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陋室书生，两卷痴情著作

命中注定了的“不合时宜”
尼采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从教育谈到文化，姚国华的两大卷书《文化立国》（上卷），《大学重建》（下卷）是从文化谈到教育；尼采抨击教育，重建文化，姚国华抨击文化，重建教育；尼采说他在 “特定时期一定要当一个学者”（一般情况下，他是很看不起学者的），而在姚国华的书里，诸如“街头无业游民卖假文凭，学者教授们卖真文凭，……前者只是维持生计，后者则可以购房买车奔小康”， “今日中国著名大学校园，走五步可以撞上个‘教授’，走十步可以撞上个‘博导’，走五十步可以撞上个‘院士’”之类略带夸张的话比比皆是，更何况对“中国大学的‘沼泽化’”（专指大学文化生态中的地方化、世俗化、宗法化、人情化、关系网、近亲繁殖现象）的指认更非尼采所能想像；但即便这样，“在某一特定时期”，他还是要把自己表现为一个学者，一个可以把哲学、历史、宗教、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科技、军事“一网打尽”的学者。我并不是说姚国华在有意“模仿”尼采，恰恰相反，看完这两大卷书，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他并没有仔细读过（或读过而没有在意）尼采，特别是尼采的这本《不合时宜的思想》（尚未见到过完整的中译本）。这既是他的“侥幸”，也是他的“缺憾”；而且在我看来，“缺憾”的成分要更大一些。但起码在这两点上，他与尼采又有相通之处，这就是他与尼采一样，都空前强烈地感受到国民精神中“文化生命的弱化”。“文化生命”是什么意思？在姚国华的书中，“文化”指人心中的“内涵” （人的内心世界）；“生命”指“内在的目的与动力”。 “文化生命”合起来就是指国民精神中的“信念、理性、情趣、想象力和创造力”，指一种“生命冲动中升华出的自觉意识”。它是个人的，同时也是民族的。作为个人的，就是一种唐·吉珂德式的“永远在行动，永远在失败、窘迫、伤痛中重新上路的傻子”；作为民族的，姚国华恰恰以尼采所怒斥过的 “德意志精神”为榜样。他把“德意志精神”概括为 “活力论、灵魂论、目的论哲学，把对象视为有机的生命，以内部矛盾作为自身动力、自我维系、自我发展”。其次，也许更为重要的，就是他们所共同表现出来（或可称之为所共同标榜）的“不合时宜”。尼采的“不合时宜”自不待言。但如果允许我们比附着回想一下我们姚国华，他的“不合时宜”却不好说，因为我们无法确定他的这套书的问世是“过早”还是“过晚”。这就是一个几乎会使所有的“姚国华们”感到难堪和尴尬的地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小资”现象就成了一种时髦，而“小资”一词也就成了一个褒词；那么相应的，“愤青”也就成了一个可以任人嘲弄的“贬词”。当“愤青们”受人推崇时，比如八十年代初，姚国华尚未表现出他的才华；当“小资们”穿着自己的白领招摇过市时，姚国华却发现自己仍是一个不停地与风车作战的唐·吉珂德。看他的这两大卷书，不需要太艰涩的理论，需要的只是正直与善良，观察与敏锐，再就是足够的知识储备。你几乎无法想像他怎么能以如此多样的风格（分析论证＋激愤昂扬＋浪漫抒情＋调侃夸张）来直面如此尖锐的话题：从对“封建”、“启蒙”、 “现代化”的概念分析到对“文革”、“毛泽东”、“五七道路”、“上山下乡”的重新评价，一直讨论到“乡愿”的人格形象和制度、法理建设的抽刀断水，其间还处处流露出对“贵族精神”、“骑士风度”的道德颂扬和对下层民众朴素生活的由衷渴望。仅仅说这本书“言他人所不敢言”还不够，这里所表现出的也决非一个“敢”字所能了断，因为你不看这本书，你就很难重新体会到“处处留心皆学问”的真谛，而且不会惊讶于在学问与生活的交结处，竟有这么多的问题要重新讨论，有这么多的感受要细细表达，有这么多的概念要认真清理，有这么多的事实要一一澄清。已经很少有人再如他这样把全部的激情与财产都倾注于自己所写的东西了。沉重的超越该书视域宏阔，分“哲学篇：人文视野”、“历史篇：文明反思”、“现实篇：文化剖析”、“大学篇：轴心重建”四大部分。内容涉及当代中国的几乎所有方面，大量资料和数据散见于浩繁的报刊文章，许多却是鲜为人知的，与作者亲历的校园生活和社会生活相印证。这些信息集中地摆在一起，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效果。它与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一脉相承，但在每个话题上都大大深化了，具有历史的深度和立体的动感。作者对当代中国的诊断正如一位道行高深的郎中，针针刺中文化机体的穴位，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判断：中国历来以现实、经验、实用和利害为基础的文化结构应当来一个彻底的颠倒，从急功近利转向超脱功利，从物质生活（或以物质生活为基础的精神生活）转向精神生活（或以精神生活为基础的物质生活），从科技（或科教）兴国转向文化（或文教）立国。讨论最后落实到对现代大学的重建，使之成为当今市场经济时代的“文教特区”和“象牙塔”，以引领整个社会走向理性、自由和创新之途，至少是成为现实生活的理想尺度和标准。可以想见，这种切中时弊的宏论一定会被那些崇尚“实学”的政经人士斥为“空谈”。但这不过再次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超越精神的缺乏。的确，即使最讲精神超越的儒家，所谓的“超越”也只局限于现实和世俗生活中，其归宿仍然是返回“民利百倍”、“万世太平”的世俗理想。道家的超越则是人性的自暴自弃和返回自然性，把自然看得比人性更高。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的真正立足地是融汇了儒、道思维的法家思想。法家就是中国文化“图穷匕首见”中的那把“匕首”，每当民族危亡、国家动荡、时局多变的时代，人们最后想到的就是法家的物质主义策划和操作。只有这一招奏效，儒家理想才有了附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就是自古以来一切理想主义的变革措施都以失败告终的原因。像基督教那样以其精神生活的巨大影响力迫使世俗君权向其称臣的事，在中国是不可想像的。对于中国文化的这一秘密，作者有非常深刻的思考。他指出，西方文明自古希腊开始，就有从工商业生产方式所培育的理性思维支配其发展历程，而“工业生产是人为的、非自然的，要由理论到实践，由设计到生产，由创作到操作，由创造到复制，由抽象到现实，从人的需要出发，在想像与思维中构造现实；与工业相关的商业更是讲究人的能动、机动、新颖，需要理性知识和奇思妙想。”相反，中国“农业生产对象是有生命的动植物，因而需要顺应天地自然，重经验而轻理论，重实践而轻创造。只有简单朴素的唯物主义；由下而上，经世致用”，“从现实求快乐，从生存、人伦、自然、此岸出发，由物质到精神，通过人情、伦理、理智达到天人境界，所以只能在自然主义里徘徊。”“大学重建”在他那里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治国方略，更重要的是其中蕴涵有一种以人的创造能力和自由生命为基础的世界观，这是由作者长期对大学和中国最有活力的年轻人群体的思索而形成起来的一种哲学。而这就是我十分推重姚国华君此书的原因，相信他的疾呼会对国人迟钝的心灵形成警策，以一种自我批判的心态去重新塑造我们的民族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