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卫平《通向解释学的辩证法之途》序

当今时代是一个浮躁的时代。对于一个已经几乎丧失了原创力的民族来说，由外部输入的任何新鲜东西都是救命的稻草，人们忙不迭地用这些舶来品装点自己贫乏的生活，充实自己空洞的大脑，并为之沾沾自喜。黒格尔曾说，智慧的猫头鹰黄昏才起飞。但中国人似乎想做追逐天日的夸父，永远也不要黄昏。我们经常看到，一个新的思想被迫不及待地从异域引进了，热闹了一阵子，马上就被更新的热点取代了。不少人甚至焦急地期待西方学术界早点拿出他们的新货色，以便自己能抢先占据最新的有利位置，对过往的一切引进的成果进行覆盖甚至将其“格式化”一空。所以从表象上看，我国学术界似乎根本不存在一个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问题，反倒是西方学术界跟不上我们血盆大口的需求。他们不知从哪个角落里抖落出来的一个意向、一种动态，在那里还只是少数专门学者探讨的话题，在我们这里就已经炒得有了糊焦味了。

常听人说汉唐时代中国人如何具有对外开放、兼收并蓄的气度和胸襟，引进了异族的胡服、胡琴、胡旋舞和葡萄纹饰等等，其实我们今天比那时毫不逊色，就连露脐装、桑拿浴、迪斯科和行为艺术都已成了我们的“国粹”，学术界的“后学”如同满街的“朋克”一般招摇过市，总是使人感到仿佛世界末日的来临。也许，国人的所谓“开放”历来就不过是如此，容易接受摆在眼前看得到的那些不用费脑子的玩意儿，尤其是“学坏”来得最快。至于精神世界的功课，思想的劳作，世界观、人生观的开拓，理论体系的建立，则从来不是我们所感兴趣的。可以想象，如果今天有一只猫头鹰在黄昏时分飞抵学术的园地，是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的。连拾粪都得起个早呐！何况是做学问？

然而我觉得，学问之途和拾粪毕竟还是有点不同的。真正的学问决不是一个早上能够做得出来的，往往需要长期的、甚至毕生的埋头研究和苦思冥想。有时还要几代人的接力。就人文科学来说，每一种学说都不是一种孤立的个人意见，而是有其思想史上的渊源；也不是一大堆命题和观点，而是有其内在的精神联系的系统。这些都不是一眼望去就能把握其脉络的。特别是当一个人并不想仅仅是向别人简单地介绍某种思想，而是想通过研究某种思想而建立自己的思想，或者甚至立足于自己已有的视角来引申和发挥某沖思想，以便像解释学家们所说的“比作者本人更好地理解作者”时，做学问就真的成了一件自讨苦吃的活儿。但什么是“原创性”？这就是真正的原创性！人们常常有种误解，以为原创性就是不要任何参照系而独抒性灵，无需任何积累而突发奇想。这在实践的或艺术的领域有时也许是对的，但在科学的领域却是天方夜谭。我曾对近年来“思想淡出、学术凸现”的说法提出异议：没有无学问的思想，也没有无思想的学问。有人质疑道：你此说恐绝对了一点，维特根施坦不是科班出身，对哲学史也没有什么了解，他的哲学不是搞得很好么？但只要读一读维特根施坦的《哲学研究》便可发现，这位创造性的天才竟是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中世纪的奧古斯丁的问题进入自己的思考的，他既是思想家，也是真正的学问家。当然，思想的根本来源还是生活，但学问中积淀着前人的生活，自己个人的生活只有通过学问才能汇入人类的生活，成为人类思想机体上萌发的新枝。这样一来，真正有思想的学问总是姗姗来迟，就是毫不奇怪的了。在最近20年后浪推前浪的学术热点的追赶中，我很皁就有了一种自甘落后的逆反心理，越是炒得炙手可热的东西我越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倒是更为关注一些“过时”了的话题。我认为，赶时髦是任何一个半吊子的文学青年都做得到的，而有心对一些曾经谈论过的（在当年也时髦过一阵子的）话题作更深层次的反思的人，也许倒真是有了一些积累、一些不吐不快的思想。中国学术未来的希望不在那些永远常“新”常“后”的排头兵身上，而在这些“慢半桕”甚至慢了好几拍的有心人身上。

解释学在20世纪80年代曾是一个热门中的热门，国内所发表的评介和翻译文章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无数的论文论著中都以引用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耀斯、伊泽尔等人的观点为荣，中西比较中的理论消化和文学批评中的实践运用都已使这个话题在今天变得平淡无奇，似乎它已成了我们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用不着再来特别关注了。但平心而论，我们今天对解释学理论的理解还停留在熟悉一些“命题”的水平（且并不全面），我们对解释学的历史的把握还处于知道一些“事实”的层次（且多有遗漏），至于这些命题相互间内在的结构关系，这些事实的逻辑上的必然继承和发展方向，以及整个解释学在西方哲学史和人类思想史上的贡献及其内在的矛盾，它与其他思维进路之间的比较研究，我们还没有来得及顾上。其实，中国古代注经学早已提出过一系列具有解释学意味的命题，如“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诗无达诂”“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等等。国人对西方解释学的低水平重复的研究只能导致我们给自己古已有之的“国粹”更换一件新的衣装，实际上是一个消解中西差异的过程，这种本应是极富陌生化张力的外来理论一旦与过熟的中国传统“拉平”，它就不再激起国人的好奇心，而遭受冷落就是必然的命运了。

本书所探讨的恰好是这样一个已经遭受学术界冷落的话题，而且是与另外一个更加无人问津、几乎已成“死狗”的话题结合起来谈：解释学的辩证法。作者似乎专门要与国人追求新奇的趣味过不去，独自在不舍昼夜的时代潮流的岸边驻足沉思。然而，对西方学术史稍有了解的人当不会看不出这一课题的独创性和难度，也不会意识不到它对于当代思想走向的重大意义。辩证法在西方是与柏拉图和黑格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由于英美哲学对它明显表示出深恶痛绝，欧陆哲学又往往对它采取回避态度，它的名声应当说是十分不妙的；但实际上，它又是西方哲学和文化中一个极其深刻的传统要素，和它相比，现代西方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新鲜思潮和观点，都像是一种暂时的出门远行。我们常常慨叹中国人很难超出自己的传统，其实西方人比我们也好不了多少，即使他们的“东方主义”，也还是“西方中心论”的（如萨依德所言）。然而，西方人在否定自己传统的强烈意向及由此所造成的思想张力上的确比中国人要走得远得多，因而当他们在携带着出门远行的丰富的收获回归传统时，往往能产生出一种“集大成”式的思想大师。伽达默尔就是这样的思想大师之一。他立足于海德格尔所开创的哲学解释学而返回到了柏拉图、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并对之进行了重大的改造和推进。本书的开拓性正在于，作者不仅仅是要探讨辩证法在形成伽达默尔解释学中的作用，而且更要探讨伽达默尔解释学在铸造一种新型的辩证法中的作用。后面这种作用甚至是伽达默尔本人也不曾明确意识到的，但经过作者的严密的研究，又的确是呼之欲出的。作者声称自己是在“以解释学的方法研究解释学的文本”，读完本书的读者当会承认这并非妄言。就某方面说，作者眼中的伽达默尔比单纯文本中的伽达默尔更真实。

然而，要达到这样的结论，谈何容易！作者单是在资料上所下的功夫，在国内就是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的。他就同一主题研读过的外文书籍就达一百多部，加上参考过的书目共有外文书两百多部，中文书两百多部。1996年他以这部著作的初稿作为博士论文圆满通过答辩并获得专家们极高的评价之后，在四年半的时间里一直在埋头充实和修改，还时常慨叹国外的有关资料“太丰富了”，以至于我都替他着急，不知他还要拖到何时才拿出他这第一部专著。及至读到本书的定稿，我才感到果然出手不凡！除了书中材料的掌握和运用超出我的预料之外，作者对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思想背景和历史源流的逻辑梳理之深入和清晰也是前所未见的。例如作者认为，近代解释学和近代辩证法是在同一时期、依据同一个“历史主义”原则，而由施莱尔马赫和黑格尔分别创立的，尽管双方都潜在地包含有对方的因素（施莱尔马赫的辩证法因素和黑格尔的解释学因素），在海德格尔的“哲学解释学”（本体论的解释学）诞生之前，双方却一直走着相互分离甚至对立的两条道路；胡塞尔现象学为双方重新汇合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前提，海德格尔的解释学的“本体论转向”则是一个根本的契机，使解释学成为了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三统一”的辩证统一体；但真正有意识地、自觉地返回到辩证法的却是海德格尔的继承者伽达默尔。伽达默尔站在解释学立场对古代柏拉图和近代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重新解读，确立了自己在现象学层次上融合解释学和辩证法的总体哲学构思，创建了解释学的辩证法。这一历史线索的清理决不是单纯事实的描述，而是对思想史底下的逻辑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把握，因而虽然讲的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读来却颇感新鲜，甚至多有发现。如对施莱尔马赫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解释学的论述就很独到，国内似乎还没有人这样明确地提过。

本书下篇更是作者重点阐述的思想硬核。作者在对解释学形成、发展的历史进行了合乎逻辑的清理的基础上，对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内在结构层次作出了精辟的剖析。他以伽达默尔的主要著作《真理与方法》为依据，分别从“解释学循环”“经验和历史”“我你关系”“对话和语言”四个层次，层层深入地揭示了伽达默尔辩证法的体系结构，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论点。如他认为，“解释学的循环”与黑格尔的“圆圈”思想、“效果历史意识”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视域融合”与黑格尔的“综合”观、“我你关系”与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辩证结构等等，都有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作者指出，上述几个方面是互相渗透、互相依赖的，但最终的落脚点是语言、对话，即“逻各斯”；而且，伽达默尔在对遊各斯的理解上根本地超越了黑格尔，即不再是从油象的概念、逻辑的内在“独白”上来理解，而是在开放性的对话中，在由此展示出来的生动活泼的、白由的、审美的游戏中去理解。由这一基本立场出发，伽达默尔对黒格尔辩证法的大量吸收在每个环节上都不是单纯的复活，而是彻底的改造。这些分析和论点，不仅阐明了伽达默尔解释学辩证法的丰富内涵，而且也使解释学的辩证法与传统辩证法的关系豁然开朗，具有振聋发聩的理论价值。在这里，作者所表现出来的对与主题有关的材料的熟悉程度是罕见的，但同时又不是为引证而引证。如谈到伽达默尔的“对话逻辑”，从古代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到现代的柯林伍德、巴赫金，作者都有相当深入的涉及。对维柯、赫尔德、黑格尔直到狄尔泰的历史主义视野和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在什么意义上为伽达默尔解释学提供了基础，柏拉图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区别究竟何在，及伽达默尔和海德格尔解释学的异同等等问题，作者也都处理得十分专业而恰到好处，且往往见人之所未见。作者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在伽达默尔那里确实已经形成了一个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相统一的成体系的“解释学的辩证法”；这个辩证法来自于黑格尔辩证法，但又超越了黑格尔辩证法，具有纯正的现代和后现代精抻。国外曾有人讥笑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中“既没有真理，也没有方法”，实在是陋见。只有从辩证法的“三统一”的角度，才能彰显出伽达默尔对方法与真理的对立的陈腐之见的超越。但这种统一在伽达默尔那里恰好又不是封闭的（如同黑格尔那样），而是开放的；它不是最终达到了的目的地，而是前进道路上的一个“路标”。海德格尔也把自己的哲学称之为“路标”，但这个路标是指向天上的——在他看来，人们在地上仍然无路可走；伽达默尔的路标却是指向地平线的，虽然正当你迈步走近地平线时，它又向后退去了，但你却在大地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Spur）。

我与何卫平君认识于20世纪80年代初，那时他是我经常举办的系列讲座的一个忠实的听众。在多次的接触和交谈中，我发现他特别对钴研高深的哲学问题感兴趣，常常搭一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到我家来请教有关康德和黑格尔的问题，并在担任中学英语教师的繁忙工作之余，与人合译了一部《存在主义辞典》。然而命运在他的治学道路上设置了无数的障碍，直到1993年，经过难以想象的艰辛和锲而不舍的努力，他才如愿以偿地考上了杨祖陶先生的博士研究生，进入到他真正倾心的德国哲学的研究领域中来。毕业并取得博士学位后，又调入武大哲学系西哲教研室工作。近年来，他在国内学术刊物上连续发表过关于伽达默尔解释学的辩证法的论文多篇，已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关注。但由于此课题在目前国内学术市场上被视作“冷门”，以及一些别的原因，他的博士论文的出版遇到了不小的麻烦，却使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对论文作精心的修改和充实。此次上海三联书店的汪宇先生慨然允诺出版该书，不仅对何卫平博士本人是一个时来运转的契机，对学术界也是一大幸事。我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特此向何卫平博士表示祝贺。
让我们一起迈向地平线……
2000年圣诞节于珞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