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另类的残酷——答贺昌盛先生

贺昌盛先生在今年第一期《长江学术》上发表了《也说“另类的残酷”——兼与邓晓芒先生商榷》一文，对我的《灵魂之旅》中最后增补的一章《卫慧与棉棉：另类的残酷》（载《邓晓芒文学与文化三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14页以下）作出了评论和批评。这是我的这篇文章发表以来第一次听到的公开反应，拜读之后，感到很高兴，因为通常我的这些评论发表出来以后就像石沉大海，或是投进了一个万丈深渊，令我深感“无声的中国”之寒心。国人大抵不喜欢听乌鸦的叫声，不幸听到了，就装作没听见。他们宁可欣赏一些做作的“酷评”，那实际上是戏台上装扮的乌鸦，而对真正痛苦的反思，则或是没有勇气面对，或是没有能力理解。贺先生的文章首次对我的这些文字中所表达的思想性作出了回应，这是我求之不得的，因为我自己就把我的评论视为对文学的思想评论和哲学评论，但长期以来人们并不理会其中的思想。

读了贺先生的文章，我感觉到我们在基本思想倾向上是一致的，这很难得。贺先生在文末也引证了我的一段话，意思是文学返回到人的自然和身体这个“根”是当代文学解放的第一步，但是光是这样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当代文学不能停留在寻根这种“放浪形骸、游戏人生、自轻自贱”的低水平上，而必须从这一基础上把“人”立起来，超越动物性而追求精神上的纯文学的升华。其实我在《灵魂之旅》中的全部指导思想正在这里，我所选择的这十几位作家，都是试图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的作家。凡是停留在“寻根文学”的这个原点上不思进取的，我就批判；凡是有所突破或者想要有所突破的，我就鼓励和赞扬；凡是有了一点小小的尝试而最终又堕入到原点的，我就为之惋惜和慨叹。至于后来增补的这一篇《另类的残酷》，在1998年出版的《灵魂之旅——九十年代文学的生存境界》中本来是没有的，它写于2000年春节前后。写完后一看，路数与这本书是完全一样的，何况后来有人说，21世纪不应当从2000年算起，而应当从2001年算起，所以2000年出版的卫慧的《上海宝贝》和棉棉的《糖》应该还属于“90年代文学”，所以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将来再版时应当把它纳入这本书中作为最后一章。这就是为什么在《三论》这部论集中收入的这本书多出了一章的原由。我自认为这一章与前面那些章节在主导思想上没有任何改变，是一脉相承的。

但问题是，贺先生从我的文章中却看出了与前面的思想完全不同的东西，即我对卫慧、棉棉的作品的无条件的“赞誉”。并且，尽管我全篇一直都在用文本说话，贺先生仍然认为我“因为误读而对卫慧、棉棉作了某种过度的诠释”。这些都是我最忌讳、而在当代文学评论中也是最为流行的毛病，因此我很希望贺先生具体地指出我的文章中到底哪一段或哪一句话是“误读”或“过度诠释”，最好能作出有理有据的分析。可惜我没有看到这种分析。贺先生只不过是挑出了我的几句表扬卫慧和棉棉的话之后，表示不同意，然后就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而已。这些看法，有一些是我所赞成的，而且在我的文章中也说出了这个意思；也有一些是我不赞成的，但却并没有与我的文章有直接的交锋。所以贺先生的文章看起来竟像和我的文章毫不相干似的。所以，为了让贺先生的文章与我的“商榷”真正到位，我愿意在此把我们的分歧更加直接和明确地摆明一下。

其实，我对卫慧和棉棉的作品决不是无条件地欣赏的。这在我文章的一开头就已经点出来了。我提到这些“另类文学”时是这样一种口气：“文坛像炒作歌星影星那样来炒这些年轻的女作家，称她们为‘美女作家’，她们的玉照个个都可以上月份牌，她们自己也往往以收到读者的‘骚扰电话’和‘色情照片’为自豪。这真是很败胃口的事。”不过我还是尽量想从这种现象底下挖掘出某些值得注意的东西来：“这些作品显示了这种成长的艰难和痛苦，‘新新人类’不断地退回到旧旧观念，但又不断地挣扎出来。很多时候，这与其说是一种成长，不如说是一场灾难和崩溃。人们说这是‘残酷青春’。为什么‘残酷’？这不是中国几千年来为求生存的残酷，而是‘另类’的残酷，是在生存问题解决之后更上一层楼的残酷，是超出动物性之上的人性的残酷，或者说，是动物性的生存和人性的生存之间的殊死搏斗的残酷。”（见《三论》第614页）。我也批评了卫慧，说“卫慧的身体化写作不得不纠缠于与物质性的外部世界的恩恩怨怨之中，从而使这种写作显得支离破碎，成为一种人格分裂的标本。事实上，这只是一种梦幻式写作和身体化写作的混合体。”“这样一种身体化写作，只能使她耗尽个人有限的生命力，由积极进取、冒险突围、自尊自励而跌落为自怜和自恋”，所以她在很多地方“‘臭美’之态溢于言表”，甚至还有一股“势利眼的腐朽之气”。我说：“卫慧对当代文学冲击的势头是很猛的，但底气未免还嫌不足，她用身体思想，但往往是迁就身体而丢失了思想”，等等（同上，第622—623页）。我对棉棉的评价稍稍温和一点，但也指出了她和卫慧同样的毛病：“与倪可（卫慧）一样，红（棉棉）的‘身体化思维’是没有能力引导她们走出这一迷宫的。这种无能，这种对智慧和坚强的缺乏，使这两位‘新人类’徘徊在同一条陈旧的路上。”（同上，第628页）“棉棉的身体化写作同样限制了她向彼岸的超越。如果说，卫慧缺乏的是一个哲学的头脑的话，那么棉棉缺乏的则是一种真正的宗教精神，她在走出地狱大门前的一次回头，毁掉了她所精心策划的一切，只能使自己永陷沉沦。”（同上，第633页）

可见，我是把卫慧和棉棉这样的文学现象当作转型期一代青年人思想上的痛苦挣扎的典型来进行客观的研究的，虽然也有自己的好恶，但这种好恶是建立在对文本的理性分析之上的。而我最主要的倾向性，则是力图从这种文学现象中看出某种具有前瞻性和开拓性的苗头来，因而需要有意识地抑制甚至抛开某些先入之见和情感判断，由理性来指引自己的方向。这才是最难的。中国当代评论界流行最广的，除了教条式的伪理性之外，就是无理性和非理性，很少人能够用自己的理性来深入作品的思想内容，更谈不上对文学思潮作出前瞻性的指导了。所以，对卫慧和棉棉这样的作家进行道德谴责和咒骂是容易的，但要分析她们何至于如此，以及她们的努力预示着一种什么思想倾向，就不那么简单了。贺先生在文章中把她们的作品等同于“地摊角落或百姓的废旧纸堆里常见的那种通俗性爱读物”，评价为“中国大地上疯狂上演的一出令人难堪的‘丑剧’”，这未免失之于轻率。他在这些作品中“看不到肉身沉落之时‘精神’的那种热泪纵横的痛苦面容（即使有，其夹带的也只是对交易的不平等而未能让自己获得最大利益的不满）”，认为她们只不过是“利用所谓的‘身体写作’的幌子去美化自己那个已经被污染了的身体”，“在她们眼中，‘坐台’、‘乱交’甚至‘群交’都成为了合理的东西⋯⋯这其中已经彻底地没有了所谓的‘精神’的成份”。这更是过激之言，令人怀疑贺先生是否仔细读过她们的作品。

实际上，我在文章中举出了大量的文本为例，所要证明的正是卫慧和棉棉在用自己的身体进行试验和冲撞时的那种痛苦不堪和精神上的残酷。虽然也有某些“臭美”的成份，但主要的调子并不是标榜的、炫耀的，不是自认为合理的，而是迷茫的、苦恼的、不甘心的。她们都把写作当作一种精神上的“治疗”，用思考来对自己进行艰难的探索，希望了解自己、深入自己，彻悟人生，这是与一般地摊黄色小说有天壤之别的。为了形而上的某种理由，她们岂止是“热泪纵横”，简直就是在以死相拼。她们四处冲撞，尝试一切禁止的事情，不是仅仅为了动物性的本能，而是因为一种精神上的不适应感、强迫感和对平庸现实的厌恶感。暗地里，她们都有一种对自由幸福的生活的追求，对真爱的向往，但现实生活中的人使她们感到绝望；而她们哪怕在自暴自弃的时候，或者在自暴自弃之后，仍然没有丧失这种希望，而是用写作来支撑自己的精神空间，使自己恢复活下去的勇气。文学评论界不能从这里面看出某些真正的文学要素，是评论界的麻木；读者不能以同情的心态体会这些饱受精神摧残的女性的内心痛苦，是人性的麻木。

当然，我不否认这两位作家在表达这种人性的深层痛苦时缺乏一种纯文学的纯粹性，她们确实还太稚嫩，分不清文学创作和情绪发泄的区别，甚至划不清自尊和自恋的界限，她们从西方时髦思想家那里寻求理论资源时也往往不求甚解（这些我在文章中不少地方都点到了）。但是作为当代文学评论者，我们不要过于求全责备，也不要以偏概全。在这样一个文化转型期，任何一点新思想的嫩芽都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更何况，我们有些传统的价值标准很可能本来就是带有偏见的，并不是万古不变的。例如一位作家的作品的价值是否就只在于他（她）在其中所鼓吹的观点（世界观、道德观、人生观、文艺观等等），甚至是否每一位作家都有一个他（她）明确意识到了的观点，而评论家对作家的评论就是对这种观点的评论？在这方面，多年来的套路早就应该遭到质疑了。贺先生在文中对郜元宝先生的反驳，其实与他反驳的对象一样，都是建立在这种陈旧的文艺理论上的，只不过郜先生对卫慧的张狂颠覆采取了赞赏的态度，而贺先生则以“道学家”的身份予以痛斥而已。他们都没有涉及到作品本身的灵魂结构，这种结构是作家本人也不一定意识到的，或者只是朦胧地、动摇地意识到的，但却是文艺批评家必须关注的课题。试想如果有评论家按照托尔斯泰的观点把《安娜·卡列尼娜》的主题解释为“一个女人的堕落”，会成为什么样子？

但贺先生担心的是所谓“过度诠释”。显然，贺先生认为他自己不存在过度的问题，因为他自认为把握到了卫慧们的真实心态，他就是钻到作者肚子里的蛔虫。例如他说：“看来卫慧真正想说的也许就只有一句话：‘肉身’即是‘本体’！？说得再直白一点就是，不管男人是阳痿还是亢奋，只要‘我’有了快感‘我’就能感受到生命的‘存在’！？小说中‘我’就是在一次次的快感之中去感受其所谓‘存在’的。”但是，这种解释难道还不“过度”吗？贺先生专门挑选了他认为“离本体最近的文字”，而对其他的那些“杂七杂八的”文字不置一词，认为它们顶多不过是从“西方”抄录来的。这样，他就可以完全撇开西方思想的影响，而以纯粹中国式的“道学家”的眼光来评价卫慧们的作品了。在贺先生眼中，卫慧以及她所描写的人物（姑不论这两者还有区别）纯粹是一种妓女心理，而且是被中国传统男人在幻想中所糟践、所鄙视的妓女心理。嫖客们之所以心安理得，大半都是依赖这种心理猜测，即妓女们越是被侮辱、被欺凌、被压迫，就越有快感。所以他们往往在完事以后还要对她们吐上一口唾沫，骂一声：“贱！”这就维护了天道的尊严。贺先生不加反思地援引这种传统观念来解读已经受过西方思想启蒙、有了初步的女性独立意识的卫慧们的作品，实在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他看不出卫慧们和旧的色情文学的区别，对作品中爱和性的分离所造成的精神痛苦视而不见，由此造成对文本整体的误读就是不足为奇的了。

当然，贺先生其实也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道学家”，这从文章中他对林白和陈染的高度评价可以看出来。他只不过是对卫慧和棉棉的更进一步的做法（“彻底扒光自己的衣服”）感到过分而不能接受而已，这种情感上的拒斥使他“恨屋及乌”，觉得她们书中那些超越传统的思想全都是用时髦给自己贴金，以至于不能认真对待她们所作出的思考。其实林白和陈染书中的西方思想一点也不比卫慧和棉棉少，当然也和后两者一样有生吞活剥之嫌。她们在贺先生这里受到好评，例如说：“她们至少在肉身沉落的同时并没有彻底放弃对精神上扬的渴求和冲动，这就决定了她们仍然是站在严肃的‘人’的立场上在关注自身的一切行为，并且还有着为一切行为担负起责任的信心和勇气”，这只是由于她们尚未超出贺先生的道学观念的容忍度而已。其实这种好评未尝不可以用在卫慧和棉棉身上。道学家情结是当代评论家的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只不过程度不同，并且有的自觉有的不自觉而已，这就是动辄用未经反思的传统道德来评论文学作品。这与我们半个多世纪以来文艺理论所灌输的“文艺为政治（或道德）服务”，以及两千年来传统的“文以载道”，都有不可分割的关联，在今天确实应该加以认真的清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