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力中思索》前言

我从来就不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我的母亲经常和我提到，我长到四岁还不会说话，要表达一个意思，只能用手比划，曾被托儿所退回来过。五岁进幼儿园，七岁上小学，还是不太会说，尤其在正式场合发个言什么的，都要脸红。十六岁那年下乡当知青，和农民混熟了，他们送我一个绰号叫“阴阳官”，意思是我一般不说话，一说就是一语双关，阴阳莫辨，甚至暗藏机锋，常常让听者开怀一笑。总地来看，我仍然不爱说，甚至不爱集体活动，包括集体排节目、集体唱歌，能够回避的我尽量回避。当然，多年的知青生活也改变了我，我后来也能够体会到大家在一起尽情高歌的乐趣了，特别是当我们自发地分成多声部合唱那些外国名歌的时候，真是令人陶醉。但长篇大论的演讲素来不是我的所长，我很羡慕那些口才出众的朋友的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这时我总是充当忠实的听众，而我自己是连一个完整的故事也讲不好的。

有一种微妙的变化发生在我读了大量哲学书之后。1974年返城，我在打工之余，结交了两三个爱好哲学的朋友，都是一些通过自学而满腹经纶之士。我与他们交谈，发现要和他们说清楚一个问题，必须用极严格的句子和术语词汇，按照极严格的逻辑来表达意思。而每当我这样说话的时候，我的话语突然畅通起来，思路也随着话语的畅通而打开，四通八达了。但我讲一般的世俗的事情，特别是讲故事、讲笑话，仍然讲不好。1979年我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师从陈修斋、杨祖陶两位先生研究西方哲学史，我的逻辑语言得到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但我并不认为凭这个，我就可以占领大学讲台。相反，我自认为在引经据典、妙趣横生地讲解一种思想观点方面自己的能力还太差，不适合于上讲台。记得当年研究生毕业时，陈、杨二位先生找我谈话，让我考虑留系工作的事，我虽然口头上答应了，心里却仍然有点忐忑不安，我原来的想法是找一个研究单位专门做科研。后来我把自己的担忧向杨老师说过，我说我的口头表达不是很好，怕在讲台上吸引不了学生。杨老师当时说了一句使我至今印象深刻的话：“我看你还可以！”这句话让我信心陡然大增。尽管如此，我第一堂课给同学们讲美学原理时，脑子里仍然紧张得一塌糊涂，据来听课的好朋友易中天说，那堂课我基本上是“背对着学生”讲下来的。虽然有所夸张，但给人的感觉的确如此。现在回忆起来，最初给学生上课的那两三年，我每次走近教室时都要捏一把汗，而下课离开教室时则有一种征服感和成就感。

现在当然无所谓了。经过二十多年的历练，我在课堂上已经完全能够收放自如了。有时候甚至连自己都感到奇怪，那些在备课时根本没有考虑过的句子和观点一下子都自己涌到了嘴边，经常不得不打断话头，以免离题太远。整个1980年代是一个演讲盛行的时代，那时经常有人来邀请作各种主题的演讲，讲美学，讲人类学，讲西方哲学，邀请单位除了本校和外校的学生会、团委之外，还有社会上的街道文化机构。记得汉口的民族街文化宫来武汉大学请我讲演有许多次，每次晚饭后自己坐公交车过长江，讲完后已是10点钟了，再坐公交车回来，下车后还要走十几分钟才到家，报酬是15元。那些听众都是社会上的求知者，有文学青年，有“文革”中被耽误了的中年人，还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我每次讲演都很认真地准备，通常都写成三行字一段的讲演稿，用红笔标出重点词来，基本上不离讲稿。现在我已经可以只列一个提纲，甚至只写几个字，就滔滔不绝地讲上两三个小时了，这种能力与那时的基本功训练是分不开的。有了这种功夫垫底，我常常把课堂当作了我做研究的实验室，也就是有意把一些平时没有想清楚的问题放在讲演过程中去理清楚。我还发现，往往在课堂上讲出来的东西要比正式写出来的学术文章更丰富，更深入，也更清晰。现在我已经把课堂讲课录音作为我做学问的另一条重要途径，以其通俗易懂和清晰简明形成对学术著作或文章的互补。而专题讲座则更是自由发挥自己思想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通常只要有时间，我对各地各单位邀请演讲几乎是来者不拒。其中，最经常演讲的地方一个是华中科技大学，从1990年代至今我在那里已经举行过20多次讲座，可惜留下的录音资料不多；再一个是西南政法大学，我从2004年以来三次赴西南政法大学讲学，每次一周，现已根据录音整理出版了三本书，它们是：《康德哲学讲演录》、《邓晓芒讲黑格尔》和《古希腊罗马哲学讲演录》。还有是2004年赴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讲了九讲，这个系列的录音经过整理和补充形成了《康德〈判断力批判〉释义》。再就是东南大学的系列讲座了。从2002年开始，我已三赴东南大学举办人文讲座，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讲演录，就是这三次共八场讲演的录音整理稿的集结。

东南大学这几次讲座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集中于对中国文化和中西文化比较的思考。这些话题我在别的地方也讲过，有些还收入到了其他论文集或者讲演录中，当然我每次讲同一个题目还是有些不同的，那就看临场发挥了。这里收入的八篇都是在东南大学讲的，我觉得还是发挥得比较好的。之所以集中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话题上，是因为东南大学历来强调对工科学生进行文化素养方面的熏陶，而这种熏陶，在我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我的一个观点是，中西文化是我们这个地球上距离最遥远、性质最不同的两种文化，其余的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等等都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正因为如此，这两种文化的比较是最具启发意义的。有人可能会说，既然两种文化距离最远，那么也就是说最缺乏可比性，最少比较的共同基础，怎么会有启发意义呢？但我认为，正由于文化间的这种极限距离，双方的文化根基才有可能在比较中暴露得最为彻底。至于它们的可比性的共同基础，那就是共同的人性。自从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开始，几千年来由于喜马拉雅山的阻隔，远东和西方（包括印度、阿拉伯世界等等）虽有过相互的影响，但基本上各自按照自己的方向发展，形成了两种在许多方面都呈现相反结构的文化传统。而1840年以来的中西文化碰撞终止了这种相对而言互不干涉地各自发展的道路，而把这两个极端置于剧烈的相互冲突之中。这种冲突把我们人性中最深层次的根都展示出来了。在这里，我们身为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有一种天然的理解能力，那么我们通过中西比较（而不是通过中印比较、中国和阿拉伯比较），能够最透彻地把握我们中国文化的根柢，同时反过来也最透彻地把握西方文化的根柢。这样，我们也就最透彻地把握了人性的根柢。这样一个视角，即便是西方学者，也未见得就清楚意识到了，他们出于西方中心主义，通常对中国的事情比较忽视。而中国学者则难以摆脱华夏中心主义。但我认为，这两种主义都是应当克服的，谁都不能自认为自己表达了人性的全部底蕴。真正对人性的深入了解必须在一种巨大的张力中才能做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张力。

另外一种张力就是古今的张力。中西之争不完全等同于古今之争，当然两者也有联系，但毕竟是两种不同的维度。古今之争就是要不要现代化之争，要不要发展之争。国内外都有人认为，现代化、发展，这都是一些过时了的概念，后现代主义特别强调取消这些带有启蒙理性色彩的概念。有的国家甚至就是这样做的，在他们的国家里，发展不是“硬道理”，生活的质量才是硬道理。例如有人到波兰去访问，看到那里仍然是单家独户的小农经济，虽然有现代科技，但生活方式仍然和古代没有多大差别，保持着田园牧歌式的风格，连电脑、网络都很少用。但那种舒适、自在、轻松和富裕是浮现在每个人脸上的，贫富差别很小，社会公正，秩序井然，环境保护得极好。不过我们可以羡慕他们，却不能够学他们，因为中国太大了，也太特殊了。在中国，不发展确实就是死路一条。也许一百年以后，当中国完成了现代化，特别是人的观念完成了现代化以后，我们可以像波兰一样，回到古代理想的生存方式，那时我们已经有了返回的本钱了。但现在不行，不仅是客观上做不到，而且主观上也不应该。现在的复古绝对是社会的倒退。

第三种张力是理想和现实的张力。现在一些人抵制普世价值，拒斥西方文化，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不合国情”，并认为所谓普世价值也不过是西方人的“国情”而已。这就像一只井底之蛙，当它听说外面的世界后，就想象那个世界也不过是另一个井口而已一样。但他们的论调确实很有迷惑性，因为他们诉诸现实，而中国人最讲现实。然而他们恰好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种现实，这就是发展着的现实；也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种“国情”，这就是躁动着的新国情。这种现实和国情真正是梁任公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它呼唤一种在中国传统中从来没有过的、因而目前还只是在理想中出现的价值观。尽管这种理想在西方早已成为了现实，是不是符合中国国情还有待于检验，但至少，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理想已经明显不适合于今天的国情了，虽然它在几千年的传统中本身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国情，但现在已经远离了国情。最讲国情的人其实最不懂得国情。所以我们看今天那些儒家信徒们所提出的社会改造方案，会觉得如同痴人说梦，顶多是一种“行为艺术”，只表明了他们自己个人的一种想法而已。他们高高在上，生活在古代的文本之中，对眼前发生的社会变化除了道德上的指责外，就是视若无睹、没有兴趣。相反，“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在今天虽然还被以种种借口加以贬低和排斥，倒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着现实的作用，被维权律师们援引来处理各种现实的纠纷。当然，这些价值观要真正在中国站稳脚跟还需要时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障碍就是这些“保守主义者”们的顽抗），但现在谁都可以看出，这只是个时间问题。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国社会生活汇入国际普世规范的大环境中去是不可阻挡的潮流。这就应了黑格尔的名言：“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也就是说，凡是合乎时代发展方向的，都必定会实现出来。而那些“不合理的”、即不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空想，不管它们曾经多么辉煌、多么有效地激动过人们的心，注定都会成为旧时代的挽歌。

本书的几场讲演就是在上述三种张力中展开的。在今天，谈文化问题离不开现实问题，而谈现实问题又只有通过中西、古今、现实与理想的对比才能深入。自从1980年代起，我研究中西文化比较这个课题已有二十多年了，我的观点一以贯之，从来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借鉴西方文化来批判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用这种方式促进中西文化的互相了解和中国文化的提升。这种提升，也可以说是“弘扬”。弘扬不是口头上鼓噪和宣传的事，而是需要身体力行地进行理论上的创造，中国文化有多大的生命力，就看她能否雍容大度地吸收异己文化的因素来营养自身，通过新陈代谢而排除毒素，更新自身。我把这叫作“新批判主义”，并认为这是整个21世纪中国人所必须完成的一件世纪工程。

邓晓芒，2009年1月21日，于珞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