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唯物论新解》再版序

本书的再版早在我的预料之中，因为十年前（2007年）出版的这本论文集，即使是其中那些最早的篇章，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没有过时。至于书中所贯穿的有关马克思哲学的那些主要观点，则尤其需要当今马克思主义学界加以面对和深入地探讨。然而，令人遗的是，国内从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院系调整而带来的各专业过于锁细和严格的条块分割，将哲学这一最强调普遍性的学科划分成了中哲、西哲、马哲、科哲等等不同的“行当”，各行当之间基本上互不往来、各占一块，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狭小的“圈子”，这个圈子中所做的事，其他圈子可以完全不知道、不关心也不理解。因此，我作为一个专攻“西哲”的人出了一本谈“马哲”的书，虽然也不被看作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但这种“跨学科”的做法首先就被认定是虽然视野开阔、但专业性肯定不强的。这种以邻为、故步自封的陋习在以往高校哲学系还很小、大的哲学系也只有二十来个教师（如武汉大学哲学系）的情况下还不太成气候，那时不同方向的教师之间还经常在一起交流学术观点，探讨共同的学术问题。而近三十年来哲学系飞速地膨胀到了只能坐在一起开会而很少能在一起谈学问的地步，有的哲学系则由于客观的需要而扩张为六十到八十人的“哲学学院”，同一个学院的教师甚至互相都不太认识了。中国的哲学学科已经急骤地专业化、技术化和意识形态化了，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越来越陷入一些僵硬教条的复述，越来越不以思想性吸引人了。

然而，可喜的是，在初版十年以后，本书终于在最新一代年轻教师中获得了某些共鸣。在2017年5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评论》（第2辑）中，刊登了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永庆君的第一篇书评：《现象学：新维度与单行道——评邓晓芒教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研究》。这是一篇非常有见地的书评，说明作者是认真读了书的。作者认为，本书“引入现象学方法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方法论视野、本体论性质、主体间性逻辑等论域中提出一系列独到见解。他的研究在破除笼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上的自然唯物主义疑云、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的科学精神、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水准等方面给人以深刻的启发。他的精湛思考和理论识见已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历程的一个重要标志，其贡献和影响至今仍然持续发挥作用”。作者提出的一点不同意见是，这里所开出的只不过“是一条通向现象学方法的单行道”，“应该以唯物辩证法扬弃现象学方法，而不是与之相反”。这当然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我其实在《马克思的人学现象学思想》一文中就已经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社会性和先验性”以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三个方面区分了马克思的现象学思想和胡塞尔的现象学，而决没有要以胡塞尔现象学来“扬弃”唯物辩证法的意思。胡塞尔现象学自从提出以来，早已脱离了胡塞尔划定的框框，而以方法论（而非世界观）的形式蔓延到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几乎一切方面，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现象学运动”（斯皮格伯格），凡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哲学、哲学人类学、语言哲学、分析哲学、实用主义、后现代主义，甚至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无不吸收了现象学的方法。这种方法所开拓的已不是某个观点或者某种方向，而是一个视域或平台，换言之，不是“单行道”，而是“多行道”。在现代西方哲学各流派，不懂现象学方法简直就无法插嘴，被视为不上档次。我所提出的开出现象学之维，无非是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也应该打开眼界，吸收现当代西方哲学家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取得的成果，就像马克思当年勇敢地吸收从康德到黑格尔、费尔巴哈的思想养料一样，才能保证马克思所创立的天才哲学思想在当代保持其一贯的青春活力。尽管有不同看法，但张永庆君对本书的肯定仍然使我倍感鼓舞，我预感到中国新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要比他们的先辈们更少思想拘束、更具创新意识，并期待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工作被后人所超越的时刻尽早到来。

此次再版，增加了三篇后来写的文章，即《信仰三题》《马克思人本主义的生态主义探源》《我进入现象学之路》，因而可算作“增订本”。

邓晓芒
2018年10月18日于喻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