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对一种方法的启示——杨祖陶先生《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读后

时常听到有人（大部分是学生）问到做学问的方法，这时候，我通常都要了解提问者的目的、所学专业、现已达到的水平等等这些具体情况，有时还要问及对方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倘若提问者是学哲学的（如硕士生、博士生）或研究其他文科领域而又想提升到哲学层次上来的，并且事先有了一定的基础，这时候我就会建议他先去寻求研究对象的一个确切的概念，然后对这个概念进行一种矛盾分析，即找出该概念的内在矛盾，并把这种内在矛盾看作向另一个概念演变或发展的内部动力，从而在运动中发现推动思维自身、使其展示为历史上升过程的隐秘契机，再到思维的现实历史或一个观念的内在结构层次中去印证这一概念分析的结果。这就是概念的矛盾分析法，即由辩证法大师黑格尔所创立、并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赞赏的所谓“历史的和逻辑的相一致”的方法。不过，这样说听起来很抽象，也颇不容易把握。可以说，自黑格尔引进中国100年来，国内真正理解和掌握了这一方法的人屈指可数，更多的是人们的误解和几乎众口一词的指责，认为这一方法的主观概念色彩太浓，脱离实际等等。我认为，这种情况的造成主要与中国人不习惯于纯粹概念思维有关。但如果有一位中国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运用这种方法而获得了真正公认为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我想情况也许会有所不同，至少我们会意识到，本来意义上的辩证法并不是西方人的特权，而是人类思维的公器，它的厉害只有实际运用过它的人才能体会得出来。

现在，杨祖陶教授积数十年研究之心血凝聚而成的42万字的专著《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已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给上述方法的运用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示范。杨先生是国内著名的德国古典哲学专家，尤其在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翻译和研究方面成就卓著。而该书则是他毕生研究最为用力、也最有创获的几个重要主题的荟萃。全书除序言“德国古典哲学的现代价值”外，分为三篇：（1）“康德开创的德国哲学革命的持续发展进程”；（2）“康德批判哲学的体系和基石”；（3）“黑格尔理性哲学的体系和基石”；最后是一个附录：“黑格尔逻辑学部分术语通释”。该书在所研究的对象方面提出了不少独树一帜的新观点，例如，把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整个归结为“主体能动性和客观制约性”这一对基本矛盾在不同层次上的运动过程，就是一个崭新的提法，它使这一段哲学思想的复杂的缠绕和相互渗透的情况一下子豁然开朗，使我们拥有了一条把握这一进程的可靠线索。又如，对康德哲学的体系问题，该书提出了一种从未有人提出过的看法，即康德哲学在进入到批判时期之后，其整个体系的格局随着思想的发展而依次呈现为三个不同的哲学体系，即：作为整个哲学“导论”的“批判哲学”体系；作为先验哲学最终目标（但未完成）的“未来形而上学”体系（包括“自然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以及针对关于人的四个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人是什么？）而作出回答的哲学人类学（先验人类学）体系（也未完成）；由此来看康德批判哲学，也就呈现出“三重不同的性质：批判主义、形而上学和人类学”（第192页）。再如，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即“四统一”看做是“辩证法成为一门科学的决定性一步”（第312页），认为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四统一”，就导致了“一方面把辩证法变成了一种关于思维、存在和认识的辩证法发展规律的学说，一方面把辩证法变成了一种与对象一致的客观认识方法和思维方法”（第318页）。换言之，“四统一”并不是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个次要的或附属的特点，而是黑格尔所创立的辩证法的独一无二的根本特色，如果有一种哲学开始意识到逻辑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它就已经向辩证法靠拢或已经具有辩证法的性质了。还比方说，认为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和以叔本华、尼采为其源头的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两者“实来自同一个母腹——康德哲学，并经过同一的发育阶段或中间环节——费希特哲学和谢林哲学，从而表明，以叔本华哲学为开端的整个现代非理性哲学思潮是在它的对立面——德国近代理性哲学思潮中孕育出来的。从内容上看，理性主义思潮和非理性主义思潮虽是对立的，可又有交叉和重合，因而是互补的”（第114页）。就是说，从康德开始，经过费希特和谢林，德国唯心主义就分叉为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两个主要的发展方向了，但一直到当代哲学，这两个方向又是互相补充和重叠着向前发展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看法和观点都具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特点。

然而，更加使人感兴趣的是，本书是如何能够提出这么多的创造性观点的呢？我以为归根结柢是由于杨先生的思维方法与众不同，即他熟练地掌握了“逻辑的和历史的相一致”的方法，也就是对概念的矛盾分析法。因为发现一个概念的内在矛盾，必然会揭示出这一矛盾在冲突中所展开的一个发展过程，即必然要在概念的运动中、在向另一个更高、更复杂和更“具体”的概念的过渡和发展中调解这一自身矛盾，而这个更高的概念本身也同样隐含着自己的内在矛盾，又需要继续寻求自身矛盾的解决。这样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哲学思想史的实质，不仅每个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是这样发展过来的，而且整个哲学史都是这样发展过来的。这就是逻辑的和历史的一致，即把哲学史归结为概念的逻辑运动的结果，或把逻辑概念展示为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我们一旦掌握了这一锐利思想武器，就可以在面对哲学史浩繁的文献资料时揭示出掩盖在史料底下的连贯性和规律性的东西，以具有穿透力的目光把握人类哲学思维的流向，从而达到认识的深刻性、整体性和准确性。杨先生这本书正是在这方面给我们作出了很好的示范。例如，他之所以能够把握康德在不同时期哲学体系的格局变化，正是因为他沿着康德本人的思路揭示了康德“批判主义”的内在矛盾：“批判”本身其实不是目的，而只是达到预设目的的手段，但既然目的已经预设好了，则批判就只能看作某个更大体系的“导论”，因此真正的体系还不是批判，而是未来形而上学的先验哲学；但这一形而上学由于批判的立场而呈现出相互割裂的两大块即自然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它们之间的对立的鸿沟使之无法构成一个整体，需要加以调和；只不过康德的调和仅仅是从人的主体方面寻求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认识能力和欲望（意志）能力之间的中介，这就是人的情感能力，于是通过（在《判断力批判》中）对人类三种基本能力（知、意、情）的总体考察，康德才发现他原来视为一种属于经验性的“心理学”研究领域的“人类学”其实具有更高层次的先验哲学的意义，甚至是他整个哲学的最终归宿。又如，他之所以能够从康德开创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揭示出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这两大思潮的源头，正是因为他从同一个“纯粹理性”概念中看出了它的认识和意志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在康德那里是相互割裂和对立的，而在费希特和谢林这里力图将它们统一起来，这种努力固然深化了问题，但并没有能够达到真正的一致；只有黑格尔和叔本华才从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两个相反的方向达成了这种一致。显然，叔本华从非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去统摄理性，同样也遇到了自身的内在矛盾性，如对非理性的“意志”的消极理解和积极理解，由此也就孕育了尼采等人的进一步发展历程。至于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德国古典哲学进程的如此深刻的论述，则没有对概念的矛盾分析更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我认为，杨先生这部著作的理论意义除了在具体论断和结论上作出了多方面的开拓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上，对“历史的和逻辑的相一致”这样一种高层次的、但又极难掌握的方法的具体运用作出了一个生动的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