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学》2022年下卷（总第42期）卷首语

在前年（2020年）张世英先生、去年（2021年）李泽厚先生两位哲学界前辈相继仙逝之后，今年又接到了我的同龄人、好友和哲学同好张祥龙君猝然离世的噩耗，国内哲学的星空一下子黯淡了不少，不禁令人扼腕叹息！记得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开会，初识祥龙，正是“新启蒙”风头正盛的时期，我问过他一个问题：“你研究西方哲学，又对儒家思想如此投入，是怎么想的？”他回答：“经过‘文革’以后，我一直在想，中国总该还有些好东西！⋯⋯”当时感觉这是一个极其真诚的人。会议间歇时，我和他，加上倪梁康，三人一起去爬会场后面的小山，暗中较劲。我凭借在山区当过十年知青的功底，自然是第一个登顶，祥龙位居第二，梁康第三。喘息之余，三人相视而笑，遂为莫逆。后来在学问上，我和祥龙走了不同的方向，他借海德格尔抬高了儒家和孔夫子的地位，我则继续沿着“新启蒙”的道路一直往深处走，确立了自己的“新批判主义”的学术风格。尽管如此，我仍然把他视为圈内要好的朋友，只要有这一份真诚，观点的分歧就完全不是问题。最近我完成了自己毕生最重要的一部著作———《走向语言学之后》（三卷，120万字，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第三卷中和祥龙进行了一番中西哲学的论衡，不料书还未出，斯人已逝，真让人感慨万千！

但祥龙这句话毕竟说得不错：“中国总该还有些好东西！”我的“新批判主义”把这一想法表述为“具体批判，抽象继承”。而这种抽象继承，以更加普遍的眼光来看，其实就是继承一种人类的普遍价值，与康德批判哲学所设定的“纯粹实践理性的悬设”即“至善”理想也是相通的。孔子当年被人嘲笑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康德的名著《永久和平论———一部哲学规划》也被看作哲学家的一场“甜蜜的梦”，也就是只可设想而不可实现的空洞的理想。柏拉图的《理想国》、康有为的《大同书》，都因其无法实现而被冠以“乌托邦”之名，注重现实的现代人对其不屑一顾。但我仍然觉得，哪怕抽象的公平正义、民主法制、自由人权、仁爱诚信等普遍价值在现实中全都被冒充、被偷换、被歪曲和被掏空，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就应该把这些抽象概念打入另册、加以污名化，甚至开除出字典。

康德的批判哲学就有点这个意思。所谓“为义务而义务”“为道德而道德”，以康德丰富的社会阅历和人生经验，是明知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有人做到的，因而背负着“根本恶”之原罪的人类只能把这种要求看作一个纯粹实践理性的“应当”的理想；然而，他仍然坚持认为，有这个理想和没有这个理想是大不相同的。有这个理想，哪怕并不能对现实有丝毫的改变，但至少我们有了一个用以批判现实的标准，长此以往，影响到人心，人类就有可能逐渐改进自身，进入由恶向善的历史进程；没有这个理想，人类将永远沉沦于动物或兽性的阶段，甚至还会以此为荣，沾沾自喜，觉得做恶人才是人生的“赢家”。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大量没有理想的人，只相信实力的较量，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凡是讲公平正义的都被斥为“别有用心”，都要为之找出背后的自私的动机。在他们眼里，这个世界就是一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一个没有任何规范和廉耻的狼群的世界。当然，单从现实的物质利害关系着眼，他们说得没错，甚至有时还很深刻。但人与人毕竟不只是物质利害关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心比心”，“公道自在人心”，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本性，不是用什么“阴谋论”或地缘政治的“博弈论”可以淹没或取代的。

邓晓芒
202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