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心理模式分析——宗教意识的背景

我们上两次已经把中西文化心理的土壤给大家大体理了一下。中国和西方在地球的东西两端，这两个地区，这两大民族他们的文化土壤是大不一样的，而且由此导致在很多方面这两个地区民族的文化心理呈现出一种互相颠倒的结构。我们在做文化比较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进行一种模式的比较，而不是单纯一些因素的比较，你把这个民族的有些因素拿来跟另外一个民族的某个因素比，这种比较没有多大意义的。也可以说任何一个民族只要它有足够悠久的历史，该有的它都有，西方有的我们都有，我们有的西方也都有过。但问题是这些因素相互之间的结构模式是不一样的，我们从这里才能看出问题来。所以，我今天要讲第三讲。

首先，我们要把中西文化的心理模式分析一下，我比较重视的是心理模式。很多人说经典上面那些话都是好话，但是为什么我要批评它？我不是批评那些写在纸面上的话，我是要深入到话的后面去揭示出这些话后面的模式。如果说文化批判的话，像鲁迅那种眼光我是比较欣赏的，他不仅仅是停留在字面上，他在字面上看出来话里有话，字面背后有东西。但是，这个不容易达到，一般人看表面，看你说了什么，看你纸上写了什么，但是我们要经过分析，要自己动脑子，我们就可以发现在写出来的话后面它有一种惯性的思维模式。所谓思维模式就是一个民族老是这样思考问题，那些因素也可能各个民族都有，但是它他老是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这样联系起来思考，把这个放在那个之上，那个放在这个之后。这个叫做文化心理模式。如果我们要进行文化心理比较的话，首先，我们掌握一个模式的区别，我们要进行一种文化心理模式的比较，而不是某些具体因素、某些具体命题、某些说出的话、某些概念，那是比不出什么东西来的。

前面我们已经讲了中西文化土壤，构成了中西文化心理奠定于其上的基础，并且由此形成了中西文化心理结构的基本模式。我们把这个基本模式提取出来加以研究、考察。当然我们上次已经接触到了一些，比如说人和物的关系，西方是通过人和物的关系实现人和人的关系，中国人通常是通过人和人的关系实现人和物的关系，这就是一种模式，这是文化的模式。但是这个模式是不自觉的，我们现在通过分析把这个模式提取出来了，而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日用而不知。至于文化心理模式就更具体一些了，带有一点自觉性，带有一点自我意识了，这种模式的比较是我们进入中西文化心理深层结构所必须把握的基本线索。

关于这个文化心理模式，我们可以首先发现这样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中西文化心理有一个非常突出的模式的不同，首先就是宗教意识方面的不同。宗教意识的背景，由宗教意识的背景所影响，甚至于在某种程度上所决定的一个文化心理模式，我们后面还会展开讲，但我们首先要把宗教意识理清楚。（板书：宗教意识的背景）

近年来很多人都开始意识到了，西方文化心理和中国文化心理有一个最明显的区别，就是西方文化心理自古以来都处于某种宗教意识的背景之中，而中国文化心理除了一些原始的迷信、巫术、祖先崇拜、偶像崇拜，以及除了少数人的宗教出世的思想以外，基本上可以说没有发达的宗教意识，或者说缺乏一种高层次的宗教信仰，尤其是没有在精神上超越世俗的一种理想主义的宗教意识。当然也不尽然，如果判断下的太绝对的话，有人会提出佛教。佛教肯定是超越意识，但是佛教真正在寺庙里面研究佛经、具有那种超越意识的人还是极少数的，而且只讲精神超脱，不讲精神创造和精神生活，这不能跟西方基督徒相比。当然，佛教里面有很多居士，有很多自己在家里吃斋念佛、信佛的，但一般来说很少谈得上超越的精神生活的宗教意识。超越世俗的、精神的宗教意识，带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在信仰问题上抱有理想主义的宗教意识，中国是非常缺乏的。我曾经有一个讲座，叫做《中国人为什么没有真正的信仰》，就专门谈这个问题。我在那里把这个问题追溯到中国人没有一种独立的个体意识，因而没有个人独立的精神生活的需要。我们上次讲到了，中国文化精神主要是一种世俗精神，我们关注的是现实生活。至于精神的、高层次的追求和创造我们一般不太关心。

从历史上来看，在中国，宗教对政治的干预要比西方小得多，偶尔有几个朝代的某几位皇帝，他们信佛或者他们信道教，他们有一点被动地受到宗教的干预，来决定他们政策，但是，反过来他们也是往往把宗教作为政治的工具。所以宗教干预政策的情况中国很少。而且宗教并不成为中国人道德生活的支柱。中国的宗教不管是道教、佛教，传统的宗教从来没有提出过与儒家伦理不同的另一种道德规范。当然有一些小小的区别，但是基本上跟儒家的规范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小范围之内可能有，在高僧，在寺院里面专门研究佛经的人。但是在民间基本上没有跟儒家不同的道德规范。人们对于那些好的比较善良、比较慈悲的寺庙的和尚，当然也是推崇的，但还是从一般世俗道德角度来推崇他们的。

所以，中国宗教的作用并不在于规范人们的世俗的道德生活，而是要么成为满足世俗物欲的一种手段——我们信教，信佛，信道教，要么是追求世俗的功利，要么就是追求长生不老，满足世俗生活的物质需要的一种手段；要么就是帮助人解除世俗的烦恼、逃避世俗的痛苦。至于在世俗生活中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采取一种积极的行为方式，在中国宗教中一般不提供。要么就是限于具体的功利的追求，要么就是出世，出世就是不过世俗生活，躲到寺庙里面出家。我们讲出家是隐居了，跟世俗没关系了，更谈不上在世俗生活中怎么做了。而且往往有时候宗教成为了政治工具，而政治始终是高于宗教的，在中国政权、权力始终是高于宗教的。

对西方人来说，一直是宗教高于政治的。从古希腊其实就已经开始了，到中世纪更加如此，至少在文化心理上是这样的。在现实生活中当然各有起伏，有时候宗教占上风，有时候世俗政权占上风，有时候教皇要听皇帝的，有时候皇帝要听教皇的，这个反反复复的情况都有。但是在文化心理方面，西方人、基督徒普遍认为，宗教是高于政治的。我从小就听过一个西方的童话叫《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里面那个老太婆贪心不足啊，要了这个又要那个，一直到最后要当女皇了，当了女皇以后还要当教皇。当时我心里就有一个观念：在西方的教皇要比皇帝更高的，有更大的权力。在西方确实是这样的，在文化心理中神权高于政权、高于君权，君权神授是王权合法性的必要的保证。如果一个君权不被教皇、不被神所承认的话，你这个皇帝、国王就待不住了。所以，教会利用这样一种精神上的力量，利用一种民意，往往可以跟世俗政权分庭抗礼。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077年，亨利四世国王，就是皇帝了，跟教皇发生冲突以后，皇帝宣布废除教皇，而教皇采取相应的措施把皇帝开除出教，结果搞得皇帝众叛亲离。最后没办法了，在1077年皇帝跑到教皇的住的地方，大雪天打着赤脚在门外跪了三天三夜，最后教皇看他可怜，就出来赦免了他，这样他才坐回了王位。这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你想教皇没有一兵一卒，他不靠他的武力，我们讲“枪杆子里出政权”，在西方却发生这么一件奇事，他不靠枪杆子，根本就没有什么武装，只有几个警卫，根本不堪一击的。但是他掌握着人心，他是基督教的最高领袖，精神领袖。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神权要高于君权、高于政权。

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在很多时候，王权也可以控制神权，有一段时间教皇也被搞得很狼狈，皇帝另立教皇，有的时候三四个教皇同时并立，都是世俗的政权把他立起来的，在某些时候也产生这种混乱。但是，在西方历史上，唯一敢于蔑视君权神授的就是拿破仑。据说拿破仑自己给自己加冕，在一场拿破仑的加冕典礼上面，教皇拿着皇帝的王冠给他戴上，还没有戴上的时候，拿破仑一把抢过来自己给自己戴上了，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典型事例。拿破仑这个人是不信邪的，天不怕地不怕，在西方的历史上也就独此一例，再没有别人敢像他这样。在中国历代却是皇帝给自己加冕，皇帝自称为君权神授，奉天承运，天命所钟，历来都是这样的，不需要一个什么教皇。中国也没有哪个特定的人代表天命、代表神权来给皇帝加冕，而是败者为寇，成者为王，为天子。那些祭师、那些和尚都是一些工具。

在西方的宗教，除了高于政治、高于世俗政权以外，同时也是道德的支柱。宗教信仰、教皇要高于政权、高于皇帝，也就是精神力量高于世俗皇帝，那么他之所以能够高于皇帝，并不是因为宗教有什么魔法、有什么邪术、有什么迷惑人的本领，它就是道德支柱。所以西方人经常说，如果没有上帝的话那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了。如果没有上帝的话，道德就不堪设想了。这句话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人都说过，如果没有上帝，那我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干了，那就无法无天，就没有道德了，世界就不可想象了。

所以从这里看出，我们要深入到西方文化心理，首先遇到一个理解上的障碍，就是西方人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宗教意识？西方人对于信仰，对一个比现实世界虚无缥缈的信仰，从来没见过的，在中国人看来不值得信任的，为什么他们信？一个上帝、彼岸的上帝，哪怕有一个圣像摆在那里，但是神父告诉你，上帝不是这个样子，这个圣像是把你们引进门的，你们不要以为上帝就是一个白胡子老头。那么上帝既然无形无象，你为什么信他？一点作用都没有、一点影响都没有，为什么还要信他？那么我们就要追究一下，这个文化心理结构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西方人会有这么一个信仰？

一切宗教最初都产生于原始自然宗教，这个是大家公认的。因为人类就是从原始社会过来的，不论你抱有一种什么社会历史观，这一点都没法否认。人类从远古时代，在有文字记载以前，人们处于一种野蛮时代、原始时代。在现在还留存的原始人身上我们还可以看出我们的史前时代是怎么样的，各大民族的历史档案里面也保存着这样一些远古记忆，茹毛饮血、构木为巢或者住在洞穴里面等等石器时代的记忆。他们一般都有自己的神话传说，表现出原始自然宗教的观念。但是原始自然宗教如果要转变成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宗教，那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原始自然宗教是不是宗教？它可以算宗教，不管是巫术、图腾、迷信或者是祖先崇拜、偶像崇拜。至今在乡下还有一些地方崇拜一棵树，那个树年龄很大，所以整个村子的人都崇拜它，那是我们村子的保护神；崇拜一块石头，那个石头曾经显过灵，于是给它盖个庙。有很多地方都有这种迷信，我们说是地方民间的迷信。现在不叫迷信了，现在叫文化旅游景点，叫民俗文化。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民俗，其实就是巫术、自然崇拜和偶像崇拜，其实就是自然宗教。自然宗教它可以说是宗教，但它也可以是任何东西。比如说自然宗教可以是早期的科学，巫术是早期的科学，那些巫师跳大神的，他可以上刀山下火海，它里头有科学道理。我们今天还有人在研究巫术和气功里面的科学道理，我们今天的科学还无法解释，但是它是科学，它可以经过实践检验的。你像跳大神，它有的是世世代代可以传下来的，可以重复，当然你不能重复，他们经过一定训练是可以重复的，你不能否认它里面有科学道理。所以尤其那些研究早期人类文明的人就说，巫术是早期的科学，是科学的萌芽。当然它也是早期的艺术，我们现在讲的民俗跳大神、降神术那些东西，它有时候搞得很美，它是一种舞蹈，很多是戴着面具的舞蹈，像傩舞，现在流传下来就成为我们的艺术，可以上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有一些巫术的舞蹈，比如摆手舞，死了人举办一场纪念会，大家在火塘边跳舞，跳得很优美的。所以早期的巫术就是艺术，美学界讲艺术起源于巫术，这是有道理的。另一方面它也是早期的道德。通过巫术有禁忌，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样做会遭雷打的，这是一种道德，但是这是一种很原始的道德，通过威吓，你要做不好的事情，你做了坏事，良心坏了要被天惩罚的。

所以，早期的原始自然宗教它是什么东西都混在一起的，没有分化，原始自然宗教是未分化的人类意识形态，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道德、政治、艺术、科学，还有生产经验，什么东西都混为一体。它要从里面发展出真正的宗教肯定需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有一些条件。什么条件呢？

一种情况是，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入到文明社会时，如果说原始社会沿袭下来的群体意识没有被打破的话，那么这种原始宗教、自然宗教随着自然知识的发展、生产技术的提高而逐渐褪色。就是说，一个社会如果它的原始宗教群体的关系、血缘纽带关系没有被打破的话，那么这个社会特有的宗教仪式会沿袭下来，但是它会逐渐褪去它的神秘的色彩，会逐渐的老化和变质，会变成什么呢？这种自然宗教的仪式就会变成一套非幻想形式的礼节、礼法、礼制等等行为规范，也就是被一种群体意识的非幻想的形式，即伦理和政治所取代。本来原始自然宗教就是维系一个民族，维系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那么在这个意识形态里面，随着人们自然科学知识的提高，原来那些迷信的东西逐渐被清除掉了，被那些有知识的人、有经验的人，懂得了、发现了自然界奥妙的人，把它排除了。实际上我们掌握到了在巫术后面的那些科学道理、那些知识以后，那些东西就不再具有吸引力了，不再具有魔力了，剩下的躯壳就是自然宗教的这样一套仪式，就转化为一种非幻想的形式。不要再幻想了，这套仪式还是要保留下来，但是它是作为维系我们这个民族的伦理道德和政治的一套体制，就成为一套世俗的社会制度了，这就是中国发生的情况。

我们前面讲到中国古代从原始社会迈入到文明社会的门槛时，它没有把原始世俗、血缘关系的纽带炸毁掉，而是直接沿用了这套体制。但是进入到文明社会的时候，由于生产力发展了，那些落后的、迷信的东西被人们排除了，迷信毕竟是建立在幻想的基础之上，它不足以用来对付自然界的威力，也不足以用来完全指导我们的社会生活。于是这一套仪式就成为政治和道德、成了伦理、成为了传统的习俗、习惯、传统的“礼”。比如说中国远古时代颛顼、尧两个时代，就是三皇五帝的时代，曾经发生过两次“绝地天通”，就是断绝天地之间的沟通，天地之间的沟通是人和天之间的沟通，地上的人和天上的神的沟通。为什么会发生两次“绝地天通”的大事件呢？是因为远古时代的部落战争，一个部落把另一个部落灭了，吞并了，但是那个战败的部落也有自己的信仰，有自己原始自然宗教的崇拜对象，他有自己的神。那么这样是不好统治的，你把他已经吞并了，结果他还保有他自己的信仰，所以有必要把他们的信仰割断，不准他们信奉他们自己的神。把他们的信仰割断是为了好统治，大家都信同一个神，思想统一了就好统治了。所以中国古代有两次“绝地天通”记载的情况，没有记载的我们就不知道了。每当一个民族、一个部落把另外一个部落灭掉了以后，就要把他的神取缔，他们本来信的那个神，你不准他信，你一定要让他信我们这个神，这个共同的神。那么他的信仰哪怕保持了表面的仪式，他的内心也已经不信了，信仰就变成了一种政治。为了政治原因，我被你吞并了，那么我只好信你的神，这种态度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信仰的成分了，更多是包含政治的成分，宗教由此就被转化为政治。古代的原始自然宗教在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使自己的统治能够涵盖所有被他吞并的那些人而设立的一种控制的手段，那就是政治。所以古来也有“神道设教”一说，用神道来设教，设立教化，教育你们不要想入非非，你要服从，你不服从神会来惩罚你，因为战胜者是代表神的，代表天的。

宗教在中国进入到文明社会以后就开始向政治转化了，向政治转化也就是向世俗社会转化，向世俗的观念转化。孔子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转化倾向的代表，或者是一个继续，孔子把古代的那些神话都世俗化了，加以世俗的解释。比如说有两个很有名的神话，一个是“黄帝四面”。黄帝是远古时代的部落首领，在神话传说里面黄帝有四张脸，黄帝四面。孔子就解释说，“黄帝四面”其实不是说黄帝有四张脸，而是皇帝面向四方进行统治。这一解释就没有任何神秘感了，每个人都能理解，他朝四面统治，四面八方东西南北都归他统治，他必须分别朝向四面。还有一个神话就是“夔一足”。夔是古代的一个怪物，好像在三峡地区吧，至今还有夔门，又说已经淹没了。夔是古代的一个怪物，据说它只有一条腿，它只会用一条腿跳动。但是，孔子的解释是：夔这样的怪物，有一个就已经“足矣”。“夔一足”的意思他把它解释成这样，也就是说，他实际上把古代的神话都解构了。一般来说孔子是不谈古代的神话的，“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是他一旦谈到呢，就把它解构，把它变成一种世俗化的常识。所以人们说孔子的教导里面没有任何神秘的地方，他教导的都是常识，就是世俗精神。从那以来，中国传统的宗教信仰、宗教精神就失传了。远古时代还有一点，但是在孔子那里已经失传了。当然孔子也没有完全把它抛弃，还有一点影子在那里，比如孔子还信天命。虽然他不谈道和命，他一般不谈，谈得很少。但是呢，还有一点残余。所以你问儒教究竟是不是宗教？今天大家就这个问题争论得非常激烈。我觉得儒教应该基本上不属于宗教。如果一定要说属于宗教呢，它是属于宗教和政治之间的一个过渡形态，这样来解释比较好。你完全讲那是一种宗教，那是讲不过去的，它没有那种超越的意识。但是你完全说它没有一点宗教意识呢，也不好说。它有时候也表现出有一点，但是呢，往往是半信半疑的。这是中国的情况。

那么西方的情况是另外一种。我们说如果原始群体意识被摧毁，形成了一种独立的能够和原始群体意识相抗衡的个体意识，那么尽管你的自然知识和生产技术可以发展，但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仍然有一种宗教的需要。因为他有个体意识，个体意识会给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带来一种宗教需要。这种需要不是他面对大自然的需要。面对大自然，他已经知道怎么对付了，他已经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生存手段，他不一定那么需要一个神来保佑他。但是在社会生活中间，单个的人还需要有神来保佑他。如果是群体的人，他没有个体意识，那他不一定需要，他可以在群体里面找到他的心灵安慰，他的归宿。但是如果形成了一种个体意识，他就在社会生活中，仍然保有一种精神的宗教的需要。那么这样一来，人们就可以借用自然宗教的现成的框架，对它加以改造，形成一套社会性的神灵系统。这就是古希腊的情况。

古希腊在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时有这样一种情况：原始群体意识被摧毁，氏族血缘公社纽带被炸毁，随之而来，他们所信奉的那个神灵系统也就被解构。这跟古代中国有一点类似：绝地天通，诸神失去了神圣性。但是，由于他们建立了个体意识，所以，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还需要继续发展他们的宗教。于是他们就借用自然宗教的这一套框架，建立了一个新的神灵系统，也就是纯粹在精神生活方面起作用的一个神系。这些纯粹的精神生活，包括政治、道德、法律、知识、文艺，等等。在这些精神生活的领域里面起作用的那些神，构成了一个神系，这个神系就叫做“新神”。我们知道古希腊神话里面有两大神系，一大神系就是泰坦神族，我们前面讲到过的，旧神；另外一大神系呢，是奥林匹斯神系。奥林匹斯神系专门管精神的这些职能，管法律、婚姻、理性、智慧、文艺、诗歌，管这些东西。这是新神。那么在旧神和新神之间呢，有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在希腊神话里面到处都可以看到，新神怎么样战胜旧神，把泰坦神族这种野蛮的象征、原始的象征打败了，逼迫他们为新神提供服务。最后是宙斯在奥林匹斯山上成为了主神，其他的都要服从他。这一场旧神和新神、新神对旧神的斗争，在古希腊神话里面是轰轰烈烈的，也可以说是古希腊神话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古希腊就是这种情况。古希腊已经形成的这样一个管精神生活的神系，对于世俗生活它已经有超越了，但是还不够超越。因为在古希腊的神灵系统里面，不管是新神也好，旧神也好，他们还保留着“神人同形同性”这样一个特点。我们前面讲到过，古希腊的神其实就是一个理想化的人，比一般的人更加高大，更加美丽，更加健壮，更加聪明，无非是这样。所以，他毕竟还带有一种偶像崇拜的残余。雅典神庙里面，数千个大大小小的神像，雕刻得美轮美奂，今天成为我们艺术的瑰宝。哪怕从土里面挖出来，已经断肢残臂，还是体现出它的美丽，给人以一种美的享受。那么这种美的享受很直观。所以当时古希腊人理解的神呢，非常具体。这样，它就有一个毛病。就是说，它代表的精神职能是不明确的，而且是非常物质化的，还带有物质化的特点。因为古希腊的神，本身带有人情。与人同形同性，同形体，同性格，带有情感。神也会哭泣，也会愤怒，也会小心眼，也会嫉妒，还会偷情。这样一个神，其实要代表那种普遍的精神性的概念呢，是承担不起的。比如说正义，正义就应该把人的情感、悲伤、愤怒这些东西全部撇开，才能够代表。比如说智慧，你要有智慧，你这个神就不能表现出你的愤怒，表现出你的痛苦。所以古希腊的哪怕是新神，他要代表他普遍的精神职能，他也是承担不起的。而且他的职能不很明确，常常一个神代表好几个职能，好几个神的职能又多有重叠，分工不清楚。这都是由于他们太具体带来的。所以下一步的发展，就是发展到无形无相的神。

古希腊其实已经有这个苗头。在哲学里面，塞诺芬尼已经提出了神无形无相，神你不能用任何形象来描述他。新柏拉图主义提出了“否定神学”，神你不能说它，你一说就不是的。你只能说它不是什么，而不能说它是什么。像普罗提诺的“太一”、最高的神是不能言说的，凡是你要用语言来描述，那你就是把人的东西带给它，就把它贬低了。所以它是高高超越于人间世俗生活的，包括人的语言。所以神人同形同性的神，如果要完成它的这种精神代表、精神生活的职能，它必然会要朝“一神论”发展，它不能够是“多神论”。凡是“多神论”，每个神之间就应该有区别，而且这个区别肯定是感性的区别，多神嘛。“一神论”就没有这个区别。因为它不需要用感性来区分它。它就是一个，唯一的，它就可以抽象，它可以高高地抽象到所有的感性世界之上，从所有的“多”之上抽象出一个“一”来。而这个“一”的最早的代表就是犹太人的神。犹太人的《圣经》里面那个耶和华，他就是一个纯精神的超越者，超越之神。但是耶和华呢，仍然有他的局限性。在犹太的神里面，他实际上已经是一神教了，但是他还没有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纯粹的精神性。所以耶和华经常做一些事情，还是和常人一样，他也有愤怒，他也使小性子，动不动就把人毁灭一遍，然后又再造出一个世界出来。动不动就发洪水，发雷电来吓唬人。当然他本身已经是精神性的了，因为他创造了一切，包括自然、社会、人，都是他创造的。《创世纪》里上帝创世，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他凭什么创世？他不凭任何自然力，他就凭借他的精神力，凭借“圣言”，就是凭借他的话，凭借语言。而且这个话也不是具体的话，希腊语或者希伯来语，而是一种抽象的思想。他凭借他的思想，无中生有。这个耶和华已经相当超越了。一切精神生活在耶和华身上都归结为对他的信仰，精神生活九九归一，不管是正义也好，道德也好，法律也好，知识也好，审美也好，所有这些精神生活都可以归结为信仰。多神就成为了一神。但是它还有它的局限性。

那么到了基督教，就更进一步了。基督教把上帝更加提升到一个纯粹的层次。上帝派他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代表他在人间说话，耶稣基督当然说的是希伯来语，他是犹太人，他出身于一个木匠。他的母亲未婚先孕，实际上是个私生子。他们就说是神受孕的，是上帝让她受孕的，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他就代表上帝。那么上帝、天父本身高高在上，就隐身了。我们在《旧约》里面可以看到，耶和华上帝说了什么什么话，但是那些都是象征的说法；在《新约》里面，真正说来是耶稣基督说了什么话，通过耶稣基督的传话，我们知道上帝说了什么。但是再没有一个具体的个人，能够听到上帝怎么说了，我们只能听到使徒在耶稣面前听到的一些话。所以到了基督教就更加进一步意识到了，一神，它与纯粹的精神，就是与个体的灵魂发生了关系。一神跟个体灵魂发生了关系，它是个体灵魂内在的东西。所以《新约》里面你去看，它特别关注内心，关心个人的灵魂生活。真正的精神生活不是说我们都相信一个耶和华神，我们就有精神生活了，而是说有自己的内在的生活、内心的生活。耶稣基督特别强调，要启发人们的这样一种内在的忏悔精神，这种罪感意识，这样一种道德意识，它是集中于个体的灵魂的。

所以基督教的形成与西方人的自我意识、个体意识的独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基督教的上帝实际上就是个人独立的一种异化形态。当然上帝也是人的一种象征，上帝其实就是人，其实就是人把他理想化了以后，变成了上帝。但是这个上帝，不是把人的肉体理想化了，也不是把人的世俗生活理想化了，而是把人的个体灵魂理想化了，变成了精神性的上帝。那么基督教在达到这一步之前，它当然要利用希伯来犹太教的《旧约》，利用它作为一个跳板，然后跳到《新约》。《新约》里头更强调个人的灵魂和上帝的相通；《旧约》里面更加强调的是上帝对于世俗的以色列人的教导，对他们的世俗生活的指导。所以《旧约》人们通常认为表现的是一个“愤怒的上帝”，你不按我说的做，我就把你灭掉。哪个城市里面的人都坏了良心，我就把这个城市灭掉，神就经常干这样的事情。《新约》里面的上帝是“慈悲的上帝”。慈悲，它进入到每一个人的人心，哪怕你犯了罪，犯了罪它还给你一种同情的理解。所以《旧约》和《新约》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它们又是一脉相承的。因为《旧约》里面提出了一个一神的纯精神的概念，耶和华你是看不见的，凡是看见耶和华的人都要死。那么基督教呢，就是比较高级的了，它实际上是个体意识独立的一种象征，或者说一种异化形态。费尔巴哈和马克思都曾经指出过这一点，就是说基督教的上帝，其实就是人的本质的一种异化。人的本质，就是人的精神本质，人的自我意识，人的理性，人的心，人的爱，把它异化到、集中到一个上帝身上体现出来。当然异化的结果呢，有它负面的效果，就是把人抽空了。人的理性，人的心，人的爱，都没有了。我们都把它寄托到上帝身上去了，我们都把它变成了一种唯一的信仰，去信一个神了。那么在这个上帝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的形象，但并不是人的外部形象，而是人的精神形象。什么精神形象？就是人的独立人格，独立的个体。上帝主要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的形象，一个自由意志的个体的形象。这实际上是人的理想。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但是人的自由意志总是受到压抑，那么人们就想到上帝有自由意志，它可以为所欲为，不受压抑。上帝的自由意志决定一切，它不受其他任何东西的束缚。那么这样一个上帝出现了，恰好反映了基督教产生的时候，当时的社会普遍有一种个人精神独立的意识。人们能够想出这样一个上帝来，就说明当时的人已经有了个体精神独立的意识。否则他想象不出一个独立的、自由意志的上帝。就像中国为什么没有想象出这样一个上帝？因为中国没有那样的独立人格。中国只有皇帝。于是我们设想出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在天上，统治着天。玉皇大帝其实就是世俗的皇帝嘛，他为所欲为，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我们把世俗生活都附会到玉皇大帝身上，玉皇大帝实际上是人间的皇帝的一种理想化。带着他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大群的宫女妃嫔到天上去，但是没带去精神。玉皇大帝有什么精神？玉皇大帝有什么思想？没人研究过玉皇大帝的思想、玉皇大帝的精神。他关心科学吗？他关心艺术吗？他关心美吗？他关心道德吗？他关心人的自由吗？他只想做他的皇帝，他有最高权力，所有人都服从他，这就够了。

所以有什么样的神，就意味着有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世俗。西方人想出了一个绝对自由的精神性的上帝，那么就意味着当时社会的人已经提升到了一个精神生活的层次，人们需要有精神生活。在跟大自然打交道的时候，他们会利用他们的科学、技术、经验，但是在人跟人打交道的时候，他必须要有一个精神寄托。那么这样一种个人独立精神的意识呢，最早是产生于斯多噶派，也叫斯多亚派。斯多噶派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个体独立意识这样一个概念。个体灵魂，是一个“人格”的概念，人格的概念就是说人有他起码的“格”，在任何人面前，人格是平等的。他是个人，他就有人格。不管我们的地位怎么样，我们的财富怎么样，我们的种族怎么样，我是奴隶你是皇帝又怎么样，有巨大的区别，但是我们的人格是平等的，是一样的。这是斯多噶派已经产生的一种精神独立的意识。斯多噶派是一个时间跨度很长的学派，在斯多噶派流行的这样一个时代里面，基督教产生了。基督教产生于公元一世纪，基督教的新教、《新约》产生于那个时候，就把斯多噶派的很多思想纳入进来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个人独立的意识、精神独立意识。不是说你得到了财产就可以享福，得到了权力就可以不受人家控制，而是说你的精神、你的人格独立于任何人。上帝就是人的楷模。人在个人独立方面要向上帝学习。在《新约》里面上帝是孤独的。上帝的心灵是充满着痛苦的，耶稣基督要来救世，救人类，但是人类呢，不理解他，还把他拉去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内心充满着痛苦。这都是人的楷模。在人世间，人也受到种种误解，受到种种迫害，那么你要学习像耶稣那样，献身于上帝、献身于精神、献身于彼岸，所以耶稣基督是人的楷模。一个人在社会上，他要独立起来，当然就要忍受孤独，当然就会孤独。

你要在精神上真正的独立，那你就必须和社会脱离某些关系，比如说最重要的就是血缘关系。你要在精神上独立，首先你要考虑，你要在血缘上跟家人划清界限。这个在基督教里面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后来基督教传到中国来，中国人就骂它“无君无父禽兽也”，说它毁灭家庭，不承认家庭。其实，它不是不承认家庭，它照样承认家庭。但是涉及精神的事情，它认为人应该走出家庭。耶稣基督有一些话听起来非常吓人，说“你真正的敌人就是你家里的人”、“我到世间来，不是要叫地上太平的，是要叫地上动刀兵的”。但是他又说，要爱一切人，要爱你的邻人，甚至于要“爱你的敌人”。你要跟自己家里的人“动刀兵”，但对敌人却要“爱”，这怎么能够是同一个人说出来的话？我们中国人很少去想这个事情，实际上这里头是有联系的。他恰好是说，要爱你的敌人，要爱一切人，包括你的敌人，所以你要跟家里人处于“敌人”一样的关系：你要把你的家人当敌人那样来爱。实际上它是有关系的，你不要以为它东一句西一句，好像自相矛盾。你的父母跟你的敌人，你同样都要爱，你要像爱敌人那样爱你的父母，那你的爱就不是血缘关系了，因为你的敌人和你显然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任何关系。之所以是敌人，就是他和你没有任何关系，除了敌对关系。但你都要爱他。那么你以这样一种爱敌人的超然的爱，去爱你的父母，那才是真爱。所以耶稣基督也说要爱你的父母，但这个爱，已经不是血缘之爱了。当然血缘也在里面，父母毕竟是你最早接触的自然之爱，都有，但是它已经超越了。超越了你的利害关系，超越了你的父母生了你养了你，然后你要报恩，已经超越了这些。当然知恩图报，这个基督教也讲。但是不是因为要图报所以去爱这个人，最终是要爱上帝。因为所有这些爱，都是上帝吩咐人的。

你要在人世间，你要独立的话，你就要脱离很多社会关系，超然于很多社会关系。当然你在社会中生活，有些关系你是脱离不了的。比如说家庭你也脱离不了，生了孩子你总得养，父母老了你总得伺候等等。

这些关系是脱离不了的。但是在精神生活方面，你应该从这中间摆脱出来。西方人讲，我的肉体是父母生的，这个没错；但我的精神不是父母给的，我的精神、我的灵魂是上帝给的，我的灵魂是属于圣灵的，不是属于父母的。我在灵魂上认上帝为父，天父。当然在世俗生活中间我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但是世俗跟精神生活的层次是不同的。所以，西方人在跟父母说话的时候，他有一种平等关系。这不光是今天西方人的情况，他们历来的传统都是这样，父母在对待子女的时候，他是把子女看做上帝的造物。我虽然生了他，但是子女的灵魂是由上帝给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他跟我是平等的。人人皆兄弟，父母跟儿女之间也是“兄弟”。因为他们的灵魂都是上帝给的，所以要平等地对待下一辈。西方人有这样一个传统，从小就关心孩子的灵魂的问题，他的人格的问题，是不是能够健康地成长为一个有理性的人、一个独立的人、一个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和自己灵魂的人，比较关心这方面。当然也有例外，也有些人不是这样，但是大体上有这么一种趋势。这是基督教带来的。基督教的“人人皆兄弟”，把人们从世俗的血缘关系这样一个层次上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这个“兄弟”就不是血缘的兄弟了，我跟你哪里是兄弟呢？但是就我们的灵魂都属于上帝、天父来说，我们都是兄弟。

要脱离社会关系，特别是脱离血缘关系，这对个人来说是非常痛苦的。西方人认为孩子长大了，十八岁，就应该自立。你要是赖在家里，我把你赶出家门。你到了十八岁，你需要钱用，你得向老父亲借钱，有时还要开字据。我们跟你没有任何亲情可以干扰我们的这种关系。在经济上面，你现在已经独立了，你现在应该自食其力了。一般的观念是这样。当然事实上不完全是这样。也有很多跟我们中国差不多的，赖在家里不肯出去的也有。但是在观念上就是认为，你到十八岁了就该自立了。那么作为年轻人来说，他是很痛苦的，要断奶，不但在肉体上断奶，而且在精神上断奶。我以前十八年来都是住在家里，精神上的事情都是跟家庭有关，现在我要跟它断绝关系，要自己拿主意，自己筹划自己的生活，会感到一种孤立无援。这种情况武汉话叫“甩坨子”，到了一定时候家人要把你甩出去了。甩坨子，就是甩包袱，就是把包袱扔掉了，好像儿女是一种包袱。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好像是不应该的。不管你儿子三十岁、四十岁或五六十岁了，只要你父母还在，你还是家里人。而如果你有什么困难，家里义无反顾，一定要支持你的。所以，中国人在家里是抱成一团，在这方面感到家庭的一种天伦之乐。西方没有，西方没有这种天伦之乐。你如果一个人三十多岁四十多岁还赖在家里，这个人是没脸见人的。但是中国有。中国人还理直气壮，三十多岁四十多岁没钱买房子，怎么办？哎，老爸那有啊，老爸有钱。他一辈子存那么多钱，不拿出来干啥？肯定要支援我了。这也有好处，有些人因此就买了房子，扩大了内需，否则还买不起。现在很多人买房子就是吃老人的嘛，叫做“啃老族”。这与西方是很不一样的。

西方社会不像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社会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虽然与家里脱离了亲缘关系，我到外面可以结拜兄弟，可以结成一种准血缘关系，也就是另外一种，不是血缘的血缘关系。所以可以进入单位，与同事称兄道弟。也可以到江湖上去，加入某个门派，成为某个黑帮的一员，都同样可以享受到家庭的温暖，享受到家庭的保护。比如，我们如果有了单位，你到了一个机关，机关它就是个家庭。第一天欢迎新成员的时候，领导就会说：我们是个大家庭，你既然加入到我们家庭来了，那么以后我们要互相照顾。但是到了一个企业呢，有的企业可能就不这么说了，特别是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可能受到西方的影响，那也许就是一种契约关系、合同关系，干得好你就留下来，干不好你就走人。这是从西方来的一套人际关系，跟我们中国很不一样的。所以特别是中国人，如果到了国外要适应这样一种孤独，是非常痛苦的。西方人从幼儿时代就开始适应。西方人对幼儿的照顾跟中国人很不一样的。经常看到西方的家庭，一个小孩子在前面跑，三四岁的孩子，站都站不稳，后面远远地跟着他的父母，看他怎么跑。摔倒了，自己爬起来，父母根本不管，在跟别人说话。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很残酷。但是，西方的家庭从小就训练小孩子有这样一种独立意识，他就具有这种独立意识。那么到了十八岁出家门的时候，他就不会感到太过于痛苦。当然还是会痛苦，因为人在事业上没有后援，没有真正的朋友，血缘关系都淡漠了，就感到孤独，感到孤独就需要友谊和归宿，因此就需要一个上帝。西方人感到孤独，感到痛苦的时候，就面对上帝祈祷，就在上帝那里寻求安慰。我们经常在电视和电影里面都能看到，极其痛苦的情况之下，就一个人在屋子里面祈祷，祈祷上帝来保佑他，来给他安身立命。

这都是真正的精神性的宗教引起的。人们有了精神生活以后，所带来的不是那种天伦之乐，而是精神痛苦，你要精神独立，首先你要能够忍受精神痛苦。这种精神性的宗教以基督教为典型，它是建立在个人独立意识的基础上的。个人独立就需要一个上帝，如果个人不独立，可能他就不需要上帝，因为他可以在群体里面找到安慰。有那么多人关心他，给他送温暖。我们经常说我们处在一个温暖的大家庭里面，你还有什么不满的呢？你有困难我们大家来帮助你，你死了大家会给你开追悼会。那么只有当一个人独立起来以后，他就需要一个超验的、一个彼岸的精神，因为举目无亲了，你孤独一个人在世界上，你的亲人离你非常遥远。世俗生活中没有人能够依靠，你说靠这个、靠那个都不行，只能靠自己，自己不能靠了，就要靠上帝。

这是西方个体意识的一种必然的归宿。这种心态我们可以从心理上来做一点分析，就是当我们的自我意识独立起来以后，我们就必然地会引出一个上帝来，这里头有必然性。为什么？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自我意识的结构。自我意识的结构就是自我意识要意识到自己，它有一种冲动，有一种欲望要把握自己。它要把握自己就必须把自己当对象看。一个人要把自己当对象看，他又不是对象，他是他自己，那么他就必须在想象中、在意识中退后一步看自己，退到一边来看自己。所以所谓自我意识就是把自己当作对象来看的意识。我们要简单地给自我意识下个定义的话，什么叫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就是把自己当对象看的意识。说一个人有自我意识，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可以把自己当对象来看，他可以从旁边来把握自己，意识到自己。我们说这个人没有自我意识，就是说这个人自以为是，他从来不从旁边看一下自己，他老是自己什么都是对的，不需要反思。

如果他真的有自我意识的话，他就觉得退后一步还不够，退后一步来把握自己的时候，他那个真正的自己已经退后一步了，他所把握的自己只是一个现象的自己，只是表现出来的那个自己，但是对于正在把握自己的那个自己，他还是没有把握得到，他又必须再退后一步。所以他要真正地把握自己，彻底地把握自己，就必须不断地后退。自我意识它有一种无限后退的结构，真正的自我意识的结构是无限后退的，也就是无限反思的。自我意识人人都有，但是看你把它发展到哪个层次。

我们中国人也有反思，曾子讲“吾日三省吾身”，我可以“三省吾身”，当然是把自己当作对象来看。但是，我们中国人的三省吾身只是一次性的反思：三省吾身，省了，我认识到自己了，完了。这就是我了，我就已经诚了，做到“诚者天之道”了。“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问题就了结了。所以中国人的这种自我意识它通常是一次性的，我可以反省我自己；但是我反过来看自己的时候，我这个看自己的自己却处在我的视野之外，就像一个人看不到自己的眼睛一样。一个人看别人的时候是看不见自己的眼睛的，他甚至可以看见自己的身体（吾身），但是他看不见自己的眼睛。因为眼睛是他用来看的，他要看清自己的眼睛，他就必须在想象中再退后一步，想象有另外一双眼睛，用另外一双自己的眼睛来看自己的这双眼睛。比如说，再追问“为什么要忠？不信、不习又如何？”在孔子及其弟子那里，这是不能追问的，是天经地义的教条和规矩。所以也不能回答，要回答只能是骂人，说这样问的人是“小人”，甚至“禽兽”。

所以，自我意识有一个无穷后退的不断反思结构，或者说有种无限回溯的趋势，那么最后退到哪里去呢？退到上帝去。所以自我意识本身需要有个上帝，上帝是自我意识无穷后退的归宿，最后的终点。当然你可以说我不要这个终点，那就是无神论。西方也有无神论者，他也可以有自我意识，他不需要这个终点。但通常人们的自我意识总是在寻求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寻求一个无限后退的歇脚之地，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反过来把自己的一生全部把握在内，认清自己是谁。所以上帝是必要的，上帝就是那个绝对的自我，就是那个真我。我无限后退，退到最后，就是上帝在看着我，上帝其实就是我自己那个最后的自我。所以为什么自我意识一旦独立了就需要一个上帝，这有它的逻辑上的理由。根据自我意识本身的这种逻辑结构，我们可以推出来它需要一个上帝。它也可以不需要一个上帝，但是那就没有尽头，那人就永远处在痛苦之中，不得解脱，无法拯救。永远后退，永远把握不到自己，那自我意识就没有价值，就是一个黑暗的深渊了，那就相当于地狱了，谁愿意在地狱之中呢？你要是还想得到幸福，想上天堂，那你就必须设计一个上帝。这就是西方的这种宗教意识，基督教的这种宗教意识，它起源于个体意识的独立。前面讲的呢，可以说是一个论证：为什么个体意识独立了，就需要一个超越的、彼岸的上帝？在这里可以有一个论证。

反过来，我们可以来看中国人为什么就没有这种需要？从文化心理模式来说，可以说是由于中国人个体意识不独立，自我意识没有成熟。中国人有时候也有神的观念，特别是为了证明统治者的自然血统的神圣性，他们也要运用神的概念。比如说“真龙天子”，皇帝是“天子”。君权神授，虽然是他自己授的，自己授予自己君权但他总要拉出一个真龙天子，拉出一个天授，龙神是在天上的，他就是天子，来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作辩护、作根据。

但是为什么要讲“真龙”天子呢？为什么把龙看作皇帝的父亲？龙神在中国是管降雨的。中国这样一个农业民族，降雨是至关重要的，是生死攸关的，下多了也不行，风调雨顺，就是“天下足”了。所以龙神是管降雨的，真龙天子跟雨联系在一起。所以它是祈福的。为什么要引入龙神的观念呢，是为了吉利，就能坐稳江山。真龙天子能给老百姓带来幸福，龙是管水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中国的人所相信的神佛都具有这种性质，就是救苦救难，具有救苦救难的功能。

中国很缺少像古希腊的那种精神生活上的神，缺少法律之神、正义之神，像宙斯；缺乏智慧之神和理性之神，像雅典娜；缺乏婚姻之神，像赫拉；缺乏爱神，阿芙罗狄忒；缺乏文艺之神，像阿波罗和缪斯；缺乏交通信息神，像赫尔美斯。这些代表人类精神生活的东西，中国都没有神来代表，没有神来掌管。当然这些精神生活的现象在中国都有，而且这些职能也都有，但都是由凡人或圣人来代表。比如说，你讲正义那么我们有包公；你讲智慧，我们有诸葛亮；你讲爱情我们有“梁祝”；你讲诗歌，我们有诗圣诗仙，杜甫是诗圣，李白是诗仙；还有画圣吴道子，书圣王羲之，伯牙子期，或者嵇康，是乐圣。这些我们都是由世俗的凡人来代表的，或者顶多把他们抬升到圣人来代表，但却不是神。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神，我们只有自然的神。龙是管降水的，管大自然的，河神、山神、海神、土地神，还有雷公、电母，是管雷电的，还有很多其他的神。凡人和圣人都不是神，是可以效仿和模仿的。

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的世俗主义的精神，一开始排斥了宗教精神，哪怕是精神生活的那些领域，都不是由神来代表的，而是由凡人来代表的，用世俗的，历史上有名有姓的人来代表的。那么这种世俗精神的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孔子，前面讲孔子对神话加以解构。孔子自己虽然也讲过，“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其中第一个是“畏天命”，好像他还有一种信仰。但他有很多不信神的说法，“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我祭神的时候就好像那个神在我面前那样去祭祀，但是他是不是在面前呢，你不要去问，也不要去想，就权当好像他在你面前那样，这就是所谓的“神道设教”了。你设想一个神在面前，那样去祭他，那样恭恭敬敬的，就像他在你面前一样。

我们经常看到那些清明节扫墓的人，要祭祖宗，那些祭祀的人嘴里念念有词：父亲啊、祖父啊，你们在阴间过得好不好？你们缺不缺钱用啊？这就叫“祭神如神在”。祖先有祖先的神灵，他们已经过世了，但是他们的灵魂还在，我们可以与他们的灵魂进行交谈，但实际上我们是不信的。我们很多唯物论者、无神论者也做这样的事情，当然是为了活人的心理需要。孔子也是为了活人的政治需要，神道设教、礼教就是这一套东西。把一个神放在那里，让你如同面对一个神那样地去做事。人家问孔子鬼的事情，孔子讲：“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问死后的事情，回答：“未知生，焉知死？”所以你不要管那些鬼啊，神啊，那些是死后的事情。现在你都顾不上，你活着就要管活着的事情，到哪一山唱哪一山的歌，死了的事情死了再去说。有没有鬼，你死了就知道了，呵呵，现在你不要去管。

但是有的人一定要去管呢，那就是迷信了。迷信也有很多讲究，中国人讲，迷信，迷信，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既然你是采取怀疑的态度，那它有还是无，是未定的。你要以为它没有，万一有的话，你就吃亏了；你要信它有，万一它没有的话，你也不会吃亏。你给它送一点贡品，做点祭拜，这个也亏不了什么，只要你亏得起。所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是一种非常策略的选择。

西方一直到18世纪的帕斯卡，对于上帝到底有没有也做类似的解释，其实就是讲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由此发展出了帕斯卡的“博弈论”。博弈就是赌博，我们来赌一赌，我们看一看哪一个更划得来？我们赌上帝没有，如果万一有的话，你什么都失去了；如果我们赌上帝有，万一没有的话，我们也失去不了什么东西。帕斯卡这个打赌的典故是很有名的，凡是学西方哲学史的都知道。帕斯卡是对上帝第一次提出了通过这样一种打赌的策略来选择自己对上帝的态度，信还是不信。当然这种信就不是终极的了，不是真正的信仰了，已经是通过一种非常理性的考虑，以一种概率论的、数学的算计来决定你自己信还是不信，那你这种信仰就要打折扣了。你这种信是建立在：还是信划得来些，你要是不信上帝，万一有上帝，你就惨了，你就下地狱了。你信了上帝呢，如果没有上帝，你至少不会下地狱。帕斯卡是西方近代启蒙运动一个很重要代表，启蒙思想家。他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又是一个数学家，数学上有“帕斯卡定理”。他又是一个神学家，非常狂热的宗教信徒。但是他对于上帝的这种打赌的论证，恰好反映出他的宗教信仰里面已经出了问题。

这一点在中国人看来一点也不陌生，中国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而且讲“信则有，不信则无”。你信它就会有，不信就没有。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信的人就说，你要心诚，心诚了才会得到神的好处；那么不信的人，就说那只是因为你信才会有，不信就没有，所以我不怕鬼，他也可以为自己找到根据。还有像“诚则灵”，这特别是对那些遭了难的人，到庙里去祈祷，那么和尚就会告诉你：诚则灵，你要诚。诚当然要有所表示，你要往他的功德箱里多放些东西。当然严格说起来，诚则灵不在乎这些表示，主要是你内心的心诚。但是心诚最后落实到“灵”上面，什么叫灵？灵就是功利嘛，就是有效嘛。所以诚则灵，是从诚出发最后落实在效果上面。因此我们说，所有这些说法都是从功利上来考虑的一种人生策略。从神道设教，到信则有不信则无，到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诚则灵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一种策略。

中国人的信仰往往走向两个方向，一种是政治实用主义。为了政治实用，我需要老百姓相信某个东西。如果他不相信，我就设定一个神，让他们相信。哪怕动用欺骗，也要他们相信一个东西，通过装神弄鬼或者造神运动，让他们相信。这是神道设教，是在政治实用主义方面的一种表现。另外一个方向是技术实用主义，就是广大老百姓把信当作一种技术，当作一种生存的策略、生存的方式。家里哪个人有病啊，赶快到庙里去烧点灰来给他喝了，到哪个庙里许个愿，将来去还愿。这都是人家教给他的，说某某人他去烧灰吃了，很“灵验”，马上就好了。这不是哪个张口就说出来的，都是民间积累起来的经验，也是一种技术。乡下人没有什么别的技术了，他又不懂科学，他就只好相信这些东西。

所以，李泽厚讲中国的理性是“实用理性”。当然我对他用“理性”这个词不太赞同。但是，中国人重实用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是在两个方面重实用：一个是政治实用，就是治国平天下；一个是技术实用，就是消灾灭祸，去病得福。中国民间信财神，信观音，信八字，信风水，信命；官方呢，信祥瑞。皇上觉得国泰民安、世态祥和，要有证据，于是呢，底下的人就要提供一些祥瑞。哪个地方又出了一个什么稀有动物，出了一个千年鳖，连忙献给皇上，这是祥瑞啊，这是一般世道不容易见到的，在当今皇上的统治下出了，这是当朝的福分啊，信祥瑞。这些都不是真正的信仰，而是生活的技术，或者是统治术。吃斋念佛，相信好人一生平安，或者死后解脱轮回，往生极乐世界。如果你是抱着这样一种非常具体、非常实用的目的去信的话，还不是真信仰。

基督教也有功利的一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到处都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又治好了好多人的病，谁的疥疮经他一摸就好了，瞎子就复明了，跛子又能走路了，《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奇迹。基督教在它传播过程中间，耶稣基督死了以后，很多传道者、圣徒也搞过奇迹。但是后来呢，罗马教会就规定只有耶稣能够行奇迹，所有后来人都不能行奇迹，就把奇迹这样一条线断了。就是说耶稣基督行奇迹，那是上帝的大能，那我们没话说。但是你不要以为现在活着的人还能够行奇迹，或者你现在提到上帝还能够把你的病治好。当然也有人这样相信，有人在美国入了基督教，得了什么病，然后教友们都围着他祈祷，说这样就可以把他的病治好。咦，后来果然病好了。于是就发表感慨，发表证言，就是上帝眷顾了我，解脱了我，等等。

基督教也有它的功利的一面，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可以说所有的宗教都有这一面。但是有一点，就是基督教更加注重内在的精神生活。它之所以要把奇迹从教义上面断掉，现在没有人能够行奇迹了，是因为奇迹实际是早期基督教为了吸引信众而做出的，现在基督教已经不需要那样一种方式来吸引教众了。所以，他们更加注重的是内在的精神生活。就是一个牧师如果在讲基督教、讲《圣经》，讲到行奇迹的时候，他要解释清楚的。他不能说：哎，现在我可以给你们行个奇迹，你们哪一个需要治病的，到我这里来，呵呵，像气功大师一样。牧师不能这样的，他受过专门训练。有资格传道的一般都要有学位的，都要有神学博士学位的。所以你必须要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传教士，要排除迷信。基督教里面排除了迷信，儒教里面也排除了很多迷信。这就是儒教也好，基督教也好，超越了原始自然宗教的迷信的地方。但是基督教超越了迷信，它更加注重的是内在的精神生活，而不是政治上的治国平天下。因此，它更加能够让人独自承担人生的苦难，而不是仰仗有权者的“知遇”。

我2007年在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研究所，做了三个月的访问学者。道风山是香港的基督教中心，道风山教堂底下有一个洞，叫“莲花洞”，它是给这些教徒个人祈祷的地方。我去参观过，一个很窄的小门洞，进那个洞里面很黑，只有半间房大小，一个小窗户，上面画着圣母像，五彩玻璃，光线很弱。你进去要习惯很久，才看得清里面的东西。进去以后看见，正面墙上面写的是“放下重担”四个大字。我心里想，刚才进门口写的是“莲花洞”，这莲花跟佛教有关，道风山的基督教是不是跟佛教有密切的关系啊？放下重担，基督教跟佛教都讲放下重担啊。然后我一转过身来，这边墙上看到相对有另外四个字：“背起十架”。我想：哦，这是基督教了！“背起十字架”，这是佛教没有的，是基督教特有的。当然基督教也好，佛教也好，它们共同的一个功能就是起一种的安慰作用，解脱作用。但是有一点是佛教没有的，就是基督教它能够给人以承担，能够支撑人，使他在世俗生活里面承担人生的苦难，并且完成自己的事业，这个是佛教没有的。佛教讲四大皆空，讲不要看重事业，不要看重世俗的生活这些东西。但是基督教它有这样一种功能，特别是新教徒。基督教的新教徒把承担痛苦、完成事业看成是上帝赋予个人的一种“天职”。每个人活在世上都有他的职责，都有他的使命。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你干任何一行都是一个事业，是上帝给你安排好的角色。这个思想当然从古希腊、古罗马已经开始，斯多葛派已经有这个思想。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是个大剧场，上帝安排好了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天职，有他的角色。“人”（Person）就是演戏戴的面具，代表一个角色。你在这个世界大剧场里面上演的这出戏中担任一个什么角色，你就要把他演好，你不要辜负上帝的这个信任。上帝安排你做这个，你就要把这个东西做好。所以西方人的职业道德它是建立在这之上的。西方的，特别是新教徒的职业道德——美国主要就是新教徒—，有一种“天职”的概念。像比尔·盖茨这些人，他们干这一行都认为是上帝安排给他的一个人生的角色。人生的角色也就是人生的面具，人，也就是人格，你的人格就体现在你在干什么事情。那么干什么事情你肯定要承担痛苦，靠什么来承担你的痛苦、努力克服一切困难去完成你的使命？就是靠上帝的指示。所以基督教的上帝有这样一种功能，就是让人能够承担人生。我有一个学生，有一天跑来说：“老师，我入了基督教。”我说：“你为什么要入基督教？”他说：“太痛苦了。”我说：“那你是找安慰啊。那你为什么不入佛教呢？”他想了一下说：“其实入佛教也可以。”佛教也是找安慰嘛。他偶尔去了几次教堂，被那个气氛所吸引入了基督教，可以在上帝那里找到安慰。那么，他如果偶尔去了一下寺庙里面，也许就入了佛教。我就跟他说，你要入基督教，仅仅是要寻找安慰那是不够的。你入基督教要意识到入基督教是要承担使命，你就有了天职。上帝安排你演一个什么角色，你要考虑清楚。

所以，基督教不仅仅是给人以安慰的，而且是要给人以承担的。当然基督教有一套说法：承担你的罪过，你的原罪。《圣经》里面讲亚当、夏娃犯了罪，被赶出伊甸园，上帝对他们说：“从此以后，你们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你要承担痛苦，才能挣得自己每天的面包。”这是你人生的使命，你必须要承担。佛教当然也有安慰作用，就是说你有什么痛苦，你要放开一点，想开一点，你不去想它，你想到一切事情都没有意义，所以也就无所谓了。就是有这样一种安慰作用。宗教当然也都有安慰作用，但基督教在这一点上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它交给人一件人生的任务，一个天职。这个天职的概念和角色的概念是相关的。角色的概念就是面具的概念。古罗马剧场演戏的时候，每个角色都要戴面具，表示他是某某，某某神或者某某英雄。这个面具从开演到散场都要戴着，以免跟其他角色混淆。所以这个面具后来就变成了人格的概念。每个人跟另外一个人都是不同的，他都是独特的。他是一个角色，他要演好他的角色从生到死——这是一个剧场，他必须维护他的角色该做什么，这就是他的天职。这是一种鼓励人进取的信仰。

中国当然也有鼓励人进取的信仰，不光是寻求安慰的信仰。佛教是寻求安慰的，道教也寻求安慰，基本上都是寻求安慰的。但中国也有鼓励积极进取、入世的信仰，那就是儒教。但儒教是一种世俗的信仰，它不是超越彼岸的信仰，它的目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相信的是历史。“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就是历史，相信历史在我死后会做出公正的评价。相比较起来，有点类似于西方的上帝，上帝在我死了以后会做出公正的评判。我只要没有做坏事，就可以上天堂。中国人相信我死了以后会名垂青史，哪怕我受尽了苦难，死后会给我平反，会给我昭雪。中国人相信这个东西，一个是修齐治平，一个是光宗耀祖。这是相信历史。或者相信某个人或某个权威，这有点带巫术性质。所以造神运动就是把某个人当作偶像，把某个权威当作偶像，这个是利用了儒教和中国信仰里面那些原始自然宗教和偶像崇拜的残余。所以中国人虽然有儒教对迷信的悬置，总是还是容易相信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像相信现实世俗的人也好、物也好，都有某种魔力，类似于我们相信气功。“气功热”的时候，那也是一种个人崇拜。气功大师，那就是神啊，他可以做我们凡人做不到的事情。当然也有很多是魔术，也有很多是巫术。气功大师表演的时候，大家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气功大师加持过的东西，比如说“信息茶”、“信息水”，那都是有魔力的。很多人非常虔诚的，听了一次气功报告回来，带回了一大包茶叶，说这是气功大师加持过的，里面有气功大师的信息，吃了包治百病。20世纪几乎整个90年代，差不多都有这样一种“气功热”。其实是一种巫术和一种迷信。所以，这样一个信仰，它还是停留在巫术和迷信这样一个层面上，基本上是一个世俗的信仰。他是有一个世俗的追求的目标，促使他这样干的。为什么造神，为什么相信气功？就是为了解决一些世俗的问题嘛。要么是权力的稳固，要么是个人的困难。比如说我病了，病了怎么办呢？我在1993年的时候，腰椎间盘突出。我去上了一个气功班，后来回来，每天晚上打坐，练了两年气功，意念穴位，转周天。哎，腰椎间盘突出好了。到今天也还没有发。它确实有它的治疗效果。气功和巫术它都是有它的道理的，所以我说它是早期人类的一种原始科学，不能完全抹杀。但是从精神生活方面来衡量的话，它确实是一种世俗的信仰，它不是真信仰。我当年去学气功的时候，就是带着实用主义的目的。非常明确，我学气功就是要治好我的病。后来治好了，治好了以后也就不练了。现在每天早上还默念一分钟，象征性的。中国超越世俗的信仰也有，比如说看破红尘，跳出红尘之外，出家。很多人舍不得出家，只愿意当“居士”，宁可在家修行。但是凡是这种信仰，在中国都是抑制人的欲望和行动的。你出家，在和尚庙里、尼姑庵里面，那当然就要压制自己的欲望了，你要静心修炼，持守戒律，放弃你的任何事业。所以它是化解人的独立人格的。你不要有你的独立人格，不要有你的执着，你要想开一点，要把人世间的那些现实的目标全部抛开。所以，中国这样一种超世俗的信仰，它是导向虚无主义的。

中国人要么是世俗主义，通常表现为唯物主义。中国唯物主义的土壤是很厚的，所以西方的唯物主义引进来，我们马上就接受了。我们觉得唯心主义都是鬼话，唯心主义哪有唯物主义这么样现实，这么样有利呢。唯心主义你想怎么就怎么，那哪能做得到呢。中国人的唯物主义，包括那些有世俗信仰的人，其实都是唯物主义者，他们相信的都只是物质的东西。要么呢，就是虚无主义。如果你跳出红尘之外，就容易走向虚无主义。所以我们讲，唯物主义和虚无主义往往是一个东西的两面，你相信了唯物主义，你就不相信精神的东西了；你不相信精神的东西，在精神的方面你就是虚无主义。所以我们通常讲，“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不信邪”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不相信精神的。精神是什么，精神不外乎是物质的一种现象，就像蜡烛和光的关系。你点亮蜡烛了就有光，蜡烛灭了、烧完了就没有光了。精神就是这么个东西。所以我们不相信精神，也不相信彼岸，也不信神。如果你要信神，信彼岸，那你就堕入了虚无主义。你相信一个根本没有的东西，那不就是虚无主义吗。你如果还是要相信神的话，那没有任何物质的东西可以支持你。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中国人陷在世俗关系之中，而没有达到人格独立。

这个世俗的关系有两方面，一个是与自然的关系，另外一个是与社会的关系。道家特别强调与自然的关系。相对世俗的人际关系来说，道家是很清高的；但是相对于真正的精神性信仰来说，道家又不算清高，它就是为了长生不老，为了延年益寿，为了养生。哪怕是为了回归自然、与自然合一，也仍然算不得很高。我们经常讲道士非常清高，相对于世俗的人，他确实清高，他又不治国平天下，又不谋取官位，又不要一个什么级别。但是，他还是陷在与自然的关系里面，他跟自然合为一体，他的人格仍然没有达到独立。至于陷在与他人的关系里面的，那就是儒家，同样也没有达到人格独立。总而言之，人被束缚在关系里面，一旦跳出关系，人就什么也不是了，没有一个独立的人。因此，中国的道德不需要神，也不需要对神的信仰来保证，不需要一个超验的神来保证，他只要恢复他本来的关系就行了。所谓中国的道德就是你恢复到你本来所处的关系。不管是和自然的关系也好，还是和社会的关系也好，你只要把它恢复过来，那就是道德了。老子的《道德经》——当然他讲的道德不是严格意义上我们今天的道德，不是讲道德行为的。道经和德经是分开来讲的。它是讲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回归自然，那就是道，就是德。儒教讲人回归社会本性，那就是道德。所以我们中国人很难理解西方人没有上帝所带来的那种无家可归之感，因为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出过家，除了少数和尚尼姑以外，他从来就住在家里，包括住在“国家”里。国家也是个“家”，是个大家。所以他没有宗教的需要，顶多需要为国家作贡献，这是民族大义。一切痛苦都可以在“家”里摆平，就算国家不给他摆平，历史也会给他摆平。历史是后来的国家，还是会给他补偿和安慰。补偿就是会给他平反和昭雪，把遗体迁到八宝山，给他一份安慰。这是中西关于神、关于信仰的一种很根本的区别。

我们再看，西方的信仰到了18世纪，受到了极大的冲击。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这个使西方的宗教的地位遭到了一次严峻的考验。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都不算，那个是西方宗教历史本身的一种变形。但是西方启蒙运动以及近代自然科学，这个是非常大的冲击，甚至于西方产生了一批自然科学的无神论者，也产生了一些哲学上的无神论者，像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都是法国产生的。法国无神论者在哲学史上是很有名的。法国的无神论也间接地启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推崇法国无神论。但是这种冲击在当时就已经受到了抑制。这些无神论者个人都是不信上帝的，他们也写了一些文章宣传，但是在社会上并没有造成一个什么样的气象，只在少数精神贵族中有点影响。在启蒙运动中，代表着启蒙运动主流的还不是无神论，而是自然神论。有的人也说自然神论有点像无神论了，类似于无神论，向无神论靠拢了。但是它还是要保留一个神，无论如何要保留一个神。为什么要保留一个神，就是为了在科学和理性面前保留人性和道德的地位。当时自然科学已经发展起来了，牛顿物理学已经发展起来了，牛顿物理学统治了当时知识界的思想。那么就有人担忧了，如果按照牛顿物理学，世界就是这么一大堆粒子构成的，那上帝在哪里呢，如果没有上帝，那我们的道德有什么意义，美又在哪里，人性又在哪里？人跟机器、跟动物就没有区别了。为此，人们还是要保留一个神。自然神论就是说，这个世界确实是机械的，但也是上帝造的，上帝就是要造出这样一个机械的世界，使一切都合理化；但是人性——人的美、人的信仰、人的道德还保留在上帝那里，人在自然界中的生活只是人的生活的一部分，人还有精神生活。所以，有了上帝就可以为人保留他的精神生活。

伏尔泰有一句名言：“即使没有上帝，我们也要造一个出来。”伏尔泰自己是不相信上帝的，但是他又很不甘心，一个是他自己还希望有一个上帝，再一个他觉得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我们这个世界就会崩溃，人性就会丧失。所以他要造一个上帝出来，造一个上帝出来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在学理上面也说得过去。就算真的没有，我也要造一个出来，就像打赌一样，我造一个出来，只有好处，就算没有，也没有坏处。如果有的话，那我造的就是对的。上帝既然看不见，摸不着，你不能证明他有，反过来，你也不能证明他无。你怎么能证明上帝没有呢？既然有和无都是未定，那么我们何不造一个出来呢？我们就可以去造一个出来，管他有还是没有，反正造一个出来没有坏处。这就是伏尔泰的意思，在学理上他还是能够站住脚的。我们听起来好像是荒谬的，你明明不信，还要造一个出来。其实他也不知道有还是没有。你怎么知道到底是有还是没有上帝呢？既然你不知道有没有，那你就可以去造一个，姑且相信他有。

那么康德也与此类似。为了要保留信仰的位置，他区分了两种理性，一个是理论理性，那就是适用于自然科学的，在自然科学里，我们使用理论理性；那么在道德和信仰的领域，我们还有一种理性，叫做实践理性。康德提出实践理性，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因为实践理性可以为信仰留下位置。所以康德有句名言：“我必须悬置知识，为信仰留下位置。”“悬置知识”有时也翻译为“扬弃知识”，其实是一个意思，就是我不否定知识，但是在谈到人性问题时，要把知识暂时挂起来，为信仰留下地盘、留下位置。实践理性就是为了给信仰留下位置。实践理性也是理性，是人的道德理性，人有了理性以后就知道了自己应当怎么做，指导自己的实践，知道了应当怎么做，也就知道了我可以希望什么，那就是上帝。上帝有没有，康德也不置可否，但是我们可以希望，如果有上帝存在，我们就可以有一种希望，所以我们可以设定上帝。那么这样一种宗教，康德把它称为“理性范围内的宗教”，在理性范围内我们可以设立一个宗教。除了理性范围内，还有现实生活中，比如说教会的宗教。康德从来不去教堂，但他认为宗教还是应该有。他作为一个哲学家他所研究的不是教会的宗教，而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是作为哲学家所思考的宗教，所以他还是要为宗教留下一个地盘。这一切都说明，在西方近代人看来，虽然人们已经意识到对待上帝按照以前的那样一种信仰太幼稚了，现代所谓的“上帝已死”，就是上帝死了，但是我们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如何重建对上帝的信仰，这个需要更深层次的思考。

上帝作为人的本质的异化，固然对于人、对人性有一种压抑的作用，这个是马克思和费尔巴哈批判得很厉害的，就是宗教对人性、对人的本质有一种压抑作用。上帝把人的本质都抽掉了，都抽归自己，人变得苍白了，变得空虚了，人就变得抽象了，这对人性有贬低作用。但是现在自然科学发展起来了，宗教和自然科学的机械论比起来，宗教和上帝反而显得保留了更多人性的东西。它虽然把人性的东西都抽归自己，但毕竟在它那里，没有丢掉，并不是完全反人性的。所以自然科学不管怎么发展，它都没有完全摧毁宗教的基础，反而使现代人在上帝死后，仍然感到有一种对宗教的需要。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很多著名的科学家、伟大的科学家，都是基督徒，都是宗教的信徒。我们有时会很奇怪，你对自然科学的知识已经了解那么透彻了，你为什么还相信上帝？难道你在自然界看到过一个上帝吗？他没有看到。如果你问他这个问题，他也会回答：“没有看到，但是我还是相信。如果我不相信，那么我的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安置，我的信仰、我的道德、我的审美、我的美感等等。如果这个世界完全是一个无情的世界，是一个机械的、原子组成的世界，那我这些东西都没有着落。我如果把我的自然科学贯彻到底的话那我就不用活了。”所以他们还是需要。我们不要感觉到奇怪，既然你那么相信自然科学，那么有造诣，你为什么还要信一个上帝，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跟自然科学的那些机械性比起来，上帝那里还是保留了一些人性的东西。那么人还是感到有一种宗教的需要。

所以基督教在现代是变化着自己的形态来适应现代社会。比如说美国杜威的宗教观很有意思，他跟我们中国人好像有一点心有灵犀的意思，有点相通。杜威自己是不信上帝的，对于基督教实际上是不相信的。但他认为，我们可以不相信一个上帝，但是我们不可以没有一种宗教感，我们不是宗教徒，但我们要有宗教感，我们要有宗教情怀。这也是我比较赞同的，我认为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比如，你让我现在去信上帝，我也做不到，我可以去信气功，去练气功，作为实用主义的生活技巧。那么是不是我们能够有一种宗教情怀，能够对理想的东西，对精神性东西有一种追求？如果有这样一种类似于信仰的宗教情怀，那倒是很好的。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应该考虑下这个方面，如果我们中国人不能接受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接受一种宗教情怀。用杜威的话说就是“宗教性”（religiousness）。但是宗教的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问题，在很多场合下它是一个人性的问题，是一个情感的问题，更是一个文化心理的问题。

我对基督教考虑了这么多年，也有一些自己的体会。前年在香港道风山和几个同事在那里做研究，其中清华大学的王晓朝和我聊天时说，现在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所想在大陆找到一个学者，能以汉语基督教的名义，为大陆的基督教信仰写一部宗教著作。现在找不到这种人。原来是刘小枫。刘小枫好像可以担当这个使命，因为他是巴塞尔大学神学博士，他是基督徒。但是基督教世界不承认他，说他是“文化基督徒”，文化基督徒这个称谓带有贬义，就是不是货真价实的基督徒，是文化基督徒，很多人反对他。所以王晓朝说，老邓你可以干这个事情。我说干不了。为什么干不了？我说没有宗教体验。你要信教是要有宗教体验的，这种体验有时很难说什么时候到来，这种情况在中国很少见。在西方有的无神论者突然有一天感觉上帝的目光落到他身上了。比如说像潘能伯格，他现在八十多岁了，现在还在世，他写了《神学与哲学》，那本书里就讲到了宗教体验。他本来是不相信上帝的，相信科学。十七岁那一年，他从一个山上下来到一个山谷，面对着夕阳，突然那一瞬间，他发现整个山谷沐浴着晚霞，他有一种感动，于是突然泪如雨下，从那一天开始他就信基督教了，虽然本来是无神论者，本来是科学主义者。所以要有宗教体验，这个东西不能勉强。当然像一般老百姓就无所谓了，他信不信一念之间都可以。但是，要真的进入基督教的氛围，去参透基督教的奥秘，真的是要有宗教体验，这是一个情感的问题，是一个文化心理的问题。

那么，这样一个问题所建立的文化心理模式，我们可以这样概括一下。在中国是天人关系的二元结构。我们中国人通常讲“天人合一”、“天人相分”、“天人不分”。不管怎么说，它是天和人的关系。在西方它是一个三元结构，它里面加入了一个神，“神”、“人”和“自然”的三维结构，当然神也是天，自然也是天。所以中国的这种二元结构中，“天”其实是双重的，它有可能是“神”，也可能是“自然”，它没有分化。所以这个结构就是“天人”关系，但是西方分化出了“神”、“人”和“自然”的三维结构。中国人最后把人归于天，融化于天，而西方三方互不归结，互相对立，又互相观照，而最后的焦点是落实在人身上，是人与人的一种互相独立，是人的灵魂的一种独立。他们在神和自然之间被朝两个不同的方向拉扯着，有一种人格分裂的倾向。西方人有一种人格分裂的倾向，说人“半是天使，半是野兽”，半是神，半是魔鬼，人处于中间。这是西方基督教的传统的说法。但是人之所以还没有人格分裂，就是因为上帝的恩惠，上帝的大恩使得人没有人格分裂，还是捏在一起。西方人也还是向往“神”、“人”、“自然”三者合为一体，但是永远做不到。而中国人“天人合一”是当下就可以做到的，或者说本来就可以做到，它并没有分裂。

所以，下次我们要讲到中国的“天人合一”和西方的“神”、“人”和“自然”的对立，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提问环节

学生：邓老师，您好！您刚才讲中国没有一个高于政治的宗教。但是，我刚才想可能有一个，就是藏传佛教。在过去一年的奥运火炬传递时，中法之间对西藏问题有许多矛盾。经过您的讲解，我就有这么一个理解，中法之间在西藏的矛盾可能就来自中西之间的文化心理模式的不同。因为法国可能认为君权神授，认为达赖是西藏佛教的精神领袖，他们支持达赖，就像支持自己的宗教一样的。而我们是政权高于神权，所以我们认为国家的主权高于一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可能都产生了一些偏差。而我最关心的是西藏同胞他们是怎么想的，如果他们站在法国一边，和法国一样的心理模式，那我们解决西藏问题就很难。我想听听您的想法，如何从文化心理模式角度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邓：文化冲突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包括一国之内，不同的文化。我刚才讲的中国主要是指汉族传统文化，包括儒家、道家和汉化的佛教这些方面。西藏主要是清朝的时候，满族人和藏族人信奉同一个佛教，所以满族人特别和藏传佛教有一种亲和力，因为满族人（女真人）跟蒙古那一带的黄教有一种亲缘关系，跟红教、白教它们都有联系的。所以他们视藏传佛教更为亲近，看得比汉人更为亲近。最开始是这样的。西藏接受清朝的统治是非常情愿的，因为他们觉得是“自己人”在当政，喇嘛教的传人在那里当政，所以他们是很心甘情愿，觉得很光荣的。当然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的文成公主、松赞干布，那时候就有往来，作为中国的属国。那时候他们也很有利益，很有光彩的，因为唐王朝的文化比他们高。文化制度、生活水平，不管哪方面，他们都是很羡慕的。所以松赞干布那样心甘情愿地迎娶唐朝的公主，也觉得跟唐朝结亲很光彩，也愿意俯首称臣。作为属国对他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可以依靠这么一个大国，别人不敢来欺负，所以很愿意。我觉得从历史渊源上来说，藏族和汉族是有很大的亲和的可能性的，怀柔，这是汉族历代王朝所采取的政策。不要搞对立，除非是有些人要闹，什么藏独啊、疆独啊，他要闹的时候，那是迫不得已，但是最好是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未雨绸缪，要先把他们为什么发展到这一步算计到你的政策里面去，不要引起这样的纠纷。已经闹到这种纠纷，那就没有办法，那就是很可悲的。

所以解决文化的冲突，我觉得只有通过长期地慢慢地融合，通过经济、政治慢慢地统一融合。这个是可以做到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犹太人。犹太人信仰的犹太教在全世界来说是最为独特最为顽固的，他那个信仰是不能放弃的。已经有两千多年了，在全世界流浪，他们长时期没有国家，就是一个民族，犹太民族，一下流浪到这个国家，一下流浪到那个国家。甚至于语言，一下讲这个国家的语言，一下讲那个国家的语言，自己国家的语言几乎已经忘记了。但是他们还是保留了自己的信仰，保留了他们的《圣经》，保留了他们的牧师那一套体制，虽然被到处迫害。但是唯有一支犹太人在中国被消灭了。为什么被消灭了？被同化了，被中国人同化了。在河南开封，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把最后一部《圣经》卖掉了，希伯来文的，没人看得懂。而且，“文化大革命”当时讲无神论，他们也觉得没有必要再去信了。唯一的一支犹太人被同化了，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这种融合能力，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没有任何武力，没有任何暴力，只是让他们慢慢地转变。最开始是坚持保持他们习俗，不跟周边人通婚，但是后来就慢慢地开始通婚。开始通婚，它的民族就开始有点变化，直到现在还可以看出有些还有犹太人的面部特征。但是里面的血统很大部分是汉人的，已经汉化了，已经不会讲犹太话，也看不懂犹太文字了。你要说起来他还记得自己祖上是犹太人。所以我觉得这应该还是一个好事。当然它也有不好的一面。如果所有人都同化为一个民族，那它的民族特性就消失了，所以这个不能勉强，不能强制。如果他不愿意消失，那你就只好慢慢来，等着瞧，看看我们这个民族的熔铸能力到底有多大。我们经常以此为自豪。所有的、包括外来民族，哪怕你统治了汉人，你最后要被汉人所统治，被汉人所化掉。说起来，还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长处。所以像有些文明冲突，主要还是有一些放不下的东西。从长远来看，整个地球，我们现在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受到很多抵制。为什么抵制？就是它消灭了个人独立性。但是，有个人特色、个人独立性又会引发冲突，就会冲突不断；有差别、不同就会发展出矛盾。这是很难两全的事情。我的想法还是希望能够朝着和平的方向发展。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很好地、和平地解决，不要闹得你死我活的，那对谁都没有好处。谢谢！

学生：邓老师，您好！我听完您讲的内容我想尝试做一下比较。我想比较道教和基督教。我想讲一下他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道教和基督教有两点是相同的。第一点是他们都主张超越血缘关系，第二点它们都主张超越世俗生活的限制。从表面上它们看起来很相似，但实际上很不同。我们讲超越血缘关系，道家是为了达到更大的融合，与自然融为一体，与世界融为一体。而基督教超越血缘关系是为了达到人格上的独立和精神上的独立。第二点表面相同点但背后不同点是超越世俗生活的限制，道家超越世俗生活的限制是一定程度上的限制，这种超越是为了保全自己，保全自己的身体。基督教是为了达到精神的彼岸。道家是受到儒家影响的，是世俗化的结果。
邓：我觉得你讲得非常好，我也同意。道家它里面也有不同的说法，我虽然没有系统的研究过，我也接触了一些。学气功的时候接触了一些，气功和道家有很大的关系。有的人说庄子就是在练气功。老子讲的也是气功的道理。练气功的时候听师父讲好像有这种说法，就是说养生、强身健体是最粗浅的层次，你如果练气功就是为了强身健体、祛病消灾，那你就仅仅只是达到了最表层的。比如说我就是达到了最表层的。但是道家的学说里面是反对这个的。反对仅仅是养生，尽管庄子也讲养生，老子也讲，也很重视养生。但是这个里面还是有不同的层次，如果说你仅仅只是注重你的身体，有病把它祛除，有个说法就是“守尸鬼”。就是说你的身体没有灵魂了，你只有尸体。道家是很鄙视的，道家也有精神的追求，我的理解就是有一点类似于对美的追求。所以，庄子讲故事也好讲寓言也好，都具有美学的含义，中国美学也很重视庄子的倾向。但是尽管如此，他并不把美学和文学当做一个追求的目标。你看庄子对寓言、神话、故事的描述那么美，但是他从来不说要追求美。他总是一再讲要放弃一切执着、放弃一切追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放弃追求天地就自美。所以，我觉得道家有一个矛盾。它既想超越世俗，包括超越人的身体，放弃哪怕是强身健体的追求，但是放弃了以后他又不知道怎么办了，他无事可做了。你要追求精神的东西，什么是精神的东西，精神的东西最后只剩下一个否定的判断，就是“无为”。当然“无为而无不为”，但是这个“无不为”已经不是你“无不为”，是大自然无不为了。你自己要无为，然后大自然按照自然本身的规律它可以“自为”，自动结出它的成果出来。那是大自然在为。当然你已经融入大自然了，你也可以看作是你的所为，但实际上已经不是你的所为了。因为你没有目的，没有意志。道家放弃人的意志后有一个悖论，想要超越世俗生活达到精神上的清高、高超，追求一种精神上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但是“精神”的内容是什么？不需要你去追求真，追求善，追求美，追求正义。所以，这是我比较道教与基督教的一个根本点。道教在否定了世俗生活后，没有一种肯定的东西。真、善、美、上帝的全知、全善、全能、上帝的创世等等，这都属于上帝的自由意志、上帝的创造性，属于上帝的积极的内涵。而中国人在超越世俗生活的时候，他只剩下否定的东西。所以，我讲通往虚无主义啊，你最后讲一个无为，所为的东西都不是你所为的，你都不需要管了。那么你还追求什么？你就不需要追求什么东西了。所以，佛家和道家最后的归属我认为就是人再没有什么事情做了，人练气功也是这样。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和我一起练气功。后来，练了一段时间，他的气感很好，他经常打坐一两个小时，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有时坐一个晚上。他的气感很好，但是他有一个问题就是练了气功以后就不想干事情了，因为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了。气功的意念就是要放弃执着，放弃一切，什么东西你都不要去想，你要追求什么名啊，利啊，评教授啊，拿博士学位啊，这些东西你都要把它放弃，不要去想。那么你习惯了以后你就会觉得做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四大皆空，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把它归结为是导向虚无主义的。

学生：邓老师，我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刚才你提到的，你说倡导有一些宗教情怀是比较好的。但是，是否因为当下社会这种世俗化的生活面对着诸多的问题，所以必须借助宗教呢？换句话说，这是否是一种宗教实用主义呢？第二个问题，我听了清华大学万俊仁的讲座，他从经济哲学的角度来分析伦理问题。他谈到国民的公共生活空间，逐渐挤占了私人的生活空间。人越来越平面化，已经不能立体地展现自己。而您刚才倡导说，宗教情怀归结到最后，其实还是一种精神的独立，以及对抗内心面对压力时的痛苦，那么我不知道这二者之间，怎样寻求一个解释？
邓：第一个问题呢，我谈到了作为人的一种宗教情怀。我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其实也在追求一些东西。这些追求呢，如果从精神层面上来说呢，可以归结为对真善美的追求。再要归结一下呢，就是对自由的追求。这种追求是一种积极的东西，但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把它放在一个彼岸的位置来追求，总是把它融化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间，跟某些具体的功利或者效果、影响结合在一起来追求它。比如说我追求真理，追求科学，那就是为了科学发展观；我追求美，追求善，那也是为了社会的发展。我们总是把追求放在这个里头，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它放在一个彼岸世界的位置来加以追求。所以这就导致我们这种追求不具有宗教情怀，不具有一种献身于彼岸世界的情怀。它总是跟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紧密结合在一起。有希望了，我就高兴；绝望了，我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主张呢，不妨吸收一点宗教情怀，来建立我们中国人的独立人格。就是说你的独立人格，不能建立在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需要、各种各样的既成事实、各种各样的现状之上。你的独立人格，必须建立在一个彼岸的基点，它才是牢固的。它不因为是谁掌权、谁在台上、谁的政策好、谁的政策不好而有什么改变。我可以终生献身于某个对象，而且献身于这个对象我觉得是值得的。它不会像现实生活中的某件事情我献身于它，后来过了几十年回过头一想，这一辈子真不值得，献身于一个过眼云烟的东西。比如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也献身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时是很虔诚的。但现在我们觉得不值得，因为这个虔诚寄托于一个变化不居的现实世界、世俗生活，它没有一个永恒性。如果我献身于比如说真理，或者美，或者献身于正义，那是永恒的，我永远不会后悔。所以我想中国人的人格，建立在这上面才可能有独立性的基础。虽然我不信一个上帝，但是我把真善美，我把自由这些东西放到彼岸，绝对的真，绝对的善，绝对的自由，当然这是不可能有的，但是我为什么要献身呢？因为我觉得人一辈子以此安身立命就够了。所以我的这个想法绝对超过了传统的神道设教啊，或者是教化啊，或者是改变我们这个社会啊，现代社会物欲横流，我们忍受不了啊，我们要想点办法，寻找一些出路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你如果要寻找安慰的话，现在有一些宗教，佛教、基督教，当然你也可以去信，那你就不需要来接受我这一套。我这一套东西呢，当然是我个人的。我之所以讲出来呢，是因为想看看是否还能够有一些和我有同感的人。当然不是同道，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如果你觉得我讲的有道理，你是不是能够觉得也可以用来为自己的安身立命打一点基础，或者提供一点素材、资料？我觉得这就已经达到了我的目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老万（万俊仁）他是搞伦理哲学的（学生：他是经济哲学）。嗯，他的本行是伦理哲学，不是经济哲学。他现在搞到经济哲学方面，他的分析是对现状的分析。我的分析呢，是对中国的历史渊源的分析，我觉得现代中国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古已有之，从来就是如此。我们中国从来就是用社会挤占了个人的空间，个人的精神空间，都被社会的这些杂事所占用，没有更独立地想事情的余地。我今天所提倡的，也是个人的精神生活要独立起来，实际上是一种新的东西。这种新的东西恐怕只能通过中西比较，通过从西方人那里看到一些苗头。中国人从来就没有过。当然极个别人可能有，但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化心理里面，从来都不是这样的。如果你感到空虚了，那你就投身于社会运动。我们经常说你不要陷于个人的情感、个人的小家庭、个人的小趣味，你要投身于社会运动，才能够得到拯救，也就是把你个人的灵魂融化在治国平天下里面。你如果不愿意融化的话，那你就注定要痛苦一生。就像《红楼梦》里面，贾宝玉不愿意走“仕途”的道路，所以他就整日陷于儿女情长里面，最后终于看破红尘，出家了。所以中国人的一个思路，如果你不屑走仕途、治国平天下这条路的话，那你就没有出路，除了出家以外。那么我们现在能不能有另外一条路？当然治国平天下是个好事情，我们也可以去做。但我们的安身立命，能不能有更深的根据，个人的根据？我治国平天下不是为了把自己奉献给某个世俗的政权或者是历史阶段，而是为了我自己某种永恒的信仰。如果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因为外界物质的利诱，或者社会的风气而影响、动摇我的信仰。中国人缺的是这个东西。当然我没有这种奢望，想通过我的传播让别人改变自己的立场，我只是表达我的一种活法。中国人应该看到一些新的活法，几千年来没有像这样的活法。我们在西方的历史和宗教徒那里看到有不同的活法，我们试一试看行不行。我是这样一个想法。

学生：邓老师，您好！我最近在看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当下的力量》，上午刚看完。这本书主要关注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指出人是有灵魂的，刚才您也提到要有宗教体验，这本书也是言之凿凿地说人是有灵性体验的。我们都是有灵性经验的人，其实今生的我们是累世的灵。我们可能经历很多事，我们为什么到世界上来，每次到世上来，是灵体要求我们来学习的。每一世都有一个目标，将来我们死了，只是肉体死了，真正的灵魂是要回到天国里去的。第一个观点就是言之凿凿说的灵魂是存在的。第二个主要观点呢，是怎么样指导我们行动呢，就是要活在当下，不去考虑未来和过去，这对我们毫无意义。这有点像道家的绝圣弃智。刚才您也提到上帝是需要的，我也很赞同这个观点。但是现在我很疑惑，也许我们真的是灵，我们的肉体是很短暂的，如果确实像他所说的，我们并不需要很多知识。这就很像您说的走向、打坐、气功等等。我也有这种体验。我现在很困惑的是究竟该怎么生活，是该按照自己心中的理想和愿望，还是按照书中的说法去活，我想听听您的观点，得到您的指导。谢谢！
邓：呵呵，我觉得实际上你在两个方面徘徊，一个是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以及中国传统的世俗生活的世俗精神，另一方面是西方的唯灵论，人根本上是灵。我觉得这两方面都不该否定，主要看你给它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模式。我一开始不是讲了嘛，主要是文化心理模式的问题。你要讲因素都有，唯物主义也有相信灵的，相信理想的。马克思、恩格斯都说过嘛，人们认为唯物主义者就是大吃大喝，就是贪图享受。其实不是的，唯物主义者有理想，这就为我们开辟了思考问题的方式。就是说宗教徒的那种献身精神，那种宗教情怀，那种把灵当作人的最本质的本体的这种观点，跟我们的自然科学的、无神论的观点，这两者之间应该结合起来。如果没有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你那种把灵当作本体的观点就容易堕落为迷信。如果你仅仅是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没有灵的观点，你那种观点就确实会堕落为大吃大喝的贪图享受。

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说，你想要做一个健全人格的人，一方面你要有理想，但是另一方面你要有知识。不是说这些知识都不用学了，你掌握了自然科学的世界观，你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构成的，它有自然规律，它有必然规律。以后呢，你再去接受唯灵论的思想，就是把人的灵魂看作人的本体的思想，你就不会堕落为一种巫术和迷信，不会堕落为一种狂热。基督教非常反对的就是一种宗教狂热，当然基督教本身已经够狂热了，但是在它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它逐渐克服了它自身的狂热。像伊斯兰教就有些还没有克服，那种“原教旨主义”还是非常狂热的。但是，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克服了自身的狂热，变成了一种比较内在的、比较深层的、比较高级的、比较带有哲学意味的宗教。而这种带有哲学意味的宗教，其中里面自然科学这一块是去不掉的。你如果去掉自然科学这一块，如果你没有基本的自然科学的知识，那你的层次是很低的。你哪怕相信上帝很狂热，你觉得自己就是灵魂，灵魂就是存在的，死后还是存在的，存在于某个地方，那你就很容易变成一种迷信和巫术，变成一种层次比较低的，比如说像气功这些东西。气功我刚才已经讲过，它是有它的道理，但是它的道理并不一定是它所讲出来的那番道理。它可能后面有道理，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但是它的层次在宗教这个范畴里面还是比较低的，处在自然宗教和巫术这样一个层次。

所以，我觉得一个要追求人格理想的人，他一方面应该有非常充分的世俗智慧。我对于世俗智慧，包括中国人的世俗智慧，我是不排斥的，我认为是必要的，是必须要有的。世俗生活、世俗精神也是要有的。世俗精神是产生出健全的宗教的一个必要的前提。如果你连世俗精神都没有，你看破红尘，你什么都不要了，那样的宗教往往会变成狂热。真正的、比较合理的宗教，我觉得是建立在世俗精神之上，往上再提高一个层次。我可以反过来，我知道人如果没有肉体了，人的灵魂也就无处存身。人的灵魂就在这个肉体里面，我的思想就在这个肉体里面。但是，我一旦掌握了我的身体和周围世界自然的知识以后，我可以反过来，把这个世界，把这个肉体，把这些知识都看作是为了我的灵魂而存在的。

所以，我的确可以把人的灵魂看作是人的更本质的东西，但是这个更本质的东西不是在迷信的意义上，就好像灵魂可以附体，灵魂可以脱离肉体在某个地方游行，游到这里，游到那里，转世轮回。这个层次很低的。我可以在个人的追求意义上把它看作是一种彼岸的理想，就是说我的灵魂是我一辈子所操持、所为之奋斗的、要使它完善的一个目标。然后灵魂确实能够不朽，不是在我这个肉体之外不朽，而是在社会上不朽。我们刚才讲宗教，高级的宗教是新神，而不是旧神，是社会神，是精神的神。社会神和精神的神是在社会和人类层面上延续的。我们经常说某某伟人他的精神不死，精神不死并不是说他的灵魂真的就流到我们今天来了。马克思的幽灵，不是说今天还有马克思在这里游荡，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他的思想，确实可以在心灵上、在精神上影响世世代代的人类，在这个意义上的不朽。

所以，我倒是觉得中国人讲的“三不朽”有它的一定道理，立德、立功、立言。其中立言对一个人的精神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你的精神、你的思想通过你的言，当然这个言也包括你的作品、你的艺术品、你留下的原则、你的道德、你的正义感，这些东西留下来影响他人。灵魂与灵魂之间是可以互相影响的，那么你的灵魂世世代代确实可以不朽，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可以不朽，但不是在自然观的意义上。自然观的意义上，你死了以后，你的灵魂已经解体了，无所谓不朽。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换一副眼光来看的话，它在另外一个意义上可以有它的不朽。

所以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把所有的知识都否定，好像我如果承认我是一个灵魂实体的话，我的知识就没有用了，不是的。你要获得你的灵魂实体的这个观点，必须要在一定的知识基础之上，非常理性的，才能够提升到一种高级的宗教信仰。它们是融合的，层次有不同，但是它们中间没有绝对对立的关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