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徜徉在思想的密林里》再版序

本书的再版，正在我近五十年的老朋友刘培沛因患肺癌刚刚去世时。刘培沛在本书中我的自传体长文《一个右派崽子的革命经历》中是一个重要人物，他与我初中同学，一起下乡插队，一起在农村参加文革和回城办知青小报，一起献身于小农场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同生死共患难。最近三十多年，我到武汉读书、教书，他在长沙办厂谋生，走的道不同，但心是相通的。我时常想，像他那样一个具有非凡谋略和杀伐决断的人才，搁在某一个适当的时期，是能够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情来的；但不幸的是，他的这些才能只好在文革这一场毫无意义的“浩劫”中消磨掉了。当然，这种消磨并不是没有任何收获的，尤其是在我们那个漫长的青春时代。从16岁下乡算起，直到10年后返城，我们一直都处于一种“半自立”的状态，无法过上稳定的自食其力的生活；但我们作为一个时代青年的思想却在那10年中突飞猛进，我们置身于城乡之间，官民之间，“革命造反派”和“黑五类”之间，从头至尾经历了整个大动乱的疯狂的过程，真如领袖当年所号召的，在大风大浪里经风雨、见世面。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根性，也识破了我们从来信以为真的那些教条的虚伪和险恶，我们凭借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力进行了一场自我启蒙。整个这一过程，我都是和刘培沛一起走过来的，我们一起经历了生存的磨难和底层的艰辛，理想的破灭和信念的重塑，虽然他的长处在行动，我的优点是思考，但我们是互相影响的。

也许在一个外人或者今天的小青年看来，我和刘培沛这种人就像史前时代的恐龙，至今还保持着理想主义的人生哲学和行为原则。有人甚至把我们称之为“老愤青”，说我们因为受到过文革的刺激，三句话不离文革，如同祥林嫂。这样看的往往是一些文革以后才出生的小孩，他们可能以为自己是天上掉下来的。以自己的麻木和无知来嘲笑别人的执着，这种劣根性不知道是从哪里学来的。文革不仅是我个人的一段宝贵经历，而且是中华民族不可多得的反思素材，时至今日，给全民族带来如此巨大灾难的文革不仅没有得到彻底的反思，而且被一些人有意遗忘了，甚至无形之中还有死灰复燃的迹象。中华民族是一个惯于走回头路、吃回头草的民族，我们看到，苏联和东欧前体制的解体固然也带来了民众诸多的不满，但很少有人真地主张回到前体制去，他们的不满是前进中的不满。而中国老百姓的不满则大都是怀旧的不满，是“好了疮疤忘了痛”的不满，所以中国历史只能在不断循环中原地踏步。现在很多人都在说，当年晚清的宪政改革如果早一点实行就会怎么样，袁世凯如果不做皇帝就会怎么样，北洋军阀如果能够联省自治就会怎么样···但是很少有人考虑，为什么他们毕竟都没有那样做，为什么他们都选择了一条最不明智的、既害人又害己、最终是害了整个民族和国家的道路。对文革的思考恰好可以解开这个谜团，这种全民的狂热和弱智化，即使是那些深受其害的人也都被卷入其中，除了极个别的（如张志新等），每个人都生怕自己被这场排山倒海的运动落下，被落下的也只有一门心思，就是什么时候能够重新“归队”，被运动所接纳。而这种心态有一个共同的思想根源，就是认为人总是必须在某个皇帝或代表人民的领袖那里找回自己的主心骨，否则就失去了生活的意义。这种思维方式正是中国几千年的皇权专制主义所传下来的。

前不久，有朋友问我中国人今天需要什么样的信仰，我的回答是：中国人需要的并不是信仰，而是权威。为什么中国社会今天道德沦丧？并不是没有信仰造成的（因为中国人从来缺少真正的信仰，但并不是一直都道德沦丧），而是没有权威造成的。中国人讲道德的时候通常都是相信有一个“天理”的时候，这也许可以称之为“信仰”；但天理如何能够让人相信？是因为有“天子”，一个活生生的天的代表，他能够用自己的强权证明天理的存在。因此，只有当天子和“王法”存在时，中国人才相信有天理；而一旦相信了天理，中国人就有一整套的道德规范和道德约束，如礼义廉耻，忠孝仁爱，这个社会就有了“道德底线”。在某些士大夫那里，似乎觉得这套规范甚至还可以凌驾于具体的天子之上，成为对天子本人的约束（所谓“从道不从君”），其实不过是一种书生傻气和错觉罢了。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道德最为和谐的时代（所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都是皇权最为巩固的时代，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至今人们所称颂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道德风气，虽然没有了皇权的背景，但也是有个绝对权威的背景的；虽然没有了“天道”的迷信，但取而代之的是“人民”崇拜。《愚公移山》中不是说，愚公的精神感动了上帝，上帝就是人民大众吗？所以今天的权威领袖不会说自己是天子，而会说自己是人民的儿子，不会说自己“奉天承运”，而会说自己“为人民服务”，但思维的模式还是一样的。

然而，从90年代末以来，连这样的权威也都已经不存在了。领导任期制的推行使得任何个人都来不及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任期一满就得交权，这就使传统的天理天道失去了具体的支撑，腐败的瘟疫开始从掌握一定权力者那里蔓延开来。在中国，没有了信得过的权威来体现的天道天理，就成了无人相信的空谈，与此相应的就是道德根据的丧失。当然，对当代中国社会体制来说，这毕竟是一种进步，我们今天不可能再设想一个由打天下而坐江山的皇帝来供我们崇拜了。但与此相应的，就是建立在这种皇权权威之上的天道天理的没落，以及由天道天理所支撑的传统道德的失效。今天那些极力宣扬用传统儒家道德来拯救世道人心的人，几乎谁都没有认真地想过，他们所要实现的目标只有通过重新树立一个皇帝的权威才有可能，而这种皇权复辟的梦想，哪怕是变相的或者山寨版的，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所以当今时代的吊诡就在于，当广大老百姓和一大批知识分子都在盼望一个有绝对威望的强权来充当这个堕落了的社会的大救星的时候，这种绝对威望恰好已经不可能存在了。这就是说，要让中国人仍然按照过去三千年生活过来的方式继续生活下去已经不可能了。

有人也许会说，现在只要大力恢复家庭私德，推崇孝道，就有可能改变社会风气，而不一定需要效忠于一个绝对权威或皇帝。他们认为儒家伦理的“外王”恐怕无法继承了，但“内圣”总还是可以保留的，而且只要内圣在，是可以开出“新外王”的，这种论调在今天非常流行。但实际上，持这种观点的人对儒家伦理的内在结构并没有清楚的认识。他们不知道，通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从家庭私德推广到社会公德有一个条件，就是整个社会有一种大家认可的更高权力来协调各个家庭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有权威的“父母官”和皇帝。否则的话，家庭或家族之间就会各为其家，亲亲互隐，亲亲相护，永远处于相互冲突中，怎么可能将人之老幼视同己之老幼？这就是近年来不断发生的受救助者对于救助者的反诬事件背后的社会心理背景。南京彭宇案的法官所提出来的“常理”是：“如果你不是肇事者，为什么去救她？”也就是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原则上是不可能的。佛山小悦悦案则突显了更深一层的社会心理，这就是“路人”原则：凡是“人之幼”而非“吾幼”，一概不予“及”之。在这两个案子里面，家庭亲情的私德都并没有受到触动，不能由此得出中国人失去了道德底线的结论，中国人失去的只是公德。试想如果救助的对象是自己的亲人或沾亲带故的人（吾老吾幼），这些悲剧都不会发生。那么今天我们大力弘扬儒家孝道，对改变这种现象有什么帮助呢？对自己家人好就一定会对“路人”好吗？当然，如果这个路人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是“家人”，即一个更大的“家庭”中人，例如一个“国家”中的“阶级兄弟”（如60年代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事件，曾被载入中学语文课本），那又另当别论，但前提是必须有一个绝对权威充当这个大家庭的“家长”。

反过来说，当社会公德败坏、世风日下时，家庭私德也好不到哪里去。一个对“路人”的苦难视若无睹、缺乏仁心的人，对自己家人的温情也必然是功利的，自私的。今天的家长从小就教育孩子在人前不要“吃亏”，对他人的事情“少管”，结果养成了孩子唯利是图的性格，最后受到报应的是自己，这种例子实在是太多了。这就是中国当代社会的道德怪圈：首先是绝对权威的退出，导致了天道消遁、社会公德失去了最终的保障；然后是腐败泛滥，官员无德，民众效之，“上梁不正下梁歪”，扩展至全民腐败；继而是人心不古，诚信无存，到处都是陷阱，整个社会陷入了“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并影响到家庭，呈现出一幅家庭伦理坍塌的图景；而这种家庭伦理环境又更催生了一批批缺乏道德教养的青年人走上社会，形成了当今令人绝望的全社会道德崩溃的现状。儒家伦理的鼓吹者们所抓住的只是最后一个环节即家庭伦理、亲情孝道，以为只要恢复了这个环节，其他一切自然会好起来，他们把结果当成了原因，而他们的说教由于脱离实际，只能走向伪善。

当然，我这样说，决不是像“新权威主义”或“乌有之乡”那样主张重新拥戴一个绝对权威，那是一种没有出路的设想，在今天也是一种绝不可能的幻想。我说中国人当今需要的是一个权威，这只是一种国情诊断，它是基于对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内部结构的剖析而得出的结论。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惰性和惯性使我们至今仍然只能采取这样一种没有出路的思维方式。因此，什么时候中国人不需要一个绝对权威而能够在道德上真正自律了，什么时候中国社会的道德问题才有希望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就目前而言，这种道德自律的建立看来还只能借鉴西方传来的普世价值，也就是将五四以来的启蒙加以进一步深化，这才是走出中国当代道德怪圈的唯一出路。所以从中国社会未来的现实发展看，中国人又不需要、也不再可能有任何如同皇权那样的绝对权威，凡是鼓吹强加给中国人一种绝对权威的人，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对当今时代的趋势置若罔闻或完全没有了解。我们许多人至今还以为，离开了中国传统儒家道德就必然是无道德，他们至今不承认一种新型的具有普世性的（也就是普及到每个“路人”的）道德在中国确立起来的可能性。他们指责传播普世价值的人是在“误导青年”，其实他们自己才是真正地误人子弟。

最近，武汉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奇书，叫做《儒家伦理新批判之批判》，是针对我有关儒家伦理的新批判主义观点而组织拼凑起来的一本论文集，全书66万字，参与者共24位，其中不乏近年来国内鼓吹儒学复兴的学界名流。发动这样规模的针对单个人的围剿，自从批胡适、批胡风和批刘少奇以来，久违了。这种现象充分说明，在中国，哪怕在知识界，内心自觉不自觉地保持着整人思维模式和“文革情结”的大有人在。幸好他们现在手中并无实权，遥想当年孔子摄鲁相七日而诛杀少正卯，真是令人不寒而栗。试想，以这些人所鼓吹的儒家伦理来占领中国意识形态的至高点，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趁本书再版之机，发了一通最近所想到的议论，虽然杂乱，却也透露出我本人每日耿耿于怀的一个想法，就是：启蒙的使命任重而道远，有志于此的同道们，大家努力啊！

又及：这次再版在文章篇目上有所调整，即删除了“《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导言”和“世纪末文学的灵魂”（后者原为《灵魂之旅》的导言），增加了“《于天上看见深渊》跋”和“发人深思的互补——读潘能贝格的《神学与哲学》”；另外将《我被错划为“右派崽子”的经历》一文的标题改为《一个“右派崽子”的“革命”经历》。

邓晓芒，2011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