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历史看文化的演进——《赵林谈文明冲突与文化演进》读后

自从魏源的《海国图志》以来，中国人的世界视野已经有了极大的扩展，不再认为除了中华古国之外其余皆是一派有待开化的蛮夷之地，而是有一个与过去印象中的夷狄完全不同的西方矗立在我们面前；然而，我们看待这个西方文化的视角却仍然几乎是一个固定的模式，即以中国文化为核心向周边辐射开来，平面地、静止地处理“中西”之间的关系。直到今天，当许多人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而惊呼“西方中心论”和“西方霸权主义”时，也很少反省我们自己是否由于习惯性的“华夏中心论”而患上了“西方过敏症”。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了，国人的眼光之局限、气度之狭小仍然让人不由得气馁。当十几年前日本动画片大举进入中国的电视节目时，我就惊异于这些动画产品制作者毫无顾忌地利用全世界各种文化遗产的大手笔、大气量，在长达一百多集的《圣斗士星矢》中，东西方各种神话故事，其中包括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的素材、形象、语汇和风格，随着情节的需要而自然融合于其中，使大人和小孩都看得如醉如痴。对比之下，国内动画片只知道把那些重复了不知多少遍的“民族化”的经典故事做一点花样翻新，就是不愿意、或者不屑于正眼看一看西方文化本身所蕴含的人类价值，不愿意、或者不屑于进入到西方文化的氛围和意境，顶多是走马观花、浅尝辄止。我们往往有意无意地把我们的孩子从小培养成为对外界无知、容不得一点异国情调的人，这种孩子长大以后，对异民族的文化不可能有同情的理解，只可能有盲目的排斥和虚伪的利用。他们注定会在一个人类日益走向全球化的时代中感到极不适应，成为人类社会和谐的消极因素。

赵林教授的新著《赵林谈文明冲突与文化演进》一书，就是针对这种“无知无畏”状况的一副有效的解毒剂。该书是赵林近年来关于西方文化史和中西文化比较的一系列讲演按照一定逻辑线索的汇编，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作者的机敏和雄辩。但更重要的是，他不但对西方文明的内核有透彻的把握，而且对中西文化的比较有长期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不是为了猎奇，更不是为比较而比较，而是渗透了深切的人文关怀和时代的忧患意识。例如他在谈到世界五大文明古国的兴亡更替时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人类最初的五个古代文明中，还有一个到哪儿去了？埃及到哪儿去了？”他援引汤因比的观点说，埃及文明在公元前16世纪就死去了，“埃及文明的悲剧就在于它的纯洁性，正是这种纯洁性使得埃及文明很早就丧失了发展的动力，很早就成为了一具文明木乃伊”，“古代埃及文明彻底消失了，它没有在与游牧民族的‘文化杂交’过程中发生形态嬗变，成为一个绝嗣的文明⋯⋯而永远地成为了一个‘文明的化石’”。（18—19页）与之相对照，亚欧大陆的其他文明古国则由于外来民族包括游牧民族的入侵所造成的大融合，而形成了杂交优势，焕发了文化生机，这是极有启发意义的历史案例。实际上，我们中华文化今天的处境就处于沦为埃及文明当时处境的巨大危机中。当我们有些人正在沾沾自喜于西方文化的“没落”、中华文化似乎有机会使21世纪成为“中国文化的世纪”的时候，我们正如当年的埃及人一样对这个古老的文明施行着“安乐死”式的催眠术。但历史是残酷的，它并不会因为你闭眼不看现实、一厢情愿地生活在良好的自我感觉之中而废止它优胜劣汰的法则。那些用中国文化传统中“古已有之”的各种“资源”来抵制和偷换西方外来文化因子的卫道士们，正是由于极力捍卫中国传统的“纯洁性”而起着麻痹国人神经的作用。本书正是在这样一种全球视野的大历史的跨度中，找准了中华文明重新振兴的必由之路。

不过，在一些较为具体的问题和提法上，我并不完全同意赵林的观点。例如他仍然援用汤因比的说法，认为“盲目地接受西方价值观念，会导致一种可怕的效应，这种效应被汤因比称之为‘文化溶血’现象，就好像给一个A型血的人输入了B型血一样，它会引起全身性的严重反应”。“在当今的非西方世界里，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完全接受西方的文化模式，或者采取‘全盘西化’的方式是不可能真正解决本国的现代化问题的，一个民族想要强盛，老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是没有出息的。”（41页）这种看法在今天的知识分子中非常流行，但其实是一种模糊观念。汤因比所谓“文化溶血”说的前提是，文化之间是没有可通约性的，就像两个血型不同的人的血液一样不可融合，但这个前提是不成立的。在这一点上，赵林应该坚持自己的历史知识，即世界各大文明（除埃及外）都通过自己大量吸收异质文化而更新了自己的血液，典型的例子如“希腊化”时代希腊文化对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全盘希腊化”以及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盲目接受”；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各民族对古代希腊罗马文化模式的“完全接受”；近代如日本民族“脱亚入欧”的极端之举，等等，都是成功的例子，而不存在什么“溶血现象”。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文化本身并不是究竟至极的东西，它不过是人性的某种具体形态而已，所以尽管看起来文化千姿百态、甚至各不相容，但实际上它后面的人性是共同的，而文化中那些带有普遍人性层次的因素也必定是可以相通的。一个民族如果过于强调文化的特异性而忽略或抹杀了人性的普遍性，它和异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就会成为“天敌”式的你死我活的关系，这个民族的前途就像埃及文明一样没有希望。以往，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之所以步履维艰、进程缓慢，并不是、至少主要不是因为跟在西方文化后面“亦步亦趋”，而是因为我们在向西方文化模式学习的过程中，把表面的东西当做“精华”，把实质性的东西当做“糟粕”，形成一种逆向的淘汰和选择。

至于什么是内在的实质性的东西，我认为就是西方文化中那些具有全人类意义的普世性的价值，如民主、科学、理性、人权、自由、平等、法制等等。这些东西本来也并非西方所天生具有的，而是西方人经过近代几百年的努力而争取到的，所以不能简单地称之为“西方价值观念”，而是现代价值观念。由于中国几千年来从未拥有过这类观念，所以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在这些观念上跟随西方人的发现而“亦步亦趋”，就像我们必须跟随牛顿和爱因斯坦所发现的物理学规律而亦步亦趋一样。我们没有因为牛顿和爱因斯坦是西方人就把他们的学说称之为“西方的”物理学或“西方霸权话语”，为什么要把自由民主理性人权等等视为“西方价值观念”呢？有人觉得，我们跟着西方人跑就会在西方人面前“矮了一截”；赵林的说法是：“如果我们亦步亦趋地跟着西方文化后面走，我们永远都只能是一个跑龙套的二流角色。”（64页）我认为这种心态不是一种正常的心态，后面隐藏着过去时代“天朝大国”的虚妄记忆。在我看来，中华民族只要在自己的现代化进程中发展出高于以往五千年历史的文化来就应该感到庆幸了，至于能不能当全世界的“老大”，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也不必过于在意。老百姓最关心的是他们的生活水平和自由度的提升，有些知识精英们总是想着要“一白天下”，实现古代士大夫们的政治理想。其实从长远看，“大国”地位的更替在现在和未来将逐渐淡化其重要性，当我们的每个普通老百姓在西方人面前不至于因为缺乏起码的人类普世价值而遭人蔑视时，我们即使还不是头号大国，也完全可以因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了。即便不是一流的国家也可以有一流的人民，这在西欧和北欧一些国家（如瑞典）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们并不因为不争取成为“一流国家”就被看作“没出息”，相反，由于没有一定要成为一流国家的使命，他们的人民甚至活得更自由。而二战中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至上的民族则以人民的受奴役为代价来取得“大国”的国际地位，是得不偿失的。

就赵林这本书的主流倾向而言，他绝对不是一个反对和排斥西方文化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否则他就不会如此津津乐道于西方文明的演进了。但他一方面主张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以自己传统的精神资源作为根基，来嫁接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认为“这种传统的资源绝不能一成不变地从古代拿过来，而是要进行深刻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更新，不能原封不动地把儒家传统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根基”。（231页）他似乎没有发现这两条基本原则之间的相互矛盾和冲突，即：所谓“自己传统的精神资源”当然只能是“从古代拿过来”的，是未经“深刻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更新”的；反之，经过深刻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更新的传统资源已经不再只是“资源”，而是一种创造，这种创造的动力不可能来自这个传统资源本身，而只能是来自于当代改变了的现实生活；而这种现实生活的改变则主要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所导致的。所以，“以自己传统的精神资源作为根基，来嫁接西方文化”这种想法只是置身于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之外的一种知识分子或士大夫的设计和策略。但只要我们投身于这个发展进程之中，我们便会发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不是搞什么人为的“嫁接”，而是努力理解西方文化的真谛，探讨西方精神在现代化中所起的作用，并以此为标准来批判传统文化中那些不适应现实生活的、过时了的诸多要素。只有这种批判，才真正是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林毓生语）。最终的结果也许是中西文化“嫁接”的一个杂交品种，但这不是目的，而是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