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信仰观比较
各位同学晚上好，我们昨天实际上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昨天讲生死观的问题，已经涉及信仰方面的问题。今天我想把这个问题再深入一点，把中西在信仰问题上面的一些区别和差异给大家谈一谈。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当然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在当代中国，应该说是个大问题。这个问题涉及每个中国人，尤其涉及年青一代。
我们最近几十年，自从转轨到市场经济，国内的状况当然在经济方面，在物质生活条件方面，我们都知道有了很大的改善，也可以说是我们民族几千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一种盛世。我们讲太平盛世，我们现在没有战争，我们现在都在赚钱，都在搞生活，都在关注民生，关注贫困地区，让大家脱贫，让大家奔小康，而且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那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在道德上，信仰方面，非常令人沮丧。以前，生活不好，条件很差，但是在道德方面好像还没有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哪怕是在“文革”期间，政治上斗得死去活来，但是在一般的人与人之间，还有一种起码的道德。我们在武汉的人很清楚，武汉市的汉口那边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就是一到夏天，大家都睡到马路上。每一家搬一个竹床，然后把马路挤得中间只留下一条巷子过汽车。而且汽车来了，那两边的人还照睡不误。有人就提出问题，那不会发生事情吗？那么多的人夏天穿那么少，躺在马路边。没有，没有听说过。为什么没有听说过呢？大家都是邻里，都互相认识。那是一个熟人的世界，谁跟谁都认识，大姨子、大姑妈、叔叔、伯伯···都是非常熟的人人与人之间非常平和。但是现在就不行了，现在人际关系也改变了，道德情况就出现了问题，可以说是有一种恶化的倾向。
这种恶化归根结底要追溯到信仰问题。以前的老百姓信息闭塞，思想陈旧，观念老化，但是有些事情老百姓知道是做不得的，要天打五雷轰的。你说他迷信也好，说他什么也好，他还有点相信。某某人遭了难，大家就很同情他，但是有的人说这个人是做了坏事。因为做了坏事，所以就怎么样。有人说是他前辈做了坏事，后辈就来承担责任。老百姓中间普遍还比较相信这样一些东西。但是，现在随着网络信息的发达，人们的观念中间把以前视为禁忌的很多东西逐步都拆掉了。大家现在也很迷信，但是那种迷信非常功利。到庙里烧香，拜菩萨，然后就可以发财，都是这样一种性质的。但是，是不是因为迷信，道德方面就能自律呢？好像越来越松，有些不可思议的事情都发生了。所以信仰问题，道德滑坡的问题，在当代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大问题。
上世纪90年代，在全国的知识界、读书界有过一场大的人文精神的讨论，关于人文精神的滑坡、道德理想失落、信仰失落、躲避崇高、渴望堕落···这样一些命题，都是闻所未闻的。很多人提出来一些补救的方式，有的人提出来要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寻求道德资源，寻求信仰资源。之所以道德滑坡，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引进西方的东西，把中国传统的那些东西丢了，这是一说。所以进入了21世纪以后，就兴起了国学热，也跟这个有关，也是沿袭下来的。
而另外有一拨人，就是希望能够引进西方的东西或者宗教性的东西。比如说刘小枫，刘小枫写过一些文章，翻译、介绍过很多东西。刘小枫是在瑞士拿的基督教神学博士学位，所以他在国内的知识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说，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缺乏一种爱，缺乏一种基督教式的博爱，我们的爱都是非常狭隘的，都是爱自己亲人，爱自己家庭，爱自己家族，爱自己的熟人···但是我们缺乏西方的那种对一切人的平等的爱，那种温情，缺乏那种东西。所以刘小枫希望能引进一些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来拯救中国人的这种信仰的失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要信上帝了，那就要信基督了。
还有，比如说张承志。张承志在90年代写过一本《心灵史》，还有一些其他的文学作品，他鼓吹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大西北回民、回族地区，伊斯兰教还保存着一些东西，保存着信仰，保存着宗教的境界。这些是汉族，包括汉族知识分子，早就已经失落了的。那么我们能不能够从他们那里挖掘一些信仰的资源，借这个东西来批判汉族知识分子？张承志在这方面造成的影响也是非常有名的，当时，伊斯兰教、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还有犹太教，都很有名。张承志还鼓吹，犹太教也比我们要强，我们儒教就不行，儒教没有真正信仰。这是张承志当时发出的声音。
那么这里就涉及一个问题了，你说儒教没有信仰，那么到底什么是信仰？你要讨论信仰观，特别是你要讨论中西信仰观的比较，首先你要把信仰的概念搞清楚，定义清楚。你在谈什么样的概念？信仰和一般的信念有什么区别？所以我这里首先想把它做一个界定。什么是信仰？我们所讲的信仰跟一般的日常生活中的信念是很不一样的。一般我们讲你信不信？你不信我信。我们说每个人都相信一些东西，比如说明天会出太阳，明天太阳照样升起，天气预报说明天是晴天，你信不信？一般来说，天气预报大多数人都信的，是科学预测的。至少明天地球还会转动，地球不会停止转动，这个我们大家都会相信。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将来多少万年、多少亿年以后，地球会停止转动，或者爆炸，或者小行星碰撞，这个也不排除，但是大概不会明天就发生。每个人都相信这一点，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法活了。你总得在生活中间相信一些什么，你才能活得下去。所谓杞人忧天，你如果成天担心这个天会垮下来，那你怎么活呢？所以一般的信念是我们每天存活的一个基本前提，你总得相信一些东西。但这个是不是就是信仰呢？当然我们一般不这样说。一般讲“信仰”两个字，一个“信”，一个“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对于一个非常崇高的东西信，那就是信仰，那不是一般的信念。一般的信念是对某种科学的预测，对某种人事、发展的趋势，对这个事件将来会怎么样，这样一种相信，这样一种估计。那太平凡了，它没有一个仰望的姿态。信仰肯定是对一种比较高的东西的信。
还有，信仰和迷信也有区别。迷信当然也是对比较高的东西，比如鬼神，对这些东西比较相信。在人们的观念中，鬼神当然比人要更加强有力。那么你信鬼信神，是不是就叫信仰了呢？当然有人也这样讲，民间信仰。民间信妈祖，信一个当地的神，土地神，信一个树神、山神、河神···具体的有很多，各地都有。我们有时把它们叫作迷信，但是也不可否认，在某种情况下，它也可能被称为信仰。在广义的范围之内，我们也把它称为信仰。但是我们今天谈的还不是这个，因为这个东西它本身不具有道德性。你信鬼神，因为它比你强有力，它可以支配你，它可以伤害你，也可以造福于你。所以，你信它出于功利，它跟道德没什么关系。当然有的人也把道德扯上去，说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在道德上就会怎么样，你做坏事啊，就会遭雷打，你干坏事，你害人···有的人把这个也扯上去。但是这个信仰本身不是因为道德的问题。你信仰这个鬼神，不一定要是道德的鬼神。有的鬼就是恶鬼，它不一定是善神，有的鬼是恶的、害人的，你也信，那就是迷信了。所以迷信和道德本来是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的。当然迷信在自己的发展过程当中也和道德沾上了一些关系，就是我们认为一个人做了坏事的时候，它会受到惩罚。受到什么东西的惩罚？可能是受到一些比较好的我们所敬仰的神的惩罚。但我们信这个善神并不是出于道德，而是出于恐惧。这种道德没有崇高性。但是真正的信仰要跟这样一种功利的东西脱钩。最初的宗教迷信当然也是宗教信仰，它是跟功利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它是跟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是分不开的。最早在科学没有发展出来的时候，迷信里面也包含有科学。那些巫师，那些师公，他们做法，当然有欺骗的成分在里头，但是也有科学的成分在里头。所以现代科学实际上是从迷信里面一步一步地发展出来的，发展出它的科学道理的。但是发展出来以后，迷信还剩下的就是它还有一定的道德教化作用，一个信迷信的人他做事不会做绝的。你们看，老百姓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是他害怕遭到报应。我们说他很迷信，特别是一些偏僻落后的山区，一些不开化的地方，他们也有一些小偷小摸，或者偷偷地做一些什么小小的坏事情，但是不会有大恶。所以迷信在一定的社会状态之下，有它一定的作用。在人类早期的时候，它是维系一个种族、一个群体很重要的意识形态。
我们今天讲的信仰应该还要更高一层，它不是迷信，真正的信仰是排斥迷信的。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中国来说，就是儒教。儒教是排斥迷信的，这一点应该是很有特点的。就是儒家从孔子开始，它就排斥迷信。“子不语怪力乱神”，神神鬼鬼的东西，孔子是不谈的。人家问他相不相信鬼神，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你人的事情还没做好，你去事鬼，你去信奉鬼神，那是没用的。所以孔子他是不太相信鬼神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神的时候，你要好像有鬼神在那里一样的恭恭敬敬地去祭，但是自己内心其实并不相信，要做出一个恭敬的姿态。各种礼仪要做到位，要做到场，不要有什么疏忽，要做到很圆满，这样你才能使得老百姓有所敬畏。但是不表明你的态度，孔子他自己并不相信，他只是“敬鬼神而远之”。
中国的儒家士大夫比较高层次的，一般来说都不信鬼神，都是无神论者。当然也有一些皇帝的大臣，用这样一些神神鬼鬼的东西来对皇帝进行启发、教育，比如哪里又出现了一个祥瑞，这说明你的治理有方啊。哪个地方出现了什么灾害，那就是上天对你的惩罚，你要注意了。大臣们经常利用这样一种迷信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的政治目的，这个是有的。有时候搞得儒家士大夫他自己也分不清楚，他说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相不相信，有时候半信半疑。儒家士大夫一般来说顶多都是半信半疑，他不是完全相信的。
所以孔子一上来他就把以往的那些神话、那些迷信都排除了。比如说有一个神话，说“黄帝四面”，就是黄帝有四张脸。黄帝神通广大，战胜了蚩尤，在古代部落战争中间是很有名的一场战争。黄帝有四张脸，他可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但是孔子解释，什么是“黄帝四面”？即黄帝面向四方。不是说他有四张脸，他面向四方，治理天下，是这么个意思。还有一个神话里面讲”夔，一足”，就是夔是一种怪物了，说它只有一条腿。孔子解释，夔一足的意思不是说它只有一条腿，而是说夔这样的怪物有一个就足矣。有一个就够了，不能多。他用这样的一种方法解构了古代神话中的迷信的东西，打破了一些迷信的色彩，这个是很明显的。孔子是不迷信的，儒家士大夫也不主张迷信，也排除迷信。迷信对于中央政府的统治，当然一方面有好处，你可以“神道设教”；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有负面作用。你要注意，很多动乱都是由迷信造成的，都是因为老百姓的狂热，一下子一件什么事情席卷而来，那是很可怕的。孔子他是比较注意这一点，就是说儒家的东西要跟这些迷信的东西划清界限。当然儒家本身有信仰，就是天理、天道。这个我们下面再讲。
中国的宗教典型的就是儒教，它是超越迷信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一种信仰了。那么西方的呢，我们可以以基督教为例。西方的基督教也是反对迷信的，基督教里也有一些迷信。比如说《福音书》里面讲耶稣基督的奇迹，他做了很多奇迹他使瞎子复明，使瘸子能够走路，治好了某人的麻风病，用一个面包吃饱了五百多人···这些奇迹当然是迷信，在基督教的《福音书》上面明明这样写着的，但是在基督教的传播过程中，教士们神父们对它们做了一种非迷信的解释。就是耶稣基督不是迷信，对于老百姓来讲那是上帝差遣耶稣基督降临人世，他为了让大家初步地进入他的门所作出的一种启示。所以耶稣基督以后，再也没有迷信了，不可能再有迷信了。耶稣基督已经把《圣经》、圣言启示给大众了。所以那只是上帝在最初的时候显示的，那么后来就不再有奇迹了。正统的基督教的解释就是奇迹只能有一次，就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可以有奇迹，其他人都不行。所以它是反对奇迹的，也反对那种迷信和狂热。
这种迷信和狂热体现在什么上？体现在基督教的教义特别强调一种超越性，超越世俗的东西。狂热这些东西都是由世俗的东西煽动起来的，人的情感，人的情绪，物质上的利益和追求，人世间世俗的斗争，那些愤怒，那些仇恨和纠葛···那么耶稣基督强调就是要超越世俗的东西，要把世俗的那些等级差别、贫富差别、种族差别、阶级差别、地区差别、人种差别全部超越。超越到什么呢？就是每个人在死后只有你的灵魂能够跟上帝打交道，肉体你就不要指望了，肉体你就留在人世间，化为尘土，你的灵魂不灭。所以真正跟上帝打交道的就是你的灵魂，灵魂是什么呢？灵魂是一种纯粹精神性的东西，上帝也是纯精神的，上帝无形无象，上帝没有身体，没有五官。上帝说话也不说希伯来语，也不说希腊语，也不说英语，也不说汉语。上帝说的话只是一种启示，你心中知道上帝说的话，但是你不能说上帝有发声器官，有嘴巴，上帝有言语。不是的，上帝的语言实际上是一种高级的、神圣的语言，神圣的“逻各斯”，就是上帝的语言。他只是一种象征的说法，如果没有这种象征，那么我们有限的人类就到不了上帝那儿去。所以基督教里面经常把它的教义做一种提升。
你读《圣经》可以，《圣经》上面讲了很多故事，这是把你引进门的，这是一种引子，一种引导，一种线索。但是，一旦把你引进门，你信了基督教以后，神父就要对你提升。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上帝就是那些故事里面讲的那样一些具体的形象。基督教里面也有圣像，有耶稣基督的图像。教堂里面挂着耶稣基督、圣母的图像，十字架上有耶稣受难的像。神父就告诉你，你不要以为上帝就是那个白胡子老头，耶稣基督就是一个青年，圣灵就是一只鸽子，这些都是把你引进门的。所谓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你如果局限于上帝就是一个白胡子老头，白胡子老头跟耶稣基督这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怎么可能是三位一体呢？你就到不了高层次的理解。所以圣像这个东西是用来把老百姓引进门的，有点像孔夫子的神道设教，祭神如神在。就是说老百姓他没有文化，他也不能直接去读《圣经》，《圣经》是用希腊语、拉丁语写的，老百姓没有读拉丁语的能力，只能听神父讲道。那么神父就告诉你，我讲的故事都是一些启发性的东西，象征性的故事，那么你要从这个体会到里面的含义。什么含义？纯粹精神性的含义，道德性的含义。基督教是讲道德的，你要体会到这一层。不是讲故事，讲故事只是一种方法。通过这些故事把你引进来，让你体会到上帝对你道德的要求。
所以基督教它也有一种超越性，超越世俗生活。儒教也有一种超越性，天理、天道。当然除了这两个以外，还有犹太教、伊斯兰教，还有佛教，我们今天暂时不讲。只取两个最典型的，拿中国的儒教和西方的基督教来做一番比较。那么这两个信仰，我们都可以把它们称之为信仰。它们两者有共同的地方，它们都可以被称之为信仰。但是也有一种区别，什么区别？最明显的区别就是中国讲的天理、天道还是世俗的，还是世俗生活。而基督教里讲的那种上帝、基督、圣灵是一种纯精神的东西，纯粹精神，完全超越了世俗生活。所以基督教是一种超越的宗教，而儒教是一种世俗的信仰。虽然这种世俗信仰和一般的相信明天太阳会升起已经完全不同了，跟信迷信也不同了，但是它还是一种世俗的信仰。这种世俗的信仰跟迷信的信仰那种功利性不一样，迷信以及信科学，相信明天会出太阳，这样的一种信仰是为了我们日常生活能够过下去必须要具备的一个前提。它是一种很具体的功利要求，我把它称之为实用性的功利，就是日常实用的，很有用。你在日常生活中总得相信一些什么东西，要不然就没法活。你吃这顿饭能不能饱肚子，你都在怀疑，你为什么只吃大米饭，为什么不吃石头？你吃石头去试试，每个人都可以去试试。但我不去试，我相信石头不能饱肚子。如果没有一定的信念，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是没办法活的。所以这是很功利的。
那么儒家的功利要超越于这种功利之上，它是一种治国平天下的功利，我把它称之为一种政治性的功利。或者说一般的日常信念是一种技术性的功利，技术性的实用主义，那么儒家的这种实用主义是一种政治性的实用主义。政治性的实用主义当然要高得多了，国泰民安，合乎自然之道运行，合乎天道运行，天人合一···那么这样一种信仰比具体的我们的日常生活要高，但是它还是我们的世俗生活，它没有一种精神性的超越。国泰民安，治国平天下，这些东西本身不是一种纯精神的追求，它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老百姓国泰民安就能够安居乐业了，就能够繁荣生息，生活水平提高，奔小康，走向富裕，这样一些目标都是一个国家蒸蒸日上的这样一种标志。儒家的理想就在这里，他们认为这就实现了天理和天道。所以即便天理和天道讲得很高很玄，但是它跟老百姓的日常、日用还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虽然它本身不是仅仅日常的日用，而是政治。但是政治的目的是什么？政治的目的一个是江山稳固，这是老百姓梦寐以求的，老百姓做梦都想要生活在一个太平时代，一个没有战争的时代。“宁做太平犬，不为离乱人。”兵荒马乱，那是最受不了的。老百姓没法活了。太平，哪怕是做个太平犬也是好的。我们就可以在太平世道里面搞自己的生活，安排自己的民生。所以儒家的理想无非就是这个，给老百姓带来好处。当然给老百姓带来好处，最后你这个王权就能巩固，江山就能稳固了。国富民也不穷，国家富裕，老百姓也很富裕，国力也增强，那就是儒家的理想。
所以在这方面，儒教跟基督教相比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即儒家的那种信仰无非是在世俗生活中间比较高层次的那样一种诉求，是对于这种诉求的信仰。我可以诉求高出一般老百姓的那样一种目标，一般老百姓只看到眼前的利益，我作为儒家的士大夫我可以给他们安排好的命运，我可以从全盘来规划整个国家的发展，为整个国家的稳定采取一种措施。那当然比老百姓要高了，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受到老百姓的敬仰。而以这样一种目标来作为自己人生的目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就把他叫作有信仰的人。这种人在中国古代士大夫里面不少，可以说儒家知识分子一般来说都把这个作为一种理想的人生。就是建功立业，治国安邦，能够成为国家的栋梁，在今天，我们在座的恐怕都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希望将来毕业以后能够成为国家的栋梁，那是我们所追求的。当然这个追求是很好的，也是很高尚的，比一般的老百姓的境界要高，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信仰。但是你要看到，这种信仰的追求它仍然是世俗的，是世俗生活里面比较高层次的那一部分。
那么基督教就完全不同，基督教对这些东西完全不放在眼里。什么国家的发展、人民的安居乐业、生活的富裕提高等等这些世俗的目的，当然也不是坏事，但是基督教不是讲这个的，基督教讲什么呢？基督教讲一种精神上的超越。在这方面一比，我们就可以说基督教是一种超越性的宗教，或者说基督教的信仰是一种超越性的信仰，一种纯精神性的信仰。而儒教的信仰就不具有这样一种超越性。有些新儒家的鼓吹者就说我们儒家也有一种超越性，叫作“内在的超越性”。什么叫内在的超越性？超越本来就是超越到外面，超出这个世俗世界，到上帝那里，到天堂去。那就是一种外在的超越，超出世俗生活之外，超出世界之外。那么儒家是一种内在超越，我们在世界之内，但是我们仍然有一种超越，这种超越不是对整个世界的超越，而是对世俗生活中间比较低层次的那一部分的超越。这就叫内在超越。内在超越在西方基督教的眼中看起来并不能叫作真正的超越。
所以西方人把信仰一般理解为纯粹精神性的超越的信仰，超越世俗，超越整个世界，向往来世，向往天堂，向往和上帝合一。上帝是什么，上帝是纯精神的。我用我体内的纯精神、灵魂跟上帝的圣灵合一，那就是一种理想，那就是我的信仰，我终身的信仰就是这样，死后我的灵魂能够上天堂。我相信这个。
那么中国人相信什么呢？相信我的所作所为符合天道，而天道在哪里呢？天道就在民间，就在老百姓里面。“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的眼睛就是老百姓的眼睛，天的耳朵就是老百姓的耳朵。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每个人心中自有一杆秤，都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是儒家士大夫们的信仰，他的超越性。他有超越性，但是这种超越性是有限的，他的超越最终是非超越性的。你把它叫内在超越也行，但是内在超越跟外在超越的区别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可以说中西信仰的一个最明显的区别就是中国的信仰基本上还是世俗的，西方基督教的信仰是超越的。
那么我们看看中国的这种信仰，中国的这样一种内在超越信仰，它有它的作用。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发展中起了它的不可代替的作用。因为一个民族要发展它的高度的文明，它必须要有一定的超越性。就像儒家的这种超越性已经很了不起，为什么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中成为周边民族效仿的榜样，日本、朝鲜、越南这些都效仿中国。为什么效仿中国？因为中国文化高。高在哪里？就高在它能够在一个超越的层面上建立起一套文官制度。中国的政治格局，中国的统治体制，能够使得这么大的范围内的国家在一定时期之内做到长期稳定。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有改朝换代。但是一旦这个王朝巩固以后，就往往可能带来数百年的稳定，带来长则两三百年的社会稳定。那么在这两三百年的社会稳定中间给老百姓带来多大的好处呢？这是周边民族都羡慕的。它凭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它凭以儒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他们所制定出来的一整套治国的方案，他们的文献，他们的历史经验，《资治通鉴》、《史记》、《春秋》···孔子从《春秋》开始，对历代的知识分子和统治者们都起了一个榜样作用。怎么治国？那里面都有。科举取士，凡是能够做官的都是饱读诗书的，精通经史的，精通这一套治国的办法，这个是非常高度的文明。
但是这种文明它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不存在一种真正的信仰，没有一种连续性的信仰。它的信仰是间断的，一个王朝兴起，改朝换代，你对前朝的信仰就要抛弃。我们讲识时务者为俊杰，原来在当朝看得那么神圣的东西，包括国家、社稷、皇帝，皇帝是神，被神化了的，天子啊，这些东西，这一套观念，一旦一个新的皇帝上台，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得改变你的信仰，相信另外一个原来被看作是草寇，看作是流寇，看作是“匪”的这样的一个主人，你要改变你的信仰。当然这个改变信仰可以用一个共同的名目，就是爱国忠君。都是爱国主义，但是爱国主义跟爱国主义不一样。你爱哪个国？爱旧朝呢还是爱新朝？这个在政权交替的时候就暴露出来了。就是说它没有一个永恒的根基，它总是随着世俗生活的改变而改变，世俗生活变了，现在改朝换代了，你所迷恋、信奉的旧朝已经不存在了。那你还死抱着那个信仰，你去为它殉道是很不明智的。比如说屈原，我们世世代代都宣扬屈原的爱国精神，主要是台上的统治者宣扬屈原的爱国精神。但是屈原的爱国精神仔细想起来，他爱的是那个楚国。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了，秦汉以后中国已经不是那个狭隘的楚国了。你如果仅仅从具体的方面理解楚国，你要学屈原就要把楚国复兴起来，那就跟“台独”没有什么区别了。
就是像这样一些爱国主义都是比较狭隘的，一个是它有地区狭隘性，再有一个它跟忠君是分不开的。跟某个君王，当然不一定是某个君王，也包括血统，他的儿子，他的孙子，正统的继承人。你忠于他这个家族，忠君。忠君和爱国历来是分不开的，但是它都是有限的。因为现实的国家和皇朝、君王作为一种自然的存在物都是有限的。君王你虽然每天讲万寿无疆，他还是要死的，人生不过百年。那么他死了以后，你就得改变了，他就不是万寿无疆了，另外一个人万寿无疆。信仰在这方面经不起自然规律的摧毁。自然规律就是人都是要死的，社会规律就是王朝都要更替的。一个王朝绝对不可能永恒，它总有一个兴起、兴盛和逐渐走向衰落的过程，这是社会规律。所以你把某个王朝或者某个君王作为自己信仰的对象，这不是永恒的。既然不是永恒的，所以它跟现世的功利紧密结合在一起，跟现实的利益也紧密结合在一起。那些忠君的、爱国的人跟他们的利益是非常有关的。他寄生于这个国家身上，他从这个国家身上得到信任，得到俸禄，得到生存之道。屈原之所以投河，就是因为楚王不信任他，还把他流放，于是他就以死来表明自己心迹。
但是我们今天学习屈原，不是说学习他要振兴楚国，而是要学习他的这种普遍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们把它放大了，现在不光是中国大陆地区在端午节的时候划龙船，而且澳门也划，香港也划，台湾地区也划，甚至于在国外华人居住的地方也划龙船。这个把它泛化了，变成了爱国主义的符号，一个象征。但是仔细想起来，这个符号的内容是不连贯的。比如说清朝把明朝灭了，这个时候你是继续忠于明朝，还是为新政权服务？这个在当时是很费选择的，没有标准的，非常偶然的。知识分子的选择完全是根据各种偶然的情况，不是根据信仰。你要是根据信仰，他们每个人都可以说我是爱国的，我是忠君的。忠于明朝的人也是忠君爱国的，忠于清朝的人也是忠于新的国家和新的君主的，每个人都可以这样说。
所以爱国主义在这里产生了一种自相矛盾，做这些事情是爱国的，不做这些事情甚至做相反的事情也可以说是爱国的。“文革”的时候最开始的发难就是戚本禹的一篇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清宫秘史》是清朝末年受到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然后国内内乱，义和团蜂起。义和团最开始打出的旗号是“反清复明”，但是后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义和团改变了旗号叫作“反清灭洋”，后来又改成了“扶清灭洋”。你先要把清朝扶起来，把外国人打出去，这才叫爱国主义。究竟是反清灭洋是爱国主义呢？还是扶清灭洋是爱国主义？究竟慈禧太后支持义和团是爱国主义？还是后来镇压义和团是爱国主义？所以这个就搞不清楚，说不清楚了。各方面都可以振振有词，但是他们的内容是完全可以对立的。所以爱国主义这样的一个旗号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旗号，结合到具体的情况下它是有很大的鼓动性的，但是单就把它作为一种信仰来说，它是不足为凭的。它要看你爱的是谁？爱的是哪个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说，你要爱那个在历史的发展上有前途的那样一个国，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方向的，促进社会发展的那样一种政治势力才是你的爱国主义所寄托的实体。
而这样一种实体，是非常现实的，是不断变化的。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是“成者为王，败者寇”这样一种标准，就看你打不打得赢。你赢了就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你输了就是不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所以这种爱国主义是附着在非常现实的历史势力上，不具有超越性。所以我们今天听一个人说我是爱国主义者，你要再问一问，你这个爱国主义怎么理解？每个人都可以说爱国主义，哪怕那些历来被认为是卖国的。比如李鸿章，从小学、中学我们就知道李鸿章卖国。但是据现在很多资料披露出来，李鸿章是非常为大清国考虑的，而且他的考虑是非常现实的，而那些叫喊着要打不要和的人其实都是一些伪君子。所以把爱国主义当成一种信仰也未尝不可，但是要考虑这个信仰的成分，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仰。
中国人的信仰最高的应该说就是爱国主义了。但是在古代中国不叫爱国主义，现在有人称作“天下主义”。按照西方人的看法，中国人古代不称其为“国”，只有“天下”的概念。中国人“国”的概念和“家”的概念是一致的，“国家”，但是这个“国家”的概念和西方的那个国的概念是不同的，它是“天下一家”的。中国人的这个观念体现在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张载的“四句教”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天地立心”，就是天地有一个道，这个道就是社会理想，天下太平，很守秩序。这个秩序就是道德秩序，道德秩序就是天地的“心”，道德秩序可以为生民“安身立命”。天地立心就是立起了一个道德的礼教规范体系，这样老百姓的精神就有了归属了，行为举止就有了规范。”为往圣继绝学”就是以前的圣人，他们的道德文章，我们要继承下来，然后“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中国知识分子经常讲，比较能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信仰和精神境界。不论他们讲无极、太极，玄而又玄，最后都要落实到这上面来，就是看老百姓的日用和日常生活是不是有所改善，叫作解民于“倒悬”，因为老百姓是倒着被悬挂的，也就是解决老百姓的疾苦，为广大老百姓谋利益。今天说的“三个代表”也是这样，虽然说法不一样，但是本质还是一样的，就是为老百姓谋幸福。
中国的这个道德信仰，我们还可以作更深入一步的分析，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相信天理、天道，这个东西对日常生活有一定的超越性，但是又是为了日常生活。就好像形而上学，“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就是最高的，器就是器物，一般的器具，是比较低层次的。形而上学那么高，太极无极，最后还是落实到百姓日用之间，就像朱子讲的，最后归到善恶刚柔，阴阳，这些在日常生活中很有用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为什么让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么相信？归根结底就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天人合一就意味着天和人之间是没有间隔的，天理自在人心，这就是和西方的基督教不一样的地方。西方的基督教上帝、天堂和人间是有无限的距离的，一个凡人是到不了天堂的，只是死后灵魂可以到天堂，必须要结束人的世俗生活才能到天堂。这就是基督教的天人二分，或者神人二分。而中国是天人合一的，天并不遥远，天就在你心里。日常生活遵循的就是天道就是天理，而天道体现在什么地方？就体现在人类社会的章法、体制。所以中国的统治者相信他制定的那一套秩序就是天理的表现。在这个道德秩序的顶峰的皇帝就是天子，是天的儿子，跟天是有血缘关系的，不是随便说说的血缘关系，是真的有血缘关系。皇帝就认为他有神圣性，天已经把神圣性转移到皇帝身上来了。所以有些事情别人不能做的，天子就可以做，他可以破除一切邪恶的东西，那么各级官吏是辅佐天子的，有一种神圣感，那么这种神圣感就是天人合一，这种天人合一是可以达到的。圣人是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做到的，满街都是圣人。就是说人的本性和天理是贯通的，只要你愿意，小心地守护你的本性，你就可以达到和天理相通，能够做到替天行道。
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诚”，诚心诚意，真诚就能够和天相通，“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天道本来就是真诚的，人本来就应该对天真诚无欺，敞开心扉，接受天道。什么叫人道啊？天道体现在人道里面，人之道就是敞开心扉接受天之道，替天行道。所以中国人比较强调，只要你诚就可以达到你信仰的对象，敞开你的心扉，破除心中的私心杂念。王阳明就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心贼是最难防的，一念之间就可以偷袭进来。一个小孩子生下来，赤条条的，是最干净的，没有任何污染，自然而然就懂得爱父母，有羞耻之心啊，但是长大之后如果不注意培养就会丧失，丧失之后就要花一番工夫把它收回来，叫作求“放心”，保持那颗赤子心。如果说一个人即使很老了，但是还是保持了一颗赤子之心，那就是对一个人很高的评价。一般来说，一个人经历了世道沧桑就应该老奸巨猾，但是他还有一颗童心，那就是道德高尚。中国人比较强调天道的自然性和自然的道德性。回归自然就是回归本心，回归本心就是回到自然的道德本性。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总是强调要占领道德上的制高点，要批一个人首先要从道德上把他批倒，要捧一个人首先要捧他的道德，这和中国人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合一的道德世界观很有关系。
但是实际上你和天道是不是合一呢？很难说。一个王朝灭亡了你很为它惋惜，到底是继续为它服务呢，还是转向别的方向？你要靠诚心，其实诚心是不可信的，这个在西方人那里是有一个前提的，因为西方人认为人对于自己的把握是不可靠的。西方有些说法我们引进来，但是很多人其实不是很理解。比如说“寻找自我”，什么叫寻找自我？我都在这里了，还怎么寻找？中国人就认为，难道我自己还不了解自己？但是西方人就认为人自己对自己的把握是不可靠的。因为你可能今天认为你自己了解自己了，但是你明天就认为错了，全是假象。一个有生活经验的人也会在自己的生活中经常发生那样的现象。年轻的时候完全相信的东西后来发现一钱不值，当初以为这就是自己的本心，但是后来经过了世道沧桑，经过了生活的磨砺以后可以分析出来，其实当时我那样做有另外的目的。弗洛伊德学说指出人有“潜意识”，你以为这样做是你的本性，其实背后还有潜意识，有这一说。弗洛伊德学说这一说不是他发明的，古希腊神话里面就有。古希腊神话里面的俄狄浦斯杀父娶母，俄狄浦斯以为他杀的是一个不相干的人，他以为他娶的是一个贵妇人，其实他杀的是他的父亲，他娶的是他的母亲。他以为他逃过了命运，可是后来发现自己错了，所以他弄瞎了自己的双眼，这就是西方的一个传统，不太相信自己。为什么不相信自己？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相信自己？西方人为什么那么不相信自己？西方人认为人总是有限的，你不是上帝，只有上帝才能把握人性。他们把上帝称为“知人心者”，知人心者是谁？绝对不是人。虽然中国人认为“人心叵测”，但是你还是可以掌握点的，而且当权者非要掌握不可，否则统治就无法维持。没有了诚，没有了天人合一，没有了知识分子给你效命，你这个江山怎么打得下来，怎么坐得下去呢？所以过去说“得人心者得天下也”，怎么“得人心”？把好的人心收拾起来，坏的人心清除掉。“诛心”也就是把坏的心清除掉，也就是“破心中贼”的意思。内心不好的念头是破坏社会秩序最危险的念头。“诛心”论是儒家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如果能通过诛心，清除精神污染，让每个老百姓都变得和婴儿一样，那就好统治了。
但是基督教就不相信这个东西，他认为一个人自认为真诚，这本身就是一种骄傲，而骄傲就是不诚。你怎么知道你是诚心诚意的呢？这只有上帝才知道。可能你当初认为自己是诚心诚意的，但是过了很多年以后发现不是这样的。比如我们这代人很多在“文革”“造反”的时候是赤胆忠心的，没有一点私心杂念，当时是这样想的。但是现在觉得确实应该忏悔。当时大家都这样想，都这样说。那你的真心在哪里呢？不在你想的这些地方，恰好在你不敢想的这些地方，在你不敢想的角落里面。在你的行为后面有没有一个黑暗的角落？我们中国人一般不敢去想，也不愿意这样去想。我觉得如果承认自己有一个隐蔽的角落是黑暗的，我们就“做不起人”了。“为尊者讳”，也为自己讳，讳言一些东西，有些人讳莫如深，不是说那些人做了坏事觉得有必要说成是做了好事，这种人并不多；而是说他要维护自己的人格，我们要体谅他。但是有的人为什么又忏悔了呢？我想他可能是又找到了别的东西来
支撑，恐怕这就和西方文化的理想有关。
基督教人人都要忏悔，因为每个人都有原罪，生下来就有罪，中国人就觉得不可理解，每个人来到世界上是赤子之心，怎么会有罪呢？西方人认为有罪，你是作为一个人生下来的，作为人下来的，你就有自由意志，有自由意志就有可能做坏事，当然也可能做好事。而且往往是先做坏事，然后通过忏悔，会做一件好事。这就好像我们找一个平时管得很严的小朋友来，你给他一百块钱随便他干嘛。他绝对不会先去买一本教材或者道德教科书，他就会买你平时不让他买的东西，他就会干你平时不让他干的事情。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上帝说所有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那棵树的果子你们不能吃，禁止吃。但是上帝又给了亚当、夏娃自由意志，那么亚当、夏娃想别的果子尝过了，这个果子还没吃，别的果子是上帝允许我吃的，不能体现我的自由意志，动物也可以吃。怎么才能运用上帝给我的自由意志呢？就表现在吃知识之树的果子，这就是犯罪了，吃知识之树的果子，就表现了他们的自由意志对上帝的话的逆反。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变成人了。基督教里面很多这种类似的哲理。所以基督教里面说人生来有罪不是对人的一种贬低，而是对人的一种抬高，说人是自由的。比如在今天有一个人杀了人，辩护律师说他是无罪的，为什么无罪呢？因为他是精神病人，不判罪是因为不承认他是一个正常人，而一个人犯了罪给他判罪恰恰是承认他是一个自由意志的主体。基督教的教义说，人可以超越一些规范，打破一些禁忌，人就有了原罪，但是这恰好表明人有自由意志。人既然有自由意志就表明他也有可能做善事。所以你不要灰心，人是有罪的，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人也可以走向善，可以走向神的，因为他有自由意志。
所以基督教强调，上帝把自由意志给了人，但是如何运用这种自由意志那是你的自由，你可以圣洁如天使，也可以堕落如野兽。当然最初人是堕落的。但是从这个起点开始，你可以自律，敬畏上帝。当然这个前提就是你不要认为自己是很完满的。你的罪是看不见的，这个罪不是道德罪，而是宗教罪。但是这种宗教罪在道德上来说，可能是没有做任何坏事，而且这种宗教罪也可以通过忏悔自己的罪过来走向道德。一个人走向道德不能凭他的天性一生下来就是好人，没有谁可以保证一个人一直是好人。但是到任何一个地步，你不能认为自己已经完善了，所以你要提醒自己，要忏悔自己的各种可能性，把握自己不做坏事。
当然西方人也不是不讲诚心，但是这个诚心不是人生的起点，而是人生的终点。你一生没有做坏事，说明你是真诚的。你在上帝审判的时候，你可以上天堂，但是那是终点，是你在临终最后一次忏悔的时候。耶稣基督也说过，我们如果说自己无罪，那就已经离开真理了。真正现实生活中的人的有限性你得承认。有限性首先体现在你对你自己不是随便就可以把握的，不是当下就可以把握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是一种幻想，把握自我是一个漫长的寻找自我的过程。人是需要寻找自己、建构自己，人生下来的时候还是一堆材料，人格、性格还没有建构起来。你是什么样的，你生下来还不知道，你需要不断地去找，不断地去对自己进行反省，这就是人的自我意识。这导致人有一个封闭的内心世界，这个封闭的内心世界跟外界不是没有关系，但是是不受外界干扰的。你做了什么事情，马上从外界的后果归到你的内心、你内心的思想。你做了好事，不见得你就是好心的，你做了坏事不见得你的动机就是罪恶的。总而言之，你应该深入自己的内心，不断深入。人的内心有无限的层次，奥古斯丁说人的内心是一个深渊，一个人认识自我需要一个不断的过程，是一辈子的事情。等一辈子快结束的时候，你可以鉴定自己，说自己是这样的人。
这种内心生活是基督教特有的。要是我们听说这样一种生活，我们会觉得那就没有希望了，那就要不断忏悔，就要每天以泪洗面了，那不是暗无天日了吗？我们想象中的忏悔就是每天写检讨，人都不要活了。但是我们写检讨是假的，给别人看的。而基督教不要你写检讨，它要你不断地把握自己寻求自己、警惕自己，这不是别人的事情，是你自己的事情。弄清楚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你首要的人生的使命。如果一个人一辈子活过了，对自己是什么样的人都不知道，那和动物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一个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会对自己的一生不断地进行反思。苏格拉底说没有经过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样一种反思在基督教里面体现得尤为深刻和透彻，不断地反思自己。
所以在基督教里面，这种自我反思的内心生活，带上了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可以把基督教称为是一种自我意识的宗教，自我意识的宗教的前提就是个人对于自己有一种独立意识的考虑，我是个什么人？我要返回到内心世界去考虑，和外界的那些种族、朝代、地位、财富、阶级、家族都没有关系。我是一个人，我有自己的灵魂，这个灵魂是超越一切的，我就要对这个灵魂进行反省。所以这样一种自我意识的宗教是超越一切界限的，不管是哪个朝代，基督教的信仰不会因为一个王朝的倒台而改变。因为他是超越世俗生活的。耶稣基督讲，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人世间归皇帝，上帝之城那是人的精神城堡，精神城堡不受外界城堡的影响，所以有一种超越性。中国的爱国主义，一个朝代灭亡了，马上就把这个原来的爱国主义摧毁了，但是基督教不是这样的，对上帝的信仰是不管你在哪个国家、朝代，仍然不变的。有些传教士可能就死在异国他乡，也没有回到家乡，都是很了不起的，他不受地域的局限，所以也不用一定回到家乡，上帝才是他真正的故乡，带有超越性。
自我意识本身有一定的结构，什么叫自我意识的结构？我们再来看看。既然基督教是自我意识的宗教，什么是自我意识呢？自我意识实际上是这样一种意识，就是把自己当对象来看。这个前提就是认识论，就是认识的对象，认识的对象首先把主客二分，把主观和客观分开。主观要把握客观，现在要把握的客观不是外部世界，而是我自己，我把自己当作客观对象来把握。当我有了这样的要求以后，这里就开始浮现出自我意识了。这种意识只要是人都有。并不是中国人就没有自我意识，中国人也有，中国人也把自己当对象来把握，我是什么？人是什么？孔子说“仁者，人也！”当我把人当作一个对象来考察的时候，我发现仁就是二人关系，仁就处在二人关系当中。最起码的关系，就是人的家庭关系，放大以后变成了社会关系，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说“国家”，“国”就是一个大“家庭”，我们用家的概念来理解国的概念。
我刚刚讲西方人为什么认为中国人没有国的概念呢，因为中国实际上是用家的概念来理解国的概念。皇家，就是皇帝的大家庭，就是说皇帝是最高的大家长，其他人都是他的子女，底下的官都是百姓的父母官，这是按照家庭原则建立起来的中国国家的特色。但是我们对人加以考察的时候，我们把人看作是在自己家族关系当中的一种关系，家族中的关系。我们不把人看作是个体，而要看作和他人相连的一个环节，这就是我们对人的看法。这种看法我们就有一些反思了，比如《论语》里面的“吾日三省吾身”，要警惕自已对朋友是否忠心耿耿啊，义务是否尽到啦，从人是关系的产物中我们也有一种自我意识。但是这种关系是哪里来的？是天道规定的，人一生下来就处在这种关系之中，就处在这种仁义礼智信的体系里面，这种关系再不能反省了，而是一切反省的标准和前提。所以中国人的这种自我意识是一次性地完成了的。你读读《论语》，它就会告诉你，人就是一种关系，人的本性就是一种道德，孟子讲人有四端：“恻隐之心，恭敬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四端都是与他人的关系，没有四端就是禽兽，那你就定位了。定位之后就不需要反思了，你只需要做到诚，把你的这些义务都尽到了，都做到了，那你就是一个人了。你是什么？在这些外在的规律上面已经把你定住了，不需要盖棺已经论定，这是中国人对于自我意识的概念。
西方基督教的自我意识不是这样的。西方基督教的自我意识是把自己当对象看，来把握自我。但是当你把自己当对象看，来把握自我的时候，你所把握的这个自我，已经不是真正的自我了，已经是你的自我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对象。你把握那个表现出来的自我的时候，真正的自我已经隐藏了，真正的自我不是你所把握的那个自我，而是正在把握自我的那个自我。就好像在镜子里看东西的时候看不到镜子本身，镜子里面反映出来的都是外界事物。所以西方人就不满足，我要把握的是真正的自我，而不是表现出来的自我，那么怎么办呢？我再退后一步，把这个正在看的自我当作对象，再来看，这个是第二步了。但是还不够，因为你又退后了一步，你又有另外一双眼睛了，还必须往后退，无限地往后退，这才是自我意识。西方人的自我意识是一个动态过程，不断后退的过程；中国人的自我意识是一个静止的结构，一次性规定好的结构。动态的自我就叫作寻求自我，因为这是一个无穷无尽、不断的过程。当然你每退后一步，对自己的认识就深入了一步，因为你把表现出来的对象后面的那个自我把握住了，但是后面的自我还有一个后面的自我，所以你要不断地深入。
那么退到最后是什么呢？当然其实是没有最后的，因为要无穷后退但是人总是想要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点，那么就设想出来一个最后的自我，那就是上帝。上帝是怎么来的？是由西方人自我意识的结构推出来的，如果老往后推，我就没地方立足了，我总得有一个地方立足，我是什么？我可能是什么？那最后呢，我可能是上帝，上帝是我表现出来的真我，其他的可能都是我表现出来的现象。作为对象的我这样一个概念，各种各样的我的现象都是不可靠的，不是真的，或者说是半信半疑的，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信这个是我干的事情，是我做的事情，这是我表现出来的我，但是真我还在后面，你必须反思，你必须忏悔。这是西方人为什么相信上帝，有一个心理上的根据，他的心理结构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后退的过程，所以它需要构筑一个终点来给西方人安身立命。当然这是设想出来的，不能用任何的具体自我来比喻它，任何一个层次上的自我对于它来说，对于上帝来说都是不能类比的。所以基督教强调的就是上帝并不是你所能设想的，你所设想的只是你作为一个有限的存在者人类所能够设想的。你设想上帝全能全知全在，上帝什么事都能够做到，你尽你的想象把所有事都设想了，那都还不是上帝。上帝是不可言说的，是不能表述的，基督教里有一种神学叫作“否定神学”，就是说对于上帝你不能说他是什么，你只能说他不是什么。你只能对他作否定判断，上帝不是这也不是那，把所有的一切否定了以后，那就是上帝了。
所以上帝是无限地超越在人之上的，当然这样的一个无限地超越在人之上的上帝，我们也可以把他理解成为一种非人的上帝，因为人是不能设想他的。所以基督教在西方近代和现代的哲学家心中是人性的一种“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什么叫作“异化”？就是说本来是从人的本质里面推出来的，但是一旦推出来了就高高凌驾于人的本质之上，成为支配人的本质的一种异己的东西，成了非人的东西。本来是人自己推出来的，人推出来了一个异己的东西来支配自己，来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所以马克思就讲宗教是人的本性的异化，费尔巴哈都这样讲过，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宗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什么东西，它是从人的本质里面产生出来的，是从自我意识里面产生出来的。但是这个人的本质经历了异化，变成不是人的东西了，变成了神的东西。人必须把所有人的东西都贡献给它，都牺牲掉，都抽象掉，你才能把握它，那么在基督教里面就是你必须否定掉你的世俗生活。你的一切世俗生活的表现，有限的表现你都必须牺牲，你都必须放弃，你最后才能到达上帝。这就是西方人的信仰，是一种外在超越的信仰。
对于这一点，中国人是不会有这一方面的情况的，中国人的自我意识是一次性就给定了的。他的安身立命非常的简单，他不需要最后寻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他只需要回到你的起点就可以安身立命，回到你的赤子之心，回到你的与天道合一的“诚”，就可以安身立命了。当然真正要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因为在世界上已经受到很多污染了。人长大以后会受到各方面的污染，所以你必须把这些污染清除掉，这样你才能够坚持自己的本性。但是总归你的本性是在那里的，不需要你去寻找，只需要你去认可，需要你把覆盖在上面的遮蔽物都去掉，那么就本性自现了，显露出来了。所以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所是在人的本性里面，它是已经给定了的，不需要到外面去寻找。这个本性是通过什么方式给定的呢？是通过你的父母的生养给定的。赤子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你的父母那里来的。你的父母生了你，那么你从小就生活在家族里面，兄弟姐妹和叔叔伯伯大姑小姨等等各级的长辈都在你的周围，你的安身立命已经定位了。所以中国人的安身立命很简单，就是回到家庭亲情的关系里面，就可以安身立命。最后大家都知道，在农村我们的祖辈父辈都安葬在家的后山上，那我死了之后也会安葬在那里，那是个规则。如果没有规则的话就会觉得你被人抛弃了。如果在异乡死了之后，不能够回家就是落叶不能够归根，不能回家归葬，那就会觉得违反了安身立命的规则。一个人出去干事业、拼搏，到了最后就是为了荣归故里、光宗耀祖。
大家都知道项羽在乌江自杀，为什么呢？“无颜见江东父老”，那是他的归属。人在外面要混出个模样，这样他才能够告慰祖祖辈辈的在天之灵。所以中国人要寻求灵魂的安慰，很简单就是要回到群体、回到家族、回到故土故土和故乡就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血缘亲情关系，所以他不需要到超越了的上一层的关系当中去寻找，他们不像那些传教士，回不回故土都无所谓，在哪里都可以，死了就埋，也没有墓碑，简简单单地插一个十字架就够了，不讲究中国的这些，因为他们不在乎世俗的这些东西，他们的精神寄托在天上，在上帝那里。
东西方信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距？它导致了中西人格的差别，我们讲的是中西的差别，实际上是中西人格的差别。我们刚才分析了一大堆，其实始终是人格的不同。要追溯原因，当然我们就要考虑社会历史的渊源的问题，要追溯到中西两大文明的渊源。追寻到中西两大文明的发源地，一个是中国古代，一个是古希腊。中国古代是几千年延续下来的自然经济，古希腊则是古代工商业经济，这个是不同的。手工业和商业的经济，形成了古希腊的市场，从市场中形成了古希腊个体的意识、个体的独立。中国的这种自然经济的个体是不独立的。父母在，不远游，你出去谋职和经商都是暂时的，你终归是要回来的，人被困在家族之中。但是在古希腊就不是这样的，你要是经商，天涯海角什么地方都可以去，驾着船一会去波斯一会去印度。过了几年或是几十年就运回来了一大堆的财宝，就发了。而且你也可以不回来。西方的这种个体意识从那个时候已经奠定了基础。我们讲到西方文化，言必称希腊，西方在人格的形成方面都是从这里受到了影响。比如说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讲特洛依战争，这些都是讲个人出外去拼搏，去战斗，去求生存。当然他们也讲农业，但是他们为主的还是工商业，特别是商业，商业经济包括从事海盗抢劫，包括对外战争。特洛伊战争实际上是类似于海盗的故事。他们抢劫后的珠宝都要拿到市场上去，市场经济形成了西方的个体意识。你在市场上出售必须是买卖双方对等的交换，如果双方不平等你怎么做生意？所以就形成了西方的这种城邦民主制、契约社会等等。如果寻求它的根源的话可以寻求到这里。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中西方信仰的两种巨大的差别。
现在中国人的信仰失落，我想要从中国古代传统儒家的思想和人格来求得拯救恐怕已经很难了，因为自然经济在中国已经解体了。我们现在还有农业，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就是自然经济解体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农业已经不是自然经济了，已经是市场经济了。种子、化肥、农药、市场这些东西都是按照商品经济来运行的，这和以前的自然经济完全不同了。大批的农民出来打工，农田大量地被荒废掉，这样的现象都是几千年来从来没有出现的。那么在自然经济解体的情况下，你再把自然经济下的那种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重新拿出来，解决我们今天的道德滑坡、信仰失落，那是缘木求鱼，根本做不到的。现在需要有一套新的东西。市场经济条件下，包括从农村出来的打工仔和打工妹，他们需要有新的一套伦理规范，但是旧的一套失败了以后，新的一套还没建立起来，于是带来了种种的道德问题。
现在打工仔打工妹旧道德的唯一的出路呢，就是在城里面建立起一套类似于农村的自然经济条件之下的伦理道德关系，那就是黑社会关系。过去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现在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老大。你要是认识黑社会和黑道上的人那么就没有人敢欺负你了。你认识乡里乡亲那还不一定，因为现在有很多情况往往就是同一个村子里的人把你给出卖了。这样的事情非常的多。这些都是自然经济解体的一种表现，伦理道德由此也遭到了解构。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参考西方的这种文化来重建我们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的中国文化中国信仰，但是怎么样参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
我今天讲的只是把他们的差异提出来，不然连差异都不清楚，那你怎么能去构建新的？西方道德信仰的发展，他们也走了一段很长的过程，我刚才讲了西方基督教学者，没有把他们的一些过程讲出来，只是把他们的信仰同中国的做了一番对比。但是大体上应该都是这样的，它是一直延续下来的，而不是受到什么样的干扰。包括现在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同中世纪相比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它的信仰仍然坚持下来了，并且还有扩展之势。基督教是目前我们地球上最成功的一种宗教，它在不断地扩展它的势力范围，但是现在我们中国人要信仰基督教很难，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从他们那里吸收一些东西作为考虑。我曾经讲过中国人没有那种真正的精神性宗教的信仰，但是我们应该有一种宗教的情怀，我们的信仰可以是一种现实的目的，现实的目的不是说在现实中就能实现得出来，是在现实中的目的，但是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目的。比如说真善美，绝对的真、绝对的善、绝对的美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有的。但是可以把它们作为我们信仰的对象，对它们抱有宗教的情怀。有了像这样的一个目标，一个人可以献身于它，可以在它身上找到安身立命之所。比如为科学而科学、为真理而真理、为艺术而艺术、为正义而正义、为自由而自由，这些目标都是人可以终身献身于它而不会后悔的，这也是值得的。我的设想就是能不能建立一种新的精神的信仰，这种信仰并不是基督教的那种，也不是儒教的那种。在儒家那里面没有为科学而科学、为真理而真理、为艺术而艺术、为自由而自由。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从西方引进，上帝那里无非也就是真善美的统一，上帝本身就有超验性，真善美本身就有着超验性。绝对自由、绝对真、绝对善、绝对美，这些在事实上是实现不了的，所以可以去信仰。如果能够实现出来，那么它也就不是信仰了。正因为它永远实现不了，所以可以把它当作一种信仰，向它去努力，做到尽善尽美。这是我的一种设想。希望大家能够从我们今天的讲座中得到一些启示。
今天由于时间的问题，我只是从基督教和儒家的知识分子这样的比较来谈。选择代表性的为什么要选儒教和儒教的知识分子，就是说在中国这样的信仰来说，儒教知识分子是最具有层次的，具有相对超越性的层次，所以他和西方的基督教徒有着一定的可比性。如果你把道教同基督教来相比，就缺乏了可比性，因为在它里面有着一定的功利性，求解脱、去烦恼、祛病养身、延年益寿。而儒家的知识分子是比较超功利的。为什么要以知识分子为代表呢？我们讲西方的信仰，信仰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知识分子这一成分，民间也不是说没有信仰，一般来说信仰是由知识分子来规定的，但并不是说是知识分子凭空规定的，它也是由民间这样的精神需要来规定的。但是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它在知识分子这里得到了系统的表达。所以今天我只是选择了知识分子来作为对象进行讨论。至于整个的中国文化，当然更加复杂。其实西方的文化也是比较复杂的，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基督教之外，还有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本身还有着很多的教派，新教和旧教也是势不两立的。
如我刚才讲的那样，我并没有认为中国人没有反省精神，我认为中国人的反省精神是一次性的，那么它就有一个既定的反省的标准，一切都是按照那个标准来反省我自己。这个标准是天经地义的，不容反省的。那么标准是从哪里来的？从天道天理，从三皇五帝、孔孟这样传下来的，这样是不容易改变的。你在家庭里面，父母生了你那么你就应该有亲情，如果你不相信这些，你连孝道都怀疑，那么你就不是人。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是不会怀疑的，孝道就要你去遵守。这样的问题你是不能提出异议的，你要是提了你就会挨骂，人家就会说，你真是混账！你的父母生了你，你连孝道都要怀疑啊，所以这是不容怀疑的，也是不容反省的。从这以后，你就会想自己是不是做到了孝道，你的所作所为是不是符合孝道，以及什么才是真正的孝，这是可以反省的。
对比来看，西方人在反省中是动态的，他们不是静止在事物的某一点上。比如血缘关系，血缘关系在西方已经被解构了。一个人为什么要对父母孝？这是需要解释的，父母和你是一样的人，人人皆兄弟，你和父母都分享了圣灵，你和你的父母在上帝的眼睛里是兄弟，不是血缘关系，所以你们在灵魂上是平等的。正因为在灵魂上是平等的，所以你们要互相地爱，甚至要爱你的敌人，当然也要爱你的父母。你连敌人都爱了，那你的父母你能不爱么？所以，孝这样的一个概念在基督教里面是有解释的，是有反省的。为什么孝？是因为你和你的父母都有一个共同的灵魂，你们都是上帝所爱的人，这一点是有反省的。当然到了上帝那里是没有反省的，因为上帝本来就是我们假设出来的反省的终点，如果还要反省的话那就是无穷无尽了，那就找不到灵魂的归宿了。但我的这个灵魂归宿上帝是我自己定下来的，是自我意识想出来的，而不是说三皇五帝传下来的，这个是有区别的，所以在一些表面词句的背后我们还要找到它的根据。当然如果简单地说，各种的言论都是可以出来的。我们现在是多元化的时代，每一个人都会抓住一句话做大篇文章，但是如果互相碰撞和交锋的话就会有很多的麻烦，有很多很大的问题还有待于我们去澄清。我现在所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澄清的工作。所以很多儒教信徒，包括道教佛家等等中国文化的崇拜者认为我是在向中国文化挑战，我认为中国文化以前没有受过挑战，到了现在受到一些挑战是好事，还是有好处的。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促进。
我并不是说向西方学习就要抛弃中国文化，不是这样的。我是说用西方文化作为一个参照系。我从前讲过中国文化要发展，怎么发展？通过自我批评，只有批判中国文化才能发展中国文化，如果没有批判，那么这样的文化就会永远停留在它的起点的位置上，没有进步。
交流环节：
请问黑社会是自然经济的衍生物么？能否简单地谈一下黑社会的信仰问题？
答：其实黑社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好多年前我就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但是我没有这样的功力，应该有人专门出来做做黑社会的问题。我认为中国的社会同黑社会有着很大的相似，而且黑社会很容易变成白社会。就比如朱元璋他们不就是黑社会么？后来他们变成了白社会，那么被打败了的就成了黑社会。所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原则是明显的。
关于黑社会的信仰问题，恐怕还是要按照自然经济的家族原则所建立的一套家庭准则来解释。其实历代的封建社会的“父母官”，他们也是在这样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他们的价值原则的，是仿造这样的家庭模式建立起来的一个大家庭的模式。黑社会不过是在社会的夹缝之间，他们也脱离了农村和农业，在城乡之间，或是城市里面在陌生人之间所建立起来的一个准家族社会，他们是没有血缘的，却是“准血缘”的家族社会，互相之间完全以农村宗法制的那样的一套体制作为他们的模本。因为他们从农村出来已经习惯了这样一套，没有真正的血缘关系，但是他们也按照血缘关系这样的一套体制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否则就没有规范了，一旦没有了规范，人就没有了约束，也没有了凝聚力和力量。在外靠朋友，朋友就是兄弟，这个兄弟不是真正的兄弟，而是在同等条件下的兄弟。按照年龄排序，老大老二，掌门人就是家长，正是由于这样才能在陌生的世界里面立足。所以这是非常具有中国
特色的。
再者，我们中国人到了外国，比如说美国的唐人街，我们也是按照这样的一种体系，当然更多的是按照地区，比如说福建人或者是潮州人，他们会自己形成一个圈子，小圈子不行就大圈子，至少中国人是一个圈子。这就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在国外只能这样，因为一点地理环境的联系就把我们捆在一起了，我们就成了一个圈子的人了。既然是这个圈子里的人那么就要排个座次了，就像梁山好汉一样，那么首先就要有领头的，然后手下再有一批为他服务的。当然在美国的社会里面，黑社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中国人也需要有一定的正大光明的法律手段来形成他的秩序。但是真正的流落在民间的、江湖之中体制之外的那些人，那就只能依靠黑社会了。他们也不能依靠乡里乡亲，就只好依靠黑社会原则。那么在一个社会处于急剧动荡的情况下，这种黑社会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它可以使整个社会都黑社会化，作为潜规则。潜规则不必说，说出来的都是白社会的显规则，但是实际上后面是黑社会的潜规则，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但是他有他的一套“规矩”，没有规范但是有规矩。他找你要钱没有名目，为什么要？他会说“这是规矩”，如果你守了这样的规矩，那么就成了黑社会所认可的，他就不再来骚扰你了，你甚至还会受到他的保护。确实会受到他的保护，黑社会收保护费，他确实是会保护你的。很多场合下，变成了谁也保护不了你，好像只有黑社会才可以保护你。所以老百姓有时候也是很无可奈何的。为什么要入黑社会？有时候是没有办法。当然黑社会有它的道德，黑社会并不是没有道德的，有的黑社会的人是非常讲道德的。例如香港的张子强是个大孝子，判了死刑，很多人为他求情。除了孝以外还有就是朋友的义气，黑社会的原则基本上就是朋友义气的原则。抢劫杀人犯张君当年在被枪毙的时候，记者问他还有什么话可说，他就是非常自豪地说：“我对得起朋友！”记者说：“你对得起朋友，但是在你的手下死了那么多的人，他们的朋友和家庭都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你考虑过没有？”他不出声了，这一方面他是不考虑的。对得起朋友这是黑社会的基本原则，至于干了什么事情那个不是属于他们黑社会的事情，如果黑社会的弟兄遭到了不幸，那么他就要去报复，除了这个事情之外其他的事情他都可以不理，在这样的一个内部的圈子里面要讲义气。哪怕你用酷刑相逼，他都可以闭不开口，这样很是得到人的佩服，黑社会也有它自身的道德。这样的道德是从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异化而来的，是一种变态的道德。教授你好，你刚才讲到中国从改革开放以后就没有了信仰，但是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在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请问这是不是信仰？
答：其实马克思主义在这里恰好可以变成一种信仰。当初提出它的时候不是作为信仰提出来的，而是作为一种信念来提的。信念就是相信人类社会必然会走向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马克思并没有给共产主义提出一个体制，比如共产主义社会要由谁来领导，是不是要设国务院、人大、政协、中央军委等等，这样的体制在马克思那里都是没有的。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只有一个说法，就是工人阶级的实践工人运动。所以将来会怎么样只有一个趋势——消灭私有制。消灭私有制就是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以后要建立什么呢？马克思没有说，而且他也明确地说：我们不想预言家式地预测未来。将来怎么样，我们不是上帝，我们不知道。但是私有制必然走向消亡，这是可知的。就像我们知道的明天的太阳还会升起一样。这是一个信念。
那么我们在教科书里面讲的也是一个信念，也没有把它当作是信仰。在西方人那里讲信念是可以的，马克思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把共产主义变成了科学，他只讲信念不讲信仰。但是西方人在讲无神论的时候仍然有一个背景，他是在基督教世界讲无神论的，所以他不会去担心人民群众没有信仰，人民群众终归是有信仰的，因为他们都是教徒。所以他可以讲无神论，可以把共产主义讲成信念，不需要把它变成一个信仰。
那么今天我们在中国这样的一个无神论的社会，无神论的民族，在这样的一个缺乏信仰要素的民族里面，我们有必要把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变成一种信仰。共产主义无非就是说“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讲过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就是“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条件”，就是说一切人要实现自由。为了自由而奋斗，至于干什么，那是由经济体制社会意识条件决定的。达到人的全面自由，这是最终目标。但是我们今天，包括马克思当年也许会意识到这样的一点，人想要达到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可能的，也许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会有它的矛盾。否则的话辩证法就不是什么普遍规律了。
共产主义社会也有矛盾，也会有不自由，也是有冲突的，所以自由人的联合体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种信仰，至于走到哪一步，那是一个信念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时代，我们可以走向另外的一种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种信念。但是今天我们不妨把它扩展成为一种信仰，就是达到一种绝对自由的目的。它同共产主义的目的是一致的。我们可以把共产主义的目的看成是一种终极信仰的飞跃。从不自由王国到自由王国的一个飞跃。这样跨出了一大步之后，是不是就不再前进了呢）那也不是。马克思还是相信人类社会还是要发展的，但是想要发展就是需要目标，没有目标发展也就无从谈起了。虽然终极目标永远不能达到，但是在理想中我们还是应该有的。
（录音整理：尤萌王梦赵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