾经讲过，学习哲学就是学习死亡。那么学习死亡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追求不朽，所以死亡哲学也就是关于不朽的哲学，就是做到人死了以后能够不朽，这是学死亡哲学的目的。那么如何追求不朽，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有一个说法，就是人都是有生命的，而生命就是要追求不朽，包括动物都是如此。这体现在生殖上，追求异性，两性结合生出一个后代，这个后代就是动物的血脉，就是生命的延续。这样世世代代传下去，那岂不就是不朽了吗？当然肉体上的不朽从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还是虚假的，你再传下来你的血脉，无非是把你那一堆原子分子传下来了，但是你这一堆原子分子从小到大早就换过不知道多少轮了，早已经不是你了，你传下去的你的后代也不是你原来的原子分子，而是他自己又聚集拢来的另外的原子分子。你真正能够传下去的只是你基因中的那种组合方式，那种抽象的形式，那种信息，它们恰好是非肉体的。所以真正的不朽是信息的不朽，而最高的信息是精神上的信息，所以真正的不朽就是精神上的不朽。精神上的不朽只有通过肉体上的死亡才能够突显出来，你不懂得怎么死，你就不懂得怎么生，未知死，焉知生？所以，意识到人是要死的，就成为了人生的极大的动力，它使得一个人能够永远生气勃勃，不知疲倦地生活。正是死亡意识给人生带来了欢乐，带来高峰体验，否则你虽生犹死。
波伏瓦有一部名著《人都是要死的》讲得极好，我推荐大家都去看一看。这是一部幻想小说，说的是西方中世纪有一位青年，遇到一位术士，送给他一瓶不死药水，喝下去了，从此他就不死了，怎么弄也弄不死，不管是投河上吊还是用刀用枪，他总是能够死而复活。开始他还挺高兴的，做什么都能够心想事成，比如去打仗，他总是胜利者，因为他不怕死，他所向披靡。人家都夸他“勇敢”，其实他知道自己一点儿都不勇敢，无非是不用担心死而已。他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他辅佐人家推翻一个王朝，又建立一个王朝，创造了无数丰功伟绩，但是他发现这对历史没有任何改进，人性还是那么的恶劣。到后来他都腻了，变得懒惰，什么都不想干，就找个没人的地方睡觉，一睡就睡了60年，醒来看到这个世界还是没有任何改变。于是转向爱情。可是谈恋爱也遇到障碍，对方都是妙龄女郎，一开始卿卿我我，海誓山盟，但是只要经过几十年，女的已经老态龙钟了，而他还是那么年轻，永远是30岁的样子。他谈过了无数的恋爱，经历了无数任的情人，到后来觉得这一套通通都是假的，什么“白头偕老”，什么“永不变心”，都是假话，所以对爱情也失去了兴趣。你想想，一个男人，既没有事业，也没有爱情，还活什么呢？于是就想自杀，但是又自杀不成，他注定永远死不了。人家在大街上遇到他，都纷纷躲避，因为他那个样子太可怕了，那是个要死又死不了的人，是个虽生犹死的人。但是他看人家，内心升起无限的羡慕，那些有死的少男少女们兴致勃勃地在街头拥抱接吻，抓紧时间恋爱，成年人都急急忙忙地奔赴某个目的地，去干自己的工作，只有他漫无目标，孤独地在街上游荡。有时心中冒出某个想做事的念头，但随即又放下了，因为他有的是时间，要做什么时候都可以做，因此就什么时候都懒得做了。他就像个孤魂野鬼，他的生活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但还不得不活着，他被判了活着的无期徒刑。那个时候，他真渴望自己能够解脱啊！虽然他已经“不朽”了，但这种不朽没有内容，反倒成为了他的枷锁。

我现在就要讲到前面提到的小时候的那个想法，就是想要发明一种不死之药。那么我今天可以说，我已经找到了这样一种药了，但是它不是像波伏瓦描述的那种肉体上的不死药。怎么样使自己不朽呢？我的做法是在学问上要有开拓，在精神上要有创造，对于生命的思考要有你的创新。当然很难，世世代代的人几千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你能够创多少新意，这个很难。但是我们要知道，人类历史是发展的，我们立足于今天的时代，我们应该又有自己的创新。历史发展到今天，就中国人来说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应该有新的生死考虑。生命就在于不要重复，你要重复人家那就没有你自己了，生命就是要做新的东西，要做“能够留得下来的东西”，如果要追求不朽的话，你就要做一些能够留下去的东西。我曾经讲过，我们现在要写东西，只写那些能够留得下来的东西，留不下来的东西那是垃圾，不要去写。曾经有人来问我，你对抄袭怎么看？我说抄袭那是浪费时间。他说你自己会不会抄袭？我说我哪有时间抄袭，我自己的东西都写不完。有时间你自己写一点儿东西不好，你抄也得花时间嘛，那是浪费生命嘛。所以，只做留得下来的东西，这就是我的死亡哲学或者说生命哲学，这就是我所找到的“不死之药”。唯一能够留得下来的，就是精神财富，文学艺术、科学和哲学思想，道德法律的创新。你能够在这些方面能够有一点儿创新，你就不朽了。你追求真善美，做一个完完全全的人，活一辈子，人类能够活的你都应该活到。你生活在留得下来的东西中，就是生活在不朽中了。这就是我今天的人生观，或者说死亡观。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今天作出的答案应该说就在这里。
当然，我今天讲的这番话，不是教人怎么做人，我首先要声明这一点。我讲的不是要当做一门必修课让大家来学的，勉强也许可以当做选修课，它是可以选择的。就是说我这套东西只是我个人的一种体会，大家不必学我。但是如果你觉得还有一点儿兴趣，你可以选择，可以试试看。所以我不是教人怎么做人，我是提供一种做人的可能的方式，让大家能够多一种选择。所以我是比较低调的，我自认为我这种选择它并没有否认我是禽兽，我自己也是禽兽，也是动物，人都是动物，人都有禽兽的一面。如果不加思考的话，我们每一个人也可能都是马家爵或者药家鑫，当然在一个有法律管着的社会中他可能不至于去杀人，也许是出于恐惧，禽兽也有害怕的东西嘛。可以说中国的老百姓几千年来大部分都是像动物一样地过了一辈子，一辈子就是为了怎么活下去而奔忙。我们今天的时代已经不同了，我们今天可以考虑了，每个人都可以考虑一下，你可以像动物那样生活下去，也有你的权利。我们不要求你要活得像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活得像一个动物也是可以的，也要尊重你的人权。我们今天还有动物保护主义，你就是一个动物也要保护你，只要你不造成危害，伤害到别人。造成危害那当然就不客气了，要把你圈起来，把你关起来。但是如果中国人都像一个动物一样被保护起来，谁愿意？当然如果他愿意，也无可指责，每个人都有他生存的权利，都有当动物、保持自己动物生命的权利。无可指责。但是你要他自己说，他愿意不愿意？我想，基本上没有人愿意，除非在更坏的选项中，比如说完全活不下去了，也许他会想不如进动物园去，甚至进监狱去。据说有的叫花子没地方过冬了，就去犯一件小罪，让自己被关上三个月，至少不会被冻死。但是一个像动物一样生活的人他是出于无奈，比如说世世代代都在农村艰难地活着。但是只要一有机会，他也会想竭尽全力培养自己的儿子上大学，让他能够出来吸收一点儿文明、文化，高层次的东西，精神的东西。现在我们的父母辛辛苦苦把我们送到大学里面来了，那么我们是像他们当年一样过一种动物性的生活呢，还是应该有一种更高的追求呢？在座的每一位青年朋友都可以作一种选择。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提问环节

提问1:理智与情感如何统一？如何从割裂到统一？
答：这个理智与情感的问题是一个老问题了。做哲学的人都比较强调理智、理性。但是歌德曾经说过，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生命之树，也就是生活之树，就包括人的情感，我们经常说某某人是“性情中人”，就是说他是一个感性的人，他是凭借自己的生命力、凭借自己的情感在做事情。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光是做一个性情中人是不够的，人与动物的不同还是在于他有理性，能够用理性的思考来支配自己的行为。那这里就有一个谁更高的问题。我并不认为有了理性以后就可以否认人的情感，情感是基础的东西；但是情感如果没有理性的控制的话，那就会毁了它自己。而理性呢，最终无非就是能够用来指导你的生命，能够让你活得更好，能够让你的情感能够得到更大更合理的发挥。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两者是不矛盾的，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但是往往在生活中间呢，它们又是分裂的。这是一个现实，没有办法，这跟人的教育、教养，跟人的性格培养和训练有关系。人生在世必须要意识到自己在这两方面都具有一种天赋的能力，既具有情感的能力、爱的能力、生活的能力，同时又具有反思的能力。理性无非就是对于人的这种生命的一种反思，没有一种虚无飘渺的、超越于人的生命之上的理性。如果是那种理性那无疑就是灰色的了。但是如果它是用来指导生命之树，它将跟生命之树一样的长青，它就是生命之树所开出的花朵。谢谢！

提问2:既然这个世界的最终目的是善或恶都未可知，那么我们所建立的善与伪道德体系又有什么意义呢？
答：善和恶并不是说本来在这个世界上就存在着的，一旦它们不存在我们的生活就没有意义了。不是这样的。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善和恶的标准，在人类产生以前并没有什么善和恶，在人类产生以后才有了善和恶，善和恶的标准也是人类自己所建立起来的。并不是世界上本来存在一个上帝，或者天道，或者天理，由它们来规定善和恶的标准，没有这回事。善和恶本来就是人类自己建立的，为什么要建立？是为了自己活得更好，为了自己能够更加实现自己的本性，实现自己的潜能。人跟动物的不同在于他有巨大的潜能，他必须要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出来。那么只有在善和恶的标准建立起来以后，他才可能把自己的潜能尽可能地发挥出来。所谓的恶就是把这种潜能尽量地加以摧毁，我们就把它评价为恶；而能够发挥人的自由、能够发挥人的创造性的这样的法规，我们就称之为善。谢谢！

提问3:你认为长沙人的特点和湖湘文化对你的思想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答：哈哈，也可能有吧。湖湘文化它有它的特点，当然我没有专门研究过，上次到《潇湘晨报》去搞讲座的时候他们也问了一些这样的问题，我临时也没有准备，就说，我觉得湖南人如果从统计上来看的话，他有一种“敢为天下先”的性格。包括在闹革命的时候表现得非常突出，很多领袖、将领、元帅，都是出自于湖南。但是在学问方面呢，以前是不太出色的，以前江西比湖南要更加出色，宋明时代，包括清代。到了晚清的时候湖南开始崛起，在考据学、义理学方面都有它独到的传统，传到今天，湖南人有这么一种传统，就是读书的愿望非常地强烈。湖北人也是，都是“楚地”嘛，很穷，特别是山沟沟里头，但是很重视读书。把读书看得很重，乡下人有一个词，叫做“出豁”，就是出去走出山沟的意思，这是乡下年轻人的理想。如果一个人憋在山沟里面一辈子，他就觉得没有实现自己应该的目标，或者说没有“出息”。那么出去干什么呢？以前是当官，或者是赚大钱。一个人如果能够在外面去打拼，不管是干什么，都觉得是有出息的，见过世面的。所以湖南人一般在外面打拼，敢为天下先，提出一个东西，创造出一片新天地，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情，这种精神可能是比较突出的。当然其他的省份也可能有，但是湖南人在这方面也许比较更激进一点。我这里只是在空口无凭乱说了，专门搞研究的人可能有些更加准确的观点。谢谢！

提问4:如果生的目的就是创造一个留给后世的东西，那么关注于家庭之乐，追求一个圆满的家庭是否也算一种对生的珍惜呢？一辈子只有一个平淡的生活，是否与您的观点相矛盾？
答：我觉得追求天伦之乐应该是无可非议的，而且我觉得这种追求比动物还是要高级一点。因为动物，像狮子，它交配完了以后雄狮就不回来了，它就不管了，只有母狮子带着小狮子在那里生活。但是母狮子和小狮子之间也有一种天伦之乐，所以我觉得光是在天伦之乐这个范围之内转来转去，当然也可以，但是作为人类来说是不够的，还应该有一种超出动物式的血缘关系之外的一种类意识、一种社会意识，人类的认同性。就是说，不是我家的，我也不认识，一个陌生人，但他是人，那么我跟他之间就应该有一种友好交往，应该有这种能力，应该有一种快乐，我帮助了一个陌生人，哪怕是一个外国人，我不认识的，甚至于也许我很讨厌的，比如说日本人。日本人我们很多人都讨厌，但是我帮助了一个日本人，我有一种快乐。如果能够达到这样一种境界，一种国际化的超越种族之上的视野，我觉得那才是真正地提升到一种人的本性的快乐。人追求不朽、追求精神的东西，应该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面追求。当然我不否认，你追求天伦之乐，追求家庭的温暖，这个我也追求。但是这是不矛盾的，它是可以包含在内的。比如说你帮助一个不认识的人，你可以想到他也可以有他的天伦之乐，他们的家庭将会因为你的帮助而幸福，这就会给你帮助他人带来更大的愉快。这个境界就比较高了。谢谢！

提问5:马克思的墓碑上写着，哲学家们都在解释世界，但真正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事实上，当今的学术性的哲学杂志，又有多少人翻开看一看呢？由此请问，学术性的哲学的意义在哪里？
答：如果真正的一本好杂志，或者一篇好文章，我觉得是应该有人看的。如果没人看，那说明我们国民的麻木，或者说不反省。当然学术性的文章不一定人人都看，因为它有学术性嘛，它只在学术圈里面，它只限定在某些学术同仁之间，他们会来看看，你到底有些什么新观点啊？我能不能在你的新观点上面加以修改啊？甚至予以反驳啊？只是在这个圈子里面人们可能会讨论这些问题。但是我们不要以为他们讨论的问题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任何关系。社会是分层的，只有原始社会才是不分层的，原始社会大家都一样，但是一旦进入到阶级社会、文明社会，这个社会就是分层的，而且这个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业，就形成了所谓的“象牙之塔”。一个现代社会如果没有象牙之塔，如果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如果农民和知识分子都是一样的思维，那这个社会是没有发展的，就像“文革”，以及“文革”以前的人民公社时期，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跟农民一样的思维，这个社会就是停滞的。社会要发展就必须要分层，而分层就肯定有一些分裂，比如说象牙之塔的东西，它很可能做出来一些东西跟现实生活没有关系，或者甚至就是垃圾，有的人就在那里故作高深，放空炮，完全有可能的。但却不能因为这个就否定这种分层。有些问题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关键性的问题，必须要搞清楚的，搞不清楚，我们就没有大方向。比如说今天我们讨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究竟是恢复国学，还是继续启蒙的问题，这就是大问题。搞到深层次了，就很难得到一般民众的赏识，他们会说你们在那里争些什么东西啊？我们要解决的是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讨工资的问题，拆迁的问题，你能帮我解决吗？当然知识分子有的人在干这样的事情，在帮人打官司，在促进立法，在为现实的问题提供各种解决方案。
但是你不能要求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来干这些事情，必须要有一些人讨论更高层次的问题，比如法律的本质、自由意志、人权，这都是哲学问题。再就是争论，有些争论看起来好像是空耗，一点儿现实意义都没有，但是它其实是有意义的。再高层次的象牙之塔的争论也是那个时代的反映，是对那个时代作全盘的总体性把握之后才产生的思想。所以在这方面，通过讨论，如果产生了一种思想，它就会传下来，它就会以通俗的方式渗透下来。我经常讲到，社会分层次，比如说，哲学家讨论的问题，有一种观点比较符合时代潮流、时代精神，那么它就可能传给了美学家、评论家，然后又传给了作家，作家是非常敏感的，那就会启发他的思想，而作家写出来的作品，也就会启发广大的民众。这是一层层传下来的，不一定说，我写了一本书，一定要让每个老太太都读得懂，那是不可能的。在以前也许有可能，在我们这个时代，在这个分工已经发达了的时代，那已经不可能了。所以我觉得中国目前不是象牙之塔太多了，而是太少，而是没有真正的象牙之塔。真正的象牙之塔是一种学问，一种严肃的学术，那是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缺少的。所以有见识的统治者，比如说拿破仑，非常看重他的国家的知识分子，打仗，知识分子是不上战场的，他尤其要保护的就是这一帮人，这是法国的精华，如果这一帮人没有了，那么法国就全都完了。那就成了大家都是动物了。实际上确实是这样的，像“文革”把知识分子都整治完了，都关进牢里，或者赶到乡下，那个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大家都知道。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