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唯物论新解》初版序

今年是恢复高考30年。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幸运者们都忘不了那些阳光明媚而又紧张热闹的日子，那几年，有一大批凭借自学而具备了“同等学力”的青年人和中年人，相继步人了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殿堂。我本人是在1977报考大学无望(因超过湖南省规定的25岁报考年龄限制)之后，才在1978年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研究生的，当时填报的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对于报考这一方向，我是有充分的自信心的，因为整整10年间，我一直都在埋头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阅读和思考，对最重要的几本书都反复阅读过五、六遍，并做过详细的笔记和眉批，另外还为了读懂马克思的书而广泛涉猎和研读了西方哲学史、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著作。我自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龙去脉和发展历程已经了如指掌，没有什么问题能够难得倒我。可是没有想到的是，使我功亏一篑的仍然是那跟随了我20年的家庭“政治问题”，即“摘帽右派”。尽管我在考试中发挥正常，超过了录取分数线，但从北京来长沙的外调人员从我父母单位调去的政审材料却写得极其险恶，大有要将我们家世世代代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势头。不但如此，而且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决定不予录取之后，还将我的材料扣住，一直没有转给我所填报的第二志愿武汉大学哲学系，这些材料连同“不予录取”的通知书直到当年11月才寄到我的手中，那时各高校已经开学两个多月了。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当时我已经和我后来的恩师、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学术前辈陈修斋先生取得了联系，正在备考第二年的西方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考试。1979年，我父母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我也顺理成章地走进了全国最美丽的校园武汉大学，跟随陈老师和杨祖陶老师攻读西方哲学史的硕士。

对于我的这一段命运安排，我曾戏称为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即上帝在一切可能的世界中选择了对我来说“最好的世界”。因为真正说来，我并没有因为一度报考失败以及专业转向而损失什么，因为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就属于西方哲学。实际上，我在后来的学习和研究中，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眼光来看待和分析西方哲学史上的各种哲学观点，深感这种眼光的锐利和深刻；另一方面也经常用西方哲学史以及现代西方哲学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理路和发展方向有了更加清晰的理解和更加广阔的展望。所以虽然我的专业方向是西方哲学，但我一直都在关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动向，思考着其中那些令我欲罢不能的命题；而这些思考本身又反过来促使我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一系列最新成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力图用这些新观点来观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那些原理和观点。我发现，即使是那些看起来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离得最远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只要我们真正透彻地理解了其中的精神实质，我们总是能够发现它们之间有某种微妙的相通之处，发现它们出自于某种共同的西方精神传统。因此，多年来我的研究着力于两个方面，一是我努力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哲学史、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精神资源和逻辑发生，我把它们看作是同一个西方精神自身不断生长和演进的过程；二是我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互补性，即：不仅现代西方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马克思所开拓出来的思想道路上继续深入，由此而结出了超出马克思本人思想的累累硕果，而且，透彻理解马克思的思路和思维层次，有助于我们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潮采取冷静分析的态度，而不至陷入盲目跟风和人云亦云的套路。

本书就是我这20多年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研究心得的一个集结。书中收入的文章，时间跨度很大，最早可以追溯到1980年发表在《江汉论坛》上的《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与(资本论)的比较看科学的方法论》，当时我刚刚开始读研究生。这篇文章是我第一学期的一篇方法论课的作业，教我们哲学史方法论的萧蓬父先生读了这篇初试锋芒的文章后极为赞赏，立刻向《江汉论坛》推荐，并在研究生课堂上表扬我的钻研精神。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我从一开始进入学术领地就十分重视方法论的问题，我认为和那些具体的哲学观点相比。方法论的问题是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更能体现哲学的本质。所以毕业留校任教后，我多年来也为研究生讲授哲学史方法论这门课，直到今天。这门课的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让人的思想超越那些具体的观点和命题，而上升到真正哲学的把握，能够跨越一些流派、门派或意识形态的鸿沟而抓住更深层次的本质。换句话说，它教给人的不是哲学观点，而是哲学。

虽然自从80年代以来，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确实经过了一个复杂的历程，即在大量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激荡之下，从原来简单化的科学主义慢慢转移到存在主义、现象学和解释学的视角上来；但我并没有像很多人那样发生一个捐弃前学的彻底转向，而是大体上将我自己的前后期观点融合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这一方面得益于我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本身就不是照搬教科书上的教条，而是带有我自身生活体验的一种反叛性的表达；另方面也得益于我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解也与我本人的切身体验密切相关，这种切身体验贯通了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后期理解。所以，当我想到把我自己多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总结为一本文集的时候，我基本上用不着考虑这些文章发表的年代顺序，而只考虑它们的问题归宿和逻辑归宿，这是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的。可以说，我对我以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所写的文章里面表述的观点，几乎没有一个是完全否定了的。它们只不过是表达了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中的某一个层面而已，这些不同层面相互之间是一种互补的关系，而不是对立关系。所以在本书中读者将会看到，不同时期的作品，有的虽然相隔达十几二十年，却能为同一个论点提供证明。当然这并不说明我这一二十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只是在原地转圈，没有丝毫进展和提高；恰好相反，这段时期内我的整个哲学观点都处于一个不断脱胎换骨的历程中。这不仅仅是由于现代西方哲学不断地有新的信息涌人中国学术界，使我的视野和视角处于持续的刷新中；而且是由于我本人对自己以往的哲学体验也在不断地反思和深入，以西方近代和现代的哲学思想为工具来对自己某些过去只是感到而无法表述的念头作出清晰的表达，而这种表达又进—步激发了新的哲学灵感。这就是我为什么把本书题为“实践唯物论新解”的原因。我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论的理解实际上多年来都呈现出一种常解常新的趋势，我相信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表现，这种生命力还远远没有被我们挖掘完毕。

而在所有这些“新解”中，一个最重要的新视角便是现象学的视角。我从80年代中期开始注意到胡塞尔的现象学，我惊叹于这种方法论哲学与我以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有如此紧密贴切的吻合之处，特别是与我在80年代初对刚刚面世的马克思《l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简直可以说是“心有灵犀”，若合符节。当我后来读到胡塞尔的一句名言：“现象学是欧洲近代哲学的憧憬”，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整个西方近代哲学，包括从近代哲学过渡到现代哲学的马克思哲学，都在努力通过古典的方式表达着某种现象学的维度。而这种维度正是我多年来极力要从马克思那些古典的、深受黑格尔哲学和实证科学影响的术语之下发掘出来的。当然我也并不完全赞成胡塞尔的观点，我只是利用胡塞尔现象学来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术语体系，使之能够更加准确地表述马克思真正想到而未能明确表述出来的那些思想，这些思想正由于马克思使用的古典哲学术语体系而容易导致并且也的确导致了层出不穷的误解。至于马克思本人的实践唯物主义基本哲学立场，我认为是胡塞尔所发现的现象学维度得以立足并获得现实理解的一个前提，而这一点恰好是胡塞尔本人出于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的偏见所忽视的。对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成了我在最近20年间一件萦绕于怀的任务。在本书中，除了专门辟有一栏讨论“实践唯物论的现象学解”外，在其他各栏中读者也可以明显看到现象学方法的影子(特别是关于实践唯物论的“人学解”和“感性学解”即“美学解”)。

读者也许会发现，在本书中，谈论美学的部分占据了相当大的一个比例。这有一个比较外在的原因，就是我在1982年研究生毕业留校时，最先是留在哲学系美学教研室，因为我自从70年代后期以来就对美学感兴趣，硕士论文做的就是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在美学教研室的那一两年时间，我从美学的角度反复通读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感到自己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所以真正内在的原因就在于，我从那时起就认为，马克思的实践唯物论绝对要从感性的角度来理解，即理解为具有无限丰富性的生命活动，而不能理解为一些抽象的教条，如什么和什么的“统一”之类。从那时起，我就把自己的实践美学观和以前的实践美学(如李泽厚等人)区别开来了。至于“新实践美学”这一命名则是直到2002年的事了，我在这一年发表的《什么是新实践美学》一文中(收入本书)才公开提出来，作为我的美学观的标志，也是我所认为的马克思美学的标志。新实践美学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不仅仅把美、美感和艺术视为实践基础上的一种意识形态表现，而且视为真正的实践活动本身固有的本质环节，因为真正的实践活动就是感性活动，所以本来意义上的实践论就是“感性论”或“感性学”(Asthetik，又译作“美学”)。国内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论的人很少从这个角度来谈，而总是把实践归于一种单纯满足自身物质需要的、被异化和抽象化了的“生产劳动”。所以我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和美学有直接的相关性，而这一点又只有通过对现象学方法的掌握才能秀徭出患。我的思路，通过现象学方法把握感性，通过感性把握实践，通过实践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历史感”)，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把握辩证法(辩证逻辑)，又通过辩证逻辑回到人的感性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由此建立起马克思的人学现象学。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应该在哲学理论上卓有建树的时代，国内哲学界摆脱政治实用主义的臼巢而获得了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在最近二十年呈现出一幅百花齐放的局面。然而，这些灿烂的花朵最终究竟能够结出多少真正的果实，目前还没有人敢于下结论。它取决于我们能否发挥自己的独创的个性，结合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把握民族思想情感的历史命脉，并通过艰苦的劳动将古今中外的人类智慧熔于一炉。这是我所期待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自己也付出了一份心血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