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后记

我的老师杨祖陶先生，正如许多更早的前辈学者一样，虽然一辈子潜心研究学问，却不肯轻易著述，以至于一些很有学术价值的讲义、讲稿长期压在抽屉里，一放就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1992年，当我协助他整理完1962年写的一部教材（即《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之后，又向他提议再协助他将毕生用力最多、研究最深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讲稿（写于1983年）整理出版时，他仍在犹豫不决，未置可否。直到1993年夏，由于要完成国家教委下达的博士点科研基金项目，在我的一再鼓动下，几经考虑，才答允了我的请求。但这次给我规定的任务，不是一般地整理讲课稿，而是合作撰写一部研究专著。

我深知自己的功力有限，接触《纯粹理性批判》的时间不长，研究更谈不上，只是肤皮潦草地读过一遍，可以说还没有入门。我只是把这件工作当作自己的一个学习过程，想通过这一过程来真正深入地弄清这部旷世名著究竟讲了些什么，是如何讲的。因此，甚至在动手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都不敢接受“合作”这种方式，而只是按照杨先生的讲稿作些整理和有限的发挥，小心地去探寻、摸索康德的思路。然而，正是在这种探索过程中，一旦我逐渐地熟习或习惯了康德的术语、行文方式和思维框架，便慢慢地开始“浮想联翩”起来，甚至有时自认为与康德本人达到了“神交”。这些主观的多少带点“灵感”性质的发挥，有的得到了杨先生的肯定，有的被杨先生存疑并删去，留待以后再作专门探讨，有的则干脆就被先生否定了。经过多次反复的讨论甚至争论，我感到杨先生的思想中，的确有些很“硬”的东西，是先生数十年用全部生命和心血凝聚而成的，它像一个范型，使我的无拘无束的思辨受到规范和“训练”。当然，我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这些看法给先生出了一系列难题，迫使他也对一些问题作更深入一步的思考，并反过来对我提出诘难。正是在这沖互相出难题、互相商讨和辩驳中，我伴随着先生一道走进了康德哲学研究中一个更透彻、更明朗的境界。然而，引导我入门的是先生，使我的思想和理解经过规范而具有更坚实的根据、并剔除了某些想当然的浮面之见的也是先生。只是由于本书的许多观点几乎已分不出究竟哪些是杨先生的、哪些是我的，而是经过好几个回合翻来覆去地你修我改，成为浑然一体了，本书才最终以“合作”的名义交给了出版社。其实，本书的牢固基础，是建立在杨先生一辈子孜孜不倦的积累之上的。如果说我对本书也有什么特殊贡献的话，那也是一些“锦上添花“的工作，更多的倒是我自己从中学到的东西。

本书的这种合作方式，撇开古人不谈，至少在我国近代以来的学术史中是少见的。杨先生不仅是我的老师，亲自指导过我的硕士论文，而且在年龄上是我的父辈，我们的关系有时简直就像一家人。但我深深服膺于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在学问上，我从来不因非学术因素而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甚至在某些问题上与杨先生发生分歧和争论也在所不惜。因此，与杨先生这样一位同样在学问上异常执著的合作者协调一致，就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令我感动的是，每当分歧产生，杨先生总是冷静地、心平气和地倾听和琢磨我的意见，考虑成熟之后，再本着德文原著和严密的逻辑来与我进行平等的、耐心的、有时甚至是马拉松式的思想交锋，竟多半能使我心服口服。至于极少数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地方，杨先生也善于采取比较通融的办法，用双方都能大体接受的方式达成妥协（任何合作都需要妥协）。我时常慨叹，学术界当今具有杨先生这样的气度和雅量及对真理的赤诚之心的人之所以太少，倒不是因为许多人不愿这样做，而是因为这样做确实太难一一这不光是一个放手鼓励后学大胆创新乃至提出不同见解的问题，而且需要自己切实地投入艰苦的劳动和针对问题的思考，对新出现的问题作出积极的回应和把握，与时代的发展同时并进。本书就是在两代学人通力合作、各自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和智慧的情况下写成的一没有杨先生这样的老师、长辈兼朋友，这一合作是不可想象的。

本书的主题素有“说不尽的康德哲学”之称，我们的这一合作当然也只能视为康德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驿站。其价值和学术成就到底如何，还得寄望于学界同行来客观地评价。我们希望听到更多批评的意见。
是为记。
1995年12月16日于珞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