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楼梦》答傅小平问

傅小平：说《红楼梦》伟大是几无异议的了，说到怎么伟大，却可以有很多的角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认为它是“天书”与“人书”的完美融合。遗憾的是，后世凸显的还是，《红楼梦》作为无与伦比的“人书”的一面。作为“天书”的一面何以被相对忽略呢？曹雪芹对女娲造人等神话，可以说做了前所未有的、堪为完美的再造。而且，自《红楼梦》以后，神话叙事似乎从小说中撤离了，后世所能做的似乎只是重述神话，即便鲁迅作《故事新编》实际上也是重述神话，但神话确乎不再被作为一种结构小说的更为有效的资源，这是为何？
邓晓芒：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传统几千年来没有变化，到《红楼梦》可以说达到极致。我并不觉得它的“天书”的一面被忽略了，近代以来人们对它的“人书”的一面强调得有些过分，这与西方文学观念的强势进入中国文学有关。从纯文学的角度看，这种强调是应该的，人们不再把各种不同的角度混在一起来一唱三叹，而是开始有了“文学理论”。但是从中国文学本身的特点来说，这又是不完全合乎实际的，中国从来都是“文史哲不分家”，甚至与神话也不分家，直到20世纪90年代，也还是“魔幻现实主义”最合中国人的口味。所以另一方面，你要从中国神话中寻找纯粹的神话或“天书”，恐怕也会白费力气。中同的创世神话、造人神话等等，历来都不只是神话，同时也是政治伦理道德，是历史，当然也是文学（“人书”），像希腊神话和日本神话中那种乱伦、弑父和不雅的情节，在中国神话中是大大地弱化、净化和作了伦理化处理的。可以设想，中国神话很早就被大一统的政治权力利用为伦理教化的维稳工具了，中国历史也是如此，所谓“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的“春秋笔法”是后来历代史家所坚持的“史德”。至于中国文学则更是“文以载道”“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后面都要归结到政治伦理意图，这就是“天道”。所以《红楼梦》出来以后，冒出了那么多的“索隐派”，并不是从纯文学来读它，其中有的是政治索隐。如最近武汉作家郑梧桐的《〈红楼梦〉密码》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提了些惊世骇俗的观点。据她考证，曹雪芹很可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地下团队，《红楼梦》中的人物个个都有影射，暗指明清易代之际的一些政治人物，如王熙凤暗指吴三桂等等。前不久周岭（1987年版《红楼梦》编剧）来汉，对这些说法不屑一顾，认为荒唐。我倒觉得不妨聊备一说，“利用小说反党”从来都不是什么“发明”，而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从《离骚》就开始了，《红楼梦》也许做得更隐晦一些。这其实并不妨碍从“纯文学”的角度来评价《红楼梦》，反而更能凸显中国文学的多面性特色。所以我们今天把中国精神文化划分为文学、历史、政治伦理、哲学（性理道气之论）和神话等等各个不同的领域或“科目”，其实是受了西方学术和“科学”的影响。当然，如果不受这种影响，中国文化永远分不了“科”，无法开展真正的学术研究。把西方实证科学精神带人《红楼梦》研究，才有可能建立一门“红学”。但我们要有文化上的自觉，真正的中国文化精神就像七宝楼台，拆开不成片段。 

傅小平：我总感觉，神话叙事的遁形未必只是源于中国小说发展有什么缺失，或许也因为中国神话本身缺少阐释的空间。就我的印象，神话叙事在中国经历了一个递减的过程。就拿四大名著来说，《三国演义》《水浒传》，且不说借用神话，里面的人物也是半人半英雄，带有神话色彩，《西游记》把神话叙事推向了巅峰，《红楼梦》则是“天书”与“人书”的完美融合，但此后神话叙事就像刚我们说的遁形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整个中国文学的语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过在同时期西方文学中，神话传统依然充满活力，很多西方文学经典正是借助神话建立起深度模式。何以如此？我只能约略想到，中国神话，尤其是创世神话，更近乎一种精神、理念的象征，不像西方神话，尤其是希腊神话那么有人性的色彩。要没有曹雪芹这般的天纵之才，很难把它们转化成叙述的资源。
邓晓芒：中国文学历来都不缺少神话色彩，只不过这种神话色彩只是一种“色彩”而已，它是为别的东西服务的。例如孔子从来都不指责神话是什么“迷信”，而是要么“不谈”（子不语怪力乱神），要谈，就把它扭向其他方面。他解释“黄帝四面”（黄帝有四张脸）的神话，说那只是指黄帝面向四方施行统治；又解释“夔一足”（夔只有一条腿）说，“夔”这样的怪物，一个就已经“足矣”。历代传奇、志怪、小说，直到《三国演义》《水浒传》《两游记》《封神榜》，神话和魔幻长盛不衰。明清公案和武侠（《包公案》《施公案》《彭公案》《狄公案》《三侠五义》等）将魔幻进一步市民化，现代则有金庸、古龙、梁羽生等人的武侠小说（号称“成人的童话”），都是带有魔幻的。陈忠实、莫言、贾平凹的魔幻看似受到了外来的影响，其实从创作到读者的接受都是植根于传统文化心理之中的。但这种魔幻不可能转变为宗教或信仰，而总是政治化和实用化的，要么是某种道德警示，要么成为一种“奇技淫巧”，归人儒家固化了的政治人伦和道家神秘化了的自然秘籍，恰好不是作为精神和理念的代表，而只是底下的工具而已。反之，《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剧中的神话则是政治伦理的塑造者甚至超越者，神话使得政治伦理相对化了，具有了可塑性，从而为人的理性思考留下了地盘，但本身却正好不受现实政治伦理的拘束，从而有可能提升到彼岸的宗教信仰。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文学中的神话因素正是起了这种作用，即将传统伦理道德更新为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如《神曲》《失乐园》《哈姆莱特》《麦克白》《暴风雨》《浮士德》等），这种人道主义甚至有逆袭神话本身的倾向（如《堂吉诃德》），但终归为宗教信仰保留了一个极大的空间，也为新神话的复兴提供了丰厚的土壤。《红楼梦》中的神话则没有对传统的人伦道德做出新的突破，它以“补天”意象切人儒家仕途经济的主题，又以绦珠仙草偿还神瑛侍者的情债来象征儒道均认同的人间赤子之心或“如水柔情”，最后又以回归无情之玉（顽石）来了断情缘，走上精神自杀的“逃禅”之路。这些神话不能说没有人性色彩，而是集中凝练地表达了一种自相矛盾和自我消解的中国人性（国民性）色彩，这种人性的成熟就代表着它的衰亡，本身是没有前途也缺乏历史动力的。所以《红楼梦》的神话只是为中国人性指明了一种绝望的处境，既不能改变既成伦理秩序，也不能上升到彼岸信仰。

傅小平：不能不注意到的一个现象是，中国神话缺乏体系性。想到过往的神话故事，我们会感觉它们更像是四处散落的珍珠，难以形成一幅完整的图景。不仅如此，在这些神话与神话之间，也似乎难以找到内在的联系。像女娲补天、大禹治水、后羿射日、精卫填海，我想大概能提炼出一种类似锲而不舍的精神，但它们之间能联成一个前后接续的叙事吗？但这恰恰是西方神话故事的特点，就不说圣经故事吧，《伊利亚特》《奥德赛》经荷马的整理也成了叙事诗。从小说作为一种叙事的角度，我们确乎是有先天的难度的，像《红楼梦》这样融合神话，近乎是奇迹了。那我们有可能给中国神话增强叙事的黏度吗？或者说，虽然中国神话有断片化的特点，但其实我们是可以扬长避短，找到自己独特的叙述路径的？
邓晓芒：缺乏体系性的根源是缺乏理性。希腊人很早就有种理性的冲动，要将一切杂乱无章的东西作一番系统的清理，所以唯有他们才能建构出像欧几里得几何学这样的纯理论体系。在神话方面，最给人以启示的倒不是荷马，而是赫西俄德，他构造了一部《神谱》，将当时流行于希腊和周边地区的、本来甚至也许毫无关联的诸神安排进了一个按照血缘关系井然有序的体系之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希腊人真的把神话“当真”了，他们把神话传说当成一种知识，不仅是神的知识，而且是自然和社会的知识以及人性的知识。所以《荷马史诗》在当时被看作一部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是每个有教养的青年都必须背诵的。而当他们把这些“知识”加以穷尽追溯、企图归结为“一”时，他们就到达了理性思维的边界，这也就是真正的宗教信仰的起点。中国神话则由于缺乏理性而导致不成体系，因而也上升不到真正的宗教信仰，只能是碎片化地为其他目的服务。所谓“东方神秘主义”，其实并没有西方人所以为的那么“神秘”，而是完全日常的“实用理性”。你看《红楼梦》中随时拿神话传说说事，信手拈来，并无半点神圣感，甚至还有点调侃意味，“满纸荒唐言”都是为了表达作者自己心中的那“一把辛酸泪”。我觉得，在今天，想要为中国神话建立一种叙事的“黏度”基本上已不可能，或者说为时已晚，这等于说，要想让中国人运用自己本来就极孱弱的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至少不要自相矛盾）去做一件自己本来就不相信的事情。谁要想这样做，连他自己都会觉得是“玩物丧志”，他那点理性主要是用来坚定自己既定的“志”而防止异端邪说的侵人的（如孟子所做过的，但他为此辩解道：“余岂好辩哉，吾不得已也。”）在当代文学中，我们中国作家的独特的神话叙事路径就只能是这样了，即打破任何神圣的界限，对古今中外的神话传说素材实用主义地拿来，用得着就用，能够歪曲就大胆歪曲，需要误读就毫无顾忌地误读，根本不考虑神话叙事的“黏度”，就像张远山在《通天塔》中所做的。

傅小平：事实上，我们说《红楼梦》伟大，也在于它同时也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集大成之作。《红楼梦》对《金瓶梅》的借鉴与扬弃就不消说了，它自然还融合了更大的包括儒、释、道等中国思想在内的大传统。曹雪芹对传统文化的消化吸收，对如今我们继承包括《红楼梦》在内的文化传统，有什么启示？
邓晓芒：如果说《红楼梦》仅仅是继承融合了中国传统儒、释、道的思想文化传统，那它的“伟大”是要打折扣的，其实它不光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集大成之作，而且还应该看到它也是突破性的尝试之作。对此我在拙文《文学冲突的四大主题》（载于《中国文学批评》2015年第2期）中作了这样的定位：《红楼梦》是中国文学中第一次把文学冲突的聚焦点不是放在“现实与现实的冲突”和“现实与心灵的冲突”上，而是提升到了“心灵和心灵的冲突”之上（但还没有达到“心灵的自我冲突”这一主题）。这种心灵和心灵的冲突在儒、道、禅之间辗转往复，将中国人性的深层次悖论赤裸裸地展现出来，并点出了这种人性最终的归属——即人性的隳沉和泯灭。数千年中国文化的秘密全在这里了，这就是《红楼梦》的真正伟大之处！

傅小平：当真说来，从显在的层面上看，《红楼梦》作为世情小说的一面，实际上是一直为后世传承，并发扬光大的。清代就不用说了，民国时代不也盛行深受《红楼梦》影响的鸳鸯蝴蝶派？只是新文化运动以后，这样的世情小说被遮蔽了。但这一源流实际上一直没有断过，这可以从如今一些网络小说里看出来，如《甄嬛传》等，对《红楼梦》的模仿是显而易见的。（有意思的是，也是在网络小说里，更多保留了中国神话的元素。）当然这种模仿，更多停留在形似的层面。相比而言，作为雅俗共赏的《红楼梦》自有其特别纯文学的一面吧，但在纯文学领域，大体上看，《红楼梦》的影响却是弱得多，怎么看这种影响的不平衡？
邓晓芒：《红楼梦》没有被超越，也不可能被超越，正如马克思评价希腊艺术一样，它至今仍然是一种“高不可及的范本”。这主要不在于这部作品在技术上（结构、语言、形象描绘等等）的登峰造极，而在于它的艺术精神对一个古老民族精神的如此深刻的呈现，这种呈现只有在这个民族的精神已经达到过熟但又还没有完全崩溃腐烂的节点上，才有可能。但《红楼梦》对后世的“影响”，不能单从那些模仿者的成就来看，今天如果有人写一篇模仿《红楼梦》风格或题材的小说，注定不会有什么震撼力，因为时代精神早已经变了。但现代作家如果连《红楼梦》都没有读过，或者虽然读过却看不出它的好来，那种作家也是注定不会有什么大的成就的。这就是《红楼梦》的价值和影响之所在。这正如现代艺术家都要去巴黎卢浮宫观摩历代艺术经典作品，但如果他自己的作品被人看出不过是某某前辈艺术家风格的“发扬光大”，那差不多就证明了他作为艺术家的失败一样。现代艺术家真正有本事，就必须自己创作出自己独特的“高不可及的范本”。这种范本和前代艺术家的范本不具有可比性，这是我们评价顶尖级艺术品的一条原则。具体的技法风格当然可以比较，但就作品本身总体上看，只要它表达了人性中某一方面的极致，那在等级上都是不可比的。这里面的道理，就像任何两个人的人格是平等的一样。我们今天达到了《红楼梦》同样等级的纯文学作品并不是没有，例如我以为，史铁生的《务虚笔记》就具有这样的水平，只是缺少像“红学家”这样一大批解释者和阐发者，将里面的好处尽可能地挖掘出来而已。但我们仍然不能说，它“超过了”《红楼梦》，或者它“不如”《红楼梦》。

傅小平：很显然，我们今天借着程乙本“回流”出版这个契机来谈《红楼梦》，我们不是要把它作为历史上的一个文学标本来谈，而是希望能过谈论来增进我们的阅读，让《红楼梦》成为常读常新的源头活水。但《红楼梦》确乎被塑造成了某种难以企及的文学标本，这或许与文学史的构建有关。我们文学史机械地把文学分为古代、近代、现当代，《红楼梦》属于离我们颇为遥远的古代文学的范畴。而对于今天不少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来说，他们更喜欢读现当代文学，或外国文学。但如果换个角度打破这种时代阻隔会怎样呢？比如布鲁姆在《西方正典》里，把整个西方文学划分为贵族时代、平民时代、混乱时代，同时把莎士比亚作为经典的中心。如果以地位和影响力而论，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即使不说作为东方文学经典的中心，作为中国文学经典的中心该是恰当的吧。这样一种由中心向边缘的辐射力，该是能增强《红楼梦》的向心力的。照这么看，以《红楼梦》作为一种观照，正统意义上的文学史书写是否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邓晓芒：文学史如果还要发展的话，我想恐怕很难把一部作品或一个人的作品确立为所谓经典的中心。我还是那句话，文学作品在顶尖级别上不管立足于哪个时代、哪个民族文化的土壤，都是平等的，都是一些不可企及的范本。布鲁姆当然可以独尊莎士比亚，但也要允许别人崇拜荷马、但丁或歌德，如果只用地位和影响力当标准，未免有点势利眼。中国文学史中，除《红楼梦》以外，推崇《诗经》《离骚》、“李杜”和《金瓶梅》的也大有人在，鲁迅甚至把《史记》称作“千古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觉得，对于“正统”文学史，除了那些受到非文学因素干扰的地方应当视为败笔之外，不应对作者的文学品位过于指责，因为在这方面，并没有一种可以称作“正统”的标准，只要没有让那些艺术上不够格的作品也误人了文学史，谁偏爱哪部作品或哪一类作品都应属于正常范围。当然，既然是文学史，还是要对你为什么偏爱这些作品讲出道理来，例如我偏爱《红楼梦》，是因为我认为它代表文学主题上的一次历史性突破（所谓“心灵和心灵的冲突”），但这种道理不是排他的、绝对的，有人就偏喜欢那种更加古朴的、含蓄的，这取决于各人的情感倾向和欣赏品位。

傅小平：就像我们习惯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读《红楼梦》，赋予的也只能是当下性的理解，即使红学界探轶派非要复原《红楼梦》人物情节与曹雪芹生活时代的关系，他们的理解也脱不开当下的坐标。我们也知道，《红楼梦》没有写到具体时代，但它似乎又很难超越那个封建时代，因为要不是还原到那个年代，不要说西方读者，就是当下中国读者，也很难理解《红楼梦》里的情感和思维模式。这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何以《西游记》会在西方读者中有更大的影响，因为《西游记》整个表意系统，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里都是容易理解的。同时，诸如《三国演义》里的权谋、《水浒传》里的忠义，无论东西方读者读来，也不会有太大的隔膜。有这样的对比，不妨谈谈该怎样理解《红楼梦》的当代性？
邓晓芒：《红楼梦》的当代性，以及一切文学作品的当代性，只能是人性的当下性。文学是人学，或者用我的话来说，文学艺术是在一个人性异化的社会中促进人性同化的媒介。由这一最高抽象的本质规定来看，一切文学艺术的阶级性、民族件、地域性、历史性或时代性都只是相对的，全体人类的共同性和相通性才是绝对的。好的文学作品一定是可翻译的，但也一定是个别性的，符合“越是个人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原理。时代的变迁的确使得不同时代的人们之间感到陌生，但通过读那个时代的作品，我们才理解和体会到当时人们的内心世界和外在生活，这是每一个人都可能经历的。我们不可能再生活在古代，但通过读古代的诗歌和文学，我们可以触发思古之幽情，和古人相通。当然也不可能与古人完全一样，我们有当代人的视野，我们只是与古人进行“视野融合”（伽达默尔）；但也绝不是不可沟通，而是把古人的人性提升到普遍人性的大背景下来理解，因此我们可以比古人更好地理解古人（这里的“古人”也可以置换成“异国人”“异族人”等等）。这些道理现代解释学美学谈得很多、很透。

傅小平：说到这里，想起迟子建老师在南京一个讲坛上谈到的三块“石头”，她谈到《红楼梦》里的石头、泰戈尔《饥饿的石头》里的石头、加缪《西绪福斯神话》里的石头，当然还有《聊斋志异》的石头、其他各式传说中的石头。虽然她说这些“石头”，是想说明文学该如何借助想象的翅膀，却给了我另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这么说吧，通过“石头”这个意象，就把中西方文化贯通了起来，通过这样一种比较，也可以为不同渊源的文学找到一种共通的文化原型。简言之，引入一种比较文学的视野，会否增进读者对《红楼梦》的理解，同时让世界范围内的读者，得以从一些共通的层面，来理解像《红楼梦》这样特别中国的文学？
邓晓芒：沟通中西文化的当然不只是石头，这只是一种象征。人类最早就是从石器时代走过来的，当人赤裸裸地站在大自然面前时，他就折腾那些石头，最终将它变成了自己的一部分（“延长的手”），从此变得无所不能。所以石头在人眼中具有终极的魔力，而在文学家笔下，当然就成了人类文化最贴近的象征，因而成了沟通中西文化时最让人心领神会的意象。迟子建的讲座我没听过，估计她讲的《聊斋志异》中的石头是指《石清虚》中的那块人人都想夺取的异石，爱石如命的邢云飞其实已和石头合为一体，死后都要共葬一处。这构想与《红楼梦》中的“通灵宝玉”类似，都将石头设想为有灵性之物，甚至是人的命运之符，这显然与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基本模式相合。而在西方文学艺术中，不论是大卫战胜歌利亚的投石器，还是西西弗斯的滚石上山，都只是把石头当作人的操控对象，似乎没有在天然石头上寄托魂魄灵性这一说，除非经过人工雕刻成了男女神像。但我们设想史前人类对人和石头的关系，恐怕这两种情况都有，在原始人墓葬中曾发现有石器陪葬，也说明石头既是人的工具，也是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人寄托情感和爱恋的对象。我历来认可人类文化同源论，但我特別感兴趣的是，不同文化模式是如何从同一个源头中分化出来，继而朝不同的方向分道扬镳的，这对于我们返回到源头来理解对方有重要的意义。

傅小平：就我的感觉，要是以现代的眼光看，《红楼梦》更像一部非典型小说。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们习见的典型的小说，越来越成为一种单纯的叙述体。但《红楼梦》不只是叙述，它综合了多种文体，尤其是其中包含了很多诗词。我听过一种说法，判定后四十回是不是续作，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标准，就是后四十冋诗词少了，而且诗词水平远不如前八十回。且不说这样的判断有没有道理，很多读者也未必太过介意，他们很可能会跳过诗词不读，部分原因正在于，我们习惯读纯叙述的小说了。但小说之可贵就可贵在它的包罗万象，中国古代作家就善于把主流的经史子集也好，诗词歌赋也好，还有不人流的各式边角料，都转化成小说的素材。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今天该怎样来读、来学习《红楼梦》？
邓晓芒：中国文学的正宗是诗，小说是明清以来才蔚为大观的，但仍然被视为政治伦理和历史的“通俗教科书”（袁行霈），如《三国演义》原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市井读物。这种情况直到《红楼梦》才发生改变，这部小说成了上流社会贵族子弟们的宠爱，争相传阅。但中国小说仍然要借助于诗词来提高自己的档次，不单是《红楼梦》如此，其他小说无不如此，动不动就是“诗曰”“有诗为证”（《红楼梦》中这种抬头语倒是少见了）。现代青年读多了西方小说以及“五四”以来模仿西方小说而创作出来的大量中国现代小说，大都已经失去了对文学的诗性感觉，特别是对汉语本身的诗性感觉（如音韵格律等），这对于汉语文学的创作和欣赏来说是特别可惜的一件事。好在还有《红楼梦》在，可以作为现代青年学习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汉语诗化功能的最佳教科书。我建议，年轻人如果要读《红楼梦》，就要有目的地先做一点准备，即复习一下中国传统诗词格律的一般规范，感受一下汉语字同的抑扬顿挫和语感，而不要一味地只关注情节和人物命运。否则的话，不如直接去看《红楼梦》的电视连续剧（1987年版的）。所以，忽视《红楼梦》中的诗词，甚至跳过去不读是不对的，这种图轻松的心态只配看电视剧。

傅小平：同样，《红楼梦》有着怎样复杂的意蕴，是自不待言了。不过，我们现在很多写作恰恰走在相反的方向上，形式是复杂的，意蕴是简单的。简言之，小说复杂性的精神，确乎是被大大弱化了。扩而言之，像小说这样的复杂性是不宜低估的，它不只适用于写作、阅读，它也会拓展我们看待世界的视界，因为它本身也包含了一种民主的精神、自由的精神。要这么说成立，该如何看待《红楼梦》留给我们的丰富的精神遗产？
邓晓芒：小说的复杂意蕴主要和时代精神的思想的丰富性有关，值此中两文化深度碰撞之际，中国当代文学有极其复杂而丰厚的文学土壤，理应产生出足以成为世界文学经典的大量作品来。但现实的情况却不尽如人意，尤其在作品的复杂意蕴方画，很少有能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的巨著相媲美的作品。《红楼梦》的文学土壤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的积淀，以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契机，曹雪芹把握了这个时代的精神脉络，对其中所蕴含的思想营养进行了几乎是一网打尽的吸收，才成就了这样一部旷世名作。而当代中同作家在时代转折的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却缺乏一副吸收丰厚思想营养的肠胃，原因何在？我认为，主要是在于当代中国作家普遍都怀有传统文人的士大夫情结，由于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和自身学养，预先形成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道互补的）人格模式，严重阻碍了他们用自己艺术的眼光去挖掘现实生活中新冒出来的美的元素。这种模式在曹雪芹的时代是适合于创作的，因为他面对的正是一个将传统中国人性的内在结构都暴露无遗的时代，这种人格模式给他凭借自己的体验和感悟深入到中国人性的灵魂深处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当代作家则面对着一个崭新的时代，这是一个古老文明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起步的时代，重要的不是我们以前曾经是什么，而是我们将要成为什么。这时，旧的人格模式就会限制作家们的眼界，妨碍他们以新的眼光对新的现实生活做出新的思考和新的评价。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作家，在面对社会发言的时候暴露出思维模式的陈旧，有的甚至比普通百姓还不如。如果这些都是他们的真心话，我们就不必指望他们能够创作出什么有思想含量的作品来，尽管在形式上可以搞得花里胡哨，内容上却是可以一眼看穿的老套。所以我常说，他们辜负了自己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