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探赜》自序

1979年，我以同等学力考取武汉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史的研究生，师从国内西哲史名家陈修斋、杨祖陶两位先生。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反顾自己走过的学术历程，我发现自己在哲学上用力最多、思考最为集中的无非是两个领域：希腊哲学和德国哲学，其中德国哲学又主要是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其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当代德国现象学哲学。由此形成了我个人多年来的学术思想倾向和致思风格，就是注重思想的历史线索、来龙去脉，注重哲学思想本身内在的逻辑结构和思辨深度，最后，注重西方哲学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比较及其现实意义。应该说，所有以上这三个特点也都是德国哲学传统的主要特征，所以常常有人说我的学术研究有股“德国古典气息”。不过，虽然这股气息的确是由于长期浸润于德国人的思维方式而沾染上的，但却是我自己选择接受这种教养和熏陶的，因为我深深地感到，中国人几千年来缺少的正是这种高贵的思辨气息，这种看似凌空蹈虚、实则步步为营的理性精神。我们中国人比较能够接受英国人和美国人那种讲求实证和实用的眼光，但对于德意志民族整天在头脑里掀起风暴的搞法往往不以为然，甚至不屑一顾。但是实际上，这种偏好只看到了西方文化精神的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英美经验论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是有深厚的思辨传统——中世纪经院哲学中就已奠定——作为隐秘的基础的，而德国人的闭门造车也恰好使他们造就出来的东西精密无比，发挥出了巨大的实践效应。因此，我自认为我的这些研究里面包含着对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的某种担当，即试图将一种国人闻所未闻的思维方式引入我们高层次的哲学思考中，扩大其影响，使其至少在学术界蔚然成风。我觉得，这并非一种完全不切实际的幻想。当年德意志民族也是一个不善思索、充斥着神秘主义和迷信观念的半野蛮民族，但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他们涌现出了一大批至今很少人能够超越的思想巨匠，即使有希特勒那样的狂人使整个民族陷入疯狂，也能够在接下来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中迅速恢复理性的法庭，仍然高居于当代国际大家庭中最优秀的成员之列。一个人不怕犯错误，怕就怕总是不能改正错误；一个民族也是这样。现在检讨起来，中国一百多年来为什么不断地丧失历史的大好时机，走进了屡错屡犯、一错再错的怪圈，与我们民族思想上的某种顽疾有深刻的关联，与我们高层次的知识精英在思维能力和思维方法上的未经训练有深刻的关联。

本文集有意将我的一批具有纯学术性质的文章集结起来，便是出于上述目的。这些文章发表的时间跨度达二十多年，其中个别观点在今天已有变化，但基本的逻辑线索还是一贯的。有心的读者也许可以看出，我这么多年来最关心的问题还是人性中的自我意识的问题，这是西方哲学自古希腊以来就萦绕不散、而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得到最深入的探索的问题，同时也是中国哲学两千年来从未深究过的问题。甚至可以这么说，对自我意识的探讨是我切入西方哲学最内在的内核并展开中西文化比较的一个枢纽。中国人历来缺乏独立自主的自我意识，这可以看作国人至今未能接受普世价值并完成现代社会变革的文化心理上的根源。我以为，当代中国要真正实现改革开放的远大目标，就必须从这个最根本处做起，首先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模式。一个思想受到禁锢的民族是谈不上真正的发展的。但也正因为如此，这个最根本处在国人心中也隐藏得最深，同时也就不是那么容易引起一般国人的兴趣和关注，形不成什么“热点”。思想越深入，能够追随的人就越少，看起来就越像是几个痴人在说梦。然而，一个民族不可能没有自己的“象牙之塔”，只要是真正在认真做学问，哪怕只是在思维训练上见到实际效果，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些最优秀的思想家和最伟大的头脑都是在这种环境和氛围中培养起来的。更何况中国人做学问免不了要加入世俗的关怀，因此对“纯学术”的指责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中国目前缺的就是“纯学术”，纯学术本身就带有世俗关怀，是改造国民性的一剂不可取代的良药。

本文集分为五个板块。第一板块为“总论”，一开始就点出了我对西方哲学研究的最根本的着眼点“自我意识”问题，这一问题里面本身就包含着本体论的提问方式，以及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矛盾。我于80年代（1986年）发表的《自我意识的观念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发展述评》已经表明了我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关注点何在，而在2009年发表的《论“自我”的自欺本质》一文则与之遥相呼应，凸显了我多年来这一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它将成为我未来计划要写的《自否定哲学》一书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板块为“希腊哲学研究”，里面的几篇文章是对古希腊哲学史主要线索的一种逻辑的梳理。有心人可以看出，从埃利亚派到亚里士多德的各篇文章是一脉相承的，我曾据此在西南政法大学做过一个系列讲座，所讲内容的录音已被整理成《古希腊罗马哲学讲演录》，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出版，但那是比较通俗的。这里编入的文章则是纯学术性质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板块的最后一篇《关于希腊哲学的几个问题及试解》，其中有的问题可能还是国际希腊哲学界至今尚在讨论的难题。我认为，这些问题之所以成为难题，主要反映了思维方式的陈旧，缺乏（黑格尔所说的）“辩证的可塑性”。所以对于西方的哲学史家们，我们不可过于迷信，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今天看来甚至并没有超出两千年前的古人多少。曾经有国人说，研究西方哲学，中国人永远也赶不上西方人，所以中国学人的任务只是翻译，用不着做什么研究。还有人说，甚至翻译也是多余的，专业研究人士自然具备直接看外文著作的能力。我是长期以来都不信这个“邪”，并深信中国人是有能力在西方哲学的领域做出使西方人也吃惊的东西来的。

第三和第四板块是我的本行专业，即康德和黑格尔研究。这两部分的学术性更强，因为我是学德文的，并对德国古典文献做过长期的翻译工作，参加过多次德国哲学的国际会议。这里收入的文章中，有几篇就是在国际德国哲学讨论会上译成德文提交并宣读过的，受到了与会德国学者的普遍关注和赞赏。由于前些年主要把精力投入到对康德哲学的解读中，所以关于康德哲学的文章比讨论黑格尔的文章要多一些。但最近两年，我开始转向更多地深化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其实就我本人的哲学思想来说，我更欣赏黑格尔，觉得从那里面能够挖掘出更多精神上闪光的东西；而康德哲学则是打基础的，不懂康德，现代和当代哲学基本免谈。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文章在本书中没有收入，它们已经在另一本书《实践唯物论新解：开出现象学之维》（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中差不多一网打尽了。从标题也可以看出，这方面的研究我是致力于用现代西方现象学的眼光来进行的，二十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这是至今治马克思哲学最有希望的一道法门。

第五板块是“当代现象学研究”。以胡塞尔、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当代现象学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从80年代开始关注现象学，并力图立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理解那些晦涩的语言和命题，把握那些新颖甚至怪异的观点和思路。至今为止，我不敢说我已经对这门当代西方显学驾轻就熟，但自以为还是摸到了一点门道，而这也是我考察现象学的目的。由于毕竟超出了我的本行专业，我不奢望成为胡塞尔或海德格尔的专家，只求谈到他们的思想时不要过于外行。而一旦做到这一点，我想我对于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获得一种全新的视角，并为将来建立自己的哲学提供一个方法论的平台。当今国际哲学界，没有现象学的训练就像没有康德哲学的训练一样寸步难行，可惜今天意识到这一点的中国学者还不太多。

本论文集是我已经出版的十几本文集中学术性最强的三本之一（另外两本是《实践唯物论新解》和《康德哲学诸问题》），其余大都是些通俗的讲演录。当然，哲学的普及也是我多年来花很大精力在做的一项工作，但没有扎实的学术研究垫底，这种工作很容易变成学术泡沫。不过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我所做的学术（哪怕是“纯学术”）也隐含有非常现实的世俗关怀，甚至可以看作我本人的坎坷经历的一种结晶，一种反弹。我自己常把自己的这种现实的世俗关怀归结到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世俗情结，因此有人说我其实也是一名儒家的信徒。对此我并不否认，尽管我从西方文化的参照系来反观和批判儒家传统已经使国内某些人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但我自认为不过是以批判儒家的方式弘扬儒家精神的一名实践者。那些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不作任何批评而力图恢复两千年前的传统的所谓“国学家”们，其实并没有资格自称为“儒家”，因为他们抛弃了儒家最重要的精神即世俗关怀，脱离了当今中国老百姓的真实的生存状态，而妄想将一种故纸堆中的“道理”强加于今天的大众。在今天，凡是关注民痪的人，都会看出在中国推行普世价值才是实现社会和谐和人民幸福的唯一正路，而复古倒退则是对这一正路的极其危险的阻碍。

上海文艺出版社深具战略眼光，在这个学术低迷的时代推出了这一套“当代名家学术精要丛书”，我为自己的文字有幸忝列其中而感到荣耀，并在此感谢为此付出辛劳的胡远行先生。

邓晓芒，2012年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