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生死观比较
各位同学好，大家都知道今天是全国哀悼日。五月十二号下午两点二十八分，四川省发生了震惊全世界的大灾难，灾难的程度已经不能用数字来表示。我们知道现在公布的数据表明已经有三万多人遇难。三万多是多少？这只是一个数字。但是每一个遇难者是非常具体的。每一个遇难者的家属、亲人都是具体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下来讨论关于生死观的问题——今天我要讲的是中西生死观的比较，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巧合吧。
我想起温总理在地震灾区探望一个幸存的伤员，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既然活下来了，就好好地活着。什么叫好好地活着？这句话和我今天讲的有着直接的联系。生死观的问题是讲人怎么样好好地活着。孔夫子讲“未知生焉知死”。我们中国人向来比较回避这个死亡的问题。所以我们从新闻报道中也可以看出，我们比较回避那些血淋淋的场面，当然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场面。但是我们比较侧重于讲那些比较感人的事迹。每个媒体都是这样，重要的是要宣扬那些比较感人的事迹。我们不要向后看，而要向前看，要为未来着想，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传统。我们觉得呢，如果我们总是盯着过去而不能忘怀，我们就丧失了一种乐观的精神。那么这对未来鼓舞士气，开辟新的天地会有影响。当然中国人的这种乐观精神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呢，我们在中西比较的时候，要进行一点更深入的思考。什么叫好好活着？为了好好活着，我们必须要对生死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就像苏格拉底曾经讲过的那样，“未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什么叫好好地活着呢？就是要好好地反思活着的意义、反思生死的意义。
今天所讲的生死观的比较，主要是就这种话题来讲的。人的生与死的话题可以说最能体现出一个人的人格问题，对于生死的看法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个体的人格。为什么要讲个体人格的问题？我们刚才也讲了，这不是一个数字的问题。唐山大地震死了二十多万人，有人说是二十三万人，有人认为不对，是三十万人。这在我们听来在感觉上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就数字来说，加几个、减几位似乎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如果这关系到你个人，你差点就因此而不在了，或者说那时你真的就不在了，那这种感觉就和刚才数字给你的感觉是天壤之别了。所以死亡实际上对于群体也好、家庭家族也好，与国家社会都有关系，但是最直接的还是和某个个人有关系。没有人可以代替别人去死。那么多人在地震里面遇难了，这是无可奈何的，人死不能复生。我们从里面体会到的是人的生命的脆弱。人的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人命关天的事情。但是对于大自然来说是不值得一提的事情，随时都可以丧失。而且生命是不可以代替的，你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你的儿女，你的父母，你的亲人被埋了，你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挖不出来就是挖不出来了，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们不能代替别人去死。我们能代替别人生活吗？也不行。所以生和死的问题恰好就是一个个人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个人化，最个人化的问题就是生和死的问题。别的问题你都可以说是别人的事情，你可以推脱责任。这点大家都可以理解。但是生和死的问题就是你自己的，要由你自己来决定。没有人能够给你拿主意。生死问题说到底就是终极关怀的问题。终极关怀的问题也就是你如何看待你人生的问题，如何对待死亡的问题。
在死亡面前暴露出一个人他对他自己的一生最终的看法，暴露出他的一生究竟要什么。不管平时说了多少关于这些的话，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就暴露出来了。而且从终极关怀里面也暴露出一个人对自己一生的评价。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谁？都从这里作为出发点和根据地。这是从一般来说，人生都是这样的。但是在中西两大文化领域里，又表现出极大的不同。应该说生死问题是中西文化比较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非常终极性的课题。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我先大体地说一下中国人和西方人对待生死的不同，当然不排除例外，但是总体的趋势是这样的。
对于生的问题，一般来说中国人把生命看作手段。我用我的一生达到某种目的，包括治国平天下，包括光宗耀祖等等，所有这一切在我人生之外的目的都是以我的生命作为手段。那么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把生命看作一个目的，生命就是为了生，为了活着。其次，中国人在生命中看到一种义务，人从生下来到死亡都承担着一种义务。那么在西方人看来生命是一种权利，既然我生下来了，我就有权利活在这里，活在这个世界上。另外，中国人把生命看作有待规范的生物本能，人要活着是生物本能，但是呢，是要规范的，有待于规范的。当然有些人也不同意这种看法，比如说老子和庄子。他们崇尚自然，生命不要去规范。但是一般来说，生命是有待于规范的，否则人和动物就没有什么区别了。西方人则把生命看作一种值得追求的快乐和幸福。对于生，中西方的看法基本上是这样的。
对于死呢，中国人一般把它看作是向群体生命下一个环节的过渡。每个人都是过渡中的一个环节，你生在群体中，你生在家族中，你生在血缘关系的系列中。你死了，你对你的后人应该怎么样，你对你的前人应该怎么样，你自身只是一个过渡环节。那么西方人呢，通常都把死亡看作个体生命以另一种方式的延续，比如说来世。人死了之后还有来世，还有灵魂，死后的生活是在地狱还是在天堂，这对于西方人来说很重要。特别是在基督教世界，基督徒是非常看重这个问题的。中国人把死亡看作现实世界的最后一个环节，我要死得怎么样，我要对活着的人留下什么样的影响。中国人看重这个问题。那么西方人把死亡看作一个目标，由于有这个目标，所以对个人一生的生命可以有一个凝聚的作用。就是说西方人把人的死亡看作一个生命意志，我的个人到死才是最后的大限。由于这个大限，我要在死之前做什么，这是被限定了的。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死，你就不知道怎么生。这个是和孔子的看法相反的，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那么西方人可以说“未知死焉知生”，就是说你意识到自己的死亡了，你才能策划自己的生命。死后，中国人关心的是历史的不朽。中国人讲三不朽嘛，立德、立功、立言。我们留下什么？在历史上留下功德言、在历史上留下你的名字。西方人对于这方面怎么看呢？西方人更关注的是灵魂的问题，而对于人们在历史上留下什么是不怎么关注的。但是灵魂方面西方人关注得很多。上面这些都是一些大的区分，如果把这些当作定律规律的话，那么就会有很多问题反映出来。但是大体上的趋势是这样的。中国文化自先秦以来变化不大，自古至今基本上差不多。但是西方文化经历了很多变化的阶段。所以今天的讲座以西方的变化作为主线。我们首先要讲古希腊以及罗马人的生死观，其次呢我们讲一讲中世纪基督教的生死观以及相关问题，再一个就是近代、现代西方人的生死观问题，也就是西方人进入到近现代社会，包括当代西方社会后生死观的问题。
生死观首先是生命观。古希腊罗马时期西方人比较看重生命观。我们首先从这个角度来进入这个问题，并把中国人的观念与古希腊罗马人的观念进行比较。古希腊有一个神话，一位国王捕捉了一头怪物，这个怪物据说是非常出名的，什么复杂的问题它都可以回答。于是国王就问这个怪物，世界上什么事情是最好的？怪物一开始不回答，后来抵挡不住再三盘问，怪物就回答说：最好的事情就是不要生下来。不生下来就是最好的。国王紧接着问：次好的事情是什么呢？怪物回答说：次好的事情是一生下来就马上死掉。最好不要生下来是最好的事情，那么生下来了最好就马上死掉。当然这个想法呢，也不是希腊人才有的。中国人也有这种观念。比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里面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女孩子夭折了，她的母亲哭得很悲伤，说你才这么大就死了，还没有享受人生的乐趣。旁边的人就劝她，你要反过来想，她这么大死了也是她的福气，你想想看，她现在还没有长大，还没有承担生活的重担，还没有成家立业，还没有生孩子，还没有经历生活的苦难，她享受的一切都是现成的，都是你们养育的、给予的，她该享受的都享受了，童年是最幸福的，她现在死去是最幸福的，是最好的时候。她的母亲一想，也是啊，孩子长大以后会很痛苦的，她现在死或许是最好的解脱。中国人也有这样的观念。但是这样的观念在我们中国人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笑话。仅仅是为了安慰那个母亲编出来的话。实际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不认为一个人年纪轻轻夭折了是一件好事情，每个人都尽量追求长寿。但是在希腊人的神话故事中代表了他们的一种看法，就是说人生是苦，既然人生是苦的，那就不要去追求。那就不要出生，何必来世界上受苦呢，如果生出了，那就早点死掉，不用再受人生之苦。希腊人潜意识里面可能也有这个想法，如果生命是苦的，那就不要去追求。这是一个神话故事。
但是希腊人还有另外一个神话故事，就是特洛伊战争。这里面最主要的人物就是阿喀琉斯。当年参战的时候，阿喀琉斯的父母就把他藏了起来，不让他去参战。后来俄底修斯把他找出来了，就问他，你有两种选择：你愿意光荣地去死还是平庸地去死？光荣地去死，你年纪轻轻的就可能丧失生命，但是会功成名就；平平庸庸的呢你会享尽天年，但是一辈子庸庸碌碌。最后阿喀琉斯选择了哪怕短命也要轰轰烈烈地过一生，而没有选择庸庸碌碌的一生。他参加了特洛伊战争，后来果然成为后世敬仰的大英雄。据说阿喀琉斯死后，俄底修斯去阴间拜访他，见到阿喀琉斯在阴间成了地狱之王，也就是冥王。俄底修斯说你干得不错啊，在人世间轰轰烈烈，在地狱里你仍然称王。阿喀琉斯愁眉苦脸地说：我宁可在人间做一个帮工，也不愿在阴间当王。阴间有什么好的，连光明都没有。这个神话是另外一个格调。如果在人间没有幸福，那么可以放弃对生命的追求，但是如果在人间有幸福，那宁可活在人间。要活着，要生命，活着要比死亡好。在阴间当王也不如在人间做一个普通人。这是阿喀琉斯所要表达的意愿，这个故事在正反两方面都有所表达。什么意思呢？一方面，人生是为了追求幸福的，如果不幸福呢，宁愿去死。这是希腊人的想法，他们把人生看作幸福的路程。所以希腊人总是说要幸福的生活，他们追求快乐、自由、为所欲为。他们对他们的祖先不太尊敬，对于他们的历史也不太尊重。历史在希腊人眼中好像开玩笑的一样。希腊的第一个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写了一部著作《历史》。当时的人都埋怨他，觉得这些东西没有必要记下来。他所写的历史在我们看来根本不叫历史，他的历史里面有好多神话，是真是假都是一些传闻。大家埋怨他，觉得这些东西没有必要记述下来。
所以希腊人和中国人很不一样。中国人非常重视历史，我们看古代的历史著作，哪一年都标示得很清楚。但是希腊人不关注于此。很多希腊人对自己的祖先都已经忘记了，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是谁，就胡乱瞎说。有的说自己是宙斯的孙子，有的说自己是波塞顿的后代，有的说自己是爱神阿芙洛蒂忒的子孙，随他们怎么说，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要给自己的祖先找一个有名的神灵，不管是男神还是女神。所以希腊人也不关注后人的看法，既然他们对历史都不尊重，所以对后人的看法也是无所谓的。他们全部的看法都取决于自身。传说中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有一个老人，他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都在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夺标了，一个是赛跑，一个是铁饼。于是老人高兴得不得了，当场死在他儿子的怀抱里，别人都羡慕得不得了。这样的一个老人有这样的儿子真是幸福。
再有就是苏格拉底的故事。苏格拉底的美谈流传千年不衰，苏格拉底之死是他的绝唱，是他的人生的最后一幕。苏格拉底很聪明，他经常跟别人辩论、讨论生死的问题，而且他对于祖先、神明等等都不怎么尊重。所以苏格拉底引起城邦中一些人的嫉恨，一些保守派就控告他，说他不尊敬神明，腐蚀青年思想，于是把苏格拉底告上法庭。苏格拉底在法庭上侃侃而谈，愚弄了那些法官，最终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但是因为这个就判了死刑，似乎有些太严重了，因为在希腊历史上还没有这个先例。于是就给苏格拉底留了个后路，如果交纳了罚款，就可以解除死刑。但是苏格拉底不干。后来有人去监狱救他，他也拒绝了，他认为法律就是法律，法律判我死刑我就应该服死刑。当苏格拉底的弟子去监狱救他，鼓励他逃跑的时候，苏格拉底说人是有灵魂的，人的身体是肉体，人的行动不是由肉体支配的，而是由灵魂支配的，灵魂知道什么对他最好，我的灵魂告诉我我现在死最好，现在是我全部才华发挥的顶端。因为苏格拉底是有名的哲学家，没有人辩论胜过他。他说过些年之后我老了，驼背了，口齿也不伶俐了，也辩论不过人家了，那时候死的话没有什么意义了，现在死是正好的。所以苏格拉底喝下了毒酒。历史上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学术问题，为什么苏格拉底当时要自杀？为什么选择死而不选择生？而且他在死之前让他的学生去全雅典问一下，有谁比现在的苏格拉底更幸福。苏格拉底认为自己是幸福的，他生活在世界上仿佛是演出了一幕精彩的戏剧，他的死亡是一个精彩的收场，要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如果拖泥带水的，那就不美了，他把自己的一生当成一个艺术品来雕琢，最后要有一个最完满的结局。苏格拉底被人诬告，他为了维护雅典法律的尊严慷慨赴死，同时又获得自己最大的幸福。这是苏格拉底的选择，他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以苏格拉底的生死观，我们可以看出，希腊人把追求幸福当作他们一生的目的，哪怕以死亡作为幸福的标志。那么到了罗马时代，其实也是这样的。罗马时代有三位伟大的哲学家，
一个是斯多葛学派的芝诺，他创立了斯多葛派，另外一个是伊壁鸠鲁学派的伊壁鸠鲁，还有一个是怀疑派的皮浪，这三个学派是罗马当时最出名的三个哲学流派。当时的罗马人不是这个学派的就是那个学派的。这三个学派各有各的观点，但是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蔑视生活本身。罗马时代已经开始迈入封建社会了，罗马帝国时代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有着高尚的道德。而且罗马时代的社会环境比希腊时代更加严酷。希腊时代是自由民主的时代，自由民主和城邦制度使得当时的社会风气比较自由，人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罗马人比较严肃、严谨。这是罗马人的特点。这三派的哲学家，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的哲学都是人生哲学。而他们的人生哲学都是要追求人生的幸福。但是他们的幸福观和希腊人的是不一样的，希腊人是要追求人生的快乐，是要发展个性。而罗马人的幸福观是“不动心”，这三个学派的特点都是不动心，心灵平静，不为所动，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罗马人的人生观念相比较希腊人的又进了一层。希腊人是自由自在，是发挥自己的个性，而罗马人是要坚守自己的原则，坚持自己一生的戒条就是不动心。比如斯多葛派认为整个世界都是命定的，都是已经规定好的。命运呢是按照逻各斯运行，逻各斯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逻辑，也就是必然规律。人生就是按照自然规律规定好的。人生既然是规定好了的，那么就没有什么奇迹，也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一切都是按照逻辑规律推理出来的，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是有规定的。当然你人看不出来，神是可以看到的。所以在斯多葛派看来人生非常的抽象，非常的无趣。跟希腊人相比，罗马人虽然认为人生非常的无趣，但是他们还是要追求不动心，认为不动心就是最大的幸福。
那么斯多葛派对于人的生命是看得很淡的，他们只是追求内在的不动心，而对于外在的快乐毫不感兴趣，认为那些是非常短暂的过眼云烟的东西。作为一个人应该有坚韧的性格，应该有坚强的人格，他们强调禁欲主义强调道德高尚。在生死观上面，他们对于生看得比较淡，因为生命并不是你创造出的东西，而是被命运规定好的东西。所以在斯多葛派里面许多人都有一种自杀倾向。他们还有一种理论认为自杀是人的特权，人可以自杀，而动物就不能自杀，神也不能自杀。只有人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是人类的特权，在这点上人甚至可以超过神，人可以自由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神所做不到的。结束生命是为什么呢？可以摆脱烦恼。因为他们强调不动心，这样做可以永久性地摆脱烦恼。斯多葛学派创始人芝诺本人活了七十二岁，最后是上吊自杀的。他为什么上吊？他的一个弟子，活了九十八岁，绝食而死。活了九十八岁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按照他们的理论呢，人生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太阳底下无新事”，这个格言就是从斯多葛学派来的，人活一世就等于活了千万世。活一辈子就够了，人到七十古来稀，活了七八十岁已经够了，人生该尝的你都尝过了，人生该经历的你都经历过了，那么再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这种做法可以说是活得不耐烦了。他们认为人只要活一次就够了，活一次就相当于永生，所有人生的秘密都可以参透了。掌握了逻各斯以后，掌握了人生的规律之后，活一世就足够了。这是斯多葛派的看法。
怀疑派也有自杀倾向。怀疑派的创始人是皮浪。皮浪这个人怀疑一切，凡是别人所说的他都不相信。别人说这样做会死，他偏偏不信，要试试。他经常站在路中央，看着马车远远地跑过来了，看能不能把他轧死，眼看要撞到他了，幸好被他的朋友拉开了。他还用头去碰墙壁，看能不能碰死，也是被他朋友拉开了。他经常去试验这些事情。他就是不信邪。最后他是怎么死的呢？他后来跟着亚历山大东征，当时他已经九十多岁了，还去参军。然后他去谋杀一个州长，结果被亚历山大抓了，被判处死刑。这也相当于自杀。
这里面只有伊壁鸠鲁不主张自杀，他强调感性。后来人们把伊壁鸠鲁学派称为享乐主义。他们主张人生应该有幸福，现有的人生应该好好地享乐。既然你活着，就要好好享受生活带给你的一切。但是伊壁鸠鲁学派不主张纵欲，他们推崇享乐主义而不是纵欲主义。但是发展到后来，他的弟子就变成了纵欲主义了。所以伊壁鸠鲁学派的名声在西方哲学史上不太好，大家认为它是纵欲主义的。其实他们认为欲望是好东西，但是要节制，如果不节制它带给你的是痛苦。满足你的欲望是对的，但是如果过度奢求，它带给你的就是痛苦。就像好东西吃多了会拉肚子，喝酒多了也会头痛。所以你要适当地节制，要使得你的快乐能持续，你会永久地保持，包括保持享乐的能力。所以伊壁鸠鲁学派是享乐主义的而不是纵欲主义的。
伊壁鸠鲁本人的死亡也是很有平常心的，他知道自己快死了，就在一个浴缸里面，放上一盆温水，坐在澡盆里，让他的仆人端来一杯葡萄酒，喝完那杯酒之后就去世了。伊壁鸠鲁一生非常平静，也非常的贫穷，他虽然开办了一个学院，招收了一些弟子，但是他总是不积攒钱财。你说他是享乐主义，但是看这样的表现也不太像啊。他认为真正的享乐就是肉体的无痛苦和心灵的无纷扰，这是最大的幸福。
罗马的三个主要哲学流派都讲不动心。斯多葛派的不动心是非常禁欲主义的，非常的崇高、高尚。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怀疑派的不动心是怀疑一切的不动心。伊壁鸠鲁派的不动心是尽量地享受生活给你带来的快乐，但是要节制。他们都讲不动心，都希望幸福，但是他们各自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到了希腊晚期，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提出了一个理论，就是天上和人间是分开的。在希腊神话里面也有天界，也有人间。天界是神住的地方，奥林匹斯山上是神的领域，人上不去。人只能住在山下。这个界限是很模糊的，神也经常来到人间和人间的少女通奸，生下半神的孩子。但是到了柏拉图那里，他把两个世界完全分开了，理念世界是高高在上的，它跟世俗的世界是不相同的。人的灵魂只有死了以后才能到达理念的世界去。所以柏拉图提出一个观点，人的生活就是过眼烟云，不要期望得太多，不需要留恋，而更应该期待来世，因为人的希望在来世。这个就像后来基督教的天国等等之类，当然柏拉图那时候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没有形成明确的天堂观念。一般来说，天上和人间在古希腊人那里差别不是太大。古希腊人认为男人人生最高的理想就要像赫克里斯那样——赫克里斯是古希腊著名的大力士，他是宙斯和人间女子结合而生的孩子，他一生有着丰富的战绩，完成了十二件功劳，战胜了许多妖魔鬼怪。在他死了以后呢，他成了天上的星座，成了天上的神。他的十二件功劳虽然有为民除害的成分，但是主要是体现人的超自然能力，代表一种奥林匹克的体育精神。所以赫克里斯在西方人心目中是体育之神。这是希腊人的生死观，它主要是生命观，如何看待生命，也就是如何看待幸福。
相比之下，中国人则看重责任伦理，从生下来到最后死亡都在责任制中。中国人的一生都在责任之中，从生下来就是为了报答某些人的恩情。首先是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父母生下你来，你就有了赡养他们的责任。那么到快接近死亡的时候又开始期待下一代，有些人自己一生没有什么希望，就把希望托付给下一代，望子成龙。中国人也有自杀的。我们经常讲中国人怎么自杀的人不多，而西方有很多自杀的呢？其实中国自杀的人也很多。中国人在什么情况下自杀呢？中国人在三种情况下是容易自杀的，第一种情况是表明自己的清白。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而自杀。我们有句话叫“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如果有人说他“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那么你就要注意他了，他可能有自杀倾向。如果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就只有自杀了。这是一个情况。
第二个原因是羞于见人，没有完成自己的责任或者没有实现自己的意愿或者是失去了面子，觉得特别没有面子。第三个理由就是惩罚别人。投河上吊是为了惩罚别人，借助于官府。我死了我不能追究了，但是会有人追究的。在中国古代，历代的法律上面有一说，叫“逼死人命罪”。在古代，是谁把自杀者逼死的，那个人就是有罪责的。但是按照现代法律来说，这个罪好像不能成立。因为自杀的行为是自愿的，只要不是有人设圈套或者使用武力让人去死，那么这个罪是不能成立的。所以首先要判定是自杀还是他杀，自杀你只能怪你自己。但是在以前不是这样的，如果有人自杀死了，官府要追究的，看是谁把他逼死的，然后再判罪。有时候可能找不到可追究的人。但是自杀的人有时候会说，我死了也不会放过你，我要叫你不得安生，要来破坏你的家庭等等。总而言之是用自杀来惩罚别人。
这三个理由都可以是中国人自杀的原因，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这三个理由是最主要的。一个是表明清白，一个是羞于见人，一个是惩罚别人。但是在西方好像没有这个说法。古罗马好像还有条法律专门讲自杀，说是凡是有人能够提供正当自杀理由的，官方免费提供毒药。这个是和中国很不一样的。是不是对幸福绝望了就会去死呢？在中国好像不是这样。中国人比较强调好死不如赖活着。死在中国人来说不成问题。中国人对于再艰难的生活也能忍受。余华有一本小说叫《活着》，里面的主人公福贵是活得最悲惨的，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活法。他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活得好像还挺滋润的，每天唱小曲，但是就是不去死，就等着。余华的小说写得是很好的，但是他在序言里面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意思：活着没有什么目的，活着就是活着本身。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批评他，我读《活着》的时候的感觉和余华自己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读《活着》为什么觉得震撼，是因为我觉得人不应该这样地活着。而余华在序言里面说人就应该这样地活着，活着就是为了活着，人跟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小说所发生的社会效应恰好相反，是说人和动物活得没什么两样，这是非常不应该的。人应该像人一样活着。但是小说就是这样，作家有时候不能对自己写作的意义有一个准确的把握。这个不能怪作家，因为他们毕竟不是搞理论的。如果他们搞起理论来，往往就会不沾边了。但是评论家应该把他们的思想评价出来。
那么在这方面，中国人不怕活得没意义，也不怕活得没幸福。中国人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不得好死。什么叫作不得好死？不得好死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说，死后没有人给你烧香，断子绝孙。这是中国人最厉害的骂人的一句话，《阿Q正传》里面，阿Q去欺负小尼姑的时候，小尼姑哭着骂道，阿Q你这个家伙要断子绝孙，阿Q就不高兴了。骂他别的都无所谓，唯独这个是不行的，所以阿Q后来睡不着觉，就向吴妈求婚。断子绝孙是中国人最厉害的一句骂人的话。西方人关注人死后的灵魂归宿，而中国人关注的是死后家族的延续。死后有没有灵魂这件事情，中国人是半信半疑的，所以在《祝福》中祥林嫂会问人死后有没有灵魂。鲁迅说我也不清楚。中国人都说不清人死后到底有没有灵魂。所以对于灵魂的问题，中国人是半信半疑。而且很多人都认为没有灵魂，比如像古代唯物主义者王充，他认为人死如灯灭。人活着就像点了一盏灯，人死了就如同灯灭了。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死了就唯独只有一个东西可以宽慰你，这就是家门有后，有几个儿子在。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儿子在就可以报父仇，可以继承父业。这是中国人最得意的，就是光宗耀祖，儿孙满堂，流芳百世。所以中国的历史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家族的历史，包括帝王的历史也是家族的历史，包括整个江山，都是他们家的。那么个人在其中呢，被看作是家族中的人，是家族的一个环节。个人的死没什么，但是家族要延伸。这是我们把希腊人和中国人在生命观上面所作的一个比较。
下面，我们再看看西方中世纪。西方中世纪重视死亡，所以我们从死亡观上面来和中国作一个对照。刚才讲了，西方的新柏拉图主义把世界划分为此岸和彼岸。世界有两分，现实世界是此岸世界，那是过眼烟云，是虚幻的。真实的世界是死后的理念的世界，是彼岸的。这样世界两分之后，西方人的生死观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人注重生，而中世纪的人注重死。从重视生命转化到了重视死亡，重视来生，死后才是生活的开始。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人死后才是真正生活的开始，在死之前都是虚假的生活。死后的世界是一个正义的世界，好人升天堂，坏人下地狱，在现实的世界中是没有正义的。现实世界充满罪恶，没有正义是正常的，因为它是虚假的世界。只有死后才有真正的人生。所以基督徒其实也要追求个人的幸福，这在西方人那里是没有变的；但是争取个人幸福的战场由人间变成了来世。人生的概念变成了双重的，死亡是另外一种人生，而且更加公平更加幸福。
所以人生在现实世界中是为来世作准备，你在人生现实世界中的任务就是要做好事、讲道德，所有这些呢都是为来世的。所以耶稣基督说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你来世的天堂准备的财富，那个财富比你现实的财富要大得多，是永恒的幸福。此生的幸福是暂时的，而来生的幸福是永恒的。所以耶稣基督认为人在世的要为来世作准备，放弃现实的一切才能得到来世的幸福。有一句话是：富人要想得救，就像骆驼穿过针眼。就是说富人在现实世界积攒了那么多财富，那怎么能上天堂呢？所以说人生就是要赎罪、受苦。受苦是正常的，把受苦作为死后幸福的一种代价或者说当作一种考验。你能经受住人生的痛苦，保持道德的高尚，那么你就会得到报偿。所以在基督教那里，家族、天伦之乐这些东西都不足以安慰个人，只有追随上帝，向往死后的更高的生活，才能够使人的心灵得到最后的归宿。
我2007年在香港道风山道风山可以说是基督教圣地，那个地方风景非常好。道风山的主要建筑物“圣殿”殿顶，外形成八角形，蓝瓦红梁，檐角飞翘，尖顶中央竖立一十字架，每一檐角上，都竖立四个僧侣小像。殿内有“讲课室”，是牧师讲道的地方，两旁有联语：“风随意思而吹，道与上帝同在。”圣殿下方为静室，名“莲花洞”，内悬长明灯，十字架下安放莲花座，仿如佛堂静室。这个莲花洞有一点佛教的意思，因为佛教是崇尚莲花的。
进去之后有一个很小很窄的窗口，是用五彩玻璃装饰的，前面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四个大字“放下重担”。我心里想着这和佛教差不多啊，因为佛教也是讲放下人生的重担。因为我不是基督徒，我没有祈祷。所以我转过身看了一下，背面墙上又有四个字：“背起十架”。我想这个和佛教就不一样了，因为佛教只是让你放下重担，而基督教不仅要你放下今生的重担，而且还要你背负起来世的十字架，要你为来世有一种承担。佛教和基督教都是让人寻求解脱的，这毫无疑问，但是基督教除了让你寻求解脱之外还要让人有所承担，承担你的罪过，和你的使命。所以基督徒他们不像佛教徒那样逃避世俗生活，而是就在世俗生活中承担着应有的责任。你不能只想到逃避痛苦，而且要承担痛苦，承担罪过，这是上帝给你的考验。我们中国人中信仰基督教的往往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以为我信仰基督教之后就可以获得解脱了，一身轻松了。但是基督教和佛教是不一样的，你要皈依基督教后，除了解脱还要承担。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医生和护士都是基督徒，他们默默地做事，不求名不求利，默默承担人世的罪恶，承担人生的痛苦。
这是西方人的死亡观，把死亡看作更好的生活。所以西方人尤其是基督徒呢，对于来生往往有一种渴望。就是临死的时候，就像我们在小说中读到的一样，脸上带着幸福安详的微笑，这是为什么呢？他觉得他看到了来世的幸福，所以他非常平静，感到非常的喜悦。在《浮士德》里面也有这样的描述，浮士德当时也活得不耐烦了，看透了一切人世的悲苦，也是一个饱学之士，当他五十多岁的时候，他几乎无所不通，包括旁门左道之类的东西，比如炼金术等等。他觉得活着很没意思，就想着能不能有一种更好的生活，他就想自杀，以便去来世看一看。于是他准备了一瓶毒药，准备跨入来世。当他准备喝下毒药的时候，教堂的钟声响起，浮士德想到基督教的提示你这辈子还没有过完呐！你还是把人间的痛苦甚至是无聊尝完了，然后再去来世不迟。所以基督教中有一种对来世的向往、渴望。基督教徒当年在罗马晚期受到迫害的时候，皇帝往往把基督徒赶到斗兽场去，让狮子老虎去撕咬他们，但是基督徒们一边忍受撕咬一边祈祷，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他们觉得他们马上要去一个更幸福的世界了，要去过另外一种生活了。他们感到一种快乐，对死亡感到一种快乐。这是我们中国人所体会不到的。与西方人中世纪的看法不同，中国人历来把死亡当作是对人世有所作为的一个代价。也就是说有的死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什么叫重于泰山，就是要有东西留给后世，你要留下一些东西给后人，不能无声无息、无缘无故地去死。就像张贤亮的一部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面的主人公几次想去寻死，因为他被打成右派了，受到歧视和侮辱，觉得活不下去了。他经常和他的那匹马对话，在这些对话中就流露出这样一种观点，人生在世总要留下一点东西给后人。今生今世没有什么希望，来世也没有什么期待，我活着就是要为这个世界留下一些东西。最后他没有自杀。就是靠这样的信念而活了下来。
在古代，像孔子就是这样的观点，人不能无缘无故地去死。君子至少就是这样的，下面的老百姓我不敢说，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君子，就必须要有一些事迹留下来。所以孔子讲伯夷和叔齐的故事。伯夷和叔齐是商朝的大臣后来武王伐纣，把商朝灭了。伯夷和叔齐呢觉得自己是商朝的臣子，就不食周粟，不吃你周朝的米饭，两个人就跑到山上挖野菜。在山上挖野菜的时候碰上一个放牛娃，小孩子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说我们不食周粟，在挖野菜。放牛娃哈哈大笑，说你们挖野菜的这个山不也是周朝的，不也是周武王的吗？于是伯夷和叔齐就不挖了，就活活饿死在那里。这件事情得到了孔子的称赞，伯夷和叔齐饿死的这种忠君的事迹，孔子认为老百姓现在还在称赞。老百姓是否称赞他们，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至少孔子是称赞他们的。伯夷和叔齐通过饿死，以此表达忠心，而被后人所铭记。还有的人因功绩而著称于世。比如齐国的宰相管仲，孔子对他也很称赞。管仲是中国古代名臣，他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使国家富强，一匡天下，老百姓安居乐业。所以老百姓还在称赞他。孔夫子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匹夫匹妇”，就是一般的老百姓。认为他们那些人自己投河、上吊自杀死了也没有人知道。这些人是没有什么出息的，所以你要做君子而不要做匹夫。君子是怎么样的呢？君子最害怕的是死后没有人提起。你死了总要给一些人留下一些纪念吧，你要做点好事啊。有人说不能流芳百世那么遗臭万年也是好的。孔子当然是反对这个的。孔子的眼光是执著于当时，却恩泽于后世。当世你要有所功绩，死后要恩泽于后世。儒家的君子理想一般都是这样的。
道家在这方面有所不同。老庄一派在这方面基本上是采取淡化的态度，甚至否定死亡，认为没有死亡。死是什么呢？老子说“死而不亡者寿”。死本来就是亡，但是死而不亡，就是寿。俗话说寿比南山，你死了尸骨还在精神还在，只要南山在你就在。这个死和生没有什么区别，只要你和自然融为一体。庄子有一篇《齐物论》，其中很重要的部分就是齐生死，你不要乐生恶死，就是说不要讨厌死而喜欢生。这都是偏见，要齐生死、外生死。就是要有一种无古今、无生死的境界，这就是庄子的境界，把生死看得非常淡薄。因为和大自然融为一体后，在活着的时候就是自然的一部分，那么死了还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活着和死了没有什么区别。据说庄子妻子死了之后，庄子鼓盆而歌之。妻子死了他反而敲着盆子唱歌，别人就问他你老婆死了你为什么不伤心，反而还唱歌呢？庄子回答说，人生就像身上长的一个脓包，死就相当于这个脓包溃烂了，伤口就平复了就回复到大自然了。气聚而生，气散而死。气散了去哪里了呢？还是散到大自然了啊。整个大自然都是气，通天及地。所以你不要乐生恶死，就是说不要讨厌死而喜欢生。这是庄子的看法与态度。所以庄子对于生死是很淡薄的，这和儒家是很不一样的。儒家是主张，这个死是必然的，但是你还是要哀死，而不要患死。患死就是恐惧死、怕死。人死了毕竟可悲，毕竟人是有感情的。像庄子那样完全不讲感情的是很难的。所以儒家认为人死了要悲哀，但是不要怕。所以这个老庄和儒家在死亡的问题上是相对的。他们时常发生一些辩论，于是有些人就要调和这样的对立。据说有个人的父亲死了，他过去大哭了三声，然后就像没事人一样走了。既有儒家：大哭了三声；又有道家：没把他当回事。所以中国人对死亡的观点两种都有，一种是淡然处之，这是道家的；一种是悲伤，这是儒家的。这两种观点都表达了中国人对死亡的态度。
还有佛家，佛家是印度来的。印度带有一些西方的观念，就是具有乐死的思想，不是喜欢生而是喜欢死。据说以前神像游行的时候，把神像供在大象拉的车上，在节日的时候出行，有很多人投身于神像的车轮之下。死在神像的身体之下，为神明献身，这是印度人很高兴的事情。这是很平常的。丈夫死了，妻子殉葬，这在印度人那里也是很平常的。你不要她殉葬还不行，
她非要殉葬。现代印度的法律废除了殉葬，但是还有人不断地在殉葬。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幸福，到来世去是他们最大的幸福。所以释迦牟尼讲经的时候有五百多人自杀。有人说你不能再讲了，这样下去人就死完了，于是释迦牟尼换了一个经讲。所以自杀对于印度人是很快乐的事情。这个和西方的基督徒有类似的地方。
但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这些观点有所改变。佛教在中国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印度的佛教和中国的佛教是不一样的。印度的佛教中释迦牟尼涅槃升天是非常高兴的事情，但是到中国之后，涅槃之类的感情就发生变化了。我们说“送你上西天”，这是非常贬义的说法。所以佛教到中国之后又和我们的道家合流了。佛教在中国不是乐死但是也不恶死，对死既不喜欢也不讨厌。佛教对生死问题看得很淡，超然于生死之外，崇尚无常，人生无常啊。
所以儒道佛对于死亡有共同之处，就是取消死亡的个人意义，你不要个人执著于死亡。对于死亡你要化解掉。道家把死亡化解到自然中去；儒家化解到家族观念中去，民族、家庭、国家，化解到群体中去；佛家化解到“空”里，四大皆空。对于死亡不要恐惧不要痛苦，最好的办法是不去想它。中国人对于死亡最一般的看法就是不要想它，所以我们日常讲话也是这样，说某某人“想到了死”。想到了死就说明这个人有问题了，不想活了。其实想到死不见得就是不想活了，想到死也可能是想更本真地活，活得更有价值。但中国一般人认为不要想到死，否则不正常。虽然也知道人会死，但是回避它。
第三个我们讲一下现代西方人的生死合观。古希腊是生命观，中世纪是死亡观，那么近现代是生死合观。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西方的生死合观是什么呢？
西方近代以来有个很大的改变，就是生死合为一体。古希腊也好，中世纪也好，他们把生死看成不同的问题，生不是死，死了以后不会再生，或者说是有另外一种生——另外一种生活，来生和现世的生是不一样的。彼岸世界本来是遥远的，高高在上的，在基督教新教之后，成为人的一部分，而且是更高的一部分，就是良心。上帝会在哪里呢？上帝会在你的良心里面，良心就是上帝。比如西方哲学家康德，他把灵魂不死和上帝变成了一种希望。你希望有来世，但是只能把它作为内心的一种信仰、希望，绝对不能看成一种客观知识，这是不可知的。在这样的一种生死合一的观点下，使得人更深入地思考生死的关系问题。生不再是另外一种死，死也不再是另外一种生。像基督徒那样的死亡好像是过另外一种生活那样，现在已经不是了。它不是另外一种生，而是与存在不同的一种虚无。生就是存在，死就是虚无的。但是近代哲学把存在和虚无统一起来了，虚无就在存在之中，虚无和死亡渗透在存在之中。所谓生命就是去死。学习哲学就是学习去死，也就是学习怎么去生。我们现在也讲，我们每时每刻的新陈代谢本身也就是部分的死亡。一部分死去了，一部分新生了，新老交替，但是我们整个人还活着。在整个人活着的状态下，每时每刻在发生着死亡的事件，只是我们不知道。所以生和死实际上是一个统一的过程。但是最后的大限，最后的死亡伴随着你生命的每一分钟。人随时都可能死。我们在汶川大地震那天都可以体会到。
地震那天我在床上睡午觉。醒来后我就听说大地震了，但是地震当时我没有醒来。我说没感觉到地震。后来我又想到，如果真的地震把我震死了，我也不会感觉到了。所以每次睡觉之前我们都该想一想，明天还能不能醒来，这是随时伴随着你的，不一定的事情。死亡就是生存中的可能性。你估计你可以活到八十岁，那是很难说的，说不定现在、当下就有可能死。法国哲学家蒙田出了一本散文随笔集，有中译本。他是对生死看得非常重的人。据说有一次他和朋友在外面散步，在散步的时候，忽然想起一个事情，转身就拼命地往家里跑。他的朋友就在后面追，后来追到家里一看，他正在纸上急急忙忙写些什么东西。他的朋友问他这是干嘛，蒙田说我忽然想起一些事情，要把它们写下来。朋友说你干吗要跑呢？蒙田说我要是不跑的话，万一我在半道上死了呢，那这些想法不就浪费了？所以他想起什么东西就要赶紧写下来，因为时间过程中很可能发生灾难，发生死亡。当然如果一个人这样的话也是活得很累的，每天就想着我可能要死了，我该做些什么。但是这个故事给我们提了个醒，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是长生不老的，你是不死的，或者说你到什么时候才死，死离你还很远。其实死亡就在你跟前。二○〇八年五月十二日中午如果我在四川震区睡午觉，或者地震发生在武汉，那我就死定了。这是很可能的，不是没有可能的。死亡的机会如此之多，你可能只是在屋里睡觉，祸从天上来，也可以从地下来。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
所以现代西方生死观的思路也是这样的，就是死的方式构成了生的意义。如果说晚上地震死了，你的意义也就完结了。什么叫得好死呢？就是说你可以选择你死的方式。一些得道的高僧知道自己在某月某日要死，他就会在此之前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得好好的，然后就圆寂了。这是最好的死亡。但是我们一般人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一般人就是说能够不要在那种预料不到的情况下横死，就知足了。最好能享尽天年，还能安排死的方式。但是哪年哪月会死不是谁都算得到的。但是至少你要有这样的安排，我要怎样去死，要在做完什么样的事情后去死。这种方式就构成了生存的方式，我就是看我怎么安排我的死亡，我是追求某种目的而死。所以死亡对生存构成了某种可能。比如说，叔本华把人生当作苦难，把死亡当作解脱，生命就是受苦，为什么受苦？是因为人有求生的意志。只有死亡才能得到最终的解脱。当然了，还有艺术、审美能得到暂时的解脱。在艺术的陶醉之中暂时忘记了自己的生死，但是最终还是不能逃避的。所以叔本华的思想里面有一种自杀的倾向，悲观主义、虚无主义，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尼采和叔本华有相同的地方。他主张人要承担起生命的痛苦，有承担就有痛苦，但是也有快乐。自由意志给人痛苦，但是也给你带来快乐，这种快乐不是单纯的享乐，而是一种努力争取权力意志，实现自己的目标，摧毁那些腐朽的东西，在这个里面有一种斗争的快乐。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在宣布上帝死了之后，人的生死就必须要由自己安排，必须由自己赋予它生存的意义。以前活得很简单，是上帝赋予生命的意义，基督徒就是为上帝而生。但是上帝死了，你活着是为了什么？尼采认为活着是为了创造意义，世界是虚无的，唯有活着才能创造意义，所以你不要怕痛苦，不要害怕承担，要战胜痛苦，战胜一切敌人，战胜一切追求幸福的困难。人生有痛苦，痛并快乐着。有痛苦也有快乐，就是痛快。尼采的哲学是痛快的哲学，他很反对、反感追求享乐的哲学，但是他很赞成那种追求的态度。人要变成超人，不断去追求。所以历史上的名人在尼采看来不是那些国王、大臣、主教，那些在历史上有名有姓的人不是名人，真正的名人应该是天才，有智慧的人、有个性的人。所以尼采给自己写的墓志铭是“看，这个人”。”你们看哪，这个人”，这句话用汉语说出来有点贬义。其实这是指他和所有人不同。这是尼采墓碑上的字。
海德格尔主张人应该“先行到死”，只有先行到死，你的生命才有意义。你要考虑你的死亡，你不是永生的而只是“此在”，你只有预先考虑到你的死亡才能赋予你生命意义。人的一生只有几十年，所以你要筹划一下。人的生命是筹划出来的，你生下来是身不由己的，但是一旦你有了生命你就要用它来完成什么，不要白白地浪费过去，既然活着了就好好地活着。所以正是因为人都是要死的，所以他才活得有意义。这是现代哲学家们推崇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非常深刻，像波伏娃。波伏娃是萨特的女友，他们没有结婚，但是他们一直相伴到老。她写了一部哲理小说《人都是要死的》。这部小说里说，有一个人在13世纪的时候得到了一本书，里面有包括炼金术之类的各种知识。13世纪还属于中世纪，那时候还没有化学还没有生物学，只有炼金术。那么那个人通过炼金术得到了不死之药。服了药，那个人就变成永生的了，怎么也不死，投河、割腕、上吊，怎么也死不了。这个人很高兴，但是后来慢慢地就发现不是那么高兴了，永生给他带来了不少烦恼。比如谈恋爱，他找了个女朋友，他对女朋友说我们一起白头到老，海枯石烂，终生不变心。其实他知道自己是在说谎，因为他是不死的。女朋友知道他是不死的之后离开了他。即使不离开他，几十年后女的白发苍苍，又老又丑了，他还是三十多岁那么年轻，他永远得不到真正的爱情。他想去建功立业，帮助人民推翻暴君，扶持另一个国王。但是新的国王还是暴君，于是接着推翻国王另立其他的国王。后来他又帮一个国王去征服一个国家，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别人说他很勇敢，但是他自己知道他其实不勇敢，因为他是不会死的，不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来冒险，所以这些荣誉也是虚无的。最后呢，他没有事业心了。一切都觉得烦了，谈恋爱没意思，建功立业也没有意思。一个男子汉，除了谈恋爱和建功立业之外，还能干什么呢？没有可干的了。什么也不干就会变得非常懒惰。想干一件事的时候马上想到，以后再干吧，反正有的是时间，结果一推再推就不干了。于是他很想睡觉，躺在一个草地上，一觉就睡过了六十年，醒来后一切如故。他很羡慕那些有死的人，那些年轻男女，一个个活得生气勃勃、欢蹦乱跳的，他们知道自己会死，所以想干什么就会立刻去干，想去恋爱就立刻去谈恋爱，想去建功立业就立刻去建功立业。一生只有几十年，但是有活力，要抓紧，不像他那样死气沉沉。这部小说写得很有哲学意味，非常深刻。就是说人如果一旦不死，或者说一个人从来不想到他会死，那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他的人生会变得没有任何的积极态度。
没有死也没有生。不想到死也就不知道该怎么生。所以生命就是个人的一种操心，也是一种烦啊。生命是要你自己操心的。不是说人家给你的，平平坦坦的，你放心享受就是了。人生不是这样的。生命本身就是一种烦，学习哲学就是学习死。哲学最大的问题就是死亡的问题。为什么自杀呢？加缪说真正的哲学问题就是自杀问题，讲哲学讲到最后，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还活着。有学生问我，老师，人的生命有没有意义？我说没有。学生就说，如果没有意义我们还活着干什么？我说你问这句话就很好，我反问道，你为什么不自杀？你不自杀就说明你不甘心，你有事情要做。人生要有意义，但意义是要你自己追求的，不是他人赋予的，也不是与生俱来的。你的出生并不能给你人生带来任何意义，任何人的人生意义在于寻求。人生一世，草木一春，但是你去寻求意义，人生就有了意义。在地球上只有人这种动物是会寻求意义的。但是能不能寻求到就不得而知了。动物不会寻求生存的意义，而人要去寻求。有的人也许寻求了一辈子，最后呢还是没有寻求到，但是他寻求过了，他活得像人。如果你不去寻求，你就不是真正的人。每个人的人生意义都是他自己寻求到的。
据说很多年前赵忠祥主持过一个节目，讲的是瑞典有个小学带着一二年级的小学生去医院的太平间摸死人。去摸摸他们的脸，感受他们的温度，以此来感受死亡，认识死亡，告诉孩子死亡是怎么回事儿。这是瑞典的教育模式，很小就要认识到死亡，但是我们中国不让小孩子看这些的。等他们长大了有一定承受能力了，才告诉他们什么是死亡。这是和瑞典很不同的。赵忠祥在节目最后发了一些感慨，觉得这种教育对小孩子是不合理的，他说他是很不赞成的。小孩子那么小，就把那么阴暗的思想灌输给他们，这对于幼小的心灵是没有好处的。两大文化的差异就在于此。我倒是主张小孩子到了七八岁的时候就应该让他们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儿。当然也要有一些童话，也有一些幻想，那时候这些东西是混杂在一起的。小孩子不管这些，但是你要让他知道其实死亡离人们很近。
中国人从来没有把生死看作是个人的事情。生不是个人的事情，死也不是个人的事情。那是家庭链条上的环节。你的生是你的父母赋予你的生命，死是身外之物，与你不相关，你可以不去关心它，也不必害怕，来了就来了，死了就相当于休息。所以在古代很多哲学家都讲过，张载就讲，“存，吾顺事，殁，吾宁也”。存就是活着，就是说活着就是完成义务，该干什么干什么；殁就是死亡，就是说死就是得到安宁，摆脱了义务。生的义务已经尽到了，死了也就没什么可以问心有愧的。你把自己容身在万物之中，天理之中，那么虽死犹生。宋明理学的生死观是儒家和道家的结合。到了宋明理学，中国的儒道佛三教合流。像张载、朱熹、程颐、程颢以及后来的王阳明等等都是三教合流的。人融化在自然里面，融化在社会里面当然就会长存了。我们常常讲“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人身体死了，但是你的丹心可以永垂不朽，永留历史，永远不朽。所以中国人不怕死，一般来说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怕死。我们在战争中看到，美国大兵怕死怕得不得了。而中国的志愿军是不怕死的。不怕死了之后，你用死吓唬他是吓唬不到的。死对于中国人来说不是很可怕。中国人很多，死几个人，甚至四川大地震死了几万人，从比例上来说，是不大的。当然这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我们对地震中遇难的人们表示沉痛的哀悼。但中国人更主张在生死面前自己不要改变，这就是庄子所讲的，不悦生，不恶死，生不要快乐，死也不要悲哀。那么儒家更加主张积极入世，君子要创业垂统，要开创一个传统，要为后人做一个榜样。这是君子所干的事情，君子要死得其所。
对于死后的鬼神，中国人也是半信半疑的。不怕死也不怕鬼，当然老百姓怕鬼，那是迷信。我们士大夫是瞧不起迷信的，认为民间的迷信是不可信的。但是知识分子呢也不排除鬼神。孔子也讲过，祭神如神在，你祭祀的时候要恭恭敬敬的，好像神就在那里一样。但是在孔子那里，这只是一种姿态。孔子是不讲鬼神的，祭祀神明是为了让老百姓感到恐惧。但是孔子和中国的士大夫内心里面是不相信神明的，或者说至少是半信半疑的。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神道设教的政治手段。建立一个神道，然后设立一个教化让老百姓有所畏惧。中国人对于鬼神、对于宗教的态度都是这样。中国人不排除宗教，如果宗教有利于安定民心，中国历届的统治者都是乐于接受的。好多宗教在中国都得到推广，包括伊斯兰教、犹太教等等。犹太教在世界其他地方没有容身之地，除了中国之外。据说在河南开封以前是有犹太教堂的，犹太教徒戴着黑帽子，伊斯兰教徒戴着白帽子，所以犹太教又称为黑回。那些人从面部特征可以看出是犹太人，但是现在没有黑回了。“文革”的时候，把他们的《圣经》都卖了，都没有了，同化了，消亡了。这是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的事情，唯有在中国发生了。只有中国文化能做到，不是强制性地，是慢慢地，一代一代地趋同了。任何宗教在中国都被同化了不少。你现在去看看，各种宗教除了在仪式方面有所区别之外，其他方面很难区别。中国文化不是采取一种强制性的，命令你要改变或者怎样，而是采取一种慢慢的、潜移默化的方式。所以中国文化在宗教方面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但是呢也有很大的消融性。这都是神道设教所带来的影响，中国人最看重政治，如果能长治久安，中国人可以接受宗教，比如说佛教。政府不但允许还会鼓励。但是政府的政治不是按照宗教的原则来的，而是有自己的一套，那就是儒教。儒教我们说也是宗教。其实儒教不能说是宗教，它是政治的，是一种统治术。儒教有自己的一套，它不是按照信仰来统治，在这方面儒家跟法家合为一体。儒法联手是中国当政者必须具备的素质。
那么中国人对于宗教的这种态度呢，除了迷信以外，没有真信仰。迷信有一种狂热，但是迷信也不是真正地不讲效果，我们说“诚则灵”，“灵”就是有效果。也就是说你只要诚心诚意地信佛，信仰妈祖、土地爷等等，就有效果，都是为了灵验，都是为了实用主义。不过不灵验的话就不信仰了，这个庙宇不行了，就换其他的。民间的迷信看起来很虔诚，其实也不是真的那么狂热的。比如义和团，当年杀洋人的时候宣称”刀枪不入”，确实有些人连命都不要了，他们难道不信吗？但是一旦前面一排被打倒了，后面的一排就作鸟兽散。就没有完全相信的迷信。只要被事实证明不灵，就马上不信了。这是中国人的信仰。中国人的信仰其实是讲现实、讲好处的。中国的迷信都是讲现实的关系，讲现实的消灾祛病啊，光宗耀祖啊，家族关系啊。所以中国人死后特别喜欢造坟墓，棺材也造得很气派。有钱就要买好棺材，而且早早地都买好了棺材。我的一个朋友，三十多岁的时候两口子就已经买好了两口棺材，放在屋里，经常会去摸一摸，躺一躺，去试试看感觉怎么样。那么买棺材是不是想到来世呢？当然有点儿想到来世，比如说我们现在清明扫墓，扫墓的时候会想到老人的“在天之灵”会需要什么，就会烧点儿纸钱、房子什么的。阴间是不是房价上涨了？给父母多烧点纸钱。把人间所有的考虑到的都烧给父母。但是谁都知道，这只是表达一种心意，而不是真的。中国人都不会相信这个，大家没这么傻，都知道主要是要为活人着想，死了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中国人对于死的重视不是为了到阴间过好日子，而是想要在人间留下一个好印象，让后代能够纪念。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奇怪，比方说西方的基督教徒死了之后棺材就是一块薄板子，他们不是没有钱，有钱人也不会搞得很奢华。因为在基督徒心中，这个死了以后，人就在上帝那里了，灵魂去了天上，地上的东西都带不过去的。如果你要下地狱，烧再多的纸钱也没有用。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奇怪，这么有名气的一个人就这样草草地被埋葬了。葬礼也很简单。但是在中国却是很不同的，排场要豪华。这是中国人的生死观与西方人的比较。
最后我想讲的是我本人的生死观。我本人肯定是中国人了，肯定我不会完全接受西方的生死观。因为我没有宗教信仰，所以我主要还是着眼于现实。但是我觉得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要经常想到死，想到死不是一句坏话。怕死好像是对一个人的贬低，实际上怕死没什么，重要的是你如何面对。有的人怕死就不去想它，这是一种鸵鸟政策，自欺欺人。正因为你怕死，你反而要去研究它、想它。凡是最大的哲学问题都是面对死亡的问题，怎么样去死的问题。所以人活着随时都要有死亡意识。死亡意识使我意识到人只有一次生命，这是非常可贵的，要好好地利用，好好地过，要尽最大可能地实现我的生命中的可能性。我首先要考虑我这一辈子可能干什么，要干什么，然后最大可能地去实现它们，否则就是在人世白走一遭。你像动物一样来了人世一趟，什么也没干，不是白活了？但是在这方面呢，正因为如此，我是立足于个人。我是中国人，但是西方的个体独立性这样的观念我是认可的。我立足于个人的生存权利，生存是一种权利，是我个人的权利。这是西方来的观念。我有责任，我的责任建立在权利上面，没有权利我也就没有责任。我生下来是有权利的，因为并不是我要生下来的，我被生下来了。既然你们把我生下来，那么你们就有责任养我，你们完成了责任，我当然要感恩。但生下来这件事情我没什么可感恩的，只有养育之恩这是不可磨灭的。所以责任和权利是相互对等的，有权利才有责任。个人的自由和独立是人生价值的基点，追求人生的幸福是最终的目标。当然对于幸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你所谓的幸福未必是别人的幸福。虽然我住得不豪华，吃的不是山珍海味，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很幸福的，有一种伊壁鸠鲁的享乐主义。但是我的享乐是有追求的，有我所要追求的幸福。我觉得从事学术研究是最大的快乐，有人认为学术是一种苦力，这是各有所好。所以权利也好、责任也好、自由也好、幸福也好，都要提高它们的层次。当然有人愿意停留在低层次上也无可厚非，他认为人生就是追求这种幸福的，他就愿意像动物一样生活，只要不妨碍人家，没有人能谴责他。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要提高层次，当追求达到更高层次的时候生活才会有意义。高层次的追求是精神的追求，凡事达到精神的层次那就是为人类造福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生命的意义在于造福人类，但是首先要追求个人幸福。个人幸福提高到高层次上就是造福人类，我是这样来看的。当然也要给历史留下财富，这些财富是有创造性的，但是不是牺牲个人。比如歌德的《浮士德》，开始时是追求个人自由，最后是改天换地造福人类，那么改天换地造福人类是不是不追求个人幸福了呢？不是，他恰好是在更高层次上追求个人的幸福，实现个人的抱负。所以个人主义者都是怕死的，但是他的死是一种激励，想到死会化作动力。不想到死就没有动力，有了死亡的观念你就会全身心投入。人的一生全部都是用来实现自己的理想的。你的一生不要有任何部分浪费掉，尽可能地全部用上。做到今生无悔。以上这些是我的观点。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青年要用每个人都免不了的死来规划未来。你这一辈子要干什么，现在就要着手准备，而且不要推托，明日复明日。你想干什么就要现在着手准备。规划自己的一生，寻找自己的独立人格。这样才能够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才能实现人生的意义。
交流环节
邓教授你好，中国人大多数认为功成身退是一种了不起的做法，但是也有的人认为这是一种害怕“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做法，你对此怎么看呢？
答：功成身退当然是一种明智的做法，儒家和道家的思想都有一些包含在这里面。道家就是说不要受到伤害，明哲保身，享尽天年。而儒家呢则是要立功立德立言，要干一番大事业。但是中国的官场常是黑暗的，有功之臣遭疑忌，位置坐久了难免有危机。中国的士大夫是非常被动的。所以很多人受到道家思想影响，想在取得很大成就之后，全身而退。这里是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融合和互补之处。中国人通常很羡慕这种做法。如果一个人能功成名就而又能全身而退，这是一种很成功的活法。如果功劳很大，最后却不得好死，那是不好的，或者你享尽天年但是碌碌无为，这也是不太好的。最好的是两者兼备。我觉得在中国几千年官场里面能做到这些是很难的，这种人必须有大智慧，要懂得掌握分寸，知道什么时候该隐退。他应该有一个考量和设计。这种设计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设计，而是按照官场的规则来制定的，是根据历史教训得到的经验之谈。这样做是最好的，所以他们就这样做了。但是这种安排都是被限制的、被动的。当他们被放逐于江湖之远，有江湖的规则限制；当他们居庙堂之高的时候，有庙堂的规则限制。很多人在江湖中放逐的时候成就了自我，写出精彩的诗篇。在庙堂的时候要时时担心，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越是接近权力的顶峰越危险。这种生活我觉得太累了。我不想做一个现代的士大夫，还是想活得潇洒一点、自由一点。但是这不是逃避，该承担的时候一定要承担。因为这是自己选择的承担，哪怕遭到惩罚也心甘情愿。这就是我对生活的态度。邓教授你好，刚才你讲到罗马人的幸福观是不动心，不为所动，我不明白这里的不为所动的具体含义是什么。罗马人认为幸福观是上天安排的，但是为什么就安于不动心呢？
答：这是罗马哲学流派中其中一派的观点。斯多葛派认为命运是上天安排的，他们认为“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所以不管怎样，都是受到命运主导的。既然如此，被命运拖着走还不如兴高采烈地走，这样你就心安了，与天道合而为一，与理性合而为一了。但是还有其他的流派，比如怀疑派的皮浪，有一次在海上乘船，遇到大风浪，人们都很惊慌，但是皮浪对人们说，你看那头猪还在安静地吃着东西，哲人就该像这头猪一样，不为所动。这与斯多葛派的不动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但是都是一种灵魂的安宁，不为所动。邓教授你好，刚才你说了一下你的生死观是人应该知道生死，我不太赞同，我觉得人应该不知道生死。死亡可能逼迫人活得很累。比如说我们会像蒙田那样，会担心睡觉的时候醒不来。如果一个人不知道生死是不是会活得更无忧无虑呢？
答：这取决你需要的是什么，你这一辈子想要什么。如果你认为快乐就是无忧无虑，这样的选择当然也可以。现在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多元的时代，各种各样的人生观都有一定道理。我讲的生死观的出发点是知道生死，知道以后当然就会觉得紧张，这样虽然会很累，受到束缚，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匆忙的生活是自愿的，这样就不会累了。比如你投入到一件你喜爱的事情，不管是打球也好还是其他，就像艺术创作那样，别人看起来艺术家、创作者是很累的，但是创作者本身会在创作高峰的时候以及在创作过程中感到幸福。当然我不主张像蒙田那样时时刻刻觉得紧张，但你应该有一定的紧张意识、紧迫感。这种紧迫感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的生命意识所赐予的。如果能这样活一辈子，没有享乐、休闲，别人看起来会觉得你很累，但是对于创作者本身是很有乐趣的，是很潇洒的，这一生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所以对于生死，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世界观。我这只是一种，可供选择。邓教授你好，你讲到权利产生于责任，孝敬父母源于养育而非生育，那么你对于杨康式的人物怎么看？
答：杨康是金庸小说里的人物吧？我不是很熟悉。父母养育之恩的看法在西方也有，他们也认为要孝敬父母。但是，之所以要孝敬父母不是由于他们生了你，因为有的人可能是私生子，甚至是犯罪的后果，也有可能你的出生并没有给你带来任何快乐。在西方经常有人抱怨为什么父母要生我，例如雨果的《笑面人》就是一个贵族的私生子，生下来流落于底层，被人弄残了去乞讨，他就是生不如死，仇恨他的生身父母。这种仇恨在中国人看来是很混账的。但是放开来说的话，如果不把血缘关系当作最高的原则，而把人的自由意志作为最高原则，这件事情就好理解了。你的父母可能是偶然生了你，这有什么好感恩的。感恩是因为他们爱你，养育你。西方人认为生命权是人的第一个权利，任何人生下来都有权利要求父母爱他，养他，维护他的生命。因此你要对爱你的父母负责任，孝敬他们。所以感恩不是因为他们生了你，而是他们对你的爱和抚育。
（录音整理：阎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