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天塔》的哲学寓意——读张远山长篇寓言小说《通天塔》

张远山先生写于1990年的“长篇寓言小说”《通天塔》，历时11年方得正式出版，此前曾在网上广为传播，被称为“汉语精神殿堂的奇迹”，好评如潮。除了对这本书的文体、语言、结构、想象力、叙事风格、题材和所受影响的议论外，人们最感惊奇的就是书中的哲学寓意。有人认为本书表现了“对人类生存状态的焦虑”和“责任感、对人类自己毁灭自己的预见及企图力挽狂澜的不可为而为的悲壮”（张华）；有人说本书“承担起了自己对人、历史、宇宙、现实世界的理性与反理性思考，以虚构的世界警告现实世界中的种种卑鄙、欺骗、无耻与沉沦”（岳建一）；有人说它“真正是一次印度完美的末世论与现代性神话的最出色的结合”，“一次知识博览会上的大组合，一个世界各种文化的大交汇，一次对于我们时代的文化图景以及远景的绝妙的描绘”（王一梁）；有人说“《通天塔》里有着庄老的精魂，有着一个生命对万物的洞观彻悟和对生命本身的热爱赞美”（余世存）；有人说本书“表现出一个东方人对人类无止境欲望的佛教式的厌恶与反抗”（李静）。作者自己则认为这本来是一部中国当代和未来现实的“寓言”，却不幸真的成了90年代以后中国现实的“预言”和“蓝本”。但至今没有人说清楚这篇“寓言”到底蕴含着什么样的寓意。

“寓言小说”或哲学寓言这种体裁在世界文学史上并不少见。除了带有政治性的乌托邦作品和反乌托邦作品之外，还有更具文学性的如拉伯雷的《巨人传》，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等。张先生的这本书，他自己是定位于“反乌托邦小说”之列，但立意比一般政治性的反乌托邦小说更高，它关注的是人性和人类永恒的命运这些更一般的哲学问题。它与“反乌托邦小说”的共同点在于，通过对人类世代追求的“理想”的变形的想象及其最终所导致的人性毁灭的灾难的描绘，来警醒世人的乐观主义迷梦，并由此建立对现实生活和社会的批判意识。对比之下，张先生认为“乌托邦著作”（他不承认这些是“小说”）的作者都是一些冷酷无情、铁石心肠的哲学家，他们“不仅以上帝自居，甚至认定自己比上帝还要伟大”，是“厌世的”、“病态的”“精神畸变”患者，这种评价就有点过头了。其实他只看到了这类作品的一个方面，而就对现实社会和人性的批判意识来说，所谓“乌托邦著作”的积极意义应该也是不可抹杀的，只要作者并不打算把他的理想在现实中强行实施和推行，这种著作就可以作为一种超越现实和批判现实的理念标准来看待（这一点在《格利佛游记》的第四部《贤马国》中看得更清楚：马的社会比人类社会更合理，但人不可能是马；现代也有马尔库塞明确标举乌托邦的“批判的理性主义”）。《通天塔》也不过是从相反的方面提出一种批判现实的理念标准而已。

《通天塔》从头至尾都是由疯子口里说出来的“疯话”和“梦话”，这给作者在创作中进行“魔幻”想象拓展开了极大的余地。书的主体部分是疯子王先生七个具有连贯情节的梦（最后一个梦由王先生的精神病医生、自己也成为了疯子的尚大夫转述），说的是古老的王村和王、施两姓部落在沦为象征着城市现代文明的王城的属地后，遭遇了天崩地裂的洪水之灾，除了王母、刚刚出世的王先生和少女施青青外，全体罹难或自杀身亡。王先生被带到王城当作王子抚养；王母一心复仇、毁灭王城，进城寻子；施青青在与王子几番邂逅、几番错过后，最终成为整个王城的性偶像；王城自倪大雨（大禹）以来历九十九代，在王先生的养父倪九十九一朝统一了全世界，也统一了全人类的语言，并用王村地下的棺材板建通天塔，以便让爆满的人类向天堂发展；王先生继位后，为了拯救人类而毁灭人类，颁布“如梦令”，推行“无后教”，禁止生育，鼓励自杀，同时加紧修建通天塔，以便上天堂求上帝赦免人类；但真正毁灭人类的还是施青青的美色，以及她最后的脱衣舞（“湿婆之舞”）卷起的狂风；正当王城和通天塔在肉欲的狂风中毁灭之际，梦游回来的王先生悟到了“失明方能复明”、“毁灭而后得救”的道理。在“尾声”中，不死的王母终于死了，但在盖棺论定之后，居然又从黑暗中孕育出了一代新的生命，这新的阳光下的新人类和原先的人类相比，不仅体型只有原先的九分之一，而且都有一条长长的尾巴，显然是一种返祖和退化现象。这一结尾真是对全书主题的一个绝大的反讽。

已经有论者看出，书中的“王先生”在其游历中“也时刻修改和发展着自己的思想”，即从“请求上帝赦免人类的罪”，到相信“上帝救不了人类，拯救人类的只有人类自身”，到相信每个人凭自己的瞬间现在的独特性即可自救；到了“尾声”中又为之一变，产生了一个以新代旧的“乌托邦”（P340）。但既然“尾声”中的这一变化是对前两个阶段的完全否定（或否定之否定），那么它就表明：原来人类根本就没有什么毁灭，也没有什么拯救，而只有退化，或者说，退化才是拯救。从时间上说，如果“王先生”思想的第一阶段是把人类救赎寄托于未来，第二阶段是寄托于当下现在的话，那么第三阶段则是把人类远古的过去视为人类新生的楷模，但这楷模实际上已经永远不能真正达到，而只能表现为拙劣的模仿了，所以并不能看作是“乌托邦”，而只能看作“有托邦”，即托迹于向人类之初的返回。但现在这返回只能是退化。此外，若从文化意蕴上说，第一阶段大致相当于基督教的原罪说和拯救说，第二阶段大致相当于佛教的自性成佛或顿悟说，第三阶段则相当于老子的返朴归真说。其实，这所谓的三个“阶段”也只是本书的真正主题逐步自觉显露的阶段，这个主题即庄子“梦蝶”式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它是全书的基调或背景，正是它，使得基督教的救世情怀、佛家的当下解脱和老子的返朴归真都扭曲成了一幅疯狂的漫画，形成了一场又一场的“白日梦”。

疯子王先生的叙述一开始，就在一篇演说中指出了世道的疯狂，并宣称自己的使命是“我将敦请救世主重新降临这个世界”，因为上帝其实并没有死，而“只是病了”，是被世人的疯狂感染了，只有世人改邪归正，上帝才会痊愈，而世人“才可能得救”（P6）。这里面的确包含有李静所指出的一个“谁拯救谁”的“悖论”（P338），已经暗中埋下了相对主义的根。这种相对主义既不敢断然否定上帝的存在（或直接宣称“上帝死了”），也不愿投身于对上帝的绝对信仰，只有依赖一个模棱两可的命题“上帝病了”（犹如“文革”中人们说“毛主席受蒙蔽了”）来立世。抱有这种相对主义的人有时显得极其自负，似乎担当着救世和“清君侧”（“保卫毛主席”）的双重使命；有时又显得极其自卑，真诚地相信“臣罪当诛”，心甘情愿地自宫（“斗私批修”）。这种矛盾集中体现在宫庭小丑王八身上。据王八自述，他“十七岁去国求道。二十一岁得到上帝的启示。要我来传播祸音。‘天国远了。地狱近了。大祸就要临头了。凡信奉上帝的。就不要在这世上留下后代。因为时间不多了。当那时候。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使人怀孕和使人奶孩子的有祸了⋯⋯’”，“所以我斩除了自己身上那条男人的祸根。这样魔鬼就无隙可乘。无缝可钻。无孔可入了。”（P66）王八相当于《圣经》中的先知“施洗约翰”的身分，而他之所以获得这一身分，是由于他的自我阉割。这些话后由陈陈作了更具体的转述，（P176）显然是模仿《圣经》的（参看《马太福音》第24章：“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只不过常常与《圣经》上的话反着说。如“福音”改成“祸音”，“救世”改成“灭世”，“天国近了”（《马太福音》第3章）改成“天国远了”，“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马太福音》第24章）改成“人们说天地不会废去，我的话却要废去”，诸如此类。但细究之，这种改动并不完全违背基督教的意思。基督教的确是在传播“祸音”或者说“危机意识”，鼓励人们弃绝人世，这样才能因祸得福。所以王八又说：“我是来修直他的道。铺平他的路。”（参看《马太福音》第3章：“在旷野里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但他不是来救这个世界的。他要来灭这个世界。因为只有灭了这个旧的，才能重造一个新的（P176）。然而，基督教中的这种毁灭与创造、有祸与有福、尘世与天国的关系是一种向上超越的关系，王八却是从相对主义的“内在超越”式的轮回来理解这种对立的。所以他用如下一段话给王先生（即倪世遗）“施洗”道：“在我停止的地方。就是你开始的地方。你将要离开这里。然后再回到这里。你从哪里来。也要回到哪里去。你将看到一切丑恶和不幸。因为只有充分认识这个世界的丑恶。才能充分认识这个世界的美丽。”（P67）不久，王八就被倪九十九（相当于《圣经》中的希律王）砍了头，他的事业传给了王先生（相当于《圣经》中的耶稣）。整个故事都是模仿福音书的（施洗约翰和莎乐美的故事），但福音书的基本精神却遭到了纂改：不是要抛弃尘世升入天国，而是要离开尘世又回到尘世，在地上建立天国，达到佛家“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的大觉悟境界。

于是，王先生就从基督教的“灭世”转入了佛教的“救世”：“我当然不是什么灭世主。我是来救世的。我决不能让王城毁灭。我更不能让人类毁灭。”（P178）对人类，他怀有慈悲心，但救人类的方式，却是以国王的身分发布行政命令：“永远取消狂欢节”，“鼓励自杀，严禁行医”，“立无后教为国教”，“不得擅自生育”等等（P180）。这一系列尘世的拯救措施与佛教的厌弃生命、跳出轮回的说教当然有关，但仍然缺乏佛教精神上的超越。王先生的理想只不过是造成联系人间和天堂的“通天塔”，使人能够自由来往于天地之间，也就是使天堂也变成人间，“恢复失去的乐园”（P140）。可见这个从基督教《圣经·旧约》中借来的比喻，骨子里蕴涵的竟是道家羽化飞升的理想！无疑，佛教对绝对真理（“真如”）的信念，在书中一开始就受到了老庄相对主义和怀疑论的侵蚀，因而王八的被不断强调的一句名言是：“一切真如都是假如。”其实，这句话也完全可以反过来说：一切假如都是真如。这就是中国化了的佛教——禅宗的精神。所以，当王先生看出创造世界和毁灭世界的反复折腾都失去了意义基础（P205），因而他的天堂梦和上帝梦彻底破灭之后，当他把“使所有的梦想破灭”当作自己“唯一值得追求的梦想”（P209）之后，他就放弃了世俗的权位而出走了。他在盲无目的的漫游中悟到：“我只是走着。像时间一样走着。每一个时刻都是独特的。每一个瞬间都是完美的。每一个刹那都是永恒的。过去没有意义。未来没有意义。只有现在。永恒的现在。”（P212）这时他还意识到自己和庄子的区别：“我不会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或者梦见自己变成别的什么。因为我就是蝴蝶。我就是别的。我就是一切。”（P212）在这里，虽然“我”已经什么也不“是”，但对于“我就是”、也就是对于“自性”的抽象的执着仍然牢不可破。他这时仍然相信：“只要每个人的脚都不再践踏别人的自由。上帝的国就会立刻降临”。（P208）

直到有一天，王先生被王一土的一席话震得“瞠目结舌无言以对”时为止。一土告诉他：“生。死。梦。是灵魂的三种状态。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生是正题。死是反题。梦是生与死的合题。梦介乎生与死之间。又高于生死。梦有两者之长。无两者之弊”，“更重要的是。生的本质是寂寞。死的本质是寂灭。而梦是圆满无缺的至福。生不能给你的一切。梦都能给你。有人说梦是虚幻的。但有什么是真实的呢。而且，梦的虚幻只有你醒着的时候才会意识到并使你陷入更大的痛苦。”只要永远不醒来，“你就永远不会再想起还有寂寞这档子事儿。”梦甚至胜过死。“梦里你可以在安全距离之外逼真地体验死亡”，而不必受到无谓的惊吓。所以“安安稳稳地睡觉。自由自在地做梦”就是“人生的最高享受”（P230—231）。听了这番高论，王先生找不出反驳的理由，但还是心有不甘。他突然发现，他曾经每天那么欢欣鼓舞满怀敬意地迎接的太阳（P217）即真理之光已经不见了。“我再也不能待在这个鬼气森森的魍魉世界里了”，“我要去寻找真正的太阳。太阳决不会真的消失”，它只是出于对一切阴影的仁慈才躲进了乌云。“于是我开始了我悲壮的梦游”（P237），哪怕要以牺牲自己的影子（非独立的自我）为代价。这里又是一个悖论：王一土的梦话使他失落了真正的太阳，但要找到真正的太阳却还必须进入梦游才行。自此以下（第83—90节），王先生的梦境全都改用第二人称“你”来叙述。当然，王先生从一开始就已在梦中，他的梦游只不过是“梦中梦”而已。

对太阳的追寻首先就遭到了自己的影的抱怨，影子不愿意见到太阳，也不需要自由。王先生打算与这个影子似的自我决裂：“你为什么跟着我。为什么不跟着你自己。”（P240）他宣布：“我不需要任何影子。也不愿做任何人的影子。我是第一个既不想做奴隶也不愿做别人的主人的人。我只是我自己的主人。”（P241）然而，太阳后面总会有影子。为了做一个孤独的自由人，他走进了黑夜，跃入了黑暗中的大海，走进了无边的沙漠，终于成了一个没有影子的孤独者。他遇到的唯一的另一个孤独者是瞎子王明。王明宣称，人类在失去乐园以前本是瞎子，犯了原罪以后才睁开了邪恶的眼睛，有了聪明却失了智慧；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让人类交出聪明，重获智慧，“也就是让人类全部变成瞎子。这样人类眼不见为净。就不会受到任何歧路和幻境的迷惑了。凭着人类内在的智慧。人类就会找到永生之路。”（P251）所以真正的太阳是心中“理性的光辉”，“内在的神明”（P253）。但这种理性的太阳还不能满足王先生的胃口，他要的是真正震撼人的身心的太阳。但在黑暗中，他找到的只是太阳的反光即月亮，也就是逝去的爱情。不过这已足以使他从“梦中梦”醒来了。“这是一种大梦初醒般的真实的幻觉。这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罕见的奇迹。你感觉到从降生至今的全部存在都是不真实和无意义的。你过去的全部生命和信念在一瞬间轰然崩溃和幻灭。然而在这幻灭的绝望中你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狂喜和至高无上的欢悦。仿佛整个世界突然变得美妙无比。”“你只能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在灵魂深处的某个死胡同里。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记忆死角。那里有一大团如烟如雾抹不开捏不拢的原始星云。那是孕育整个世界又蕴藏宇宙根本奥秘的所在。你祖先的生命。你自己的生命。你子孙后代的生命。都从那里诞生。于是你被这生命的奇迹震撼了。这是一次真正的雷劈电击。这是一次真正的醍醐灌顶。从此刻起。你意识到你有了肉体。从此刻起。你意识到你有了灵魂。”“彻底的圆满。绝对的混沌。纯粹的非理性⋯⋯你从梦中清醒过来。”（P262—263）

王朔曾经说，他什么都敢玩，可一到爱情上就玩不动了。爱情从一方面说可以看作如梦方醒，人知道了自己真正要什么；但从另一方面说又的确可以看作是真正疯了，认真地疯了。疯子王先生从“梦中梦”醒来了，但并没有从原来的梦中醒来，而是积极地、心甘情愿地沉浸于梦中，承认“梦里梦外其实是一回事”，“梦的逻辑就是现实的逻辑”（P265）。对此，他的精神病医生、科学主义者兼救世主义者尚大夫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我本来以为你是这个疯狂世界里唯一清醒地看到人类正在无可挽回地走向灭亡的人，谁知道你也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疯子。你用一个可笑的寓言来说明人类只要瞎了眼睛就能得救，也许你还想在明天的梦里给人类续上一个光明的尾巴吧？我告诉你，进化过程是不可逆转的，人类永远不会再有尾巴了，毁灭是必然的。”“人类要得救，除非发生奇迹。只有上帝能创造这种奇迹，所以必须有人到天国去，向上帝报告这里发生的一切。”（P265）于是，尚大夫接过王先生的话头，向王先生讲了最后一个梦，即通天塔在人类的情欲泛滥中倒塌、人类自相残杀而毁灭之梦。讲完后，尚大夫要王先生和他一起登上飞船，离开这个已成废墟的地球去天国。王先生却声称：“我已经不打算去天国了，我突然发现我太爱这个疯狂的世界了。我甚至发现，人类的疯狂源于上帝的疯狂。上帝既不是死了，更不是病了，而是疯了”，“上帝也救不了人类，人类只能自救。”（P303—304）然而，连上帝都疯了，人类如何“自救”是从一切梦中醒来，还是索性疯到底？如果醒来，成为一个理性主义者，就会看出人类的无救；反之，如果把梦做到底，则会成为一个相对主义者。前者只能寄希望于一个虚无飘渺的上帝，后者则无疑是一种自欺。这就是尚大夫和王先生的区别，两者很难说谁疯得更厉害。其实这也正是当今西方世界和中国文化的区别。西方人通过理性证明了人类的无可救药之后，唯一剩下的希望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中国人则自古以来就有一条自欺性的拯救妙法，如汤显祖所概括的：“世总为情”，“因情成梦，因梦成戏”，人生就是个大舞台，唱戏的疯子看戏的傻子，人们享受的是当下的“真情”，而不必管未来。所以，王先生最后的“自救”办法就是闭眼不看现实，成为瞎子。这时，他忽然发现自己“复明”了，看见了自己的“真正的太阳”、即已被他的梦带入了梦境的女记录人精神病护士尚且，于是两人互诉衷情。终于，病人和治病的互相调换位置，庄周和蝴蝶彼此都不再当真。“我是谁？”“你就是飞临疯狂世界上空的那只大蝴蝶！”（P308）（与“楔子”中的话相呼应：“我飞起来了。轻盈得像一只蝴蝶。”（P7））于是两人都在梦幻历史的档案面前失语，最后一句话是“这下你没话说了吧。”（P308）

与爱相应的一个主题就是生和死，爱的太阳其实就是生的太阳。在“尾声”中，“王母”（王先生的母亲）的疯话主要就是讲孕育和诞生的事。地球毁灭之后，王母在临死之际要完成的一件大事就是孕育新的生命，她又复活了：“我睁开眼睛。哦。太阳。真正的太阳。崭新的太阳。正挂在天顶。”（P312）新一轮的创世纪开始了，人类在新的梦中真的“续上了一条光明的尾巴”，即长在“小王明萱”和“小施青青”身后的狗尾巴。王母爱她的这些小宝贝，因而向他们隐瞒了他们的祖先、“神”本来已经没有了尾巴的事实，“因为我不愿让他们为自己的尾巴感到羞耻。我更不愿让他们像众神那样割掉尾巴从树上下来。使眼中的世界颠倒过来。”（P315）她在临死时感到欣慰的是：“我知道旧的太阳正在落下去。但我更知道新的太阳正在升起来”，“明天早上。我虽然已经死了。但他们将会看到惊破残梦的第一道曙光⋯⋯”（P315）这真是一种大智若愚的欣慰！只求生（“活着”），而不求生的意义，正如那位渔父对三闾大夫屈原说的：“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王八的说法则是：“生活。嗯。就是生下来。活下去。”（P42）人类延续下去就好，管他退化不退化！正如我们今天把远古时代的人类看作“神”一样，将来的人类也会把我们看作是“神”。相比之下，王先生早先的这种愤激之辞倒显得更有活力：“你看看大地上这些拥挤游荡的幽灵，还有一丝一毫万物之灵长的高贵超逸之气吗？”“我们很可能连鬼也比不上”，“鬼死了以后变成鬼的鬼，⋯⋯永无下限；总之越变越下贱，越变越卑琐。这是一个无限堕落的过程。我真不知道人类已经堕落到哪一个存在阶梯了。”（P133）但这是在王先生还满怀救世情怀的时候产生的想法。那时他蔑视传统，曾用一个写有“传下去”三字的空纸包让全班同学一本正经地传来传去，以这种恶作剧来嘲笑传统（P111）。但当他寻找了一大圈，经历了九死一生，最后寻到了人类世代延续下来的“情根”时，他就终于解脱了，释然了，“没话说”了。这里的“没话说”，是指失去了创造性的语言，而只剩下“统一的语言”。或者如王八所说，“其实也不必统一语言。简直就不必再说什么话。因为没有什么新鲜事要说。这下正应了‘沉默是金’的古老箴言。黄金时代就是沉默的时代。”（P43）显然，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中，由一个单纯的“情”字所贯穿的生命意识早就使语言的一切创造力遭到了窒息，在这方面所说出来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能不是陈辞滥调，与这个字相悖的任何创造性的语言都不可能不受到这个字的排拒和镇压。所以一个统一语言的时代既是一个“没有什么非说不可的话的时代”，也是一个“不让别人说话的时代”（P43），即一个由唯一的“情”字充当“话语霸权”、以情废言、以情废人的时代。

所以，如果说《圣经》中的“通天塔”之所以没有建成，是由于上帝淆乱了人们的语言，使之言语不通而无法协作的话，那么这里的通天塔之所以倒塌则是由于人们丧失了语言，使语言变成了疯狂的尖叫，看起来众声喧哗，实际上沉默无语。“每个人都在不停地说话。不在乎别人是否能听见。是否能听懂。所有的唠叨都是对自己的唠叨。所有的言语都是自言自语。所有的结巴都是灵魂的结巴。所有的故作惊人之语都没有震惊过任何人。而仅仅是吓坏了说话者自己。所有的振振有辞都不过是空气的颤动。每个人都被自己感动得热泪盈眶。每个人对自己都有无限的怜悯和深切的同情。”“每个人都在尖叫。‘抱紧我。抱紧我。抱紧我。’但每个人的手都紧紧捂住自己的耳朵。”（P207）“每个人都在尖叫。‘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但每个人的脚都在践踏别人的自由。”所以，“每一个埋怨通天塔至今没有造好的人。都在埋葬通天塔。你们用偷来的一砖一瓦营造着自己的囚室和墓穴。像白蚁一样蛀空了支撑通天塔的生命之树。直到通天塔轰然一声倒塌。”（P208）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人不仅无言，而且无名。书中人的名字大都是可疑的，王先生的名字叫倪世遗，是假的，他本人则没有名字，只能叫“王先生”；他手下的陈陈也没有名字，还用老子的“无名天地之始”来为不要名字提供依据（P179）；其他如“倪九十九”并非名字，而是指他是第九十九代国王；“王八”是表示他是千人咒万人骂的小丑，以及性无能（阉人）；“施青青”是指她的容貌可以“倾国倾城”；“王丰”的“丰”同“疯”；“王一土”、“王一士”、“王一干”、“王一工”、“王十二”、“王二十”等等更是拆字游戏⋯⋯正如王先生所说的：“我是王先生，又不是王先生；就像你既是你，又不是你，他既是他，又不是他一样。每个人都是我，每个人又都不是我。”（P173）王城的男人们为了得到施青青的青睐，每个人都冒充自己是“王先生”，所有的人就处在这种互相假冒和顶替的混沌状态之中，以致于没有一个人能弄清楚“我是谁”。

正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混沌不分、一团乱麻的状态，本书在现代汉语写作上也发明了一种“痴狂体”，其特点是蔑视一切历史积淀和意义关联，而对词语随心所欲地进行疯狂联想，为了给这种联想扫清道路，在语词操作中表现出强烈的从汉语本身的文字中心主义向语音中心主义偏移的倾向。任意两个语词，只要说起来顺嘴，就强行联系在一起，而不管它原来是哪两个词，这两个词有没有联系。以这种方式，作者例如说对中国古代神话进行了随意的改写：“当年王国初建的时候是个大热天。天上有十个太阳。把人类烤得像一只只火鸡。人人热血沸腾。个个臭汗淋漓”，大酋长怒射九日，“后来有人别有用心地造谣。把这件功劳算在大酋长的一个后裔头上。还可笑地说那个人就叫后羿。”“于是就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雨”，“人民的血也冷了。汗也不出了。高烧也退了。但那一身汗臭再也洗不掉。于是他们就自称汗族。奉大酋长为大汗。尊称他为大雨。把他建立的王国称为夏。”（P35）在这里，“夏天”与“华夏”，“后裔”与“后羿”，“大雨”与“大禹”，“汗”与“汉”仅凭在现代汉语中读音的相同就被混为一谈。又如当上了王后的倪虹为了阻止身为国王的王先生取消“王后”的尊号，论证道：“你叫王先生。你的儿子就叫王后生。一先一后。顺理成章。王后生就是我生的。因为我就是王后。”（P180）而不顾“王后”的后和“先后”的后的意思和在繁体字中的写法根本不同。再如“你太天真了，天真到真的以为天是真的”（P199），“调色与调情和色情无涉”，“做爱和作画于爱画有碍”（P238），都是语音中心主义颠覆汉语的典型例子。余世存先生认为这就是“现在无数无名的作者正在网络上使用的文体”（P329），是不错的，而我更多地想到的是在当今广告语中到处泛滥的纂改成语之风，如“咳（刻）不容缓”之类。这是一种由文化不高的下层百姓和中学生（包括一些大学生，因为现今许多大学生也就是中学生的水平）所惯常使用的油滑的文体。作者蓄意使用这种文体，是为了实现语言的“狂欢”：“狂欢节就是从语言的狂欢开始的”（P307），语言的狂欢就是对语言的践踏和解构，在发音和笔划上都马马虎虎，一切都差不多，一切都是一切。正因为一切都是一切，所以“语言就是命运”，“语言就是预言”（P314）。

至今还没有评论家指出这种“痴狂体”对纯正汉语所构成的极大危险，反而对之赞美有加，这是很奇怪的。其实，从汉语走过的几千年道路来看，随时都面临着被“狂欢”解构的威胁，因为汉字本身的结构性和自足性使它缺乏一种灵活，不适应各地方言在语音上的变动，于是需要假借同音字来进行写作，给后人训读古代文本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这种困难在一套独立的注音符号（特别是汉语拼音）被发明出来之前是无法解决的。尽管如此，历代的学者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澄清文字的沿革（音韵训诂、“小学”），为的是无论如何牢牢抓住文字本身的语言本体，以维持我们这个悠久文化的传承，使之不被语言的无政府主义狂欢解构掉，但最终却使得文言文本身变成了少数人的专门学问，失去了自身的生命力。“五四”白话文运动是语言狂欢的最后胜利，语言返回到了它日常口头语言（甚至方言）的起点。但这种狂欢仍然有其在文言文中的基本素材，而在它自身走向规范化和纯粹化的途中，现代注音符号给我们带来了古人所没有的极大的便利，免除了用汉字来“依声托事”（假借）所产生的麻烦。然而，有了这种条件，民间仍然有一股强大的狂欢和解构语言的倾向，这就不能单从文字学上找根源，而要追溯到文化心理和国民性了。《通天塔》中的语言狂欢正是国民性中解构一切、回到原始混沌状态的“痞子精神”的一种发泄（与王朔类似，但王朔在语言上还是比较严肃的），它最终导致的是人格的模糊和崩塌（你我不分）以及语言的垃圾化。语言的垃圾化体现的是人的垃圾化，当一切人都是一切人，混沌中不能构成任何有序，任何语言当然也就成了“预言”，因为任何语言都失去了固有的意义，任何语言都将指向唯一的宇宙状态——热寂（熵趋于最大值）。这实际上是语言的沉默和灭亡。

我毫不怀疑作者在驾驭语言文字上的才华和机敏。考虑到作者这本书本来就是一篇“反乌托邦”的寓言，我甚至猜想作者掀起这种“语言的狂欢”是故意的，整个历史退化论的讽刺性描述也是故意的，目的是揭示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时代及其“光明”的前景。但无疑，作者在进行这种揭露时仍然过于投入了，至少在某些时候，他真真假假地把自己也搞糊涂了，他禁不住滥用了自己的天才，陶醉于语言的狂欢和真情的显露，在堕入绝望的同时也认同了人类的命运。他给现实提供了一个批判性的理念标准，但他又随时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困惑消解着这个理念标准的批判性。他实际上透露给读者这样的信息：既然人类不可能有更好的前景，那我们就得过且过吧，继续做梦和狂欢吧，让世界充满善意、彼此不分地相爱吧！除此以外，你还能想出更好的办法、更明智的活法吗？从思想倾向上说，这种哲学寓言的始作俑者直追两千多年前的庄子，而在新世纪到来的今天，它同样不能带给人们存在的勇气和力量，只是为人类的苟活提供了一种自我安慰。然而，本书毕竟指出了，一个单纯以情感作为“生下来、活下去”的养料的民族，其前景只能是退化成猴子。这是全书最具有震撼力、也是几乎所有的评论者最不能接受、最感到难堪的结论，他们对本书的一切由衷的赞美都被嘲笑了。作者没有说成为猴子就不好，他甚至像歌颂太阳一样歌颂了猴子的“新生”，但这恰好就是“反乌托邦”的正宗的表现方式。唯有凭借这个结尾，本书才首次突破了庄子哲学寓言的那种自得，而称得上一篇真正的“反乌托邦”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