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起源新论：从哲学的角度看

一、人猿之别：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

哪怕是在达尔文之前，人和动物在形态学上的本质区别也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作出了种种假设。像黑格尔在他的《精神现象学》里也提到了，人类的形态特点表现为一个是能说话的口，一个是能劳动的手，或者再加上能直立的腿，但这种器官上的特点是怎么形成的，他并没有能够阐明。阐明这个问题只是在达尔文的时代，比较经典的说法是恩格斯提出来的，他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人通过制造和使用工具，而形成了人跟猿的根本区别：例如灵活而万能的手就是这样形成的。至于人为什么能够直立行走，他的解释是，早期的猿，由于气候的变化，森林消失变成了草原，所以被迫不得不从树上下来，下到平地；下到平地以后，由于平地的不同环境影响作用，他们就学会了直立行走，直立行走就把前肢、把手解放出来了。手形成以后，通过这个制造工具，手就变得越来越灵活了，这就是恩格斯的解释。首先是解放前肢，前肢本来是用来爬树的，也是用来帮助奔跑的，而现在前肢可以自由地用来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了。所以他提出来，“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人是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他的原话不一定是这样说的，但是后人总结出了这个意思。

人的本质，我们给他下个定义，如果要从他的起源来说的话，通常认为，人就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人，自从他制造第一件工具起，并且在使用这个工具之后，他就跟猿区别开来了，就是一个人了。这个定义是一个“属加最近的种差”的本质定义，其他那些定义，比如说人是社会的动物，马克思说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以及有些人仍然坚持人的语言本性，像卡西尔说“人是符号的动物”，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在后来添加上去的定义，它们着眼于比较贴近的种差，但还不是最近的种差，只有制造和使用工具才是最近的种差。很长时期，恩格斯的这样一个定义被视为金科玉律，似乎可以解释一切，于是成为了人们的一个共识。现在如果要讲人与猿的区别，那显然就是制造和使用工具。有人做过实验，把一个猴子抓来，看他是不是会使用工具，把它关在一个大房子里头，顶上挂个香蕉，是猴子够不到的，然后放个箱子，站在箱子上还是够不到，然后再放根棍子进去。有的猴子就毫无办法，但是其中有一个猴子灵机一动，操起棍子把那个香蕉给够下来了，这就是使用工具。但是人还能够制造工具。你把猴子关起来，给它各种材料，好像也没有看到它会制造工具。这就是人和猴子的区别了，这一点似乎已成定论。

但是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英国有一个动物学家叫珍妮·古道尔，她通过对非洲黑猩猩的长期观察，几十年住在黑猩猩的群体边上，每天都跟它们在一起，进行调查。她发现黑猩猩居然也有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这个例子就是黑猩猩想吃到白蚂蚁，非洲草原上白蚁的窝到处都是，是白蚁用泥和唾液造成的很坚硬的窝，白蚁的蛋白质非常丰富。那么怎么样才能吃到白蚂蚁呢？珍妮发现有一只黑猩猩掰了一根树枝，把它的叶子去掉，制造成一根很实用的“钓竿”，然后伸到白蚁洞里去，那些白蚁就认为是大敌入侵，纷纷来咬树枝。黑猩猩从洞里把树枝抽出来，上面满是蚂蚁，于是黑猩猩把树枝放到口里顺着一过，吃到了一口蚂蚁，然后又放回到洞里面去，接着又抽出来，再吃一口，这样交替着来。这是一只比较老的黑猩猩，其他年轻的黑猩猩都围着在看，然后都学它的样，这个群体的黑猩猩都学会了这种技巧。珍妮·古道尔把这个过程拍成了纪录片，并且写成论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一发表出来就引起了轰动。这至少说明了，黑猩猩也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你说它不会制造工具，它掰一根树枝，从一根树枝上面把多余的叶子去掉，它就是在制造工具，你也许嫌它的工具太简单，这没有关系，再怎么简单它也是在有意识有目的地改造自然物，它有很明确的目的，就是要把它用作工具，来钓蚂蚁。现在我们能不能说黑猩猩也是人呢？不能说它是人，它是猿，顶多是类人猿。这件事情引起了学术界很大的震动，现在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到底是什么，人们都陷入到了困惑之中。很长时间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没有悬念了，大家都认为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就是，人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而其他动物不能，但现在这样说不行了。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连珍妮·古道尔自己也感到茫然了，既然不能承认黑猩猩也是人，那么总得找一点理由来把它和人加以区别，来证明人和黑猩猩虽然都制造和使用工具，但两种制造和使用工具还是不一样的。珍妮·古道尔找到的解决办法是，认为人的制造工具是双重的，二次方的，即不但能够制造工具，而且能够用他制造的工具再去制造另外一件工具。比如说，我制造一个石斧，我再用这个石斧砍一根树枝来，把它砍削成大棒，石斧就是“制造工具的工具”。这就是人和黑猩猩的区别，人能够制造工具的工具，而黑猩猩则只能制造简单的工具。这个区别从现在看，也还可以，但是呢，解释有点复杂，这样解释从类人猿到早期人类的过渡，这个中间跨越的幅度太大，不太自然。要想到先制造一件工具，为的是制造另一件工具，这个恐怕只能是成为人以后很久的事，需要很大的想像力和远见。人要能够做到这一点，还有一些必要的前提需要准备好。其实我倒是觉得，可以不必讲得这么复杂，我们只要对人类的制造和使用工具的整个过程进行一番哲学的思考，我们就可以形成一种更加单纯的假设。

这个假设是我提出来的。我认为，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与黑猩猩制造和使用工具有一个明显不同的地方，如果从整个过程来看的话，人类在制造和使用工具完了以后，他不是简单地就把这个工具扔掉了，像黑猩猩那样，用完了就撂一边不管，然后下一次碰到类似情况，再去找材料来制造工具，临时去制造。但人类不是，他用完了工具以后，就带在身边备用。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区别，人们都没有注意到。所以，我把人的本质定义重新拟定了一下，归结到一个定义———原来那个定义也没有错，但是有缺陷，不够完整，还需要补充，补充以后就是我的定义：人是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动物。

我的定义与旧定义的区别就在于增加了“携带工具”，看起来区别不大，其实已经有了本质的飞跃。“携带工具”为什么这么重要？这只有运用哲学思维才能阐明。从哲学的眼光看，携带工具表明：人类已经把某些自然物看作他自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而他与自然界之间已经产生了一个“中介”，这个中介既是自然物，同时也是他自己的身体部分，这个部分是他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他为什么要把他制造的工具带在身边？因为在他眼里，工具已经成了他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黑猩猩只是暂时利用一下自然物，利用完了就把它交还给自然界，猿和自然界还是相陌生、相外在的，工具是为了特定的目的制造出来，一次性地用完就扔掉了，下次再去找、去制造。所以黑猩猩在自然界中虽然已经爆发出某种创造性的灵感，能够在某个当下瞬间改造自然界，让它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但这种能动性还只是偶尔闪现的、机会主义的，还没有固化为它自身的一种日常的功能，它所制造的工具也还只是受到过自己影响的自然物，而没有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但人和自然的关系在人所制造的工具上面已经有了本质性的变化，因为在他心目中这样一个自然物已经成了人的“延长的手”。我们有时候也说，猴子用棍子够到天花板上的香蕉，是它把自己的手“延长”了，但那是我们代猴子所做的解释，猴子自己并没有感觉到棍子是它的“延长的手”，否则它不会拿到香蕉后就把棍子扔了。人们有时候也讲到了工具是人类延长的手，但是人们没有去想这里面的哲学意义，而是把这种现象轻轻放过了，以至于人们在定义人的本质时完全没有把这点考虑进去。但人是真的把工具看作自己延长的手了，而且还不光是延长的手，还是比自己的手更加厉害、更起作用的手。比如石头工具能够使你的手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攻无不克，动物有爪牙，我有石头，比动物的爪牙更结实，我有锋利的石头，是我自己打造出来的，比猛兽更厉害。我有棍棒，使动物攻击不到我，我却可以攻击到它。

所以说自然物，比如说石斧啊、棍棒啊···这些延长的手，都成了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肢体，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肢体不是天生的，它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人的一部分身体。所以人对他制造出来的工具是非常爱惜的，决不会由于嫌它太累赘而把它扔掉。例如他制造出一把石斧，也许他花了一年时间，好不容易才把它打造得那么锋利，他怎么能舍得把它扔掉呢？也许最开始制造出来的工具太简单，像黑猩猩的那根棍子，扔掉了不是很可惜，再找一根也很容易；但随着工具制造的复杂度加大，时间加长，再就是有些材料很稀少很珍贵，如水晶石，所以人必须像带着他的宝贝一样带着它，像带着自己身体一部分一样带在身边，就像自己的手一样。你不可能把自己的手扔掉，那你也不可能把自己的工具扔掉。在许多原始人那里，工具甚至是人死了以后还要陪伴在他身边，要和他埋葬在一起的。所以我这里提出来，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是人和猿的根本性的区别。当然还有“保存”工具，你把工具带在身边，你就已经在保存它了，但是携带工具和保存工具性质上还有所不同，携带是更根本的，保存则可以是保存在另一个地方，不一定带在自己身上，因此它不一定表达了人和自然的那种不能相互分离的关系或中介关系。国内其实有人已经意识到保存工具也是人和黑猩猩的区别，但却没有追溯到携带工具，而且没有把这种要素添加到人的本质定义中去。人们之所以没有能够迈出这最关键性的一步，我认为主要是由于没有能够从哲学的眼光来分析这种经验现象，没有抓住这个现象里面的本质结构，也就是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结构。

由上述本质定义中，我们还可以继续推出其他的次级定义，首先就是人的手脚分化和直立行走。我认为，甚至于人的手脚的分化和人的直立行走都是与携带工具直接相关的。人类为什么能够直立行走？就是因为直立行走可以腾出手来携带工具，使他具有了各种生存优势。我看到网上说，最近有几个英国科学家提出假设，认为原始人的手之所以解放出来，是为了可以拿更多的食物，那些可以带走更多食物的种群活下来了，那些没有这种习惯的种群就灭绝了。我想他们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怎么这么不开窍呢？说人为了要拿更多的食物，所以才把手解放出来，所以人就学会了直立行走，那何不更推进一步呢？说是要拿食物，你还不如说要拿工具更合理啊！食物多到吃不完，要靠手拿，这种情况是很偶然的现象，不是经常性的；但工具可是每天都要携带的啊。但这些英国科学家没有想到这一点，没有提出想要用手拿自己所制造出来的工具。工具比面前的这些食物更重要，因为它是你安身立命的家伙，而食物呢，有时多就多拿，当然是尽可能的把手腾出来，但是没有食物的时候呢？没有食物的时候你拿什么呢？如果不需要拿工具的话，没有食物的时候，你还是四脚着地的好啊，你还是要爬行啊，这怎么能够形成日常的习惯呢？可见这个解释是说不通的。我认为仅仅只是由于随时要携带工具，工具不能离手，所以经过长时间的进化，人的手才能真正的分化出来，否则的话，手不用了还是会在地下爬，或者是用来爬树。即使周围没有树，手还是闲不下来，因为与其让它空着，不如让它帮助奔跑，四条腿跑肯定比两条腿跑得快。我们今天可以试试，一只小狗它也能跑过你，我们肯定赶不上它。当然如果遇到一棵树，那么空着手也有利于爬树，这也是一个优势，再加上四条腿可以跑得更快这个优势，这都不会让早期人类的手单独分化出来。所以说，仅仅只是由于要携带工具，人类才会不得不把前面两个优势都牺牲掉了。手拿工具，手拿石斧，手拿棍棒，无论是对于追逐猎物还是抵御猛兽，都足以抵偿他的奔跑速度和爬树功能的损失，所以长此以往，人就直立行走了。制造工具并不像恩格斯说的那样，是以人的直立行走为前提、以手脚分化为条件的，比如说黑猩猩，它并没有直立行走，在奔跑的时候还是四脚着地，但黑猩猩已经能够制造工具了。所以并不是先要会直立行走、腾出手来，才能制造工具。黑猩猩虽然有时也可以直立，熊或其他有些动物也可以，但是在奔跑时肯定都是四脚着地的，而不像人手持工具两足奔跑。同样，直立行走也不是使用工具的前提，海獭用石头砸开贝壳，就是躺在水面上在自己的肚子上进行的。反过来说，单是制造和使用工具，也不会导致直立行走，如果不是为了要携带工具，人是不会直立行走的。而人一旦直立行走，他的前肢是不会退化的，也正是因为他要用来携带工具，所以他的手呢，在直立行走中，他是派有用场的。有时候，工具很沉，石头做的工具拿着是很费体力的，所以他的手呢，就不会退化。其他的凡是两足动物，前肢一般来说都是处于退化的状态，比如说霸王龙，比如说袋鼠，袋鼠的前肢就在退化，凡是两足行走的动物，它的前肢都是呈现退化的倾向。而人类不同，人类的前肢和后肢，手和脚，在分化以后，仍然是呈齐头并进的进化趋势，十分匀称。所以，直立行走不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前提，而是携带工具的后果，由于携带工具，所以人能够直立行走，就是这个关系。由此可见，在人类起源的问题上，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进展。

目前国际人类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人类起源于三百多万年以前东非埃塞俄比亚的南方古猿。1974年在埃塞俄比亚发现了露西化石，露西是一具南方古猿的女性骸骨，考古学家起名为“露西”，有二十来岁。发现这个化石以后，研究证明她已经能够直立行走，是界于猿和人之间的环节。所以我们今天的人类全部要追溯到人类的这样一个始祖，我们把它称之为“夏娃”，那就是当年的夏娃———露西，它能够直立行走。有的科学家根据她的骸骨化石，画出了复原图，但是所有这些图都画得她两手空空，并且加上这样的解说，说人类之所以直立，是为了在大草原上视力更加开阔。这是一种对于人类直立的原因的更为流行的说法，说人之所以直立行走是由于地球气候变得干旱，原先栖息的树林消失了，变成了草原，草原上没有树，人不能在猛兽来了时及时爬到树上躲避，所以必须在天敌还没有靠近自己、还在很远处的时候就发现它，这就需要站立起来扩大自己的视野，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站立的习惯，因此就把手腾出来做别的事了。恩格斯当年就采用了这种说法。但是这种解释也是经不起推敲的。为了视野开阔？他们不会需要一天到晚视野开阔，他们可以派一两个人站在高处警戒，其他人就可以埋头找食物、挖草根，干自己的活。说他们为了视野开阔，一天到晚站在那里，这是说不过去的。比如说，非洲有些动物，像猫鼬，它们派一只猫鼬站在高处，去观察天上的飞禽、远处的猛兽，一旦发现有异常情况，它就报警，其他同伴一下子就撤离，钻到洞里去了。不光是猫鼬，还有其他的一些动物都是这样，凡是群居的动物，如羚羊，也都是有负责警戒的，其他的都低头吃草，接到报警就奔逃，这样更节省安全成本。所以为了视野开阔，人类也不必要固定一个直立行走的姿态。后来在露西发掘地点的附近，又出土了与此同时代的、甚至更早的石质工具，还有带有被石器砍砸痕迹的动物骨骼，证明当时的人类已经开始使用工具了。当然在这个露西的旁边没有发现工具，但是这可以解释为，也许她当时使用的不是石器，而是棍棒什么的，年代久远烂掉了。但是既然她能够直立，她的手又没有退化，我们就可以合理地设想她手中应该是握有某种工具的，设想她已经处在一个能够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阶段。我感觉要是我来画露西，或者拍一部关于露西的科教片，我就会在她的手里放一件工具，否则的话，她就还只是猿，而不是人类的始祖。

在上个世纪末出现了大量的野人报道，现在还有，经常有哪里又发现了野人，甚至还有拍成录像的消息。但是用我这个观点来分析呢，可以说都是假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目击者报告说，看见一个野人手持工具在那里行走，没有一个是手持工具的。有一个最新奇的视频是，有一个两米多的野人，大脚怪，甩开膀子走到树林里去了，中间还回头看了一眼。这是一个美国的摄影师、著名的帕特森，一个电影导演拍的，据说他是在森林里面所遇到的。当时我看了，我就说，他甩开两个膀子走到森林里面去了，他那两个胳膊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我看就是没有用的，他两个胳膊那么粗壮，它们不会退化吗？要么他就用来爬树，要么他就用来奔跑，这并不妨碍他的前肢也可以用来御敌或攻击，就像其他猛兽那样。他两条腿在那里直立着走路，两个膀子在那里甩来甩去的，那两个膀子空着是没有用的，他还要保留着那么粗的两个膀子，不用来走路，这不是浪费吗？如果你手里面给他放一根棍子，那就好说了，他留着两个膀子是用来拿工具和使用工具的。生物学里面任何东西都要解释，解释它的合目的性，那么这两只手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合目的性，我们看不出来。

这就是人类的起源问题，我在这里特意把这个问题强调了一下，因为这是最重要的，携带工具是人跟猿类相区分的一个最重要的界限。携带工具有重要意义，这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而是根据现有考古的实证资料，加上最简单的想象而推出来的。这种想象比珍妮·古道尔的想象要简单得多，不需要增加任何假设，不需要设定人类更复杂更高级的思维能力，而是在黑猩猩已经达到的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水平上，将这种制造和使用加以时间上的延续，就是携带工具，就成了。然而这种时间延续肯定有它的哲学性，就连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最后也要落实到这上面来，就是使人的工具成为了人和世界的恒常的中介，形成了新型的关系模式、“此在”的模式。

二、语言的起源：符号模式

谈到人类的起源，除了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之外，还要谈到一个问题，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人是能说话（logos）的动物”。恩格斯也说，首先是劳动，然后是劳动和语言一起，使猿变成了人，这是人猿之间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如何来解释人的语言的产生？人为什么那么聪明，能够发明语言？这个单从大脑的发育或意识的飞跃是解释不了的，显得颇为神秘。但是，如果我们从哲学上看，把上面所设定的人和自然的中介性模式加以扩展，从一种客观的行为模式扩展为一种思维模式和语言模式，并且在人的行为和思想的互动中考察这些模式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这里我们可以借用现代心理学的一些新的理论，如结构主义、格式塔心理学，还有功能主义和控制论等等，来提高我们的思维层次。

首先我们从哲学上来看，携带工具这件事表明，人类已经能把间接性的东西变成一种直接性的东西。间接性的东西就是我运用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那是间接性的目的和目标，通过这个手段来实现那个目标。由于我着眼于那个目标，但又不能直接达到它，而必须采用工具，所以那个目标是间接的。而这个工具就是促成那个目标实现的中介，我用这个工具不是着眼于这个工具本身，而是要用这个工具来达到别的东西。但是我手里面拿的这个东西是直接性的，我直接抓住它，使用着它。但在黑猩猩那里还没有意识到这种直接性，它仍然把这种工具看作还是一种间接性的自然物，是它临时需要一下但本质上并不需要的东西，它不过是把两件间接性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然后从中留下了它所想要的，而把另一个用完就抛弃了。而人就不同，人意识到这个本来也是间接性的东西现在成了我的直接性，是我自己把它变成了直接性，所以我要把这个工具保存在我身边，好像它是直接长在我身上的。当然其实它也不是我的身体，而是在我外面的间接性的自然物，例如它要是被损坏了，它不会感到痛，也不能像我的手一样自行修复、长好，但我仍然把它像用自己的手那样来直接支配和使用，这就使直接的东西和间接的东西成为了一个东西，或者说通过工具，我就把直接性和间接性打通了，把我和我之外的自然界打通了。我之所以要保留那个工具在身边，其实是为了达到和自然界相通的目的，所以这表明了人类已经把间接性的东西纳入到了直接性的东西，统摄进了直接性的东西。直接性的东西已经在我手里面，已经抓在手里面了，我用这些工具去作用于别的东西，不仅仅是这一次作用，而且可以多次使用，这就叫做“以不变应万变”、“以一当十”，遇到任何情况我都可以用这件工具去对付。这里面就有一种行为模式，这种模式广义地来说，叫做“符号”。

什么是符号？一般来说，符号就是那种既是间接性又是直接性的东西。它是一个直接性和间接性的统一体。在这种统一体中，直接的东西就是呈现在面前的东西，间接的东西就是隐藏在后面的东西；而呈现在面前的东西是确定的，隐藏在背后的东西则是不确定的；或者说，呈现出来的是“一”，而在后面有待于被带出来的则是“多”。按照这种模式，工具就是一，而工具所能够达到的这个那个目的就是多，所以工具作为符号，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以不变应万变、以一当十的那种具有概括性的东西，或者那种“纲举目张”的东西。纲就是一种普遍性的共相，是抽象和简化了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它才可以以一当十、以不变应万变。原始的工具几乎是万能的，一把石斧，我可以用它干各种事情，可以用来打猎、砍树、割草、挖掘植物的块根、切碎食物、抵抗猛兽等等。我把它随时带在身边，是因为它的用处太多，更因为这个共相、这个工具并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得到的，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制造出来的。如果随时都能找到，并且三下两下就可以制造出来，就像黑猩猩掰一根树枝去钓白蚁那样，那这根树枝还不足以成为一个共相，它还只能是一个因地制宜的殊相。当然，在东非草原上，到处都有灌木丛和树枝，但是万一到了一个没有树枝的地方呢？全是红土和岩石呢？那你就需要把一根树枝带在身边，带着就可以到处漫游，不受局限了。这就是原始人所考虑到的问题。工具不是随时随地都能够找到的，你不带着怎么行啊，必须要带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能够进行这样的思考，表明原始人类已经具有这样一种抽象思维能力了，他的工具已经脱离了具体的这一次现实的运用场景，而能够考虑到无数可能的场景了。而且这样思考也很实在，绝对不会白花力气，虽然目前看起来带着这种东西没有用，还要花上多余的力气，但是这是值得的，带上会有用的。

但“符号”这个词本来的意思，是相符合的记号，“符”字本身就是记号的意思，中国古时候的兵符，叫“虎符”，是用来调兵遣将的。一块虎形的铜制品剖成两半，主帅和将军各执一半，主帅的传令兵要传达命令，必须带上虎符，与将军手中的那一半合上了才有效。西文的symbol这个词也有类似的意思，本意是“陶片”，是说古罗马人招待朋友，两人谈得投机，分手时发誓永做朋友，就举行一个仪式，当场摔破一个陶罐，双方各执一片，即使几十年后，或者双方的后代，只要拿着这块陶片到对方家里，对上了，就会受到盛情款待。当然这种“符合”不仅仅是指两样东西相吻合，而是指它们所代表的含义与这个符号相合，两块陶片或两半虎符合上了，就意味着想要传达的意思合上了，所以西文中这个词又有“象征”的意思。虎符是权力的象征，陶片是友谊的象征，一个有形的符号象征着很多无形的东西，意义大于形式。现在，工具在人类这里就具有了这样一种象征性，它不光是拿在手里的这件东西，而是象征着其他的东西。一个是对大自然的权力，人类可以借此向自然界发号施令；再一个，它传达着人与大自然的友谊，有了这个符号，大自然不再是陌生的、可怕的，而且也是亲切的，是人类的老朋友。工具本身就是自然物，既然我可以把它当作自己的一部分，像马克思和黑格尔说的，当作自己“无机的身体”，那么由它所控制的其他自然物也将一个个成为我的无机身体，最终，甚至整个自然界也会在原则上被看作是我自己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所以，工具在这里具有一种符号结构，它象征着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

注意马克思讲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这表明人与自然界的统一关系一旦发生，就不仅仅是人的肉体与自然物的关系，而且是精神和自然的关系，就是说，这种关系中的一方是人的精神。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这种关系使人具有了“精神”，或者说，人的精神就是在这种关系中形成起来的。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悖论，但也正说明人的精神的发生是一个历史的渐进过程，最开始的精神是朦胧的、沉默的，并不伴随着语言。当然不排除有表情语言和肢体语言，特别是手势语言，但还没有分音节的口头语言、言语。最初的猿人与黑猩猩一样，他的口腔和喉部结构很不适合于发出清晰的音节，只能发元音，就是嚎叫，而不会用辅音分出一个个音节。人类从能够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以来，要形成能够说话的一套发声器官，人类学家估计至少经过了一、两百万年，有的甚至认为人能够清晰地说话还是最近十几万年的事。但人的行为则早就具有了“精神”的特点，也就是有意识、有目的甚至深思熟虑的特点。携带工具表明他已经具有了抽象能力，并且养成了携带工具的习惯，在他的大脑皮层上面就开始形成了这样一种抽象思维的心理能力，而这个时候还没有真正的语言。不过即使还没有产生真正的语言，人的心理已经具备了产生语言的一切必要条件，这就是在人的行为中形成了那种符号模式，或者说，人的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符号活动。

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所提出的儿童心理发展理论可以作为这里的参考。皮亚杰认为，儿童心理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地与外界互动的过程，在2岁以前称之为“感知运动阶段”，形成了一定的“感知运动图式”，也就是运动和知觉之间的某种协调模式。而到了第二个阶段即2——6岁的“前运算阶段”则是语言形成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各种感知运动图式开始内化，成为表象或形象图式。这个阶段出现了语言，标志着婴儿期的结束。儿童开始用表象和语言描述外部世界和不在当前的事物，并用语言开始与人交际。”可以说，原始人类在产生语言之前，就相当于人类的婴儿期，他通过携带工具所掌握的运用符号的能力就是这个时期形成的“感知运动图式”，而语言则是这种图式或行为模式在人的心理中“内化”的产物，也就是由外部行为内化为心理模式，再由这种心理模式外化、表达为语言。所以携带工具和掌握语言这两种外部现象是出自于同一种心理模式，而这种心理模式首先是由携带工具形成起来的。通过分析其结构模式可以看出，人的携带工具和运用语言这两种能力是同一级别和同一类型的能力，也就是运用符号的能力。所以德国哲学人类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给人下了这样一个的定义：“人是制造和使用符号的动物”。他的这个“符号”就包括工具，制造和使用工具，当然也包括制造和使用语言。他没有提及携带工具，不过他这个定义既然把工具看作一种符号，也就包含有这个符号是常设常备的意思，因为符号是以不变应万变的，它的内容可以像流水一样流过了，但它本身作为形式却一直不动。所以他这个定义和一般说人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是不一样的，排除了那种“用过就丢掉”的意思，因为丢掉了就不成其为符号了，就只是符号所要表达的东西了，———因此它隐秘地包含有我说的“携带工具”的意思。但这个定义同时又有人是语言的动物的意思，因为语言同样也是符号。我们说的语言都是符号，每一个词、每一个发音从我们嘴里说出来，都具有符号的性质，都是代表某种含义，但除了某些像声词和感叹词之外，又不是直接显示出含义，因为同一个含义、同一个所指对象，在不同民族的语言中的发音是不同的。而在同一种语言中，某种发音、某种符号意指着什么，那是相对固定的，约定俗成了的，都代表某种共相、普遍的概念。

现在我们来考察语言。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动物也有“语言”。首先动物有“肢体语言”，比如说动物它有表情、姿态等，高等灵长类动物都有肢体语言，还有各种不同含义的发声，呼叫，用于求爱、报警、威胁、宣示领地或者招呼同伴等等。这些都是“语言”，但是都不是真正的语言。为什么呢？它们不能用来讲述。这些打引号的“语言”能够用来进行某些联系和交往，能够用来命令、祈求、警告、威胁等等，但它们都只是些信号或者记号，而不是符号。符号和记号、信号是不一样的，真正的语言应该是符号，符号是可以用来讲述，或者如皮亚杰说的，用来计算和操作的。黑猩猩和那些动物所发出的那些都是信号或者是记号，是直接的表示和发泄，而不是间接的操作和计算。真正的语言是符号，是一种象征，就是它必须要从直接性进入到间接性，并把间接性包容进直接性中，两者“相符”，词和意义、能指和所指既有区别，同时又有内在的联系，但这个联系又不是直接的。也就是它不是单纯指面前的这个对象，而是从那个对象回到自身，使语词自身作为象征有它的相对独立性。一个词可以有它自己的意味，但这个意味不一定在跟前，当我说那个词的时候不必指着一个东西来表示我说的意思，而是像皮亚杰说的，用表象和语言描述外部世界和不在当前的事物，所以可以当作一件本身好玩的事情来操作，这才是真正的语言。我用一个象征、一个符号去代表一个对象，我给它“命名”，然后我可以用这个简化了的符号、这个“名”在人与人之间相互约定、相互交流，这就是讲述。这个“名”就是一种公共的符号，我们可以用它在人与人之间沟通，我们要讲述的对象可能不在这里，但是我们运用这些符号，我们可以交流对它的想法。这就是符号和记号、信号的区别。

比如说动物在天敌或者猛兽来袭的时候，就发出声音来报警，有的动物可能比较精，不同的敌人就发出不同的信号；但是它们不会在猛兽没有来的时候用这种声音来“谈论”猛兽，只有人可以这样做。所以动物用不同的声音代表不同的猛兽来发警报，这个还不叫做命名，只有人才以某种声音来给某种动物命名，因为人不仅仅是在遇到威胁的时候用这种声音来报警，而且在没有危险的时候，我们用这些声音来谈论这些动物，来交换我们对它们的看法。比如我们可以来谈论狮子，这个你遇到过，我也遇到过，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符号来命名它，然后来传达对它的感情、恐惧或者崇敬以及对付它的办法。或者我们有什么目标，我们下一次要打一头野牛，那我们就要交谈，要统一目标，制定计划，分好工，这些都需要进行符号操作，光是默契是不够的。再或者，我们打到了野牛，吃饱喝足了，有了剩余精力，只是为了好玩，只是为了娱乐，当然其实也是为了把积累的经验传递给大家，留下深刻的记忆，我们开始庆祝成功，重复表演这次狩猎的过程，并谈论这次冒险经历。这时候语言就不是一种单纯的发声和嚎叫了，而是articulation，也就是各种声音单元的有规律的连接，这就是分音节的语言。你不能是一个发声只代表一个警告，而必须要接下来，要和别的发声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句子，形成一个“命题”。动物的发声就表示警告、威胁或是别的直接的意思；但是真正的语言应该形成命题，这就是命题语言，命题语言才是真正的语言。什么叫命题语言？命题语言的标准形式，就是要有一个系词，作为联系纽带，把主词和谓词联系在一起，来构成一个句子。比如说“这是…”，“thisis…”，这里有一个“是”字，后面可以安上任何词，这是最简单的命题语言，最初用于命名。小孩子学语言就是这样，我们告诉他，“这是爸爸”，“那是妈妈”，然后要他“叫爸爸”、“叫妈妈”，“叫”就是和他约定一个命名。最简单的命题语言就是这样的，不是为了向同伴们通报威胁，而是想和别人交流、商讨。当然，不是任何命题语言都是这么标准的，它可以是名词加任何动词，也可以在某种语境下，或者配合以某种手势，单独一个词就表示一个命题。比如说，我向同伴们大喊一声：“狮子！”，意思是：狮子来了！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把狮子赶走了，赶走以后，我们聚在一起，我说：“那是狮子。”这就是用命题语言和大家约定，我们以后就把这样一个名字安到这样一个动物的头上。所以不一定要用“是”字来联系一个句子，像中国古代常常是这样表达：“此乃狮子也”，孔子说“人者仁也”，谭嗣同说“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原始人更简单，往往用一个单声词来代表一句话，就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子说一个“椅”字，有可能是表达“给我椅子”或“让我坐椅子”等等。但这都是语言初创时的情况，说话者心目中已经有命题语言的意思了，但还没有学会表达，比如我们假设问他：“你要的是这把椅子吗？”他会点头。所以他说的意思可以转换成标准命题语言的形式：“我要的是这把椅子。”

有了命题语言，大家的交流就变得随时随地的了，就变成普遍的了。比如说一群黑猩猩在一起休息的时候就没有什么语言交流，顶多就是互相梳理毛发，它们没有什么可谈的，只会是一片安静。有时候，一只黑猩猩要向另一只黑猩猩讨一点吃的，它也不会说，而只会可怜巴巴地伸一只手过去。而原始人在一起呢？他们就会喧哗，不断地说话，不断地做表情，不断地做动作，在篝火跟前，不断地讲述他们的故事。你看看他们的孩子，一出生就哇哇大叫，也不怕把猛兽吸引过来。为什么在所有的生物里面，在所有动物的新生儿中，就只有人类的孩子一生出来就哇哇大叫呢？康德曾经提出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他把这种情况解释为孩子对自己的无能和受到强制表示“愤慨”，体现了人追求“自由”的天生本能。这当然是瞎猜了，他主要想以此来证明“天赋人权”。但也有一点道理，就是人类的孩子生出来就大声哭叫，表明他在要求声音上的交流，要求亲人的语音上的关爱和抚慰，这是人类的孩子跟黑猩猩和其他动物的幼儿不一样的。人类的孩子是要求语言交往的，所以他要用声音来宣告他的到来，这是在人类的遗传基因里面进化出来的一种先天机制。在人类的基因里面已经有了语言的基础，人生来就是要说话的。其他动物分娩的时候都是静悄悄的，千方百计设法隐蔽起来，因为怕天敌发现。人类当然也怕天敌，但是人类的天敌已经比较少了，他们的语言交往的需要迫使他们在先天结构上必须准备好说话的身体机制。所以亚里士多德说，人是能说话的动物。海德格尔也说，语言是存在的家。

可见，人和猿的区别，一个是工具的问题，是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而且，我特别强调了携带工具的重要意义；再一个呢，讲到了语言。那么我们可以总起来考察一下。就是说，携带工具和使用语言这两者，它们具有一种同构性，都具有一种符号结构。携带工具是一种符号性的感知运动图式，它内化为人的心理思维模式；语言也是一种符号结构，它由人的这种心理思维模式外化而来。那么，携带工具这种符号模式有什么特点呢？它是人与自然界交流的媒介，我们通过自己携带工具而和大自然打交道，来征服大自然，来利用大自然，来亲近大自然，使大自然成为自己无机的身体。而语言符号模式有什么特点呢？它是人与人交流的媒介，我们通过语言而和他人打交道，来支配他人，来和他人共同合作，来使他人和自己构成一个和谐的社会，成为一体。两者都起到了媒介的作用，一个是人与自然的媒介，一个是人与人的媒介。媒介的作用也就是符号的作用，它们都是人的符号，都是用一个直接的东西，去支配无数的间接东西。我们讲符号有这样一种作用，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一个符号去代表很多很多的意思，我们不要讲那么多，只要抓住一个关键性的要点，把它提出来，就可以把所有的内容都概括到里面。当我们把这样一种符号结构内化于心理中时，它就是概念的抽象作用，也就是理性。我们可以用一个概念概括很多很多具体的事例，或者从很多事例中抽象出一个共同的概念，这就是理性的功能。

例如说，人类的携带工具，以及语言的形成，都表明人类具有了一定的概念抽象能力。你的思维方式达到了一定的抽象水平，你才能够携带工具，你才能够创造和使用语言，你才能够形成命题和给事物命名。这种抽象作用使得动物的心理活动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一个质的飞跃。我们说，动物，特别是高等动物，它也有心理活动，心理学家除了研究人的心理活动以外，还研究动物心理。那么，如果动物的心理活动有了这样一种抽象作用，我们就称之为意识。动物，我们在类比的意义上来讲，它也有“意识”，比方说它“意识”到它的对象；但是严格来讲，它是不具备意识的。因为意识需要用语言来作为它的载体，只有表现为一种语言、一种概念、一种共相，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我们才能把它称之为意识。早期原始人类当他还没有产生语言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产生出语言的心理结构，只是生理上、发声器官上还跟不上，还不配套，只能有各种肢体语言和手势语，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意识是朦胧的，他的概念是模糊的，还没有摆脱表象的含混性。清晰的意识是伴随着语言即口头言语而产生的，最早的一种，我们称之为“类意识”。什么叫类意识？类意识就是一种共相，把我们讲同一种语言的人视为都是同类。动物种群虽然也聚集为一类，但是靠本能，而不是靠类意识；所以动物有类而无类意识，因为它们缺乏形成类意识的语言媒介。原始人一旦有了语言，就有了类意识，就是把他们能用语言交流的一些人，认同为同类，其他的呢，就是禽兽，就不是一类的了。类意识使人类的聚合不再凭单纯的生殖，也不再凭借武力，而是凭借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普遍媒介，即共同的语言；他们的群体由此就不再是偶然的聚集，而是有规范、有礼俗、有等级和道德秩序的，这就是荀子所讲的“有辨”、“有分”，也是亚里士多德讲的“人是政治的动物”。当然，真正要能成为“政治的动物”，除了语言之外，还要有文字。没有文字，人类虽然已经有“文化”，但还没有“文明”。这就是进一步讨论的话题了。

人类最先产生的意识就是类意识。类意识表明人是不可能孤独地存在的，私人语言是不可能的，没有一种语言是自己独自使用的。你可以说个人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有一种独特的情绪，但是语言不可能是私人的，语言是公共的。语言再独特，也是要说出来给别人听的，而且是能够说出来让别人懂的，否则就不叫语言。这就和人不可能孤独地存在是一个道理，人在社会交往中才能形成自己的本质，是通过与他人打交道来给自己定位的。当然，与他人打交道和与自然界打交道是交织在一起的，人们首先通过携带工具来和自然界打交道，工具就是人和自然界的媒介；但是工具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或延长的手，实际上也是可以传承给别人的，比方说我的手是不可以借给你用的，但是我的工具可以借给你用，甚至送给你。把自己用得顺手的工具送给另外一个人，这只有具备强烈的类意识的人才能做得到，因为他不但把这工具看作自己个人延长的手，而且看作整个部落、整个类的延长的手，说明他把自己看作和整个类是一体的。当然，做到这一点的前提，一个是携带工具的习惯，有携带才有保存，有保存才有传承；另一个就是语言的形成和传承，它导致类意识的形成。语言也是可以传承和必须传承的，因为语言是社会的，这个社会性不但表现在同一代人之间，而且表现在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之间，代代相传。人们通过传承工具和传承语言，实现了他们的社会性。我们世世代代处在同一个社会中，在社会中生活，这才体现了人与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动物也有一种群体，如牛群、马群，还有黑猩猩群体，但是动物却没有一种语言，也不能够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当然也不能够传承工具和语言。只有通过这两个要素，一个是对工具的制造与传承，一个是对语言的使用和传承，这才能体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性。所以马克思讲，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人的本质不是他个人固有的抽象物，你把一个人孤立出来，去考察他的本质，那是考察不到的，那是抽象的，没有内容的，人的所有的本质都取决于他在社会关系中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和他人是一种什么关系。这里马克思强调是“在其现实性上”，不是空谈的，那就要看他在社会上是如何生活的，在历史中又是如何传承的。我们由此就进入到下一个话题：历史的起源。

三、历史的起源

人类的社会关系一开始体现出来就是一种历史关系，也就是一种时间关系。不论是携带工具也好，分音节的语言也好，都体现为一种在时间中不同要素之间关系的连续性。我们通常讲“社会历史”，社会是从空间上讲的，历史是从时间上讲的，好像这两者是可以分开讲的。但其实社会的就是历史的，历史上的也肯定是社会中的。

首先我们看历史的概念，它有双重含义。通常来说动物是没有历史的只有人才有历史。当然人可以为动物写一部历史，如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但是动物自己却没有历史，大自然给它安排怎么样，它就怎么样生活。所以只有人才有历史。这个历史如何理解？首先要有一种传承，这个传承一方面是工具的携带、保存和传递，另一方面是语言传承，比如小孩子一生出来所学的最重要的一门功课，就是学说话。这样，我们所讲的历史它本身就具有这样的双重含义：第一，过去实际发生的事实或者事件，过去发生过什么事情，那么我们就把那些事情叫做历史，这是由过去了的事件所组成的历史，这是历史的第一个含义；第二，是指对这些事实或者事件的一个描述，历史的讲述。我们说，把这个过程写成历史，或者说，这件事历史上有记载，这个意义上的历史就是对历史的讲述，也就是“历史学”，我们也把它叫做历史。但是“历史”（history）这个字在希腊文、拉丁文里面是没有区别的，在英文和法文里也没有区别，唯独在德文里面有所区别，Geschichte主要指历史事件，Historie主要指历史讲述或者历史学，当然常常也可以混用。这类似于我们中国人说的“故事”，故事，本来的意思就是过去的事，但是同时又意味着我们所讲出来的故事。

历史的双重含义在人类的起点上已经都具备了，一个是作为历史事件，最基本的历史事件就是人可以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这就有了历史。单是制造和使用工具，这个还不算历史，就像黑猩猩一样，用完就扔下了，就不用了，下一次要用再去制造，那就没有历史了。你一扔下工具，那个历史就中断了，一切又要从头开始。历史意味着不能是间断的，断断续续的，而是积累性的，必须有一条线索把它保留下来、延续下来，前后照应，前面的影响后面的，后面的在前面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前进，这才是历史事件。这个线索就是人能把自己的工具携带在身边，并且能够传承，不仅传承工具的实物，而且传承制造使用工具的经验和知识。这就形成了一系列的历史事件，组成了一个连贯的历史。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讲历史的主要线索就是工具的发展，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为历史阶段命名也是这样，叫做“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电子时代”等等。再一个，就是历史记述，作为历史记载的历史，那就是有了语言。我们有了语言以后，首先用它命名各种事物，对我们所经历过的感觉对象、事情、人物，加以概括、加以命名，它们就留在我们的讲述中了。比如远古时代的神话和传说，就已经是初步的历史讲述了，语言本身也有一个历史沿革过程。后来发明了文字，就更是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

所以，在历史的起点上面，历史的双重含义同时具备了，一个是历史事件，一个是历史描述。通过历史描述，我们形成了历史语言，然后就形成了历史故事、史诗、民族的传说、神话、英雄传记，中国古代的官方修史和野史，以至于后来有实证材料证明的历史。这些都属于历史。这两个层次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是作为一种媒介。刚才讲了，工具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媒介，语言是人与人之间的媒介，它们的层次和结构都是一样的，它们所达到的心理层次和心理结构也是一样的。心理结构没达到那个层次，像黑猩猩没达到那个层次，就上不来，成不了人；达到这个层次呢，这两个是一样的，都使用符号，而符号的特点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具有普遍性、概括性。所以说，历史的传承，在原始人那里是最初工具的保存和传承，以及语言的传承。我们讲携带工具，本来就有保存工具、传承工具的含义，对于个人来说，我死了，在工具还没有用坏的情况下，就可以传给子子孙孙，或者被别人拿去用。这种保存和传承，不仅仅限于个人，而且会延续到子孙。对集体来说，作为一个整体保存了工具，也就是这个群体本身始终携带着这件工具，不被个体的死亡所中断。另外，通过语言传承，把人们的历史经验，尤其是劳动经验，以信仰和知识的方式，在代际之间传承、传递下来，保证了人类生存的世代延续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历史，它的起源就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再来深入分析一下。就工具来看，前面讲它是个人延长的手，但就传承性来看，工具不仅仅是个人延长的手，还是群体延长的手，我们一群人都属于同类，不管哪一个人制造的工具都可以传承，使用和制造工具可以彼此学习，工具一旦制造成功可以相互分享。工具虽是人延长的手，但是毕竟与人生来具有的手有所不同，工具是你延长的手，但是又是可以给他人使用的，它是可以借出的“手”，人凭借习惯把它保存在身边。工具是大家共同延长的手，也可以说是社会延长的手，它是社会性的手，而不是自然性的手。自然性的手你只能自己使用而不能借给别人，工具是社会性的手也是历史性的手。黑格尔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工具比它所要达到的目的更高贵。”因为产品会被消费掉，而工具会被保留下来。通过制造、使用和保存工具的过程，工具显得比你所获得的那些产品要高贵、地位更高。所以我们在划分历史的时候才通常用工具来划分。用工具来划分时代能最大程度地突出那个时代的特点，人们历史的进步和发展是根据使用何种工具或者如何使用工具来决定的，使用工具不同，那么人的历史就处于不同的阶段。从工具方面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工具的历史的传承性。那么从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来看，我们可以看出，语言的学习和传承是原始人最重要的维系族群的方式，它不仅协助我们制造、使用和携带劳动工具，保存了劳动的可贵的经验，传授给后代以劳动经验和技巧，而且本身也形成一个日益丰富化的语言系统。语言系统与现实的劳动有一定的区分，它虽然不能带来直接的实际利益，但是通过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所带来的利益更大，而且表现出层次上的超越和提高。

比如说，一群原始人围绕一堆篝火，听语言大师（祭师、法师）讲故事，他的记忆力非常好。我们现在还可以在边疆的一个部落找到某一位祭师，他可以背诵他们民族好几万行的史诗，记忆力非常惊人，这都属于语言大师。就像马克思所讲的，他不仅可以“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且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早期的人类有了语言能力以后，他们不仅可以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现在把它想象出来，我们称之为“回忆”。当然，回忆里就有想象啦，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能够把它回忆起来，并且把它生动地讲出来，这需要很大的想象力。这是一方面，不仅能够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并且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什么东西呢？哪怕是不真实的东西，神话、鬼和神（我们今天叫做迷信），这是不真实的；但是他想象得很真实，他觉得真有这回事。这是原始人类精神能力的巨大的飞跃，是想象力的巨大的飞跃。最开始他只能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经历过、感受过的，他感到恐惧、痛惜、悲伤···这些东西，他能够把它复述出来，这个当然需要想象力，这个想象力是复制的、再生的。康德说过，想象力有再生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想象力，创造性的想象力是先天的。马克思所说的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就是能够把真实的东西再生的出来、复述出来；而且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那就是创造性的，也就是一种东西哪怕不真实，但是他可以真实地想象出来，用生动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当然这是因为他形成了一种命题语言，我们上次已经讲了，有了命题语言，你就可以在一个对象不在跟前的时候来谈论、讲述它，那么你也就可以进一步谈论从来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而完全只是想象出来的东西，或者是一种幻觉、错觉、一个梦···凭空想象出来，你说给别人听，你说的是假话，但你说得跟真的一样。人就具有这样一种能力。所以，有的人类学家对人这样定义，说“人是能够造假的动物”。因为人能够把不真实的东西真实地想象出来。

但是这个能力对人是很好的，他不仅可以讲述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而且还会讲述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或者根本不会发生，而只是理想中的事情。而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或者本来认为不会发生的事情，甚至压根儿不会有的事情，你要想出来，异想天开，那你就要有想象力，所以这是人类想象力的巨大进步。有了这种想象力，人就可以想出许多匪夷所思的鬼点子来，比如说他可以计划我们下一次的狩猎，想出什么聪明的办法，真实地进行策划，每个细节都考虑到了。有时候那一头野兽，好几天都没有把它搞到手，它太狡猾了。那么，我们想一个办法出来，比它更狡猾，来把它弄到手。这个办法就要靠灵感、天才，以前都没有人做过嘛，要靠想象力把它想出来，这种创造性的想象力、虚构能力，对于人来说是很有用的。这个想象力是基于一种命题语言所形成的概念思维和符号思维，也就是可以通过一个发声、一个词语来概括无数相同和相类似的事物，在此基础上加以“类推”或推理，因此它具有普遍性和共享性。这样一来，人和动物的记忆也就不太一样了。有些动物的记忆力很好，特别是象一些灵长类，还有狗、大象···都几十年的事情了，它都记得非常清楚，谁对我好，谁对我坏。几十年了，有一个人对我做过好事，我见到他时就要报答他，几十年前，有人伤害过我，那我见到他就要报仇。有些动物，它有非常强的记忆力，但是它的记忆力是非常情绪化的，当下见到了，有情绪就想起来了，没有见到、没有情绪就不会去想。而人的记忆力是概念式、符号化的，通过命题，可以脱离现场的那个情绪，来回忆以前我们所经历过的事情，并且在其中进行想象力的加工。以前的仇敌早已不在了，我们还可以谈论他们，事过境迁了，成为了千古笑谈，这样就形成了民族神话传说、民族史诗、民族历史记忆···在时间的长河中，通过这样一种想象力的、概念式的记忆，形成了民族的、历史的记忆。

所以我们讲什么是历史呢？历史就是人。历史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是由人的本质所演化出来的。历史本身就是人，人就是历史。只有人有历史，人本身就在历史中，而且这个历史就是由他所构成的，所以人只能是历史的存在，不能够脱离历史而存在。我们前面追溯到人的起源，如果猿没有变成人，没有携带工具，没有形成语言，那么就不能形成历史，就不能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就是受大自然的本能所支配的。人的生存、交往手段都是历史所形成的，它们构成了人的历史。每个人都降生到历史发展的既定环境之中，这个环境对他也有一种期待，期待他去延续和发展历史，因为延续和发展历史就是延续和发展他自身、他的本质。我们说一个人生下来就有历史使命，很多人不以为然，但实际上是有的。你活在历史的发展中，历史就必然赋予你一个使命，这就是让你在历史环境中，把你的生活传承下去，进一步发展历史。所以历史学就是人学，人类产生以后，从他最初的携带工具、发明语言，在历史上有一个发展过程。他从最初的人与动物相区别，然后到野蛮人和文明人的区别，脱离愚昧、野蛮，进入到文明，到文明社会还要不断地发展，这个发展就是人性的发展。人性在历史中不断由低级到高级地发展，人性追求自由、理性、理想···这个过程整个来说都是人学、历史学的对象。历史所要研究的无非就是：人性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因此，研究历史就是研究人和人性，研究人的来源、人性的发展和人类的最终目的。历史学就是人学，研究历史就是研究人性。

四、精神的起源

说到精神，那就要说到人的自我意识，因为精神的结构基于自我意识的结构。现在要确定这样一个事实：什么叫自我意识？

1.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就是把自己当作对象来看，同时又把对象当作自己来看，通常这叫做自我意识的反思结构，或者反身性结构。我们说这个人缺乏自我意识，就是说他不会把自己作为一个对象来进行反思，不会用旁人的眼光来看自己，或者他对旁人不能够设身处地，不能够换位思考。把这两方面总结起来：自我意识要把自己当作对象来看，要有自觉，要善于用一个旁观者的眼光来看自己，或者用别人的眼光来看自己，把自己当别人来看；又要把别人当作自己来看，将心比心。我们看别人的时候就会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把自己当作别人，又把别人当作自己，是这样一个双重的意识。人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语言。语言使人与他人有一种认同，我们前面讲到所谓的类意识，我们意识到人与人之间所谓的同类，这都是基于语言。因此，我们能够把别人看成自己，我们也能把自己看成别人，用整个人类的眼光来看自己，或者把整个类都看作自己。我们的语言导致我们有种人类的意识，我们与他人有一种认同；同时，我与自我又有一种分化，因为我发现，不是我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我。于是我对自己也有一种分化，就是要跳出自己来，站在语言的立场上反思自己，自己把自己分成两个，一个是原来的个别的自己，一个是跳出来的自己，那是一个普遍化的自己。一个是对自己反思，一个是对他人的认同，这就是自我意识的两方面。既然他人和我讲一样的语言，我们就能够互相理解，我就不再只是我自己，而且也是他，他也是我。这个时候每个人说出“我”来，就都有双重含义，一重含义是我自己，另一重含义是“我们”。因为这个“我”别人也可以用，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大我”。

黑格尔在讲自我意识的时候曾经讲到过，自我意识就是“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能够感受到这一点，能够意识到这一点，那么这就是一个人已经有了自我意识的标志。所以自我意识在任何一个意识里面已经蕴含着了，只要有意识，就已经包含有自我意识了。因为真正的、清晰的意识是和语言一同产生出来的，我们有共同的语言，所以我们都是同类，我们互相认同，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对方看做自己的“镜子”，然后在一个同类的群体之中，每个人对每个人都是“镜子”，我们要对照对方来认识自己。“认识你自己”是要靠对象才做得到的，不是闭上眼睛苦思冥想就可以认识你自己的，你需要看看别人，看看你的同类，并且和他们互动，通过这样来认识你自己。人要照镜子，要有镜子才能够认识自己。我们可以用眼睛来看任何事物，但我们的眼睛能不能看见眼睛自身呢？眼睛直接地是看不见眼睛自身的。眼睛怎么样才能看见自己呢？在别人的眼睛里可以看见自己，在另外一个人的眼睛里看到他对我的反应，如果我做一个什么样的表情，他回报一个什么样的表情，那么我在他的眼睛里面就可以看到我自己了，别人的眼睛就是我的眼睛的镜子。

进一步看，因为在这样一个把自己当对象看、又把对象当自己看的最初的信念之中，我们接受到了这样一种训练，并且使它成为了一种习惯，我们就可以把这种训练、这种习惯扩展开来，扩展到一般的对象上去，扩展到自然界万物身上去。这就不仅限于人与人的关系了，而且扩展为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了。我们类似于在同类中接受这种训练一样，在我们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中也接受了这种训练。同类的对象当然是另外的人，我们在他人中形成了自我意识；那么经过这种训练以后，一旦我们形成了自我意识，我们就可以把一切对象都看做同类，都看做和自己可以沟通的对象。我们把一切对象都做一种“拟人化”的想象和设想，通过这种拟人化，人不仅和他人，并且通过他人而和天地万物，开始有了某种互动的关系，也就是真正有了某种“关系”。马克思说，动物是没有关系的，“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而存在的。”当然动物还是要和其他动物和自然物打交道的，但是它不是自己主动和对象发生关系，那只是大自然给它规定好了的关系，它不是关系中的一项，而是和它的对象同属于一项。而人呢？他可以和万物发生一种主动的关系，一种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他通过他的想象，可以把非人的对象拟人化，而这是基于他已经习惯于把他人“自我化”，把他人认同为自己。中国古代有这种说法，像张载所讲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集·西铭篇）人民是我的同胞，万物都和我相融洽，这里面有种因果关系。中国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不但要爱人，而且要惜物，不能暴殄天物，要爱惜所有的东西，东西本身是值得爱惜的，万物都是我的朋友。当然前提是仁者爱人，爱人的人就会有仁心，而有仁心就会和天地相通，爱惜自然万物，否则就会“麻木不仁”。这里面有一种拟人化，也就是一种移情关系，移情和拟人是人与他人、人与万物的一切关系的基础。

当原始人用自己的语言给万物命名的时候，就达到了拟人化了，就是在移情了。原始人一开始认为万物有灵，肯定也会万物有名，你叫它，说不定它会答应的。原始人有这样一种原始的观念，使万物人化、精神化，整个世界是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所以万物本身就包含有拟人性和精神性，首先就是能够与人类通过语言进行沟通。如18世纪的意大利哲学家维科，他指出语言的诞生是诗性的，对万物的命名就是一种诗性的活动。原始部落的人，如亚马逊原始部落民族，我们发现他们说话全都是带有比喻的，异常生动、形象，不像我们今天说话，常常带有抽象概念、逻辑推理等等。当然诗性的精神本身也体现了一个概念形成的过程，我们今天的概念很多最初就是这样形成起来的，比如物理学所用的“力”的概念，最初就是从人自己身上的“力气”、“用力”的感觉来的。最初的命名就是一种比喻，立足于与自身相切近的东西作类比而产生命名。一个陌生的东西，我要给它取一个名字，首先就看它像什么我们已经熟悉的事物，尤其是看它像自己身上的哪一个部位。比如说一座山的形状，我们分别称之为山头、山口、山脚、山脊梁···在动态方面也有，我们说风“吹”，雨“打”，这都是一种诗性的命名方式。所以黑格尔曾经把诗称为“最初的语言”。

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提出原始思维的“互渗律”，即原始部落人的思维方式有一种规律，就是把万物看成是与自己相渗透的，万物都有灵，而且会按照人思考的方式那样去思考。比如说南美洲有的原始部落，他们把自己看成金刚鹦鹉，他们自认为他们就是金刚鹦鹉，用金刚鹦鹉那样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他们的图腾崇拜就是金刚鹦鹉。这就是人与鹦鹉、动物之间有一种互渗。现代语言学也开始越来越重视语言的修辞本质。什么是语言的本质？有一种倾向就认为是修辞，也就是语言的隐喻性，就是打比方。现代语言学倾向于认为，语言是从隐喻发展出来的，离开隐喻就没有语言。我们打开字典，有很多字和词要说出它的来龙去脉，会发现很多就是由隐喻形成起来的，最开始就是隐喻，后来就成了正规的词收进词典里去了。比如说“太阳”，最开始没有“太阳”这一说法，就是日和月，是像形字，我们觉得它们和男女之间有类似的关系，阳和阴的关系，于是设想出最高的男女关系，就是“太阳”和“太阴”。太阳本身象征着男性、象征着阳刚，月亮象征女性、阴柔，后来我们把日叫做太阳，月叫做太阴，再后来把太阳太阴收到词典里去了。一般阳代表正面的，阴代表背面的，再通过男女关系里面的夫为妻纲、天尊地卑、男尊女卑，形成了中国一整套话语体系，它们在词典中留下了自己的发展轨迹。从语言的形成会发现，没有隐喻形成不了语言，哪怕后来的科学，它的那些术语的来龙去脉你去追溯一下，也是基于隐喻上的。前面讲“力”的概念来自于人的用力、力气，还有牛顿物理学的“惯性”，也是来自于人的“懒惰”。这都是把人的感觉附会到物理现象中去了，我们就有了这样一些基本概念，看起来很抽象，但是它的来源很具体。

语言决不是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机械的规定，而是经过了人的想象力和诗性的渗透，由此也就带来了自我意识的特点。用哲学的术语来说，这就是把自己“对象化”，同时又把对象“人化”、拟人化。所以自我意识也就是把自己的本质对象化和把对象、把自然界人化。这是自我意识本身的内在结构。在自我意识这样一个结构下，就建立起了人的一个精神大厦。什么是人的精神？一言以蔽之，就是自我意识在“知、意、情”，也就是知识、意志和情感三个方面，所建立起来的“真、善、美”。动物的心理世界也有三个方面，但是由于没有自我意识，它们的三个方面分别是表象、欲望和情绪，都是低层次的。而人类由于有了自我意识，就把动物的这三个方面提升到了概念式的认知、策划性的意志和移情性的情感。谈到人的精神，无非就是这三个方面，人的精神是三维的。下面分别来考察。

2.知的方面。
人类精神的第一个方面就是“知”的方面。谈到人的精神，首先要知道，人的精神在他的“知”的方面与动物相比有一个巨大的飞跃。动物也有一定的知，但是只有人的知才能称之为知识或认知，动物的知只是一种知觉、感觉，不能够叫知识。有了自我意识，人与动物相比就有一个重大的提升，就是上升到了意识、类意识、自我意识，而动物只有一种表象、印象。动物有了对事物和对象的直观表象、记忆表象，还有预期表象。而人由于有了自我意识，就能够使自己的表象上升到普遍的概念。在动物那里的表象是一个一个的感性、知觉所留下的痕迹，包括动物的记忆力、印象和预期。动物的记忆也很顽固，有的好几年、好多年都不退，但它仍然是感性的，而不是知识。人有了自我意识以后，就把自己的表象抽象化、对象化，提升为具有普遍性、抽象性的概念。概念也是一种表象，但它不是一般的表象，而是一种高层次的表象。这种表象通过命名而成为了概念。前面多次提到语言、命名，命名就是概念的形成，命名使表象成了概念，因为它附着于语言之上，而不再是沉默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不再只是在头脑里留下的一种痕迹，而是有了外界的客观对象支撑的一种共相。当然命名本身也经历了一个提升过程，对个别对象的命名还只具有时间上的普遍性，而不具有空间上的概括性。比如一个小孩子生出来了，我们给他起一个名字，从此就这样叫他，从小到大。他死去了，这个名字就只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但这已和单纯的表象有所不同。在动物中没有给单个对象起名字的。一只猎豹用某种声音呼唤它的幼仔，这不是幼仔的名字，而只是发出一种信号。人的名字则不仅可以被人呼叫，而且可以被人谈论，哪怕他已经不在了。但个体的名字毕竟还不是概念，而只是从表象到概念的一个过渡。概念作为命名不能只是跨时间的，而且还必须是跨空间的，这才是所谓的“共相”。我昨天打到了一只兔子，我把它叫做“兔子”；我今天又打到一只兔子，我说这“又是一只兔子”，虽然这只兔子已不是那只兔子，但它们都属于“兔子”。所以皮亚杰把儿童形成概念的发育阶段即从6、7岁开始称之为“具体运算阶段”，是有一定道理的。概念的形成基于某种计算，也就是空间上的归纳，把不同个体归于同一概念之下。只有当一个“单位”成了一个普遍概念，对这个概念的“运算”才有可能。

一个纯粹的概念是纯粹的共相与普遍的抽象，这种抽象水平就连我们现在某些原始部落人群也还没有达到。人类学家到原始部落考察的时候发现，有些发展程度比较低的人群，只会用自己的名字来称呼自己———还不会用“我”。就像小孩子三岁以前还不能使用“我”这个称呼，一些原始部落的人群也有这种现象，还没有发明用“我”字，只能用名字来称呼自己。可以说，他走在自我意识的形成过程之中。为什么说他们已经在形成过程之中？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命名了，而且这种命名已经不是个别性的名字，而是有所归类的共名。但是所有这些名字最后有一个更高的层次，那就是“我”，在这个上面，他们还没有找到，还没有达到共相的这样一个层次。他们已经找到共相了，只不过他们对于共相的理解还停留在非常感性而又具体的层次。比如说原始部落的人对于同一种动物的命名就达几十种，你记都记不住。人类学家发现：“从原始语言时期到语言分化时期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具体词汇的丰富和一般词类的贫乏。例如，在南非的朱鲁人那里，对于红的、白的、黑的等各种颜色的母牛都有特殊的名称，却没有一般种类的母牛的名称···在人称代词方面，他们可以个别地表示：我和你，我和他等等，却不能一般地表示‘我们’。此外，像‘树’、‘鱼’、‘鸟’、‘水’、‘冷’、‘雪’等等，许多原始民族都有数十种甚至上百种专门的词来表示具体的区别，但却没有一般的词来表示这些事物。”所以他们的命名的普遍性和共相层次还是比较低的，但是知道命名且已经说出这些名字了，就说明他们正在向更高的层次迈进，向更加成熟的方向过渡，对这种共相的掌握就已经是一种理性，而且含有一种理性认识。原始人已经有了初步的理性认识，他不仅仅是感性的，即使在我们今天看来还是感性的，但是他们已经掌握了共相并能熟练运用。

这种初步的理性认识使他比任何其他动物都有更强大的生存能力。他们的活动有了预先策划、预先安排、共同合作的特点，而当他们运用共相来进行推断的时候，可以有预见性地把两件相隔遥远的事情联系起来。于是他们可以制造出一个在动物界捕捉猎物的机会，原先只能碰到什么就是什么，但是原始人类现在到处都可以发现机会。比如说，他们预先知道猎物的必经途径，又知道猎物在一个多么深的陷阱中就会被困住，他们就会在猎物必经的地方预先挖好一个陷阱，或者说利用一个现成的陷阱，比如说一个悬崖，然后把猎物赶到那个陷阱里面去，或者赶下那个悬崖。这是任何别的动物都做不出来的，只有人才能够做得出来，也是“人是理性动物”的最初体现。当然对于动物来说这就是欺骗了，所以有的人类学家说人是能够作假的动物，也就意味着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的一个重要作用，或者说是特点，就是可以作假。特别是理性认识，一开始就是造假，用一个声音、一股气流来代表一个活生生的动物，并且在这动物不在跟前的时候还谈论它，这不是造假是什么？但这就是人类的智慧，“真作假时假亦真”，比一般直接的真和假高一个层次。人的智慧一开始就是要高于动物，动物只能运用它的本能，大自然给它规定好了某种自然物或者自然条件作为它的生存手段；而人却可以通过理性，把整个自然界通过他的通盘规划纳入考虑之中，用作自己的生存手段。这是人和动物的不同之处。动物也利用自然界，但是它很狭窄的，它就是按照被规定好了的方式来利用那个规定好了的对象；而人则可以把那些看起来与人无关的东西（如一段悬崖）都纳入通盘规划而作为自己生存的手段，这是人的特点，他甚至可以改变周围的自然状态来为自己的生存服务，比如说在平地上挖一个陷阱来欺骗动物。由于人类可以把整个自然界都用来策划，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这使人的生存水平远远高出于动物之上。这方面一个最明显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人能够用火。

人什么时候开始用火？考古学家们众说纷纭，但是人毕竟在很早的时代就已经开始知道用火了，比如50万年以前的北京猿人在周口店遗址中就有用火的大量沉积物。1965年在云南发现的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的化石和遗址，也有用火的痕迹。希腊神话中说普罗米修斯从天上把火偷下来给了人类，这是一个神话。但也说明人类能够用火，是人类进化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能够引来在自然界中蔓延的火，并能够保存火种，甚至后来能够人工取火，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但是这个进展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人能够把整个自然界都当做自己的工具，当做生存手段；而且说明人能够换位思考，能够把自然界的现象拟人化地设想为他自己的能力。比如说，自然界的雷电使森林着火了，森林里所有的动物都在逃跑，人类也不例外；但是当人看到这样的情况时，他会想到，既然自然界里所有动物见火都在逃跑，都怕火，那我是不是能掌握火呢？我掌握了火，那火不就成了我最厉害的武器了吗？那就不光是延长了我的手啦，那就是将我整个地提升为万物的主宰，火就是我本身的延长，我就能以火的主人自居啦。本来这个火的主人是自然界，但是人由于能够换位思考，能把自然界设想为自己，所以，他就能够想象有一天我也能够掌握这个火，那我自己就是自然之神，我就是火神啦。那样一来，所有动物都会怕我，都不敢欺侮我啦。于是他就会想到，去那个大火燃烧过后的灰烬里面取一根还在燃烧的木棍，引一个火苗出来，将它作为火种。这正是人能够想到的，因为人能够把整个自然界当作自我来加以策划，整个自然界都可以用我的立场来考虑，那自然界这么强大的力量，我何不把它据为己有呢？现存的火摆在我面前，我就可以把它拿来为我所用。所以人只有把整个自然界当做整体来对待的时候，他才能考虑到像火这样一种东西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而这样做的最根本的前提就在于，人是能够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动物，这种能力使他形成了进行抽象的能力和建立并使用共相的能力，最终形成了自我意识，即把任何对象都看作与自身相同的拟人化的能力。人对自然界各种各样关系的掌握要比任何动物都全面得多、都懂得多，那些动物都是凭借自己本能的一些反应发挥着某种技巧，而人呢，可以学习，可以探索，可以筹划，本来不知道的，我可以学会掌握。因此，他比所有的动物更有远见，更能够算计。有的动物很狡猾，它也是处处防备的，但是你算一步，人可以算两步，还可以算三步四步，人的算计原则上是无限的，所以动物总是赶不上人聪明。这也说明人已经具备了概念的能力，也就是理性的判断和推理的能力。当然他是不自觉的，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形成一部逻辑学，但是已经有了这样一种能力，能够判断，能够推理。看到地上动物的脚印，我就能够知道有哪一群动物经过了，而且经过多久，我要经过多久才可以追上它们，这全是推理，这是由想象力发展而来的，想象力的产生和发展应该说比理性推理要更早一些，动物也有一点点想象力，有时也闪现出“灵感”，就像黑猩猩表现出来的，人的想象力则更丰富更广阔。一旦有了概念上的推理能力，人的想象力就极大地爆发出来了，有了理性能力的帮助，他的想象力就能够创造出一个“理想”，也就是一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事物的表象，比如说成为火的主人。这就显现了创造力，一种首创精神。于是自我意识就能够把整个自然界都当做他的对象，都当做他的另外一个自我，来加以全盘支配和规划，这就是他的驾驭自然的能力，这种能力将他提升到了“万物之灵长”这样一个新的高度。

但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由于他能够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所引起的。首先，他通过像支配自己的手一样支配自己的工具，而感到了自然界是他的“无机的身体”。因为工具并不是他身上长出来的，棍棒和石器本身也是自然物，但是通过人的制造和携带，这种原本是自然物的工具成了他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所谓延长的手，只不过是无机的而不是有机的。所以马克思说人把自然界当作了自己的无机的身体，这里的自然界最初体现为工具。那么进一步，通过他这种无机的身体的扩展，可以把这种关系拓展到万物上去。工具本来是万物之一，他把它变成了身体的一部分，那么他就可以继续设想，既然能把工具当做身体的一部分，由工具所控制的其他事物也可以当作我的一部分，使它们受我的支配，比如说刚才讲到的火。人是携带工具的动物，现在人还成了携带火种的动物，那火种是不能熄灭的，要好好保存的，在山洞里有专人看守火种，那是人的命根子。所以火就成了人类的二阶的工具，由工具所造成的工具。珍妮·古道尔说的“工具的工具”这个时候有了应验，这是必须有更复杂的思维结构才能想得出来的，也就是只有当人能够自如地像运用自己的手一样运用一件工具时，他才能用它来制造另一件工具。但这种思维模式离人猿最初的区别已经很远了。而一旦到了这一步，人就开始把整个自然界都当作了他的可支配的对象，可以为我所用的潜在的工具，因此，他也就对万物都具有了好奇心和兴趣，留意各种自然现象，努力去探索和研究它们。既然连火都成了我身体的外在的部分，或者是我身体的延长，那么我探索万物就都和我切身相关了，例如，我开始仰望星空，因为就连天上的星星，我都可以用它来定季节，知道什么时候该下一场雨了。

人从还是婴儿的时候就开始探索自身，我的身体是怎么样的，我这一部分是这样，我那一部分是那样。那么原始人也是，当他把万物都看作是与自己切身相关的，他就有了一种好奇心，有了一种探讨的兴趣；这个兴趣是有来由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对万物的了解用于自己对万物的规划之中。我对这个事情太了解了，我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对周围的态势太了解了，各种事物我都能够有把握掌握它们的动向，能够把它们加以利用。所以人就对万物有了广泛的兴趣，哪怕暂时看不出有什么用处。比如你知道哪个地方有个水塘，哪个地方有个悬崖，好像一开始并没有什么用；但是如果有一群动物从这里路过，那就显示出它的用处来了，我就可以蛮有把握地来策划一场围猎。动物肯定是要来喝水的，那么经过的地方有个悬崖，这个悬崖有多高，我去看过。要了解这样一些资讯，平时就要注意去观察去掌握。所以求知的兴趣就可以偏离他眼前的功利，眼前的东西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利益，经过一个悬崖的时候，领头的人就会去目测这个悬崖有多高，他都记在心里头，看似没有用，但到时候就有用了。所以他求知的兴趣超过了眼前的功利，知识带来了预见，预见激发了更广泛更普遍的求知，这就超越了眼前的功利，而带来了更大、更长远的功利。兴趣和好奇心是可以带来更大的功利的，这个就比一般的动物要高明多了，使得人类远远超越了一切动物，而成为地球上最成功的一个物种。

但是反过来说，正因为如此，你可以看出求知的兴趣里面本身就隐含着一种超功利的倾向，这种超功利的倾向在一定的情况下就会发展成一种完全超功利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一种惊奇感。惊奇感就是你一看，哎呀，这个事情多么新奇啊，我想要搞清楚它是为什么。当然原始人他是有目的的，他关心一件事是为了他对周围的环境更加了解，那么他在与动物发生遭遇的时候，他就能预先筹划，他可以从中得到好处。但是在一定的情况之下，这种兴趣会发展成一种纯粹超功利的好奇心，而这种好奇心和惊奇感一旦独立起来，就会成为一种精神生活。这就是到了文明社会以后，有了阶级，有了一部分人不从事生产，他已经不需要把他的好奇心只是用在生产劳动之中，而是可以作为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来从事了。

“真、善、美”都是人的精神活动。但是人的哲学思维最切近地体现在认知的方面，人的理性首先成就的是真的精神——求真，在这个基础之上，理性被运用到其他两个方面，一个是意志，一个是情感。理智支撑着人的其他方面的精神，比如说道德需不需要知识？道德本身需要一定的知识为基础，审美和艺术也是这样，审美和艺术也是一门学问。当然不一定是科学知识、自然知识，而是人文性的知识，是哲学知识。今天有人说，有些人没有知识反而有道德，你说他没有知识怎么可能有道德呢？凡是人他都有一定的知识，也许他没有读过书，但是他还是有一定知识的，至少有人际关系的知识。

我们再看“意”的方面。
3.意的方面。
“意”就是意志。有了自我意识，动物对生存的物质对象的欲望就上升到了人的自觉意志，所有的欲望就变成了人的意志。人也是动物，但是人的欲望和动物的欲望不太一样。动物也有自己的目的，它要追求什么东西、达到什么目的，但是动物的目的不是自觉的，是本能规定的，饿了就要寻食，渴了就要找水喝。而人的目的、欲望随时由意志控制着，常常与饥渴没有直接的关系。意志和欲望的一般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是由理性所掌控的，理性在认识方面形成了知识、科学，在行动方面就形成了有意识的自觉的目的性活动，那就是意志活动。意志活动是理性在行动方面的运用，不是为了好奇心去单纯认识世界、追求知识、爱智慧，而是用理性来掌握人的行动。意志活动的重要标志就是它有自己按照理性的普遍法则所设立的目的性。动物也有目的性，动物的目的性不是它自己所设定的，而是由它的本能所决定的。狮子吃饱了以后就躺着睡大觉，旁边有羚羊经过它也不理不睬，因为它不需要。然而人就不一样了，人在自己行动之前已经有自己策划出来的行动的目的，并且在这种策划中，对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已经有了一定的合理的认识。人树立自己的目的不是通过感性而是通过理性，人哪怕是在他不饿的时候，见到他可以捕猎的对象，他也会捕猎，以备不时之需。动物也有手段，比如猎豹的奔跑，但是那是大自然给它规定好的；而人呢，由于他会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并且可以把整个自然界都作为他的手段来加以策划，所以在他达到目的之前他已经设定好了一个手段的链条，他有一个程序，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达到一定的目的，他的规划都是由理性所控制着的。因此，意志肯定是以理智作为前提的，人对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有一种认知，即便有时候这种认知不太正确，或者根本不正确，他的意志也比那种没有认知的正确的本能要高。他的认识成为了他的工具，他的认识不再是他唯一的目的，而是通过认识去达到其他的目的。如果达到了目的他就给一个好的评价———这个手段是好的！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手段是善的，但是好和善在后来开始区分开来了，善主要被提升到了道德的层次上来理解。善和好的意思最初都是合适的意思。什么合适？那就要看人的目的而定，你想要什么目的，那么你选的手段就有一种适合和不适合。西文“good”的意思在拉丁语里面就是适合的意思，适合就是善就是好。动物只需要它的本能就能决定它的手段和目的了，而人呢，在他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过程中，在他利用大自然来达到他的目的的过程中，他首先要判断这个工具是否实用，这个工具是否好，好的工具他就“爱不释手”。所以他的目的和动物的目的就不一样，动物的目的就是找些东西来吃，而人的目的通常都是间接性的，达到一个目的是为了实现另外一个目的，制造一个工具是以制造另外一个工具为目的，那么这个目的也可以当做一个手段助我再次达到另一个目的，那个最终的目的在手段与手段之间就要不断地往后推移。

这样一来，意志在实践行动中，在走向最终目的的过程中，就可以设计人的行动的程序和步骤，意志除了在这过程中可以体现人最终达到的目的以外，还能体现出他对这种最终目的的推延和克制。要达到那个最终的目的你首先要做一系列的准备，要设计一个程序，先干什么，再干什么···一步一步接近你的目的，那么在达到你的目的之前就必须要克制和忍耐，以免把事情搞砸了，以免欲速而不达，这就是行动意志的特点。这个行动的意志始终在各个环节保持他的一贯性、计划性，以及他的坚韧不拔和对挫折的承受力。一个有意志的人就是这样的，如果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那他就受不了，做不到，他只有很小的承受力。他虽然也设定好了目的，但却没有设定好完整的适当的手段链条，也没有定力去走完整个链条，或者是受到一点挫折就算了，前面就白费了。但一个有意志力的人就可以一贯到底，有言有信。这个要通过强烈的意志，而强烈的意志则是要通过理智来维持的，有理智的人知道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他就懂得隐忍不发，现在还不到时候，要养精蓄锐，步步为营，伺机而动···该出手时再出手！或者他善于在实战中吸取教训，调整他的手段设计，使失败变为成功。人一直在实践活动当中，而且不仅和事物打交道，还要和别的意识打交道。人生活在群体中，人的类意识与自我意识使得人比动物更适合在群体中分工合作。在狮群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初步的分工与合作，有的狮子去追捕，有的狮子去埋伏，达成默契，分工合作；但是人的类意识可以在人与人之间构成一种直接的交流，可以明确分工，你去干什么，他去干什么，而且在行动中他们可以形成统一的共同意见，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在人与人之间如何更好地建立人的协同意志？那就要大家都团结一致。于是只是用来评价事物对人的目的相适合的那个“好”字，这个时候就提升到了人和人之间的“善”的意义。原来这个好字也叫做善，但是那个善呢，只是一种技术性的。我们今天通常称之为好，而不再称之为善了，我们说这个工具很好，但是我们不会说这个工具很善。我们今天讲善的时候都是指的人与人的关系，好呢？好可以讲人与人的关系，“这是个好人”，但是也可以讲人与物的关系，多半用于人与物的关系上。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两个层次区分开来了。最开始是人和自然的适合，我们就把这叫做好，但是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有了人与人相互适合的善的一面，这个时候就开始具有了道德。因此人与人的关系中的善和道德都是建立在意志的基础上的，它与每个人在与自然打交道时的“好”的意志具有相同的起源和结构，但层次更高，它是诸多个人意志相互协调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共同意志。当我们将这种共同意志转过来对付自然界的时候，人类的力量就比单个人的时候大大增强了。

这是意志的方面，再来看情感的方面。
4.情的方面。
人类知、意、情的每一个方面，都要归结到人类的起源和人的本质。那么在“情”的方面，一旦我们有了自我意识，动物由外界被动引起的一种盲目的情绪就上升到了人的有对象的情感。我们在情的方面就已经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心理结构，从情绪上升到了情感。情绪和情感这两个概念很容易混淆，在西文里字面上根本没有什么区别，但它们是有区别的。其本质的区别：情感是有对象的，因为它是建立在自我意识基础之上的，自我意识就是把自己当成对象、把对象当成自己，所以它里面是有对象的；而情绪是没有对象、不指向任何对象的，是物我不分的。情绪没有区分自我和对象，在自然的条件之下，动物没有情感只有情绪，情绪是不指向对象的一种内在的体验，是由生理刺激而产生的，比如说动物都有喜怒哀乐。人也有情绪，我们经常说今天我情绪不好，为什么？那要回想一下，才找得到原因。为什么情绪不好？昨天晚上没睡好，或者说我感冒了，或者说今天天气不好···这要通过想想，我才能想得到。但是情绪是先就在那里的，它不管你想不想，就让你情绪不好了。但是，人类除了情绪以外还有情感，情绪和情感在心理学方面统称为感情。与情绪不同，情感是有对象、有指向性的，它必须明确意识到它所针对的对象，它本质上就是对于一个对象或者一个他人的情感。这个对象也许不一定是一个人，也许是一个物，但是我把它拟人化了，当成了一个人来对待，这个时候就是情感。情绪呢，我今天情绪不好，这可能没有对象，或者没有意识到对象，而是内在的，不指向任何人，即没有指向性。情感不可能没有明确的对象，不是对一个人，就是对一个物。即使是对一个物，也是拟人化了的物，他不可能把对象看作一个没有情感的东西而对它发生情感，即便是一个物也要把他拟人化，设想它是有情之物，这样你才能爱它。像辛弃疾的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我看到青山多妩媚，那么我料想青山看到我时也应该是这样，以一个女性的眼光来看青山，青山就活起来了，成了有情物。不仅爱的眼光有一种拟人化、对象化的感觉在里头，相对的“恨”肯定也有一个对象。说一个人恨，却不知道恨谁，这是没有的事。羡慕、怜悯、嫉妒、嘲讽等等也都是这样的，所有的情感都是这样的，都是有一个对象的，而这个对象至少是被当作人来对待的。

所以情感本质上是人与人的关系，是对于一个人的情感，这是情感的社会性的本质，表现在它是有对象性的，这对象只能是另外一个人，或者是另外一个人的情感。你爱他或者你恨他，你是爱他或恨他的相应的情感。情感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同情、一种共鸣，它需要从对方得到同情和共鸣，情感必须要以一种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方式体现出来或表现出来，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用你的话语、表情、关爱等等来表现你的爱，这都是对象性的方式。专门做这样一种情感表现的那就是艺术，用一个艺术品来表现我对人的爱恨情仇，而这个艺术品就是一个媒介，用来在人与人之间进行情感交流的社会性媒介，它演变成这样一个现实的、感性的对象———艺术和艺术品。这就不光是以对象性的方式表现情感，而且是以一种对象化的方式来传达情感了。这样一种媒介首先是一种情感的语言，即使是抒情，也是借助于叙述和客观描述对象而进行的，如中国古代文论讲的“赋、比、兴”。我以客观描述的方式说句情感性的话，这就具有艺术性，因为这种客观描述承载着传达情感给另一个人的使命。卡西尔曾经讲过，命题语言和情感语言的区别就是人类世界与动物世界之间真正的分界线。卡西尔看得很准，但是他的用语方面有一点问题，因为在西文里面情感和情绪是不分的，在英文、德文里面情感与情绪都是同一个词，卡西尔的区分要是更准确一点，或者他用汉语来表述，他就会说，具有命题性、描绘性的情感语言与不具命题性描述性的情绪“语言”的区别才是人与动物真正的分界。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这里。

符号是至少两个人或者是人与人之间，在一个对象上面我们的理解能够达到“相符”的标志，这就是符号。情感的符号就是这样。我们能够达到相符，母亲对孩子的爱能够换来孩子对自己的同样的爱，这就是情感的传达。如果换来的只是孩子对她的报恩，这就是另外一种情感，那还不能说她的情感交流是成功的。一种爱的情感如果不能得到对方的共鸣的话，那么这种情感是失败的，因为情感的交流是未完成的。如何能够借一个对象把自己的情感传达出去，使对方引出同一个情感，最恰当的方法就是对象化，营造出一个艺术作品来。当然，一般的表情、语言都可以做到表达情感，但是传达情感则要求对象化，语言要把它艺术化，表情要把它表演化，或者造出一个东西要具有艺术性。比如一个同事病了，或者说他脚受伤了，那么我到医院看他，我送他一根拐杖，他当然很感谢，这就是表达了情感；但是我在拐杖上面刻上一首诗，那他就不光是感谢了，那就是心意相通了。感谢的这种感情是带有功利性的，你买这么贵的拐杖送给我，肯定有利益的考虑，至少我会掂量一下它的破费。但是带一首诗，那就不一样了，它能够让他真正懂得了你的情感。如果这首诗是你自己写的，那就更加是传达你情感的一种方式，就已经是艺术了。所以人类很早的时候就懂得了这种情感，比方说原始时代的陶工制作陶器，据说他在完成一个作品的时候，就把它高高的举起来让其他的人欣赏。他做一个精美的陶器，已经把全部的情感都倾注在里面了，然后把它举起来也让别人欣赏，把他的情感传达给别人。所以情感从本质上来说它是有共鸣性的，情感需要得到共鸣，不光是得到回报。当然情感也需要得到回报，但是如果得到的回报跟他原先的情感是不一样的，那么他的情感传达就是还未完成的，如果得到的回报跟他的情感是一样的，达到了共鸣，那他的情感传达就完成了它的整个过程，这个程序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之为“艺术性的”。所以情感传达程序的完成本身就是艺术性的，这就涉及到艺术和美学的问题了。艺术性在最早的生产劳动中，就已经成为了生产劳动的本质性因素，也就是在生产劳动中传达情感的作用。在原始生产中艺术性因素最根本的作用，不在于技术性的作用，而在于通过情感的传达，把社会团结成一个整体。情感的社会性这样体现出来，就是艺术、美和美感，这里面最直观地呈现出了人的自我意识的结构，即黑格尔讲的“我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我”，以及我和对象之间既有区别又没有区别的结构，自我的对象化和对象的自我化结构。

以上这一切都属于人的精神的内容，它们在人和猿分别开来的时候，已经包含在人类起源的符号模式里面，并且是在人的历史、人性的历史中发展起来的。符号模式也就是社会化模式，这种模式是从人最初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从这个最初的人猿之别里面形成起来的。前面我特意强调“携带”的重要意义，这些工具在石器时代是很笨重的，要携带这些笨重的工具从一个地方迁往另一个地方的时候，必须付出更多的体力，而且暂时得不到补偿。他饿着肚子还要把他的笨重的工具带上，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因为他和他的工具的这种不可分割的联系是建立在一种精神关系之上的。首先，人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基于人对自己的行为在自然界中具有的影响以及自然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认识，他知道使用工具，就已经知道了工具与自然物的相互关系，因为工具本身就是自然物。哪怕是在旧石器时代，我们也发现一些工具是做得很精美的，是经过精心打制的。所以这个是不能丢的，是对他有用的。其次，他对他的劳动有强烈的目的意识，并从中训练出了一种坚忍不拔的意志。我现在挨着饿，为什么要把这么重的一个东西带在身上？因为有强烈的目的意识，我用意志把想要轻松一点的念头给控制住，因为工具是我吃饭的家伙，是我安身立命的基础，我的意志要靠它来贯彻实行，所以我非要把它保留在身边不可。再就是他对于他所制造和使用的工具饱含着一种爱惜的情感，将它看作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被纳入到了自爱的范围。从自我意识的结构来看，工具就是他的第二个自我，他打制它花了那么长时间，他使用它使用得很顺手，那么他就对它有感情了，他就把它看做另外一个自我，就像他的一个好朋友、好帮手。所以这三方面，一个是认识，一个是意志，一个是情感，这三个方面就构成了早期劳动过程的精神方面，即“劳动意识”方面。

五、自由的起源

今天讲的自由，我们要追溯的话，实际上在自然界里面已经有它的基础，凡是不能在狭义的方面称之为自由的，都可以称之为自由的基础。因此我们今天讲生态保护、环境保护，实际上是把自由本身和自由的基础看成一个整体。我们最高层次的环境保护就是保护动物，因为动物离我们最近；当然也保护植物，甚至要保护无机物，比如说某条河流、某个地形、某个地貌···但是最能够直接让人感动的就是保护动物，而且越是跟人生活在一起的、越是人类的朋友的，我们越要保护它。所以这是一个不断向人靠近的等级阶梯，而其中的关键就是“自”的纽带。在无机物里面还没有“自”，但是在植物、动物里面已经开始出现了“自”，有机体开始有了“自”和“他”的区分。因此，有机体在一定的意义上已经是“依自不依他”，依照自己来采取自己的行动，而不是完全依靠外界、听凭外界对自己的作用，甚至于它可以抵抗外界对它的不利影响，它可以摆脱其他事物对它的约束。

有机体虽然已经有了“依自不依他”这种结构，但是与人的自由还是有根本区别的。它的这个依自不依他，包括动物甚至高等动物，绝对来说，它还是要依他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依着自己、维持和发展自己，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依赖于整个自然环境，以及大自然给它规定的本能。从进化论来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动物界的规律。也就是说“物竞天择”，是“天择”，是大自然在选择它，而它自己是没有办法择的，只能适应，所以叫“适者生存”。你能适应外界的环境，那你就存活了，否则的话，你就灭亡了。所以这样一种天择，是在动物之外，在植物之外，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选择它。动植物自己是盲目的，它不可能把这种天择纳入到它自己的目的，它们所依靠的就是本能，动物的行动是受本能支配的，所以它没有能动性，也没有创造性。当然它有偶然性，比如说，基因突变，以及某些动物的突发灵感，也有这种可能，但关键是它不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动物已经开始有任意性，但是动物的任意性都是以它的本能作为它的边界的，动物从来都不做那种用本能无法解释的事情。包括一些小动物，幼崽，它们做的一些游戏，好像是没有什么目的、好像就是为了好玩，我们看着也觉得挺好玩的，但是它是有目的的，游戏就是为了它将来能够适应各种各样的生存环境，要训练它的体能、灵活性。所以这都可以用本能来加以解释。而人就完全不同了，人就可以异想天开、胡思乱想，甚至他都不是为了将来的谋生，他会想一些毫无利用价值的念头，而且他能够把这种胡思乱想付之于行动，于是人就有了创造性和想象力。高等动物也有一定的想象力，但人的想象力是创造性的想象力，所以人能够产生出语言和思维，他可以在一个普遍性和超越性的层面来设定自己的目的。在一个超越性的层面，比如说，我将来要成为音乐家，不是为了谋生，很多音乐家穷困潦倒，但是我将来一定要搞音乐，不讲成名成家。你要是讲要成一个什么家，那都俗了，那就是带有功利性了，但是有的时候你没有功利性，你就是喜欢这个，宁可穷困一生，意思就是凭自己的兴趣来做，完全就是超越一切功利的。所以人的目的往往很难全部都用本能来加以解释的，有时候是完全超越一切欲望之上，甚至于有时候是超越他的求生本能的。比如说魏晋时期的嵇康被杀头的时候，最后一个愿望就是弹一曲《广陵散》，弹完之后把琴一摔，说“广陵散于今绝矣！”从容就义。小孩子在受教育的时候，也可能会有这种想法，我将来要像某某那样，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那么人的自由和动物的任意，这个区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人类的起源在于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由这样的符号结构，产生出了人类的理性与人类的自我意识，因此，动物的一种本能性的欲望，经过长期的进化和演化，凭借自我意识而在人类这里提升到了意志。这个意志和欲望就不一样了，欲望是动物也有的，但是意志是动物所没有的。动物没有意志，它只有欲望，有很强烈的欲望，但是这个欲望是随机的，比如说，饿了，它就知道要吃，一旦满足了，它就没有欲望了。但是意志是需要一贯下来的，意志不是说你吃饱了你就不去干活了，吃饱了就是为了干活嘛！所以它是有步骤地坚持一个长远的目的，虽然也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但不一定是眼前的欲望，因为它有理性，它要设定一个带有长期性、普遍性的目的。我们说一个人没有意志力，那就是说，他做事总是不能够坚持。我怎么样才能够坚持呢？必须要有一种理性来设定自己的长期目标，并以此来控制自己的欲望和行为。而这样一来就使得人有了自由的余地，能够摆脱眼前的需要对自己的诱惑而从长计议，也就是说，意志使人有了自由筹划的余地，自由和意志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理性的筹划的话，意志就会退化为欲望，退化为本能，也就失去自由了。

那么什么是自由呢？自由首先表现为生命活动，但是这种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自觉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专门谈到“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也就是“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他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直接把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只是由于这个缘故，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其他动物没有。在这种生命活动中，包括它的需要、欲望，在它的追求过程中，它必须是有意识的、自觉的，也就是有意志贯穿其中的。它是由自己的意志安排好，然后靠自己的意志作为法则贯穿下来、执行下来的，这样一种生命活动才是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所以这个就不是单纯的欲望，更不是本能了。当然首先要有欲望，要有冲动，不能撇开欲望冲动，如果没有欲望、没有冲动，也就谈不上自由了。自由里面有意志，但是这个意志还是由欲望提升上来的，所以它里面又还包含有欲望，只是欲望由理性掌控着，不是跟随机遇，而是服从原则。我要去做一件事情，虽然是由我的理性控制的，但是还是要有冲动、要有热情，特别想达到那个目的，这才能够做成功。在这个里头意志既有感性的色彩，同时也有理性的原则。我们经常一谈到意志好像就完全是理性的，我的意志坚强，好像就可以不顾感性了，我设置了一个目的，我就要按照那个规范去做；但是如果你没有一种欲望、没有冲动、没有热情，那么你是坚持不下去的，所以这里头还是有欲望和冲动。但是光有欲望和冲动又是不够的，没有理性的制约，你还会受到偶然情况的捉弄，你要学会超越这些偶然情况，才能自由地行动。对于欲望来说，自由同时对它又是一种克制，有欲望、有冲动，但是它这个欲望和冲动是要受到克制和制约的，这才叫自觉的。最初的携带工具、直立行走，就是随时克制了四足奔跑和爬树的本能冲动，才有可能做得到的。

我们经常会以为，如果欲望不加以克制，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就是自由了，其实这是不对的，那只是欲望而已。自由其实一开始体现出来就是对欲望的控制，当然这个控制不等于取消，它还是有欲望，但是要控制它、要制约它。比如说，最早的劳动就是对欲望的控制。就连动物对欲望也有一定的控制，只不过那个控制是依靠本能，依靠狭隘的经验，比如它上过一次当的地方，下一次就不轻易吞食诱饵了。动物靠本能来限制它的欲望，而人就靠意志和理性来克制他的欲望。理性为意志设定目的，它使人能够想到今后的事，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还有克制食欲，比如，早期人类肯定想放开肚子吃一顿，但是不能，为什么不能？因为这些粮食是留作种子用的，你把种子吃了，明年吃什么，这就必须要用意志来控制了，要量入为出，每天定量，而且有一个罐子是专门用来装种子的，谁也不能动。还有打鱼、狩猎，往往要留下一些诱饵，那也是不能够用掉的，用掉了你拿什么去渔猎。再就是原始人的祭祀，祭祀要奉献、牺牲，那些是不能够随便把它吃掉的或者享用掉的。所以劳动一开始就是对欲望有一个控制，那才叫做劳动，那是有计划的。只有这么多粮食，一年有多少天，一天能够吃多少，你必须要计划好。这充分体现出人的生命活动一开始就是自由策划的，是对自然的一种超越，也是对本能的一种超越。如果按照原始人的自然本能，那点粮食根本不够吃，几天就把它吃光了，但是他们计划非要用这点粮食来维持到某个时候，比如说维持到新粮成熟，或者鱼汛到来，那就接上气了，整个部落才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否则就会饿死。所以这是对自然本能的一种超越。

但是劳动除了这样一种克制以外，劳动也是一种创造过程，自由更明显地还体现为一种创造性，也就是自然界里面从来没有过的东西，你要能够把它造出来。前面我们讲到了工具，那是自然界所没有的，怎样才能够制造出来自然界从来没有过的东西？我们现在考古挖掘，把工具挖出来，一看就知道，这是人造的工具，因为上面有人打造过的痕迹，哪怕是旧石器时代也是经过打造的，自然界哪能生成这样的东西呢？那是生成不了的。所以劳动一开始就具有创造性，这种创造性也是对自然的超越，这是一种外在的超越。前面讲的对自己本能的超越是内在的超越，首先你控制自己，你的食欲、享受欲，你的懒惰的休息的愿望，这些东西你都要克制，你不能休息，你现在还得去干活，这个是对自然本能的超越。那么对于自然界外在的超越，就在于创造出自然从来没有过的东西，或者是自然中从来不会有的东西。在自然界你考察一下，如果没有人的话，自然界永远不会有这些东西，哪怕只是一些粗糙的石器，自然界都不会有，更不用说我们今天的技术，飞机、电视机、网络等等，这都是自然界从来没有过的，都是通过人类的劳动所创造出来的。所以这个自由的超越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内在的超越，一个是外在的超越，而在这两者之中，首先是对内在的超越构成了自由的源头。有了内在超越，你才会有外在超越，比如你把石器作那样的加工，这是要耗费精力而暂时得不到补偿的，有那闲工夫不如睡一觉解解乏；但是人有远见就会知道“磨刀不误砍柴工”的道理，就会宁可克制自己的懒惰。内在超越是最根本的，它构成了超越自然的源头。真正的自由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在一个普遍理性的层次上面，制约并驾驭我们的欲望。当然驾驭我们的欲望也包括满足我们的欲望，欲望最开始就是要满足；但是如果你不驾驭自己的欲望，你可能被自然界消灭掉，你就无法生存，你会被别的更强大的动物种群所消灭———你会成为其他动物的食物。所以，你必须要驾驭自己的欲望，最终是为了满足你更大的愿望，你牺牲一点，你获得的更多，那么两利相权取其重，我丢一条小鱼去钓更大的鱼，我丢一头小羊羔去捕获一头猛兽···这都是牺牲一点点欲望，获得更大的满足。所以驾驭欲望包含满足更大的欲望，这个满足与动物的直接满足是不一样的，是在普遍性的层面上，有计划地驾驭人的欲望，规划人的欲望，通过克制欲望，去满足几十倍的更大的欲望。所以迄今为止，在这个地球上，人类是最成功的一种动物，就在于他能够超越我们暂时的欲望而看得更远，眼光更广阔，想得更长久更周到，而动物一般是比较近视的。动物也有聪明的，但是，你聪明不过人，人总是比你算计得更远。一般来说，动物只要看到它想要的，它就会扑上去，把它吃掉。它不会像人一样，设一个机关来捕捉动物。所以人凭借自己的理性，成为了万物灵长，就是因为他的技巧、远见以及欺骗能力，设陷阱的能力，普遍设想的想象力。他设想一个场景，那个时候会怎么样？捕获动物，如果没有捕获到，失败了，他会总结经验，设想这个动物是因为什么原因没上圈套，下次我再设计一个更加巧妙的，等等。这些都是基于理性之上，在这个基础之上来克服他的临时愿望，来满足自己的长远愿望，他具有这种能力。

那么由于有了这种理性能力，人在自己日常的劳动中，狩猎、种植、捕鱼、采集等等劳动活动中，已经体现了克制眼前欲望的能力；而一旦他掌握了这种能力，他就具有了超越一切欲望之上的创造力。他既然已经可以克制某一个欲望，那么原则上，他就可以超越一切欲望了，他就可以做一些完全没有确定目的的事情，或者做一些在一般人看来毫无意义的事情，做一些完全是“吃饱了撑着”的事情。最初的克制能力是在克制的框架之内的，如果他是为了更长远的目的，一般人不会对他说三道四，而会认为他这样做是“有目的的”，甚至会对他感到佩服。我们今天仍然有这种例子，看到一个人天天在那里埋头读书，我们就会想起“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古话，觉得他将来是要成大事业的；但是如果发现他并不是为了将来考大学，也不是为了将来成名成家，他就只是为了“好玩”，那么这个人就是“没有出息”了，我们就会说他还不如去打工挣几个钱了。但是实际上，人的自由创造力正是体现在这里，就体现在他不把满足自己现实的欲望当做自己的目的，而是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因为人的超越能力一旦形成，他就具有了全面超越的可能性，他就不只是可以有限超越，即超越暂时的某个欲望，而且可以无限超越，也就是超越所有的欲望。他可以不是为了满足更多的欲望，而是根本不考虑任何欲望，纯粹为了精神的创作或者是精神的享受。精神不能当饭吃，精神也不能当衣穿，确实是这样；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把自己的欲望转向了精神的创造，这种欲望的满足要比任何欲望的满足都要强烈、都要高。比如说，献身于艺术，搞发明创造，人们对这些常常是看不起的，这些有什么用？你让我画些花花草草，将来有什么出息啊？发明创造，我们中国历来认为是“奇技淫巧”，带有很强的贬义，说这个人不老实、老想偷懒、耍滑，所以就发明一些偷懒的办法，这叫做奇技淫巧，或者是为了哗众取宠。至于纯粹为了好奇而仰望星空，那是这个人吃饱了没事干，天天在那里看星空。但实际上科学和哲学都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再就是道德达到崇高的层次也会显出某种完全超功利的性质，甚至可以克制自己求生的欲望来成全某种道德理想，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自由的起源是从这里产生的，但是它当初的超越性还是从很现实的人类的生命活动、劳动生产中萌发的，是从人类的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里头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样人类就从自己生命活动的历史中，一步一步产生出超越能力和创造能力，超越自我、超越自然界，在自然界里面创造出从来没有过的东西。这就是自由的起源，如果要追溯的话，可以追溯到这里。卢梭当年说过，“人生来是自由的，但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人生来自由，人有这个能力，所以人生来自由是他的使命，人作为人来说，他应该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来完成这个使命。人生来自由，这是人的本质的可能性，但是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就是说人的这种本质、这样一种使命，并不能保证人处处都自由，而恰好说明，人有这种本质，才能不断地去追求自由。所以有的哲学家把自由看作人的一种负担，像存在主义者萨特说，人注定是自由的，逃都逃不掉。自由是人的命，你想不自由还不行，你想不承认还不行。所以人注定了必须去追求自由，这样才是一个现实的人。你生来是自由的，但是你还不是一个自由人，只有你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在实现你生来的本质、实现你生来的使命的过程之中，你才会成为一个现实的自由人。一个现实的自由人就是在那种枷锁中不断去追求自由的人。这就是我们从人类最初的起源中所获得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