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生命——邓晓芒讲演录》自序
这本书中所收入的是我近两三年来给大学生、研究生和社会大众所做的十几次讲演。之所以取名为“哲学与生命”，是因为我对我的哲学思考的一种看法，即我的哲学不是教出来的，不是学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它与我对生命的思考，乃至于我本人的生命历程都有密切的甚至是同一性的关系。自从四十年前，当我最初决心自学哲学的时候，我就已经把我的生命视为一种哲学的生命了，也就是说，从此我的一切生命活动都要围绕着哲学思考而旋转，我就是为哲学而生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本书中所涉及的面如此地广泛，包括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中西文化比较、企业文化、教育问题、文学问题、女性问题、翻译问题、思维方法问题等等，所有这些在我看来都是哲学问题。哲学不是一门“专业”，哲学是全部生活。
当然也有我的倾向性。我认为，我的这种倾向性不是我个人气质的倾向性，而是我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倾向性。我觉得，一个人，只要他认真地体验生活，不用一些先入之见来自欺，他就会感觉到这种倾向性。这就是对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那些病态现象追根溯源，并发现它们与我们民族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某种文化基因有关，因而升起一种反思和批判这种传统基因的欲望。的确，一个社会，如果从中央到底层民众都在齐心协力、年复一年地呼吁清除那些腐败因素，但腐败却不仅毫发无损，而且愈演愈烈，让所有的人都束手无策，那么这就不单纯是受到什么外来的影响或被什么东西所腐蚀的问题了，而要到我们民族的某种劣根性中去找原因。这就是我多年来提出“新批判主义”、大力提倡文化自我批判的缘故。但我没有料到的是，竟然会有那么多的知识精英站出来反对我的这种做法，在我看来明如白昼的事情，在他们看来却都是居心叵测的编造。但他们对我的反驳并不建立在任何站得住脚的理论分析上，通常都是用一些空洞的大帽子压人。他们远离当代中国的现实，对数千年已逝的亡灵却情有独钟，他们生活在自己幻想出来的理想世界中而丧失了对真正生活的体验能力。这很让我对中国知识分子精英失望，觉得这帮人都是一群无所作为的人，他们只会抢话筒，抢到之后就以气势压人，他们除了一股“气”之外，还有什么？由此也想到，中国文人士大夫几千年来恐怕都是这样过来的，他们在社会上起的作用，主要就是维护“祖宗之法”。每当有这样的机会，他们总是显得那么理直气壮，谁要有一点点离经叛道的嫌疑，则群起而攻之，交口而伐之，争相而表白之。所以中国历代的改革者从来没有好下场，不但生前备遭攻讦，身败名裂，甚至死后还要挫骨扬灰，遗臭万年。
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阶层，在中国还没有产生，或者正处于艰难的萌芽过程中。即使是五四知识分子群体，现在看来大多数也不过是一群建言献策的士大夫，他们渴望的是如何能够攀附某种政治力量来将自己的最新国策和权谋付之于实现，以完成自己治国平天下的雄才大略。因此一旦得手，他们骨子里头那种传统士大夫的奴性便原形毕露，这就是半个世纪来我们所看到的所谓中国知识分子被“打断了脊梁”的现象。他们所献之策是否被最高当局采纳其实都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要表现出自己的一腔忠心，至少是决无二心。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奴性人格不但使他们自己、也使中华民族深受其苦，他们不是被打断了脊梁骨，而是天生就缺少一条脊梁骨，他们是依附于“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多年来我的各种著述和讲演，其实都有一个根本性的宗旨，就是通过学术研究和建立在学术研究上的文化批判，为中国人，首先是中国知识分子建立自己的独立人格找到一个坚实的基础。我认为，虽然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也都在呼唤一种独立人格的诞生，但由于很少有人对这种独立人格需要有什么样的生存条件作深入的考察，也由于传统习惯性的思维方式的潜在影响，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中国传统儒家士大夫或者道家特立独行者的人生哲学来作为现代独立知识分子人格的安身立命之处，这种偷梁换柱的思维方式一开始就为他们在遇到强大政治压力之时的人格崩溃埋下了隐患。我的反思则是在全面检讨了中国知识分子近百年来的心路历程之后，力图重建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一种尝试。
这种重建不是恢复失落了的记忆，不是重蹈覆辙，而是改弦更张，是重新开拓。这种重新开拓虽然从西方文化和哲学中吸收了理论上的诸多观念，但本质上是基于我自己在这样一个大起大落的时代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考之上的，最终是基于我对自己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思考之上的。这种思考也可以说是一种重新思考，它的前提是批判某些东西和推翻某些东西。因为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在这方面提供了无数天经地义的教条，这些教条长期以来牢牢禁锢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头脑，使得他们每当思考人生的问题时，都不由自主地滑入既定的思路，得出既定的结论。而彻底颠覆这种思路和结论的，就是我本人对死亡的直面和沉思。关于“死”的思想使我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受到强烈的震撼，在这种震撼面前，一切励志的高调和豪言壮语都成了散落的碎片，将我还原到彻底孤独的真相。我意识到，如果不从这种生存的真相出发，我所建立的任何冠冕堂皇的人格理论都是经不起现实的拷问、也经不起理论的追究的。为此，我对西方哲学中有关死亡的理论有种特别的兴趣，我感到所谓死亡哲学实际上才是真正的人生哲学，是最彻底最到位的人生哲学，因为它不做作、不虚伪，而是肯定了人的有限性，并且是在人生的边界上来反思整个人生的意义，它最能够吻合我所经受到的死亡震撼。只有对死亡的彻悟才能使一个人变得高贵，才能使人生走出猥琐。
我们中国人通常认为，直接讨论死亡的问题表明了一个人的消极情绪，甚至是一种不正常的心态。我们从来不讨论什么是死的问题，我们只讨论“为什么而死”的问题，死得是否“值得”的问题。因为什么是死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谁死”的问题，它是最个人化的问题，比生的问题更加个人化。人的诞生肯定牵涉到父亲母亲，但人的死则只关乎个人。我们之所以不讨论死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从来不思考个人，从来没有独立的个人。我们即使考虑个人，也只是从与他人的关系中来考虑，在这种关系中，真正的个人始终是隐藏着的，个人的人格、个人的尊严、个人的精神世界都是隐藏着的。人变成了外在的、肉体的人，他被紧紧束缚在与他人、与外部世界的物质关系中。死亡哲学则给人打开了一个内心的纯精神的世界，给人的肉体生活赋予了一种超越世俗的精神意义。
因此，当我在大学生讲坛上发表这样的“怪论”时，我发现年轻人的眼睛里面都放出了异样的光芒。谁说死亡哲学是一种消极的哲学？它既不“虚无”，也不“绝望”，而是踏着虚无和绝望的底线奋力一跃。它恰好是一种经得起虚无和绝望的生命哲学，而那些通常耳熟能详的中国传统生命哲学，反倒是在虚无和绝望面前一触即溃的东西（儒家），或者本身就是一种虚无主义和绝望情绪的表现（道家）。鲁迅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没有人能说鲁迅是消极的。今天中国知识分子，要么在历史提供给他们的大舞台上扭怩作态，自以为又是一位国家的栋梁、旷世的忠臣，眼睛始终盯着上面，渴望着“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机会；要么自降身份，干些狗苟蝇营的勾当来骗得大众的仰视和名利的光环，还自以为得计，觉得自己才是这个时代的弄潮儿。这些人都是些骨子里的虚无主义者，他们那些表面上振振有词的理论，都不足以撑起一个真正独立的人格。我为他们感到悲哀，并且惋惜，因为他们毕竟比一般人有较高的智商，却没有把自己的聪明用到恰当的地方。中国的希望寄托在更年轻的一代人身上，他们生活在这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现实生活对他们的教育使他们更加不容易被忽悠，即便是还很幼稚，他们也更加喜欢用自己的眼光去评判、去探索。我相信，到他们正式踏入社会生活充当自己的角色时，我对他们说过的话可能会有些用得着的地方。我期待这一点。
邓晓芒
2011年7月6日于珞珈山