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地狱——《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的启示

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我念初中的时候，俄语老师教我们唱了一首俄语歌，歌词翻译出来是：“斯大林和毛，在听我们，在听我们，莫斯科－北京！莫斯科－北京！人民在前进、前进、前进！为广大劳动，为持久和平，在自由旗帜下前进！”当时“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饥饿的强烈感觉尚未忘却，但每当唱起这首歌，我就感到一种自豪，一种光明和雄壮，觉得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在应和着歌的旋律，生气勃勃地齐步行进在历史的大道上。后来虽然这种感觉被中苏论战和“反修防修”破坏了，但一提起列宁和斯大林所缔造的苏联，内心仍然有一种纯洁的崇敬，包括后来在乡下冒着被检举的危险用半导体偷听“苏修＂的对华广播，经常听到这首熟悉的旋律，每次都涌上一股激动和向往之情。奇怪的是，真正使我从这种幼稚的幻觉中走出来的并不是愈演愈烈的中苏对立，而是一本小说，即鲁迅翻译的革拉特柯夫的《士敏土》（另有人译作《水泥》）。这本书今天已经不大有人会去看它了，但当年对于我来说无异于醍醐灌顶，它把十月革命后苏俄社会那种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勾斗和权力对人性的腐蚀非常真实地揭示了出来，而且充满了哲理。我猜想鲁迅当时之所以译这本书，未尝没有心怀对未来中国的前途担忧的意思，他早就料到一旦革命成功，他将是第一批被清除掉的“分子”。当然，尽管如此，他仍然拥护这场革命，就像革拉特柯夫书中所悲壮地宣示的那样。但他早在《失掉的好地狱》中就表明了他对于“革命”的黯淡的评价，是不同于一般未经世故的“左翼文学青年”的。至少他表达出这样一个思想：如果“革命”最终不能使人性得到解放，而只是使人性从一个地狱堕入另一个更坏的地狱，这样的命，不革也罢。

《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以最真实和确凿的事实，揭示了当时的苏联社会在斯大林晚年独断专行和个人崇拜的绝对控制下人性堕落的残酷现实。在所谓“医生案件”中受到迫害和株连的人，除了以犹太籍医生为主体的苏联顶尖级的一大批医学泰斗外，还有一大批在卫国战争甚至十月革命年代建立过赫赫战功的英雄，他们在当年是那么的英勇无畏，勇于牺牲，但现在却变得如此狠琐、油滑、工于心计，在与同僚的互相倾轧和各人自保的残酷斗争中竞相比赛着谁更加卑鄙无耻。在政治较量中通行的规则是，那些下手最狠的人往往是那些需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对领袖的忠诚的人，而这种人通常都是一些无名之辈，甚至是一些宵小之徒和有劣迹的人。例如通过阴谋手段排除他的德高望重的上司而爬到权倾一时的高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和专案重案局局长）的留明之流，他们没有尺寸之功可以依仗，甚至还必须洗刷自己过去的污点，所以在任何政治运动中都争先恐后地充当着打手和“积极分子”的角色，干出匪夷所思的“绝活”来。所以每当一个政治运动需要人为地大力来推动之际，这种人常常受到重用，哪怕当权者明知他们品质恶劣，虚报浮夸，不可信赖，也仍然为了一时的需要而委之以重任，因为他们作为整人的工具最好使、最无二心。这样，由人为导演而产生的“小人物打败大权威”的戏剧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开场锣鼓。而且，由于这些人除了依附权势之外别无一能，或者由于他们的劣迹被导演者掌握在手，在用不着他们的时候清除起来也更容易，因此他们的下场往往也很悲惨。

更为可悲的是，在这场人为的灾难中，不少人明明知道在这种局面中玩政治是一个火坑，但出于眼前利害的驱使还是要不由自主地往里面跳，其中的两难和不得已，往往不足为外人道。其实在苏联高层圈子中，与“克格勃“特务无处不在的同时，也不乏对苏维埃国家和斯大林本人绝对忠诚的人。例如克里姆林宫医院心电图监测员季马舒克，日丹诺夫之死的案件的揭发者，本人就是一名克格勃特务。她出于对本职工作的忠心耿耿而冒着极大的风险给有关方面和斯大林写信，告发她的位高权重的顶头上司在对日丹诺夫的诊治过程中玩忽职守，说他们故意违背医学常识，导致了日丹诺夫同志的非正常死亡。这一告发后来成了“医生案件”的导火线。季马舒克的告发信先是得不到上面的反应，反而被透露给了她的顶头上司，导致她自已被撤职下放；然后在上面感到“适当”的时候，对“医生阴谋”立案调查，她一夜之间成为了保卫国家安全的英雄，被授予“列宁勋章”；而斯大林死后，“医生阴谋”被证明子虚乌有，挨整者纷纷得到昭雪，整人者受到惩处，季马舒克的奖章也被取消。这个小人物在这场不是她所能控制甚至也不是她所能理解的惊涛骇浪中的命运沉浮，特别引起我的同情。但她也是我考察政治运动中的群众心理学的一个不可多得的标本。在一场毫无道理可言的政治运动中，一个只认死理的小人物要么面临自已死无葬身之地的危险，要么对他人构成极大的危险。

所以我对巴金老人所提倡的“讲真话”历来持有不同意见，虽然刚刚辞世的巴老是我极为尊重的少数几个中国知识分子之一，但他的“讲真话”的原则未免把复杂的事情过于简单化了。人不可以单凭自己讲了真话而没有讲假话就问心无愧的，须知有时候讲真话也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制造灾难，来伤害无辜的人。更何况由于人的认识的有限性，人并不总是能够辨别什么是真话，而什么只是自己以为是真话。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甚至连自己所说出的话是不是“真诚的话”都无法肯定。如本书的结尾在引用了莫洛托夫在斯大林葬礼上的致词后所意味深长地说到的：“并不仅仅是伪善使莫洛托夫在心中珍惜斯大林的‘不朽的名字’；也不是伪善使得爱伦堡在斯大林的葬礼两天之后说：‘斯大林不朽。’像他之前的很多人一样，只要斯大林需要，莫洛托夫肯定会将斯大林的名字挂在嘴上说到死。探讨这种不可知的忠诚的原因将会把我们真正带向内心的黑暗深渊，而在对斯大林的‘医生阴谋’这个巨大迷宫的调查中，我们仅仅达到了深渊的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