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殇》批判（二则）

忧患，还是反思？

电视剧《河殇》的播出，在中国大地上激起了经久不息的波澜，这在中国电视的历史上是空前的。最普遍的意见是，《河殇》表达了一种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它是“贯穿我们民族三千年历史的最新的、科学性的《离骚》和《天问》”。但也有人指责它“过分严肃地谈论着大家都不陌生的一般问题”。无论如何，《河殇》触及的是一个大家时时感觉到、而又未能找到如此强烈和集中的表达方式的问题，这个问题困扰着中国人的年代，从本质上看，已不是改革以来的10年，也不是近代以来的一百多年，而是从屈原以来的两千多年。每当民族危亡、国家衰败的时刻，这个问题就会率先从那些士大夫们的心底里浮现出来，发为或慷慨、或悲愤、或激烈、或忧伤的言词、诗文，点燃起一股炽烈的忧患之情。

但我要说的是，正是这样一股忧国忧民的情绪，在它那极其博大、恢弘、深沉和悲壮的表现形式之下，隐藏的仍然是一种相当狭隘的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河殇》并没有超出这一结构。有人曾指出《河殇》中地理环境决定论与文化发展的非决定论之间的悖论（王沪宁语），但似乎还没有人指出《河殇》用传统文化心理来批判传统文化心理这一更深刻的悖论。《河殇》的作者们都是些渗透着现代西方文化批判精神的知识精英，然而，当他们运用现代科技文化最新的武器在对我们的民族性作无情的解剖时，所达到的理论高度竟只不过是当代的屈原和当代的范仲淹！这叫人怎么能不相信中国历史可悲的循环论呢？

《河殇》的真正诉说对象并不是人民群众，而是当今的决策者。如果说它也代表了人民说话，它代表的也只是人民群众对于领导和政策的一种消极的等待、期望和焦急的心态。《河殇》不过是强化了对于开明政策的呼吁声，即希望“上面”能够更加开放，更加坚定改革目标，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解决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经济立法和其他法制建设问题、环境问题、人口问题……《河殇》对传统文化积弊的批判，矛头直指这种积弊在今天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表现；但它给予人们的希望，却仍不过是对父母官和救世主的期待，是盼望一个“青天”来“管一管”这些事情。《河殇》用“我们”的名义所进行的反思，并未唤起每个“我”对自己身上传统劣根性的深刻反思；而当这种个人的自我反思没有成为时代精神的突出特点，反而被“我们”的反思所冲淡、所掩盖时，所谓的“全民族的反思”就只能是一种虚幻的假象。

《河殇》中提到了“黄色文化圈”在近现代与“蓝色文化圈”的冲突，它向往着蔚蓝色的大海，它深信中华民族的前途就是汇人大海。然而，大海，这“自由的元素”，并不是一个靠“忧国忧民”来维系着的实体。大海并不总是蔚蓝色的，它有风暴，有恶浪，它只有当无数自由的H₂O分子摆脱了地球的“向心力”而超越、而升腾时，才能给干渴的大陆带来雨露和甘霖。《河殇》看到了这蔚蓝色的总体上的伟大，却忽略了构成这伟大的那些渺小而伟大的个人，忽略了这伟大之所以伟大的原因。《河殇》把黄河水患与民族的忧患联系起来。那层层加高的黄河大堤，使黄河水变得越来越危险，这的确是我们民族的象征：黄河水象征着被控制和防范的人心、人欲，大堤则象征着对“人欲横流”的忧患之心。但《河殇》在今天又再一次鼓动起全民族的忧患意识，主张对“无组织力量”要一概加以限制，这无异于在奔腾的黄河边又加高了一层堤防。在这种传统忧患意识的规范下，《河殇》所梦想的“新因素”、“进步”与“创造”如何能够实现呢？这些因素在过去两千年中之所以未能产生出来，难道仅仅是因为古人比今天的知识精英们更愚囊吗？

当然，一切比喻都是蹩脚的。“无组织力量”也有不同的种类，远不如黄河水那么单纯。黄河的“无组织力量”当然是应该控制的，但群众中的无组织力量则要作具体分析，其中虽然不乏阿Q式的“痞子造反”，但也有真正的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独立的苗头。个性解放的要求最初就是一种“无组织力量”，更不用说言论自由和政治民主在得不到法律保障时那股自发的冲击力了。整个中国近代文化史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一部忧患意识、救亡意识不断压抑个性意识、启蒙意识的历史。如果说，这一点在五四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在今天再陷入到这一怪圈中去就是可悲的了。有人认为《河殇》中体现了“五四”以来的启蒙精神，然而，恰好在最根本的一点上，即在考察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方法和态度上，《河殇》仍然服膺于一种古老的传统。这些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仍然摆脱不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天命意识，摆脱不了“龙的传人”那股绵延数千年的血缘纽带。“让我们这一代用双肩把忧患的重担挑起来！那是为了我们的子孙万代永远不再忧患！”这只不过是范仲淹那句名言的白话文翻译。然而无数的岁月过去了，范仲淹的后代们却仍然在忧患。

因此，《河殇》的启蒙实际上处于一个极其局限也极其矛盾的境地。一方面，《河殇》对中国国民性的愚昧、落后、不求上进寄予了深切的悲哀；另一方面，却又以一种纯粹技术性的眼光把“人的素质的下降”归结为“由于人口数量的猛增造成的”。一方面，它叹息龙的崇拜使我们民族的心灵至今还“迟迟地停留在祖先的历史阴影中”，认为已经到了“彻底唤醒”这颗心灵的时候了；另一方面，它唤醒人民的方式不是首先唤起民众对自己的自由所抱的使命感，而只不过是唤起民众对我们这个古老衰亡的民族的危机感和群体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历来就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套话在人们口头上流传，但由于人民的自由意志的缺乏，这种所谓的责任便失去了责任主体，而成了一种新的龙神崇拜。一方面，《河殇》对中国知识分子寄予厚望，认为“摧毁愚昧和迷信的武器操在他们手里”；但另一方面，它除了叫知识分子“承受心灵的痛苦”之外，并没有提出知识分子建立自己独立人格（而不仅是“改变自己的人格”）的课题。其实，“忧患”就是当代知识分子所承受的最大的“心灵痛苦”，正如历代正直的封建知识分子生于忧患、死于忧患一样；但缺乏独立人格也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与封建士大夫们的共同弱点。无怪乎《河殇》以“为民请命”的姿态向历史祝愿“不再捉弄中国的知识分子”时，许多知识分子会流下顾影自怜的热泪了。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实际上盼望的是，《河殇》中所说的那几段话能被“历史”、亦即被掌握着历史的决策人听进耳朵里去！

知识分子真的只是一匹遭虐待的“好马”吗？

《河殇》把中国近代的矛盾称为“救亡与近代化的双重变奏”，这种观点远远落后于把近代看作“救亡与启蒙的矛盾”的观点，如果它把“近代化”仅仅理解为“打开国门，对外开放，迎接科学和民主的新曙光”的话。事实上，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对美国倒的确是“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的，也并不公然反对科学和民主。但有一点却借口抗日救亡被压抑下去了，这就是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这是科学与民主的真正根基）的呼声。甚至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本身也带有这种局限性，他主张“民族主义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但欧洲当时是为个人争自由。到了今天，……万不可用到个人身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民族主义是中国近世文化典型的“黄色”特征。孙中山还自觉地将它与欧洲个人主义的“蓝色”特征区分开来，为什么到了今天，反而在一些自命为“蔚蓝色”的追求者的知识分子那里变得模糊起来了呢？当《河殇》相信，国家的自由、民族的自由中自然而然地包含着个人的自由时，它遵循的难道不正是一条“黄色”的思路吗？反之，不首先确立个人的自由，又如何能真正赢得国家、民族的自由呢？如果说共和国建国40年来，我们忽然发现自己并没有获得民族和国家的自由，那么其症结到底何在呢？“当法律不能保护一个普通公民的时候，它最终也保护不了一个共和国主席”，不错。可是，不能制定出一套保护自己的法律的“公民”，又怎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呢”一个没有真正的“公民”的“共和国”，又怎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和国？

的确，《河殇》是在谈论着一个过分古老的问题，但这并不足以构成对它的责难。令人遗憾的只是，它是以一种过分古老的心态在谈论着这一话题。它的本意是促使那些对国家大事负有重大责任的领导人，以更加稳妥、更加果断的决策来对付所面临的一系列难题，但切莫以为，单凭这种号召力，人民群众就会争相踊跃地进入“蔚蓝色”的时代，实现全民族的“自我反思”。

有句歌词豪迈地唱道：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但我要提醒一句：小心你脚下的陷阱！
（原载于《书刊导报》1989年2月2日）

《河殇》，没有人！

看完《河殇》，一开始也曾被其中充满着的浓烈的民族救亡精神所激动。一股似曾相识的情绪涌上心头，眼前似乎浮现出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们慷慨激昂走上街头的动人场面。然而，激动过后，细细思量，逐渐感到这里头有问题，这就是：《河殇》里面没有“人”！

当然，人们不能要求一部电视剧里什么都有，就像一个顾客不能抱怨服装店里没有盐一样。然而，《河殇》的主题是中国文化，在今天，谈中国文化而不谈“人”的问题，总不免隔靴搔痒。

也许有人说，《河殇》怎么没有谈“人”？它从头至尾不都在大谈国民性和人的素质？

不错。可是，《河殇》并不是从“人”的角度来谈的，不是从人性、人的个体独立性、人的尊严来谈的，它没有指出中国人国民性素质差的最根本原因，即中国传统历来压抑人的个体独立性，历来把个人完全融化在群体之中，或如鲁迅所一针见血地指出的：传统文化的全部秘密是两个字：“吃人”！

《河殇》中的确有“中国人”，但却没有“人”；而没有“人”，“中国人”也只是一个空洞的表象。《河殇》谈论历史和现实的口气，使人想起“文革”中一段豪迈的言词：“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我们！！！”当然，《河殇》中所表达的已不是“我们”的豪迈，而是同一个“我们”的悲哀和焦虑。然而，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的虐待狂和自虐狂的人在今天一旦想到，我们是否又得把这个好不容易从“我们”中独立出来的“我”，重又融化在一个并非由各个独立的“我”结合而成的“我们”之中，总感到有些困惑和犹疑。在群众的个体自我意识还未达到普遍的觉醒，还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和能要什么的情况下，奢谈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要如何如何，这对于群众来说总显得有些遥远和空泛。真正说来，群众在这些年来并没有体验到“亡国灭种”、“开除球籍”这样一种危机感。《河殇》作者们的大声疾呼，与其说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启蒙，不如说是对决策者的诤谏。它很难深人到中国人的人性层次，而只是停在一个政策反思和历史教训的层次。知识分子今天在与外界、与西方相接触、相比较时固然有一种危机和焦虑感，但当我们将我们的处境与我们自己的历史相比较时，我们无疑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对于民众来说，即使我们还落后西方数百年，只要没有1840年和1937年的外来威胁，那实在没有什么要紧的。民众羡慕外国的富有，但也深知“知足常乐”的道理，吃饱了饭就要当世界冠军的想头，多半是几个“心怀天下”的文化人构思出来的。《河殇》并没有提供促使人民群众有所行动的合理动机，也没有给人民灌注一种生存意义上的焦虑和不安，人民除了翘首盼望一个新的“救星”和“圣王贤主”来引导自己走向光明的未来，去消除积弊、放宽政策、开放国门、调整经济等等之外，还能指望什么呢？《河殇》对这种危机感的警醒作用越强，人民对救世主的企盼就越大，而这种企盼一旦破灭，人们却无法从《河殇》中获得一种个体性的冲动和力量，而极容易重新滑回到那种本来就在以其淳朴、敦厚和平静无忧诱惑着人们的田园牧歌中去。到头来，人民会发现，《河殇》所制造的危机感对老百姓只是一场幻影，只要不打仗，十亿中国人本身就是其不被“开除球籍”的保证，何况有人也许还会认为，即使打仗，从十亿人中“开除”掉一半，中国的事就会好办得多。现在不是流行说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口问题吗？

《河殇》相当厉害地摧毁了中国人向来的民族自大心理，这一点甚至使一些人大叫“卖国主义”。然而，这种效果是非常表面的。民族自大和民族自卑是中国国民性的两面。当一个民族的个体缺乏自我意识的时候，这个民族的整体也就缺乏民族自我意识。仅仅说“我们什么都不行”，这后面很可能隐藏着另一种自大，认为自己是“天下第一能自轻自贱的人”。只有对那种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立性的人说“你什么都不行”，才能真正激起他的努力进取。《河殇》并没有致力于去唤起国民性中这种个体的自我意识，也没有把中国数千年停滞的“超稳定结构”归咎于对“人”的压抑，似乎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解放“人”，发挥人的个体内在的自由的潜力，承认人的个体人格和尊严，以改变传统的体制结构，而仅仅是依靠这一结构去抓住历史提供给我们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为什么中国人老是被动的“机会主义者”，而建立不起一种给自己创造“机遇”的普遍原则？《河殇》一面悲悼黄河民族精神的灭亡，一面又继续以这种衰朽的精神立场来决定我们今天的价值选择；一面羡艳“蓝色文明”的浩瀚博大，一面又以近乎宿命的方式盲目乐观：“黄河命定要穿过黄土高原，黄河最终要汇入蓝色的大海”。然而，在今天，继续以这种士大夫为君王献策的方式来推动当前的改革，而不是诉诸人民群众自身中可能隐藏着的自发力量，不是致力于唤醒和造就这股力量，那么几乎可以预言，中国将只能又一次的“痛失良机”。

鲁迅当年曾将树立人的自由意志、张扬个性人格作为拯救国民性的第一步：“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但当时，抗日救亡的大潮使中华民族的生存问题压倒了个性解放的要务。时代发展到了今天，当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的任务重又提到了每个中国人面前的时候，“《河殇》热”以其席卷而来之势又一次制造了一场意识形态上的民族救亡运动。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值得庆幸，还是值得担忧？

（写于1989年1月，未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