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及其后》第八版译者序
美国学者斯通普夫和菲泽两位教授所著《西方哲学史》自2003年第七版出版后，最近经过修订的第八版面世了，仅此便足以说明这本书在国外英语世界受欢迎的程度，以及作者不断修正和补充自己的思想的“日新”精神。我曾在2005年出版的该书第七版中译本序中预言：“可以预料，只要作者健在，隔几年就会有一部新的哲学史问世。史家的思想紧紧地与时代的进展平行，这正是哲学史家所努力追求的一种境界。”目前，这一预言已被证实。《西方哲学史》第八版，正是作者们随着自己的研究进展和学术界新的需要的产生而作了诸多改动和增删而成的。除了其他地方之外，一个最明显的改动是，这一版增加了一章，即在“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之后，加了一个“启蒙哲学”（包括“自然神论和无神论”、“卢梭”、“锐德”）作为第12章，所以全书就由19章扩展到了20章。相对于以往的版本，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补充，尤其是对卢梭的补入更是意义非凡。现代人往往把卢梭看作西方哲学甚至一般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例如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的最后一个标题就是“从卢梭到现代”。至少，自康德以来的整个西方近现代思想离开了卢梭就不怎么好讲了。
此次第八版的翻译，主要得力于我的博士生匡宏君的全身心投入。当然，整个翻译仍是建立在第七版已有的译文基础上的，但由于第八版作者随处都有修改和增删，所以匡宏君等于是从头至尾将本书校改并在许多地方补译了一遍。无疑，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头疼的工作。译者既需顾及原译文，再次推敲每一个句子和用词，又要根据改变了的英文原文加以修改和补充，还要注意修改和补充的地方和原来的译文保持基本一致，这比自己独立地重译一本书要麻烦得多。更值得一提的是，第七版原有的译文经过匡宏的再次斟酌和润色，不但比原来更加准确了，而且行文更加流畅华美，更具可读性了。匡宏是学外语出身的，并且已经有一个很稳定的教师工作，仅仅因为自己对哲学的痴迷爱好，而转向了对西方哲学的学习和研究。自从五年前他考上我的外国哲学硕士研究生时起，我就发现他对哲学问题的确具有超出一般人的领悟能力，不学哲学似乎有些可惜。而在这项开始于大半年前的翻译工作上，他再次充分表现了他的这种良好素质。
按照出版社的要求，匡宏还承担了为全书做一个详细的术语索引的繁重任务。这也是本书翻译相对于第七版翻译的一个重要的改进。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今后凡翻译哲学的专业学术著作，应该把做术语索引当作一项必要的学术规范来完成。然而我自己深深知道，这件工作有多么烦人。它不只是一个简单地将所有术语搜集起来按次序编排于书后的事，而且也是对自己的翻译的一项严格的检验。为了避免或至少尽可能减少一词多译或多词一译的情况，译者必须以极大的耐心反复推敲每一个术语的最佳译法，每一改动都“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得不对全书其他地方的同一词汇进行再斟酌，由此还往往影响到对已经译好的句子推倒重译。更有难度的是，一部西方哲学史的翻译还不比对某个哲学家的著作的翻译，其中的同一个词汇在历史上各个哲学家那里的用法经常有很大的出入，甚至不可能有一个前后一致的“定译”。但正因为如此，一个较全面的术语索引就更显得必要了，读者由此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和查到整个西方哲学发展中那些重要的术语的来龙去脉，极为有利于从思想发展线索的角度理清西方哲学的源和流。所以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我认为做术语索引（以词汇为单位）比起做主题索引（以命题为单位）来更具重要性。
这次校改和补译，我和匡宏都添加了一些译者注，其中有些是纠正作者的个别明显错误的，这决不表明我们比作者更高明。当今时代知识爆炸，不可能再产生如同古代亚里士多德和近代黑格尔那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任何人都只能在他所熟悉的一个或几个领域里独领风骚。但我们的任务不是和作者讨论问题，而只是翻译。之所以还是要就随处发现的一些问题提出来加以纠正，是为了让读者（其中大部分可能是大学生）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国外学者的学术观点，不要盲从，不要浅尝辄止。其实就连本书的作者也在不断修正他们自己的观点，例如在对马克思的理解上，这一版就比第七版有一定的改进。当然从总体上看，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如对德国古典哲学中费希特和谢林哲学的忽视，对作为现代哲学一大流派的哲学解释学的遗忘，我们希望作者将来有机会再作增补。另外，全书的引文全部都没有注明出处，这也是我们对本书不甚满意的地方，这使得本书具有一种不容讨论的权威姿态。我不知道西方人怎么看待这样的风格，但就连独断地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并因此而颇遭非议的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都老老实实地一一注明引文来源，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亦是如此；倒是英美哲学家如罗素和梯利的《西方哲学史》（均有中译本），要么没有引文注释，甚至没有引文（如梯利），要么引文很少，主要是作者在那里侃侃而谈（如罗素）。罗素是宁可大段引证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而不引康德和黑格尔的，即使要引，也只告诉你出自哪本书，至于页码，你用不着知道。难怪他这本书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所以我猜想，英美的这些通史著作虽然号称是大学教材，其实主要是给业余爱好者和高中生作为闲书来看的。果真如此，那也不妨聊备一格。但我们所译的这本书却是有不少的引文，放在引号中并且用了小号字，却不注明任何出处，实在不应该，至少有损于学术规范的严肃性。希望读者不要读了本书以后，就以为当今的学术都可以这样做了。至于本书的优点和长处，我在第七版的中译者序中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
匡宏的译稿完成后，我又对他所改动和加译的部分作了大致的审查，少数地方作了再次的改动和调整，然后再让他作了最后的校订。我想经过这样反复的打磨，这本书的译文质量应该有比较大的提高。当然，有经验的译者都知道，这样大部头著作的翻译，要想完全不出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也期望有识者在阅读过程中随时向我们指正，以便我们进一步改进。
邓晓芒
2008年11月，于珞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