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化的反思
今天我来讲一个热门话题，从我们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来考察一下我们的民族文化的发展前途。这当然是20世纪和本世纪引起我们国民高度关注的一个话题，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的国民大概都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就是我们当代已经进入一个传统文化衰微的时代，我们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在我们的手里逐渐地走向了衰微。现在到处兴起的国学热，以及回归传统的呼声反过来恰好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不是传统走向衰微，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呼吁要返回传统？但是传统文化衰微并不是说它在今天就不起作用了。恰好相反，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作用还大得很，就是在我们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的作用。只是人们对它的态度不像以前那样顶礼膜拜了，所以所谓的走向衰微并不是说它就不存在了，或者说是它的影响力小了，不是的。而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这种态度有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但是直到今天我们的传统文化还在死死地拖住中国人迈向现代化的步伐。这个是无可奈何的事。很多人谈到这个问题都想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之间找到某种调和的因素，就是我们能不能在传统文化已经奠定的这样一个基调上大步地迈向现代化？但是一百多年的历史表明，传统文化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并没有起到什么好的作用，相反，它起了一种拉后腿的作用。当然这是一种很“极端”的评价，在当前的学术界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少，我是其中的一个。就是把它看作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负面的因素。但是，是不是有正面的因素？我们下面要讲，要从这里面引出一个结论出来，但是从表面现象来看，这个传统文化处处都在拖后腿。所以，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传统文化？
我们要搞清楚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要对这种关系进行反思，要从现代化的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首先你就要搞清楚什么是传统文化。一提起传统文化，人们自然就想到了儒家的礼教和道德、政治伦理这些东西，这当然没错。也有人提出，不是这样的。传统文化除了儒家还有道家、佛家、墨家，诸子百家应该都属于传统文化，这个也没错。但是儒家文化是占主导的，这个恐怕大家都能承认。那么儒家文化的礼教道德对于我们传统文化所带来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从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可以看出来，儒家的礼教、伦理道德实际上就是传统的几千年的专制的政治统治的一个“名分”。儒家不是讲“名教”吗？名就是一个名分，它使中国的专制统治获得了它的名分，它是起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它作为一个名分就具有这样一种冠冕堂皇的味道了，就是听起来非常的光明，非常的高尚，非常的有道德，讲道理，因为他有名分嘛。但是在它底下掩盖的呢，就是专制统治，就是不讲道理，就是暴力，就是一种野蛮的东西。所以，鲁迅曾说，他翻遍了历史每一页都写着“仁义道德”，但是在仁义道德底下，他看了半夜就看出了两个字，就是“吃人”。传统文化在吃人的那种专制体制上面给它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
谭嗣同也曾经讲到过，中国“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就是说两千年中国的政治统治是秦始皇的那种暴政，都是大盗，都是大盗贼。他又说，“两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荀学就是荀子，从孔子之后儒家分为两个主要的流派，一个是孟子，一个是荀子。荀孟各自强调的侧重面不一样，但都是儒家的正统。谭嗣同讲两千年之学皆荀学也，就是两千年的学都是荀子的学，都是儒家里面荀子的那个流派。这是个什么流派呢？就是发展出法家的一个流派。荀子是韩非子的老师嘛，从荀子里面发展出法家，也就是法家和儒家有内在的一脉相承的关系。那么统治中国两千年政治的在这个学理方面就是荀学。荀学都是乡愿，乡愿，我们上次讲了，就是伪善的意思，伪善之徒。这是谭嗣同的一个说法，也是很“极端”的。但是你仔细一想呢，里面未尝没有道理。那么从另外的方面来讲呢，从肯定的方面来讲，比方说毛泽东，毛泽东说，“百代皆行秦政制”，中国历来都是推行秦始皇的那样一种法家的体制——专制体制。这是从中国传统中来的，我们历来都是这样，都是秦政制，秦政才能统治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其他的都是表面功夫，实际上都是秦始皇的那一套法家的政治制度。所以，“文革”就要鼓吹法家。“评法批儒”，用法家来批儒家。谁知道他批儒家是真批还是假批，其实是借这个东西来批林彪，“批林批孔”。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说“文革”是中国文化的“断裂”，这是不对的，我认为“文革”正是我们中国文化的延续，而且是把它的恶劣的因素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秦政制”嘛，秦政不是中国文化吗？你不能把儒家文化从字面上归结为儒家的那一套礼教规范，它还有实质性的内容，实质性的内容就是从儒家里面发展出来的这样一套政治思想和政治体制，这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当然这个里面儒家文化起了不小的作用，有时它和法家看起来是对立的，在学问层面上这两派好像是互相攻击的，好像是互相有分歧的，但是，实际上它们是共谋的。“儒表法里”，这两方面都是共谋的，它们共同形成了中国文化几千年的传统。所以，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断裂过，它只是改变了名分。
到了“五四”时期，可以说有一点要断裂了，但是“五四”时期的启蒙，从西方来的这个启蒙啊，仍然有不彻底的地方。我曾经在一些文章里面提到过，“五四”时期的启蒙实际上是不彻底的。“五四”时期的健将们，除鲁迅以外，基本上还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基础上面来批中国传统文化，就是鲁迅也有这方面的残余。鲁迅他自己也说嘛，他要么就是太峻急，要么就太随便。他承认自己受过庄子和韩非子的影响嘛，韩非就是太峻急，庄子呢，又太随便。这是鲁迅的一个自我反省，连他都认为自己和传统文化没有摆脱关系。鲁迅的很多反思实际上就是对自己身上的毒素进行一些反省。所以你要讲断裂是很难讲的。更何况，“五四”以后中国文化整个都是走在一条越来越向中国传统复归的道路上。当然，“名分”也有一些改变，比如说批孔，“五四”以来“打倒孔家店”，“文革”“批林批孔”，这个名分当然是改变了。我们抛弃儒家的名分，却高举着法家的名分，我们“文革”的名分就是法家的名分。但是法家的名分和儒家分得开吗？实际上是分不开的。所以“文革”的最高名分就是“忠”，忠君，“三忠于四无限”，这还是儒家的。另外还有一个名分，就是“阶级斗争”的名分，实际上是法家的名分，就是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里面采集来一些词句、一些概念，来装点法家路线，形成的一种名分。
那么，现在传统回归热，办国学班，国学热，都只不过是要回到儒家的名分，就是觉得法家搞得太厉害了，想恢复旧的名分。中国历史上也是这样，秦始皇，二世而亡，没多久就被推翻了，因为他的法家搞得太极端了，他忽视了儒家。汉代以来，董仲舒讲独尊儒术，把儒家重新捧起来，两手都要硬，这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是比较明智的，所以延续了两千多年。我们现在回归传统，回到儒家的名分，实际上也不过是惯性在这里重新发挥作用罢了。但是人们不愿意看到，或者不想看到这一点，他们不承认儒家名分正是两千年来最适合皇权专制统治的名分。我们现在想把这样一种名分同皇权专制统治分割开来，那不过是异想天开，它只能使专制极权在今天显得可爱。那么，现在我们的关键就是要澄清儒家的名分和专制统治之间的关系，它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今天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将儒家文化割裂开来。“内圣外王”，我们能不能把“内圣”单独抽出来加以坚持，而不搞“外王”那一套？既然外王导致专制，导致“王霸之道杂之”，我们能不能专门来搞内圣？我认为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儒生历来也有把自己同专制划清界限的这样一种说法，所谓的“从道不从君”，很多儒生他在君王的面前是非常正直的，以天道的名义说你这样做不对，你不能这样为所欲为，敢于指责帝王，有不少儒生是这样的。有的儒家士大夫们铮铮铁骨，犯颜直谏，抬着棺材去进谏，你要说我说的不对你可以把我杀了，以死相拼。但是这些人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只是针对皇帝个人而言的，他的目的还是要维护一个专制体制，所谓天道。什么是天道？就是作为封建专制统治的秩序，这是天经地义的。皇帝个人的作为有时违背了这个天道的本身的秩序，使这个天道遭到了削弱，这就引起了儒生的不满。但是儒生对皇帝的抗争实际上只不过是为了这个天道的政治体制进一步地更加稳固而已。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儒生好像对皇帝采取的是一种批判的态度，就这个而言，我们今天有人说儒家士大夫就是我们今天批判性的知识分子。但是其实这种批判它是有前提的，它不是建立在理性，或者其他的什么合理的东西之上，而是建立在既定的秩序之上，就是“天道”之上。为了天道，我皇帝老子也不怕。皇帝只不过是“天子”嘛，天的儿子嘛，天的儿子你不能反对父亲，你要是反对父亲，你就要遭到灭亡。儒家的知识分子他和皇帝保持距离，它的实质就在这里。他实际上是协助皇帝回归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本位。
所以，今天有很多人认为儒家有“民本主义”，民本，像孟子讲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们认为这就是现代的民主主义，跟现代的民主主义差不多，实际上这里头的差距就太大了。儒家的民本主义只不过是把民看作是天道的一种体现，老百姓确实也有这样一种作用。在老百姓的那个思想意识里面固有一个天经地义的东西，那就是这个专制体制是合理的，是天经地义、不可动摇的。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你不要以为老百姓在里面生活得不愉快，或者是民不聊生，或者是无法生活，水深火热，他们就反对这个体制。其实老百姓是不反对这个体制的。老百姓是甘心做奴隶的，是甘心受压抑的，只要这个压迫不到极限，它有一个度。你要是在这个度之内压迫他，他是心悦诚服的，一般老百姓不会造反。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好统治的在这个方面，民为本，民为贵，实际上是因为这个民的意识形态它没有超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所以他们代表天道的秩序。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个你当君王的要考虑到这一层，水可以载舟，水亦可以覆舟嘛。对老百姓你不要欺人太甚，你不要压迫得太厉害了，你要留有余地。这个跟现代的民主主义实际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它重视老百姓无非就是老百姓是他们的水，他们是在水上行船，要小心翼翼，无非是这个意思。
还有人认为儒家的大丈夫精神，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就是大丈夫，认为这样一种独立的意识、独立的精神就是现代的所谓“自由精神”、“自由意志”，其实也搞错了。儒家的“大丈夫”他并不是坚持他的个人的独立人格，而是坚持天道。他可以放弃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可以什么都放弃，唯独那个天道是不能放弃的。他认为他就代表天道，所以就有那样一种“气”，才有一种“气节”，才有一种大丈夫精神。这个里面有很多值得辨析的，但是我们粗浅地来看，这个理念要是与现代的独立人格挂起钩来，是很勉强的。儒家哪里有什么“人格”的意识，有什么“人权”的意识，这都是从西方传来的一些概念。你要是设身处地地处于那样一个时代你就会发现，其实并不是那样。就像鲁迅所讲的，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所以对儒家来说，皇帝个人倒是不重要的，虽然儒家也讲忠君，但是骨子里面他们认为，君王作为一个个人呢，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来说并不重要，所以谁当皇帝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以一种什么样的体制来当皇帝，以一种什么方式来当皇帝。如果你符合天道，这就是明君，这就是圣王。如果你违背天道，你不符合天道，这就是昏君，就是暴君。那就要诛灭，就要“诛一夫”。就像孟子讲的，你把一个暴君杀掉了，那不叫“弑君”，而叫“诛一夫”，就是诛除民贼啊。所以皇帝个人在儒家的心目中并没有那么重要，表面上服从，绝对服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是一种信条，是一种规范。但是这样一种信条它不是针对某一个皇帝来说的，它针对的是一种秩序，是皇权至高无上的这样一种秩序。它是作为一套规矩和体制，维护这样一种规矩和体制是最重要的。至于这个皇帝他是从哪里来的，是否正统，是否他在血缘上是异族统治者，都不要紧。
比如说，元代，以及清代，这都是异族统治。清朝的异族统治，儒生也可以接受。为什么可以接受呢？这个当皇帝的人不是我们的汉人哪，而且把我们汉人贬为二等臣民，但这有什么关系嘛，只要他接受了这一套天道的秩序，就是专制体制，只要专制的体制不受到触动，我们就同样可以适应。最开始可能不适应，经过两百年，你要他不做清朝的臣民他还不肯了。有很多人在清朝灭亡之后还要复辟，很多人哭着喊着要把清朝的末代皇帝扶上来。这个就值得深思了。这个皇帝的血缘是不是汉族并不重要，所谓这个夷夏之辨啊，什么是华夏？华夏就是这套体制，就是儒家所讲的这套体制。这个夷狄就是不懂得这一套体制的。如果夷狄有一天他懂得了这一套体制，那他就是华夏，他就是我华夏，我中华。康熙大帝，乾隆大帝，我们今天不断地在播他们的电视剧和影片，就是把他看成“我中华”的骄傲嘛。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做了亡国奴了，我们当了两百多年亡国奴，最后你不让他当亡国奴他还不愿意，你要把他拯救出来他还不愿意。他适应了，他就把它看成是自己的了。所以，谁当皇帝他都可以接受，哪怕这个人是个王八蛋，这个人是个流氓，或者只是个两岁婴儿，只要这套体制不变，只要他能维护这套体制，儒家，儒生们就可以拥护他，就可以维护他。
但是，近代以来，一百多年以来呢，西方的政治法律体制介绍到中国来了，这个东西是不能容忍的，不可接受的。为什么呢？因为西方的法律政治体制改变了“祖宗之法”。当年“戊戌变法”的时候，百日维新，这个宫廷里面争论，慈禧太后一锤定音，就是这个祖宗之法不可变，就是这个体制是不可变的。这个体制不可变，哪怕是光绪皇帝要变法都不行，你光绪皇帝有什么了不起，你也要服从祖宗之法，你也要服从这套体制。那么，启蒙思想恰恰是同这套体制格格不入的，是不相容的，这怎么能够接受呢？西方的这样一套体制，这样一套思想，绝对是要被拒斥，是要被拒之门外的。或者说实在拒斥不了，也要把它歪曲，要歪曲它。所以，中国一百年以来的近代史实际上就是外来的西方文化、启蒙思潮进入中国，不断地被拒斥、被歪曲的历史。刚开始的时候没办法，五四运动嘛，搞了一场新文化运动，一些热血青年，有些人是留洋的，又回来，闹得不可开交，这没办法，已经成为这样一种现实了。国际上我们不断地遭到败绩，使得这场运动具有明显的合法性。但是呢，稍微有一点可能我们就要把它拒斥出去，或者使它变质。后来的“文革”，是最彻底的拒斥，最彻底的变质。
我们今天对“文革”到底应该怎样评价？有人说是文化的“断裂”，我认为不是断裂。有的人认为是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认为不是破坏。如果是破坏，破坏得最厉害的就是启蒙思想，是“五四”以来从西方传入的启蒙思想。你看那些自由知识分子，最先挨整的就是他们。当然还不到“文革”，在1957年已经把他们整得差不多了，整完了，整怕了。“文革”期间是再次整肃他们的思想，整肃残余的思想的影响，包括党内的一些知识分子的思想，只要受过一点五四思想的熏陶的，都要把它清除干净。比如这个人道主义，人性论，在近代以来的西方资产阶级鼓吹的那些思想，那些带有启蒙意义的道德伦理思想，都要清除干净。所以“文革”时拒斥外来文化是最彻底的，结果就是把国门封起来了。开始对苏联，对东欧还有那么一点点开放，现在已经把它完全封起来了，跟慈禧太后差不多了。慈禧太后当时就对十二个国家同时宜战嘛。“文革”时期，世界上我们除了阿尔巴尼亚、越南和朝鲜、古巴以外，已经没朋友了。两个超级大国——苏、美，以及他们的阵营都跟我们闹矛盾，都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之中。所以，吸取一切外来文化的这样一种窗口被封闭起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就遭到了一场巨大的灾难。“文革”造成的最大的灾难就是整个社会的停滞倒退。
当然，反人道主义，在把人道主义彻底批倒了以后，也连累到儒家思想里面的那些原始人道主义，和儒家思想里面与人道主义有牵连的传统道德观念。比如说家庭亲情，父母和子女的亲情关系啊，亲属关系啊，朋友关系啊，恋人关系啊，都在“文革”中遭到了摧毁。那是为什么呢？那并不是批判传统文化造成的，传统文化只是受到了连累。虽然当时说的是批“封资修”封建的东西放在前面，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的放在后面，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批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也就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之所以叫“修正主义”，无非就是要用资本主义的东西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嘛。其实整个就是批资本主义，批西方近代以来的进步思想，好不容易传到中国来的那些新思想，都要把它清除干净。那么用什么来清除呢？实际上就是用传统的东西来清除。“文革”表面上反孔子，批“孔老二”，其实反儒家的人就是最大的儒家。批“孔老二”的人，批林彪是为了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不就是儒家吗？忠君的思想，替天行道的思想，对圣王明君山呼“万岁”的思想，这个其实还是传统儒家文化里面带出来的东西。
儒家文化和传统政治体制的关系呢，儒家文化只是给传统的政治体制提供了一种精神支柱，提供了一个天经地义的合法性根据。专制主义是靠暴力，但是你不能完全靠暴力啊，你能马上得天下，但是你不能马上治天下。刘邦就接受了这样一个意见，这个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那就是要抓住“两杆子”，一个是“枪杆子”，一个是“笔杆子”。这两者都不能丢，因为你只有枪杆子你没有笔杆子，你就没有精神支柱，你就没有合法性，你就没有名分。你没有名分，你就师出无名嘛。所以中国几千年来的规律就是儒表法里，儒家是表面的，法家是骨子里的，法家的枪杆子政策、暴力政策是骨子里的。这样看来，儒家讲的这个“修齐治平”，离开了法家的枪杆子都是空谈。当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本身也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两个阶段，一个是“内圣”，一个是“外王”。修身齐家你可以说它是内圣，但这个“齐家”实际上已经不完全是内圣了，已经有外王的成分了；而治国平天下就是外王。通常认为与法家结合得最紧密的就是“外王”之道，所以今天那些厌恶暴力的知识分子主张儒家可以吸收“内圣”的方面，而抛弃“外王”的方面。但这两方面其实是分不开的。
我曾经问过黄克剑先生，他现在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宗教研究所，他就主张可以把儒家当成内圣之学，外王的方面可以把它抛弃，外王的方面可以另外从西方吸收，就是西方现代政治体制，但是内圣的方面我们可以保持儒家的这样一种说法。我当时就向他提了一个问题，你想把内圣和外王分开，那么什么是内圣呢？正心诚意当然是内圣，修身可以说是内圣，但是齐家，要不要齐家？齐家你就不能单纯说是内圣了，自己要成圣你还要管他人呢，最起码你还要管你的老婆，要管你的孩子嘛，要把你的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这才叫齐家嘛。家都齐不好的人，怎么能说是内圣？而且从古代来说，齐家不仅仅是你的一个小家庭，古代的家的概念是一个家族的概念。一个村子就是一个家族，它又是一个行政单位。很多秀才啊，落第的举人啊，在当地那都是士绅啊，他们维护一个宗族起了一个不可缺少的政治上的作用。有人专门研究这个东西，就是中国的士绅阶层在农村起了非常重要的道德政治作用。中国几千年的皇权，如果仅靠他那点军队，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阶层的作用，那么这样一种行政，实际上是一种“准行政”的作用，根本就统治不下来。在太平时代，都有这样的一些人在起着作用。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家都齐不了你怎么治国平天下？国家的稳定就建立在乡村的稳定之上，几千年都是这样。所以你如果不讲齐家你怎么能内圣，内圣和齐家能分得开吗？内圣和齐家分不开，它跟外王就分不开。所以既想搞儒家思想，又不想搞专制，必然会导致自相矛盾。现在实际上就是这个样子，很多人都想借用西方的政治体制，又保留儒家的那样一种观念，儒家的这样一套伦理道德，那么，当然他们只能够是纸上谈兵，并没有付诸实现，也不可能付诸实现，是一种一厢情愿。
那么，从儒家思想里面“开出”现代的民主法制，是新儒家所设计的一条道路，也是一种幻想。想从儒家里面开出这样一种体制，不需要彻底改变我们的立场，只需要小打小闹地吸收一点西方的法律形式，这样一种建制，以为搬过来就可以开出现代民主法制，这是根本做不到的。他们所能够做到的还是“祖宗之法不可变”那一套。现在要从娃娃抓起了，要读经，要从幼儿园开始就读经，从小就受到不由自主的毒害，这是一种全面的反启蒙。在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一种全面的反启蒙，坚持启蒙思想的人已经变成了极少数。个别知识分子还在那里坚持“五四”以来的、鲁迅以来的这样一种启蒙理想，这个启蒙理想根本就没有在中国实现过，但是现在却遭遇到了全面的反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势力在中国是多么的强大。所以，我说这个传统文化在这样一个衰微的时代并不是说就没有势力了，恰恰相反，虽然行将就木，但是它死死地控制了活人的头脑不放手。这是我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一个评价。
那么，下面我就来讲第二个问题，什么是现代化？我们如何来理解现代化？当然，现在有很多人谈到，现代化并不仅仅是船坚炮利，不是科技，不是飞船上天，也不是温饱或者小康。现代化是什么呢？现代化从根本上来说是指人的素质。人的素质是什么呢？是人的自由发展的水平。人的自由发展的水平，发展到了现代化的水平了没有？要看这一点，要以这一点作为衡量的标准。在西方来说这是一个过程，人的发展水平的提高，人的素质的提高是一个过程。西方现代化也不是从来就有的，不是说西方有几千年的现代化，从现代化发展的水平来看，西方人几千年以来同样是停留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比如说中世纪。古希腊当然闪现了人文的曙光，它闪现了一下，又熄灭了。我们讲千年黑暗的中世纪，中世纪对人的自由的水平是一个压抑，当然现在有人也评价这样一种压抑也是必要的，是人的自由意识的一种功课。他必须要上过这样一课，经过磨炼，经受这样一种训练，才能够毕业。现在人们对中世纪的评价没有那么极端了，不像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那样极端了，还是看到了它的有价值的一面。但是毕竟中世纪和古代都没有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些现代化的观念，什么民主，什么法制，什么人权，这样一套观念都是从近代以来才产生的；自由、平等、博爱这样一些观念都是近代以来人们所提出来的，并经过流血牺牲所确立起来的。现代化也是西方人经过流血牺牲，经过几代人的奋斗才获得的。所以我们不用把现代化的这样一些价值看作只是西方人的一种特权，只是西方文化的特征，不能因为它跟我们中国不一样，我们就不接受西方的东西。因为西方人本来他也没有这个东西，他们也是争取得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才建立了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民主、法制的近代价值。
所以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好像说从15世纪开始，我们就进入现代了，不仅仅是这个；也不仅仅是地域的概念，东方和西方，现代化并不是西方人的特权；而是人性的一个发展层次的概念，人都是这样的，人性从本质上来说，人人都是这样的，古代也好，现代也好，但是它有一个发展的阶段性、发展的层次性的不同。所以现代化应该这样来看待，它是一个人性发展的层次，但是由于西方率先进入，西方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先进入到现代化的路程，所以我们今天一谈到现代化就是要学西方，人家走在前面了嘛！人家代表我们全人类走在前面了，所以你要搞现代化就要学西方，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不要有抵触情绪。当然我们也引进了很多西方的东西，“五四”以来，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是民主和科学，民主和科学都引入了，但是只是在表层上引入了，只是表层的、形式上的。我们看到了西方文化、西方体制的有效的一面，我们就把它从表层上归结为民主和科学，但是我们没有进入到它的后面，我们理解民主和科学都只是停留在它的表面上、操作上。比如说，民主引入进来就变成了开国会，只要开国会那就是民主了，至于开国会、选议员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们就没有去深思了。同样是开国会，西方人开国会和我们开国会不一样，它的价值标准和原则和我们不一样。至于科学引进来就变成了办实业、搞技术，科学就是技术，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这就成了所谓的迷信科学，科学的迷信。这两方面在当时都遭到了鲁迅的反对，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批判了这两种做法，说根本的事情应当是“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鲁迅所强调的还是人的现代化，人的提高。没有现代化的人，你开国会，开国会就变成了那些污泥浊水在那里嚷嚷，每个人都在那里谋求自己的私利，就是一个名利场。科学无非就是一些实业，开矿啊，修铁路啊，然后就是大家都在那里集资发财嘛，所以鲁迅非常看不惯，这些东西都是一些表面功夫。没有这个西方来的科学和民主我们自己也会这样干，但是，实际上已经变味了，既不是民主，也不是科学。
那么涉及人的问题，那就涉及科学和民主底下的东西了，什么东西呢？就是自由和理性。自由和理性是人的本质性的东西，民主底下是自由，科学底下实际上是理性。这两者又是不可分的，我们可以说，民主就是理性的自由，科学就是自由的理性。民主就是按照理性的原则来协调人与人的自由意志、自由行为；科学则要求自由的研究，科学的首要的要求就是自由的研究，它不受任何东西的束缚，包括政治经济的束缚。经济效益，政治效益，这些你都不要去考虑它，你可以自由地运用你的理性，自由的理性就是科学，这就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和自由精神都是人的精神，你没有这种精神，你徒有一个科学和民主的空壳子，那么你是什么也得不到的。所以自由和理性是科学和民主的基础，但是“五四”以后呢，过了没多久，就被抛弃了。李泽厚把它归结为“救亡压倒启蒙”。在那个时候，打着救亡的旗号压制自由，这个国民党不用说，国统区压制自由思想，特务横行，到处都是一片白色恐怖，这个不用说。就连解放区也在反对自由主义，毛泽东当时在延安就写了一篇文章《反对自由主义》。当然他理解的自由主义就是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但是他这样一种说法就把自由主义贬低成了这样一种东西，实际上是对五四精神的一种贬低，对“五四”鼓吹自由和理性的这样一种思潮的解构。那么到了1949年以后呢，就走向了一个不断地远离西方现代化的这样的历程。历次运动，每一次运动都离西方文化更远一点，对西方回来的那些知识分子，和接受过西方的教育，有一点点启蒙思想、自由思想、理性思维的那样一些知识分子，都是一次更加严厉的整肃。每次运动都是要整这些人一直到“文革”，达到顶峰。
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才意识到我们走了一大段弯路。整整三十年，走了这么大一段弯路。我们回过头来，我们重新向西方开放。80年代提出了“新启蒙”，新启蒙就是重提五四启蒙运动以来的新价值，当然还有一些扩展，比方说翻译了大量的外文书，特别是人文方面、哲学方面的一些新思想，一些新思潮，经典的、现代的和当代的全都引进来了。也就是要更加全面深入地吸收西方精神。吸收西方精神无非有两个，一个是自由精神，一个是理性精神。所以80年代新启蒙还是有一定的成效的，跟五四时期比起来，至少有一些量上面的扩展，但是不能评价过高。虽然在量上面有一些扩展，但是在质上面没有根本性的超越。跟“五四”相比，有些话基本上就是“五四”那些话的重提，有些话前人已经说过了，你说的甚至还不如那些人说的深刻。比如鲁迅的很多东西，现在还有很多没有人能够理解，或者说理解的人很少。但是新启蒙毕竟是重提启蒙价值，所以产生了像巴金的《忏悔录》，巴金的忏悔精神。但是到了90年代，知识分子下海的下海，出国的出国，经商的经商，离婚的离婚，道德滑坡，人文精神失落。这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大家开始以这个为题进行检讨，这就是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这场检讨有一个倾向，是说我们之所以道德失落，是因为我们受到了西方文化的侵蚀。但是也有人说不是的，因为我们就是缺乏西方的那样一种超越意识，例如这个信仰，我昨天讲到这个信仰，也有人提到我们中国人就是缺乏这样一种超越的信仰。所以我们老是启蒙，启不起来，老是搞不起来，形成不了一种社会思潮，我们不相信这个，我们只相信眼前的东西，我们只相信物质利益，只相信到手的东西，所以我们堕落是很自然的。但是有很大一部分人归咎于我们受到了西方文化的腐蚀，如果没有西方我们同样过得很好，像我们几千年那样，同样过得有道德，比今天更有道德。甚至有人怀念“文革”，说那个时候是最有道德的，“文革”时期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但是他们没有想想，那个时候有什么东西可抢呢？晚上不关门，没有什么东西可抢，吃饭都成问题嘛。路不拾遗，因为也没什么东西可丢，顶多是“我在马路边，拣到一分钱”，一分钱都要”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
所以，有人往往把这个对象搞错了，怪罪于西方的现代化，说我们现在道德的失落就是因为我们讲现代化讲得太多了，民主科学讲得太多了，我们忘了我们祖宗传下来的那样一套道理。正因为这一点呢，很多人大搞文化相对主义，或者是文化多元主义，复古主义。文化多元论和文化相对主义，是后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个特色。西方文化搞这个东西是可以的，后现代反传统，它有这个本钱，它那个文化看起来好像发生了断裂，其实它是一脉相承的。至少这个启蒙价值，一直到今天他们也是没有动摇过的。他们体制已经完备了，他们搞文化相对主义也好，搞文化多元论也好，这只是一种观念上的探索，他们不怕。他在既定的体制之上可以任意地吸收任何民族的文化，不光是我们中国的，还包括非洲的、印第安人的、澳大利亚那些红种人的，他的胃口大得很。但是，我们来搞文化相对主义那就惨了，我们没有那样一种文化的基础，我们的文化本来就是狭隘的。现在用文化相对主义来为我们的文化辩护，文化就是狭隘的好，我们就是要拒斥外来的东西，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价值，我们在这个价值里面就可以了，发展不是硬道理，可以不发展嘛，不发展还好些。这个极端的就是到了这一步了，我们不要搞现代化，我们搞古代化要好得多，我们回到古代去，就是现代化搞糟了。这个思想非常糟糕，至少我认为这是对我们中国当代发展最反动的一种思想。这个就是文化相对主义，且不说它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文化相对主义在理论上本身是一个悖论。这个我们不去做详细论证了，很多人已经指出来了。
那么，现在我们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处境之中，一方面，有人要恢复旧道德，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旧道德又恢复不了，因为我们的时代不同了。昨天我已经讲过，我们现在的很多概念都跟以前大不相同，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打工仔，这是我们最值得关注的一种现象，那么多的，几千万的上亿的农民进城打工，离乡背井，自然经济已经不复存在。现在的这个自然经济已经不复存在了，所有农村的农业都要依靠现代科技、农药化肥、种子、杂交水稻、销售渠道等等。过去那个自给自足、靠天吃饭的自然经济根本就不存在了。那么在这样一种环境之下，你的旧道德根本就适应不了这样一种变化，你解决不了大批人的问题，道德问题、信仰问题，还有生存问题。打工的那些农民你给他一种什么样的思想观念？你向他灌输一种什么样的道德？你向他引导一种什么样的人生信念？以儒家去影响他，或者以道家、或者以佛家？都不行。但是呢，新道德又被拒斥，新道德又遭到文化人、知识分子的拒斥。旧道德又恢复不了，新道德又遭到拒斥，那中华民族不是死定了吗？你没有道德了，你不是死定了吗？即便是没有死，也是行尸走肉了。
所以我认为今天我们道德的沦丧不是因为西方外来文化的腐蚀，而是我们几千年来旧道德的一种自然的沦丧、自然的腐朽、自然的腐败。为什么自然腐朽，因为它已经不适应中国几千年来未有的大变局了。所以，今天我们自然经济解体，粮食问题才得到了首次的解决，没有饿死人的现象了，“发展”成了年青一代的首选价值。我们年青一代的首选价值就是发展，不光是在座的大学生，也包括农村的那些青年，不信你去问一下，他们的首选价值就是“发展”，就是出去嘛，出去发展。最近人们问候的话也变成了：最近在哪里发展呀？发展变成了首选价值，你不能一辈子盘在一块土地上盘算那几颗粮食，那是没有出息的表现。那么，所有这些变局怎么能用儒家道德来维系呢？所以现代化它不仅仅是科技和经济的现代化，它还是政治体制和道德的现代化，应该这样来理解现代化。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不是你经济增长百分之八、百分之九，不是这个东西。科技的现代化，你拨大量的钱去发展这个大学，去搞这个科研，但是如果你的观念还是古代的，体制还是传统的，那么这些都不算。真正的现代化应该一个是政治体制，一个就是人的道德。我今天要讲的，更重视的就是人的道德这方面。人的道德这方面比其他的方面更重要，但是也更难，因为这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
现代化的道德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道德，我们今天来讨论这个问题。既然我们用陈旧的圣人道德已经不能满足那些已经脱离了乡土的农民工的需要了，你让那些人去做君子，去做圣人，已经做不到了，那么我们要他们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认为今天应该提倡的不是君子之德、圣人之德，而是小人之德，因为小人他也有德啊。你不要看不起小人啊，小人是一种什么德？不是叫你大公无私，牺牲自我，而是诚实劳动，勤劳致富，当然也要遵纪守法，敢于负责，刻苦奋斗，坚持个性自由，同时又尊重他人。这都是小人的道德，都是小人要做到的。小人之德它有两个基础，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理性。这两者不可分，只有你有了理性你才能知道怎么样获得自由，只有自由你才能运用自己的理性，你才能不受人家的支配。康德不是对启蒙下了一个定义嘛，什么叫启蒙？启蒙就是摆脱自己受监护的状态，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要自己运用自己的理性，这就是启蒙。既然自由和理性不可分，自由就不是那种非理性的为所欲为，自由本身就是一种普遍的规范。它是法制之下的自由，法制就是自由的前提，是保障自由的一种措施。当然很多人会说，一旦法律建立起来以后就会对自由有限制，这个不假。自由和法律之间有一种矛盾。但是第一步，你如果不建立法律，自由就没法保障，自由就是空谈。没有法制的自由就不是自由，这是近代的卢梭、孟德斯鸠他们很早就说过的道理：如果有一个人他不按照法律办事，那么他自己很快就会不自由了。既然他可以超越法律，那么别人也可以超越法律，他可以为所欲为，别人当然也可以为所欲为，那他的自由还有保障吗？因此一个人如果他自以为有不按照法律办事的自由，他的自由很快就会失去了。所以，法制之下才有自由。不过，法制首先是以自由为基础的，法制不是圣人制定的，而是小人制定的。法制就是这些小人在一起制定的，用来保护每个人的自由，这就叫作民主。民主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就是几个圣人在一起商议商议，我们搞一个体制出来，给哪些好人自由，不给哪些坏人自由，不是的。民主就是一些小人在那里勾心斗角，最后达成一种妥协，最后达成一种协调。我们大家制定一种规则，制定一种原则，我们都按这个办，谁也不吃亏。这些人如果制定一种法制能保证每个人尽可能大的自由，这就是民主。当然，一旦制定，每个人都必须服从，小人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哪怕是小人，也是可以做到的，比如小人在赌博的时候也会自觉地服从游戏规则嘛。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丢人，而恰好是有尊严的，因为你服从的是你自己的意志，你服从法律就是服从你自己嘛，包括你犯法你服刑，也要把它看成是服从你自己的意志。
西方法学界从培卡利亚开始到黑格尔，他们都非常推崇西方法律一个很重要的原理，就是，罪犯，你判他的刑，是尊重他。因为这个法律是他自己参与制定的，你把他看成是一个有理性的人，他违反了自己制定的法，他就是自作自受，表明他愿意服刑。当初制定法律的人和现在服从法律的人是同一个人，这样他就保持了他人格的一贯性，保持了他人格的同一性和独立性。所以罪犯服刑是罪犯的“权利”。这个我们听起来很怪啊，我们这里的人犯了罪逃都逃不赢，还看成自己的权利？我们为什么逃都逃不赢，因为这个法律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是圣人制定的，我是小人，所以就要尽可能地逃避这个法律的制裁。但是如果这个法律是他自己制定的，就是小人制定的，那么我就要对它有一种尊重了。它是我的自由意志的体现嘛，我在没有犯法之前，我也是一个自由人啊。我们当时大家在一起商量好了，如果有人犯了法，就怎么、怎么，现在我犯了法了，就应该服刑。这在人格上并不低于任何人，你没有犯法，但你在人格上跟我是一样的。所以在西方，对罪犯是非常客气的，在人格上需要维护他的人权的，罪犯也有人权。这个里面有一整套执行的措施，所谓宪政，今天我们有很多人在鼓吹宪政。宪政的前提就是要尊重小人，哪怕这个人你说他很坏，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哪个不坏呢？坏的程度不同而已。所以，你即便认为他很坏，你也要保护他的隐私，他也有隐私权，他心里怎么想的，你不应当去猜测他，指责他的良心。最喜欢对人的良心做判断的就是儒家，这就是儒家的“诛心之论”，诛心就是把一个人的心作为一个惩罚的对象，就是我们通常讲的“革灵魂的命”啊。就是要你从内心里面把那些坏的思想清除掉，你要是不清除掉我就处罚你，甚至判你的刑，“思想犯罪”，这就是儒家所坚持的这样一套东西。诛心之论并不是西方来的，甚至也不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斯大林是从肉体上消灭异己，但还没有像我们这里这样“办学习班”，开展“斗私批修”，搞“思想改造”，专门折腾人的灵魂。对于现代化，我们对这个概念要搞清楚一点，到底什么是现代化？你把那些外在的东西都搞来了，但是人没有变，怎么可能有现代化？如果人开始变了，适应我们目前大变局的这样一个时代，如果具备了现代化的人，那些东西都会来，民主、科学、法制这些东西都会来的，都会名副其实。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外来文化？这里的外来文化当然主要是指西方文化了，不是指古巴文化，也不是指阿尔巴尼亚文化、朝鲜文化，主要是指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在西方几百年以来成为西方现代化的思想之源。西方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已经发展出西方文化的一些基本的原则，这些基本的原则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不断地得到完善。那么，这个对于我们来说，自然也成为我们现代化的思想之源。我们搞现代化，从思想上我们要吸收他们的经验。他们先走了一步，先走了一步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能走，当然我们有我们的走法，但是那些基本的原则我们是要承认的。它们是经过了西方好几代人的奋斗，牺牲了好几代人才争得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谈现代化，在很大意义上就是西方化。这是一个事实，当然承认这个事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民族的感情可能有些人不愿意接受，但是这确实是一个事实。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什么东西都要学西方，所谓的学西方就是指那些基本的价值观。并不是说学西方人怎么样穿衣，怎么样吃饭，或者是满口的洋话，写文章也不断地把一些洋文放到里面去，这都是一些雕虫小技，都是表面的。我们要学的是西方社会那些行之有效的价值，我们要吸收西方那些好的东西。什么是好的东西？行之有效的东西，能够使西方强大起来的那些东西我们就要学。这方面，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收获很小，当然表面上好像很多，他们有什么价值，我们都吸收过来了。什么自由、平等、博爱，我们都会说。我们还把西方最新的一些东西，比如后现代的东西都拿过来了，你还在讲几百年以前的那些东西，我们早就过了那个阶段了。我们似乎获得的也很多了。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获得西方在这样一种价值观的基础上的那样一种大发展呢？既然你把那些东西都拿过来了，应该同样有效啊！所以有些人就说，那些东西不适合我们，所以在中国不成功，好像那生就就是西方的东西。这种观点其实是很片面的，我们没有考虑我们拿来的这样一些口号，对它内部的实质我们知道多少？我们其实有很多误解，很多东西我们拿过来以后加上了我们所谓有中国特色的误解。一些不用学的东西甚至是不该学的东西我们学得最精，倒是我们学坏起来很快，就像小孩子，他学好很难很难，但是你要让他学坏，你只要把他丢在那里，不用教，他自然而然地就学会了。我们学那些表面的东西甚至是那些糟粕的东西我们是学得很精，对于造成西方飞跃发展的这样一些文化价值我们反而学不进去。所以有些人表面上学西方是学得很不错了，甚至是比西方还西方，导致了一种崇洋媚外，什么都是西方的，术语啊满口都是外来的，一些术语都是全新的，但是实际上骨子里头呢，他还是个中国人，比中国人还中国人。
下面呢，有这样的几个误区，我想来谈一谈。有人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遇到了西方文化，我们就把自己的好东西丢掉了，这是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观点。我们因为遇到了西方，邯郸学步，就把我们的好东西都丢掉了，我们老祖宗那里传下来的东西多么深厚啊，多么博大精深啊。对这种论调呢，我并不否认中国确实有很多好东西，几千年为什么能够维系下来，没有一点好东西它怎么能够维系下来？肯定是有好东西的。而且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能够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一段时期我们确实走在了其他民族的前列，在很长时期我们要比西方的那些民族、欧洲的那些民族发达得多。而且同周边的很多民族相比，周边的很多民族受我们的影响，从原始的蒙昧状态提升到了文明社会的门槛，进入到了文明社会。我们中华民族在东亚起了带头作用，起了很好的作用，从历史上来看，确实是这样的。我们中华文明，这个不假，确实值得我们好好地梳理。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个好东西在最近一百多年以来为什么不起作用了呢？不光不管用了，而且它自己慢慢慢慢地变了质，变得腐朽了，而且首先是因为变得腐朽了，我们才招来了西方的侵略。西方人觉得你这样软弱，这么不堪一击，你当初要是强大的话，西方人当初也不敢欺负你。因为你已经变得不堪一击，架子已经空了嘛，才招来了西方的侵略。所以落后就要挨打，是先落后了所以才挨了打，不是西方的文化把我们打落后了，当然，打也有一定的原因，也可以说是落后的一个原因，但是他不打你就不落后了吗？他不打可能更落后。你就按照慈禧太后那样搞下去，你看会不会落后，不打你，让你就这样下去？当然，挨打对我们也有巨大的损失，赔款多少亿的白银啊，把你一下子就掏空了啊，民不聊生，从一个富裕的国家变成一个贫穷的国家，这个是当然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如果不是这种情况，我们根本不可能接受新的东西。多难兴邦，危机中才能奋起嘛。所以我们首先要反思，我们为什么在近一百年以来腐败了、落后了呢？因为我们有几千年没有真正的发展了。文化在量上面虽然有扩展，在版图上扩展，但是在质上面，在基本的天道上没有变。一个东西几千年没有变，你想它还能不腐败吗？再好的东西它也会发霉了。我不否认当年它起了很好的作用，它是很辉煌的，我们有很辉煌的过去，但是那个已经是过去，已经过去了。不能因为那个东西已经过去，我们就沉浸在过去之中，我们不学别的东西了，那你就腐朽了。它已经腐朽了，已经在那里，你现在又回去，你不是进一步腐朽吗？所以，我们之所以要学西方，就是觉得自己的东西不好了，一个呢就是腐朽了，再一个呢，适应不了变化的新时代、新的环境、新的处境。这是一个事实，一百多年以来我们所面临的一个事实。所以，中国文化再怎么博大精深，我们还是要学西方。学西方当然有代价，比如说对我们传统文化里面的很多东西都要解构、要摧毁。摧毁不是盲目的摧毁，而是要用新的东西来代替。文化的结合就是这样的，你不可能把一种文化和另外一种文化完好无缺地结合起来，绝对不可能的，肯定要有所牺牲，要有代价。这个是必然的，因为现代化嘛，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个价值取向。你要搞现代化，你就要迈出这一步。这是一种论调。
还有一种论调就是，西方文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西方人在那里已经把它批得一塌糊涂了，特别是现代后现代，他们从古希腊开始批起，古希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就遭到了后现代的狠批嘛，难道我们现在还要学他们的那些东西，不是捡他们的糟粕吗？他们自己都把它批倒了，你还要去拾人牙慧，还要去把它捡回来。我们要吸收的是西方人看作宝贝的东西，这才是精华，西方人丢掉的东西肯定就是糟粕了。这也是现在很流行的一种论调。但是这种论调也是站不住脚的，西方人的批评应该说是他们的传统，也就是西方人历来都是喜欢自我批评的，历来有这个传统，西方文化就有这个传统。有很多时候都有人出来把自己的文化说得一钱不值。远的就说中世纪，把希腊文化、希腊文明当作“异教文化”完全毁灭，彻底清除；把他们的大理石雕像，把那些美轮美奂的艺术品烧成石灰，盖他们的教堂；把那些记载着宝贵文献的羊皮纸刮干净，用它来抄写《圣经》。到后来整个欧洲都找不到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了，后来是从阿拉伯输入的，阿拉伯还有一些用阿拉伯文抄写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当然也有一些希腊文的，从阿拉伯再重新输入。到了中世纪晚期，人家才知道，我们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原来早就有这么辉煌的文化、有这么高深的哲学，已经发展到那样的高度了，他们才大吃一惊。要说“文化断裂”的话，这才是一种文化断裂——中世纪和古希腊罗马之间有一个文化断裂。那么到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对中世纪的批判，那又是一个文化断裂。人们称作“黑暗的中世纪”，“千年黑暗”，这几乎都成为一个固定术语，一个大家公认的说法了。当然现在有人认为这个说法并不妥当，但是至少说明西方人对自己传统的批判那是不遗余力地。
那么近代以来就更多了，比如说卢梭，卢梭是启蒙运动的一个健将，一个代表人物，但是他对西方整个文明进行了一种彻底的否定。卢梭的第一篇得奖的论文就是《科学和艺术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他的答案是否定的。在他看来整个西方的科学和艺术，也可以理解为科学和技术吧，科学技术对整个西方文明来说，没有起什么好的作用。西方文明的发展使人们从原始的那种朴素的道德水平跌落下来了。科学增长了人们的奢侈，增长了人们的欲望。科学是懒人发明出来的，是不愿意做事的人发明出来的。发明出来他就可以躺在那里，就可以享受了。艺术是那些虚荣的人发明出来的，发明了艺术他就可以卖弄啊挂在客厅里面，供那些无聊的贵妇来欣赏，自得其乐啊，自命清高啊，觉得自己很高雅。所谓高雅艺术，这都是虚荣嘛。所以在道德上还是古人好。这就是卢梭对西方文明、对西方近代文明的一个最彻底的否定。不光是近代文明，包括希腊罗马文明也被否定了，希腊罗马文明的科学和艺术相对来说也还是比较发达的。卢梭的主张就是回到原始的古朴时代，田园牧歌的时代。他自己把自己的表也卖掉了，住在森林的一个小木屋里面，不和外人接触，在那里冥思苦想，要脱离社会，要回归自然。后来伏尔泰嘲笑他，他把这篇文章寄给伏尔泰，伏尔泰说你写的文章很好，可惜我现在忘了自己怎么四脚着地爬行了，我已经回不去了，已经变成人了，怎么还能够学猴子呢。卢梭是一种很典型的代表，就是他对自己的文化保持一种高度的警惕：这样下去，人的道德的堕落不堪设想，有一种危机感。卢梭当然不是一个特例。
后来马克思的批评也与此类似。马克思对整个西方文明的批评，包括对后来的资本主义社会，都加以批评。所谓阶级社会，有文字记载的社会都是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要消灭阶级，消灭私有财产的，这就是对西方整个文明的批判。马克思的这个批判对西方文化、西方文明的现代发展可以说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他提醒人们警惕人类的堕落、警惕人类的异化，而这种提醒确确实实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治疗。资本家也看《资本论》的，资本家从《资本论》里面学到很多东西。所以现代的资本主义，特别是欧洲那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像法国、意大利、德国，那些都是社会民主党占很大的势力。他们所提出的很多改革措施，现在已经不叫改革措施了，很多已经成为他们的制度了，都是马克思提出来的。所以马克思曾经预言资本主义将要灭亡，为什么它直到今天还没有灭亡？这个秘密在什么地方？就在于他们那个社会、他们那个体制吸取了马克思的批判。马克思对他的文化的自我批判，使得它能焕发生机，能直到今天好像还有生命力。我们不能说今天资本主义已经行将灭亡了，好像还有余地，这个阶级分化已经不明显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好像已经混在一起了，特别是法国的社会民主党，他们就是讲马克思的那一套东西，共产党也掌过权，社会民主党也掌过权。他们的势力很大，罢工很有气势，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虽然不是无产者了，他们也可以联合起来，实现马克思的遗言。所以说西方文化的自我批判实际上对西方文明起到了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
还有一个就是尼采。尼采是很典型的，他的一个口号就是：“一切价值重估”。从整个中世纪宗教文化，乃至于古希腊罗马文化，都要重新来过，他要回到苏格拉底之前。海德格尔也是这样，海德格尔也是要回到前苏格拉底，认为苏格拉底之后，真理就被遮蔽了，要重新评价。海德格尔写的一本书叫《尼采》，专门谈尼采的一些很重要的思想，这个思想可以看作是后现代的起源。这个是对西方现代文化的一种批判的考察。所以西方有人将人重新定义，人是什么？人就是一种能意识到自己危机的动物。人类假如不意识到自己的危机，他就灭亡了。他意识到自己行将灭亡的危机，他就能采取措施，重新焕发生机。怎么样才能意识到自己的危机，就要靠一些人危言耸听。斯宾格勒写过一本书，叫《西方的没落》，因为西方已经没落了，但是他写了这本书已经将近一个世纪了，西方还没有没落。
这是西方的一个传统，就是说西方人历来喜欢批判自己，你不能因为西方人批判自己的文化你就觉得那个文化要不得了，那你就看错了。这里面有一个文化错位，我们把西方人看成是中国人了，因为只有中国人才喜欢粉饰太平，才报喜不报忧，才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觉得无懈可击，在这一点上我们恰好应该学西方人。就凭这一点，西方人这种自我批判的意识，我们就该学他们。但是有的人认为西方的这种自我批判说明他们确实不行，我们就不要学西方了，这不是搞颠倒了吗？所以我们更应该学他。何况西方人在批判他们自己的时候并没有放弃他们的文化成果。其实卢梭也没有放弃，他那样说只不过是为人类敲响警钟。但是他提出了“社会契约论”，他对人类社会将来发展的正确方向的预言不是要回到原始时代去，他只不过是把人的自然状态作为一个衡量我们现代社会的一个标尺，给我们提出一个努力的方向，但是将来社会的发展肯定不像自然状态那样。可见他并没有放弃他们的现代化价值。马克思就更不用说了，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上共产主义才有可能、才有希望实现。如果你连这点积淀都没有，你就免谈，你先把自己的经济发展起来再说。当然到了晚年他也有一种动摇，认为是不是可以跳过这个阶段。他正在考虑，没有得出结论就去世了。但是在他现有的著作里面我们至少可以看出来，他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人性的巨大的提升作用是高度赞扬的，他并没有完全否定资本主义，他只是在人人都赞扬的这个资本主义上面看到了它的阴暗面而已。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西方人对自己批判得非常凶，但是一直到今天，他们也没有放弃他们自己的原则。
你今天到西方看看，别看后现代闹得那么凶，到过美国的、到过德国的、到过欧陆的都可以看出来，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彻头彻尾贯彻的就是他们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确立的那些基本价值。对那些基本价值，并没有说有一个基本的放弃。他们还是规规矩矩的，你别看那些美国电影里面到处都是乱糟糟的——打斗啊，超车啊，放火啊，爆炸啊，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是非常有秩序的。从他们的警匪片、灾难片里面恰好可以看出来，他们被这个秩序管得太严了，所以要在电影里面放松一下。我们就以为美国真的就是那样一个乱七八糟的社会了，其实不是的，他们井井有条，这个恰好是我们应该好好学习的。我们的社会倒是很多地方乱糟糟的，符合美国的那些枪战片啊警匪片的情况，那些镜头都有。很可能我们有些镜头正是从好莱坞那里学
来的。这是一种偏见。
还有一种偏见呢，就是有人说，西方人也在向中国文化学习，我们自己难道还能不尊重自己的传统吗？西方人都向我们学，我们就更加应该尊重自己的传统了，我们是中国人嘛。我们中国人都不尊重中国文化，那说不过去嘛。这种说法的水平太小儿科了。因为西方人在学我们，我们就应该保持自己的传统，什么道理？这就像一个小孩子玩一个玩具玩腻了，本来想放弃不玩了，突然间有一个小孩想向他要，有人要了，那就是宝贝了，不给，而且越发玩得有兴趣了。就是这种水平。其实应该反过来：西方人在学我们，我们就更应该学西方，否则你就吃亏了。西方人把你的东西学走了，你又不学西方，你把你的东西看得跟宝贝一样，那你不是吃亏了吗？西方人学你的东西是为了丰富他自己、壮大他自己，我们要壮大我们自己，我们就要学西方，应该是互相学习嘛。文化的互动本来就是这样的，任何一种文化，如果它面临新鲜血液不去吸收的话，它就会走向衰落。相反，如果它善于吸收异民族的文化的话，吸收跟自己不同的因素，那么它就会健康发展。日本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日本人没什么长处，他就是会学习，他就是会模仿，你不要瞧不起他，不要说，你不就是会模仿吗，你没有什么原创性的东西。但是他就靠着模仿他就能够健康发展，他就可能比你还要更加现代化。这个现代化还包括人的素质，日本人在遵守秩序方面恐怕是世界上最强的。他们很认真，秩序就是秩序，排队就排队，绝不会有人去插队的，绝不会有人乱挤，凭借自己的力气谋取超出别人之上的一点好处，他不会的。他不会谋取额外的好处，因为有规矩在那里嘛。他为什么能强大起来？我们今天瞧不起他，甚至还有一种反日的情绪，当然这可以理解。但是当我们冷静下来，我们应该考虑一下，怎么能够把使他们强大起来的那种素质学过来？我们比他们好，我们没有那套规矩，我们很自由，我们很放松，那就不发展得了。如果你想发展，你想放松你也放松不了。有什么东西大家都去挤，生怕自己落后，窝里斗，耽误了时间，大家都搞得不痛快嘛，哪有什么放松的？
所以这个民族之间的相互学习绝对是必要的。我们中国有几千年的停滞，有很大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当时一家独大，我们是天朝大国，周边都是一些落后民族。西方文化他有一个很大的长处，就是他是好几个文明民族，差不多水平的，比如巴比伦、埃及、印度、犹太人，这个更不用说希腊、罗马，互相竞争，互相学习。希腊人就学了印度的、埃及的、巴比伦的，什么东西都吸收过来。那些文化并不比希腊文化低啊，那些都是文明古国，特别是埃及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发展了好几千年，他们都吸收过来，然后更新，强大。然后又被其他民族的文化所取代。这个是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一个很大的不同，所以西方文明是在同时并列的几个先进的文明之间不断竞争而发展起来的，而中国文明没有竞争者。战国时代有，秦始皇统一以后，就是一家独大，没有好几个发展水平相同的异民族文明在他面前，到了1840年以后才开始出现。由于地理位置的隔绝，我们被封闭了两千年，这是我们一个很不利的方面，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不应该故步自封。如果你故步自封，哪怕你把自己的东西守住，也会被你糟蹋光。所以我有一个方法论上的原则，我把它称为“双重标准论”。
双重标准论就是作为现代中国人我们应该学习西方，而西方人在现代应该学习中国，这要根据你的语境，根据你的处境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原则。比方说你在中国，作为中国人，你就要善于学习西方的好东西；你在西方，作为西方人，你就要善于学习中国的好东西。所以，我想现在鼓吹中国传统文化长处的这些新儒家，最好是住在美国，到欧美这些国家去鼓吹、去发展，把他们的文化影响一下，对他们有好处，可以使他们继续保持强大嘛。当然如果你不希望他们强大，你可以不去，可以保守一点。但是一般来说，作为西方人当然会希望西方强大。例如杜维明，他是美国人，他不是中国人，他加入了美国籍，他当然愿意美国强大了。美国强大，怎样强大呢？就是吸收各种不同的文化，包括中国文化，它才可以强大起来。但是，杜维明如果要到中国来还讲那一套东西，讲他的新儒家，就讲错地方了。那不会使中国强大，只会使中国更加衰弱。如果他来讲西方文化，就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杜维明开始的时候，特别是和中国学界讨论的时候总觉得有点格格不入，后来好像有点悟过来了。他后来的一些文章就讲到，中国“五四”以来从西方引进的启蒙价值对当代中国来说还是很有用的，不能一概否定，对中国人来说是不能一概否定。那么当然对美国人来说，早已经过时了。所以你再在美国讲那些东西，是没有人听的，觉得你太老土了。所以应该有双重标准，你在美国就应该大力弘扬中国文化，包括传统儒家文化。对美国人应该那么做，对他们有好处。那么在中国呢，你要从另一个角度，你作为中国人，或者对中国人说，你就要大力地阐明、研究和宣扬西方现代化的那些基本价值。这看起来好像是“双重标准”，我把它称为双重标准，但是呢，你要是仔细分析起来，还是只有一重标准，没有双重标准。这分析起来就是：任何一种文化，不管是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要吸收异民族的文化才能得到发展。美国人欣赏中国文化这是很自然的，你不欣赏说明你不懂。你要是懂得了中国文化的真谛，确实对你美国，对西方是有一种作用的，至少是一种补充作用嘛。杜维明也承认啊，在西方，在发展成熟的民主体制之下，儒家的很多东西都实现了。几千年在中国本土没有实现的东西，在，比如说是在日本，就实现了，杜维明就说过这样的话。因为儒家文化里面那些理想化的东西在现代民主化的国家里面成为西方文化的一种补充，有了实现的条件。
我有一个朋友在新西兰，教了有十几年书，在大学里面当教授，他的一门长盛不衰的课就是“孝道”。就是讲中国的孝道，他的那些学生非常踊跃，那些孩子，高中毕业生，进了大学嘛，都来听他讲孝道。为什么？国外听不到。在国外，孩子年满十八周岁，赶出家门，你自己去谋生，你已经十八岁了，我的义务已经完成了。我抚养你的义务已经完成了，你现在应该可以自己谋生了。很多孩子也是这样，十八岁以后出远门，在外面谋生，在外面打工，一下这个国家，一下那个国家，有的好几年都不回家一趟，圣诞节的时候，生日的时候打个电话来，寄张明信片来那就是很高兴的了。多年不见面，亲情非常淡漠，但是一听到开孝道这门课，大家趋之若鹜，觉得中国真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中国人那么讲孝道，几千年来他们都讲这个东西。学生纷纷要求到大陆来访问。我那个同学带了两拨，两个班的学生，每个班有二十多个，他就像一个保姆一样照顾他们吃，照顾他们拉，照顾他们生病啊，把他们带到大陆来参观，到处参观，是不是看到了“孝道”我不知道，恐怕已经所剩无几了。不管他这个思想在大陆是不是能够得到印证，但是在新西兰那个国家是有作用的，至少可以调和他们那样一个亲情淡漠、家庭解体的局面，减轻那样一种文化带来的一些毛病。这个是有很显著的作用的。所以我不反对你讲新儒家也好，你讲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也好，因为中国确实发展了几千年的文明，儒家文化有两千多年，确实深厚，它有用。但是在今天，对中国人来说，首要的任务是批判，就是对中国文化进行批判。
所以我又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我不反对，但是弘扬的首要的方式就是批判，要通过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如果我在这里讲，我今天为什么投入这么大的激情，投入这么多的思考来讲这样一个话题，无非是因为我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嘛。有人说你口头上批儒家，你的行为却像一个儒家的信徒，这在某种意义上我并不否认，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将来，比方说五十年以后，历史上有人来看待我们这些人，就会说，儒家的知识分子在现代做出了什么、什么新的发现，新的推进，也可能会这样说，这个我不反对的。我们确实是从这个文化里面发展出来的，文化不是你想摆脱就能摆脱得掉的，但是你要有自我意识。什么是自我意识？上次我们讲了，你就要跳出自己来看自己，要采取一种批判的眼光，把自己当作一个对象，拉开一种距离，要“陌生化”地对待自己。要把自己陌生化，好像变得不认识了，要把自己变成“外人”，我就可以不讲情面了，我就可以批，凡是你的东西你就可以批，所以批判的态度是最重要的。只有批判才能够发展，才能发展传统文化，才能从传统文化里面发展出新的东西。如果缺了这一维，你一味地去读经，去注经，你怎么能胜过古人呢？古人搞了两千年还不如你吗？起码有些字你就不认识，有些字你就读不出来了。他们古人就可以，20年代、30年代还有一些国学大师，现在已经没有了。所以你要钻进那里面，你是搞不出什么东西来的，你自然超不过古人。但是你如果要超出古人，在现代这个知识界呢，没有中西文化的对比，没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对我们这个传统文化、对我们本土文化的一种批判的眼光，那你是做不出什么东西来的，你只能是沉醉于这个传统里面出不来。所以，我提出来，就是我们只有批判我们的传统文化，才能发展传统文化或者说才能发展我们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化和传统文化肯定是断不了的，我们不可能像西方那样来一个断裂，我们中国文化的这个特点不是断裂性的。但是呢，我们要有批判的眼光，这一点是可以吸收进来的，是可以从西方的文化里面吸收过来的，这个才是我们中国文化现代化可取的道路。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邓教授以他的激情，以他中国人的心所做的批判之深来体现他对中国的爱，好了，大家都看出来了。我们很多中国人是听不得批评意见的认为批评就是负面的，反而在我们的邻邦，近邻远邻，日本据说就喜欢听你骂他的话，你骂他的话说得越重他越高兴，因为他能发现自己的缺陷在什么地方。美国、欧美，刚才邓教授也讲了，也在反省。今天从这样一个讲题的逻辑上讲，有这样三个问题，什么是传统文化，什么是现代化，怎么样来学习西方。当然他这里所讲的传统文化主要是从制度的文化的角度来讲的，体现了中国文化的阳儒阴法，还不完全是法，内质是刑制。和西方意义上的法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外表意义上是儒。当然，你要讲，传统文化不是还有别的吗？当然有，在这个法的统治之下还有韬略，韬略包括这个兵家等等。那么现代化是什么东西，在“新启蒙”的时候就谈到，除了四个现代化还有一个现代化，那就是观念的现代化。那么我们观念的现代化，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应该有哪些。也就是人的现代化，如果没有人的现代化，一切都免谈。那么在物质层面上的现代化，在科学技术推动下的物质的现代化，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经过这么多年，成就已经是非常的巨大。一些欧美人士到中国来看，特别是到中国的浦东来看，大为惊叹：你们做这个方面的现代化不亚于我们。现代化还有一个层面，你们那个方面的现代化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后面的话没有说出来，意思已经很清楚。刚才这个陆教授在吃饭的时候说，我们这个讲座要有一个点评，我这个不算一个点评，我只是谈一谈我的体会。今天有很多新的观点都提到了，比方说这个“小人之德”，“小人之德”这个比喻是要打引号的，我们的这个道德教化，是昨天还是前天，我们这个甘教授，甘绍平教授，他说通过道德教化来培养人的素质是不可能的，必须通过法律。他这个话语很极端，后来吃饭的时候我跟他讨论，你这个话是对中国传统道德教化的一种批判。可以这样说，中国传统的道德教化这样的方式是培养不出来真正的有道德的人的，只会培养一种伪君子。他有点点头，没有赞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是互动时间，在座的有什么想法，可以向邓教授请教。
交流环节
- 邓老师，晚上好。我想问老师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讲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我问过好多老师，今天我再问一下邓老师。我以前问过我们的管理学老师，他说马克思就是斗争的哲学，就是无产阶级要通过暴力夺取政权，我们老师刚讲了我们的传统文化，那里面就是也有很多法家的东西。后来我又问过我们的邓小平理论的老师，不是，是西方哲学的老师，他说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根据我们感觉经验的那个东西，他就说马克思主义是感觉经验的，我们的传统文化也是重视感性物质方面的。甘绍平老师又讲了马克思主义是很重视弱势群体的，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也有民本的思想。我了解的马克思主义和我们的传统文化有上面三方面的联系，所以想问一下老师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方面的联系。谢谢。
答：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一下，马克思主义的很多提法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文化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如说那种道德激情，比如说对财富的批判，对私有制的批判。这个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到他那个时代、高速发展的时候他对资本主义文化的一种彻底的批判。这跟中国还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时候，在那样的发展阶段所提出的一些观念有某种暗合，但是实质是不一样的。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是一个非常热的话题，包括李泽厚都认为应该鼓吹一种儒家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某些方面好像是这样的，可以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好像是这样。这个问题好像也获得了它现实的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这样诞生的嘛，在政治上好像有它的效果，好像更加坚定了我们这方面的信念。但是你如果从学术的角度、从学理的角度来分析的话，你会看到这里面还是有差异的。
马克思提出的阶级斗争学说，当然也可以说他是关注弱势群体，这跟中国所讲的关心民众的疾苦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啊，这个哀民生之多艰啊，跟这样一些思想，主要是儒家的思想，好像是一样的。但是你要注意一点，马克思所提出的这样一种道德批判，那是派生出来的，那不是他的根，不是他的主要观点。他不是说人心在资本主义社会变坏了，所以我们要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在《反杜林论》里面有两节谈到暴力论嘛，杜林认为，对资本主义批判就是因为资本家不好嘛，都是一些良心坏了的人，都是一些采取暴力来夺取财富的人。可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恰好相反，他认为不是什么暴力论，资本家对弱势群体的剥夺他是有规矩的，而且在他最初的时候是正义的、是合理的。这个我们中国人就没有考虑到这方面了，以为马克思的那些东西就是劫富济贫，杀富济贫。这个世上有不平，那么我们该出手时就出手，就要把这个世界颠倒过来。所以多有误解，当然你可以利用马克思所提出的一些词，包括矛盾学说、包括实践论、包括阶级斗争等等，来装点我们传统的儒家思想。历来的政治变革思想，这个我们都有，我刚刚讲了儒家对皇帝的忠诚他是有条件的，如果你不符合这个天道的秩序，那么这个皇朝就该改朝换代了，这个所谓的朝代变革替代的思想我们历来都有。“革命”这个词最早就来自于“汤武革命”，周武王取代商汤。那么我们把它附会到我们今天的所谓的社会革命上面，也是顺理成章的。
但是一个真正研究马克思思想的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不难从这里面看出一些差异，就是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的话就是它使共产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什么叫变成了“科学”？当然不是自然科学，它是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发现了某种共同的规律，某种规律性。这种规律不是以你的情感道德为转移的，所以马克思他并不是从关心弱势群体、关心劳苦大众这一点出发的。他是从社会发展的进程必然导致那样一种社会，在那样一种社会里面没有阶级压迫和剥削出发的。当然这个里面也可以生发出道德情绪，但是道德情绪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洞察。当然他也有一些预见，在今天看来已经过时了，但是他对社会历史分析的那种眼光、那种方法我们是应该吸取的。而在中国，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往往恰好忽视了这一点。过多地把那种和我们儒家思想中的民本主义，所谓的代天立言，为人民说话的那样一些东西附会到马克思的身上去。马克思是一个科学家，他是在图书馆里面写出《资本论》的，他不是同情劳苦大众，到工厂里面去写出《资本论》的。那是写不出来的，他是作为一种科学研究，当然他也有道德激情，但是首先是他看出了这个社会的发展有某种规律性，然后预见到将来通过我们的努力，通过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可以创造这样一个新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我们在道德上可以得到满足，这已经是第二位的了但是在这方面他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不要因为一种道德上的狂热而歪曲了他那样一种思想上的科学理论。所以他的理论才站得住脚，直到今天，他的基本理论还是站得住脚的。卡尔·波谱批判马克思批得那样厉害，但是他还是承认，马克思的很多东西在今天不是过时了，而是在实现。他在他的一本书里就说马克思的当年的很多预见大部分都已经实现了，在欧洲的那些发达的国家里面已经实现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一些很奇怪的现象，资本主义社会好像有些东西比社会主义社会还更社会主义。这就是受马克思的影响嘛，这个不是靠你道德上的义愤就可以做到的，它是靠一种理论的洞察，一种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洞察才能够解决问题的，这个是超阶级的。资产阶级也看他的东西，看他的东西还用他的东西，用他的东西还可以发生作用，解决了他们的困境。所以它是超越什么穷人啊，富人啊，弱势的强势的这些偏见之上的，他并不是对资本家有那么深的仇恨。恩格斯不就是一个资本家吗，跟他关系那么好，他并不说资本家的良心就是坏了的。不是这样的，他不是从道德上进行批判。蒲鲁东才是从道德上进行批判，马克思就批判过蒲鲁东，写《哲学的贫困》批判他的泛道德主义。所以我们有很多误解是因为没有读马克思的书，往往一讲马克思，我们的脑海里就出现了我们教科书上的马克思。教科书的马克思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是联共党史，是斯大林的马克思，这个今天我们有很多人在对它进行重新清理。谢谢。
- 邓老师，我想问你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社会今天在进行加速的发展，那么在这个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冲突之中的话，不同的群体都面临着这样一个冲突，不管是儿童、少年、青年还是老年，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面临着这样的冲突。那么面临着这样的冲突，对于不同的群体能不能以你的小人之德这样一个标准来概括我们不同的群体面临着冲突的这样一种新道德呢？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就是想问一下，在农村，就是你说的青年的他们的那样一种价值观念就是求发展，也有一部分的文化青年，他的文化层次不是很高，在他们初中毕业以后就去城市打工，走上了犯罪的道路，那么对这个群体而言，你觉得在新道德方面应该做出一种什么样的道德呢？因为这些人他可能事事不顺，而且对外在的诱惑也是很难抵制的，请您谈谈。谢谢。
答：这两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它们归结起来就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今天讲的和我在其他地方讲的关于当代中国人的道德问题，其实我是很大程度上考虑到打工仔，是着眼于他们的。因为我本人在农村干过十年，当年下放到农村十年，当然那个十年是“文革”的十年，跟现在的这个情况不同，但是我自认为对农村的这个情况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包括现在农村的变化，虽然我很少去农村，但是我可以想到，因为我现在还有很多亲戚还在农村，我可以体会到他们现在是面临着一种多么深刻的变化，所以我所提出的，我所要谈的这个道德观不是纸上谈兵，或者是空中楼阁的一种东西。我研究康德啊，研究黑格尔啊，那么高深的东西和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恰恰就是通过研究西方的近代的伦理思想，近代的价值观的一些结构，我试图提出一种适合于我们当代的道德观。适合于当代的道德观就是要着眼于一个人，他从农村里面出来了，到了城里面，举目无亲，他该怎么办？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为什么？主要是因为他在农村时候的那样一套道德规范离开了乡村就根本不适应了。到了城里都是陌生人世界，什么“杀熟”啊，越是熟人就越要欺负你，熟人都好骗，最好是亲戚，亲戚最好骗，因为他相信你啊。当然谁也顾不得谁了，骗了你一笔款子，就人间蒸发了，你找不着他了，这种事情太多了。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这样的事情，有人受骗了，这个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投资了多少多少万，结果没有了。这种情况，你说犯罪啊，就是因为在一种没有规范的情况之下必然产生的一个恶果。
那么这些民工，他们究竟靠什么生活？当然有些还是维系着邻里乡亲，我们几个结成一个帮，湖南帮，或者是河南帮、潮州帮，我们在那个地方互相帮忙，然后就结成团伙，就变成黑社会了。黑社会毕竟不是一个出路啊，政府肯定要打击黑社会。怎么办呢？当然他里面也有道德，盗亦有道嘛，黑社会有黑社会的“道德”，有黑社会的规矩，但是这并不是一条正路。你给他一条正路，这可不是你随便捏造一个东西给他就可以信的，你要抓住这个时代变迁的脉络，然后看清这个脉络的实质，实质是什么？实质就是工业化，就是城市化。过去的自然经济已经不存在，建立在过去自然经济基础上的那样一套道德已经崩溃，已经变成了诱饵，上当受骗的契机，人家就是利用你这乡巴佬，你什么也不懂，就蒙你一把，我就可以捞一把，就是靠这样一些东西。现在农村的一些青年，留在当地的当然是没有办法，这个有残疾啊，有些具体情况啊，但是就算是这样他们还是把那些外出打工有钱寄回来的人当成他们的理想。这是很大一部分人，而且这部分人是最有可变性的，最具有可塑性的，他们已经离开自己的乡土了，那么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脑筋是最容易接受新的东西的，但是恰好没有东西给他。所以我想从哲学的角度，从伦理学的角度给他们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安身立命的办法。但是又不能直接给他们，我给他们讲哲学，他们不懂，他们又不会看我的书。但是这个影响他有一个层次性，比如说在知识阶层，有些人可能就有这些思想，可能他并不是搞哲学的，这个搞文学的，或者是搞别的东西的，搞影视的，搞媒体的，可以把这样一个东西贯穿到他们的作品里面去，这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形成一种新的思潮。文艺复兴不也是一种思潮吗，我们能不能形成一种代表时代精神的思潮？
当然我说的这个打工仔也并不是特指这些进城打工的这一帮人，也包括现在各个阶层，都开始变成一种打工仔，都打工化了。比如说大学里面的老师，包括我自己，我就把我自己当成打工仔，我帮我们学校打工，我在武汉大学名为教授，但是我认为我就是武汉大学的一个打工仔，我给你打工你就给我钱，我就利用这份工作搞一点自己的事情。我觉得打工仔应该是现代社会一个比较普遍的心态，包括政府官员如果有这种心态的话，就好办得多。像那些摘腐败的人，那些腐败的人并不是受西方资产阶级的影响，而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才搞腐败，他把自己当成自己所管单位的家长，他搞了腐败首先把自己的老婆、儿子搞到国外去，家族观念嘛，裙带关系嘛。所以人情面子也就是我们这些传统的礼性嘛，我们讲礼性，所以就搞“礼尚往来”的腐败嘛。腐败分子不是为了他自己，不是为了他个人，他真的要是为了他个人他就要考虑了，我用得了这么多吗？我一个人一辈子也吃不了用不完。但他考虑到他的家族、亲属、熟人、裙带关系、子子孙孙，那就要多多益善，欲壑难填，这就是传统文化。所以这样一些东西肯定是要腐败下去的，你用这些东西要求官员自律，另一方面又要用这些东西要求人家重视家庭亲情，别人都不好，“世上只有妈妈好”。好在哪里呢？她拿出很多钱来供你上大学，供你到国外去留学，好。我不问钱从哪里来，只要她对我好。我们的这个思想宣传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一方面宣扬家族观念，另一方面反腐败。“我们都有一个家，他的名字叫中国”，我们都在这个“家”里面，大家都有裙带关系，每个人都有一个关系网，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叔叔伯伯阿姨，哪一个都是得罪不起的，那还能不腐败？所以我们要把这种观念给它粉碎，要提倡一种小人之德。这叫真小人，我们不做伪君子，要做真小人。真小人明算账，我们明来明去，我们不怕谈钱，我就是要赚钱，那些冠冕堂皇的招牌我不要，我给你说明了我搞这些事情我就是赚钱的，至于你觉得划不划得来那是你考虑的事情。我们把这个说清楚，这应该是现代人的一种价值观。我觉得打工仔们具有这样一种观念，他们在城市里面精神上就不会觉得那样痛苦了，不会感到孤苦无依，也不容易上当受骗了。早期的打工仔都是这样的，一个人出去了，然后把全村的人都一个一个地全带出去了，当保姆啊，当小工啊，哪里可以捞钱，哪里钱可以赚得比较多啊，因为传统社会的信息就靠这样一种关系来传递嘛。但是发展到今天这样一种关系变得越来越让人失望，很多人拐卖妇女啊、欺骗啊、上当啊，都是借着这种乡亲邻里关系发生出来的一些案件。所以真正的你如果能够做到小人之德，意识到你的利益所在，你就不会轻信那些口头承诺，只要是你的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就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权。当然，前提是要有法律体制的完善啊，这不是光凭道德上的完善就能够解决问题的，相应的要有一套体制上的完善。这个我觉得是一条正路，它抛弃了那些冠冕堂皇的、高不可攀的虚假的理想，它落实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实处，打工仔体会最深。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在走这一条路，如果你真的走上了这条路，比方说官员也成为打工仔，你干得不好就被解雇了，没有情面可讲，学校里面如果真的是打工仔，你这个教授不行就被解雇了，如果真的是教授治校，而且教授治校不看情面，不论关系，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达成一种妥协，都来遵守，那就好办得多，比现在的这个传统道德维系的关系网要好办得多。传统道德在今天是说不清楚的，它表面上是说得冠冕堂皇，但是它的背后的确有很多的猫腻。凡是有利益在里面的东西他总是要打出一套人们所可以接受的冠冕堂皇的招牌，所以现在这个已经被搞臭了，没有人相信，你越吹得天花乱坠，为了社会啊，为了本单位啊，为了爱心啊，为了宏扬什么什么啊，人们越怀疑。你不用说那些东西，你就说最实在的，我觉得倒是可行之路。这个包括你刚才提到的不仅仅是打工仔，还包括老的啊，小的啊，一开始就应该有这种观念，就应该灌输一些这样的东西，这就是西方近代价值。人是有限的，人性是有恶劣倾向的，人人都是这样的，不是说你这个人好，没有受过污染你就不会做坏事，那可不一定的，人人都可能做坏事，都是小人，但是做坏事你要把它限制在一定的法制规范的范围之内，坏事就会变成好事，在这样一种法制的体系之下，就会训练出一种新道德来。新道德需要一种好的法制规范来训练，在好的法制规范之下，不好的也会变成好的，在一种坏的体制之下，好人也会变坏，这就是我对今天道德方面的一种评价。谢谢。
- 邓老，晚上好，昨天晚上你就提到的李泽厚和刘小枫，当时他们的著作，《美学四讲》和《拯救与逍遥》的确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两三年以前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曾拜读过，但是后来我就发现，最近一段时间这种著作就非常少了，就是这种被大家广为讨论的著作就很少了。去年好像是章怡和出版了一本《往事并不如烟》，我当时可能也并不能太读懂，不能体会到她那种复杂的心情和真情流露，但是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读到什么能够让我非常感动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才疏学浅，视野比较狭窄，看不到一些更优秀的著作，我想邓老为我指点迷津，谢谢。
答：李泽厚他流行的时代主要是80年代，他当时是开一代风气，包括他的文风，也包括他的思想，很多人都受过他的影响。但是到了90年代他就开始落伍了，一个是他出国了，再有一个就是他的思想确实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就是在一个文化突然开放的时代，他让大家看到一片亮光，照出一大片光明的地方。但是一旦大家置身于这片光明之中的时候就需要有更多的光明的东西，那么李泽厚作为一个“文革”的过来人，他的年纪也不小了，所以他的思想的储备毕竟有限，他开了一代风气，但是也就到此为止，所以在学界对李泽厚的作用评价也就这样了，没有更多的评价。
刘小枫呢是90年代比较时行的一个作家，而且在很多人的评价中是当代中国第一思想家。他确实涉及面很广，而且对介绍外来文化不遗余力，做了很多的工作。他每天搞到深夜，是个工作狂。我见到过他很多次，每一次见到他的印象就是工作狂，不知道休息，脑子里时刻想着下一步搞一个什么东西，一套套的什么东西，编丛书，搞翻译，组织一些人来做，这个是很有贡献的，我觉得刘小枫是很有贡献的。他的思想也是值得大家研究的，他引出了很多的问题，包括早年的《诗化哲学》，还有《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沉重的肉身》等等，《拯救与逍遥》这些东西都是发人深省的。但是刘小枫是学中文出身的，他主要是对文学和宗教了解得比较多，但是在哲学上还是缺乏一点训练，有很多东西看得不够深。比方说他对鲁迅的批判，对中国当代的需要，他基本上还是从书斋到书斋，没有接触过底层社会，所以对很多东西看得不是很透。他文笔很好，所以有一定的效应，特别是对年轻人有很好的效应，而且他那种文笔带有一种德国古典主义的那样一种气息。他当然不是古典主义的，是批判古典主义的，但是他的早年的修养里面有很多的经典小说啊，看得很多了。但是在中国假如没有一种对基层社会深层次的体验、洞察，这种理论很容易变成一种潮流，过了这股潮流也就觉得不过如此了，所以他没有那么长久的生命力。我觉得刘小枫讲得太多，转得太快。一开始的时候他欣赏的“诗化哲学”，是尼采、海德格尔，到后来就跑到巴塞尔去读神学，又转向宗教，回到香港搞翻译又搞了一大阵子，着眼于西方近代的和现代的一些思想的介绍，特别是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和施密特的介绍，搞了一段时间以后又转向了廖平，廖平就是康有为的老师了，又转向做中国传统文化，最近好像又在搞翻译柏拉图的翻译，去年已经出了一个本子了。他的这个用力我觉得他好像没有抓住一点，他有时忽然提出了一个命题，大家忽然就振奋了一下子，比如说施密特和施特劳斯政治哲学，一下子把它带到一个话题里面来了，大家一热起来，他又转到别的地方了。有一种类似于李泽厚的那样一种特点，“但开风气不为师”，不断地在各个话题之间游弋，不断地转来转去，但是呢就没有把一个东西钻到底，透彻地把它搞出来，对中国的学术界发生一个长远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方面，至少我还是有些对他不满的。他的《拯救与逍遥》在当时轰动一时，我看了以后，觉得在哲学上是不能接受的，是非常表面的一些东西，太感性了。当然词句很华丽，我当时还想过写一篇文章或是一本书来批判《拯救与逍遥》，后来也没时间搞，也就散了。不过我认为他这个东西对于活跃思想界还是有好处的。我对他的评价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你不要去追求学术界好像又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振奋人的，让你眼前一亮的东西啊，这个年轻人喜欢这样的东西，大家都在谈论什么东西啊，马上找来看看啊，我觉得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以后的学界，当然也不排除可能还会有热点，但是我觉得正常的是没有什么大家可以一起来关注的热点，而是根据你的兴趣，你需要什么东西，你去找一些书来看。这个是正常的，那些热点大家一哄而上，这反而是不正常的。大家都在谈论同一个人、同一件事情，我觉得是不正常的，本来就应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大家说的都有它一定的道理，不是说某一个人说的就是绝对的道理。所以我劝你呢更多的就是自己多动脑筋，想想自己应该关注什么样的话题，然后根据你的需要去找一些书来看，这个才是行之有效的。不然的话你跟着人家跑，你跑了一大圈回过头来看你就会发现你得到的实际上很少，也有可能。谢谢。
主持人：好，谢谢邓教授，我本来是想让大家多提一些问题，邓教授慈悲心很深，每一个问题都讲了很长的时间，这样的话时间已经超过九点多了，很少这个讲座用这么长的时间，邓教授可能还愿意讲下去，但是我的身体已经吃不消了，我这个高血压的，人多的时候这个血压升高。
今天邓教授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议题，给我们很多的启发，顺着这些启发，我们作为这个议题的研究还可以继续，你比如说，除了研究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的经验反省，同时也可以看东亚，在韩国，它的现代化和它的传统，日本的现代化和它的传统，香港地区的现代化和它的传统，乃至新加坡的现代化和它的传统，台湾地区的现代化和它的传统，这些都是可以得出一些结论的，我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议题上在今后的时间里面有机会请教邓教授，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写成字条，我和邓教授一起带回去，明天还有他的继续讲演，欢迎明天大家再来，再次感谢邓教授精彩的讲演。
（录音整理：李国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